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伯达谈毛、刘关系破裂之内情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
（本文转自公众号，作者“桃源问津”。内容基本都是直接引用陈伯达的原述，供对中共历史感兴趣的网友参考。） 【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担任毛泽东的首席秘书。“文革”中,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70年被隔离审查。1971年入秦城监狱。1981年被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获刑18年，同年获准保外就医。1989年去世，终年86岁。】
毛、刘关系逐渐恶化的历史成因,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陈伯达晚年在回忆往事时，曾多次谈及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自然灾害、党在工作上的失误、苏联断绝经济援助,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外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对此感到高兴,感到有机可乘。蒋介石派遣了一些武装人员袭扰沿海,中印边界也发生了战事。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重提了阶级斗争。
毛主席从苏联的变化中受到了刺激,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稳定因素,存在倒退的可能。……我们不讳言自己的失误,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错误。但是,只要回想一下那几年很多公共汽车顶上都背着一个大气包的情景,就应明白赫鲁晓夫撕毁合同,中断石油等物资的供应,给中国经济的打击。
苏联的变化引起毛主席的思索。他认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共产党内部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对下压迫群众,对上欺骗拉拢。毛主席认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终归是要搞资本主义。……所以他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这个词最早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叫的,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中央采纳王任重的意见,改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的重点是要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
“四清”的两个文件,“前十条”是毛主席主持的,彭真负责起草,很多重要的段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后十条”少奇同志管得多些,田家英负责起草。我按照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意见，参加了两个文件的讨论修改。
当时刘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是赞成搞“四清”的。通过“四清”蹲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同志摆脱了高高在上的状态。大家深入农村,接触了农民,了解到农村基层的许多情况。
那时,毛主席对文艺界的工作也很不满意,认为文艺没有很好做到为工农兵服务。毛主席要我转告周扬同志,让他下去到农村接触实际。毛主席还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如果他不愿意下去,可以派军队让他下去。”这虽是一句气话,但表明毛主席态度很严肃。
我和周扬同志谈了,又和天津市的同志谈,要天津市给周扬同志安排一个离市不太远的地方。天津市的同志安排了小站。周扬同志去后,我去看他。那时他是住在一个支部书记的家中。我向他建议,最好不住在支部书记家,住到普通农民家,群众反映问题方便些。结果这样一个变动，群众反响很大,纷纷揭发支部书记的问题。
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四清”的报告后来被中央批转了,少奇同志写了批语,毛主席也称赞过。现在小站“四清”被完全否定了。这事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我在报上看到,那个翻了案的干部说她是受国民党特务陈伯达的迫害,集体向她进行退赔,现在还欠她四千多元钱。四千多元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通货膨胀，她一个农村支部书记,又不参加劳动,哪来那么多钱?
说我是国民党特务,也是一件怪事。特务总是有组织的,怎么也没有人问一问我这个特务都和谁联系?再说特务总得有任务,难道给我这个特务的任务就是写《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编出这种瞎话只能让国民党看笑话。
少奇同志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他与毛主席的差别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基层,在下面;而毛主席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上面,在党内的当权派。少奇同志与毛主席历史上就有过一些分歧,这时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
关于毛、刘两人在历史上的分歧，晚年陈伯达这样说——
刘少奇同志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歧大概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给续范亭（原西北军将领,后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续范亭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当时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话,表示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的和战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意见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1年对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批语,毛主席有过批评意见。但那时的不一致,是党内同志之间的正常现象,毛主席并没有当成大的问题。
从总的方面说,毛主席对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后高岗拿少奇的天津讲话攻击少奇,说少奇不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当时毛主席是反对高岗的,是保护少奇的。
当然,高岗的话可能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后来毛主席继续与少奇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就把过去的分歧联系了起来。
关于对毛主席讲的1962年的右倾问题，晚年陈伯达说——
大概指的是两件事。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了报告。说造成“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毛主席另有看法，认为在之前的“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来了个一片黑暗，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呢？”
另一件事指的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做法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省就搞过一次,那次搞得不成功。……1962年,陈云同志听了他的一个江苏同乡的建议,认为可以搞包产到户。他这个同乡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名叫陈永康。
有一天,田家英来找我,说陈云的意见他已经和少奇、小平同志说过了,大家都同意。他对我说:“你什么都不要说,我去找毛主席谈。”结果他去找毛主席谈后,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要我立即起草一个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这是1962年夏天的事。
关于毛主席1970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他是在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晚年陈伯达这样说——
那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天毛主席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在说刘少奇不许他发言。
针对有人不理解，认为即使在一般的单位,第一把手的发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断了,不能讲完,也会被看成是不寻常的事。刘少奇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犯糊涂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讲话？晚年陈伯达说——
我也不明白,按理是不应该出现这种事的。……毛、刘冲突后的一天晚上,毛主席连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个文件。他口说,我匆匆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做了几次修改,经中央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文件就是 “二十三条”。
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 避免事情发展。我与列席会议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
为调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关系,我做过几次努力,这一点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清楚的。后来毛主席批少奇同志时,说我在他和少奇之间搞投机,就是指我调和他们的关系的事。我夹在他们两位之间, 很难啊!对毛主席最后确定了的事,我也只能服从。秘书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
有一次,少奇同志说他那里缺秘书,我曾说过,我可以给他当秘书。这是随口说的话。“文革”中,江青就经常拿这件事攻击我,说我愿意给刘少奇当秘书,不愿意给毛主席当秘书了。
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是有过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对我也并不满意,经常批评我“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可是连外国人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助手,我怎么可能自己离开主席呢？……我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总是要服从毛主席的意见,这是大局。在这点上,我没有过多的想法。”
1957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整风反右运动”，但至今人们没有看到陈伯达专为“反右斗争”写过什么文字。当然,陈伯达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央做出的“反右”决策提出异议,他没有超越时空的见解,只是一个消极分子而已。
晚年，陈伯达回忆1957年的情况时,说——
这一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我觉得毛主席的提法与我1月份写给他的信中提出的“调整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的提法是有联系的。毛主席在“人民内部”后面加了“矛盾”两个字,比我的提法更明确、更理论化。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主要是由我整理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58-359页的注文,毛主席于5月10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第一次修改稿上批示——
印小型12份,大型三份,连原稿送来。版留。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五月十日。
这段注文印证了陈伯达晚年的回忆是准确的。
毛泽东在1957年3月10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不久以前,陈伯达同志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搞基层选举,就是这样的。有些干部贪污了,叫他把钱吐出来,向群众认错,结果群众批评了他之后,干部仍旧当选。这个经验很好。
毛泽东讲的这个事例，说明陈伯达主张“整风”应当是和风细雨地进行。
晚年，陈伯达谈到“整风”开始以后的一些情况——
我的印象,整风开始以后,李维汉代表统战部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的发言,认为这些发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错误的。统战部的报告对毛主席有较大的影响。后来民主党派互相之间也出现矛盾。黄炎培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求约我谈话。我过去没有单独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谈过话,这件事我自己不能做主,就去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说:“你可以和他谈,但时间不要太长了。”黄炎培主要和我谈了章乃器的一些情况,对章乃器很有意见。谈话以后我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当时,北京大学也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新华社和北京大学党委向中央反映,认为情况严重,说是北大已成了海德公园了。毛主席叫我去看一看,我就去看了。其实,学生的大字报就是给学校党委和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回来以后我向毛主席谈了我的看法。
关于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这件事,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曾这样谈到过——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1957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
上述情况表明,陈伯达当时确实对中央以及新华社一些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持不同看法,认为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情况。
晚年，陈伯达谈了“整风”转变为“反右”以后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当时，陈嘉庚先生对一些人提出“轮流坐庄”也是反感的。应当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当时一些领导同志对情况的估计超出了实际。在反右开始以后,仅凭在整风中有一些言论,有些还只是一时看来是错误的言论,而不看一个人的一贯表现,就都定为右派分子,这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中央当时做出“反右”的决定,与那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也是有关系的。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印象是深刻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发生同类事件。同时,由于在各地的“整风”中还出现了一些反对苏联的言论,苏联方面提出质问，这些情况对中央的决策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中央的决策发生错误,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我参加过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那次会上对各地的领导人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当时很惊讶,人总是会说错话的,这样抓紧时间去专门收集言论,牵涉的人就多了……
针对有人不理解，认为即使在一般的单位,第一把手的发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断了,不能讲完,也会被看成是不寻常的事。刘少奇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犯糊涂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讲话？
他不是一个表面上的“老夫子”。
晚年陈伯达谈毛、刘关系破裂之内情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
（本文转自公众号，作者“桃源问津”。内容基本都是直接引用陈伯达的原述，供对中共历史感兴趣的网友参考。）
【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担任毛泽东的首席秘书。“文革”中,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70年被隔离审查。1971年入秦城监狱。1981年被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获刑18年，同年获准保外就医。1989年去世，终年86岁。】
毛、刘关系逐渐恶化的历史成因,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陈伯达晚年在回忆往事时，曾多次谈及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自然灾害、党在工作上的失误、苏联断绝经济援助,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外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对此感到高兴,感到有机可乘。蒋介石派遣了一些武装人员袭扰沿海,中印边界也发生了战事。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重提了阶级斗争。
毛主席从苏联的变化中受到了刺激,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稳定因素,存在倒退的可能。……我们不讳言自己的失误,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错误。但是,只要回想一下那几年很多公共汽车顶上都背着一个大气包的情景,就应明白赫鲁晓夫撕毁合同,中断石油等物资的供应,给中国经济的打击。
苏联的变化引起毛主席的思索。他认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共产党内部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对下压迫群众,对上欺骗拉拢。毛主席认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终归是要搞资本主义。……所以他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这个词最早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叫的,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中央采纳王任重的意见,改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清”的重点是要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
“四清”的两个文件,“前十条”是毛主席主持的,彭真负责起草,很多重要的段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后十条”少奇同志管得多些,田家英负责起草。我按照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意见，参加了两个文件的讨论修改。
当时刘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是赞成搞“四清”的。通过“四清”蹲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同志摆脱了高高在上的状态。大家深入农村,接触了农民,了解到农村基层的许多情况。
那时,毛主席对文艺界的工作也很不满意,认为文艺没有很好做到为工农兵服务。毛主席要我转告周扬同志,让他下去到农村接触实际。毛主席还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如果他不愿意下去,可以派军队让他下去。”这虽是一句气话,但表明毛主席态度很严肃。
我和周扬同志谈了,又和天津市的同志谈,要天津市给周扬同志安排一个离市不太远的地方。天津市的同志安排了小站。周扬同志去后,我去看他。那时他是住在一个支部书记的家中。我向他建议,最好不住在支部书记家,住到普通农民家,群众反映问题方便些。结果这样一个变动，群众反响很大,纷纷揭发支部书记的问题。
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四清”的报告后来被中央批转了,少奇同志写了批语,毛主席也称赞过。现在小站“四清”被完全否定了。这事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我在报上看到,那个翻了案的干部说她是受国民党特务陈伯达的迫害,集体向她进行退赔,现在还欠她四千多元钱。四千多元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通货膨胀，她一个农村支部书记,又不参加劳动,哪来那么多钱?
说我是国民党特务,也是一件怪事。特务总是有组织的,怎么也没有人问一问我这个特务都和谁联系?再说特务总得有任务,难道给我这个特务的任务就是写《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编出这种瞎话只能让国民党看笑话。
少奇同志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他与毛主席的差别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基层,在下面;而毛主席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上面,在党内的当权派。少奇同志与毛主席历史上就有过一些分歧,这时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
关于毛、刘两人在历史上的分歧，晚年陈伯达这样说——
刘少奇同志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歧大概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给续范亭（原西北军将领,后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续范亭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当时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话,表示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的和战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意见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1年对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批语,毛主席有过批评意见。但那时的不一致,是党内同志之间的正常现象,毛主席并没有当成大的问题。
从总的方面说,毛主席对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后高岗拿少奇的天津讲话攻击少奇,说少奇不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当时毛主席是反对高岗的,是保护少奇的。
当然,高岗的话可能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后来毛主席继续与少奇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就把过去的分歧联系了起来。
关于对毛主席讲的1962年的右倾问题，晚年陈伯达说——
大概指的是两件事。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了报告。说造成“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毛主席另有看法，认为在之前的“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来了个一片黑暗，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呢？”
另一件事指的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做法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省就搞过一次,那次搞得不成功。……1962年,陈云同志听了他的一个江苏同乡的建议,认为可以搞包产到户。他这个同乡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名叫陈永康。
有一天,田家英来找我,说陈云的意见他已经和少奇、小平同志说过了,大家都同意。他对我说:“你什么都不要说,我去找毛主席谈。”结果他去找毛主席谈后,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要我立即起草一个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这是1962年夏天的事。
关于毛主席1970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他是在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晚年陈伯达这样说——
那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天毛主席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在说刘少奇不许他发言。
针对有人不理解，认为即使在一般的单位,第一把手的发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断了,不能讲完,也会被看成是不寻常的事。刘少奇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犯糊涂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讲话？晚年陈伯达说——
我也不明白,按理是不应该出现这种事的。……毛、刘冲突后的一天晚上,毛主席连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个文件。他口说,我匆匆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做了几次修改,经中央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文件就是 “二十三条”。
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 避免事情发展。我与列席会议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
为调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关系,我做过几次努力,这一点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清楚的。后来毛主席批少奇同志时,说我在他和少奇之间搞投机,就是指我调和他们的关系的事。我夹在他们两位之间, 很难啊!对毛主席最后确定了的事,我也只能服从。秘书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
有一次,少奇同志说他那里缺秘书,我曾说过,我可以给他当秘书。这是随口说的话。“文革”中,江青就经常拿这件事攻击我,说我愿意给刘少奇当秘书,不愿意给毛主席当秘书了。
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是有过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对我也并不满意,经常批评我“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可是连外国人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助手,我怎么可能自己离开主席呢？……我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总是要服从毛主席的意见,这是大局。在这点上,我没有过多的想法。”
1957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整风反右运动”，但至今人们没有看到陈伯达专为“反右斗争”写过什么文字。当然,陈伯达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央做出的“反右”决策提出异议,他没有超越时空的见解,只是一个消极分子而已。
晚年，陈伯达回忆1957年的情况时,说——
这一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我觉得毛主席的提法与我1月份写给他的信中提出的“调整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的提法是有联系的。毛主席在“人民内部”后面加了“矛盾”两个字,比我的提法更明确、更理论化。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主要是由我整理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58-359页的注文,毛主席于5月10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第一次修改稿上批示——
印小型12份,大型三份,连原稿送来。版留。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五月十日。
这段注文印证了陈伯达晚年的回忆是准确的。
毛泽东在1957年3月10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不久以前,陈伯达同志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搞基层选举,就是这样的。有些干部贪污了,叫他把钱吐出来,向群众认错,结果群众批评了他之后,干部仍旧当选。这个经验很好。
毛泽东讲的这个事例，说明陈伯达主张“整风”应当是和风细雨地进行。
晚年，陈伯达谈到“整风”开始以后的一些情况——
我的印象,整风开始以后,李维汉代表统战部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的发言,认为这些发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错误的。统战部的报告对毛主席有较大的影响。后来民主党派互相之间也出现矛盾。黄炎培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求约我谈话。我过去没有单独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谈过话,这件事我自己不能做主,就去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说:“你可以和他谈,但时间不要太长了。”黄炎培主要和我谈了章乃器的一些情况,对章乃器很有意见。谈话以后我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当时,北京大学也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新华社和北京大学党委向中央反映,认为情况严重,说是北大已成了海德公园了。毛主席叫我去看一看,我就去看了。其实,学生的大字报就是给学校党委和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回来以后我向毛主席谈了我的看法。
关于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这件事,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曾这样谈到过——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1957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
上述情况表明,陈伯达当时确实对中央以及新华社一些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持不同看法,认为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情况。
晚年，陈伯达谈了“整风”转变为“反右”以后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当时，陈嘉庚先生对一些人提出“轮流坐庄”也是反感的。应当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当时一些领导同志对情况的估计超出了实际。在反右开始以后,仅凭在整风中有一些言论,有些还只是一时看来是错误的言论,而不看一个人的一贯表现,就都定为右派分子,这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中央当时做出“反右”的决定,与那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也是有关系的。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印象是深刻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发生同类事件。同时,由于在各地的“整风”中还出现了一些反对苏联的言论,苏联方面提出质问，这些情况对中央的决策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中央的决策发生错误,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我参加过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那次会上对各地的领导人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当时很惊讶,人总是会说错话的,这样抓紧时间去专门收集言论,牵涉的人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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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人不理解，认为即使在一般的单位,第一把手的发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断了,不能讲完,也会被看成是不寻常的事。刘少奇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犯糊涂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讲话？
他不是一个表面上的“老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