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自己为何一度相信“亩产万斤” 2011年11月26日 09:01 来源：人民网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核心提示：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百花盛开，景色宜人。奇峰、峭壁、清泉、飞瀑，掩映在松柏绿荫中的一座座造型精美的别墅、疗养院、文化宫，以及数不清的亭、台、楼、榭，把这座屹立在大江和鄱阳湖之滨的青山，装点成了一个超脱于尘世的桃源仙境。特别是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忽而像轻纱从翠绿的峰顶飘过，忽而似不尽波涛在峡谷中奔腾倾泻。这云雾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为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庐山不断地改变着容颜，给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不知毛泽东是为庐山的秀丽景色所陶醉，还是从手头那厚厚的线装书中受到了某种启示，他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
这次会议原来决定在别处召开，因天气酷热才把会址改到庐山来的。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13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图为庐山会议旧址。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央和各省的领导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克服由于失误造成的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奋斗，废寝忘食，度过了十分紧张而艰辛的几个月。这次到庐山开会，一可以避避暑，远离尘嚣，让紧张的精神放松一下；二可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议一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把某些被搞乱的东西理顺，今后更好地干下去。
7月2日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提出的1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读书。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19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视察过程中，经过反复思索逐渐定下来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需要重视加以解决的问题。它体现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对形势高瞻远瞩的气概。尽管人们一时还琢磨不透毛泽东所提那些问题的主旨所在，出于对领袖的绝对信赖，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所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谈到形势，毛泽东说湖南省委的同志说得很好，他把湖南省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加以精练，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特别是他对国内形势的精辟概括，言简意赅，符合实际，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深受鼓舞。他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每天会外时间，可以看到松林里、凉亭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一些诗兴正浓的“秀才”们，聚在一起填词赋诗。夜幕降临之后，灯火辉煌的河对岸小礼堂里舞曲悠扬，人们三五成群地向舞影翩跹的小礼堂走去。
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由轻松、融洽变得紧张、压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分歧是从对毛泽东那三句话中间四个字的不同解释开始的。对毛泽东所说的“问题不少”究竟应该怎么看?
一部分同志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大多是些“实力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封疆大吏”。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在华东组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另外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至今收效甚微，有的地方上述现象还在发展，需要继续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有的是原来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疑虑，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的开始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者，但经过一段实践，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一个。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至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因为是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又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关系着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彭德怀仍保持他一贯的风格——知无不言，直言不讳，每次发言他都是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有的发言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完全不加以回避：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这句可以称为朴素真理的话，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平常。但在50年代后期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权威至高无上，个人迷信正进入巅峰的情况下，敢于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坦诚地说出这种话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个。
这句话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在与会者的心上激起巨大波涛。善良正直的人为彭德怀的直言捏一把汗，受“左”的影响较大，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暗中认为：“这老兄要闯祸了!”
彭德怀发言从来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他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
彭德怀的有些发言虽然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批评别的人，却也联系到毛泽东。例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人们知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彭德怀的发言，无论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或间接联系到毛泽东的，都会引起毛泽东本人和一些“左”派人物的极大不快，这是可以想象的。
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曾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延安时期，在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党内，人与人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说话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所共有的品质，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但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有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也沾染上了旧官僚的习气，对下冷若冰霜，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工作不负责，办事不认真，高高在上，生活奢侈，中国人那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了。
而彭德怀却依然故我，仍然保持着他的本色，所以就越显得可贵。
彭德怀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时，没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使全国人民免受灾难和痛苦，也是为了爱护毛泽东本人。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约50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面带不悦地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毫无疑问，彭德怀的那些发言和在常委会上类似上面那样的插话，都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其实，对1958年“大跃进”有意见的何止一个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7月4日他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1958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要充分估计。有些同志怕把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要讲清楚，吹点冷空气，就是说你右倾也不要怕。”
“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经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还要给你们调粮。”
朱德，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他也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
“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的。这关系到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且记住，主张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和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在中央不是别人，首先是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的发言谈的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问题，意见中肯、实在，基本精神和彭德怀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发言口气缓和，没有公开提到毛泽东。
凭心而论，彭德怀虽然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但他内心对毛泽东毫无恶意，仍像以往一样，从心底尊敬他。他那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毛泽东对问题的重视，以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在7月5日小组会后，傍晚散步的时候，彭德怀还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谈到毛泽东。他说他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五不怕”，说能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当时深信他的意见会被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曾深深地感染了景希珍。
7月7日晚上，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两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谈到小组会上的发言，张闻天说：
“现在所搞的小高炉炼铁是得不偿失。”
“我看是有得有失。”彭德怀说。
“你的估计是比较高的，比我乐观……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停了一下，彭德怀又深有感触地说，“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会下对他的热情赞扬，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外，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中央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等。他们几个除周惠以外，都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和彭德怀相同或相近的。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7月12日，他曾到176号去看望他们所尊敬的彭老总，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
“彭总，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确实曾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召到他住的“美庐”去作了一次长谈。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先找了周小舟、周惠到他住的“美庐”去谈话，当他们谈到会上不能畅所欲言，并举例说，李锐发言刚谈到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被人顶回去了。毛泽东一听，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锐，让他立刻到“美庐”来。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周小舟、周惠听了都笑起来，气氛轻松而融洽。
周小舟和李锐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他们在毛泽东面前谈话也比较随便，别人不便说的话他们也敢说。毛泽东对他们仿佛也很喜欢。李锐在沙发上坐好后，毛泽东说今天是找“秀才”们来聊聊，听听他们的“高见”。可是一扯起来，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否则的话，人家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毛泽东由此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风格，谈话高屋建瓴，思路敏捷开阔，能把细琐的小事与深刻的哲理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坦诚解剖，使“秀才”们深受感动。趁着毛泽东兴致正浓，周小舟大胆进言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于如此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还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秀才”们呼吁请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说他搞经济工作很稳重。毛泽东说：“陈云这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他所说的“短处”可能是指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二人搞的“反冒进”。对于那次的“反冒进”，毛泽东一直是很不满意的。
不过，毛泽东仍明确表示：“同意陈云当总指挥。”
毛泽东还赞扬了陈云，讲了三国时曹兵大败于袁绍，曹操思念郭嘉的故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秀才”又趁机向毛泽东反映说，会议还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同志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一谈就扣帽子。所以，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出来。毛泽东说：“转告大家，不要那么沉重。”“秀才”们又斗胆进言：“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粮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以后可以不再提这些口号了。”交谈中周惠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周小舟、李锐立即建议说，最好将大区组打烂，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 这次谈话持续到深夜，气氛一直是轻松、活跃的。从交谈中，“秀才”们感到主席对纠“左”问题的许多看法，跟他们是一致或接近的。毛泽东乐观的心境和通情达理的豁达态度，也使“秀才”们深受鼓舞。周小舟把他们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并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以非常诚恳的口吻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他能看到吗?”周小舟问。“能看到。”彭德怀说。彭德怀虽然暂时不想去找毛泽东谈话，但周小舟介绍的与主席长谈的情况，还是使他很受鼓舞。他相信毛主席会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和他上送的那些材料的。会议一定能顺利地开下去，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彭德怀还是“秀才”们，都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這是臉譜化的結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毛泽东谈自己为何一度相信“亩产万斤”
2011年11月26日 09:01
来源：人民网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核心提示：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百花盛开，景色宜人。奇峰、峭壁、清泉、飞瀑，掩映在松柏绿荫中的一座座造型精美的别墅、疗养院、文化宫，以及数不清的亭、台、楼、榭，把这座屹立在大江和鄱阳湖之滨的青山，装点成了一个超脱于尘世的桃源仙境。特别是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忽而像轻纱从翠绿的峰顶飘过，忽而似不尽波涛在峡谷中奔腾倾泻。这云雾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为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庐山不断地改变着容颜，给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不知毛泽东是为庐山的秀丽景色所陶醉，还是从手头那厚厚的线装书中受到了某种启示，他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
这次会议原来决定在别处召开，因天气酷热才把会址改到庐山来的。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13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图为庐山会议旧址。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央和各省的领导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克服由于失误造成的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奋斗，废寝忘食，度过了十分紧张而艰辛的几个月。这次到庐山开会，一可以避避暑，远离尘嚣，让紧张的精神放松一下；二可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议一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把某些被搞乱的东西理顺，今后更好地干下去。
7月2日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提出的1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读书。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19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视察过程中，经过反复思索逐渐定下来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需要重视加以解决的问题。它体现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对形势高瞻远瞩的气概。尽管人们一时还琢磨不透毛泽东所提那些问题的主旨所在，出于对领袖的绝对信赖，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所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谈到形势，毛泽东说湖南省委的同志说得很好，他把湖南省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加以精练，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特别是他对国内形势的精辟概括，言简意赅，符合实际，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深受鼓舞。他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每天会外时间，可以看到松林里、凉亭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一些诗兴正浓的“秀才”们，聚在一起填词赋诗。夜幕降临之后，灯火辉煌的河对岸小礼堂里舞曲悠扬，人们三五成群地向舞影翩跹的小礼堂走去。
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由轻松、融洽变得紧张、压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分歧是从对毛泽东那三句话中间四个字的不同解释开始的。对毛泽东所说的“问题不少”究竟应该怎么看?
一部分同志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大多是些“实力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封疆大吏”。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在华东组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另外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至今收效甚微，有的地方上述现象还在发展，需要继续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有的是原来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疑虑，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的开始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者，但经过一段实践，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一个。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至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因为是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又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关系着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彭德怀仍保持他一贯的风格——知无不言，直言不讳，每次发言他都是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有的发言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完全不加以回避：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这句可以称为朴素真理的话，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平常。但在50年代后期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权威至高无上，个人迷信正进入巅峰的情况下，敢于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坦诚地说出这种话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个。
这句话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在与会者的心上激起巨大波涛。善良正直的人为彭德怀的直言捏一把汗，受“左”的影响较大，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暗中认为：“这老兄要闯祸了!”
彭德怀发言从来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他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
彭德怀的有些发言虽然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批评别的人，却也联系到毛泽东。例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人们知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彭德怀的发言，无论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或间接联系到毛泽东的，都会引起毛泽东本人和一些“左”派人物的极大不快，这是可以想象的。
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曾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延安时期，在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党内，人与人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说话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所共有的品质，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但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有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也沾染上了旧官僚的习气，对下冷若冰霜，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工作不负责，办事不认真，高高在上，生活奢侈，中国人那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了。
而彭德怀却依然故我，仍然保持着他的本色，所以就越显得可贵。
彭德怀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时，没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使全国人民免受灾难和痛苦，也是为了爱护毛泽东本人。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约50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面带不悦地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毫无疑问，彭德怀的那些发言和在常委会上类似上面那样的插话，都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其实，对1958年“大跃进”有意见的何止一个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7月4日他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1958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要充分估计。有些同志怕把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要讲清楚，吹点冷空气，就是说你右倾也不要怕。”
“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经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还要给你们调粮。”
朱德，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他也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
“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的。这关系到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且记住，主张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和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在中央不是别人，首先是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的发言谈的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问题，意见中肯、实在，基本精神和彭德怀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发言口气缓和，没有公开提到毛泽东。
凭心而论，彭德怀虽然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但他内心对毛泽东毫无恶意，仍像以往一样，从心底尊敬他。他那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毛泽东对问题的重视，以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在7月5日小组会后，傍晚散步的时候，彭德怀还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谈到毛泽东。他说他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五不怕”，说能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当时深信他的意见会被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曾深深地感染了景希珍。
7月7日晚上，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两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谈到小组会上的发言，张闻天说：
“现在所搞的小高炉炼铁是得不偿失。”
“我看是有得有失。”彭德怀说。
“你的估计是比较高的，比我乐观……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停了一下，彭德怀又深有感触地说，“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会下对他的热情赞扬，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外，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中央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等。他们几个除周惠以外，都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和彭德怀相同或相近的。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7月12日，他曾到176号去看望他们所尊敬的彭老总，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
“彭总，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确实曾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召到他住的“美庐”去作了一次长谈。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先找了周小舟、周惠到他住的“美庐”去谈话，当他们谈到会上不能畅所欲言，并举例说，李锐发言刚谈到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被人顶回去了。毛泽东一听，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锐，让他立刻到“美庐”来。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周小舟、周惠听了都笑起来，气氛轻松而融洽。
周小舟和李锐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他们在毛泽东面前谈话也比较随便，别人不便说的话他们也敢说。毛泽东对他们仿佛也很喜欢。李锐在沙发上坐好后，毛泽东说今天是找“秀才”们来聊聊，听听他们的“高见”。可是一扯起来，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否则的话，人家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毛泽东由此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风格，谈话高屋建瓴，思路敏捷开阔，能把细琐的小事与深刻的哲理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坦诚解剖，使“秀才”们深受感动。趁着毛泽东兴致正浓，周小舟大胆进言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于如此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还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秀才”们呼吁请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说他搞经济工作很稳重。毛泽东说：“陈云这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他所说的“短处”可能是指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二人搞的“反冒进”。对于那次的“反冒进”，毛泽东一直是很不满意的。
不过，毛泽东仍明确表示：“同意陈云当总指挥。”
毛泽东还赞扬了陈云，讲了三国时曹兵大败于袁绍，曹操思念郭嘉的故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秀才”又趁机向毛泽东反映说，会议还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同志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一谈就扣帽子。所以，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出来。毛泽东说：“转告大家，不要那么沉重。”“秀才”们又斗胆进言：“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粮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以后可以不再提这些口号了。”交谈中周惠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周小舟、李锐立即建议说，最好将大区组打烂，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 这次谈话持续到深夜，气氛一直是轻松、活跃的。从交谈中，“秀才”们感到主席对纠“左”问题的许多看法，跟他们是一致或接近的。毛泽东乐观的心境和通情达理的豁达态度，也使“秀才”们深受鼓舞。周小舟把他们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并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以非常诚恳的口吻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他能看到吗?”周小舟问。“能看到。”彭德怀说。彭德怀虽然暂时不想去找毛泽东谈话，但周小舟介绍的与主席长谈的情况，还是使他很受鼓舞。他相信毛主席会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和他上送的那些材料的。会议一定能顺利地开下去，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彭德怀还是“秀才”们，都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這是臉譜化的結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既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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