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南昌起义（3）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到达大埔以后，曾在西山会议派要人邹鲁的乡居，留宿一宵，行时还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谢，表示我们对政敌也是很有礼貌的气概。我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雄部有一团兵已到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到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的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雄的密探在内。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里的地方，即与黄绍雄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长的架子，吓唬那些乡下人。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唯他的马首是瞻。根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雄、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须俟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经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对南昌暴动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没有著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瓢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的。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象发了疯一样的拚命。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 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进发。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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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张国焘.pdf
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所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候补委员为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增补李维汉。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设立在武汉，所以中共中央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是这些人员中在武汉者。7月15日汪精卫“分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辞职隐居，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主持成立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具体为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张国焘、周恩来两人手上，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成为中共老二。但是，临时常委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仅仅只是应变形势需要的临时机构，并不等于否定“五大”政治局的合法性。因此，尽管蔡和森、瞿秋白不属于临时常委，但依然可以拥有相应地位（实际上这之后瞿秋白很快就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并在“八七”会议上得到合法性确认），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谭平山和候补委员的苏兆征、陈延年同样如此。
张国焘：南昌起义（3）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到达大埔以后，曾在西山会议派要人邹鲁的乡居，留宿一宵，行时还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谢，表示我们对政敌也是很有礼貌的气概。我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雄部有一团兵已到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到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的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雄的密探在内。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里的地方，即与黄绍雄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长的架子，吓唬那些乡下人。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唯他的马首是瞻。根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雄、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须俟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经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对南昌暴动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没有著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瓢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的。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象发了疯一样的拚命。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 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进发。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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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张国焘.pdf
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所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候补委员为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增补李维汉。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设立在武汉，所以中共中央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是这些人员中在武汉者。7月15日汪精卫“分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辞职隐居，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主持成立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具体为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张国焘、周恩来两人手上，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成为中共老二。但是，临时常委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仅仅只是应变形势需要的临时机构，并不等于否定“五大”政治局的合法性。因此，尽管蔡和森、瞿秋白不属于临时常委，但依然可以拥有相应地位（实际上这之后瞿秋白很快就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并在“八七”会议上得到合法性确认），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谭平山和候补委员的苏兆征、陈延年同样如此。
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所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候补委员为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增补李维汉。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设立在武汉，所以中共中央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是这些人员中在武汉者。7月15日汪精卫“分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辞职隐居，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主持成立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具体为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张国焘、周恩来两人手上，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成为中共老二。但是，临时常委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仅仅只是应变形势需要的临时机构，并不等于否定“五大”政治局的合法性。因此，尽管蔡和森、瞿秋白不属于临时常委，但依然可以拥有相应地位（实际上这之后瞿秋白很快就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并在“八七”会议上得到合法性确认），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谭平山和候补委员的苏兆征、陈延年同样如此。
历史的回顾上、下（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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