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１８）
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对“五反”怕得要命，但是要来的还是会来。“五反”运动开始后，各地的中共干部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猛批狠斗，带高帽、打人、体罚、逮人，什么都有。很多场面与斗争地主差不多。《“五反”运动研究》一书说：“由于采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致使运动出现了逼供信的‘左’的过火行为，出现了把‘小虎’打成‘大虎’，把‘假虎’打成‘真虎’的斗争扩大化现象。这些现象大多是：对犯罪嫌疑人，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任何单位的领导或派驻的工作组，均有权发动群众大胆怀疑，检举揭发；仅凭怀疑或他人检举，未经查证核实，即可命令把当事人‘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形同软禁；没有合法凭证即可私自搜查私人住宅，搜缴私人信件；依靠行政命令，即可强迫被怀疑人检查交代，发动群众批斗，施加压力，而且通常不许本人审辩，否则就是态度恶劣，企图狡猾抵赖；对这种公然采取的粗暴行径，还不许他人提出异议，否则，就是包庇，就会受到株连；谁若胆敢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即按故意捣乱，破坏运动论处，当场受到制裁；私设公堂，秘密审讯，采用车轮战术，进行疲劳轰炸，弄得人精疲力竭，以便获取所要的口供，经不起折磨被迫认罪事后翻供几经反复者有之，自杀者亦有之；与此同时，乘机打击异己挟嫌报复者有之，诬告陷害者亦有之。”而自杀“几乎程度不同地分布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每一个城市和地区。”（何永红著：《“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在这样的恐怖攻势下，很少人能做到镇定自若。胆小的、或气愤不过以死抗争的就往往选择了自杀。因此“五反”运动中自杀的工商业者特别多。而且自杀者往往倒不是真有大罪恶的人，反而是比较老实、清白的人。如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清俭廉洁，富有爱国心，可他也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服安眠药自杀。据有关资料，卢作孚的自杀，除了自身受到“三反”、“五反”无理攻击和冤枉，与公司中几个与他一起创业的老同事在镇反运动中被杀也有关系。这几个老同事或因为参加过“袍哥”组织，或历史上与国民政府有过交往，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并无其他罪恶，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杀害。作为与这几个被杀的老同事关系密切者，而且自己在解放前与国民党政府也有交往的卢作孚，此时内心怎样的想法我们虽已无法得知，但也能猜到几分，恐怕是恐惧与愤怒兼而有之。卢作孚曾以欢迎的态度迎接“新中国”，想不到转眼间中共就露出了狰狞面孔，智者如卢氏，就果断地以自杀脱离中共的纠缠。上海白手起家以经营糖果、蜜饯闻名全国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因被店内职工连续围困批斗两天，在四月二十一日跳楼自杀。以上两例几乎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不知道的那就不计其数了。一九九〇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在整个“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有二十万人自杀。维基百科之“三反五反运动”词条说：上海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自杀的有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十多个。其中恐怖最高潮时一个星期跳楼自杀的有二百多人。有些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的。这些自杀者除少数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现在还有人记得，至于其余名气不大的自杀者，他们的冤屈恐怕永远也不会再被人所知。
厦门大学教授谢咏有一篇专门研究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自杀的文章，名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文章中转引作者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书中的有关记载说：
一九五二年“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树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竹篱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九五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
谢咏文章又引作者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目》书中提供的资料说：“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二十六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晚听完汇报都要问一句：“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他把跳楼者虐称为“跳伞者”，可见他对运动中被迫自杀者的冷酷。有一次他在广播里故作糊涂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 俗语说蝼蚁尚且知道惜命，若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有谁肯轻易自杀？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自杀，是因为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殷纪常不是反共的人。他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把他家位于大西路上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的人，也是银行界最早请中共干部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人。照理，中共对这样亲共、爱共之人多少也应给几分薄面予以优待，不料也是这样粗暴对待他，可见中共天性的凉薄。
曾参加过成都市茶叶业“五反“工作队的铁流说：成都“茶叶业先后死了六个资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旧五金行业，他们生意做得大，赚了不少钱，退赔退赃阶段每天都有人上吊、抹喉，买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药。他们工作队的人告诉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杀。”
当然，无论“三反”还是“五反”，在运动中选择自杀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数。更多没有自杀勇气的人，那就只能按照“五反”工作队的要求，承认强迫你承认的所有“罪行”了。说穿了，中共实行这样的恐怖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承认的后果，就得缴交所谓的偷税、漏税和罚款。当时许多工商户，包括我舅舅家在内，就是这样被弄得倾家荡产的。
解放前受老蒋接见表扬；解放后和老荣一起被老毛请吃饭。何其荣耀！另外卢的一生也非常简朴，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其夫人就从来不涂脂抹粉的。没想到最后竟死于宵小之手，可惜了。
卢死后，老毛闻讯也大惊失色，马上命令运动暂停，说要采取柔和的方式对待资本家。不过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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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
后来，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回忆父亲遭批斗时写道：““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
8月24日的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站在生活了十六年的丹柿百花小院里，身上还留着昨日被红卫兵折磨所留下来的伤，他艰难抱起在一旁玩耍的小孙女，说出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跟爷爷说，再见。”之后，他独自一人走到了北京德胜门外城西北角的太平湖，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天和半个夜晚，然后步入了湖水，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那一天，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后来有很多人问，到底是什么害死了老舍？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变得敏感自尊善良的性格？是他作为一个文人不为瓦全的气节？是那个年代旧势力小人的陷害？是红卫兵的残忍？是整个民族的丧心病狂不讲理？然而事实是如此脆弱，所有元素混在一起，8越3号成为一位已然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最后一根稻草。
梦想发展外海航运，在国际海运业有一席之地。毛一建政，就昏招连连，与私营民族企业家群体为敌，短短几年就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本。其实，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长于entrepreneurship，非常适合资本主义。只要给点自由，就可快速创造财富。
改开后，才想起来中国曾有过的企业家文化有用，把过去资本家的后代请出来当花瓶，挂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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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王光英被迅速起用，出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天津大沽化学厂因技术落后濒临破产，王光英立即为该工厂引进聚氯乙烯生产设备，并拯救老厂，之后大沽化学厂获得政府1700多万投资及外资注入，实现不断扩产。1981年，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负责恢复天津商业[4]:58-59，期间成功恢复和整顿和平路、东马路商业一条街[9]；此外他担任第三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10][11]。
1981年2月12日，王光英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送呈《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用香港的经营方式成立一个高效能的综合性公司做些零星生意”，“如放开手脚，给予随时调用几亿美元的权利，也搞承包责任制（各部门少加干预），给国家赚大钱是有可能的。”[12]国务院批复“在港设一完全打破官商一套的综合公司，委托光英同志负责筹办。干部也由他选人，由中国银行贷款支持”[13]。
1983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支持下，王光英在香港筹建光大实业有限公司[14]。他先后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15]。光大进入香港之时，正值中英双方对香港主权回归谈判，香港民众人心动荡，光大的入驻受到香港各界关注[4]:59。最初光大公司业务在搜罗商业情报，并将全球各地物美价廉的先进二手设备引进中国大陆。刚开业几个月内，光大公司获悉智利一家铜矿倒闭，矿主此前订购的1500辆崭新的美国道奇、联邦德国奔驰牌的大吨位载重机、翻斗机需要折价拍卖[16]。王光英迅速拍板派出采购小组，并予以全权负责权限。几日后小组抵达智利，并通过检验磋商后，这批货物以原价折价38%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整个交易过程仅用3个月，光大首单获利2500万美元，为中国大量节省外汇并提供国内生产需求[17]。
光大公司业务扩展期间，他还通过中国外交部邀请基辛格访问光大公司，以及联络全球各界政要，提高光大集团的社会地位。其中竹下登在出任首相前就与王光英有较好的交往，出任日本首相后，竹下登建议日本三菱信托银行与王光英关系密切，而三菱信托银行在华投资，其中对光大公司的投资在中国保持第一。在他主政时期，光大集团积极谋求外资进入中国，其中包括香港财经大厦、江门外海大桥、北京王府饭店、金朗酒店、京广中心、天伦王朝饭店、珠海磨刀工程等[4]:62。而其崛起也有力促进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18]。
1983年起，王光英担任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1984年1月，王光英找到李嘉诚，成功说服后者与光大实业公司合作经营城市花园。此前李嘉诚与王光英签署了一个经董事会通过的协议，若地价下行，三个月内光大可以随时退出，但退出协议尚未公布。不久地价大幅下降，王光英在同年6月宣布取消合作计划[20]；不久李嘉诚也将此物业卖出[21]。长江实业并向光大退还4890万港币本息，香港舆论哗然[20][22]。然而，李嘉诚在当初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长江实业董事周千和减持部分该股份，导致交易在终止后，被裁定为内幕交易。1986年，李嘉诚等人被内幕交易审裁处裁定触犯内幕买卖条例，受到公开谴责。光大虽未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王光英名望大损，被中共中央调回北京[23]。香港对大陆的质疑，直到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主席荣毅仁派其子荣智健来港投资，方才挽回香港对大陆的政治信心[24]。
1989年，王光英离开光大，并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5][26][27][28]。此外他还担任全国工商联第五、六届执委会副主席和第七、八届执委会名誉主席[29]。此外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等[30]。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１８）
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对“五反”怕得要命，但是要来的还是会来。“五反”运动开始后，各地的中共干部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猛批狠斗，带高帽、打人、体罚、逮人，什么都有。很多场面与斗争地主差不多。《“五反”运动研究》一书说：“由于采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致使运动出现了逼供信的‘左’的过火行为，出现了把‘小虎’打成‘大虎’，把‘假虎’打成‘真虎’的斗争扩大化现象。这些现象大多是：对犯罪嫌疑人，不按法律程序办案；任何单位的领导或派驻的工作组，均有权发动群众大胆怀疑，检举揭发；仅凭怀疑或他人检举，未经查证核实，即可命令把当事人‘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形同软禁；没有合法凭证即可私自搜查私人住宅，搜缴私人信件；依靠行政命令，即可强迫被怀疑人检查交代，发动群众批斗，施加压力，而且通常不许本人审辩，否则就是态度恶劣，企图狡猾抵赖；对这种公然采取的粗暴行径，还不许他人提出异议，否则，就是包庇，就会受到株连；谁若胆敢主持公道，打抱不平，即按故意捣乱，破坏运动论处，当场受到制裁；私设公堂，秘密审讯，采用车轮战术，进行疲劳轰炸，弄得人精疲力竭，以便获取所要的口供，经不起折磨被迫认罪事后翻供几经反复者有之，自杀者亦有之；与此同时，乘机打击异己挟嫌报复者有之，诬告陷害者亦有之。”而自杀“几乎程度不同地分布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每一个城市和地区。”（何永红著：《“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在这样的恐怖攻势下，很少人能做到镇定自若。胆小的、或气愤不过以死抗争的就往往选择了自杀。因此“五反”运动中自杀的工商业者特别多。而且自杀者往往倒不是真有大罪恶的人，反而是比较老实、清白的人。如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清俭廉洁，富有爱国心，可他也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服安眠药自杀。据有关资料，卢作孚的自杀，除了自身受到“三反”、“五反”无理攻击和冤枉，与公司中几个与他一起创业的老同事在镇反运动中被杀也有关系。这几个老同事或因为参加过“袍哥”组织，或历史上与国民政府有过交往，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并无其他罪恶，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杀害。作为与这几个被杀的老同事关系密切者，而且自己在解放前与国民党政府也有交往的卢作孚，此时内心怎样的想法我们虽已无法得知，但也能猜到几分，恐怕是恐惧与愤怒兼而有之。卢作孚曾以欢迎的态度迎接“新中国”，想不到转眼间中共就露出了狰狞面孔，智者如卢氏，就果断地以自杀脱离中共的纠缠。上海白手起家以经营糖果、蜜饯闻名全国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因被店内职工连续围困批斗两天，在四月二十一日跳楼自杀。以上两例几乎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不知道的那就不计其数了。一九九〇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在整个“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有二十万人自杀。维基百科之“三反五反运动”词条说：上海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自杀的有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十多个。其中恐怖最高潮时一个星期跳楼自杀的有二百多人。有些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的。这些自杀者除少数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现在还有人记得，至于其余名气不大的自杀者，他们的冤屈恐怕永远也不会再被人所知。
厦门大学教授谢咏有一篇专门研究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自杀的文章，名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文章中转引作者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书中的有关记载说：
一九五二年“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树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竹篱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一九五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
谢咏文章又引作者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目》书中提供的资料说：“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二十六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晚听完汇报都要问一句：“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他把跳楼者虐称为“跳伞者”，可见他对运动中被迫自杀者的冷酷。有一次他在广播里故作糊涂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 俗语说蝼蚁尚且知道惜命，若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有谁肯轻易自杀？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自杀，是因为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殷纪常不是反共的人。他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把他家位于大西路上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的人，也是银行界最早请中共干部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人。照理，中共对这样亲共、爱共之人多少也应给几分薄面予以优待，不料也是这样粗暴对待他，可见中共天性的凉薄。
曾参加过成都市茶叶业“五反“工作队的铁流说：成都“茶叶业先后死了六个资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旧五金行业，他们生意做得大，赚了不少钱，退赔退赃阶段每天都有人上吊、抹喉，买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药。他们工作队的人告诉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杀。”
当然，无论“三反”还是“五反”，在运动中选择自杀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数。更多没有自杀勇气的人，那就只能按照“五反”工作队的要求，承认强迫你承认的所有“罪行”了。说穿了，中共实行这样的恐怖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承认的后果，就得缴交所谓的偷税、漏税和罚款。当时许多工商户，包括我舅舅家在内，就是这样被弄得倾家荡产的。
解放前受老蒋接见表扬；解放后和老荣一起被老毛请吃饭。何其荣耀！另外卢的一生也非常简朴，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其夫人就从来不涂脂抹粉的。没想到最后竟死于宵小之手，可惜了。
卢死后，老毛闻讯也大惊失色，马上命令运动暂停，说要采取柔和的方式对待资本家。不过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唉。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723296.html
1966年8月23日，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
后来，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回忆父亲遭批斗时写道：““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
8月24日的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站在生活了十六年的丹柿百花小院里，身上还留着昨日被红卫兵折磨所留下来的伤，他艰难抱起在一旁玩耍的小孙女，说出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跟爷爷说，再见。”之后，他独自一人走到了北京德胜门外城西北角的太平湖，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天和半个夜晚，然后步入了湖水，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那一天，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后来有很多人问，到底是什么害死了老舍？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变得敏感自尊善良的性格？是他作为一个文人不为瓦全的气节？是那个年代旧势力小人的陷害？是红卫兵的残忍？是整个民族的丧心病狂不讲理？然而事实是如此脆弱，所有元素混在一起，8越3号成为一位已然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最后一根稻草。
梦想发展外海航运，在国际海运业有一席之地。毛一建政，就昏招连连，与私营民族企业家群体为敌，短短几年就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本。其实，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长于entrepreneurship，非常适合资本主义。只要给点自由，就可快速创造财富。
改开后，才想起来中国曾有过的企业家文化有用，把过去资本家的后代请出来当花瓶，挂个牌。
维基上王光英改革开放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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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编辑]1980年，王光英被迅速起用，出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天津大沽化学厂因技术落后濒临破产，王光英立即为该工厂引进聚氯乙烯生产设备，并拯救老厂，之后大沽化学厂获得政府1700多万投资及外资注入，实现不断扩产。1981年，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负责恢复天津商业[4]:58-59，期间成功恢复和整顿和平路、东马路商业一条街[9]；此外他担任第三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10][11]。
1981年2月12日，王光英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送呈《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用香港的经营方式成立一个高效能的综合性公司做些零星生意”，“如放开手脚，给予随时调用几亿美元的权利，也搞承包责任制（各部门少加干预），给国家赚大钱是有可能的。”[12]国务院批复“在港设一完全打破官商一套的综合公司，委托光英同志负责筹办。干部也由他选人，由中国银行贷款支持”[13]。
1983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支持下，王光英在香港筹建光大实业有限公司[14]。他先后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15]。光大进入香港之时，正值中英双方对香港主权回归谈判，香港民众人心动荡，光大的入驻受到香港各界关注[4]:59。最初光大公司业务在搜罗商业情报，并将全球各地物美价廉的先进二手设备引进中国大陆。刚开业几个月内，光大公司获悉智利一家铜矿倒闭，矿主此前订购的1500辆崭新的美国道奇、联邦德国奔驰牌的大吨位载重机、翻斗机需要折价拍卖[16]。王光英迅速拍板派出采购小组，并予以全权负责权限。几日后小组抵达智利，并通过检验磋商后，这批货物以原价折价38%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整个交易过程仅用3个月，光大首单获利2500万美元，为中国大量节省外汇并提供国内生产需求[17]。
光大公司业务扩展期间，他还通过中国外交部邀请基辛格访问光大公司，以及联络全球各界政要，提高光大集团的社会地位。其中竹下登在出任首相前就与王光英有较好的交往，出任日本首相后，竹下登建议日本三菱信托银行与王光英关系密切，而三菱信托银行在华投资，其中对光大公司的投资在中国保持第一。在他主政时期，光大集团积极谋求外资进入中国，其中包括香港财经大厦、江门外海大桥、北京王府饭店、金朗酒店、京广中心、天伦王朝饭店、珠海磨刀工程等[4]:62。而其崛起也有力促进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18]。
1983年起，王光英担任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1984年1月，王光英找到李嘉诚，成功说服后者与光大实业公司合作经营城市花园。此前李嘉诚与王光英签署了一个经董事会通过的协议，若地价下行，三个月内光大可以随时退出，但退出协议尚未公布。不久地价大幅下降，王光英在同年6月宣布取消合作计划[20]；不久李嘉诚也将此物业卖出[21]。长江实业并向光大退还4890万港币本息，香港舆论哗然[20][22]。然而，李嘉诚在当初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长江实业董事周千和减持部分该股份，导致交易在终止后，被裁定为内幕交易。1986年，李嘉诚等人被内幕交易审裁处裁定触犯内幕买卖条例，受到公开谴责。光大虽未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王光英名望大损，被中共中央调回北京[23]。香港对大陆的质疑，直到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主席荣毅仁派其子荣智健来港投资，方才挽回香港对大陆的政治信心[24]。
1989年，王光英离开光大，并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5][26][27][28]。此外他还担任全国工商联第五、六届执委会副主席和第七、八届执委会名誉主席[29]。此外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等[30]。
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