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卢作孚的陪同下，参观了重庆北碚。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这就是卢作孚为战后的中国勾勒出的美好图画。
1944年10月1日，卢作孚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会议是为二战结束后，安排战后经济秩序而召开的。着重讨论战后各国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运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卢作孚在会上就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运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及内河航运。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该提案。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抗战期间，民生实业收购了从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船只70多艘。民生实业在其最庞大的时候，拥有船只达到 了137艘、60,000余吨位、职工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是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它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其中有民生机器厂，是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并在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行业中的78个企业拥有大量股份。卢作孚曾担任过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为向沿海和外洋发展的基地，开辟上海至台湾、汕头、香港的南洋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的北洋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实业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了三艘海轮，把航线延伸至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了1949年，民生事业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卢作孚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请黄炎培代中共向卢致意，并请求拜访卢作孚。十天后，台湾国民党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提名卢作孚为政府交通部长，被婉拒。1949年5月，阎锡山为新一届行政院物色人选，再次邀请人在广州的卢作孚入阁，被再次婉拒。1950年6月间，卢作孚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同时把滞留于台湾、香港的民生轮船开到公海。其间，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赴港劝卢作孚去台，卢作孚不为所动。中共方面让在北京的黄炎培和张澜向卢作孚传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卢作孚未能及时北上，是为民生业务所累，许多民生船只仍在海外，为了获得外国银行贷款，一些民生船只已被抵押出去。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卢作孚于1950年将民生在海外的18艘轮船驶回上海、广州。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由香港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拜访了黄炎培。之后又作为特邀代表，于6月1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为了海外未归的民生轮船安全，中共没有公开报导卢作孚回京并出席政协会议。
返京后，卢作孚向中共提交了民生实业的公私合营具体方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同意，1950年7月，交通部派出了代表，与民生实业的代表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8月10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与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进入公私合营的序列，同时政府的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1952年9月1日，民生实业正式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作为公私合营典型。
1950年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受到了重庆军民的欢迎。西南王邓小平也接见了他。不久，卢作孚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很快，卢作孚又投入到民生实业的日常工作中去了。
1950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民生的一些职工被捕。民生的一位董事因为是重庆袍哥老大，在肃反中被捕，并被处以酷刑致死。这位民生董事曾积极参加抗战，掩护过共产党。民生机器厂厂长也被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事，让卢作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痛苦万分。
1951年春，卢作孚准备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作孚赴京开会，周恩来希望他到交通部负责工作，并告诉他已给他在京备好寓所，希望他迁居北京。后来有人认为这是周暗中保护卢，调他离开民生公司，回避政治运动。但这不符合卢作孚的个性，他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返渝。
1951年12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12月8日重庆召开动员大会，市长曹荻秋做动员报告，号召检举揭发。根据中共要求，民生的船只每周必须停船几天，进行三反运动。但民生担负着为抗美援朝运送物资的任务。这一切使民生公司负债累累，经营困难。
卢作孚由京返渝后，即面对三反、五反运动，还有民生内部的民主改革。1951年12月4日《重庆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公开批评民生，矛头直指卢作孚。
正当卢作孚满怀壮志，准备为新政权作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卢作孚返渝后，新政权相继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民生也无法逃脱。运动的领导者对公司的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冲击，卢作孚对此甚感惶惑。
新政权建立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航运业务量不足，民生的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加上过去扩大公司时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公司收支出现失衡，入不敷出，财务渐窘，发工资都有问题了，员工情绪严重波动，公司局面开始不稳，卢作孚忧虑重重。
卢作孚的性格坚毅、沉稳，他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认为实业救国是他创办民生的初衷，他不肯颠倒是非，给自己抹黑。在民生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卢作孚对自己从小学毕业以来的思想做了回顾，他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被特别安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说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了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接受了卢作孚的“糖衣炮弹”，是受了卢作孚这个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严厉追问张祥麟是否还有隐瞒的问题，其间会场还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很紧张，卢作孚非常困惑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对贿赂官员的行为不屑一顾。他不认为用自己的工资招待同事是腐蚀干部，他更无法理解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会如此对待他。卢作孚极为重视人格尊严，这样的无端侮蔑，他是不能接受的。1952年2月8日，民生的五反动员大会对于卢作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导致了他当晚自尽。五反运动中，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全部入狱“审查”，其中有两人被处决。
1952年2月8日下午，卢作孚夫人在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会后，她来到了儿子家中。晚上7时，卢夫人到家。家里的佣人告诉卢夫人，卢作孚回家后就去卧室休息了。过了一会，卢作孚仍没动静，佣人进屋察看，发现他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卢夫人遽逢大变，不知所措，去电话到民生求救。民生派了一位副总经理和医护人员来到卢家。他们发现卢作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医生立即进行了抢救，但无力回天，一代船王卢作孚就这样在59岁的壮年去世了！
1952年2月12日，卢作孚出殡，送葬的人有党政军和工商业人士及大量的民生员工。卢作孚为家属留下了遗嘱：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是在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后的第21天自杀的。卢作孚在当时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中，在资格、人望、功勋、才智、资质方面，无人可以与之匹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人，他代表了中国发展方向。他是一个投身实践，把教育救国、农村建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完美地结合起来的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实业家和政府官员，他是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国家进步、抗战大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标杆式人物在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第一个自杀了。
从中共方面来看，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整卢作孚的。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卢作孚之死对中共高层震动极大，以致于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3月中旬就开始降温了。同年4月，毛泽东就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卢作孚在工商界的地位特殊，是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或民主党派中的任何头面人物都无法相比的，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周恩来曾要亲自来重庆处理卢作孚的丧事与善后事宜，因为卢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请，并由香港地下党专门安排回的北京。卢作孚回京后，毛泽东曾两次宴请卢作孚。这本来是中共统战的重大成绩。但是回重庆后，卢作孚以自杀来反对五反运动。卢作孚的自杀，是对五反运动最强烈的抗议。尽管，卢作孚的遗嘱中，完全没有涉及五反和中共。但是，毛周心中非常清楚，他们打碎了什么。卢作孚的自杀，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五反部署：先是推迟了五反的步伐，尤其是上海的五反；接着是采取了“稳步前进，狠而不乱”的措施；然后是缩小了打击的范围，而且仅用“罚款”一个措施来对付那些资产阶级了。
卢作孚为抗日战争和中国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只有小学学历的卢作孚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毅力，自学成才，成为一位成功的数学老师、国文教员、《川报》记者、主笔、社长和总编，创办了成都通俗教育馆和西部科学院。一个完全没有经商经历的卢作孚创立了中国私营企业之最的民生实业公司，统一了四川航运，在抗战时期凭借着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撤退”。一个生活在军阀横行的社会的卢作孚，几十年如一日，把北碚建成了一个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文明社区。卢作孚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这三件大事密切相连，互相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的全部生命。
中国近代史由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看到中央集权对企业家和他们的活力的伤害，还可以看到官本位的传统对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企业家的影响。只有在北洋时期那一个异常短暂的年月里，民营资本得到过应有的自由。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实业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激烈的变动之中。在这些关系中，只要国家与政府占了上风，这个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就会停滞、倒退。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这其中有着很多企业家的身影，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主角，而且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清末，正是当时的民营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的博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从清末到今天，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给这个国家的治理带来的只有负面效应。
纵观世界近代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有着政治、军事、知识、和经济精英的作用。只有在中国的近代史中，几乎见不到经济和企业精英的影子，即使有些史书中对他们稍有提起，也只是不经意的、毫无价值的、无关紧要一群见利忘义的人。但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对国家的热诚、对现状的判断、对未来的眼光、对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往往超出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政治家。这是因为他们冷静而保守、他们务实而又智慧、他们不屑于那些光芒万丈的口号。只要给他们改变国家和自己命运的机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会给出最佳方案。
但是，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社会地层的深处，始终有一股无名的、愤怒的力量，它们源于“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等均贫富的古老观念。它们是流淌在地底的熔岩，一旦遇到机会，就会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市场造成巨大的伤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企业家立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企业家永远是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尽管这种指责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且痛快淋漓，但是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企业的成长带来的伤害极大，并且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变革。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的企业家——来自民间自由资本的财富阶层为这个国家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其实远远超出了那些政治家们的作用。正是他们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引进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是这个国家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来自这个国家的最底层，他们从这个国家的最底层开始进行变革，他们改变了这个国家精神面貌；在这个国家最危急的岁月里，他们的表现极为英勇；当这个国家被理想主义弄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依赖的是他们曾经的传统，把这个国家从破产的边缘解救了出来。中国船王卢作孚就是这些被遗忘的伟大的中国企业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华夏文摘】老钱：民国闻人：中国船王- -卢作孚
了毛在建政前30年的一塌糊涂。其实他最耿耿于怀的是，怎么可以对他心中那个永不落的红太阳，不绝对忠于呢。
从中共方面来看，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整卢作孚的。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卢作孚之死对中共高层震动极大，以致于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3月中旬就开始降温了。
卢作孚在工商界的地位特殊，是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或民主党派中的任何头面人物都无法相比的，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卢作孚的陪同下，参观了重庆北碚。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这就是卢作孚为战后的中国勾勒出的美好图画。
1944年10月1日，卢作孚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会议是为二战结束后，安排战后经济秩序而召开的。着重讨论战后各国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运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卢作孚在会上就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运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及内河航运。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该提案。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抗战期间，民生实业收购了从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船只70多艘。民生实业在其最庞大的时候，拥有船只达到 了137艘、60,000余吨位、职工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是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它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其中有民生机器厂，是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并在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行业中的78个企业拥有大量股份。卢作孚曾担任过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为向沿海和外洋发展的基地，开辟上海至台湾、汕头、香港的南洋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的北洋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实业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了三艘海轮，把航线延伸至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了1949年，民生事业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卢作孚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请黄炎培代中共向卢致意，并请求拜访卢作孚。十天后，台湾国民党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提名卢作孚为政府交通部长，被婉拒。1949年5月，阎锡山为新一届行政院物色人选，再次邀请人在广州的卢作孚入阁，被再次婉拒。1950年6月间，卢作孚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同时把滞留于台湾、香港的民生轮船开到公海。其间，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赴港劝卢作孚去台，卢作孚不为所动。中共方面让在北京的黄炎培和张澜向卢作孚传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卢作孚未能及时北上，是为民生业务所累，许多民生船只仍在海外，为了获得外国银行贷款，一些民生船只已被抵押出去。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卢作孚于1950年将民生在海外的18艘轮船驶回上海、广州。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由香港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拜访了黄炎培。之后又作为特邀代表，于6月1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为了海外未归的民生轮船安全，中共没有公开报导卢作孚回京并出席政协会议。
返京后，卢作孚向中共提交了民生实业的公私合营具体方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同意，1950年7月，交通部派出了代表，与民生实业的代表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8月10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与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进入公私合营的序列，同时政府的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1952年9月1日，民生实业正式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作为公私合营典型。
1950年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受到了重庆军民的欢迎。西南王邓小平也接见了他。不久，卢作孚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很快，卢作孚又投入到民生实业的日常工作中去了。
1950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民生的一些职工被捕。民生的一位董事因为是重庆袍哥老大，在肃反中被捕，并被处以酷刑致死。这位民生董事曾积极参加抗战，掩护过共产党。民生机器厂厂长也被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事，让卢作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痛苦万分。
1951年春，卢作孚准备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作孚赴京开会，周恩来希望他到交通部负责工作，并告诉他已给他在京备好寓所，希望他迁居北京。后来有人认为这是周暗中保护卢，调他离开民生公司，回避政治运动。但这不符合卢作孚的个性，他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返渝。
1951年12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12月8日重庆召开动员大会，市长曹荻秋做动员报告，号召检举揭发。根据中共要求，民生的船只每周必须停船几天，进行三反运动。但民生担负着为抗美援朝运送物资的任务。这一切使民生公司负债累累，经营困难。
卢作孚由京返渝后，即面对三反、五反运动，还有民生内部的民主改革。1951年12月4日《重庆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公开批评民生，矛头直指卢作孚。
正当卢作孚满怀壮志，准备为新政权作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卢作孚返渝后，新政权相继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民生也无法逃脱。运动的领导者对公司的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冲击，卢作孚对此甚感惶惑。
新政权建立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航运业务量不足，民生的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加上过去扩大公司时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公司收支出现失衡，入不敷出，财务渐窘，发工资都有问题了，员工情绪严重波动，公司局面开始不稳，卢作孚忧虑重重。
卢作孚的性格坚毅、沉稳，他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认为实业救国是他创办民生的初衷，他不肯颠倒是非，给自己抹黑。在民生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卢作孚对自己从小学毕业以来的思想做了回顾，他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被特别安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说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了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接受了卢作孚的“糖衣炮弹”，是受了卢作孚这个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严厉追问张祥麟是否还有隐瞒的问题，其间会场还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很紧张，卢作孚非常困惑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对贿赂官员的行为不屑一顾。他不认为用自己的工资招待同事是腐蚀干部，他更无法理解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会如此对待他。卢作孚极为重视人格尊严，这样的无端侮蔑，他是不能接受的。1952年2月8日，民生的五反动员大会对于卢作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导致了他当晚自尽。五反运动中，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全部入狱“审查”，其中有两人被处决。
1952年2月8日下午，卢作孚夫人在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会后，她来到了儿子家中。晚上7时，卢夫人到家。家里的佣人告诉卢夫人，卢作孚回家后就去卧室休息了。过了一会，卢作孚仍没动静，佣人进屋察看，发现他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卢夫人遽逢大变，不知所措，去电话到民生求救。民生派了一位副总经理和医护人员来到卢家。他们发现卢作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医生立即进行了抢救，但无力回天，一代船王卢作孚就这样在59岁的壮年去世了！
1952年2月12日，卢作孚出殡，送葬的人有党政军和工商业人士及大量的民生员工。卢作孚为家属留下了遗嘱：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是在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后的第21天自杀的。卢作孚在当时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中，在资格、人望、功勋、才智、资质方面，无人可以与之匹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人，他代表了中国发展方向。他是一个投身实践，把教育救国、农村建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完美地结合起来的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实业家和政府官员，他是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国家进步、抗战大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标杆式人物在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第一个自杀了。
从中共方面来看，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整卢作孚的。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卢作孚之死对中共高层震动极大，以致于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3月中旬就开始降温了。同年4月，毛泽东就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卢作孚在工商界的地位特殊，是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或民主党派中的任何头面人物都无法相比的，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周恩来曾要亲自来重庆处理卢作孚的丧事与善后事宜，因为卢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请，并由香港地下党专门安排回的北京。卢作孚回京后，毛泽东曾两次宴请卢作孚。这本来是中共统战的重大成绩。但是回重庆后，卢作孚以自杀来反对五反运动。卢作孚的自杀，是对五反运动最强烈的抗议。尽管，卢作孚的遗嘱中，完全没有涉及五反和中共。但是，毛周心中非常清楚，他们打碎了什么。卢作孚的自杀，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五反部署：先是推迟了五反的步伐，尤其是上海的五反；接着是采取了“稳步前进，狠而不乱”的措施；然后是缩小了打击的范围，而且仅用“罚款”一个措施来对付那些资产阶级了。
卢作孚为抗日战争和中国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只有小学学历的卢作孚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毅力，自学成才，成为一位成功的数学老师、国文教员、《川报》记者、主笔、社长和总编，创办了成都通俗教育馆和西部科学院。一个完全没有经商经历的卢作孚创立了中国私营企业之最的民生实业公司，统一了四川航运，在抗战时期凭借着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撤退”。一个生活在军阀横行的社会的卢作孚，几十年如一日，把北碚建成了一个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文明社区。卢作孚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这三件大事密切相连，互相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的全部生命。
中国近代史由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看到中央集权对企业家和他们的活力的伤害，还可以看到官本位的传统对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企业家的影响。只有在北洋时期那一个异常短暂的年月里，民营资本得到过应有的自由。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实业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激烈的变动之中。在这些关系中，只要国家与政府占了上风，这个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就会停滞、倒退。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这其中有着很多企业家的身影，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主角，而且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清末，正是当时的民营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的博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从清末到今天，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给这个国家的治理带来的只有负面效应。
纵观世界近代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有着政治、军事、知识、和经济精英的作用。只有在中国的近代史中，几乎见不到经济和企业精英的影子，即使有些史书中对他们稍有提起，也只是不经意的、毫无价值的、无关紧要一群见利忘义的人。但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对国家的热诚、对现状的判断、对未来的眼光、对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往往超出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政治家。这是因为他们冷静而保守、他们务实而又智慧、他们不屑于那些光芒万丈的口号。只要给他们改变国家和自己命运的机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会给出最佳方案。
但是，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社会地层的深处，始终有一股无名的、愤怒的力量，它们源于“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等均贫富的古老观念。它们是流淌在地底的熔岩，一旦遇到机会，就会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市场造成巨大的伤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企业家立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企业家永远是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尽管这种指责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且痛快淋漓，但是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企业的成长带来的伤害极大，并且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变革。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的企业家——来自民间自由资本的财富阶层为这个国家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其实远远超出了那些政治家们的作用。正是他们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引进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是这个国家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来自这个国家的最底层，他们从这个国家的最底层开始进行变革，他们改变了这个国家精神面貌；在这个国家最危急的岁月里，他们的表现极为英勇；当这个国家被理想主义弄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依赖的是他们曾经的传统，把这个国家从破产的边缘解救了出来。中国船王卢作孚就是这些被遗忘的伟大的中国企业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华夏文摘】老钱：民国闻人：中国船王- -卢作孚
了毛在建政前30年的一塌糊涂。其实他最耿耿于怀的是，怎么可以对他心中那个永不落的红太阳，不绝对忠于呢。
从中共方面来看，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整卢作孚的。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卢作孚之死对中共高层震动极大，以致于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3月中旬就开始降温了。
卢作孚在工商界的地位特殊，是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或民主党派中的任何头面人物都无法相比的，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