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早对赵紫阳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 《伐林追问》第103期，2020年5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赵紫阳的父亲是土改时被农民斗死的，王震曾骂赵紫阳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这个说法，可以说，事出有因，但是并不确切。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父亲赵廷宾是滑县大地主。他1938年加入中共，不到19岁就担任了滑县工委书记，随后转为县委书记。刚入党怎么就能当县委书记？其实他的革命经历要往前推6年，1932年他还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原名赵修业，就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秋天，地下党支部发动七百多农民对三个村地主的一千来亩庄稼抢收抢打抢分，就包括赵家的庄稼。共青团员赵修业支持农民的行动，指点农民哪些是自己家的田块，气得他爷爷大骂孙子是“败家子”。
被软禁近一年的赵紫阳。摄于1990年4月17日。 一个地主后代在家乡农村当地方官，尤其是在农村的一系列直接领导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运动，像减租减息、土改中当官，可以说就是高空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今天说起这个危险，人们会觉得很夸张。我有一次节目介绍说山西土改时在共产党煽动之下，暴民杀害多少干部，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也难以置信。这次我在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书中又看到血淋淋的介绍，他举的例子就是滑县的—— 滑县上官村有个毛德身，1934年入党，上过延安抗大。土改时，他在共军当营长，听说家乡土改乱打乱杀成风，请假回家探望。他母亲被农民拉出来斗，他说“愿意替我母亲去死”，群众就打死了他，他母亲也没幸免，也被打死。这个村杀了地主和家属几十口。1935年担任滑县县委书记的郭卫人，老家那个村土改中一次就杀了地主和家属几十人，包括他父亲。中共建政后，他担任桂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副书记，东西南北任职，从来不回滑县。在解放区土改中有个很流行的词叫“搬石头”，被掌权者认定是阻碍土改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不好的各级干部甚至是土改工作队员——都被称作“石头”也就是绊脚石，就要把你搬开，甚至砸碎。也就是说：出身不好的干部，若不“大义灭亲”，就会“同归于尽”！
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2019年出版。 赵紫阳从1938年到1947年年底，十个年头在家门口干革命，担任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必须贯彻执行上级的指令和政策。中共在不同时期，因为处境和任务不同，对地主斗争的政策也不同。抗战中是减租减息，抗战结束一段时间后决定推翻国民党统治，就决定土改了。他的辖区内，包括他爷爷、父亲在内的许多地主，抗战时是开明士绅、统战对象，为抗战做出过许多贡献，赵家的宅院，是抗日救国会设立的造枪局，制造土枪土炮手榴弹，还当过中共抗日训练班、部队的后方医院。但中共一翻脸，就成了革命对象，不仅要分他们的土地、家产，还要他们的命。各根据地、解放区政府都纵容农民、鼓动农民殴打、羞辱、虐杀地主。
赵紫阳百年冥寿，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家来吊唁者络绎不绝。 赵紫阳竟然能够在阶级斗争暴虐的家乡生存、升官，卢跃刚分析，有三条原因：第一，他让家庭保持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开明形象，资助中共，献土地、献财宝；第二，他自己每次探家都先找农会报到，不先回家；第三，减租减息和土改中，采取回避不干预态度。 其实还有一条，我下面会讲到。 赵紫阳的祖父、父母都遭了罪。78岁祖父不识时务不低头，被捆在长条凳上灌辣椒水；赵紫阳的母亲被关在一间磨坊里，土改工作队忙乱中忘记了，关了几天才想起来，差点把她饿死；赵紫阳的父亲只被斗过一次，一是他有病，二是毕竟要看赵紫阳的面子，三是赵廷宾总是帮助乡里，人缘不错。赵紫阳在当地委书记，自己没有出面，但他的搭档兼老乡、行署专员杨锐，跟土改工作队私下打过招呼。那次斗争会开得不顺利，赵家唯一的长工赵满囤，被工作队动员上台揭发，他却说1942年大饥荒，要不是东家慈悲救济，自己一家就都饿死了。这哪里是控诉地主阶级罪恶？他没讲完，工作队就把他撵下了台。
1987年11月，赵紫阳参观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端详青年毛泽东。 虽然没怎么批斗，但是要挖浮财。赵廷宾的元宝银元藏在哪儿？他因为有病，老躺在床上。经人举报，工作队和村干部把他抬到院子里，从他的床底下挖出来的。抄出两个大元宝，一个就重官银48两。这些浮财，并没有分给农民，全被政府拿走了。抄家还抄走了家里几乎所有生活用品。赵紫阳的母亲给大孙子赵大军做了一个小棉袄，也被抢走。赵紫阳的妻子梁伯琪，当时也是一个革命干部，去要也没有要回。给共产党做事，被共产党抄家，赵庄第二大地主赵廷宾一贫如洗，就在这年连病带气去世了。 赵廷宾去世前，想见儿子，叫侄子骑着马去找，赵紫阳说正搞土改，忙得很回不去，只交给堂弟带回去一瓶急救药。家里人哪知道，就在赵廷宾去世前一个月，赵紫阳正主持召开部署暴力土改和扩军的地委会议，在暴风骤雨斗地主运动高潮中，地委书记到自己管辖的县看望垂死的地主父亲，会是怎样的政治影响？ 文革中被毛泽东破格提拔进了中央的纪登奎，与赵紫阳是多年共事的老战友。他是山西人，在河南搞土改，没有顾忌，1944年他说地主“都可杀”。
文革中的纪登奎。他早年在土改中说：地主“都可杀”！ 但赵紫阳不同啊！在本乡本土闹革命，没有脱离常识常情常理，心中有敬畏和忌惮。在他心目中，地主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与生他养他的长辈家人挂钩的，他也熟识周边很多本分地主，别说其他富裕农民了。他说不出纪登奎那样的话，也无法按照那个“都可杀”的逻辑来动员民众。不幸的是，“都可杀”的思想，兩年之后，也就是冀鲁豫边区启动土改之后，乃至更久远时期，一直是中共政治运动的主流。 赵紫阳在担任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长的1944年10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美国华人学者丁一夫在去年（2019年）纽约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华北农村怎样发动农民搞土改和镇反》的论文，其中有相当篇幅就是以赵紫阳这篇文章为例。
丁一夫在纽约“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抗日战争中，赵紫阳在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其经验受到邓小平等高级领导人的赞赏，使得赵紫阳在抗战结束时就成为中共党内有一定名气的中层领导人。中共在其革命纲领中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提出要发动农民展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直接用于发动农民。赵紫阳讲述了更为实用的方式方法。他说，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旧法所保障下的‘合法’的压迫剥削的制度和习惯，且有即旧法亦不允许的罪恶行为；不仅有对农民一般的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且有对每个具体农民的特殊的压迫和剥削。这就造成农民对制度的‘私仇’‘私恨’。这种‘私仇’‘私恨’，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具体表现。”“农民首先体会到地主的压迫不是‘公仇’、‘公恨’，而是‘私仇’、‘私恨’，因为这是非常具体，与自己的利害关系非常明显的。过去的经验是农民一旦有了机会，是一定要报复和清算的。我们要让农民翻身，就必须允许农民来报自己的仇雪自己的恨。” 赵紫阳所主持的滑县，就是激发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把每个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组织起来，私仇结合起来，这就是大家的仇恨，把不同农民对地主不同的具体仇恨汇合起来，成为公愤的。这公愤，大家的仇恨，是建筑在每个农民的‘私仇’、‘私恨’的基础上的。”
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册，田园书屋） 赵紫阳透露，“民兵的成分多系流氓”。如果注重理论上的“公仇”、“公恨”，那么，“既然是大家的仇恨，从来没有发言权的贫苦农民，自然不能成为领导者；因之，民主斗争的领导权就多半落到中间力量手里”。反之，发动农民报私仇泄私愤，必然依靠农村中的“贫苦农民”，也就是地位最低的边缘人群。 赵紫阳还介绍了组织农民的经验，那就是要“动”。干部要坚决勇敢，要“兴风作浪，敢作敢为，不能拿出书生习气、闺女作风，畏前惧后，琐碎复杂”。要让群众在一起，看到大家的力量，有了“群胆”。赵紫阳详细介绍了怎样召集斗争会、“诉苦会”，怎样发动和组织群众，怎样对待发动过程中发生的“左”的行为，不能泼冷水。 丁一夫说，赵的这篇长文，很像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同点都是以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为目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理论出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完全是实用主义，只要是能够达到目标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做法。以仇恨为发动群众的杠杆，在农村展开打破原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工程，是这篇经验之谈的核心思想。
赵紫阳与邓小平。他们的首次见面是在1945年。 1945年，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的邓小平在山东冠县找赵紫阳等人座谈土改问题。时任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回忆说：调我和赵紫阳去汇报，薄一波专门来听，邓小平看了赵紫阳写的小册子很欣赏，在大晋冀鲁豫推广滑县经验，邓还送我们每人一条日本产的香烟。汇报会上，邓小平、黄敬、薄一波、宋任穷参加。薄一波有事没听完，会后又专门对他汇报一次。邓小平对赵紫阳提出的滑县土改经验十分赏识，决定将他的经验推广到全区。中共建政后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通过“算剥削账”、“诉苦”等方式来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成为发动群众、“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重要手段。 滑县经验，核心是两条，一，动员群众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二，在实力具备、政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暴力是最有效率的动员方式。卢跃刚写道：赵紫阳比较早地醒悟到，共产革命是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少数人的革命——这句绕口令风格的话，大家听明白了吧。否则，哪需要动用武力进行胁迫呢！ 赵紫阳这篇文章总结的是减租减息阶段发动群众的经验，严格地说，还不是土改阶段。土改就加倍、十倍百倍血腥。给赵紫阳的心理压力也就加倍、十倍百倍。前面我们讲的赵紫阳的父亲之死，就是在土改铺开后的事。 在对地主打砸抢杀关管的血腥运动中，赵紫阳最大的软肋就是地主儿子，而且是他辖区内地主的儿子。1946年6月，冀鲁豫区党委把赵紫阳当书记的四地委和八地委领导找来汇报，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潘复生，做了非常严厉的发言，卢跃刚说，更像是提醒、警告、敲打。
文革中的潘复生（中）。 潘复生说，“农民积累了几千年和地主的斗争經驗，对地主谁该留生活，谁该扫地出门，谁该杀，农民是有一定尺度的。”长篇大论，口气强硬，明显透露出对四、八地委的不满，可以看作是冀鲁豫边区领导人要求把地主、富农和中农放手交给农民“私刑大屠杀”的训话。 赵紫阳虽然还是中共的忠实干部，但他在上面干部和下面群众都癫狂的岁月，还是保留了一定良知和理性。卢跃刚书里完整地抄录了1947年冀鲁豫区党委党内刊物《工作通讯·土改会议专号》上一篇《彻底消灭封建势力问题的讨论》，几位地委和县委领导发言，一片杀杀杀，“杀人不能论数目”“地主就是罪人、犯人，一切罪恶均归于他”，“为什么不能肉刑？”其中八地委书记郭超，讲述群众把一个地主捉住零刀削了，还有一个地主烹了，炼了半碗油……讲述时毫无心理障碍，这都是中共的中层干部啊！今天读来惊心动魄。 其中只有四地委书记赵紫阳的发言，调子显然与其他人不同，他介绍四地委在普遍施行酷刑的情况下，发布告禁止乱打乱杀；在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上，他不认为肉刑是个好办法，“打着骡子叫马听的办法，是简单化的，是危险的”。从这个记录看，他是唯一与一片喊杀的会议气氛唱反调的。以他的身份，发表这样的温和意见，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很可能被当成搬石头的对象。 赵紫阳有个伯乐张玺，赵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的晋升，与张玺有关。张了解赵，信任赵，1942年张玺当地委书记时，提拔23岁的赵紫阳当地委宣传部长。冀鲁豫边区在抗战爆发以后的十来年中，主要是张霖之和张玺两人轮流主政。张玺是一把手，张霖之来了，张玺降为二把手；张霖之调走，张玺升为一把手，如此三番。
文革前，煤炭部长张霖之（左一）与吕正操（左三）、余秋里（左五）、李锐（右二）等国务院部长合影。 张霖之身上喷射着血腥杀气。他曾说过：“群众对地主用刑（打，拉滑子等）是否对？如在大运动中，出于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的”；“拉滑子”我们今天是听不懂的，这是一种私刑：比较正规的名称是“望蒋杆”。选很高的大树，在离地面六七米高处安一个滑轮，绳子穿过滑轮。召集男女老少包括儿童团和所有地主富农，把当天要杀掉的地主押来，两只手腕扎紧，青壮年拉滑轮绳子的另一端，把他面朝南拉到最高点——面朝南很要紧，朝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方向，蒋介石被说成是地主的总后台嘛。然后逼问：你家财宝藏在哪里？看见蒋介石了吗？不管回答如何，青壮年都是手一松，让地主自由落体摔下来。一次死不了，就再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摔死为止。其他陪杀场的地主吓得魂飞魄散，屎尿失禁。张霖之说“出于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的”，等于就是大开杀戒。
中共的土改运动极其血腥。 不管赵紫阳心里有多少矛盾纠结，跟着共产党革命，就要有铁石心肠、要有霹雳手段。卢跃刚书中写道：赵紫阳的四地委管辖下，卫南县一区，一个斗争大会就杀了69人，四区一次大会杀了26人，杀人方式，就是上面所说的“拉滑子”“望蒋杆”；三区一次杀了二十多人……有些地方的斗争对象，三分之二是中农，只不过就是比其他人温饱一点。许多学者查阅中共土改档案或者听当事人、见证人回忆，都感到心惊胆颤，难以置信。重庆的谭松副教授记录了地主和地主家属的血泪回忆，不少人骂他“造谣”。卢跃刚为了写赵紫阳传，为了真实还原历史现场，梳理了许多文献，乃知晋冀鲁豫边区抗战和内战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时期普遍施用酷刑和虐杀，手段集人类残忍之大成，新老解放区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活烹、油炸、凌迟、活埋、五牛分尸、扒脑、挖心、掏肠……这都太普遍、太没有独创性了。有一种“放天花”，挖一土坑，受害人笔直站进去，填土埋到脖子，用锄头或者大锤朝头部砸下，受害人脑浆四溅，如同散花。对妇女的刑法就更是惨不忍睹，我不忍心说。这些罪行之所以发生，并且肆无忌惮地持久蔓延，与这些地方的领导人推波助澜，制造法律和道德真空，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类的邪恶本能有关。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做法，上承半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下启六十年后的文革红卫兵。
中共土改中大批杀害地主。 张霖之与张玺两人像走马灯一样轮流主政，张霖之更左，他当一把手，我相信赵紫阳肯定感到压力更大。中共建政后，他担任煤炭部部长，被毛泽东、江青公开点名，说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组织殴打死亡的部长。 张玺主政时，赵紫阳会觉得更得到上级的理解。张玺不是等闲之辈，中共建政，他是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当时才37岁，是中共最年轻的省委一把手。不久进京，在高岗主政的大计委担任专任委员和副主任。赵紫阳是他提拔的，他当计委副主任的秘书朱镕基是他发现的，张玺是中共兩位宰相的伯乐！
张玺。他发现和提拔了赵紫阳与朱镕基兩位总理。 赵紫阳为什么会在父亲是地主的家乡步步高升，前面说了三条原因，上面有张玺罩着，是第四条原因。 赵紫阳的母亲是小脚，不识字，对中共、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她对赵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共产党不好，拿人家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孙子赵二军说毛主席是大救星，她说毛主席是大坏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江山是靠杀人抢人得来的。家人害怕她讲出去惹麻烦，劝她别说，谁劝都不听。赵紫阳半真半假地吓唬她，再说你儿子的官就当不成了，这才不说。文革期间，赵紫阳被打倒，四军五军年龄小，没有地方住，就回到滑县老家住。文革之后她坚决不让拆老房子，说将来再有运动，孩子们回来还可以住。赵二军跟她说，文革那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她说，朝廷里还有坏人，你爸还有一难！
赵紫阳百岁诞辰，二儿子赵二军书写了屈原《橘颂》中四句诗。（赵紫阳家人提供）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赵紫阳的母亲才去世，享年88岁。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无暇分身，派赵二军去料理后事，拿回来奶奶的照片，赵紫阳看了哭起来，说“我是尽忠不能尽孝”。赵二军吓一跳，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
母亲早对赵紫阳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
《伐林追问》第103期，2020年5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赵紫阳的父亲是土改时被农民斗死的，王震曾骂赵紫阳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这个说法，可以说，事出有因，但是并不确切。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父亲赵廷宾是滑县大地主。他1938年加入中共，不到19岁就担任了滑县工委书记，随后转为县委书记。刚入党怎么就能当县委书记？其实他的革命经历要往前推6年，1932年他还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原名赵修业，就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秋天，地下党支部发动七百多农民对三个村地主的一千来亩庄稼抢收抢打抢分，就包括赵家的庄稼。共青团员赵修业支持农民的行动，指点农民哪些是自己家的田块，气得他爷爷大骂孙子是“败家子”。
被软禁近一年的赵紫阳。摄于1990年4月17日。
一个地主后代在家乡农村当地方官，尤其是在农村的一系列直接领导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运动，像减租减息、土改中当官，可以说就是高空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今天说起这个危险，人们会觉得很夸张。我有一次节目介绍说山西土改时在共产党煽动之下，暴民杀害多少干部，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也难以置信。这次我在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书中又看到血淋淋的介绍，他举的例子就是滑县的——
滑县上官村有个毛德身，1934年入党，上过延安抗大。土改时，他在共军当营长，听说家乡土改乱打乱杀成风，请假回家探望。他母亲被农民拉出来斗，他说“愿意替我母亲去死”，群众就打死了他，他母亲也没幸免，也被打死。这个村杀了地主和家属几十口。1935年担任滑县县委书记的郭卫人，老家那个村土改中一次就杀了地主和家属几十人，包括他父亲。中共建政后，他担任桂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副书记，东西南北任职，从来不回滑县。在解放区土改中有个很流行的词叫“搬石头”，被掌权者认定是阻碍土改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不好的各级干部甚至是土改工作队员——都被称作“石头”也就是绊脚石，就要把你搬开，甚至砸碎。也就是说：出身不好的干部，若不“大义灭亲”，就会“同归于尽”！
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2019年出版。
赵紫阳从1938年到1947年年底，十个年头在家门口干革命，担任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必须贯彻执行上级的指令和政策。中共在不同时期，因为处境和任务不同，对地主斗争的政策也不同。抗战中是减租减息，抗战结束一段时间后决定推翻国民党统治，就决定土改了。他的辖区内，包括他爷爷、父亲在内的许多地主，抗战时是开明士绅、统战对象，为抗战做出过许多贡献，赵家的宅院，是抗日救国会设立的造枪局，制造土枪土炮手榴弹，还当过中共抗日训练班、部队的后方医院。但中共一翻脸，就成了革命对象，不仅要分他们的土地、家产，还要他们的命。各根据地、解放区政府都纵容农民、鼓动农民殴打、羞辱、虐杀地主。
赵紫阳百年冥寿，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家来吊唁者络绎不绝。
赵紫阳竟然能够在阶级斗争暴虐的家乡生存、升官，卢跃刚分析，有三条原因：第一，他让家庭保持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开明形象，资助中共，献土地、献财宝；第二，他自己每次探家都先找农会报到，不先回家；第三，减租减息和土改中，采取回避不干预态度。
其实还有一条，我下面会讲到。
赵紫阳的祖父、父母都遭了罪。78岁祖父不识时务不低头，被捆在长条凳上灌辣椒水；赵紫阳的母亲被关在一间磨坊里，土改工作队忙乱中忘记了，关了几天才想起来，差点把她饿死；赵紫阳的父亲只被斗过一次，一是他有病，二是毕竟要看赵紫阳的面子，三是赵廷宾总是帮助乡里，人缘不错。赵紫阳在当地委书记，自己没有出面，但他的搭档兼老乡、行署专员杨锐，跟土改工作队私下打过招呼。那次斗争会开得不顺利，赵家唯一的长工赵满囤，被工作队动员上台揭发，他却说1942年大饥荒，要不是东家慈悲救济，自己一家就都饿死了。这哪里是控诉地主阶级罪恶？他没讲完，工作队就把他撵下了台。
1987年11月，赵紫阳参观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端详青年毛泽东。
虽然没怎么批斗，但是要挖浮财。赵廷宾的元宝银元藏在哪儿？他因为有病，老躺在床上。经人举报，工作队和村干部把他抬到院子里，从他的床底下挖出来的。抄出两个大元宝，一个就重官银48两。这些浮财，并没有分给农民，全被政府拿走了。抄家还抄走了家里几乎所有生活用品。赵紫阳的母亲给大孙子赵大军做了一个小棉袄，也被抢走。赵紫阳的妻子梁伯琪，当时也是一个革命干部，去要也没有要回。给共产党做事，被共产党抄家，赵庄第二大地主赵廷宾一贫如洗，就在这年连病带气去世了。
赵廷宾去世前，想见儿子，叫侄子骑着马去找，赵紫阳说正搞土改，忙得很回不去，只交给堂弟带回去一瓶急救药。家里人哪知道，就在赵廷宾去世前一个月，赵紫阳正主持召开部署暴力土改和扩军的地委会议，在暴风骤雨斗地主运动高潮中，地委书记到自己管辖的县看望垂死的地主父亲，会是怎样的政治影响？
文革中被毛泽东破格提拔进了中央的纪登奎，与赵紫阳是多年共事的老战友。他是山西人，在河南搞土改，没有顾忌，1944年他说地主“都可杀”。
文革中的纪登奎。他早年在土改中说：地主“都可杀”！
但赵紫阳不同啊！在本乡本土闹革命，没有脱离常识常情常理，心中有敬畏和忌惮。在他心目中，地主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与生他养他的长辈家人挂钩的，他也熟识周边很多本分地主，别说其他富裕农民了。他说不出纪登奎那样的话，也无法按照那个“都可杀”的逻辑来动员民众。不幸的是，“都可杀”的思想，兩年之后，也就是冀鲁豫边区启动土改之后，乃至更久远时期，一直是中共政治运动的主流。
赵紫阳在担任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长的1944年10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美国华人学者丁一夫在去年（2019年）纽约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华北农村怎样发动农民搞土改和镇反》的论文，其中有相当篇幅就是以赵紫阳这篇文章为例。
丁一夫在纽约“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演讲。
抗日战争中，赵紫阳在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其经验受到邓小平等高级领导人的赞赏，使得赵紫阳在抗战结束时就成为中共党内有一定名气的中层领导人。中共在其革命纲领中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提出要发动农民展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直接用于发动农民。赵紫阳讲述了更为实用的方式方法。他说，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旧法所保障下的‘合法’的压迫剥削的制度和习惯，且有即旧法亦不允许的罪恶行为；不仅有对农民一般的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且有对每个具体农民的特殊的压迫和剥削。这就造成农民对制度的‘私仇’‘私恨’。这种‘私仇’‘私恨’，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具体表现。”“农民首先体会到地主的压迫不是‘公仇’、‘公恨’，而是‘私仇’、‘私恨’，因为这是非常具体，与自己的利害关系非常明显的。过去的经验是农民一旦有了机会，是一定要报复和清算的。我们要让农民翻身，就必须允许农民来报自己的仇雪自己的恨。”
赵紫阳所主持的滑县，就是激发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把每个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组织起来，私仇结合起来，这就是大家的仇恨，把不同农民对地主不同的具体仇恨汇合起来，成为公愤的。这公愤，大家的仇恨，是建筑在每个农民的‘私仇’、‘私恨’的基础上的。”
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册，田园书屋）
赵紫阳透露，“民兵的成分多系流氓”。如果注重理论上的“公仇”、“公恨”，那么，“既然是大家的仇恨，从来没有发言权的贫苦农民，自然不能成为领导者；因之，民主斗争的领导权就多半落到中间力量手里”。反之，发动农民报私仇泄私愤，必然依靠农村中的“贫苦农民”，也就是地位最低的边缘人群。
赵紫阳还介绍了组织农民的经验，那就是要“动”。干部要坚决勇敢，要“兴风作浪，敢作敢为，不能拿出书生习气、闺女作风，畏前惧后，琐碎复杂”。要让群众在一起，看到大家的力量，有了“群胆”。赵紫阳详细介绍了怎样召集斗争会、“诉苦会”，怎样发动和组织群众，怎样对待发动过程中发生的“左”的行为，不能泼冷水。
丁一夫说，赵的这篇长文，很像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同点都是以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为目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理论出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完全是实用主义，只要是能够达到目标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做法。以仇恨为发动群众的杠杆，在农村展开打破原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工程，是这篇经验之谈的核心思想。
赵紫阳与邓小平。他们的首次见面是在1945年。
1945年，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的邓小平在山东冠县找赵紫阳等人座谈土改问题。时任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回忆说：调我和赵紫阳去汇报，薄一波专门来听，邓小平看了赵紫阳写的小册子很欣赏，在大晋冀鲁豫推广滑县经验，邓还送我们每人一条日本产的香烟。汇报会上，邓小平、黄敬、薄一波、宋任穷参加。薄一波有事没听完，会后又专门对他汇报一次。邓小平对赵紫阳提出的滑县土改经验十分赏识，决定将他的经验推广到全区。中共建政后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通过“算剥削账”、“诉苦”等方式来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成为发动群众、“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重要手段。
滑县经验，核心是两条，一，动员群众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二，在实力具备、政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暴力是最有效率的动员方式。卢跃刚写道：赵紫阳比较早地醒悟到，共产革命是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少数人的革命——这句绕口令风格的话，大家听明白了吧。否则，哪需要动用武力进行胁迫呢！
赵紫阳这篇文章总结的是减租减息阶段发动群众的经验，严格地说，还不是土改阶段。土改就加倍、十倍百倍血腥。给赵紫阳的心理压力也就加倍、十倍百倍。前面我们讲的赵紫阳的父亲之死，就是在土改铺开后的事。
在对地主打砸抢杀关管的血腥运动中，赵紫阳最大的软肋就是地主儿子，而且是他辖区内地主的儿子。1946年6月，冀鲁豫区党委把赵紫阳当书记的四地委和八地委领导找来汇报，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潘复生，做了非常严厉的发言，卢跃刚说，更像是提醒、警告、敲打。
文革中的潘复生（中）。
潘复生说，“农民积累了几千年和地主的斗争經驗，对地主谁该留生活，谁该扫地出门，谁该杀，农民是有一定尺度的。”长篇大论，口气强硬，明显透露出对四、八地委的不满，可以看作是冀鲁豫边区领导人要求把地主、富农和中农放手交给农民“私刑大屠杀”的训话。
赵紫阳虽然还是中共的忠实干部，但他在上面干部和下面群众都癫狂的岁月，还是保留了一定良知和理性。卢跃刚书里完整地抄录了1947年冀鲁豫区党委党内刊物《工作通讯·土改会议专号》上一篇《彻底消灭封建势力问题的讨论》，几位地委和县委领导发言，一片杀杀杀，“杀人不能论数目”“地主就是罪人、犯人，一切罪恶均归于他”，“为什么不能肉刑？”其中八地委书记郭超，讲述群众把一个地主捉住零刀削了，还有一个地主烹了，炼了半碗油……讲述时毫无心理障碍，这都是中共的中层干部啊！今天读来惊心动魄。
其中只有四地委书记赵紫阳的发言，调子显然与其他人不同，他介绍四地委在普遍施行酷刑的情况下，发布告禁止乱打乱杀；在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上，他不认为肉刑是个好办法，“打着骡子叫马听的办法，是简单化的，是危险的”。从这个记录看，他是唯一与一片喊杀的会议气氛唱反调的。以他的身份，发表这样的温和意见，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很可能被当成搬石头的对象。
赵紫阳有个伯乐张玺，赵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的晋升，与张玺有关。张了解赵，信任赵，1942年张玺当地委书记时，提拔23岁的赵紫阳当地委宣传部长。冀鲁豫边区在抗战爆发以后的十来年中，主要是张霖之和张玺两人轮流主政。张玺是一把手，张霖之来了，张玺降为二把手；张霖之调走，张玺升为一把手，如此三番。
文革前，煤炭部长张霖之（左一）与吕正操（左三）、余秋里（左五）、李锐（右二）等国务院部长合影。
张霖之身上喷射着血腥杀气。他曾说过：“群众对地主用刑（打，拉滑子等）是否对？如在大运动中，出于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的”；“拉滑子”我们今天是听不懂的，这是一种私刑：比较正规的名称是“望蒋杆”。选很高的大树，在离地面六七米高处安一个滑轮，绳子穿过滑轮。召集男女老少包括儿童团和所有地主富农，把当天要杀掉的地主押来，两只手腕扎紧，青壮年拉滑轮绳子的另一端，把他面朝南拉到最高点——面朝南很要紧，朝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方向，蒋介石被说成是地主的总后台嘛。然后逼问：你家财宝藏在哪里？看见蒋介石了吗？不管回答如何，青壮年都是手一松，让地主自由落体摔下来。一次死不了，就再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摔死为止。其他陪杀场的地主吓得魂飞魄散，屎尿失禁。张霖之说“出于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的”，等于就是大开杀戒。
中共的土改运动极其血腥。
不管赵紫阳心里有多少矛盾纠结，跟着共产党革命，就要有铁石心肠、要有霹雳手段。卢跃刚书中写道：赵紫阳的四地委管辖下，卫南县一区，一个斗争大会就杀了69人，四区一次大会杀了26人，杀人方式，就是上面所说的“拉滑子”“望蒋杆”；三区一次杀了二十多人……有些地方的斗争对象，三分之二是中农，只不过就是比其他人温饱一点。许多学者查阅中共土改档案或者听当事人、见证人回忆，都感到心惊胆颤，难以置信。重庆的谭松副教授记录了地主和地主家属的血泪回忆，不少人骂他“造谣”。卢跃刚为了写赵紫阳传，为了真实还原历史现场，梳理了许多文献，乃知晋冀鲁豫边区抗战和内战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时期普遍施用酷刑和虐杀，手段集人类残忍之大成，新老解放区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活烹、油炸、凌迟、活埋、五牛分尸、扒脑、挖心、掏肠……这都太普遍、太没有独创性了。有一种“放天花”，挖一土坑，受害人笔直站进去，填土埋到脖子，用锄头或者大锤朝头部砸下，受害人脑浆四溅，如同散花。对妇女的刑法就更是惨不忍睹，我不忍心说。这些罪行之所以发生，并且肆无忌惮地持久蔓延，与这些地方的领导人推波助澜，制造法律和道德真空，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类的邪恶本能有关。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做法，上承半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下启六十年后的文革红卫兵。
中共土改中大批杀害地主。
张霖之与张玺两人像走马灯一样轮流主政，张霖之更左，他当一把手，我相信赵紫阳肯定感到压力更大。中共建政后，他担任煤炭部部长，被毛泽东、江青公开点名，说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组织殴打死亡的部长。
张玺主政时，赵紫阳会觉得更得到上级的理解。张玺不是等闲之辈，中共建政，他是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当时才37岁，是中共最年轻的省委一把手。不久进京，在高岗主政的大计委担任专任委员和副主任。赵紫阳是他提拔的，他当计委副主任的秘书朱镕基是他发现的，张玺是中共兩位宰相的伯乐！
张玺。他发现和提拔了赵紫阳与朱镕基兩位总理。
赵紫阳为什么会在父亲是地主的家乡步步高升，前面说了三条原因，上面有张玺罩着，是第四条原因。
赵紫阳的母亲是小脚，不识字，对中共、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她对赵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共产党不好，拿人家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孙子赵二军说毛主席是大救星，她说毛主席是大坏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江山是靠杀人抢人得来的。家人害怕她讲出去惹麻烦，劝她别说，谁劝都不听。赵紫阳半真半假地吓唬她，再说你儿子的官就当不成了，这才不说。文革期间，赵紫阳被打倒，四军五军年龄小，没有地方住，就回到滑县老家住。文革之后她坚决不让拆老房子，说将来再有运动，孩子们回来还可以住。赵二军跟她说，文革那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她说，朝廷里还有坏人，你爸还有一难！
赵紫阳百岁诞辰，二儿子赵二军书写了屈原《橘颂》中四句诗。（赵紫阳家人提供）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赵紫阳的母亲才去世，享年88岁。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无暇分身，派赵二军去料理后事，拿回来奶奶的照片，赵紫阳看了哭起来，说“我是尽忠不能尽孝”。赵二军吓一跳，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