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作者：晏乐斌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来源: 爱思想网 原刊《炎黄春秋》杂志 2012年第11期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中央第一次派调查组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我们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同志看了（我们调查组的报告），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我们调查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组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我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以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正在筹建中）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
工作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有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一些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来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来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4·22”。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出于政治目的，于1968年6月17日，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向自治区各地、县、市张榜公布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这个“反团”案与“4·22”群众组织挂钩，混为一谈，联系起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的活动，在广西全区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4·22”组织或倾向“4·22”组织的干部、群众，加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对我们工作组来信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4·22”。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反团”案案情之后，凤山“联指”派组织乘机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派”全部逃往农村。县革委会成立后，上面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可是1981年5月凤山县委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显然没有说实话。玉林地区1968年在围剿“反共救国团”运动中进行的大屠杀，是时任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几千人，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云县委书记赵××是被三个人拉出去杀的，当时赵见到县武装部长说：“你要救我呀！”可是这个武装部长不理睬，就这样把赵拉出去杀了。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造反派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4·22”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市，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三面包围之下，被彻底打垮，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广西“4·22”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桂林“八二○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4·22”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
《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态：“只要‘4·22’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4·22”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划、发动的“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4·22”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的。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陈秉德三人组成。
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4·22”、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事件经过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1981年5月，我们调查组到桂林调查时，她来找了我们，一边哭泣，泣不成声，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杀害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4·22”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其中，“4·22”成员吴若君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无所不用其极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人性丧尽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
（责任编辑 黄 钟）
我与晏乐斌先生的相识得益于盛国福先生的介绍。那是在2016年初时，留学德国的博士研究生宋国庆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广西文革的学者，他在看到了我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后，特意到南宁來找我了解广西在文革中大屠杀的有关情况，，并想通过有关部门和知情人了解更多有关广西文革的史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盛国福先生在广西图书馆巧遇，得知盛先生是文革中广西“422” 派的幸存者，第二天就与我去拜访盛先生。此次会见盛先生对我们谈到了文革中1968年南宁大武斗、大屠杀、和他自身落难的许多问题，并谈到了八十年代初广西文革的“处遗”问题，特别谈到了晏乐斌先生那时作为中央工怍组成员，对广西文革中的大屠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许多文革受难者申冤、平反作了大量的好事。从盛先生的所言，使我得知了晏先生的大名。不久宋国庆先生前往北京向晏先生了解广西文革“处遗”之事，我托他带了《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送给晏先生，自此我就与晏先生开始了电话交流來往。
在2016年11月初和2018年7月下旬，笔者两次到北京，在京期间曾三次到晏先生家去拜访他。在与他的交谈中，他对我详细地谈了广西文革“处遗”的许多问题，那时他作为中央调查组（1981年）、中央工作组（1983年）成员两次赴广西调查、处理广西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以下拟将这三次拜访他时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归纳整理如下，供文革研究者和有兴趣的朋友们参阅。
一、广西问题的根源在韦国清
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特别是在1968年广西土皇帝韦国清制造的那场大镇压、大屠杀中，全广西的“422” 派组织被彻底压垮，骨干成员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仅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就有9万余人惨遭杀害（民间及文革研究者估算的冤死者至少应在10万人以上），另有更多的人被非法关押、惨遭迫害、毒打、一些人被非法判刑入狱，是广西有史以來罕见的一场大灾难。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传统。然而在广西，这个传统却被彻底地破坏了。在1968年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十多万生灵惨遭杀害，事后对大屠杀的指挥者和众多的杀人凶手不但不作任何处理，反而把这些人作为有功之臣而提抜重用，对死难者家属子女则千方百计打压，更禁止人们议论大屠杀之事，谁要敢于议论、敢于揭露大屠杀之事，就会遭到打压、乃至被打成现形反革命分子予以抓捕判刑。就是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倒台，文革寿终正寝，此时对大屠杀之事仍在封锁、压制。因为此时韦国清虽然调到北京升迁了，但他的残余势力仍在广西当政，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一直在鼓吹“文革中广西始终有一条正确路线”，以掩盖大屠杀的罪责。只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受难者家属不断地申诉上访，在各方的強烈要求下，在胡耀邦的领导主持下中央派出调查组到广西深入调查，广西大屠杀之事才得以真正浮出水面、其后得以处理，这是在全国其它地方对文革冤案处理4年之后，广西才开始了文革的“处遗”之事，确是全国一个特殊的地区，令人难以理解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灾难后果，其根源就是因为韦国清和他的余党仍在把持广西大权之故。
二、晏乐斌先生曾两次参加中央工作组赴广西调查和“处遗”
1981年4月至6月，晏先生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第二次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对广西文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打死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处理。
中央第一次派出的调查组赴广西，是1981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调查组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进行调查，还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收到人民來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來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了解到了许多残酷无情、触目惊心的屠杀和残害事件。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调查组每到一处地方，都受到区党委派來的人严密监视，对调查组设置重重障碍。当调查组于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时，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调查组的材料就已经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卓上。后來韦国清看了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也就此事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调查组的调查报吿，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中谈到的事。
中央第二次向广西派出工作组，是在1983年3月。鉴于广西文革中存在的问题多、且极为特殊、极其严重，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处置的权力；而1983年派出的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可根据需要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晏乐斌先生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等部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存在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为了能顺利地、更好地解决广西问题，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区党委领导班子。1983年中央派出的工作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是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成员由40多人组成。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到广西，1984年1月下旬结束在广西的工作，广泛地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了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出工作组到各县，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來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來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就逐渐清楚起來了。
三、广西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滥杀无辜，草管人命
文革期间的打死人问题，是广西最特殊的问题，是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呢？文革结束两年之后，1979年1月，广西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人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中央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两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栁州铁路局等单位，死亡不会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几十万人，当然这些说法不足为凭；但当年韦国清一次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曾说，广西文革中死了约15万人。以上众说不一，各执一泀洞，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中央工作组行将结束在广西的工作时，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 根据全区各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 报上來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广西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是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就以南宁地区14个县來说，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县，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广西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入，都尚未在统计数字之内。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是怎么死的呢？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的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 时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422” 派乱抓乱杀了“联指”派的一些人，“联指”派翻过來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422” 派的人。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工作组的调查证实，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的真相是：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仅以桂林市和桂林地区为例，桂林市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再以南宁地区的武鸣县來说，死亡了2197人，武斗中打死的仅3人，其余全是有组织杀死的。还有许多县根本沒有发生武斗，却打死了很多人。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和南宁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亡9739入，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5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58人，占25·2%。三是“422” 派死的多，掌权的“联指”派死的极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沠仅死了4人，其余的死亡者全是“422” 派成员和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联指”派仅死3人，是在武斗中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派也只有三人是在武斗中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杀害的“422” 派成员和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了73人，沒有一个是“联指”派的人。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來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沒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中央调查组的调查和1983年中央工作组的调查处理，及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 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
四、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文革初期1966年，广西除桂林外井未有明显的两派之分。但到了1967年的“一月革命”之后，毛泽东调部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号召领导干部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夺权，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此种形势下，广西的党政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等人于2月19日率先站出來亮相，联合发表声明（习称“2·19声明”），支持造反派。到了4月，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袁家柯等人又联合发表“4·19声明”，公开支持桂林“老多”及南宁的造反派。但这些并未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相反军区却在韦国清未检查自己错误的情况下，在群众中做“让韦国清站出來”的工作，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來。当时南宁的造反派和桂林“老多”沠反对军区的作法，自此支持韦国清和打倒韦国清的两派形成，前者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 派（1967年4月22日在广西日报社静坐时成立“火线指挥部”而得名），自此两派的斗争在全广西形成。
广西军区一开始就支持“联指”派，只是到了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赞杨了桂林“老多”和”4`22” 派, 此时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 派, 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 表示攺改正错误，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仍全力支持“联指”派压制“4·22” 派。除桂林外，当时全广西各地的“4·22” 派都处在受压的劣势地位。到了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中央同时发出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成立有两派代表参加的“广西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广西的形势理应变好了。但后來的事实证明，形势不但沒有变好，反倒愈来愈糟，从1967年冬以來，广西各地就屡屡发生围剿“422” 派的事件，伴随而來的是各种凶杀惨案的发生。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 派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 派为反动组织，韦国清一火于是就公开打压“422” 派和桂林“老多”派，支持“联指”派围攻“422” 派，挑动武斗，诱使“422” 派作出反应，为自卫而被逼无奈卷入武斗。这正中韦国淸和“联指”派的诡计，他们就好诬陷“422” 派在“反对革委会”、“搞反革命暴乱”，他们就会打着“保卫红色政权”，“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调动部队和农民进城围歼“422” 派。由此，一场大武斗和大屠杀终于在八桂大地发生。
武斗主要发生在南宁、栁州、桂林这三座城市，因为这三座城市“422” 派力量強大，其它地方的“422”派力量弱，早被军区支持的“联指”派歼灭了，幸存者不是上山下乡躲藏，就是逃到南宁、栁州、桂林这三座城市避难。就因此，这三座城市成了“422” 派的最后据点，由湘桂铁路连接成“三点一线”，被韦国清和“联指”派诬称为“伍修集团”的最后堡垒。
关于这三座城市“422” 派如何为了求生而英勇抵抗军区与“联指”派的武装进攻，本文暂且不论；以下就大屠杀的相关情况分述如后。
大屠杀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即三个杀人高潮。
第一阶段：发生在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诬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來造反，要杀干部和贫下中农，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 派成员。其中以近湖南的桂北地区一些县（如全州、兴安、临桂、灌阳、资源、平乐等）最为严重，其它的如灵山、上思、宁明、崇左、荔甫、罗诚、玉林、巴马、陆川、宜山——等等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杀人惨案的发生，有的全家被杀绝，财产被分光。
第二阶段：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在1968年的5、6月间，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进行的，因为此时多数县已成立了革委会，可以说屠杀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如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全县杀害了1639人，其中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23人、四类分子761人（包括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副县长崔振铎、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残杀了1400余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共杀害、逼死3890人，是南宁地区杀人最多的县之一。
1968年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出于政治目的，将50年代和60年代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 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的“反革命集团案”，向各地、市、县发出案情公告，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并把这个“反团”案与“422” 派组织挂钩，混为一谈。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围剿反共救国团匪徒” 的运动在广西各地迅速开展，把参加“422” 组织的干部、群众与“反共救国团”联系起來，开展大清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非法抓人、杀人。仅据官方的统计，全广西因“反共救国团“冤案被杀害的人员有37400余人，5000人以上的有玉林、河池、百色、桂林、南宁等地、市区，是一起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冤案。
第三阶段：是在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公布后，打着落实《七·三布告》的旗号，全广西再次掀起了杀人狂潮，7、8、9三个月是杀人最多的时期，据统计，在此期间被非法杀害者多达5万人以上。仅以南宁、桂林两地为例，就足可见全广西各地的杀人惨状。
如南宁市，《七·三布吿》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世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等多处“422” 派据点。会后，即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営、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等多处“422” 派据点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就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422” 派的所有据点。围剿、屠杀造成万余人伤亡。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等多条街道的据点被攻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让河水冲走。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 派人员也被“联指”武装人员杀害。据解放路及其附近的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其中烧毁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和民房共2880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价埴6千万元以上。广西：“422“派全部覆灭。三个据点被攻占后，许多投降者被抓去关押，一些人则被当场枪杀；一些未投降者钻了防空洞、或者下水道躲藏，后许多人被水淹死（当时下曝雨，再则是有传言说“联指”派的人在上游把水库开闸放水所致）。外地到南宁逃生的“422” 派人员，则被抓回各县处理，计有7012人，其中有2324人在半路、或者是押到本地后被枪杀。
再如桂林市，“桂林老多”本是全国知名的造反派，曾几次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市区内90%以上的人属“老多”派。当1968年4、5月间广西各县的“422” 派被围歼后，南宁、栁州两市的“422” 派也受到“联指”派围攻，形势极为紧张。在此种形势下，韦国清和“联指”派岂能放过“桂林老多”，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宣称南宁、栁州、桂林这“三点一线”是“伍修集团”和“反革命的最后堡垒”，必须要铲除干净，以建立广西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如是从5月4日起，“联指”派在市区抢先占领武斗据点，抢夺部队的枪枝弹药，并调动桂林地区12县武装民兵围攻桂林，企图一举歼灭“桂林老多”派。
桂林的武斗是在韦国清的指使下，由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军分区、市武装部和各县武装部直接指挥下挑起來的。两派大规模的武斗从6月初开始，至“七·三布告” 下达后，于7月中旬结束。在近两个月的武斗中，“老多”派不但沒有被歼灭，反倒向北面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夺取了“联指”派占领的观音阁、二级站、火车北站等多处据点，把“联指”武装赶出北面市区。
“七·三布告” 下达后，周总理于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由于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多次向中央汇报假情况，诬陷是“422” 派和“桂林老多”“挑起武斗”、“杀人放火”，“反共救国团”和“现行反革命”混入了其中，使中央领导偏听偏信，因而在此次接见中中央领导人一味地批评“422” 派，并不准“422” 派代表的发言申辯。此次接见后，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一个极力支持“联指”的领导干部）也于8月10日向“老多”派表态说：“只要‘老多’‘上交武器, 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老多“派于8月13、14两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 联指”派却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各县进城围攻“老多”的武装人员也未返乡，且以革委会的名义将市区的“联指”武装人员组成“工人纠察队”，将各县进城武斗的人员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戴武器，随时准备到“老多”所在区域抓人，这就是紧接而來的“8·20” 事件。
桂林“8·20” 事件是如何策划与发动的：
全广西各地的“4·22” 派被全歼后，就只剩下桂林”老多” 派了, 如何最后解决桂林“老多”的问题，韦国清与军区领导人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的。19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召开会议，司令员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军分区、桂林市武装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7·3布吿”，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据桂林军分区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此前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人员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清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下手，动用军队，对融安“4·22” 派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就这样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调回，共同指挥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8·20事件” 之前, 黄永胜在北京曾召开过秘密会议进行研究, 是林彪叫召开的,, 后叫吴华來桂林指挥的. 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8`20事件” 行动时, 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 由吴华、景伯承、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三人组成。
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8·20事件” 是在北京预谋，衡山会议经黄永胜最后决定，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派，调动桂林地区12县武装民兵，对桂林“老多”派进行血腥屠杀，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进行的。
事件经过：
衡山会议后，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军分区经过研究,, 决定拟定一份《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7`3布告” 的公告》, 准备以桂林地、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公布，并决定于8月20日开始实施。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学校召开桂林地区各县武装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人武部第一把手参加的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桂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要搞干净”。会议具体部署了8月20日的行动方案。
8月18日，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又专程來到桂林，进行督促检查，并在部队驻地召开核心会议，紧急部署8月20日的行动。魏佑铸在宣读并解析“8·20公告”时，特别指出“《8·20公告》 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老多’”。
8月19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及桂林军分区又在104部队驻地召开最后的会议，由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主持会议，，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及桂林地区12县民兵团负责人、各县人武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最后部署次日（8月20日）的行动方案。
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的公告正式公布，以进一步落实中央“7·3布告“为名，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全付武装的支左部队和上万名“联指”成员、各县武装民兵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漓江以西的市区，按事先划分的区域，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21日则到漓江以东地区搜捕抓人。两天时间全市共抓捕了7000多人，仅有2000多名师生的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就抓捕了1200余人。桂林地区12县也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此次事件和事件之后的20多天内，桂林市区内仅机关、工厂、街道就打死了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杀害了848人，仅县直机关驻桂林市的单位被抓去318人，有293人被杀害，包括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支持“老多”的领导干部，被扣上“反革命”、“反共救国团”的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派头目胥明德以贯彻落实“7·3布告” 之名，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枪杀。仅有41名轵工的县医院，有16人被杀害。其中的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8月20日被抓的，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他们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年仅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临桂杀害，说是“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和妻子、儿子被杀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落，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为生。1981年5月中央调查组到桂林时，她來找调查组，一边哭泣，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成员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桂林地区土产公司（单位驻桂林市內），被杀害了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大会，有3人被活活打死，让“老多”派的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尸体，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了9人，其中有“老多”派成员吴若英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派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是“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被抓起來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派以桂林市革委会的名义，在广西师院搞了一个“ 反革命罪行展览”，其中第四展室是“活人展览”，将抓來的“老多”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凌辱。
“8·20事件” 后，拥有10多万人的桂林“老多”派受到了残酷镇压，无数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抓捕、关押、毒打、杀害，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受到迫害，有的被从城镇赶到农村，那些父母都被杀害了的则成了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 的结论，到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影响而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 的结论。
五、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十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数全国最多，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更是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头砸、水淹死、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对女性先轮奸后桶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导，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亘古罕见。
仅举数例，如栁州钢铁厂的“联指”派把该厂的“4·22” 派成员黄日高（厂人事科干部）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日高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后來成为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的岑国荣（该厂工人），当时就是该厂“联指”派头目之一。
武宣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有526人被杀害，其中有38名被害者被凶手们剖腹、割肉、取心、肝，或者割下生殖器來煮食，该县吃过人肉、人肝的有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肥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煮食的暴行，除武宣县外，武鸣、上思、贵县、桂平、钦州、灵山、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的侯国震国民党时代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了” 联指” 派, 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 非法抓了8名教师,, 亲自杀害了3人, 剖腹取出人肝, 卖了36元,，文革”处遗”时仅被判了十年徒刑。贵县（现今的贵港市）在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取旰，由执行枪杀的钏子手吵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的一些地方，文革中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东山公社三江大队，两天内就集体坑杀了76人，由此造成各地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
梧州地区公安局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因参加了“4·22” 派，在家乡富川县被杀，其大弟毛明昭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被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哀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被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县城示众多日。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中央工作组人员哭诉，是晏乐斌先生接待了他。
1968年栁州市在贯彻落实中央“7·3布告” 时，中共栁州市委大院抓捕了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栁江河中淹死。
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家住桂林，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谁知蔡家的主人是“联指”派的小头目，竟以“打狗欺主人’ 之名, 伙同另一名” 联指” 成员申柞华, 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害, 同时还杀死一名为此事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 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 解放后邓文兴被政府镇压了, 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派，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用刀割、剖腹杀死7人，事后还对人说：“以前游击队能杀人，现在我们就不能吗？”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荣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晥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被抓起來，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被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户户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派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等一帮人，将被打死的人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來，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等数名群众來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武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支持“4·22”派的副县长覃炳刚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肉少，被拋到荒野，后遇好心人相救幸免一死”。上思县受害者家属來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派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4·22“派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來，多次轮奸后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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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杀人惨案太多、太多，是举不胜举的。人们显然会问，这到底是一亇什么样的社会呢？！
结束语
笔者三次有幸与晏先生交谈，晏先生所谈的都是他亲自了解到，都是真实可靠的史料。其中有一些是我在广西各县、市的地方志、和其它有关书藉中查到过的，我自己写的有关广西文革的文章也曾引用过这些史料。但有许多是我第一次听晏先生说的，确是难得的宝贵资料。
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在广西更是这场大灾难的最惨重灾区。这场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毛泽东，他的历史罪责早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广西，大灾难的直接制造者则是韦国清，他及他的帮凶、那些形形色色的刽子手是千古罪人，应该彻底清算和批判他们的罪行，还历史的公道，为无数的惨死者申冤雪恨，是当今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年是文革中广西大屠杀50周年纪念年，50年的时光过去了，望着这飞快的日子，能不使人感慨么？！每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定会思绪万千，怀念故去的人们，对自己经受的种种磨难定会记忆犹新，对那时的社会制度和大屠杀的制造者、形形色色的杀人凶手，定会充满无比的愤恨。
然而时至今日，却仍有人在为文革唱赞歌，千方百计否定广西的文革“处遗”，为广西的大屠杀辩解。这样的人虽是少数，但其祸害和影响却是是巨大的，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广西就有一些这样的跳梁小丑，如岑国荣（中共中央第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广西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工交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苏礼峨（离休干部，曾任自治区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高埏（离休干部，曾任南宁市交通局副局长），邓文光（曾任区总工会副主席），冯德载（曾任南宁航运公司工会主席）……等等一些人，他们就公开跳出來批判晏乐斌，批判“处遗”时任广西区政府主席的韦纯束等人，声称要控告他们的“罪行”，诬称文革“处遗”是为坏人翻案，甚至公然叫嚣“处遗”是“反毛、反共的一大阴谋”，真是一群混蛋透顶、居心不良之徒。这些人文革中可以说是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爬上了领导岗位，可见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年代和社会制度。
当今的人们应该很好地回顾和反思文革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绝不允许文革之类的灾难在中国重演。为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建立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华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所有的中国人，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才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作于2018年12月
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反人类的罪行？
原文中一些对死亡人数的分析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作者：晏乐斌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来源: 爱思想网 原刊《炎黄春秋》杂志 2012年第11期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中央第一次派调查组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我们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同志看了（我们调查组的报告），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我们调查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组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我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以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正在筹建中）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
工作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有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一些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来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来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4·22”。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出于政治目的，于1968年6月17日，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向自治区各地、县、市张榜公布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这个“反团”案与“4·22”群众组织挂钩，混为一谈，联系起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的活动，在广西全区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4·22”组织或倾向“4·22”组织的干部、群众，加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对我们工作组来信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4·22”。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反团”案案情之后，凤山“联指”派组织乘机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派”全部逃往农村。县革委会成立后，上面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可是1981年5月凤山县委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显然没有说实话。玉林地区1968年在围剿“反共救国团”运动中进行的大屠杀，是时任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几千人，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云县委书记赵××是被三个人拉出去杀的，当时赵见到县武装部长说：“你要救我呀！”可是这个武装部长不理睬，就这样把赵拉出去杀了。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造反派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4·22”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市，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三面包围之下，被彻底打垮，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广西“4·22”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桂林“八二○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4·22”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
《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态：“只要‘4·22’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4·22”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划、发动的“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4·22”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的。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陈秉德三人组成。
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4·22”、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事件经过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1981年5月，我们调查组到桂林调查时，她来找了我们，一边哭泣，泣不成声，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杀害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4·22”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其中，“4·22”成员吴若君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无所不用其极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人性丧尽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
（责任编辑 黄 钟）
我与晏乐斌先生的相识得益于盛国福先生的介绍。那是在2016年初时，留学德国的博士研究生宋国庆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广西文革的学者，他在看到了我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后，特意到南宁來找我了解广西在文革中大屠杀的有关情况，，并想通过有关部门和知情人了解更多有关广西文革的史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盛国福先生在广西图书馆巧遇，得知盛先生是文革中广西“422” 派的幸存者，第二天就与我去拜访盛先生。此次会见盛先生对我们谈到了文革中1968年南宁大武斗、大屠杀、和他自身落难的许多问题，并谈到了八十年代初广西文革的“处遗”问题，特别谈到了晏乐斌先生那时作为中央工怍组成员，对广西文革中的大屠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许多文革受难者申冤、平反作了大量的好事。从盛先生的所言，使我得知了晏先生的大名。不久宋国庆先生前往北京向晏先生了解广西文革“处遗”之事，我托他带了《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送给晏先生，自此我就与晏先生开始了电话交流來往。
在2016年11月初和2018年7月下旬，笔者两次到北京，在京期间曾三次到晏先生家去拜访他。在与他的交谈中，他对我详细地谈了广西文革“处遗”的许多问题，那时他作为中央调查组（1981年）、中央工作组（1983年）成员两次赴广西调查、处理广西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以下拟将这三次拜访他时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归纳整理如下，供文革研究者和有兴趣的朋友们参阅。
一、广西问题的根源在韦国清
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特别是在1968年广西土皇帝韦国清制造的那场大镇压、大屠杀中，全广西的“422” 派组织被彻底压垮，骨干成员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仅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就有9万余人惨遭杀害（民间及文革研究者估算的冤死者至少应在10万人以上），另有更多的人被非法关押、惨遭迫害、毒打、一些人被非法判刑入狱，是广西有史以來罕见的一场大灾难。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传统。然而在广西，这个传统却被彻底地破坏了。在1968年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十多万生灵惨遭杀害，事后对大屠杀的指挥者和众多的杀人凶手不但不作任何处理，反而把这些人作为有功之臣而提抜重用，对死难者家属子女则千方百计打压，更禁止人们议论大屠杀之事，谁要敢于议论、敢于揭露大屠杀之事，就会遭到打压、乃至被打成现形反革命分子予以抓捕判刑。就是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倒台，文革寿终正寝，此时对大屠杀之事仍在封锁、压制。因为此时韦国清虽然调到北京升迁了，但他的残余势力仍在广西当政，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一直在鼓吹“文革中广西始终有一条正确路线”，以掩盖大屠杀的罪责。只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受难者家属不断地申诉上访，在各方的強烈要求下，在胡耀邦的领导主持下中央派出调查组到广西深入调查，广西大屠杀之事才得以真正浮出水面、其后得以处理，这是在全国其它地方对文革冤案处理4年之后，广西才开始了文革的“处遗”之事，确是全国一个特殊的地区，令人难以理解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灾难后果，其根源就是因为韦国清和他的余党仍在把持广西大权之故。
二、晏乐斌先生曾两次参加中央工作组赴广西调查和“处遗”
1981年4月至6月，晏先生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第二次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对广西文革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打死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处理。
中央第一次派出的调查组赴广西，是1981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调查组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进行调查，还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收到人民來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來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了解到了许多残酷无情、触目惊心的屠杀和残害事件。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调查组每到一处地方，都受到区党委派來的人严密监视，对调查组设置重重障碍。当调查组于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时，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调查组的材料就已经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卓上。后來韦国清看了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也就此事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调查组的调查报吿，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中谈到的事。
中央第二次向广西派出工作组，是在1983年3月。鉴于广西文革中存在的问题多、且极为特殊、极其严重，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处置的权力；而1983年派出的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可根据需要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晏乐斌先生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等部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存在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为了能顺利地、更好地解决广西问题，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区党委领导班子。1983年中央派出的工作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是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成员由40多人组成。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到广西，1984年1月下旬结束在广西的工作，广泛地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了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出工作组到各县，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來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來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就逐渐清楚起來了。
三、广西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滥杀无辜，草管人命
文革期间的打死人问题，是广西最特殊的问题，是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呢？文革结束两年之后，1979年1月，广西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人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中央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两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栁州铁路局等单位，死亡不会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几十万人，当然这些说法不足为凭；但当年韦国清一次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曾说，广西文革中死了约15万人。以上众说不一，各执一泀洞，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中央工作组行将结束在广西的工作时，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 根据全区各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 报上來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广西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是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就以南宁地区14个县來说，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县，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广西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入，都尚未在统计数字之内。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是怎么死的呢？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的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 时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422” 派乱抓乱杀了“联指”派的一些人，“联指”派翻过來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422” 派的人。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工作组的调查证实，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的真相是：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仅以桂林市和桂林地区为例，桂林市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再以南宁地区的武鸣县來说，死亡了2197人，武斗中打死的仅3人，其余全是有组织杀死的。还有许多县根本沒有发生武斗，却打死了很多人。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和南宁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亡9739入，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5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58人，占25·2%。三是“422” 派死的多，掌权的“联指”派死的极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沠仅死了4人，其余的死亡者全是“422” 派成员和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联指”派仅死3人，是在武斗中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派也只有三人是在武斗中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杀害的“422” 派成员和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了73人，沒有一个是“联指”派的人。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來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沒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中央调查组的调查和1983年中央工作组的调查处理，及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 上报的结果，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
四、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文革初期1966年，广西除桂林外井未有明显的两派之分。但到了1967年的“一月革命”之后，毛泽东调部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号召领导干部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夺权，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此种形势下，广西的党政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等人于2月19日率先站出來亮相，联合发表声明（习称“2·19声明”），支持造反派。到了4月，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袁家柯等人又联合发表“4·19声明”，公开支持桂林“老多”及南宁的造反派。但这些并未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相反军区却在韦国清未检查自己错误的情况下，在群众中做“让韦国清站出來”的工作，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來。当时南宁的造反派和桂林“老多”沠反对军区的作法，自此支持韦国清和打倒韦国清的两派形成，前者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 派（1967年4月22日在广西日报社静坐时成立“火线指挥部”而得名），自此两派的斗争在全广西形成。
广西军区一开始就支持“联指”派，只是到了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赞杨了桂林“老多”和”4`22” 派, 此时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 派, 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 表示攺改正错误，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仍全力支持“联指”派压制“4·22” 派。除桂林外，当时全广西各地的“4·22” 派都处在受压的劣势地位。到了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中央同时发出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成立有两派代表参加的“广西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广西的形势理应变好了。但后來的事实证明，形势不但沒有变好，反倒愈来愈糟，从1967年冬以來，广西各地就屡屡发生围剿“422” 派的事件，伴随而來的是各种凶杀惨案的发生。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 派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 派为反动组织，韦国清一火于是就公开打压“422” 派和桂林“老多”派，支持“联指”派围攻“422” 派，挑动武斗，诱使“422” 派作出反应，为自卫而被逼无奈卷入武斗。这正中韦国淸和“联指”派的诡计，他们就好诬陷“422” 派在“反对革委会”、“搞反革命暴乱”，他们就会打着“保卫红色政权”，“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调动部队和农民进城围歼“422” 派。由此，一场大武斗和大屠杀终于在八桂大地发生。
武斗主要发生在南宁、栁州、桂林这三座城市，因为这三座城市“422” 派力量強大，其它地方的“422”派力量弱，早被军区支持的“联指”派歼灭了，幸存者不是上山下乡躲藏，就是逃到南宁、栁州、桂林这三座城市避难。就因此，这三座城市成了“422” 派的最后据点，由湘桂铁路连接成“三点一线”，被韦国清和“联指”派诬称为“伍修集团”的最后堡垒。
关于这三座城市“422” 派如何为了求生而英勇抵抗军区与“联指”派的武装进攻，本文暂且不论；以下就大屠杀的相关情况分述如后。
大屠杀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即三个杀人高潮。
第一阶段：发生在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诬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來造反，要杀干部和贫下中农，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 派成员。其中以近湖南的桂北地区一些县（如全州、兴安、临桂、灌阳、资源、平乐等）最为严重，其它的如灵山、上思、宁明、崇左、荔甫、罗诚、玉林、巴马、陆川、宜山——等等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杀人惨案的发生，有的全家被杀绝，财产被分光。
第二阶段：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在1968年的5、6月间，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进行的，因为此时多数县已成立了革委会，可以说屠杀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如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全县杀害了1639人，其中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23人、四类分子761人（包括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副县长崔振铎、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残杀了1400余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共杀害、逼死3890人，是南宁地区杀人最多的县之一。
1968年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出于政治目的，将50年代和60年代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 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的“反革命集团案”，向各地、市、县发出案情公告，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并把这个“反团”案与“422” 派组织挂钩，混为一谈。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围剿反共救国团匪徒” 的运动在广西各地迅速开展，把参加“422” 组织的干部、群众与“反共救国团”联系起來，开展大清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非法抓人、杀人。仅据官方的统计，全广西因“反共救国团“冤案被杀害的人员有37400余人，5000人以上的有玉林、河池、百色、桂林、南宁等地、市区，是一起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冤案。
第三阶段：是在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公布后，打着落实《七·三布告》的旗号，全广西再次掀起了杀人狂潮，7、8、9三个月是杀人最多的时期，据统计，在此期间被非法杀害者多达5万人以上。仅以南宁、桂林两地为例，就足可见全广西各地的杀人惨状。
如南宁市，《七·三布吿》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世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等多处“422” 派据点。会后，即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営、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等多处“422” 派据点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就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422” 派的所有据点。围剿、屠杀造成万余人伤亡。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等多条街道的据点被攻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让河水冲走。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 派人员也被“联指”武装人员杀害。据解放路及其附近的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其中烧毁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和民房共2880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价埴6千万元以上。广西：“422“派全部覆灭。三个据点被攻占后，许多投降者被抓去关押，一些人则被当场枪杀；一些未投降者钻了防空洞、或者下水道躲藏，后许多人被水淹死（当时下曝雨，再则是有传言说“联指”派的人在上游把水库开闸放水所致）。外地到南宁逃生的“422” 派人员，则被抓回各县处理，计有7012人，其中有2324人在半路、或者是押到本地后被枪杀。
再如桂林市，“桂林老多”本是全国知名的造反派，曾几次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市区内90%以上的人属“老多”派。当1968年4、5月间广西各县的“422” 派被围歼后，南宁、栁州两市的“422” 派也受到“联指”派围攻，形势极为紧张。在此种形势下，韦国清和“联指”派岂能放过“桂林老多”，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宣称南宁、栁州、桂林这“三点一线”是“伍修集团”和“反革命的最后堡垒”，必须要铲除干净，以建立广西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如是从5月4日起，“联指”派在市区抢先占领武斗据点，抢夺部队的枪枝弹药，并调动桂林地区12县武装民兵围攻桂林，企图一举歼灭“桂林老多”派。
桂林的武斗是在韦国清的指使下，由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军分区、市武装部和各县武装部直接指挥下挑起來的。两派大规模的武斗从6月初开始，至“七·三布告” 下达后，于7月中旬结束。在近两个月的武斗中，“老多”派不但沒有被歼灭，反倒向北面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夺取了“联指”派占领的观音阁、二级站、火车北站等多处据点，把“联指”武装赶出北面市区。
“七·三布告” 下达后，周总理于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由于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多次向中央汇报假情况，诬陷是“422” 派和“桂林老多”“挑起武斗”、“杀人放火”，“反共救国团”和“现行反革命”混入了其中，使中央领导偏听偏信，因而在此次接见中中央领导人一味地批评“422” 派，并不准“422” 派代表的发言申辯。此次接见后，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一个极力支持“联指”的领导干部）也于8月10日向“老多”派表态说：“只要‘老多’‘上交武器, 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老多“派于8月13、14两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 联指”派却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各县进城围攻“老多”的武装人员也未返乡，且以革委会的名义将市区的“联指”武装人员组成“工人纠察队”，将各县进城武斗的人员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戴武器，随时准备到“老多”所在区域抓人，这就是紧接而來的“8·20” 事件。
桂林“8·20” 事件是如何策划与发动的：
全广西各地的“4·22” 派被全歼后，就只剩下桂林”老多” 派了, 如何最后解决桂林“老多”的问题，韦国清与军区领导人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的。19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召开会议，司令员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军分区、桂林市武装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7·3布吿”，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据桂林军分区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此前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人员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清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下手，动用军队，对融安“4·22” 派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就这样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调回，共同指挥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8·20事件” 之前, 黄永胜在北京曾召开过秘密会议进行研究, 是林彪叫召开的,, 后叫吴华來桂林指挥的. 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8`20事件” 行动时, 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 由吴华、景伯承、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三人组成。
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8·20事件” 是在北京预谋，衡山会议经黄永胜最后决定，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派，调动桂林地区12县武装民兵，对桂林“老多”派进行血腥屠杀，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进行的。
事件经过：
衡山会议后，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军分区经过研究,, 决定拟定一份《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7`3布告” 的公告》, 准备以桂林地、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公布，并决定于8月20日开始实施。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学校召开桂林地区各县武装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人武部第一把手参加的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桂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要搞干净”。会议具体部署了8月20日的行动方案。
8月18日，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又专程來到桂林，进行督促检查，并在部队驻地召开核心会议，紧急部署8月20日的行动。魏佑铸在宣读并解析“8·20公告”时，特别指出“《8·20公告》 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老多’”。
8月19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及桂林军分区又在104部队驻地召开最后的会议，由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主持会议，，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及桂林地区12县民兵团负责人、各县人武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最后部署次日（8月20日）的行动方案。
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的公告正式公布，以进一步落实中央“7·3布告“为名，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全付武装的支左部队和上万名“联指”成员、各县武装民兵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漓江以西的市区，按事先划分的区域，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21日则到漓江以东地区搜捕抓人。两天时间全市共抓捕了7000多人，仅有2000多名师生的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就抓捕了1200余人。桂林地区12县也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此次事件和事件之后的20多天内，桂林市区内仅机关、工厂、街道就打死了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杀害了848人，仅县直机关驻桂林市的单位被抓去318人，有293人被杀害，包括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支持“老多”的领导干部，被扣上“反革命”、“反共救国团”的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派头目胥明德以贯彻落实“7·3布告” 之名，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枪杀。仅有41名轵工的县医院，有16人被杀害。其中的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8月20日被抓的，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他们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年仅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临桂杀害，说是“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和妻子、儿子被杀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落，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为生。1981年5月中央调查组到桂林时，她來找调查组，一边哭泣，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成员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桂林地区土产公司（单位驻桂林市內），被杀害了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大会，有3人被活活打死，让“老多”派的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尸体，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了9人，其中有“老多”派成员吴若英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派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是“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被抓起來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派以桂林市革委会的名义，在广西师院搞了一个“ 反革命罪行展览”，其中第四展室是“活人展览”，将抓來的“老多”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凌辱。
“8·20事件” 后，拥有10多万人的桂林“老多”派受到了残酷镇压，无数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抓捕、关押、毒打、杀害，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受到迫害，有的被从城镇赶到农村，那些父母都被杀害了的则成了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 的结论，到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影响而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 的结论。
五、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十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数全国最多，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更是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头砸、水淹死、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对女性先轮奸后桶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导，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亘古罕见。
仅举数例，如栁州钢铁厂的“联指”派把该厂的“4·22” 派成员黄日高（厂人事科干部）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日高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后來成为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的岑国荣（该厂工人），当时就是该厂“联指”派头目之一。
武宣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有526人被杀害，其中有38名被害者被凶手们剖腹、割肉、取心、肝，或者割下生殖器來煮食，该县吃过人肉、人肝的有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肥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煮食的暴行，除武宣县外，武鸣、上思、贵县、桂平、钦州、灵山、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的侯国震国民党时代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了” 联指” 派, 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 非法抓了8名教师,, 亲自杀害了3人, 剖腹取出人肝, 卖了36元,，文革”处遗”时仅被判了十年徒刑。贵县（现今的贵港市）在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取旰，由执行枪杀的钏子手吵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的一些地方，文革中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东山公社三江大队，两天内就集体坑杀了76人，由此造成各地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
梧州地区公安局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因参加了“4·22” 派，在家乡富川县被杀，其大弟毛明昭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被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哀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被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县城示众多日。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中央工作组人员哭诉，是晏乐斌先生接待了他。
1968年栁州市在贯彻落实中央“7·3布告” 时，中共栁州市委大院抓捕了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栁江河中淹死。
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家住桂林，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谁知蔡家的主人是“联指”派的小头目，竟以“打狗欺主人’ 之名, 伙同另一名” 联指” 成员申柞华, 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害, 同时还杀死一名为此事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 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 解放后邓文兴被政府镇压了, 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派，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用刀割、剖腹杀死7人，事后还对人说：“以前游击队能杀人，现在我们就不能吗？”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荣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晥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被抓起來，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被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户户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派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等一帮人，将被打死的人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來，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等数名群众來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武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支持“4·22”派的副县长覃炳刚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肉少，被拋到荒野，后遇好心人相救幸免一死”。上思县受害者家属來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派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4·22“派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來，多次轮奸后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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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杀人惨案太多、太多，是举不胜举的。人们显然会问，这到底是一亇什么样的社会呢？！
结束语
笔者三次有幸与晏先生交谈，晏先生所谈的都是他亲自了解到，都是真实可靠的史料。其中有一些是我在广西各县、市的地方志、和其它有关书藉中查到过的，我自己写的有关广西文革的文章也曾引用过这些史料。但有许多是我第一次听晏先生说的，确是难得的宝贵资料。
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在广西更是这场大灾难的最惨重灾区。这场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毛泽东，他的历史罪责早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广西，大灾难的直接制造者则是韦国清，他及他的帮凶、那些形形色色的刽子手是千古罪人，应该彻底清算和批判他们的罪行，还历史的公道，为无数的惨死者申冤雪恨，是当今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年是文革中广西大屠杀50周年纪念年，50年的时光过去了，望着这飞快的日子，能不使人感慨么？！每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定会思绪万千，怀念故去的人们，对自己经受的种种磨难定会记忆犹新，对那时的社会制度和大屠杀的制造者、形形色色的杀人凶手，定会充满无比的愤恨。
然而时至今日，却仍有人在为文革唱赞歌，千方百计否定广西的文革“处遗”，为广西的大屠杀辩解。这样的人虽是少数，但其祸害和影响却是是巨大的，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广西就有一些这样的跳梁小丑，如岑国荣（中共中央第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广西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工交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苏礼峨（离休干部，曾任自治区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高埏（离休干部，曾任南宁市交通局副局长），邓文光（曾任区总工会副主席），冯德载（曾任南宁航运公司工会主席）……等等一些人，他们就公开跳出來批判晏乐斌，批判“处遗”时任广西区政府主席的韦纯束等人，声称要控告他们的“罪行”，诬称文革“处遗”是为坏人翻案，甚至公然叫嚣“处遗”是“反毛、反共的一大阴谋”，真是一群混蛋透顶、居心不良之徒。这些人文革中可以说是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爬上了领导岗位，可见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年代和社会制度。
当今的人们应该很好地回顾和反思文革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绝不允许文革之类的灾难在中国重演。为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建立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华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所有的中国人，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才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作于2018年12月
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反人类的罪行？
原文中一些对死亡人数的分析
【一是乱打乱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考虑四类分子占人口比例不会超过10%, 却占死亡人数的30%~40%。可以看出，四类分子中的死亡比例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