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0）
以上是“五反”中的两个例子，或者说是两只“麻雀”。把这两只“麻雀”解剖开来一看，“五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基本上清楚了。不过，这两个例子中被查的商户还只是属于中等的，至于一些大的工商户，他们的遭遇怎样，以下几个例子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讯息。
广州商人陈祖沛，广东江门人，香港南北行学徒出身，一九三八年以小洋六百元在广州创办大成行发家，生意遍及东南亚。据网上一篇署名黄曦晖的文章《陈祖沛与大成行在抗美援朝中捐献三架战斗机》说：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陈祖沛因受共产党人许涤新、刘思慕等人影响，思想左倾，常在经济上接济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月，平津战役正临决战阶段。为支援解放军作战，陈祖沛应中共要求组织大批紧缺物资，包租了一艘三千吨英国轮船，不顾危险亲自押运到天津港。一九五一年，陈又将香港大成行一千七百万港元资金转回大陆，在天津、上海、青岛、广州、重庆等地开办各种工厂，以实业支援国家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和大成行职工带头捐献相等于三架战斗机价值的人民币四十五亿元（旧币），带动了整个广州市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因此，陈祖沛可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亲共的商人。但是，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一来，广州大成行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即被指为犯有偷税漏税等罪行，勒令“补交税”二百亿元（旧币，即新币二百万元）。因陈祖沛国内资金不足此数，交不出来，广州公安局就将他逮捕关押了一个月多。最后，是陈祖沛写信到香港求救，由大成行香港分行汇来一百万元港币凑足二百亿元人民币，陈才被放回家。一九五七年陈祖沛又被划为右派，说他是广州“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数次被批斗，逼得跳楼自杀，结果虽未跌死但跌断了一条腿。在此过程中，陈祖沛在国内的数以千万计的财产全部烟消云散。
济南马伯声，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其所创立的“仁丰纱厂”、“仁德学校”、“仁德面粉”、“惠鲁工商学校”、“泰山林场”等都名噪一时，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实业家。其中尤以马伯声与崔景三、穆伯仁三人合办的仁丰纱厂最为成功，出产的“蜘蛛美人牌”原白纱物美价廉，可与日本人在青岛出产的“大五福”布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然亦因此之故引人觊觎。先是有国民政府官办的中国银行和有军阀背景的金城银行，硬以投资名义入股仁丰，并委派一个名叫殷同、后来沦为汉奸的人当了仁丰的总经理。马伯声仅保住经理一职。“七七事变”后，马伯声主张迁厂西安，因殷同反对而作罢。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军军管了仁丰纱厂，随即委托青岛日人纱厂派人来接管厂务。马伯声虽避居到天津也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后经人保释才出狱。此后，仁丰一直在日人控制下。一九四二年，日方以天津公大纱厂名义注资仁丰二百万元。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仁丰纱厂，委托马伯声为仁丰经理。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山东省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在厘清了仁丰的资产后，宣布将仁丰发还原主。按此，仁丰资产的归属已经明确。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却以“侵吞日伪资产罪”将马伯声拘留审查。一九五三年二月和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共两次宣判：没收仁丰纱厂中的官僚资本、汉奸股权和日本投资，其金额共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五，马伯声等股东仅得百分之十三点五的股权。
“五反”中有反资本家侵吞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一条。这个例子就涉及到私营厂商资产中包含有敌伪资产的问题。反对资本家侵吞敌伪资产固然是对的，但是计算方法要合理。仁丰一九二九年初创时的资金额就超过一百万元，后部分股东相继离去，经马伯声多年辛劳经营，纱厂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一九三四年时即有纱锭一千二百六十锭，工人五百七十名。一九三五年四月又新增织布机二百四十台，染色机二十八台，资本额早已数倍、数十倍地增加。而后来官僚资本和日方投资总共三百万元，在当时的仁丰资本额中仅占很小一部分。即以马伯声最初办厂的一百万资本算，官僚资本和日方资本也只占总资本额的百分之七十五，何来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五？所以，中共在“五反” 中以官僚资本和敌伪资本问题重翻旧案，不过是想侵吞马伯声等股东的资产而已。“五反”以后，马伯声定居天津，仅以微薄定息为生，一九六六年春病故。
四川康心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毕业。一九二二年，康心如与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合作开办美丰银行重庆分行。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发生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九五事件”，激起四川人民排外风潮。一九二七年二月，美丰银行美国经理奉命撤离重庆，并打算停止银行营业。经康心如洽商，由四川军阀刘湘集资三十几万元收购了美国人股份。从此美丰银行成为中国人全资银行。银行在康心如经营下不断得到发展。抗战时期，美丰已成为西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资产丰厚，投资的企业有八九十家，涉及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电力、金融、保险、文化、新闻等很多行业。一九三七年美丰的资产值已达三百万元。其中康心如及其家族拥有的资产不下一百万元。但是，到了内战后期和中共执政后，康心如和美丰都遇到了很大的劫难。
内战后期的劫难首先是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国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徐伯园亲找康心如谈话，要康把黄金、美钞统统拿出来换成金圆券以支持政府的金融改革。结果没几天金圆券就大贬值，康心如和美丰共损失了近百万美元。接着，康又在银元券风波中上当，损失了四十一万三千多银元。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战败撤离大陆前，重庆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想换成现金好跑路。于是由重庆卫戌副司令夏斗枢出面，以枪威逼康心如拿出二百根金条“吃下”这些股票。此例一开，引发一系列退股事件，最后美丰银行拿出十四万四千多银元才把事情应付过去。这几件事，把美丰的流动资金基本上掏光。
重庆解放以后，美丰银行虽摇摇欲坠，缺乏流动资金，但还有大量实业投资和不动产。康心如为救活美丰银行，动员全家几个兄弟，把家里所有黄金、珠宝拿出来，凑了二十二亿现金（旧币）。但光这些钱还不够。于是康心如以私人拥有的重庆最好地段的一幢市值二十亿元的商业大楼作抵押，想从中共的人民银行贷款十亿元。但是人民银行根本不予理睬（可能此时人民银行自己也没有钱）。没有资金周转，银行开不了门，美丰不得不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下午停业。
虽然，美丰银行是停业了，但是“五反”一来，共产党又找上了康心如的麻烦。由于杨森是国民党战犯，中共说康心如买下杨森的股票是属于“转移敌伪财产”，现在要赔给政府；杨森拿走多少，你康心如也得交出多少。除了杨森，西北军阀马步芳曾在美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存放过一批黄金，后来取走了。这客户存放在银行保险箱的东西，不属银行所有，更不属中共所有，客户要取走银行总不能不准取吧？可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中共那里竟讲不通，说这也是“转移敌伪财产”，也得由康心如赔。康心如有个女婿叫杨锡琪，当时也办了一个小银行，也从马步芳那里拉了一点黄金存在他的银行里。解放后银行不办了，但“五反”一来，也叫他赔。没有钱就从他工资里扣。原来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只给十八元生活费。美丰初办时，是属于美国人的银行，曾发行货币叫美丰券，在市面上很流通。钞票使用多了总会有损坏的、丢失的。后来美丰券不流通了，点算下来发行出去的货币有三万元没有收回来。这件事在国民政府时代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向政府报告了就完事了。可是解放后这件事中共也要重算，说这是人民的财产，不能由你私吞，要美丰股东把这三万元钱补交出来。总之，中共是千方百计地要从美丰捞钱，把美丰残剩的一点资产吞噬干净。
在四十年代，康心如利用他的地位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帮助，包括金钱上的资助。一九五七年二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一国回国途径重庆，还特地去看康心如，并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可是几个月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康家包括康心如在内有六个人被打成右派，成了重庆市的“右派大户”。
刘鸿生，浙江定海人，民国实业巨头，有中国“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之称，经营领域涉及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刘鸿生跑到香港观望，在周恩来统战术笼络下，十月又回到上海。一九五〇年十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刘鸿生带头捐献飞机大炮，其中仅上海水泥公司董事会和全厂职工就捐献人民币二十点一七亿元（旧币，合新币二十万一千七百元）。但是，“五反”运动一来，刘家就受到了各种冲击。
据网上一篇署名赵晋的文章《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前后的私营工商业——以上海刘鸿生家族及其章华毛纺公司为中心》称：刘家首先遭到运动冲击的是刘鸿生次子刘念义。他所掌管的大中华火柴公司部分工人乘机闹事要求加工资，劳方代表“拍案击桌斗得很凶”，声称：“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当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百货公司又要减少收购量，对于工人们的要求，刘念义无法满足。当他亲自去周浦分厂调解劳资纠纷时，竟被数百名工人扣留了整整两天，强迫他承诺加薪。被关押期间，刘念义一度想要自杀。
刘鸿生第三子、时任上海水泥公司总经理的刘念礼境遇更惨。“三反”运动中许多机关干部因与上海的厂商有过工作上的关系，此时多被逼承认受过贿。于是这些机关纷纷派人来求证并追赃。刘念礼因此被水利局传讯了十七小时，期间不仅被传讯员用各种脏话痛骂，而且还被强迫脱衣服游街，一度成为上海工商界争相批斗的对象。
刘鸿生另一个儿子刘念智被逼交代“五毒”罪行，坦白交代了二十多次不能过关。最初他只承认“盗窃”了二只麻袋和二扇破铁门，后来承认偷税漏税的数目达到数百亿元。他甚至把抗战胜利后申请到的官价外汇、向善后救济总署申请配给的物资，与当时市价的差额都算作“隐匿伪产”。工作队要他交代章华毛纺厂生产中所谓“偷工减料”的问题。其实这是因为当时政府给的“加工订货”的工缴费远远低于成本，企业要想不亏本，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降低成本。所以如果将此一做法算作“偷工减料”，那么政府也是难辞其咎的。但政府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将责任统统推在私方厂家头上。
“五反”运动开始时，刘鸿生因心脏病已卧床很长一段时间，但中共也不放过他。先是华东纺织管理局要追究他贿赂纺管局干部陆高谊的罪责。过去，刘鸿生曾送过陆高谊一块呢服料。当时这件事在刘鸿生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为呢子是自家工厂的产品，偌大工厂送人一块衣料实在也不是什么大礼，只是攀个普通交情而已。但纺管局却要深挖个中的不法关系。刘被逼不过只得承认：“我送呢料给陆高谊是有的，但是除此以外绝对没有什么问题。”有同业指责刘氏的章华厂一九五〇年加工军毯粗制滥造。此事涉及军队，也是一件可大可小、凶险莫测的事情。因为就在当时一个名叫王康年的商人被人揭发说他卖假药给志愿军被抓了起来，报上登了一大版一大版的声讨文章，后来被判了死刑。刘只得辩解说：这个问题当初在加工生产前他就提醒过纺管局，说用精纺机器做粗纺产品是不行的，但纺管局专家却说可以，他只好执行。还有人指责他逃避外汇九十万美元不坦白。刘坚不承认并一度想自杀。他曾这样对儿子们说：“我自己有错误就应该承认，假如为了避一避风头而勉强承认，我是不干的。”又说：“人家总认为我刘鸿生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试问五反之后，我要不要出来呢？那时我怎样面对群众呢？我情愿死在五反的斗争中，不愿意躲避五反，藉此多活几个丑年。”
其时，很多人也看清了中共发动“五反”的目的。但现实很无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地主阶级的下场，就知抗拒是没有用的。刘鸿生的几个儿子都认为：刘家企业“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因此，“口头承认心里怨”，积极配合政府坦白“罪行”，甚至夸大盗窃和偷漏数字，只求早日过关。刘念礼最初的坦白总被认为不具体、不老实。后来想穿了，凡人检举的一概承认，甚至把解放前廉价向国民政府救济总署购买的器材也算作盗窃国家资财做了交代。仅此一项金额就达二百二十四亿元（旧币）。
在整个“五反”运动中刘鸿生父子交代的“五毒”金额总数高达八百二十九亿元（旧币）。除此之外，刘家还得缴交一九五一年的营业所得税二十五亿元。征这么多的所得税，是因为中共总认为上海资本家在一九五一年的政府加工订货中捞了一大把。薄一波一度估计在政府加工订货二十万亿元中资本家赚的钱和盗窃国家的钱至少有九万亿元。因此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除了要上海资本家交出“偷税、漏税”的钱，还至少要征收一点八万亿所得税。但事实上上海的资本家并没有赚那么多。一九五三年六月上海市委根据十八家典型户的调查，发现他们的实际盈利只有二千零六亿元，而政府的所得税就达一千一百二十七亿二千九百万元，占去了盈利的百分之五十六。也有的厂商如章华毛纺厂，一九五一年不仅没有盈利而是亏本。章华因为一时缴不出所得税，中共就要刘家将藏于海外的资产拿回来缴税。以中共的想法，像刘家那样的大资本家海外也一定藏有大笔金钱。面对中共敲骨吸髓、机关算尽的做法，刘鸿生冷冷地告诉税收人员说：海外的钱“详数也不知，不过几千港币罢了。”当然，刘鸿生的说法中共是绝对不信的。因此催逼缴税变本加厉。刘鸿生被逼无奈，只得写信到香港向朋友求救：“本公司在此生死万急之秋，深信我公定能惠予援助，决不致听其危急而不顾，特函恳商务祈迅速汇港币十五万元，千万勿迟。”
最后，中共也认识到若要按照上海“五反”中打出的“违法金”十万亿元逼迫工商业者交款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中共还不想一下搞死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主动将金额降到四万亿元。但就是这样，许多工商业者也是无力缴清的。章华毛纺厂直到一九五四年公私合营前还欠缴“五反”应退款九十二亿元。而这九十二亿元“欠款”在公私合营时又都以“国家投资”名义算作了中共拥有的公股。
这是什么政府
你说的亿元，是旧币还是新币？你知道比值是多少？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0）
以上是“五反”中的两个例子，或者说是两只“麻雀”。把这两只“麻雀”解剖开来一看，“五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基本上清楚了。不过，这两个例子中被查的商户还只是属于中等的，至于一些大的工商户，他们的遭遇怎样，以下几个例子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讯息。
广州商人陈祖沛，广东江门人，香港南北行学徒出身，一九三八年以小洋六百元在广州创办大成行发家，生意遍及东南亚。据网上一篇署名黄曦晖的文章《陈祖沛与大成行在抗美援朝中捐献三架战斗机》说：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陈祖沛因受共产党人许涤新、刘思慕等人影响，思想左倾，常在经济上接济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月，平津战役正临决战阶段。为支援解放军作战，陈祖沛应中共要求组织大批紧缺物资，包租了一艘三千吨英国轮船，不顾危险亲自押运到天津港。一九五一年，陈又将香港大成行一千七百万港元资金转回大陆，在天津、上海、青岛、广州、重庆等地开办各种工厂，以实业支援国家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和大成行职工带头捐献相等于三架战斗机价值的人民币四十五亿元（旧币），带动了整个广州市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因此，陈祖沛可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亲共的商人。但是，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一来，广州大成行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即被指为犯有偷税漏税等罪行，勒令“补交税”二百亿元（旧币，即新币二百万元）。因陈祖沛国内资金不足此数，交不出来，广州公安局就将他逮捕关押了一个月多。最后，是陈祖沛写信到香港求救，由大成行香港分行汇来一百万元港币凑足二百亿元人民币，陈才被放回家。一九五七年陈祖沛又被划为右派，说他是广州“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数次被批斗，逼得跳楼自杀，结果虽未跌死但跌断了一条腿。在此过程中，陈祖沛在国内的数以千万计的财产全部烟消云散。
济南马伯声，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其所创立的“仁丰纱厂”、“仁德学校”、“仁德面粉”、“惠鲁工商学校”、“泰山林场”等都名噪一时，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实业家。其中尤以马伯声与崔景三、穆伯仁三人合办的仁丰纱厂最为成功，出产的“蜘蛛美人牌”原白纱物美价廉，可与日本人在青岛出产的“大五福”布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然亦因此之故引人觊觎。先是有国民政府官办的中国银行和有军阀背景的金城银行，硬以投资名义入股仁丰，并委派一个名叫殷同、后来沦为汉奸的人当了仁丰的总经理。马伯声仅保住经理一职。“七七事变”后，马伯声主张迁厂西安，因殷同反对而作罢。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军军管了仁丰纱厂，随即委托青岛日人纱厂派人来接管厂务。马伯声虽避居到天津也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后经人保释才出狱。此后，仁丰一直在日人控制下。一九四二年，日方以天津公大纱厂名义注资仁丰二百万元。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仁丰纱厂，委托马伯声为仁丰经理。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山东省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在厘清了仁丰的资产后，宣布将仁丰发还原主。按此，仁丰资产的归属已经明确。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却以“侵吞日伪资产罪”将马伯声拘留审查。一九五三年二月和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共两次宣判：没收仁丰纱厂中的官僚资本、汉奸股权和日本投资，其金额共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五，马伯声等股东仅得百分之十三点五的股权。
“五反”中有反资本家侵吞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一条。这个例子就涉及到私营厂商资产中包含有敌伪资产的问题。反对资本家侵吞敌伪资产固然是对的，但是计算方法要合理。仁丰一九二九年初创时的资金额就超过一百万元，后部分股东相继离去，经马伯声多年辛劳经营，纱厂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一九三四年时即有纱锭一千二百六十锭，工人五百七十名。一九三五年四月又新增织布机二百四十台，染色机二十八台，资本额早已数倍、数十倍地增加。而后来官僚资本和日方投资总共三百万元，在当时的仁丰资本额中仅占很小一部分。即以马伯声最初办厂的一百万资本算，官僚资本和日方资本也只占总资本额的百分之七十五，何来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五？所以，中共在“五反” 中以官僚资本和敌伪资本问题重翻旧案，不过是想侵吞马伯声等股东的资产而已。“五反”以后，马伯声定居天津，仅以微薄定息为生，一九六六年春病故。
四川康心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毕业。一九二二年，康心如与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合作开办美丰银行重庆分行。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发生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九五事件”，激起四川人民排外风潮。一九二七年二月，美丰银行美国经理奉命撤离重庆，并打算停止银行营业。经康心如洽商，由四川军阀刘湘集资三十几万元收购了美国人股份。从此美丰银行成为中国人全资银行。银行在康心如经营下不断得到发展。抗战时期，美丰已成为西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资产丰厚，投资的企业有八九十家，涉及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电力、金融、保险、文化、新闻等很多行业。一九三七年美丰的资产值已达三百万元。其中康心如及其家族拥有的资产不下一百万元。但是，到了内战后期和中共执政后，康心如和美丰都遇到了很大的劫难。
内战后期的劫难首先是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国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徐伯园亲找康心如谈话，要康把黄金、美钞统统拿出来换成金圆券以支持政府的金融改革。结果没几天金圆券就大贬值，康心如和美丰共损失了近百万美元。接着，康又在银元券风波中上当，损失了四十一万三千多银元。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战败撤离大陆前，重庆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想换成现金好跑路。于是由重庆卫戌副司令夏斗枢出面，以枪威逼康心如拿出二百根金条“吃下”这些股票。此例一开，引发一系列退股事件，最后美丰银行拿出十四万四千多银元才把事情应付过去。这几件事，把美丰的流动资金基本上掏光。
重庆解放以后，美丰银行虽摇摇欲坠，缺乏流动资金，但还有大量实业投资和不动产。康心如为救活美丰银行，动员全家几个兄弟，把家里所有黄金、珠宝拿出来，凑了二十二亿现金（旧币）。但光这些钱还不够。于是康心如以私人拥有的重庆最好地段的一幢市值二十亿元的商业大楼作抵押，想从中共的人民银行贷款十亿元。但是人民银行根本不予理睬（可能此时人民银行自己也没有钱）。没有资金周转，银行开不了门，美丰不得不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下午停业。
虽然，美丰银行是停业了，但是“五反”一来，共产党又找上了康心如的麻烦。由于杨森是国民党战犯，中共说康心如买下杨森的股票是属于“转移敌伪财产”，现在要赔给政府；杨森拿走多少，你康心如也得交出多少。除了杨森，西北军阀马步芳曾在美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存放过一批黄金，后来取走了。这客户存放在银行保险箱的东西，不属银行所有，更不属中共所有，客户要取走银行总不能不准取吧？可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中共那里竟讲不通，说这也是“转移敌伪财产”，也得由康心如赔。康心如有个女婿叫杨锡琪，当时也办了一个小银行，也从马步芳那里拉了一点黄金存在他的银行里。解放后银行不办了，但“五反”一来，也叫他赔。没有钱就从他工资里扣。原来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只给十八元生活费。美丰初办时，是属于美国人的银行，曾发行货币叫美丰券，在市面上很流通。钞票使用多了总会有损坏的、丢失的。后来美丰券不流通了，点算下来发行出去的货币有三万元没有收回来。这件事在国民政府时代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向政府报告了就完事了。可是解放后这件事中共也要重算，说这是人民的财产，不能由你私吞，要美丰股东把这三万元钱补交出来。总之，中共是千方百计地要从美丰捞钱，把美丰残剩的一点资产吞噬干净。
在四十年代，康心如利用他的地位给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不少帮助，包括金钱上的资助。一九五七年二月周恩来出访欧亚十一国回国途径重庆，还特地去看康心如，并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可是几个月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康家包括康心如在内有六个人被打成右派，成了重庆市的“右派大户”。
刘鸿生，浙江定海人，民国实业巨头，有中国“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之称，经营领域涉及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刘鸿生跑到香港观望，在周恩来统战术笼络下，十月又回到上海。一九五〇年十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刘鸿生带头捐献飞机大炮，其中仅上海水泥公司董事会和全厂职工就捐献人民币二十点一七亿元（旧币，合新币二十万一千七百元）。但是，“五反”运动一来，刘家就受到了各种冲击。
据网上一篇署名赵晋的文章《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前后的私营工商业——以上海刘鸿生家族及其章华毛纺公司为中心》称：刘家首先遭到运动冲击的是刘鸿生次子刘念义。他所掌管的大中华火柴公司部分工人乘机闹事要求加工资，劳方代表“拍案击桌斗得很凶”，声称：“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当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百货公司又要减少收购量，对于工人们的要求，刘念义无法满足。当他亲自去周浦分厂调解劳资纠纷时，竟被数百名工人扣留了整整两天，强迫他承诺加薪。被关押期间，刘念义一度想要自杀。
刘鸿生第三子、时任上海水泥公司总经理的刘念礼境遇更惨。“三反”运动中许多机关干部因与上海的厂商有过工作上的关系，此时多被逼承认受过贿。于是这些机关纷纷派人来求证并追赃。刘念礼因此被水利局传讯了十七小时，期间不仅被传讯员用各种脏话痛骂，而且还被强迫脱衣服游街，一度成为上海工商界争相批斗的对象。
刘鸿生另一个儿子刘念智被逼交代“五毒”罪行，坦白交代了二十多次不能过关。最初他只承认“盗窃”了二只麻袋和二扇破铁门，后来承认偷税漏税的数目达到数百亿元。他甚至把抗战胜利后申请到的官价外汇、向善后救济总署申请配给的物资，与当时市价的差额都算作“隐匿伪产”。工作队要他交代章华毛纺厂生产中所谓“偷工减料”的问题。其实这是因为当时政府给的“加工订货”的工缴费远远低于成本，企业要想不亏本，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降低成本。所以如果将此一做法算作“偷工减料”，那么政府也是难辞其咎的。但政府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将责任统统推在私方厂家头上。
“五反”运动开始时，刘鸿生因心脏病已卧床很长一段时间，但中共也不放过他。先是华东纺织管理局要追究他贿赂纺管局干部陆高谊的罪责。过去，刘鸿生曾送过陆高谊一块呢服料。当时这件事在刘鸿生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为呢子是自家工厂的产品，偌大工厂送人一块衣料实在也不是什么大礼，只是攀个普通交情而已。但纺管局却要深挖个中的不法关系。刘被逼不过只得承认：“我送呢料给陆高谊是有的，但是除此以外绝对没有什么问题。”有同业指责刘氏的章华厂一九五〇年加工军毯粗制滥造。此事涉及军队，也是一件可大可小、凶险莫测的事情。因为就在当时一个名叫王康年的商人被人揭发说他卖假药给志愿军被抓了起来，报上登了一大版一大版的声讨文章，后来被判了死刑。刘只得辩解说：这个问题当初在加工生产前他就提醒过纺管局，说用精纺机器做粗纺产品是不行的，但纺管局专家却说可以，他只好执行。还有人指责他逃避外汇九十万美元不坦白。刘坚不承认并一度想自杀。他曾这样对儿子们说：“我自己有错误就应该承认，假如为了避一避风头而勉强承认，我是不干的。”又说：“人家总认为我刘鸿生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试问五反之后，我要不要出来呢？那时我怎样面对群众呢？我情愿死在五反的斗争中，不愿意躲避五反，藉此多活几个丑年。”
其时，很多人也看清了中共发动“五反”的目的。但现实很无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地主阶级的下场，就知抗拒是没有用的。刘鸿生的几个儿子都认为：刘家企业“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因此，“口头承认心里怨”，积极配合政府坦白“罪行”，甚至夸大盗窃和偷漏数字，只求早日过关。刘念礼最初的坦白总被认为不具体、不老实。后来想穿了，凡人检举的一概承认，甚至把解放前廉价向国民政府救济总署购买的器材也算作盗窃国家资财做了交代。仅此一项金额就达二百二十四亿元（旧币）。
在整个“五反”运动中刘鸿生父子交代的“五毒”金额总数高达八百二十九亿元（旧币）。除此之外，刘家还得缴交一九五一年的营业所得税二十五亿元。征这么多的所得税，是因为中共总认为上海资本家在一九五一年的政府加工订货中捞了一大把。薄一波一度估计在政府加工订货二十万亿元中资本家赚的钱和盗窃国家的钱至少有九万亿元。因此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除了要上海资本家交出“偷税、漏税”的钱，还至少要征收一点八万亿所得税。但事实上上海的资本家并没有赚那么多。一九五三年六月上海市委根据十八家典型户的调查，发现他们的实际盈利只有二千零六亿元，而政府的所得税就达一千一百二十七亿二千九百万元，占去了盈利的百分之五十六。也有的厂商如章华毛纺厂，一九五一年不仅没有盈利而是亏本。章华因为一时缴不出所得税，中共就要刘家将藏于海外的资产拿回来缴税。以中共的想法，像刘家那样的大资本家海外也一定藏有大笔金钱。面对中共敲骨吸髓、机关算尽的做法，刘鸿生冷冷地告诉税收人员说：海外的钱“详数也不知，不过几千港币罢了。”当然，刘鸿生的说法中共是绝对不信的。因此催逼缴税变本加厉。刘鸿生被逼无奈，只得写信到香港向朋友求救：“本公司在此生死万急之秋，深信我公定能惠予援助，决不致听其危急而不顾，特函恳商务祈迅速汇港币十五万元，千万勿迟。”
最后，中共也认识到若要按照上海“五反”中打出的“违法金”十万亿元逼迫工商业者交款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中共还不想一下搞死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主动将金额降到四万亿元。但就是这样，许多工商业者也是无力缴清的。章华毛纺厂直到一九五四年公私合营前还欠缴“五反”应退款九十二亿元。而这九十二亿元“欠款”在公私合营时又都以“国家投资”名义算作了中共拥有的公股。
这是什么政府
你说的亿元，是旧币还是新币？你知道比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