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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新三届
一代人的光阴故事、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
321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作者简历
董进进，1950年生，高级工程师，1957年北京育英小学，1962年北京育英中学，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12月入伍通信兵总部。1975年退伍后为北京自来水公司电子车间工人。1977年3月武昌华中工学院自动化系。1980年七机部二院204所后并入706所。参加多项高科技军工项目，涉及同步卫星、火箭、导弹、神舟飞船、五座标数控机床。2002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原题
过去的春节与拜年
作者：董进进
小时候，每年爸爸都会带我们去刘莱英、张炽昌、王娅林等家拜年，还有一些人的家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张双群家搬到北京后有时也去。文革后爸爸就一定会到二院去看那些失去丈夫的老夫人们，像金星、王英禾、曲俊的爱人等，一圈人我都记不清楚了。不过不再去看蔺瑞峰他们了。
有一次拜年，车开进五街坊，蔺瑞峰的老婆看到我们来了，立刻就躲到墙的拐角躲起来了，生怕我们看到她，不过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整个过程。文革中他们家表现得特别不好，没脸再见爸爸了。
蔺瑞峰是父亲从四川的二野军大一总队带过来的，文革明明是他跑到我家说什么中央的57号文件，我就坐在四方桌一边，爸爸在东边，我在北边，他在西边，离他就二尺。造反派知道后，逼着蔺瑞峰说是爸爸向他讲的中央57号文件，是爸爸伪造中央57号文件。蔺瑞峰为了解自己之难，硬说是爸爸告诉他的。他又不像刘英，刘英文革后到家里来向爸爸承认错误和悔过，所以爸爸也原谅了他（刘英是父母抗日战争时期冀南的老战友，和母亲同在冀南团结报社工作。文革虽然是保守派，但整起爸爸来最狠。
记得父亲告诉我，造反派整他只是皮肉受苦，被游街，被轮番批斗，被打，被侮辱，整不到要害。刘英他们是干部知道如何整人，刀刀见血，往你要害处通，非要治你政治生命的死罪。我大姐出问题后，因为他是老战友，所以让他出的介绍信解决的问题。文革中他把这件事捅出去，逼疯了我大姐。
记得那晚我们正在吃晚饭，正好有一盘炒大白菜，大姐说这盘大白菜如何如何……让人发笑的话说出来，我和其他几个子女就笑出来。父亲突然拍响了桌子大声地说，你们看不出来你们的大姐病了？！这下我们才感觉大姐可能出了问题。要不父亲不会这么生气。果真经过医生鉴定确诊大姐精神分裂了。后来大姐犯病的时候，会把一桌的饭菜掀翻，会用开水往父亲脸上泼，会脱光了衣服。有几年还会跑到外地，有一次取出钱到天安门广场撒，鞋也没了，一个好心人给她买了一双鞋，又把大姐送回家。在这里再次感谢他！
2011年我回北京，去刘英家让他爱人辨认冀南团结日报的照片合影的成员名字。她告诉我我大姐文革后去过他家好几次，估计是质问刘英的恶劣行径和讨说法，他毁了我大姐的一生，人心是如此狠毒。
蔺瑞峰就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文革中他做得太过分了。他知道承认错误爸爸在心里也不会原谅他，所以他也就干脆不承认错误和我家永远断绝了关系（因为都是四川人，文革前，他经常会让他家的老阿姨给我们家送泡好的四川泡菜）。
文革前的春节，爸爸要去很多人家拜年，我常跟着去，有几次回来时都要去中国美术馆，看副馆长张谔。他是大伯董启文的老战友，爸爸每次都从他那借回一些世界名画、世界雕塑的精美画册。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伦勃朗的画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画册，我也经常看，所以之后也特别喜欢油画，喜欢世界名画，喜欢雕塑。只要有好的画展我都去看。记得意大利复兴时期的画展是在北京展览馆，还有在军博和中国美术馆的几次我也都去了。不过我就是不喜欢毕加索的像积木堆切起来的变形的油画，没有美感，只有抽象的线条和扭曲的人体。我感谢爸爸带我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打开我欣赏艺术美的灵魂。
（张谔夫人的妹妹和董启文是好友，曾经追求过董启文，所以董启文将董启翔和黄玉清的女儿放到她那代养，几年后我四叔和其他人去接董启翔的女儿，他们说病死了。不过四叔告诉我在他们家里见到一个和董启翔女儿一样大的女孩。四叔认为她就是董启翔和黄玉清的女儿。她应该和我三叔有大约25%的相同基因段。和我们有大约12%的相同的基因段。后来才知道她是他们自己的女儿，和我大姑董启翔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还跑到武钢董启翔的家冒充董启翔的女儿。最后在她睡的地方发现一封信，商量如何骗董启翔才被揭露出来。）
逛厂甸，是文革前的春节重点节目。几乎每年都去，一般爸爸妈妈不给我们买任何东西，只是看热闹。记得妈妈有一次买了一个心里美萝卜，它被交叉切成连在一起的长条块，我们每个人就掰着吃，由于这个特别甜，水分也很多所以就记住了。还记得有一次爸爸给我和建建买了一个棉花糖，我和建建要轮着吃。
还记得有一次，大家都特别饿了，妈妈就买了几个炸糕，不过突然有个穿得特别破烂的人，可能是疯子从妈妈手里抢走了一个炸糕。因为是突发事件所以记得很清楚。
那时看到有很多风车的大风车、长长的糖葫芦，也想要，但是因为孩子多，爸爸和妈妈都不买。好像买过只有一个风车的小风车。那时逛厂甸的人特别多，人挨人，人挤人，特别热闹。
文革后，1999年又恢复了厂甸，妈妈已经去世，爸爸和我们特意去再逛了一次厂甸，重温以前的生活，不过人不多，只有耍龙的和西游记的一行人。也再没有以前的味道了。不过我还是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留念。小时候就没有拍很是后悔，因为没想到以后会取消。
2001年春节逛厂甸
文革前过春节还是很热闹和记忆犹新的，七机部二院也举行舞会、游艺。建建就和爸爸跳舞，院里安排的是跳的最好的大辫子姑娘（长辫子一直垂到脚跟）和爸爸跳，爸爸每次都拒绝，只和建建跳。我觉得爸爸这样处理很对，否则又有流言蜚语，那时野心家想往上爬的人还是很多的，巴不得搞点花边新闻。然后我和建建就会在那下国际象棋，也是爸爸在那里教会我和建建下国际象棋，所以家里以后也有了，并且我们常常下。再后来长大了，很多人都没想到我们会下国际象棋，这让我们很自豪。
那时北京最好的节目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有游艺、电影，文艺节目。因为我们小，最喜欢往游艺厅跑，去玩游艺挣奖品。我记得我的水平不高，所以很难挣到一等、二等奖，总是三等四等奖。因为当时的票多，我们可以连着去三天，所以可以特别尽兴。爸爸每次都陪我们一起去，和我们一起玩。然后就会去跳舞厅跳交际舞，最后去大礼堂看演出。那时印象深的是：东方歌舞团《蛇与猎人》《金鱼舞》。印象深的原因是舞者扭动身躯特别婀娜多姿，爸爸也很喜欢看，后来我也经常像金鱼和蛇扭动身躯，也特别好看。
有时我们也去看电影，都是外面没放过的（好像有《白夜》我们也看不懂），不过也就是看几眼，太晚了就回家了。文革后我记得也参加过一次。那时大了，主要去看电影了，没想到在我旁边占位子的是李双江和一个女的一起。那时也没有位子，就是席地而坐。只记得是外国片子，但是名字却忘记了（是《红舞鞋》吗？）。不过我还是到游艺厅看了一圈，回忆着文革前的情景，也跑到演出大厅看了一眼，看看10年之后这里的气氛和感觉。是呀，经过风风雨雨我们长大了。再后来人民大会堂也就不再举办春节联欢会了。美好的记忆和体验就此终结，直到今天才来回忆。
左一拿着钓竿的是吴悠，右一是爸爸董启强
文革后父亲董启强带着外孙、孙女去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会，和我们小时候一样，爸爸带他们在游戏厅挣奖券。
文革后过春节，因为有炊事员，每年春节大家就计划春节晚饭，每年妈妈都让我出菜单。我和他们互相配合，搞得还不错。第一年好像是每个人做一个菜。都都做的红焖大虾味道特别好，我和小胡做的熏鱼也受到欢迎。第二年我做的香酥鸡也很受好评。
记得都都买了许多礼花炮，放得很好看（以后几年我也买过几次），石平也从海淀分局弄来许多被没收的二踢脚，大家就冲着张XX的家放，声音又响，飞得也远。都飞到张XX家的玻璃上。主要是发泄对张XX的不满，文革中他害我们家所有的人。文革前他不过10:30pm他决不从我家走，天天来我家拍马屁。星期天我们家去13陵他也去，我们去颐和园他也去，我们去运河游泳他也去。有一次在运河的路边发现一个大王八，他不拿回家让我们拿回家，可见拍马屁的工夫到家了。文革一到就翻脸要夺权，想往上爬。参加造反派916，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不过文革前爸爸就告诉我，他乘爸爸去马列学校学习的机会，大肆安插他的人，早就想夺权了。
所以二院的干部特别不团结，也特别复杂。你想有野心家就不可能有和平盛世。经常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歪曲事实。让上级领导对爸爸不满意。还让爸爸检查了一次。想修礼堂，副院长就打了好几次小报告。几次重建都流产，1964年经济好转，都需要穿爱国布，要吃爱国鸡蛋，所以爸爸不想让各单位到处借礼堂花大钱又开始要把烂尾的礼堂修好，副院长有向上级打小报告，停止了在此修建礼堂，为此各单位每年借礼堂的花费可以盖很多个礼堂，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文革中就更凸显了二院的复杂性。派性夹杂着争权夺利，异常复杂。所以爸爸受了太多的苦，得到不公正地对待，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所以文革结束后立刻就离开了二院。（那时父亲也到处活动想回部队，916造反派很多人的父母都是6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一听说要去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就是通过他们的关系去搅黄。）不过这一年我们可是大大地发泄了一次。让张XX明明白白知道我们对他的不满。他死后都不敢在七机部二院发布告，可见他知道他在二院是臭透了，他也知道他的丑行人们不会原谅他。文革后我们去养蜂夹道游泳经常可以见到他，爸爸和我们从来不理他，就连他的亲家刘宣都不理他。可见他的人缘是如何差了。
刘宣就讲，他们俩都参加了造反派916，文革后因为张XX认识张上将，巧弄舌黄，骗了张上将，结果给他作结论，张上将特意关照，没有写他是造反派，还重用了他，让他到八机部当了副部长。因为刘宣和张上将的关系不深，又不会巧弄舌簧，结果结论就是造反派，也不能重用。他一直为这事不满，一见到爸爸就发牢骚。所以许多的事特别不公平。你想张XX也会到张上将那进谗言，所以爸爸一直被压着。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上将喜欢溜须拍马的，我们二院两个顶级水平溜须拍马的都让他中了招，一个是这个张XX，另一个是梁X，他和张上将出差遇上了，在火车里，张上将说要提拔父亲董启强当七机部的副部长。主要是父亲能力强，领导水平高。这个梁X说父亲也不是人们说的那么能力强、水平高。七说八说、七拍八拍的，得让张上将晕了头，也不调查误信谗言。结果没有提拔父亲当副部长，结果提拔了这个局级干部二院物资部部长当了七机部的副部长。
父亲比张上将这点强，不看你说的，不看你如何溜须拍马，就看你的工作，是支持团结还是搞分裂，是否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所以这两个人始终不在父亲合手的班子队伍里。
父亲虽然没有当上七机部副部长却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理顺了他们的科研管理体系，建立了高水平的计算机软件队伍和硬件队伍，提前两年只用了五千万经费研制出我国首台亿次计算机银河机（立项给了2个亿）。所以才会有现在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站在了世界的最顶端。
记得文革后安排工作，在七部二院旁边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看到父亲在文革的正确表现，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让父亲去他们那当领导，中央组织部也提出一个新的国家科研国家部门当秘书长，父亲都没同意，父亲一定要回部队。最终父亲去了国防科技大学降级当了副政委（正职位子都已经配备了人，真是又委屈了父亲）。
搬到第九干休所后，我们也放过礼花和炮仗，有几年放的人特别多，到处是烟雾，妈妈都受不了。那时火警也特别多，之后就禁放了。热热闹闹的春节也就画上了句号。大年三十人也聚不齐，有时是初三家里才能聚齐吃一顿好的。
文革后，有几次春节还去过军博春节联欢晚会，也有游艺，电影，演出，不过和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差太远了，以后也就不去了。去军博看内部电影（很长一段时间每周放内部的没公演的外国电影，我们几乎每周都去）。
妈妈去世后，那时的春节大年三十也就是我和爸爸在一起，还有保姆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约上朋友老乡就乐和去了。我想这时爸爸就该想，如果多几个儿子，咱家也会热闹啦。出国后我也就再没有在家过春节了。爸爸现在又去世了，估计国内的春节很难再回去过了。
现在也就是在电视上和丈夫一起看春节晚会，点评那个节目好，比较今年的和往年的差别。是好？是烂?也没有太多的意思。所以回忆以前的春节还有点意思，还能想起失去的亲情。
再见了，我们家的春节！
绝大多数党员，包括绝大多数在各级做领导的党员，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弱点，有缺陷，有一定程度的私心，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他们的职位上
是称职的维持社会各种功能的运转。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有他们不可缺少的贡献。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懂得中国现在的社会，也不配来谈什么历史。
我们这些人，目睹过文革和以后的各种政治风波，不愿意去掺和政治。但是你要是在国内，干出成绩了，
就得入党，往上升。比如从县到市到省的领导，那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老百姓的生活的责任。你当然得学会说人话说鬼话，怎么对付各种势力，怎么迎合上级，但是这个位置的中心的责任在那里你是躲不掉的。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自恃清高，只会对别人指手划脚，求全责备，其实自己到那个位置还不如人家，也许更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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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新三届
一代人的光阴故事、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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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作者简历
董进进，1950年生，高级工程师，1957年北京育英小学，1962年北京育英中学，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12月入伍通信兵总部。1975年退伍后为北京自来水公司电子车间工人。1977年3月武昌华中工学院自动化系。1980年七机部二院204所后并入706所。参加多项高科技军工项目，涉及同步卫星、火箭、导弹、神舟飞船、五座标数控机床。2002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原题
过去的春节与拜年
作者：董进进
小时候，每年爸爸都会带我们去刘莱英、张炽昌、王娅林等家拜年，还有一些人的家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张双群家搬到北京后有时也去。文革后爸爸就一定会到二院去看那些失去丈夫的老夫人们，像金星、王英禾、曲俊的爱人等，一圈人我都记不清楚了。不过不再去看蔺瑞峰他们了。
有一次拜年，车开进五街坊，蔺瑞峰的老婆看到我们来了，立刻就躲到墙的拐角躲起来了，生怕我们看到她，不过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整个过程。文革中他们家表现得特别不好，没脸再见爸爸了。
蔺瑞峰是父亲从四川的二野军大一总队带过来的，文革明明是他跑到我家说什么中央的57号文件，我就坐在四方桌一边，爸爸在东边，我在北边，他在西边，离他就二尺。造反派知道后，逼着蔺瑞峰说是爸爸向他讲的中央57号文件，是爸爸伪造中央57号文件。蔺瑞峰为了解自己之难，硬说是爸爸告诉他的。他又不像刘英，刘英文革后到家里来向爸爸承认错误和悔过，所以爸爸也原谅了他（刘英是父母抗日战争时期冀南的老战友，和母亲同在冀南团结报社工作。文革虽然是保守派，但整起爸爸来最狠。
记得父亲告诉我，造反派整他只是皮肉受苦，被游街，被轮番批斗，被打，被侮辱，整不到要害。刘英他们是干部知道如何整人，刀刀见血，往你要害处通，非要治你政治生命的死罪。我大姐出问题后，因为他是老战友，所以让他出的介绍信解决的问题。文革中他把这件事捅出去，逼疯了我大姐。
记得那晚我们正在吃晚饭，正好有一盘炒大白菜，大姐说这盘大白菜如何如何……让人发笑的话说出来，我和其他几个子女就笑出来。父亲突然拍响了桌子大声地说，你们看不出来你们的大姐病了？！这下我们才感觉大姐可能出了问题。要不父亲不会这么生气。果真经过医生鉴定确诊大姐精神分裂了。后来大姐犯病的时候，会把一桌的饭菜掀翻，会用开水往父亲脸上泼，会脱光了衣服。有几年还会跑到外地，有一次取出钱到天安门广场撒，鞋也没了，一个好心人给她买了一双鞋，又把大姐送回家。在这里再次感谢他！
2011年我回北京，去刘英家让他爱人辨认冀南团结日报的照片合影的成员名字。她告诉我我大姐文革后去过他家好几次，估计是质问刘英的恶劣行径和讨说法，他毁了我大姐的一生，人心是如此狠毒。
蔺瑞峰就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文革中他做得太过分了。他知道承认错误爸爸在心里也不会原谅他，所以他也就干脆不承认错误和我家永远断绝了关系（因为都是四川人，文革前，他经常会让他家的老阿姨给我们家送泡好的四川泡菜）。
文革前的春节，爸爸要去很多人家拜年，我常跟着去，有几次回来时都要去中国美术馆，看副馆长张谔。他是大伯董启文的老战友，爸爸每次都从他那借回一些世界名画、世界雕塑的精美画册。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伦勃朗的画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画册，我也经常看，所以之后也特别喜欢油画，喜欢世界名画，喜欢雕塑。只要有好的画展我都去看。记得意大利复兴时期的画展是在北京展览馆，还有在军博和中国美术馆的几次我也都去了。不过我就是不喜欢毕加索的像积木堆切起来的变形的油画，没有美感，只有抽象的线条和扭曲的人体。我感谢爸爸带我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打开我欣赏艺术美的灵魂。
（张谔夫人的妹妹和董启文是好友，曾经追求过董启文，所以董启文将董启翔和黄玉清的女儿放到她那代养，几年后我四叔和其他人去接董启翔的女儿，他们说病死了。不过四叔告诉我在他们家里见到一个和董启翔女儿一样大的女孩。四叔认为她就是董启翔和黄玉清的女儿。她应该和我三叔有大约25%的相同基因段。和我们有大约12%的相同的基因段。后来才知道她是他们自己的女儿，和我大姑董启翔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还跑到武钢董启翔的家冒充董启翔的女儿。最后在她睡的地方发现一封信，商量如何骗董启翔才被揭露出来。）
逛厂甸，是文革前的春节重点节目。几乎每年都去，一般爸爸妈妈不给我们买任何东西，只是看热闹。记得妈妈有一次买了一个心里美萝卜，它被交叉切成连在一起的长条块，我们每个人就掰着吃，由于这个特别甜，水分也很多所以就记住了。还记得有一次爸爸给我和建建买了一个棉花糖，我和建建要轮着吃。
还记得有一次，大家都特别饿了，妈妈就买了几个炸糕，不过突然有个穿得特别破烂的人，可能是疯子从妈妈手里抢走了一个炸糕。因为是突发事件所以记得很清楚。
那时看到有很多风车的大风车、长长的糖葫芦，也想要，但是因为孩子多，爸爸和妈妈都不买。好像买过只有一个风车的小风车。那时逛厂甸的人特别多，人挨人，人挤人，特别热闹。
文革后，1999年又恢复了厂甸，妈妈已经去世，爸爸和我们特意去再逛了一次厂甸，重温以前的生活，不过人不多，只有耍龙的和西游记的一行人。也再没有以前的味道了。不过我还是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留念。小时候就没有拍很是后悔，因为没想到以后会取消。
2001年春节逛厂甸
文革前过春节还是很热闹和记忆犹新的，七机部二院也举行舞会、游艺。建建就和爸爸跳舞，院里安排的是跳的最好的大辫子姑娘（长辫子一直垂到脚跟）和爸爸跳，爸爸每次都拒绝，只和建建跳。我觉得爸爸这样处理很对，否则又有流言蜚语，那时野心家想往上爬的人还是很多的，巴不得搞点花边新闻。然后我和建建就会在那下国际象棋，也是爸爸在那里教会我和建建下国际象棋，所以家里以后也有了，并且我们常常下。再后来长大了，很多人都没想到我们会下国际象棋，这让我们很自豪。
那时北京最好的节目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有游艺、电影，文艺节目。因为我们小，最喜欢往游艺厅跑，去玩游艺挣奖品。我记得我的水平不高，所以很难挣到一等、二等奖，总是三等四等奖。因为当时的票多，我们可以连着去三天，所以可以特别尽兴。爸爸每次都陪我们一起去，和我们一起玩。然后就会去跳舞厅跳交际舞，最后去大礼堂看演出。那时印象深的是：东方歌舞团《蛇与猎人》《金鱼舞》。印象深的原因是舞者扭动身躯特别婀娜多姿，爸爸也很喜欢看，后来我也经常像金鱼和蛇扭动身躯，也特别好看。
有时我们也去看电影，都是外面没放过的（好像有《白夜》我们也看不懂），不过也就是看几眼，太晚了就回家了。文革后我记得也参加过一次。那时大了，主要去看电影了，没想到在我旁边占位子的是李双江和一个女的一起。那时也没有位子，就是席地而坐。只记得是外国片子，但是名字却忘记了（是《红舞鞋》吗？）。不过我还是到游艺厅看了一圈，回忆着文革前的情景，也跑到演出大厅看了一眼，看看10年之后这里的气氛和感觉。是呀，经过风风雨雨我们长大了。再后来人民大会堂也就不再举办春节联欢会了。美好的记忆和体验就此终结，直到今天才来回忆。
左一拿着钓竿的是吴悠，右一是爸爸董启强
文革后父亲董启强带着外孙、孙女去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会，和我们小时候一样，爸爸带他们在游戏厅挣奖券。
文革后过春节，因为有炊事员，每年春节大家就计划春节晚饭，每年妈妈都让我出菜单。我和他们互相配合，搞得还不错。第一年好像是每个人做一个菜。都都做的红焖大虾味道特别好，我和小胡做的熏鱼也受到欢迎。第二年我做的香酥鸡也很受好评。
记得都都买了许多礼花炮，放得很好看（以后几年我也买过几次），石平也从海淀分局弄来许多被没收的二踢脚，大家就冲着张XX的家放，声音又响，飞得也远。都飞到张XX家的玻璃上。主要是发泄对张XX的不满，文革中他害我们家所有的人。文革前他不过10:30pm他决不从我家走，天天来我家拍马屁。星期天我们家去13陵他也去，我们去颐和园他也去，我们去运河游泳他也去。有一次在运河的路边发现一个大王八，他不拿回家让我们拿回家，可见拍马屁的工夫到家了。文革一到就翻脸要夺权，想往上爬。参加造反派916，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不过文革前爸爸就告诉我，他乘爸爸去马列学校学习的机会，大肆安插他的人，早就想夺权了。
所以二院的干部特别不团结，也特别复杂。你想有野心家就不可能有和平盛世。经常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歪曲事实。让上级领导对爸爸不满意。还让爸爸检查了一次。想修礼堂，副院长就打了好几次小报告。几次重建都流产，1964年经济好转，都需要穿爱国布，要吃爱国鸡蛋，所以爸爸不想让各单位到处借礼堂花大钱又开始要把烂尾的礼堂修好，副院长有向上级打小报告，停止了在此修建礼堂，为此各单位每年借礼堂的花费可以盖很多个礼堂，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文革中就更凸显了二院的复杂性。派性夹杂着争权夺利，异常复杂。所以爸爸受了太多的苦，得到不公正地对待，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所以文革结束后立刻就离开了二院。（那时父亲也到处活动想回部队，916造反派很多人的父母都是6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一听说要去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就是通过他们的关系去搅黄。）不过这一年我们可是大大地发泄了一次。让张XX明明白白知道我们对他的不满。他死后都不敢在七机部二院发布告，可见他知道他在二院是臭透了，他也知道他的丑行人们不会原谅他。文革后我们去养蜂夹道游泳经常可以见到他，爸爸和我们从来不理他，就连他的亲家刘宣都不理他。可见他的人缘是如何差了。
刘宣就讲，他们俩都参加了造反派916，文革后因为张XX认识张上将，巧弄舌黄，骗了张上将，结果给他作结论，张上将特意关照，没有写他是造反派，还重用了他，让他到八机部当了副部长。因为刘宣和张上将的关系不深，又不会巧弄舌簧，结果结论就是造反派，也不能重用。他一直为这事不满，一见到爸爸就发牢骚。所以许多的事特别不公平。你想张XX也会到张上将那进谗言，所以爸爸一直被压着。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上将喜欢溜须拍马的，我们二院两个顶级水平溜须拍马的都让他中了招，一个是这个张XX，另一个是梁X，他和张上将出差遇上了，在火车里，张上将说要提拔父亲董启强当七机部的副部长。主要是父亲能力强，领导水平高。这个梁X说父亲也不是人们说的那么能力强、水平高。七说八说、七拍八拍的，得让张上将晕了头，也不调查误信谗言。结果没有提拔父亲当副部长，结果提拔了这个局级干部二院物资部部长当了七机部的副部长。
父亲比张上将这点强，不看你说的，不看你如何溜须拍马，就看你的工作，是支持团结还是搞分裂，是否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所以这两个人始终不在父亲合手的班子队伍里。
父亲虽然没有当上七机部副部长却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理顺了他们的科研管理体系，建立了高水平的计算机软件队伍和硬件队伍，提前两年只用了五千万经费研制出我国首台亿次计算机银河机（立项给了2个亿）。所以才会有现在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站在了世界的最顶端。
记得文革后安排工作，在七部二院旁边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看到父亲在文革的正确表现，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让父亲去他们那当领导，中央组织部也提出一个新的国家科研国家部门当秘书长，父亲都没同意，父亲一定要回部队。最终父亲去了国防科技大学降级当了副政委（正职位子都已经配备了人，真是又委屈了父亲）。
搬到第九干休所后，我们也放过礼花和炮仗，有几年放的人特别多，到处是烟雾，妈妈都受不了。那时火警也特别多，之后就禁放了。热热闹闹的春节也就画上了句号。大年三十人也聚不齐，有时是初三家里才能聚齐吃一顿好的。
文革后，有几次春节还去过军博春节联欢晚会，也有游艺，电影，演出，不过和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差太远了，以后也就不去了。去军博看内部电影（很长一段时间每周放内部的没公演的外国电影，我们几乎每周都去）。
妈妈去世后，那时的春节大年三十也就是我和爸爸在一起，还有保姆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约上朋友老乡就乐和去了。我想这时爸爸就该想，如果多几个儿子，咱家也会热闹啦。出国后我也就再没有在家过春节了。爸爸现在又去世了，估计国内的春节很难再回去过了。
现在也就是在电视上和丈夫一起看春节晚会，点评那个节目好，比较今年的和往年的差别。是好？是烂?也没有太多的意思。所以回忆以前的春节还有点意思，还能想起失去的亲情。
再见了，我们家的春节！
绝大多数党员，包括绝大多数在各级做领导的党员，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弱点，有缺陷，有一定程度的私心，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他们的职位上
是称职的维持社会各种功能的运转。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有他们不可缺少的贡献。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懂得中国现在的社会，也不配来谈什么历史。
一样。我有很多朋友和同学是国内一定级别的党员领导。图象化地把这样的一批人都描述成无恶不做的贪官是政治幼稚的表现。很简单， 要是这样的话，中国还能发展到现在么，早垮台了。
我们这些人，目睹过文革和以后的各种政治风波，不愿意去掺和政治。但是你要是在国内，干出成绩了，
就得入党，往上升。比如从县到市到省的领导，那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老百姓的生活的责任。你当然得学会说人话说鬼话，怎么对付各种势力，怎么迎合上级，但是这个位置的中心的责任在那里你是躲不掉的。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自恃清高，只会对别人指手划脚，求全责备，其实自己到那个位置还不如人家，也许更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