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白雀园“大肃反”（1）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四军在南下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召开鸡鸣河会议公然反对张国焘的决定，使他十分脑火。九月中旬，我们按他的命令率军北返麻埠时，陈昌浩同志匆匆赶来，宣布分局的决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
这时，蒋介石窜到武汉，亲自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敌三十师师长吉鸿昌已下台，蒋介石令投靠他的李鸣钟（原为冯玉祥系）率该师驻信阳；而将西北军的另两个师（张相印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调驻黄麻，使之北靠革命根据地，南临长江，以便挟制。敌五十八师、十二师和国民党的王牌军第二师，调豫南接防。赵冠英第六十九师，进驻鄂东。徐庭瑶第四师和俞济时南京警卫师，调往武汉，有点战略预备队的性质。敌军调动频繁，我们有所考虑，但一时还看不清蒋介石的总意图。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部队一面“肃反”，一面打仗。他管“肃反”，我管打仗。我们首先在武庙集、草庙集、何凤桥一带打戴民权。戴是土匪部队，很狡猾，你一打，他象乌龟一样，把头缩进城里，死活不出来，结果只消灭了他们个把营。以后又转到仁和集打敌十二师，连打援在内，打垮敌人三、四个团。战后，部队进驻白雀园，张国焘亲自跑来，坐镇红四军的“大肃反”。鄂豫皖根据地“大肃反”的直接导火索，起自所谓“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据陈昌浩告诉我，八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组织。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准备在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一些县委、区委也发现有改组派，并牵扯到了部队，军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桂。所以，他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范沱等二十多人。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利，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说许继慎是反革命，当时就难以令人信服。据我所知，红四军南下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派了个姓钟的特务来给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下书，搞反间计。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写的，诡称：“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表示欢迎许带部队去投蒋，定将受到优厚待遇，云云。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对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为了这桩公案，就逮捕许继慎，有什么道理！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倪志亮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曾悄悄对我说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我也认为，他是有些毛病，但不能说他就是反革命。许继慎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北伐战争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后任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他很早就入了党，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四军一块工作，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在军队中，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生活上散漫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点。这算什么大问题呢？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饭、睡觉、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谁有什么心思、动静，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难以理解。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再这样讲。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至于周维炯，他不光是有个人英雄主义，旧习气也比较多。但他打仗很勇敢，人也聪明，是员战将。我到鄂东北后，就听说二徐（徐子清、徐其虚）在商南被枪毙的事。还有个戴抗若，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也被秘密处决。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刘英两同志去，调查整顿，又差点被搞掉。这件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许多密谋都是背着周维炯的。他是师长，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与王泽渥等绝不能相提并论。他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有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一九四二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毛到延安后才被叫停。
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腹中空。
徐向前：白雀园“大肃反”（1）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四军在南下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召开鸡鸣河会议公然反对张国焘的决定，使他十分脑火。九月中旬，我们按他的命令率军北返麻埠时，陈昌浩同志匆匆赶来，宣布分局的决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
这时，蒋介石窜到武汉，亲自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敌三十师师长吉鸿昌已下台，蒋介石令投靠他的李鸣钟（原为冯玉祥系）率该师驻信阳；而将西北军的另两个师（张相印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调驻黄麻，使之北靠革命根据地，南临长江，以便挟制。敌五十八师、十二师和国民党的王牌军第二师，调豫南接防。赵冠英第六十九师，进驻鄂东。徐庭瑶第四师和俞济时南京警卫师，调往武汉，有点战略预备队的性质。敌军调动频繁，我们有所考虑，但一时还看不清蒋介石的总意图。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部队一面“肃反”，一面打仗。他管“肃反”，我管打仗。我们首先在武庙集、草庙集、何凤桥一带打戴民权。戴是土匪部队，很狡猾，你一打，他象乌龟一样，把头缩进城里，死活不出来，结果只消灭了他们个把营。以后又转到仁和集打敌十二师，连打援在内，打垮敌人三、四个团。战后，部队进驻白雀园，张国焘亲自跑来，坐镇红四军的“大肃反”。鄂豫皖根据地“大肃反”的直接导火索，起自所谓“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据陈昌浩告诉我，八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组织。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准备在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一些县委、区委也发现有改组派，并牵扯到了部队，军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桂。所以，他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范沱等二十多人。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利，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说许继慎是反革命，当时就难以令人信服。据我所知，红四军南下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派了个姓钟的特务来给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下书，搞反间计。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写的，诡称：“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表示欢迎许带部队去投蒋，定将受到优厚待遇，云云。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对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为了这桩公案，就逮捕许继慎，有什么道理！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倪志亮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曾悄悄对我说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我也认为，他是有些毛病，但不能说他就是反革命。许继慎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北伐战争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后任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他很早就入了党，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红一军、四军一块工作，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在军队中，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生活上散漫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点。这算什么大问题呢？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饭、睡觉、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谁有什么心思、动静，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难以理解。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再这样讲。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至于周维炯，他不光是有个人英雄主义，旧习气也比较多。但他打仗很勇敢，人也聪明，是员战将。我到鄂东北后，就听说二徐（徐子清、徐其虚）在商南被枪毙的事。还有个戴抗若，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也被秘密处决。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刘英两同志去，调查整顿，又差点被搞掉。这件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许多密谋都是背着周维炯的。他是师长，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与王泽渥等绝不能相提并论。他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有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一九四二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毛到延安后才被叫停。
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腹中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