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政府在参谋本部铺设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了。但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却出乎明治天皇睦仁和内阁大臣的意料。因此，在日本政府内部一度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
开战之后，明治天皇睦仁忧心忡忡地声言：“这次战争是大臣的战争，而不是我的战争”。“如此原非本意的事情，当不敢冒昧向神明奉告。”并拒绝派敕使向伊势神宫报告开战之事。伊藤博文在写给陆奥宗光的信中亦称：“和你一样，不知不觉地就乘船出洋了。”
1、活跃在中国的日本间谍们
日本从来把间谍视为军部的“手足和耳目”，唯有依靠他们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全由陆军省和海军省所派的武官来领导。日本既挑起战争之后，眼看撤使在即，不得不对在华的谍报工作重新进行布置。
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突然袭击，并击沉了装载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此事震惊中外。
从1894年春日本蓄谋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日本间谍机关便加强了在中国的活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是日本在华情报中心之一。
因为这里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驻地，既靠近北京，又是陆海交通的枢纽，所以日本间谍机关对此地极为重视。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少佐井上敏夫、海军大尉泷川具和等人，都是老牌的日本间谍，以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的名义派遣来华，却不驻北京，而长期驻天津。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日本间谍机关还在天津紫竹林开设了一家松昌洋行，以做生意为名搜集军事情报。
根据日本间谍的内部分工，神尾光臣负责专门探察李鸿章的行事和意图，泷川具和负责调查直隶海岸地理形势和搜集海军衙门的情报，井上敏夫前往烟台负责侦察北洋舰队的行踪。
为了达到偷袭的卑劣目的，日本间谍机关决定首先要搞到中国的运兵计划。在此以前，驻松昌洋行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已经通过护卫营弁目汪开甲结识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中日两国宣战以后，化装潜伏在天津的石川伍一被查获。此案曾轰动一时，朝野为之震动。因此，当时人们断定，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的偷袭，与刘棻提供的情报是有关系的。
事实上，当时日本间谍要搞清中国的运兵情况，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丰岛海战爆发前，日本间谍特务集天津，四处侦探无孔不入，活动相当猖狂。
“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自5月初至今日派奸细二三十人，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薙发者。”
对此，中国当局长期熟视无睹，泰然处之。尤为甚者，连海口码头重地也“令在华倭人自如侦探”。
据目睹此情形者说：
7月22日徬晚，中国所租的运兵船飞鲸号从塘沽起航时，“见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梭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运兵计划有何保密可言？
当时，李鸿章所派“照料”爱仁号运兵船的德商信义洋行满德，事后写了一份报告上于李鸿章，里面十分具体地谈到了日本间谍的活动情况：
“倭人在中竟能洞悉中国军事，此非满德臆造妄言。即如满德奉宪委乘爱仁轮船运兵赴牙山事，当满德未抵塘沽时，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他与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此小行洋人俾尔福所见。及满德坐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满德并未敢与之交淡，则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
中国运兵船在码头停泊期间和出发时，一直处在日本间谍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任其“自如侦探”，这才是“师期暗泄机要，遂致高升被击，船没师熸”的真正原因。何况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衙门里还有内奸。
据石川伍一供称：
“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所供是实。”
2、潜伏在中国的日谍
在侦察中国派兵情况的同时，日本间谍机关还把注意力集中于驻泊在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以掌握中国护卫运兵船的计划。
为此，特密电正在汉口活动的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由汉口到烟台日本领事馆向井上敏夫武官报到。
宗方小太郎，1864年生，日本熊本县人。1884年宗方来到中国，曾花三年时间游历中国北部九省，调查政治、经济、军事、矿产及风俗人情等状况。1887年，在汉口参加以乐善堂商号为掩护的日本间谍机关。后任日本在华间谍机关北京支部的负责人。
1890年，日本间谍机关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专门从日本国内招收青年进行间谍训练，宗方任该所的学生监督。日本间谍上级机关特地把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间谍派到烟台，可见对这个任务是多么重视。7月5日，宗方抵烟台，即赴领事馆报到。宗方的任务是侦探北洋舰队的动向，并用暗号报告上海转电东京。
7日，宗方决定“秘密赴威海卫军港侦探”。8日，宗方化装为农民，由烟台出发。10日抵威海，夜登环翠楼“眺望湾内形势及灯台点火”。
11日登威海城东门，“视察港内。在刘公岛前，港南北有40里，碇泊军舰13艘”。
13日，宗方回烟台后，又派侦察员去威海，以监视北洋舰队之行踪。16日，济远、威远二舰从上海抵烟台，宗方登济远舰“观察装载之兵器”，并探知二舰将去朝鲜。
19日，所派侦察员返回烟台，报告北洋舰队“已作准备，将于今日或明日相率赴朝鲜。”
20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海军中将，亲乘山城丸由横须贺出发，于22日午后5时抵达佐世保，向舰队传达了参谋总长殿下的令旨。根据桦山的部署，白本联合舰队第二天便从佐世保向朝鲜西海岸进发，以寻找中国军舰和运兵船实行袭击。
后来，宗方小太郎的密友绪方二三便说，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之获胜，多得利于宗方情报之及时，诚哉斯言！
日本既挑起战争之后，眼看撤使在即，还需要继续发挥军部“手足和耳目”的重要作用，便又对在华的谍报工作重新进行部署。
7月28日，即中日宣战的前三天，日本在天津的一些重要间谍分子聚会。
参加这次天津聚会的有：
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大尉泷川具和（化名堤虎吉）、陆军中尉山田要、林正夫、以及石川伍一和锺崎三郎。并将已调至烟台的宗方小太郎亦招至相商。聚会的地点即在天津紫竹林的松昌洋行内。
当天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写道：
“乘2时30分头等火车赴天津。过军粮城站，两个小时抵天津。至松昌洋行，面会石川伍一、堤、山田、林。夜与堤、石川同访神尾陆军少佐，有所商量。又与石川伍一至三井访吴永寿。同石川、锺崎长谈至深夜，1时半就寝。本日恰为盛军余部乘海定号出口之日也。”
29日，他们又讨论了一天。
最后，商定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北京、天津、烟台三地使领馆人员撤退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仍予保留，故以上海为谍报工作的指挥中心。
二、陆军省员山田要和海军省员泷川具和个人提出，继续留住天津。
三、北京使馆撤退后，将在奉天的前陆军少尉川烟丈之助调至北京。
四、宗方小太郎仍回烟台，负责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
会后，宗方于31日回到烟台，川烟也于8月1日过烟台前往北京。
8月2日，即中日宣战的次日晨5时，日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从通州乘船东行，于3日上午11时到天津，上岸在紫竹林旅馆暂住。
公使馆二等书记官中岛雄、三等书记官郑永昌、外交官补松方正作、书记生高洲太助等随行。小村离北京前，曾与英国公使欧格讷会面，告知欲留山田要、泷川具和两名武官在华之意，欧格讷表示赞同。是日，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来访小村。
谈话间，李德表示不同意山田、泷川继续留住天津，谓：“果如英国公使所告，则有因此而妨害租界地安宁之虑。”小村认为李德既如此建议，只好命山田、泷川同路返国。
仅石川伍一、锺崎三郎“瓣发清服之二人，因陆海军务之关系，经山田、堤两氏提议，批准其继续滞留。”
对此，李德表示同意，但建议“两人不能立即进入租界地”。先是在8月2日晚9时，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武官神尾光臣、林正夫等乘小火轮赴塘沽，换乘英船重庆号后，拟于次日晨出口。当天夜间，重庆号正停泊在塘沽码头时，突有十余人闯入轮船，将船上的日本男女捆绑起来拥下船去。因清兵闻讯赶来，才未发展为严重事件。
事后查明，事件为首者贾长瑞，乃通永练军左营六品军功贾长和之弟，因其兄在高升号上被日人轰毙，而产生复仇之心。但是，当时却误传此事系清军干的。为此，美国领事李德曾提出交涉。日本间谍也很紧张，因为在事件发生时日人丢失了一件重要的秘函。
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记述此事道：
“在大沽遭到中国兵暴行之际，堤氏寄给并上之有关军事上的秘函为兵士所夺去。因此，官府对残留于天津之邦人注意甚严，形势为不稳。”
此时，潜伏在天津的锺崎三郎见事不妙，急忙逃往山海关，只将石川伍一留在天津。
3、宗方小太郎的影响
8月4日上午，荒川已次、神尾光臣、林正夫等所乘重庆号驶抵烟台。驻烟台的日本武官井上敏夫、领事伊集院彦吉、书记生横田三郎等亦上重庆号，赴上海换轮回国。
是日，宗方小太郎记道：
“帝国国民而留于此地者，仅予一人而已。函上海田锅氏报告予留烟之事。午前，与井上少佐交待完毕，予继续其事务。井上氏亦与领事今日一同归国。领取侦察费567元。”
于是，宗方便一个人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下来。
同一天，小村寿太郎一行坐小火轮赴塘沽，山田要和泷川具和皆随行。8月5日，乘英船通州号出口。8日，通州号抵上海。
此时，日本驻华公使、领事及武官皆集于上海。井上敏夫先于11日先回国。小村及其他领事、武官则于12日乘法船亚拉号离沪。
日本使领人员撤退时，在华日本间谍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北京：川烟丈之助
天津：石川伍一
山海关：鍾崎三郎
烟台：宗方小太郎
浙江：高见武夫
上海：大越成德（总领事）、根津一（陆军大尉）、津川溓光(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海军大尉）、田锅安之助、前田彪、松田满雄、成田炼之助、景山长次郎、伊东文五郎、福原林平、楠内友次郎、藤岛武彦。
由于清政府严令查办日本奸细，除上海一地外，其他各地的日本间谍都未能长期潜伏下来。天津的石川伍一，在小村寿太郎离开天津的当天即被逮捕。潜居普陀山法雨寺的高见武夫，因被藤岛武彦供出，尚未来得及活动也被捕了。
北京的川烟丈之助，见处境危险，由美国公使出面交涉，以在华“学生”的名义发给护照回国。锺崎三郎在山海关一带活动了一些时间，才辗转逃回日本。
宗方小太郎在烟台活动的时间也不长，却搜集了大量重要的情报。
兹摘其接替井上敏夫工作后的日记如下：
8月5日午后7时，军舰镇边入港，盖为购买粮食自威海来者也。即派人探听威海之动静。自威海至成山角之电线已架设完成，山东布政使带兵6营驻防于该地云。本港附近地方招募兵勇200余人赴旅顺，归提督宋庆节制。
8月6日午前7时，通州号自天津入港，我小村公使等搭乘该船回国。予以一函致书记官中岛雄。作致上海东文三氏报告书二通，报告北洋之动静。托中岛氏送出（第11号)。
8月7日本日派高儿至威海，使之窥伺动静。
8月8日本日派穆十至旅顺，使之换听情况。下午2时，以前派往旅顺之迟某（旧历六月十七日出发）经过21天归来。
8月10日武昌号入口，下午3时开往上海。致函东文三氏，报告威海、旅顺之形势。此函寄至四马路三山公所，由白岩转交（第12号）。下午3时，高某自威海归来。目下碇泊于该港之兵船有镇远、定远、经远、靖远、来远、致远、平远、超勇、成远、广丙、广甲、康济、湄云、镇东、镇中、镇北、镇边17艘，外尚有鱼雷艇4只。（昨9日下午3时所见。）暮时，烟台市中宣传我舰积窥同成海式开炮数发而去，人心颇为汹汹。
8月11日午前有便船，送出致上海东氏关于威海之报告，托田锅氏转交（第13号）。帝国军舰昨日炮击威海之说证实。本日碇泊于威海之舰悉行出口，权留侠东、镇北、镇中、镇边4艘云。此说系自威海归来之送信者所报告。
8月13日传说孙金彪派兵二营驻扎于烟台威海间要地。
8月14日10日镇远、定远、来远、致远、经远、靖远、广甲、广丙、济远(10日下午修竣归自旅顺)、平远、扬威11舰，带鱼雷两只，自威海出发，赴朝鲜近海，因未遇敌舰，于13日返威海云。本日镇远、定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广甲、广丙8舰出成海，巡航旅顺、大沾等地方。
8月17日托中国信局（由田锅氏转交）送出致上海东文三氏报告（第15号)。驻防于旅顺之豫军8营于14日陆路向朝鲜出发云。
8月19日广乙号逃难兵本月14日自威海出发，据来到本地者说：目下威海仅有超勇及鱼雷艇3只，其余船只大都赴大沽、山海关一带，装载陆军送往沙河子云。丁汝昌目下亦在天津。此外，镇北、镇中、镇边、镇东四小舰在威(18日午前)。上海东氏函到，谓予之12号报告未送到云。
8月21日本日午前送出致东氏报告（第16号）。下午派遣高某至天津，使之窥探石川之现状，兼探听津沽之动静。
8月26日下午，上海伊东氏派来特使，称东京本部来电，命予速至上海。盖以予之第12号密函、15号函落于中国官府之手也。
由于宗方的密函在上海为中国探员沈守敦所截获，上海官厅知照登莱青道刘含芳在烟台逮捕宗方。宗方遂于29日乘怡和洋行的连升号潜往上海，然后乘英船回国。
4、潜伏日谍如何完成使命？
宗方小太郎潜伏烟台，通过派出侦探的办法严密监视北洋舰队的动静，并随时秘报上海转电本国。
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威海卫，即是根据宗方第11号报告的建议。
宗方在8月6日的报告中称：
“北洋舰队之势力自上月24〔25〕日在仁川近海小败以后，似颇受挫折。以今日之情况估计，已可断定中国舰队已舍弃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依鄱人所见言之，北洋舰队决不能超出北纬16度之外。昨日下午，镇边号开入海港。
兹就舰上之人探听：目下碇泊于威海之舰数仅镇远、定远、来远、经远、致远、镇西、镇中、镇北、镇东九舰；此外，为平远、靖远、超勇、扬威、康济、威远等舰，则已出口进攻云。”
这一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即指示丁汝昌“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8月5日，李鸿章又提出：
“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竹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推折？”
后则真的下令北洋舰队不许远航北纬38度以外：
“兵船赴大同江，遇敌势将接仗。无论胜负，不必再往鸭绿江口，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妥慎防之！”
因此，宗方进一步向日本海军省建议：
“以目下之形势而言，中国断无使自身之要地空虚而向朝鲜进攻之勇气。由此观之，虽有所谓以威海舰队之半数开向朝鲜说，其实可能派至旅顺地方。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咸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二决雌雄。否则，持重于朝鲜近海，以待彼之到来，其中虽必有所深谋远虑，然为鄙人所不能理解者也。依鄙人之见，我国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负，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噫！今日之事，唯有突击之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而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
大本营完全采纳了宗方的建议，于8月10日对威海港发动了袭击。这次袭击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不知日本海军的意图所在，因此疑虑万端，连连下令催北洋舰队出洋“截击”或“跟踪击剿”，这样反使北洋舰队在战略上更加陷入被动。
日本在上海的谍报工作开始碰到了一些挫折。由于清政府援朝部队主要在营口上岸，日本大本营需要摸清中国的派兵数字，便由陆军省命令上海的根津一派间谍前往侦察。中日宣战后，先派福原林平和楠内友次郎前去，未上船即被逮捕。
又派藤岛武彦约高见武夫同去，亦皆被捕。8月下旬，最后决定派前田彪、松田满雄、成田练之助、景山长次郎四人结伴前往，由前田彪化装为富商、松田、成田、景山三人皆化装为仆人，才顺利到达营口。他们分头活动，了解清军的兵力情况，然后用暗语电告上海转报本国，终于完成了此次侦探任务。
宣战后的头一个月，日本在华间谍的活动非常活跃，虽有一些人被捕，但多数还是完成了使命。其中，宗方小太郎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说，当时他的报告“只有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长等首长方能阅读，他对海军决定对华战略作出非常的贡献。”
甚至有人把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战绩也归功于宗方，认为：
“在军歌中所唱的‘不见烟也没有云’的黄海海战中，宗方为日本舰队打败中国舰队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这些话虽不无夸大之处，但也说明了军部的“手足和耳目”在日本发动和进行这场侵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日本明治政府在参谋本部铺设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了。但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却出乎明治天皇睦仁和内阁大臣的意料。因此，在日本政府内部一度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
开战之后，明治天皇睦仁忧心忡忡地声言：“这次战争是大臣的战争，而不是我的战争”。“如此原非本意的事情，当不敢冒昧向神明奉告。”并拒绝派敕使向伊势神宫报告开战之事。伊藤博文在写给陆奥宗光的信中亦称：“和你一样，不知不觉地就乘船出洋了。”
1、活跃在中国的日本间谍们
日本从来把间谍视为军部的“手足和耳目”，唯有依靠他们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全由陆军省和海军省所派的武官来领导。日本既挑起战争之后，眼看撤使在即，不得不对在华的谍报工作重新进行布置。
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突然袭击，并击沉了装载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此事震惊中外。
从1894年春日本蓄谋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日本间谍机关便加强了在中国的活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是日本在华情报中心之一。
因为这里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驻地，既靠近北京，又是陆海交通的枢纽，所以日本间谍机关对此地极为重视。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少佐井上敏夫、海军大尉泷川具和等人，都是老牌的日本间谍，以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的名义派遣来华，却不驻北京，而长期驻天津。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日本间谍机关还在天津紫竹林开设了一家松昌洋行，以做生意为名搜集军事情报。
根据日本间谍的内部分工，神尾光臣负责专门探察李鸿章的行事和意图，泷川具和负责调查直隶海岸地理形势和搜集海军衙门的情报，井上敏夫前往烟台负责侦察北洋舰队的行踪。
为了达到偷袭的卑劣目的，日本间谍机关决定首先要搞到中国的运兵计划。在此以前，驻松昌洋行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已经通过护卫营弁目汪开甲结识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中日两国宣战以后，化装潜伏在天津的石川伍一被查获。此案曾轰动一时，朝野为之震动。因此，当时人们断定，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的偷袭，与刘棻提供的情报是有关系的。
事实上，当时日本间谍要搞清中国的运兵情况，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丰岛海战爆发前，日本间谍特务集天津，四处侦探无孔不入，活动相当猖狂。
“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自5月初至今日派奸细二三十人，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薙发者。”
对此，中国当局长期熟视无睹，泰然处之。尤为甚者，连海口码头重地也“令在华倭人自如侦探”。
据目睹此情形者说：
7月22日徬晚，中国所租的运兵船飞鲸号从塘沽起航时，“见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梭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运兵计划有何保密可言？
当时，李鸿章所派“照料”爱仁号运兵船的德商信义洋行满德，事后写了一份报告上于李鸿章，里面十分具体地谈到了日本间谍的活动情况：
“倭人在中竟能洞悉中国军事，此非满德臆造妄言。即如满德奉宪委乘爱仁轮船运兵赴牙山事，当满德未抵塘沽时，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他与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此小行洋人俾尔福所见。及满德坐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满德并未敢与之交淡，则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
中国运兵船在码头停泊期间和出发时，一直处在日本间谍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任其“自如侦探”，这才是“师期暗泄机要，遂致高升被击，船没师熸”的真正原因。何况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衙门里还有内奸。
据石川伍一供称：
“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所供是实。”
2、潜伏在中国的日谍
在侦察中国派兵情况的同时，日本间谍机关还把注意力集中于驻泊在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以掌握中国护卫运兵船的计划。
为此，特密电正在汉口活动的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由汉口到烟台日本领事馆向井上敏夫武官报到。
宗方小太郎，1864年生，日本熊本县人。1884年宗方来到中国，曾花三年时间游历中国北部九省，调查政治、经济、军事、矿产及风俗人情等状况。1887年，在汉口参加以乐善堂商号为掩护的日本间谍机关。后任日本在华间谍机关北京支部的负责人。
1890年，日本间谍机关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专门从日本国内招收青年进行间谍训练，宗方任该所的学生监督。日本间谍上级机关特地把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间谍派到烟台，可见对这个任务是多么重视。7月5日，宗方抵烟台，即赴领事馆报到。宗方的任务是侦探北洋舰队的动向，并用暗号报告上海转电东京。
7日，宗方决定“秘密赴威海卫军港侦探”。8日，宗方化装为农民，由烟台出发。10日抵威海，夜登环翠楼“眺望湾内形势及灯台点火”。
11日登威海城东门，“视察港内。在刘公岛前，港南北有40里，碇泊军舰13艘”。
13日，宗方回烟台后，又派侦察员去威海，以监视北洋舰队之行踪。16日，济远、威远二舰从上海抵烟台，宗方登济远舰“观察装载之兵器”，并探知二舰将去朝鲜。
19日，所派侦察员返回烟台，报告北洋舰队“已作准备，将于今日或明日相率赴朝鲜。”
20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海军中将，亲乘山城丸由横须贺出发，于22日午后5时抵达佐世保，向舰队传达了参谋总长殿下的令旨。根据桦山的部署，白本联合舰队第二天便从佐世保向朝鲜西海岸进发，以寻找中国军舰和运兵船实行袭击。
后来，宗方小太郎的密友绪方二三便说，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之获胜，多得利于宗方情报之及时，诚哉斯言！
日本既挑起战争之后，眼看撤使在即，还需要继续发挥军部“手足和耳目”的重要作用，便又对在华的谍报工作重新进行部署。
7月28日，即中日宣战的前三天，日本在天津的一些重要间谍分子聚会。
参加这次天津聚会的有：
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大尉泷川具和（化名堤虎吉）、陆军中尉山田要、林正夫、以及石川伍一和锺崎三郎。并将已调至烟台的宗方小太郎亦招至相商。聚会的地点即在天津紫竹林的松昌洋行内。
当天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写道：
“乘2时30分头等火车赴天津。过军粮城站，两个小时抵天津。至松昌洋行，面会石川伍一、堤、山田、林。夜与堤、石川同访神尾陆军少佐，有所商量。又与石川伍一至三井访吴永寿。同石川、锺崎长谈至深夜，1时半就寝。本日恰为盛军余部乘海定号出口之日也。”
29日，他们又讨论了一天。
最后，商定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北京、天津、烟台三地使领馆人员撤退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仍予保留，故以上海为谍报工作的指挥中心。
二、陆军省员山田要和海军省员泷川具和个人提出，继续留住天津。
三、北京使馆撤退后，将在奉天的前陆军少尉川烟丈之助调至北京。
四、宗方小太郎仍回烟台，负责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
会后，宗方于31日回到烟台，川烟也于8月1日过烟台前往北京。
8月2日，即中日宣战的次日晨5时，日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从通州乘船东行，于3日上午11时到天津，上岸在紫竹林旅馆暂住。
公使馆二等书记官中岛雄、三等书记官郑永昌、外交官补松方正作、书记生高洲太助等随行。小村离北京前，曾与英国公使欧格讷会面，告知欲留山田要、泷川具和两名武官在华之意，欧格讷表示赞同。是日，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来访小村。
谈话间，李德表示不同意山田、泷川继续留住天津，谓：“果如英国公使所告，则有因此而妨害租界地安宁之虑。”小村认为李德既如此建议，只好命山田、泷川同路返国。
仅石川伍一、锺崎三郎“瓣发清服之二人，因陆海军务之关系，经山田、堤两氏提议，批准其继续滞留。”
对此，李德表示同意，但建议“两人不能立即进入租界地”。先是在8月2日晚9时，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武官神尾光臣、林正夫等乘小火轮赴塘沽，换乘英船重庆号后，拟于次日晨出口。当天夜间，重庆号正停泊在塘沽码头时，突有十余人闯入轮船，将船上的日本男女捆绑起来拥下船去。因清兵闻讯赶来，才未发展为严重事件。
事后查明，事件为首者贾长瑞，乃通永练军左营六品军功贾长和之弟，因其兄在高升号上被日人轰毙，而产生复仇之心。但是，当时却误传此事系清军干的。为此，美国领事李德曾提出交涉。日本间谍也很紧张，因为在事件发生时日人丢失了一件重要的秘函。
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记述此事道：
“在大沽遭到中国兵暴行之际，堤氏寄给并上之有关军事上的秘函为兵士所夺去。因此，官府对残留于天津之邦人注意甚严，形势为不稳。”
此时，潜伏在天津的锺崎三郎见事不妙，急忙逃往山海关，只将石川伍一留在天津。
3、宗方小太郎的影响
8月4日上午，荒川已次、神尾光臣、林正夫等所乘重庆号驶抵烟台。驻烟台的日本武官井上敏夫、领事伊集院彦吉、书记生横田三郎等亦上重庆号，赴上海换轮回国。
是日，宗方小太郎记道：
“帝国国民而留于此地者，仅予一人而已。函上海田锅氏报告予留烟之事。午前，与井上少佐交待完毕，予继续其事务。井上氏亦与领事今日一同归国。领取侦察费567元。”
于是，宗方便一个人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下来。
同一天，小村寿太郎一行坐小火轮赴塘沽，山田要和泷川具和皆随行。8月5日，乘英船通州号出口。8日，通州号抵上海。
此时，日本驻华公使、领事及武官皆集于上海。井上敏夫先于11日先回国。小村及其他领事、武官则于12日乘法船亚拉号离沪。
日本使领人员撤退时，在华日本间谍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北京：川烟丈之助
天津：石川伍一
山海关：鍾崎三郎
烟台：宗方小太郎
浙江：高见武夫
上海：大越成德（总领事）、根津一（陆军大尉）、津川溓光(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海军大尉）、田锅安之助、前田彪、松田满雄、成田炼之助、景山长次郎、伊东文五郎、福原林平、楠内友次郎、藤岛武彦。
由于清政府严令查办日本奸细，除上海一地外，其他各地的日本间谍都未能长期潜伏下来。天津的石川伍一，在小村寿太郎离开天津的当天即被逮捕。潜居普陀山法雨寺的高见武夫，因被藤岛武彦供出，尚未来得及活动也被捕了。
北京的川烟丈之助，见处境危险，由美国公使出面交涉，以在华“学生”的名义发给护照回国。锺崎三郎在山海关一带活动了一些时间，才辗转逃回日本。
宗方小太郎在烟台活动的时间也不长，却搜集了大量重要的情报。
兹摘其接替井上敏夫工作后的日记如下：
8月5日午后7时，军舰镇边入港，盖为购买粮食自威海来者也。即派人探听威海之动静。自威海至成山角之电线已架设完成，山东布政使带兵6营驻防于该地云。本港附近地方招募兵勇200余人赴旅顺，归提督宋庆节制。
8月6日午前7时，通州号自天津入港，我小村公使等搭乘该船回国。予以一函致书记官中岛雄。作致上海东文三氏报告书二通，报告北洋之动静。托中岛氏送出（第11号)。
8月7日本日派高儿至威海，使之窥伺动静。
8月8日本日派穆十至旅顺，使之换听情况。下午2时，以前派往旅顺之迟某（旧历六月十七日出发）经过21天归来。
8月10日武昌号入口，下午3时开往上海。致函东文三氏，报告威海、旅顺之形势。此函寄至四马路三山公所，由白岩转交（第12号）。下午3时，高某自威海归来。目下碇泊于该港之兵船有镇远、定远、经远、靖远、来远、致远、平远、超勇、成远、广丙、广甲、康济、湄云、镇东、镇中、镇北、镇边17艘，外尚有鱼雷艇4只。（昨9日下午3时所见。）暮时，烟台市中宣传我舰积窥同成海式开炮数发而去，人心颇为汹汹。
8月11日午前有便船，送出致上海东氏关于威海之报告，托田锅氏转交（第13号）。帝国军舰昨日炮击威海之说证实。本日碇泊于威海之舰悉行出口，权留侠东、镇北、镇中、镇边4艘云。此说系自威海归来之送信者所报告。
8月13日传说孙金彪派兵二营驻扎于烟台威海间要地。
8月14日10日镇远、定远、来远、致远、经远、靖远、广甲、广丙、济远(10日下午修竣归自旅顺)、平远、扬威11舰，带鱼雷两只，自威海出发，赴朝鲜近海，因未遇敌舰，于13日返威海云。本日镇远、定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广甲、广丙8舰出成海，巡航旅顺、大沾等地方。
8月17日托中国信局（由田锅氏转交）送出致上海东文三氏报告（第15号)。驻防于旅顺之豫军8营于14日陆路向朝鲜出发云。
8月19日广乙号逃难兵本月14日自威海出发，据来到本地者说：目下威海仅有超勇及鱼雷艇3只，其余船只大都赴大沽、山海关一带，装载陆军送往沙河子云。丁汝昌目下亦在天津。此外，镇北、镇中、镇边、镇东四小舰在威(18日午前)。上海东氏函到，谓予之12号报告未送到云。
8月21日本日午前送出致东氏报告（第16号）。下午派遣高某至天津，使之窥探石川之现状，兼探听津沽之动静。
8月26日下午，上海伊东氏派来特使，称东京本部来电，命予速至上海。盖以予之第12号密函、15号函落于中国官府之手也。
由于宗方的密函在上海为中国探员沈守敦所截获，上海官厅知照登莱青道刘含芳在烟台逮捕宗方。宗方遂于29日乘怡和洋行的连升号潜往上海，然后乘英船回国。
4、潜伏日谍如何完成使命？
宗方小太郎潜伏烟台，通过派出侦探的办法严密监视北洋舰队的动静，并随时秘报上海转电本国。
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威海卫，即是根据宗方第11号报告的建议。
宗方在8月6日的报告中称：
“北洋舰队之势力自上月24〔25〕日在仁川近海小败以后，似颇受挫折。以今日之情况估计，已可断定中国舰队已舍弃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依鄱人所见言之，北洋舰队决不能超出北纬16度之外。昨日下午，镇边号开入海港。
兹就舰上之人探听：目下碇泊于威海之舰数仅镇远、定远、来远、经远、致远、镇西、镇中、镇北、镇东九舰；此外，为平远、靖远、超勇、扬威、康济、威远等舰，则已出口进攻云。”
这一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即指示丁汝昌“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8月5日，李鸿章又提出：
“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竹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推折？”
后则真的下令北洋舰队不许远航北纬38度以外：
“兵船赴大同江，遇敌势将接仗。无论胜负，不必再往鸭绿江口，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妥慎防之！”
因此，宗方进一步向日本海军省建议：
“以目下之形势而言，中国断无使自身之要地空虚而向朝鲜进攻之勇气。由此观之，虽有所谓以威海舰队之半数开向朝鲜说，其实可能派至旅顺地方。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咸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二决雌雄。否则，持重于朝鲜近海，以待彼之到来，其中虽必有所深谋远虑，然为鄙人所不能理解者也。依鄙人之见，我国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负，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噫！今日之事，唯有突击之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而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
大本营完全采纳了宗方的建议，于8月10日对威海港发动了袭击。这次袭击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不知日本海军的意图所在，因此疑虑万端，连连下令催北洋舰队出洋“截击”或“跟踪击剿”，这样反使北洋舰队在战略上更加陷入被动。
日本在上海的谍报工作开始碰到了一些挫折。由于清政府援朝部队主要在营口上岸，日本大本营需要摸清中国的派兵数字，便由陆军省命令上海的根津一派间谍前往侦察。中日宣战后，先派福原林平和楠内友次郎前去，未上船即被逮捕。
又派藤岛武彦约高见武夫同去，亦皆被捕。8月下旬，最后决定派前田彪、松田满雄、成田练之助、景山长次郎四人结伴前往，由前田彪化装为富商、松田、成田、景山三人皆化装为仆人，才顺利到达营口。他们分头活动，了解清军的兵力情况，然后用暗语电告上海转报本国，终于完成了此次侦探任务。
宣战后的头一个月，日本在华间谍的活动非常活跃，虽有一些人被捕，但多数还是完成了使命。其中，宗方小太郎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说，当时他的报告“只有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长等首长方能阅读，他对海军决定对华战略作出非常的贡献。”
甚至有人把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战绩也归功于宗方，认为：
“在军歌中所唱的‘不见烟也没有云’的黄海海战中，宗方为日本舰队打败中国舰队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这些话虽不无夸大之处，但也说明了军部的“手足和耳目”在日本发动和进行这场侵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