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为本的欧洲和集权一统的中国
蒋闻铭
现代社会兴起前的人类文明，人对人的征服管理，是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人与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被摆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上。文明发展几千年，人类的努力功夫，大部分花在如何征服他人，如何构建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如何保证日常社会运作的总体安定这样的问题上。做人的最高境界，在中国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就是治人，平天下就是征服天底下所有的人。这其间生产工具从石器，到铜器， 再到铁器的改进，并没有引发人类相对低效的物质生产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几千年前，是刀耕火种，几千年后，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
欧洲历史上，从奴隶社会直接向大统一的模式发展，最成功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衰落，文明大倒退，欧洲进入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期。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度。同样是农耕社会，欧洲社会的生产力，总体上比同时期的中国，落后几百年的样子。
一国之内，理论上都是国王的。但是国王一天就这么多的时间，要吃饭要睡觉，管不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怎么办？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们找来，把国家分给大家。这可是说分就分了，分到你的就是你的。地是你的，人也是你的。分完了，国王说我给你们这么大好处，你们总要给些回报吧。什么回报呢？第一是我要打谁，你们必须带兵跟着去，随叫随到；第二你们要给我上点贡，给东西给钱；第三你们要按时到我这儿点名，我要是办个大爬梯，你们要来捧场。其他的，我就不管了。这些分到地的，就是封建贵族。搞个仪式，大家宣誓，说从今以后，大家唯国王的马首是瞻，都听他的。然后就一哄而散，到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去了。这和中国周朝的做法，大体上一样。
这些贵族的地盘也大，面对的问题，和国王一样，解决的办法，依样画葫芦，也弄些人来分，条件也是大同小异。这样分下去，分得大小差不多，行了。所以欧洲中世纪，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相对独立。这样一层一层的大小贵族，就成了劳心者阶级。其他人就和地一起，给分了，被分了的劳力者就都有了主人。
大多数村庄，有山有水。村子的中心，是庄主的城堡，旁边有河，河边有带风车的磨坊，山坡周围，是劳力者的居所。村子有带旅店的酒馆，劳力者们一天劳作后，可以到那儿买点酒喝。有一座教堂，是给劳力者洗脑的地方，不是天天讲，也是每周讲。再往外，是大片被划成条发给劳力者们耕种的田地。那是他们终日劳作的所在。收成的一部分，缴给庄主，其余归劳力者自己。 劳力者，是被绑定在土地上，半自由半奴隶性质的农奴。这大体上就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里，很多文人雅士无限向往的田园风光。
这样的组织设置，实实在在，是王公贵族欺压剥削农奴们的天堂。对贵族农奴主，最要紧的，当然是一切稳固不变。所以欧洲封建社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是固化的原则。握有公权力的人群，应用固态的设计，指导社会生产，决定产出的分配。社会金字塔中的家庭，被固定在同样的位置上，做同样的事，代代不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农奴的子孙，命中注定是农奴；工匠的手艺，传子及孙；贵族的传承，世袭罔替。
封建农奴制度的问题，是金字塔的最上层，没有统一的财权军权人事权。上一层压下一层，压不太住。一群人打败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来的人和地方，分给亲戚朋友，分的时候，大家服从你。但是他们的子孙，凭什么要服从你的子孙？这些王公贵族，相互之间起了争执，他们有自己的人事权，有财权有武装，谁也不服谁，打起来了，你怎么处置？他们又凭什么听你处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里。西周覆亡，说是红颜祸水，幽王烽火戏诸侯，到了紧要关头没人来救命。 其实呢，是因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里，他有了大的危机，要靠诸侯们来救。即便是不戏诸侯，大家来救了你，接下来你还能有多大威势去管别人？
社会安定一层一层往下压压不住，就要另想办法。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总体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将圣经和古希腊的思辩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会理论。理论有了，后面就是天天讲，将这一套理论，灌输给社会大众， 建立统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会，依靠教会和神的精神权威，与王公贵族的武力和野蛮残暴对抗。
天主教影响力最大的早期教父，是奥利根 (Origen), 圣杰罗姆 (Jerome), 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旧约是奥利根系统修订的，圣经使用至今的版本，出自圣杰罗姆之手，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教会超越世俗政府的权威的理论基础。 还有两位，圣安布罗斯（Ambrose）和圣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I），是行动的巨人。这五位，要说对基督教的贡献影响，最早最大的是奥利根。但是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圣，天主教会甚至不承认他早期教父的身份， 原因是他走极端，为了专注于神的事业，犯了挥刀自宫的错误。其他四位，没有走这样的极端，但是他们对教会和神的事业的献身精神，大同小异。这几位都是思想实践左右了欧洲历史过千年的杰出人物。
教会教导普通人，日常事务，要服从世俗政府的权威，但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贵族，必须服从神，服从天主教会代表神的裁决。中世纪一千年，欧洲社会，从皇帝国王，到普罗大众，都对基督教义和天主教会代表神的权威，深信不疑。教会能够用破门出教，也就是死后下地狱作威胁，不准国王离婚，阻止皇帝发动战争。中世纪一千年，天主教会，全面垄断知识文化，扬善抑恶的基督教义天天讲，深入人心。
下面说中国。中国没有一神教，七七八八的神尽有，都没有足够的威势给所有人定规矩。百家争鸣的社会理论，不能靠神立规矩，就不靠，子不语怪力乱神，直接人给人定规矩。中国人的社会理论，儒家法家，都是人本主义，没有神。儒家的社会理论，中心是礼，是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制度规范怎么推行？儒家说仁者爱人，说服教育为主，不到万不得已，靠教化不用刀。孔子有教无类，是为万世之表的教育家。教化为什么可行？因为人的本性都不坏，为大家好的道理，好好讲，人人自然会同意拥护。人之初，性本善，仁者无敌。儒家的立规矩，有不少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也是人给人立规矩，不过出发点完全不同。法家说儒家的社会理论是伪善，不切实际，人本质上不是好东西，社会管理，说服教育没有用。人管理人，关键是要利用人怕死贪利的本性，用法来治。商君之道，严刑峻法，威逼利诱，是高效无比的人治人的法门。
周朝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战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秦国用法家治国，从商鞅到李斯，代代相传，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将财权人事权集中到了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用中央集权的体制，消弥区域之间的战争。但是秦始皇不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得了天下之后，焚书坑儒，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体逼反了。接下来项羽不搞集权搞封建，也不行；刘邦实用主义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权的四不像。后面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几代人的理论实践，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礼义用儒学的道理，听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系统地建立发展儒家的礼义道德伦理制度，两千年下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教化，蔚为大观，深入人心。 在争奇斗艳的人类文明中，中国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社会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是独树一织的原创。
中国的集权大统一的社会制度，和欧洲的农奴制度，有很大不同。中央集权的设置，将全部的人事权财权，集中到了金字塔的最上层。最高统治者用强力掌控劳心者的群体。
金字塔的最高端，是皇帝。天下是他们家打下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管理，皇帝自然要找人帮忙。但是他找你，是让你帮他管理各方事务，不是把什么地方送给你。管理阶层是官，不是贵族。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是贵族，贵族有些与生俱来的特权，但是这些特权，不包括做官。管理层的结构位置权限，是固化的设置，每个官位，做什么事，有什么样的权，有明确的规定。谁坐在这些位置上，坐多长时间，由皇帝决定。各级官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向社会大众收赋收税。这是帮朝廷，帮皇帝收。按级别高低，皇帝给大家发工资。全天下的人事权和财权，都在皇帝手中。这就是专制集权。
社会成员的划分，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做官，加入劳心者的群体。农工商人原则上没有资格做官。所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官做得好，可以慢慢往上升。读书人从小接受的，天天讲的，是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第一条，是忠君爱国。忠君，不是事事无脑听皇帝的，而是要帮皇帝做好事，劝阻他做坏事，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忠君的最高境界，是死谏，就是用自杀的方式，阻止皇帝做坏事。皇帝做坏事，你不可以造他的反，但是可以抗议，伸直了脖子让他砍。这就是所谓的文死谏。
农工商三业，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本国本；铁匠篾匠剃头匠，百业工匠，工是辅业；农民工匠，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大家都同意商人不是。社会的共识，是他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寄生虫。所以商业是末业，商人是末流。 中国列朝历代，全社会歧视商人。
封建农奴制和中央集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欧洲的封建农奴制度，对劳心者的制约，相对宽松，对劳力者的管理却是严厉苛刻。中国集权的社会制度，金字塔中，对劳心者的管理，要严格很多，但是对劳力者的约束，相对宽松。所以中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自由歌。在中国的集权社会里，当官和拥有土地财富，是两码事，拥有土地和拥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也是两码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这些都是一码事。中国的集权制度，人用统一的法规治理人。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统一的法规，社会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 集权制度之下劳力者的群体，对比封建制度下劳力者的群体，有本质上不同的人身和经济自由。
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者，生吞活剥，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把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中国历史上硬套，把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把周朝的封建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大学的时候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怎么读怎么糊涂，多年后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他指鹿为马，胡说八道。中国社会，夏和商不大好说，但周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社会，应该没有疑义。井田制，和现代文明兴起前欧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回事。中国到了秦，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跟noble的关系比跟底层要高很多。
达芬奇传记里有这方面的描述。达芬奇是他父亲（notary)和一个农夫女儿的非婚子。达芬奇从小就跟贵族子弟一起混
以神为本的欧洲和集权一统的中国
蒋闻铭
现代社会兴起前的人类文明，人对人的征服管理，是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人与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被摆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上。文明发展几千年，人类的努力功夫，大部分花在如何征服他人，如何构建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如何保证日常社会运作的总体安定这样的问题上。做人的最高境界，在中国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就是治人，平天下就是征服天底下所有的人。这其间生产工具从石器，到铜器， 再到铁器的改进，并没有引发人类相对低效的物质生产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几千年前，是刀耕火种，几千年后，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
欧洲历史上，从奴隶社会直接向大统一的模式发展，最成功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衰落，文明大倒退，欧洲进入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期。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度。同样是农耕社会，欧洲社会的生产力，总体上比同时期的中国，落后几百年的样子。
一国之内，理论上都是国王的。但是国王一天就这么多的时间，要吃饭要睡觉，管不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怎么办？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们找来，把国家分给大家。这可是说分就分了，分到你的就是你的。地是你的，人也是你的。分完了，国王说我给你们这么大好处，你们总要给些回报吧。什么回报呢？第一是我要打谁，你们必须带兵跟着去，随叫随到；第二你们要给我上点贡，给东西给钱；第三你们要按时到我这儿点名，我要是办个大爬梯，你们要来捧场。其他的，我就不管了。这些分到地的，就是封建贵族。搞个仪式，大家宣誓，说从今以后，大家唯国王的马首是瞻，都听他的。然后就一哄而散，到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去了。这和中国周朝的做法，大体上一样。
这些贵族的地盘也大，面对的问题，和国王一样，解决的办法，依样画葫芦，也弄些人来分，条件也是大同小异。这样分下去，分得大小差不多，行了。所以欧洲中世纪，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相对独立。这样一层一层的大小贵族，就成了劳心者阶级。其他人就和地一起，给分了，被分了的劳力者就都有了主人。
大多数村庄，有山有水。村子的中心，是庄主的城堡，旁边有河，河边有带风车的磨坊，山坡周围，是劳力者的居所。村子有带旅店的酒馆，劳力者们一天劳作后，可以到那儿买点酒喝。有一座教堂，是给劳力者洗脑的地方，不是天天讲，也是每周讲。再往外，是大片被划成条发给劳力者们耕种的田地。那是他们终日劳作的所在。收成的一部分，缴给庄主，其余归劳力者自己。 劳力者，是被绑定在土地上，半自由半奴隶性质的农奴。这大体上就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里，很多文人雅士无限向往的田园风光。
这样的组织设置，实实在在，是王公贵族欺压剥削农奴们的天堂。对贵族农奴主，最要紧的，当然是一切稳固不变。所以欧洲封建社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是固化的原则。握有公权力的人群，应用固态的设计，指导社会生产，决定产出的分配。社会金字塔中的家庭，被固定在同样的位置上，做同样的事，代代不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农奴的子孙，命中注定是农奴；工匠的手艺，传子及孙；贵族的传承，世袭罔替。
封建农奴制度的问题，是金字塔的最上层，没有统一的财权军权人事权。上一层压下一层，压不太住。一群人打败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来的人和地方，分给亲戚朋友，分的时候，大家服从你。但是他们的子孙，凭什么要服从你的子孙？这些王公贵族，相互之间起了争执，他们有自己的人事权，有财权有武装，谁也不服谁，打起来了，你怎么处置？他们又凭什么听你处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里。西周覆亡，说是红颜祸水，幽王烽火戏诸侯，到了紧要关头没人来救命。 其实呢，是因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里，他有了大的危机，要靠诸侯们来救。即便是不戏诸侯，大家来救了你，接下来你还能有多大威势去管别人？
社会安定一层一层往下压压不住，就要另想办法。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总体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将圣经和古希腊的思辩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会理论。理论有了，后面就是天天讲，将这一套理论，灌输给社会大众， 建立统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会，依靠教会和神的精神权威，与王公贵族的武力和野蛮残暴对抗。
天主教影响力最大的早期教父，是奥利根 (Origen), 圣杰罗姆 (Jerome), 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旧约是奥利根系统修订的，圣经使用至今的版本，出自圣杰罗姆之手，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教会超越世俗政府的权威的理论基础。 还有两位，圣安布罗斯（Ambrose）和圣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I），是行动的巨人。这五位，要说对基督教的贡献影响，最早最大的是奥利根。但是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圣，天主教会甚至不承认他早期教父的身份， 原因是他走极端，为了专注于神的事业，犯了挥刀自宫的错误。其他四位，没有走这样的极端，但是他们对教会和神的事业的献身精神，大同小异。这几位都是思想实践左右了欧洲历史过千年的杰出人物。
教会教导普通人，日常事务，要服从世俗政府的权威，但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贵族，必须服从神，服从天主教会代表神的裁决。中世纪一千年，欧洲社会，从皇帝国王，到普罗大众，都对基督教义和天主教会代表神的权威，深信不疑。教会能够用破门出教，也就是死后下地狱作威胁，不准国王离婚，阻止皇帝发动战争。中世纪一千年，天主教会，全面垄断知识文化，扬善抑恶的基督教义天天讲，深入人心。
下面说中国。中国没有一神教，七七八八的神尽有，都没有足够的威势给所有人定规矩。百家争鸣的社会理论，不能靠神立规矩，就不靠，子不语怪力乱神，直接人给人定规矩。中国人的社会理论，儒家法家，都是人本主义，没有神。儒家的社会理论，中心是礼，是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制度规范怎么推行？儒家说仁者爱人，说服教育为主，不到万不得已，靠教化不用刀。孔子有教无类，是为万世之表的教育家。教化为什么可行？因为人的本性都不坏，为大家好的道理，好好讲，人人自然会同意拥护。人之初，性本善，仁者无敌。儒家的立规矩，有不少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也是人给人立规矩，不过出发点完全不同。法家说儒家的社会理论是伪善，不切实际，人本质上不是好东西，社会管理，说服教育没有用。人管理人，关键是要利用人怕死贪利的本性，用法来治。商君之道，严刑峻法，威逼利诱，是高效无比的人治人的法门。
周朝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战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秦国用法家治国，从商鞅到李斯，代代相传，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将财权人事权集中到了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用中央集权的体制，消弥区域之间的战争。但是秦始皇不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得了天下之后，焚书坑儒，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体逼反了。接下来项羽不搞集权搞封建，也不行；刘邦实用主义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权的四不像。后面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几代人的理论实践，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礼义用儒学的道理，听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系统地建立发展儒家的礼义道德伦理制度，两千年下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教化，蔚为大观，深入人心。 在争奇斗艳的人类文明中，中国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社会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是独树一织的原创。
中国的集权大统一的社会制度，和欧洲的农奴制度，有很大不同。中央集权的设置，将全部的人事权财权，集中到了金字塔的最上层。最高统治者用强力掌控劳心者的群体。
金字塔的最高端，是皇帝。天下是他们家打下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管理，皇帝自然要找人帮忙。但是他找你，是让你帮他管理各方事务，不是把什么地方送给你。管理阶层是官，不是贵族。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是贵族，贵族有些与生俱来的特权，但是这些特权，不包括做官。管理层的结构位置权限，是固化的设置，每个官位，做什么事，有什么样的权，有明确的规定。谁坐在这些位置上，坐多长时间，由皇帝决定。各级官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向社会大众收赋收税。这是帮朝廷，帮皇帝收。按级别高低，皇帝给大家发工资。全天下的人事权和财权，都在皇帝手中。这就是专制集权。
社会成员的划分，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做官，加入劳心者的群体。农工商人原则上没有资格做官。所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官做得好，可以慢慢往上升。读书人从小接受的，天天讲的，是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第一条，是忠君爱国。忠君，不是事事无脑听皇帝的，而是要帮皇帝做好事，劝阻他做坏事，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忠君的最高境界，是死谏，就是用自杀的方式，阻止皇帝做坏事。皇帝做坏事，你不可以造他的反，但是可以抗议，伸直了脖子让他砍。这就是所谓的文死谏。
农工商三业，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本国本；铁匠篾匠剃头匠，百业工匠，工是辅业；农民工匠，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大家都同意商人不是。社会的共识，是他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寄生虫。所以商业是末业，商人是末流。 中国列朝历代，全社会歧视商人。
封建农奴制和中央集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欧洲的封建农奴制度，对劳心者的制约，相对宽松，对劳力者的管理却是严厉苛刻。中国集权的社会制度，金字塔中，对劳心者的管理，要严格很多，但是对劳力者的约束，相对宽松。所以中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自由歌。在中国的集权社会里，当官和拥有土地财富，是两码事，拥有土地和拥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也是两码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这些都是一码事。中国的集权制度，人用统一的法规治理人。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统一的法规，社会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 集权制度之下劳力者的群体，对比封建制度下劳力者的群体，有本质上不同的人身和经济自由。
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者，生吞活剥，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把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中国历史上硬套，把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把周朝的封建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大学的时候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怎么读怎么糊涂，多年后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他指鹿为马，胡说八道。中国社会，夏和商不大好说，但周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社会，应该没有疑义。井田制，和现代文明兴起前欧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回事。中国到了秦，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跟noble的关系比跟底层要高很多。
达芬奇传记里有这方面的描述。达芬奇是他父亲（notary)和一个农夫女儿的非婚子。达芬奇从小就跟贵族子弟一起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