原文较长，摘要如下：
。。。。。。美国苏联史和冷战史学者长谷川毅在研究苏联、美国、日本的相关档案后得出结论－－苏联的参战使日本走投无路，做出投降决定。
早在德国投降之前的1945年初，日本战败投降已没有悬念，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投降。在二战期间，苏联一直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且《苏日中立条约》尚处于有效期内，日本希望避免苏联参战，并通过苏联调停与盟国谈判尽可能以有利于己的条件结束战争。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的目标是获得西方盟国对苏联在战争中取得利益的认可，以及以对苏联最有利的条件实施战后盟军对德国的占领，如何最大化苏联战后在亚洲的利益当然也是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在未经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美、英、中三国于7月26日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被排除在外。。。。。。波茨坦公告发布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应该如何应对。鉴于波茨坦公告中缺乏苏联签字所传达的错误信号，包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内大臣木户幸一甚至昭和天皇在内的日本高层都认为应该等待进一步与苏联接触磋商后再做决定。
。。。。。。
当地时间8月6日早8:15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小男孩”。。。。。次日下午，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内阁会议，但阁员们并没有深入讨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当日，东乡茂德发给电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紧急要求后者尽快搞清苏联态度。显然，广岛原子弹没有导致日本做出投降决定，至多是让日本高层感觉到尽快结束战争的紧迫性，而加紧寻求苏联调停。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意于8月8日下午5点会见日本大使。
斯大林对美国投下广岛原子弹感到愤怒，这明显是美国要把苏联抛开，独自享受战争胜利果实并遏制苏联作为盟国的话语权。于是，斯大林在政治局紧急会议后，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在外贝加尔时间8月9日凌晨发动进攻。
8月8日下午5点，莫洛托夫如约会见佐藤尚武。。。。。。莫洛托夫向佐藤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本于8月9日零点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声明。。。。。。8月9日清晨5:30，日本关东军报知东京的帝国大本营苏联已开始全面进攻，日本外务省很快得出结论，日本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在上午11:00召开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日本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上，日本的最高决策者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悬而未决的就剩下以什么条件投降。在8月9日夜至8月10日凌晨的御前会议上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昭和天皇决定日本以保留“国体”为唯一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
8月10日清晨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同盟国投降意愿。之后的几天，经过数次与美、苏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并在日军主战派政变未遂后，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录音通过广播向日本民众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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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前去柏林参加三国首脑会晤的斯大林突然从波茨坦打来电话，询问华西列夫斯基对远东作战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还问道，这一工作能否提前10天完成，如果可以提前，务必抢时间完成。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各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全部必需的作战物资的调运，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请求还是维持原战役计划所规定的时限为好。对此，斯大林只说了声：“那好吧！”随即就放下了电话。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能打败日军，主要是先打败了日本海军，让各地日军孤立无援。但进攻日本本土就完全不一样。日本本土还有300万军队，还可以全民皆兵，美军要拿下日本本土，难度非常大。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想急于了解苏联政府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对他说，现在日本非常惧怕苏联参战，而苏联再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日本的挑衅或进攻了。为此，他给美国大使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在不久前东京举行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日军总参谋长杉山曾向一位苏联代表建议说，日本方面很想与苏联首脑举行会晤。杉山说，德国人并不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同德国的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见杉山，所以没有给他以任何答复。日本这一作法表明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其恐惧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日本的一个高级军官竟然在这样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苏联代表进行试探。”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1904年春，为互相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沙俄和日本两伙强盗在关东大地上展开了厮杀。日军先是在旅顺口、盖县、辽阳至奉天一线大败俄军，随后又在对马海峡打得前来增援的俄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战后，日本遂夺取原来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顺海军基地，中东路沈阳至大连一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等势力范围。这样，沙俄苦心经营的中国南满地区特权全部被迫无偿地转让给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终于败在了新锐强盗的“大陆政策”之下。这使俄国人大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两国旧怨新仇交织一处，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宁的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出现后，日本出于意识形态和远东利益等多种因素，带头参与并策划了1920年前后的14国联合外部武装干涉。其实，对日本来说，干涉布尔什维主义是借口，真实动机和利害是实施蓄谋积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并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20年又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后因苏俄军民奋力苦斗，才彻底击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日军也被迫于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领的大部地区，其中包括库页岛北部。这样，日苏之间在远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的基本状况。 此后，虽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认苏联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尤其是日本却一直也没有放弃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的争夺。苏联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是其在远东地区的实际威胁，遂于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建立远东海军。这是因为，日本内阁自1927年就制定了“北进”的侵苏政策，其军部也狂妄叫嚣从北部击败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苏联政府为阻止日本“北进”，争取时间加强经济建设，扩充实力，遂于1931年底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在时隔一年之后被日本以时机尚未成熟而拒绝。苏联遂感问题严重，乃于第二年5月加强了特别远东军实力及其防务。越二年，又改远东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增设外贝加尔军区。 1936年11月，日本勾结德国法西斯签订了“德日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后者是一个旨在反苏的秘密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政治条约。至此，“东京—柏林”反苏反共轴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苏哈桑湖冲突爆发（即张鼓峰事件）。日军进攻被打退，苏军进入张鼓峰地区。此间，苏军总参谋部决定将特别远东军改为远东方面军，接着又把该方面军分成独立第1军和独立第2军。哈桑湖军事冲突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作战部前身）处长，直接协助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参与了这一战斗的指挥及善后处理，并因此得到了苏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际，蒙满边境诺门坎军事冲突爆发。实际上，这次冲突在背后是日苏间的再次军事冲突，关东军和苏军也都投入作战。结果，苏蒙联军大败日本关东军而宣告停战。 是年8月下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条约。鉴于日趋紧张的苏德关系和日美关系，日苏两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结果于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亦订立中立条约。后者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者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应保持中立。”换言之，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须保持中立；如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要保持中立。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 然而，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德军势如破竹地越过苏联西部广大地区、并于7月间发起对莫斯科的大举进攻时，日本便准备北进攻击苏联了。7月初，日本政府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规定，对北面的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随后，7月7日和16日，军部两次下达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实际不是演习，而是进攻苏联的作战）动员令。经过这两次动员，苏联边境这侧的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o余万人。苏联政府对此极为紧张，驻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访日本外相松冈一次，质问日方是否准备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在第三次（7月13日）会见时，松冈干脆冷冷地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后来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新任外相丰田不主张急于攻苏，随后参谋本部也判断德军不能在年内攻下苏联首都并结束战争，最后才决定了“在本年内不对苏联使用武力”的新方针。 后来的事件表明，日本参谋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军不仅没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里惨遭大败，以至不得不把战线后退80—100公里。但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却为此大大担心了好长时间。此间，在远东前线，远东方面军命令各部队在前沿大修筑垒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碍物，拉铁丝网，敷设雷区；太平洋舰队加强巡逻和空中侦察，并在苏联海域苏维埃湾一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一波谢特湾附近敷设大量水雷；空军部队也进入了三级战备状态。（按常规，在一级战备中，飞行员须全天候地在驾驶舱内待命；在二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机旁待命；在三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指定地点待命）。在10月以前，苏方向远东前线增派了不少的兵力，只是此后得到准确情报后，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紧的时候，把善于冬季作战的远东军11个精锐师抽调到了西线战场去打击德军。然而即使如此，随后又向远东投放了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兵力，只不过这些都是未经更多训练的部队而已。 苏德战争的第二年，即1942年，当德军把春季攻势发展为夏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进攻时，日本参谋本部又一次制订了进攻苏联并夺取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作战方案。为此，日本军部决定设立关东军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和第2军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样，后来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更加严重的失败；而苏军随后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此开始大规模反击作战等因素，日本方面才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与德军夹攻苏联的打算。自此以后，虽然日军仍在远东前线留驻着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但再也没有敢提出进攻苏联的新计划。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连连遭到美英军队的打击，如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等。另一方面，苏军已在战场上转入了对德军的反攻，如库尔斯克大会战，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战役和右岸乌克兰战役中，德军已经连遭大败，几成节节败退、望风而逃之势。 到1943年11月，当苏、美、英三国首脑首次德黑兰会晤时，斯大林就已原则上同意了在击败德国后立即着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因为，一方面，斯大林已经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终于答应了将在第二年春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是为了承担盟国义务或者回应美英两国的积极行动，也是为了尽快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彻底教训一下一直在威胁苏联的这个“小日本”。这时，斯大林认为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总参谋部下达指示，要求计算出在远东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以及兵力配置、战役保障等各种资料和数据。随后在10月间与前去会晤的丘吉尔和艾登谈话时，他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后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是，请美英两盟国在远东建立起足够2—3个月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的储备。丘吉尔和文登表示愿意承担该项义务。
原文较长，摘要如下：
。。。。。。美国苏联史和冷战史学者长谷川毅在研究苏联、美国、日本的相关档案后得出结论－－苏联的参战使日本走投无路，做出投降决定。
早在德国投降之前的1945年初，日本战败投降已没有悬念，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投降。在二战期间，苏联一直与日本保持外交关系，且《苏日中立条约》尚处于有效期内，日本希望避免苏联参战，并通过苏联调停与盟国谈判尽可能以有利于己的条件结束战争。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的目标是获得西方盟国对苏联在战争中取得利益的认可，以及以对苏联最有利的条件实施战后盟军对德国的占领，如何最大化苏联战后在亚洲的利益当然也是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在未经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美、英、中三国于7月26日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被排除在外。。。。。。波茨坦公告发布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应该如何应对。鉴于波茨坦公告中缺乏苏联签字所传达的错误信号，包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内大臣木户幸一甚至昭和天皇在内的日本高层都认为应该等待进一步与苏联接触磋商后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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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6日早8:15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小男孩”。。。。。次日下午，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内阁会议，但阁员们并没有深入讨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当日，东乡茂德发给电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紧急要求后者尽快搞清苏联态度。显然，广岛原子弹没有导致日本做出投降决定，至多是让日本高层感觉到尽快结束战争的紧迫性，而加紧寻求苏联调停。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意于8月8日下午5点会见日本大使。
斯大林对美国投下广岛原子弹感到愤怒，这明显是美国要把苏联抛开，独自享受战争胜利果实并遏制苏联作为盟国的话语权。于是，斯大林在政治局紧急会议后，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在外贝加尔时间8月9日凌晨发动进攻。
8月8日下午5点，莫洛托夫如约会见佐藤尚武。。。。。。莫洛托夫向佐藤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本于8月9日零点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声明。。。。。。8月9日清晨5:30，日本关东军报知东京的帝国大本营苏联已开始全面进攻，日本外务省很快得出结论，日本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在上午11:00召开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日本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上，日本的最高决策者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悬而未决的就剩下以什么条件投降。在8月9日夜至8月10日凌晨的御前会议上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昭和天皇决定日本以保留“国体”为唯一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
8月10日清晨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同盟国投降意愿。之后的几天，经过数次与美、苏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并在日军主战派政变未遂后，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录音通过广播向日本民众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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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前去柏林参加三国首脑会晤的斯大林突然从波茨坦打来电话，询问华西列夫斯基对远东作战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还问道，这一工作能否提前10天完成，如果可以提前，务必抢时间完成。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各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全部必需的作战物资的调运，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请求还是维持原战役计划所规定的时限为好。对此，斯大林只说了声：“那好吧！”随即就放下了电话。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能打败日军，主要是先打败了日本海军，让各地日军孤立无援。但进攻日本本土就完全不一样。日本本土还有300万军队，还可以全民皆兵，美军要拿下日本本土，难度非常大。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想急于了解苏联政府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对他说，现在日本非常惧怕苏联参战，而苏联再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日本的挑衅或进攻了。为此，他给美国大使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在不久前东京举行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日军总参谋长杉山曾向一位苏联代表建议说，日本方面很想与苏联首脑举行会晤。杉山说，德国人并不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同德国的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见杉山，所以没有给他以任何答复。日本这一作法表明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其恐惧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日本的一个高级军官竟然在这样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苏联代表进行试探。”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1904年春，为互相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沙俄和日本两伙强盗在关东大地上展开了厮杀。日军先是在旅顺口、盖县、辽阳至奉天一线大败俄军，随后又在对马海峡打得前来增援的俄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战后，日本遂夺取原来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顺海军基地，中东路沈阳至大连一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等势力范围。这样，沙俄苦心经营的中国南满地区特权全部被迫无偿地转让给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终于败在了新锐强盗的“大陆政策”之下。这使俄国人大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两国旧怨新仇交织一处，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宁的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出现后，日本出于意识形态和远东利益等多种因素，带头参与并策划了1920年前后的14国联合外部武装干涉。其实，对日本来说，干涉布尔什维主义是借口，真实动机和利害是实施蓄谋积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并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20年又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后因苏俄军民奋力苦斗，才彻底击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日军也被迫于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领的大部地区，其中包括库页岛北部。这样，日苏之间在远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的基本状况。
此后，虽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认苏联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尤其是日本却一直也没有放弃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的争夺。苏联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是其在远东地区的实际威胁，遂于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建立远东海军。这是因为，日本内阁自1927年就制定了“北进”的侵苏政策，其军部也狂妄叫嚣从北部击败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苏联政府为阻止日本“北进”，争取时间加强经济建设，扩充实力，遂于1931年底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在时隔一年之后被日本以时机尚未成熟而拒绝。苏联遂感问题严重，乃于第二年5月加强了特别远东军实力及其防务。越二年，又改远东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增设外贝加尔军区。
1936年11月，日本勾结德国法西斯签订了“德日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后者是一个旨在反苏的秘密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政治条约。至此，“东京—柏林”反苏反共轴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苏哈桑湖冲突爆发（即张鼓峰事件）。日军进攻被打退，苏军进入张鼓峰地区。此间，苏军总参谋部决定将特别远东军改为远东方面军，接着又把该方面军分成独立第1军和独立第2军。哈桑湖军事冲突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作战部前身）处长，直接协助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参与了这一战斗的指挥及善后处理，并因此得到了苏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际，蒙满边境诺门坎军事冲突爆发。实际上，这次冲突在背后是日苏间的再次军事冲突，关东军和苏军也都投入作战。结果，苏蒙联军大败日本关东军而宣告停战。
是年8月下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条约。鉴于日趋紧张的苏德关系和日美关系，日苏两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结果于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亦订立中立条约。后者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者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应保持中立。”换言之，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须保持中立；如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要保持中立。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
然而，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德军势如破竹地越过苏联西部广大地区、并于7月间发起对莫斯科的大举进攻时，日本便准备北进攻击苏联了。7月初，日本政府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规定，对北面的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随后，7月7日和16日，军部两次下达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实际不是演习，而是进攻苏联的作战）动员令。经过这两次动员，苏联边境这侧的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o余万人。苏联政府对此极为紧张，驻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访日本外相松冈一次，质问日方是否准备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在第三次（7月13日）会见时，松冈干脆冷冷地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后来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新任外相丰田不主张急于攻苏，随后参谋本部也判断德军不能在年内攻下苏联首都并结束战争，最后才决定了“在本年内不对苏联使用武力”的新方针。
后来的事件表明，日本参谋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军不仅没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里惨遭大败，以至不得不把战线后退80—100公里。但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却为此大大担心了好长时间。此间，在远东前线，远东方面军命令各部队在前沿大修筑垒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碍物，拉铁丝网，敷设雷区；太平洋舰队加强巡逻和空中侦察，并在苏联海域苏维埃湾一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一波谢特湾附近敷设大量水雷；空军部队也进入了三级战备状态。（按常规，在一级战备中，飞行员须全天候地在驾驶舱内待命；在二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机旁待命；在三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指定地点待命）。在10月以前，苏方向远东前线增派了不少的兵力，只是此后得到准确情报后，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紧的时候，把善于冬季作战的远东军11个精锐师抽调到了西线战场去打击德军。然而即使如此，随后又向远东投放了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兵力，只不过这些都是未经更多训练的部队而已。
苏德战争的第二年，即1942年，当德军把春季攻势发展为夏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进攻时，日本参谋本部又一次制订了进攻苏联并夺取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作战方案。为此，日本军部决定设立关东军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和第2军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样，后来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更加严重的失败；而苏军随后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此开始大规模反击作战等因素，日本方面才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与德军夹攻苏联的打算。自此以后，虽然日军仍在远东前线留驻着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但再也没有敢提出进攻苏联的新计划。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连连遭到美英军队的打击，如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等。另一方面，苏军已在战场上转入了对德军的反攻，如库尔斯克大会战，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战役和右岸乌克兰战役中，德军已经连遭大败，几成节节败退、望风而逃之势。
到1943年11月，当苏、美、英三国首脑首次德黑兰会晤时，斯大林就已原则上同意了在击败德国后立即着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因为，一方面，斯大林已经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终于答应了将在第二年春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是为了承担盟国义务或者回应美英两国的积极行动，也是为了尽快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彻底教训一下一直在威胁苏联的这个“小日本”。这时，斯大林认为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总参谋部下达指示，要求计算出在远东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以及兵力配置、战役保障等各种资料和数据。随后在10月间与前去会晤的丘吉尔和艾登谈话时，他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后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是，请美英两盟国在远东建立起足够2—3个月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的储备。丘吉尔和文登表示愿意承担该项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