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说一段令人心酸的知青往事：
我1974年中学毕业，按理家中排行老大可以先留城，但我小妹身体不好，我父母怕她插队吃不消。我说：那我去吧，而且去了另一个小县城的农村，这样即便我以后抽上来，对小妹留城照样没影响。那时的精神压力很大，插队就准备在农村一辈子。相信很多曾经插队过的朋友，有这种特别的感受。
但1975年之后局势开始有点好转，知青的环境也稍微有些改善。我们插队的大队得到县委“知青办”的拨款，还特地为知青盖了“知青宿舍”，村口两排10个土胚房，每个房间进门有一个灶头，里间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对这个条件，知青们已经非常满意了。
2007年知青朋友回农村拍的“知青宿舍”（首图也是）
尽管物质生活略有改善，知青们很空虚，面对身心疲惫的农村生活，大家都很迷茫，感情上也很失落，男女知青交往也很谨慎。但没有人打算在农村结婚成家的，我们坚信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发一个血誓：在农村死也不结婚。
我们隔壁的一个村，也有几位知青，其中有两位从杭州来的知青，男生姓梁，女生姓祝，我们开玩笑叫他们“梁山伯”和“祝英台”，想不到这一叫，最终成了现代版的“梁祝”悲剧。“英台”相貌秀美，但比较弱小、害羞。于是遭到村里的民兵连长和青年农民的轮番求爱。求爱无果后，天天晚上都有人在窗口骚扰。吓得“英台”不轻，最终求助那位同是杭州人的“山伯”。开始谎称“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没人相信。他们去村长处告状，村干部反而帮着小痞子们。那时没有“同居”一说，男女知青同居在一起属于“乱搞男女关系”，要判刑的。无奈“山伯”和“英台”草草结婚，骚扰一事才告一段落。
“山伯”也是文绉绉的，为人处世甚佳，待妻子也很好，我们公社里开知青大会，总是看到她俩依偎在一起，和大家的关系都不错。后来也是一个意外，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在农村当然是养不了的，他们将小儿子送到杭州爷爷奶奶家寄养，孩子从小没有杭州户口。但在杭州长大，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好。
“山伯”和“英台”比我们先去农村，到了1976年局势急转直下，容许知青返城了，只要表现好，在农村两年以上就可以按照名额，逐批回城。但有一点，返城的知青必须在农村是单身的，“山伯”和“英台”傻眼了，也就是他们有婚姻在，永远走不了。一位公社的“赤脚医生”心地善良，帮他们想一个办法：办理“假离婚”，回城后再复婚。后面我们得知，很多在农村有婚姻史的知青，就是用这个办法回城的。于是“山伯”和“英台”就协议离婚了，别人结婚时是“山盟海誓”，他们却在离婚时“山盟海誓”，让我们看了觉得有点悲壮。
但悲剧从此开始：“英台”的父母亲是省军区的高干，而且是刚刚落实完政策的实权派，很快“英台”回了杭州，而且安排在一个省委机关做行政工作。而“山伯”的父母亲是针织厂的工人，就是没有“名额”抽不上去。最终“山伯”的父亲提早退休，这样才让“山伯”顶替到针织厂的食堂做伙计，所幸的是他们儿子的户口也进了杭州。
但故事还没完，大家不是想到山盟海誓的“复婚”吗？开始“英台”是有这个愿望，无奈她父母亲死都不肯承认这门婚事，复婚成了遥遥无期的奢望。再后来，“英台”也和另外一位“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结婚成家了。我们知青朋友中一位也是高干子弟，是他们双方的挚友，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也是无果而终。最终搞得“山伯”身心疲惫，放弃了一切努力。但他始终没有怪罪“英台”，只是觉得“命运本该如此”，并祝愿前妻能幸福。
当我们知青听了这个结局潸然泪下，能怪谁？后来我也抽上来到县城工厂做工人，再考上大学，读书和工作都在杭州，我企图找这位同在杭州城的“山伯”聊聊，好不容易找到小巷老宅，已经拆迁了。再企图找到针织厂，还是没找到，留下一个电话希望联络我见一面，但一直没有收到“山伯”的电话。再后来我来了澳洲，从此也划上句号。
我从认识“山伯”和“英台”开始，一晃也刚好50年，这半个世纪我一直惦记着他们和那段抹不去的回忆，这种悲剧殃及几代人。特别是那从小没户口的小男孩，算下来也快50岁了，你们可好？人生跌宕起伏，有悲欢离合，那时候做人哪里有什么尊严？人非常渺小，我们无法改变命运。所以我没有怨恨“英台”，她没有害人，只是选择了她无法改变的道路，我也为“山伯”鸣不平，但又能如何呢？我相信那个折腾的年代，此类的悲剧不知道还有多少！
愿人间少一点这种悲哀和痛苦，借此机会也向所有的知青们致敬，我们是时代中不幸的人，但我们能活下来到今天，也是最幸运的人！
同场的知青年纪都不大（大部分人都是16岁中学毕业），加上那年代男女生之间平时很少说话，所以知青之间极少谈恋爱的，没有结婚的（那时的结婚年龄记得好像是男的20岁，女的18岁）。我离开时才19岁多。
其它地方的早年下放的知青有结婚的，还有一些是和当地人结婚的。这些结了婚的，特别是与当地人结的，后来回城时是有不少人离婚的。
而有好些人因为不同原因，留在当地不回城了。十多年前，《广州日报》报道过，留在我们县没回城的广州知青有八百多人，大部分是女知青。当中有好些当年曾回去过广州，但因为没工作（等安排工作要排队等很久，且很多只能安排到街道小集体单位，钱很少），又没地方住（父母家地方小，不愿让她们长住），只好又回到下乡的地方。她们对记者说，广州这个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早已变得陌生遥远，自己的余生不再能回去的了。
除了斯大林，哪个现代国家元首敢像毛，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如此彻底过分？
这次说一段令人心酸的知青往事：
我1974年中学毕业，按理家中排行老大可以先留城，但我小妹身体不好，我父母怕她插队吃不消。我说：那我去吧，而且去了另一个小县城的农村，这样即便我以后抽上来，对小妹留城照样没影响。那时的精神压力很大，插队就准备在农村一辈子。相信很多曾经插队过的朋友，有这种特别的感受。
但1975年之后局势开始有点好转，知青的环境也稍微有些改善。我们插队的大队得到县委“知青办”的拨款，还特地为知青盖了“知青宿舍”，村口两排10个土胚房，每个房间进门有一个灶头，里间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对这个条件，知青们已经非常满意了。
2007年知青朋友回农村拍的“知青宿舍”（首图也是）
尽管物质生活略有改善，知青们很空虚，面对身心疲惫的农村生活，大家都很迷茫，感情上也很失落，男女知青交往也很谨慎。但没有人打算在农村结婚成家的，我们坚信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发一个血誓：在农村死也不结婚。
我们隔壁的一个村，也有几位知青，其中有两位从杭州来的知青，男生姓梁，女生姓祝，我们开玩笑叫他们“梁山伯”和“祝英台”，想不到这一叫，最终成了现代版的“梁祝”悲剧。“英台”相貌秀美，但比较弱小、害羞。于是遭到村里的民兵连长和青年农民的轮番求爱。求爱无果后，天天晚上都有人在窗口骚扰。吓得“英台”不轻，最终求助那位同是杭州人的“山伯”。开始谎称“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没人相信。他们去村长处告状，村干部反而帮着小痞子们。那时没有“同居”一说，男女知青同居在一起属于“乱搞男女关系”，要判刑的。无奈“山伯”和“英台”草草结婚，骚扰一事才告一段落。
“山伯”也是文绉绉的，为人处世甚佳，待妻子也很好，我们公社里开知青大会，总是看到她俩依偎在一起，和大家的关系都不错。后来也是一个意外，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在农村当然是养不了的，他们将小儿子送到杭州爷爷奶奶家寄养，孩子从小没有杭州户口。但在杭州长大，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好。
“山伯”和“英台”比我们先去农村，到了1976年局势急转直下，容许知青返城了，只要表现好，在农村两年以上就可以按照名额，逐批回城。但有一点，返城的知青必须在农村是单身的，“山伯”和“英台”傻眼了，也就是他们有婚姻在，永远走不了。一位公社的“赤脚医生”心地善良，帮他们想一个办法：办理“假离婚”，回城后再复婚。后面我们得知，很多在农村有婚姻史的知青，就是用这个办法回城的。于是“山伯”和“英台”就协议离婚了，别人结婚时是“山盟海誓”，他们却在离婚时“山盟海誓”，让我们看了觉得有点悲壮。
但悲剧从此开始：“英台”的父母亲是省军区的高干，而且是刚刚落实完政策的实权派，很快“英台”回了杭州，而且安排在一个省委机关做行政工作。而“山伯”的父母亲是针织厂的工人，就是没有“名额”抽不上去。最终“山伯”的父亲提早退休，这样才让“山伯”顶替到针织厂的食堂做伙计，所幸的是他们儿子的户口也进了杭州。
但故事还没完，大家不是想到山盟海誓的“复婚”吗？开始“英台”是有这个愿望，无奈她父母亲死都不肯承认这门婚事，复婚成了遥遥无期的奢望。再后来，“英台”也和另外一位“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结婚成家了。我们知青朋友中一位也是高干子弟，是他们双方的挚友，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也是无果而终。最终搞得“山伯”身心疲惫，放弃了一切努力。但他始终没有怪罪“英台”，只是觉得“命运本该如此”，并祝愿前妻能幸福。
当我们知青听了这个结局潸然泪下，能怪谁？后来我也抽上来到县城工厂做工人，再考上大学，读书和工作都在杭州，我企图找这位同在杭州城的“山伯”聊聊，好不容易找到小巷老宅，已经拆迁了。再企图找到针织厂，还是没找到，留下一个电话希望联络我见一面，但一直没有收到“山伯”的电话。再后来我来了澳洲，从此也划上句号。
我从认识“山伯”和“英台”开始，一晃也刚好50年，这半个世纪我一直惦记着他们和那段抹不去的回忆，这种悲剧殃及几代人。特别是那从小没户口的小男孩，算下来也快50岁了，你们可好？人生跌宕起伏，有悲欢离合，那时候做人哪里有什么尊严？人非常渺小，我们无法改变命运。所以我没有怨恨“英台”，她没有害人，只是选择了她无法改变的道路，我也为“山伯”鸣不平，但又能如何呢？我相信那个折腾的年代，此类的悲剧不知道还有多少！
愿人间少一点这种悲哀和痛苦，借此机会也向所有的知青们致敬，我们是时代中不幸的人，但我们能活下来到今天，也是最幸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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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场的知青年纪都不大（大部分人都是16岁中学毕业），加上那年代男女生之间平时很少说话，所以知青之间极少谈恋爱的，没有结婚的（那时的结婚年龄记得好像是男的20岁，女的18岁）。我离开时才19岁多。
其它地方的早年下放的知青有结婚的，还有一些是和当地人结婚的。这些结了婚的，特别是与当地人结的，后来回城时是有不少人离婚的。
而有好些人因为不同原因，留在当地不回城了。十多年前，《广州日报》报道过，留在我们县没回城的广州知青有八百多人，大部分是女知青。当中有好些当年曾回去过广州，但因为没工作（等安排工作要排队等很久，且很多只能安排到街道小集体单位，钱很少），又没地方住（父母家地方小，不愿让她们长住），只好又回到下乡的地方。她们对记者说，广州这个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早已变得陌生遥远，自己的余生不再能回去的了。
除了斯大林，哪个现代国家元首敢像毛，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如此彻底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