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吴歌·秋歌
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长安城一片沉静的月光里，传来千家万户捶打麻衣的声音。
秋风总也吹不尽的，是那玉门关的生死离情。
哪天能够平定犯边的胡虏，我的夫君不用再远行出征？
古诗是历史上的诗歌。要完全理解，须要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古代文学作品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所以，陈寅恪先生提倡诗史互证。他长期兼任中文和历史两系教授。钱钟书先生反对，认为文学可以虚构，而历史必须真实。所以他是文学研究员，不以治史名世。
在这一点上，我服从陈先生。文学可以夸张、虚构，但依然可以包含真材实料。我们读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会了解河水落差巨大的实情，不会真的以为黄河的水从天上掉下来。《红楼梦》是虚构的，但从中挖掘历史，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卡夫卡的《变形记》情节虽然冷酷荒诞，却完全合乎世态人情，准确披露了世纪初的社会现实——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自我异化和相互异化。格里高尔身体变形了，导致他接触的所有人行为变形。或者本来所有人行为变形，导致格里高尔身体变形。在卡夫卡的年代，犹太人就是这个变形人，他们因自身形态而受到的歧视压迫，暴露周遭世界的变态。这难道不是欧洲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文学，是历史的镜子——不总是平面镜，可以是史家之绝唱。历史，是文学的背景和情节，可以是无韵之离骚。
这首诗的标题《子夜吴歌》，是六朝乐府里的曲子，名《子夜歌》，在吴地流行，所以叫《子夜吴歌》。《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子夜吴歌》里有种变曲，叫《子夜四时歌》，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特点来写，真的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做到了极致。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吴歌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你看，史学家对我们理解文学作品帮助极大。吴音温婉，连说话都是，更别提唱歌了。李白不是吴人，他选用《子夜吴歌·秋歌》的曲子赋诗，是借用其曲调的凄婉，来表达妇人对征夫的思恋和对和平的向往。可惜当年没有五线谱，我们今天只能读诗、不能听歌。
李白（701-762）是什么年代写这首诗的？诗本身给了我们线索。其时，他身在长安，秋天，玉门关有战事。
查李白年谱，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春天李白还在湖北安陆，初夏就到了长安。他在长安落魄得很，一年后离开了。二十三年（735）在东都洛阳，为玄宗献《明堂赋》、《大猎赋》，谋求官位。二十七年（739），春至初夏，在安宜（今江苏省宝应县）；夏，漫游于吴地（今苏州一带），相必听过吴歌。
玄宗天宝元年（742），玄宗召李白进京，任翰林供奉，随侍皇帝左右、侍诗弄文。真正替皇帝起草政令的，是翰林学士，名头相近而责任不同。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志》中自称“翰林供奉李白”。二年（743）初春，玄宗在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八首》。前三首见于法藏敦煌遗书，敦煌抄件原卷题下所署作者为“皇帝侍文李白”，反映李白在皇帝身边的职责，就是侍弄诗文。暮春，玄宗跟太真道姑一起欣赏牡丹，李白奉诏作《清平调》。这份差事，有多重要、本人有多大成就感、别人有多尊重？三年（744）三月，离开长安，意兴萧索。
所以这首诗的写作年代，要么在开元十八年，要么在天宝元年或二年，李白秋天在长安的时候。
唐朝幅员辽阔，藩篱绵长，邻国众多，边衅不断。玄宗时候，疆土最广。代价是，连年征战，攻守不断。开元十八年，玉门无战事。《新唐书·本纪第五·睿宗玄宗》：“天宝元年……十二月……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克吐蕃渔海、游奕军。”河西节度使的辖区在玉门关内外。吐蕃远在青藏高原，却常能打到河西，开元二年甚至占领兰州。渔海，今青海海晏，当时吐蕃的后勤基地。游奕，游击。战场在祁连山和青海湖之间。除此，在天宝三年三月李白离开长安前，玉门无战事。
据此推断，李白此诗作于天宝元年（742）秋天。
为什么不是天宝二年秋天呢？
唐朝的兵分两种，一种府兵，一种募兵。府兵制是从北魏开始的，士兵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将领战时领兵、平时在朝。府兵户籍平时由折冲府管理。募兵制由唐朝创立，征募的士兵在服役期间为职业军人，不可以归家从事生产。唐初以府兵为主，只在边地有少量募兵。府兵因为平时为民，跟军官是不相熟的，彼此感情淡漠。军官普遍侵吞士兵财物，强迫他们做苦力，再加上连年征战，戎期无限，发展到后来，没人愿意当府兵，募兵比例加大。以至于天宝八年（749），折冲府无兵可交，被迫完全实行募兵制。唐朝大概五千万人口。初时全国府兵68万，京师26万。而玄宗天宝元年，全军57万，京师区区8万，总体兵源不足，边地紧张、占用绝大部分兵员，京畿空虚、镇守京师的募兵多市井无赖。募兵制官兵一体，容易导致将领拥兵自重。天宝年间实行募兵制，为后来安史之乱（755年12月16日—763年2月17日）埋下祸根。
那么，这位思妇的良人，到底是府兵还是募兵呢？她盼着他仗打完了回家，自然是府兵。天宝元年冬天打的仗，二年秋天府兵应该回家了吧。所以李白写诗的时候，是天宝元年秋天，军队已经在边地集结，准备打仗。所以妇人才思念征夫。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诗本身。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月光岑寂，捣衣声有动感，一静一动。一片对万户，一片月光覆盖千家万户。月光，从来寄托相思。捣衣声，是人间烟火。月夜寂静，才能听到万户捣衣声。万户捣衣声，让一片月光更显沉静。
这里的衣，只能是秋凉穿的麻衣。头天晚上要捶打软和了，第二天穿着才比较贴身。如果是丝绸，捣就给糟蹋了。当时，富贵人家穿丝绸，寻常人家穿麻衣。在公元二至四世纪，棉花就已经进入新疆、海南和云南等地，称吉贝、古贝、白叠等，都是译名。但到唐代还没有“棉”字。清《全唐诗》里出现４次“木棉”、12次“木绵”，唐时都写作“木緜”，有的是棉花，有的是木棉（Bombax ceiba，又称攀枝花）。在唐朝，棉是珍稀之物，屡见于国礼清单，能穿上棉衣的人绝少。《新唐书·西域下》：“越底延【西域小国】者，南三千里距天竺，…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氎。”白氎，是细棉布。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秋风凄凉，总也吹不尽，小女子我思念征夫走出玉门关的悲情。唐王之涣（688—742）《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春风都不越过玉门关，那关外地貌该有多么荒凉？玉门关，是陆关（内陆海关），从西域进口玉石，所以叫玉门关。出玉门关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边贸商人，一种是出关打仗。活着出关，不一定还能活着入关。在玉门关分别，是生离死别。《诗·王风》：“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出关打仗，等于进了鬼门关，叫人如何不牵挂、不思量。秋风凄凉，心更凄凉。秋风越吹，心越凄凉。所以秋风吹不尽，这玉门关的离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哪年哪月能平定犯边的胡虏，我的夫君就不用再远行出征？胡虏，胡指北方和西域的异族，虏是对他们的蔑称。这些游牧民族活动范围极大。青藏高原的吐蕃，不时侵袭安西、河西、陇右、剑南，即今天的新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现在开车走新藏公路从西藏到新疆，都还是不容易的。良人，古时夫妻互称，多用于妻子称丈夫。今天我们更风雅，用LD、LP。《诗·秦风·小戎》：“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厌厌，温和。秩秩，讲礼。德音，名声好。
天宝元年冬月，唐军先后在陇右、河西战胜吐蕃，在灵州（今宁夏吴忠市）一带战胜突厥乌苏米施可汗。官兵浴血奋战、甚或抛尸荒野之时，玄宗和太真是在谈情说爱，还是忙于排练他们的霓裳羽衣曲？一月三捷，玄宗大喜。庆功宴上，太真是否会穿上她标志性的黄裙？他们不会想到，征夫的苦，思妇的泪。一将功成，万骨枯！且不说败仗。江山就是人命，人命就是江山。
她的良人到底是死是归，她和他是否在来年春天欢聚，千百年后，人们没有忘，我们还会问。全因为李白这首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这首诗虽然文字简短浅白，但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丰富。也许它不能提供太多新鲜的史料，但足可印证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的历史事实。诗史互证，让赏诗更有趣味。
我大哥入伍两年之后，突然音讯中断，大半年都没有只纸片字。适逢中越边境战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前线，是死还是活。姆妈急得不得了，却毫无办法。所以我这篇文章，就叫《一样的月光》。无论古今、中外。
今天是情人节，这篇文章送给网友LoveIsGod，感谢她出的题目。让世界充满爱，而不是硝烟。
20240214
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战争爆发。整好四十五年后有位越南问题专家读到了我的这篇短文，告诉我曾经多年来，每年越南社会都会纪念这个日子。战争的创伤是深刻的。当时姆妈只是虚惊了一场。那些丧生的，他们的亲人会怎样？断胳膊断腿、失明的，他们的生活会怎样？我要强调，悲剧发生在国境的两边，不只是一边。
网友少装军人曾积极请战，谋求立功。相对于他的积极，我还是更倾向于姆妈的小农意识——本能的和平主义。少壮兄在北美，有遇到越方老兵的机会。打来打去，最后还不是要握手。这样的战争，真的有必要吗？
20241004补
很多人在研究某首诗词的创作时间时，经常假设该诗词就是诗人当时的所听所闻或感受。
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那么李白的《子夜吴歌》四首应该写于不同的时间。但是从内容上看，《秋歌》和《冬歌》更符合这个假设，而《春歌》和《夏歌》就有待商榷了。
春歌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 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 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
夏歌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依我看来，这两首属于虚构的成分更大些，所以不见得就一定写于春天和夏天。
按照同样的逻辑，《秋歌》和《冬歌》也不见得就一定写于秋天和冬天，虽然是李白当时的所见所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我不是否定您的分析，我的意思是不能100%肯定是李白当时的所见所闻。
子夜吴歌·秋歌
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长安城一片沉静的月光里，传来千家万户捶打麻衣的声音。
秋风总也吹不尽的，是那玉门关的生死离情。
哪天能够平定犯边的胡虏，我的夫君不用再远行出征？
古诗是历史上的诗歌。要完全理解，须要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古代文学作品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所以，陈寅恪先生提倡诗史互证。他长期兼任中文和历史两系教授。钱钟书先生反对，认为文学可以虚构，而历史必须真实。所以他是文学研究员，不以治史名世。
在这一点上，我服从陈先生。文学可以夸张、虚构，但依然可以包含真材实料。我们读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会了解河水落差巨大的实情，不会真的以为黄河的水从天上掉下来。《红楼梦》是虚构的，但从中挖掘历史，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卡夫卡的《变形记》情节虽然冷酷荒诞，却完全合乎世态人情，准确披露了世纪初的社会现实——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自我异化和相互异化。格里高尔身体变形了，导致他接触的所有人行为变形。或者本来所有人行为变形，导致格里高尔身体变形。在卡夫卡的年代，犹太人就是这个变形人，他们因自身形态而受到的歧视压迫，暴露周遭世界的变态。这难道不是欧洲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文学，是历史的镜子——不总是平面镜，可以是史家之绝唱。历史，是文学的背景和情节，可以是无韵之离骚。
这首诗的标题《子夜吴歌》，是六朝乐府里的曲子，名《子夜歌》，在吴地流行，所以叫《子夜吴歌》。《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子夜吴歌》里有种变曲，叫《子夜四时歌》，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特点来写，真的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做到了极致。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吴歌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你看，史学家对我们理解文学作品帮助极大。吴音温婉，连说话都是，更别提唱歌了。李白不是吴人，他选用《子夜吴歌·秋歌》的曲子赋诗，是借用其曲调的凄婉，来表达妇人对征夫的思恋和对和平的向往。可惜当年没有五线谱，我们今天只能读诗、不能听歌。
李白（701-762）是什么年代写这首诗的？诗本身给了我们线索。其时，他身在长安，秋天，玉门关有战事。
查李白年谱，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春天李白还在湖北安陆，初夏就到了长安。他在长安落魄得很，一年后离开了。二十三年（735）在东都洛阳，为玄宗献《明堂赋》、《大猎赋》，谋求官位。二十七年（739），春至初夏，在安宜（今江苏省宝应县）；夏，漫游于吴地（今苏州一带），相必听过吴歌。
玄宗天宝元年（742），玄宗召李白进京，任翰林供奉，随侍皇帝左右、侍诗弄文。真正替皇帝起草政令的，是翰林学士，名头相近而责任不同。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志》中自称“翰林供奉李白”。二年（743）初春，玄宗在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八首》。前三首见于法藏敦煌遗书，敦煌抄件原卷题下所署作者为“皇帝侍文李白”，反映李白在皇帝身边的职责，就是侍弄诗文。暮春，玄宗跟太真道姑一起欣赏牡丹，李白奉诏作《清平调》。这份差事，有多重要、本人有多大成就感、别人有多尊重？三年（744）三月，离开长安，意兴萧索。
所以这首诗的写作年代，要么在开元十八年，要么在天宝元年或二年，李白秋天在长安的时候。
唐朝幅员辽阔，藩篱绵长，邻国众多，边衅不断。玄宗时候，疆土最广。代价是，连年征战，攻守不断。开元十八年，玉门无战事。《新唐书·本纪第五·睿宗玄宗》：“天宝元年……十二月……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克吐蕃渔海、游奕军。”河西节度使的辖区在玉门关内外。吐蕃远在青藏高原，却常能打到河西，开元二年甚至占领兰州。渔海，今青海海晏，当时吐蕃的后勤基地。游奕，游击。战场在祁连山和青海湖之间。除此，在天宝三年三月李白离开长安前，玉门无战事。
据此推断，李白此诗作于天宝元年（742）秋天。
为什么不是天宝二年秋天呢？
唐朝的兵分两种，一种府兵，一种募兵。府兵制是从北魏开始的，士兵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将领战时领兵、平时在朝。府兵户籍平时由折冲府管理。募兵制由唐朝创立，征募的士兵在服役期间为职业军人，不可以归家从事生产。唐初以府兵为主，只在边地有少量募兵。府兵因为平时为民，跟军官是不相熟的，彼此感情淡漠。军官普遍侵吞士兵财物，强迫他们做苦力，再加上连年征战，戎期无限，发展到后来，没人愿意当府兵，募兵比例加大。以至于天宝八年（749），折冲府无兵可交，被迫完全实行募兵制。唐朝大概五千万人口。初时全国府兵68万，京师26万。而玄宗天宝元年，全军57万，京师区区8万，总体兵源不足，边地紧张、占用绝大部分兵员，京畿空虚、镇守京师的募兵多市井无赖。募兵制官兵一体，容易导致将领拥兵自重。天宝年间实行募兵制，为后来安史之乱（755年12月16日—763年2月17日）埋下祸根。
那么，这位思妇的良人，到底是府兵还是募兵呢？她盼着他仗打完了回家，自然是府兵。天宝元年冬天打的仗，二年秋天府兵应该回家了吧。所以李白写诗的时候，是天宝元年秋天，军队已经在边地集结，准备打仗。所以妇人才思念征夫。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诗本身。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月光岑寂，捣衣声有动感，一静一动。一片对万户，一片月光覆盖千家万户。月光，从来寄托相思。捣衣声，是人间烟火。月夜寂静，才能听到万户捣衣声。万户捣衣声，让一片月光更显沉静。
这里的衣，只能是秋凉穿的麻衣。头天晚上要捶打软和了，第二天穿着才比较贴身。如果是丝绸，捣就给糟蹋了。当时，富贵人家穿丝绸，寻常人家穿麻衣。在公元二至四世纪，棉花就已经进入新疆、海南和云南等地，称吉贝、古贝、白叠等，都是译名。但到唐代还没有“棉”字。清《全唐诗》里出现４次“木棉”、12次“木绵”，唐时都写作“木緜”，有的是棉花，有的是木棉（Bombax ceiba，又称攀枝花）。在唐朝，棉是珍稀之物，屡见于国礼清单，能穿上棉衣的人绝少。《新唐书·西域下》：“越底延【西域小国】者，南三千里距天竺，…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氎。”白氎，是细棉布。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秋风凄凉，总也吹不尽，小女子我思念征夫走出玉门关的悲情。唐王之涣（688—742）《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春风都不越过玉门关，那关外地貌该有多么荒凉？玉门关，是陆关（内陆海关），从西域进口玉石，所以叫玉门关。出玉门关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边贸商人，一种是出关打仗。活着出关，不一定还能活着入关。在玉门关分别，是生离死别。《诗·王风》：“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出关打仗，等于进了鬼门关，叫人如何不牵挂、不思量。秋风凄凉，心更凄凉。秋风越吹，心越凄凉。所以秋风吹不尽，这玉门关的离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哪年哪月能平定犯边的胡虏，我的夫君就不用再远行出征？胡虏，胡指北方和西域的异族，虏是对他们的蔑称。这些游牧民族活动范围极大。青藏高原的吐蕃，不时侵袭安西、河西、陇右、剑南，即今天的新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现在开车走新藏公路从西藏到新疆，都还是不容易的。良人，古时夫妻互称，多用于妻子称丈夫。今天我们更风雅，用LD、LP。《诗·秦风·小戎》：“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厌厌，温和。秩秩，讲礼。德音，名声好。
天宝元年冬月，唐军先后在陇右、河西战胜吐蕃，在灵州（今宁夏吴忠市）一带战胜突厥乌苏米施可汗。官兵浴血奋战、甚或抛尸荒野之时，玄宗和太真是在谈情说爱，还是忙于排练他们的霓裳羽衣曲？一月三捷，玄宗大喜。庆功宴上，太真是否会穿上她标志性的黄裙？他们不会想到，征夫的苦，思妇的泪。一将功成，万骨枯！且不说败仗。江山就是人命，人命就是江山。
她的良人到底是死是归，她和他是否在来年春天欢聚，千百年后，人们没有忘，我们还会问。全因为李白这首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这首诗虽然文字简短浅白，但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丰富。也许它不能提供太多新鲜的史料，但足可印证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的历史事实。诗史互证，让赏诗更有趣味。
我大哥入伍两年之后，突然音讯中断，大半年都没有只纸片字。适逢中越边境战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前线，是死还是活。姆妈急得不得了，却毫无办法。所以我这篇文章，就叫《一样的月光》。无论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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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少装军人曾积极请战，谋求立功。相对于他的积极，我还是更倾向于姆妈的小农意识——本能的和平主义。少壮兄在北美，有遇到越方老兵的机会。打来打去，最后还不是要握手。这样的战争，真的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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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歌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依我看来，这两首属于虚构的成分更大些，所以不见得就一定写于春天和夏天。
按照同样的逻辑，《秋歌》和《冬歌》也不见得就一定写于秋天和冬天，虽然是李白当时的所见所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我不是否定您的分析，我的意思是不能100%肯定是李白当时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