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3）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的围攻又开始了。因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三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
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三月五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
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十一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象四川的高山，一壁千刃，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伺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十二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十三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
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西路军覆灭证明骑兵基本上碾压没有重武器的步兵，而且马家军骑兵打日军步兵也不落下风。
徐向前：（3）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的围攻又开始了。因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三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
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三月五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
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十一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象四川的高山，一壁千刃，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伺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十二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十三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
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西路军覆灭证明骑兵基本上碾压没有重武器的步兵，而且马家军骑兵打日军步兵也不落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