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说过， 上海人在毛泽东时代确实比外地很多地方的人幸福，哪怕是四类分子，也比别的地方普通工人贫下中农的生活好。
1957年前，虽说已经有票证但好像只有粮油布三样票，随着形势越来越好， 票证越来越多， 但倒真的平等，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不高，所以月饼也只是过中秋才吃， 那时自己年龄小，记不清楚了。
就是那三年“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 估计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东西供应紧张， 大家很容易肚饿，记不准是1961年还是1962年开始， 每个市民在定量之外再发一斤就餐券，到饭店吃饭只能用就餐券， 买糕点月饼也只能用就餐券，想想柯大鼻子也算胆子大了，居然变相实际上给所有市民每个月增加了一斤粮食，不知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有没有愤愤不平的感觉。中秋节的月饼，就需要用钱+就餐券，方可购买，平价，一个金腿月饼一两半就餐券三毛八，什么豆沙啊玫瑰啊百果啊等大约都在两毛五左右，如果没记错， 广式的似乎都是一两半就餐券，苏式的潮式的小一点，就只要一两就餐券，上海的生意经就是比较资本主义，大多数品种的月饼都有小一号的，就只要半两就餐券了， 被全中国人民诟病的半两啊，诟病归诟病， 其实也是上海人（不用人民二字，是因为包括不是人民的地富反坏）幸福指数之一。
这段时间内，就餐券的运用学问很多，效率最高的是到饭店吃，一个人可以点一个菜，平价， 当然尽可能点肉菜啦，所以一家七口，可以买七个肉菜，条件好的，一个人只买二两饭，把盘子里的每一滴汤水绝不浪费掉，这样，肉票油票小菜卡上的东西，等于就省出来了。
买糕点也是比较有效使用就餐券的方式，糕点里总是有油及糖的，变相地只用就餐券（粮票），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 还买到了一点糖和油， 划算。
再不济， 到外面的小饮食店买大饼油条豆浆馄饨生煎等等早点，也多多少少在粮食外有些额外的东西。
也真的穷人家，是在也在紧巴巴的生活费中扣不出钱到外面吃，只能把就餐券和别人换粮票， 比如一斤换一斤一两。
那三年过去后，上海的市面又恢复到了1958年之前的状态，就餐券的实际意义不大了，于是就取消就餐券， 自动转入粮食定量， 就把颁发就餐券的临时措施， 无形间等于正式增加了一斤定量。
此时的上海人均收入，实际上比1958年低了，为什么？1958年前就上了班的人，基本没有增加工资，当然那三年的人口增加也不多，问题在于，小孩子大了三岁！ 要知道这三年的男孩子正好长到了“吃垮老子”的岁月啦！所以， 到了中秋节，能否吃月饼，吃多少月饼，于三年前没有显著性差矣。
文化大革命的一声炮响，感谢上苍啊， 生活在上海的依旧比全中国人民都幸福，首先形势肯定是全国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上海的好中带有一定的巧，首先没有大型武斗， 生活就安全太平得多罢。
第二，物资供应上，中央高瞻远瞩低实施了全国保北京上海的英明决策，所以上海的商业市场大体上是繁荣昌盛的。
第三， 非常重要的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徐景贤对上有点阳奉阴违，并没有太多地破坏原有的生产秩序，工厂该上班还是上班，该检查质量还是检查质量， 该抓迟到早退还是抓，所以，打比方说阅兵的生产数量和质量，和文革前和1958年前也基本没有差别。
虽然工资并没有增加， 但就业人口还是增加了些，这儿可以是文革前两三年参加工作的人中，成分很好和很坏的就比中不溜秋的多， 为毛？
听俺道来。
很多工人家庭的子女，初中毕业不一定非去考高中准备今后考大学， 读个中专读个技校或半工半读中学，相当一部分在毛主席挥大手前已经工作了，为什么成分不错的也容易提前工作呢？考学吃了大亏啊！ 考不取街道里很可能就随便安排个工作啦！
这时的中秋节，月饼的销路不错，青年职工的消费概念到底还是与上一辈不太一样，更加舍得买好一些的东西了， 包括月饼，尤其是拜见老丈人老丈母娘， 太差拿不出手啊！
顺便添一点， 所谓落实政策之后， 那些退还了扣发的工资， 冻结的存款解冻了，这些人， 想来想去，这钱啊， 吃掉最划算， 扯哪，再来一次抄家， 阿拉已经吃到肚皮里啦！
一般的省会城市，这些东西都要票，而且味道差很多。
但那段时候虽说要票，感觉好像很容易就能设法弄到票
月饼不要票，最便宜的生糖就是各种饼渣，1毛五1斤。酒酿3毛八，鱼直到72年还是4毛1斤但不好买，肉忘了大概是7毛几，猪头3毛钱1个但我们没买过不会做。
我朋友的哥哥下放得了血吸虫病，我们每天排队给他买一只鸡，持续了大半年。其实他母亲也就是文化系统的副科。
但是有一段时间很难买到卫生纸，67年左右。
后来下放了，县城的豆腐是2毛钱一版400小块，蛋豆腐贵点，在乡下很难吃到肉，过年找关系好的买一些做腊肉。但是蛋是不少的，鸭蛋4毛1斤找放鸭的买，后来养了两只鸭子，每年超过600个蛋，还有10几只鸡。那时公社会免费给防止鸡瘟的药。大队的小卖铺，只有1种点心，1毛5的干面糖饼。
没有人吃狗肉，虽然家家养狗，遇到幼儿大便，老太们拖长音一叫，狗子百米冲刺过来清场。
污染是没有的。
早就说过， 上海人在毛泽东时代确实比外地很多地方的人幸福，哪怕是四类分子，也比别的地方普通工人贫下中农的生活好。
1957年前，虽说已经有票证但好像只有粮油布三样票，随着形势越来越好， 票证越来越多， 但倒真的平等，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不高，所以月饼也只是过中秋才吃， 那时自己年龄小，记不清楚了。
就是那三年“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 估计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东西供应紧张， 大家很容易肚饿，记不准是1961年还是1962年开始， 每个市民在定量之外再发一斤就餐券，到饭店吃饭只能用就餐券， 买糕点月饼也只能用就餐券，想想柯大鼻子也算胆子大了，居然变相实际上给所有市民每个月增加了一斤粮食，不知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有没有愤愤不平的感觉。中秋节的月饼，就需要用钱+就餐券，方可购买，平价，一个金腿月饼一两半就餐券三毛八，什么豆沙啊玫瑰啊百果啊等大约都在两毛五左右，如果没记错， 广式的似乎都是一两半就餐券，苏式的潮式的小一点，就只要一两就餐券，上海的生意经就是比较资本主义，大多数品种的月饼都有小一号的，就只要半两就餐券了， 被全中国人民诟病的半两啊，诟病归诟病， 其实也是上海人（不用人民二字，是因为包括不是人民的地富反坏）幸福指数之一。
这段时间内，就餐券的运用学问很多，效率最高的是到饭店吃，一个人可以点一个菜，平价， 当然尽可能点肉菜啦，所以一家七口，可以买七个肉菜，条件好的，一个人只买二两饭，把盘子里的每一滴汤水绝不浪费掉，这样，肉票油票小菜卡上的东西，等于就省出来了。
买糕点也是比较有效使用就餐券的方式，糕点里总是有油及糖的，变相地只用就餐券（粮票），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 还买到了一点糖和油， 划算。
再不济， 到外面的小饮食店买大饼油条豆浆馄饨生煎等等早点，也多多少少在粮食外有些额外的东西。
也真的穷人家，是在也在紧巴巴的生活费中扣不出钱到外面吃，只能把就餐券和别人换粮票， 比如一斤换一斤一两。
那三年过去后，上海的市面又恢复到了1958年之前的状态，就餐券的实际意义不大了，于是就取消就餐券， 自动转入粮食定量， 就把颁发就餐券的临时措施， 无形间等于正式增加了一斤定量。
此时的上海人均收入，实际上比1958年低了，为什么？1958年前就上了班的人，基本没有增加工资，当然那三年的人口增加也不多，问题在于，小孩子大了三岁！ 要知道这三年的男孩子正好长到了“吃垮老子”的岁月啦！所以， 到了中秋节，能否吃月饼，吃多少月饼，于三年前没有显著性差矣。
文化大革命的一声炮响，感谢上苍啊， 生活在上海的依旧比全中国人民都幸福，首先形势肯定是全国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上海的好中带有一定的巧，首先没有大型武斗， 生活就安全太平得多罢。
第二，物资供应上，中央高瞻远瞩低实施了全国保北京上海的英明决策，所以上海的商业市场大体上是繁荣昌盛的。
第三， 非常重要的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徐景贤对上有点阳奉阴违，并没有太多地破坏原有的生产秩序，工厂该上班还是上班，该检查质量还是检查质量， 该抓迟到早退还是抓，所以，打比方说阅兵的生产数量和质量，和文革前和1958年前也基本没有差别。
虽然工资并没有增加， 但就业人口还是增加了些，这儿可以是文革前两三年参加工作的人中，成分很好和很坏的就比中不溜秋的多， 为毛？
听俺道来。
很多工人家庭的子女，初中毕业不一定非去考高中准备今后考大学， 读个中专读个技校或半工半读中学，相当一部分在毛主席挥大手前已经工作了，为什么成分不错的也容易提前工作呢？考学吃了大亏啊！ 考不取街道里很可能就随便安排个工作啦！
这时的中秋节，月饼的销路不错，青年职工的消费概念到底还是与上一辈不太一样，更加舍得买好一些的东西了， 包括月饼，尤其是拜见老丈人老丈母娘， 太差拿不出手啊！
顺便添一点， 所谓落实政策之后， 那些退还了扣发的工资， 冻结的存款解冻了，这些人， 想来想去，这钱啊， 吃掉最划算， 扯哪，再来一次抄家， 阿拉已经吃到肚皮里啦！
一般的省会城市，这些东西都要票，而且味道差很多。
但那段时候虽说要票，感觉好像很容易就能设法弄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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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不要票，最便宜的生糖就是各种饼渣，1毛五1斤。酒酿3毛八，鱼直到72年还是4毛1斤但不好买，肉忘了大概是7毛几，猪头3毛钱1个但我们没买过不会做。
我朋友的哥哥下放得了血吸虫病，我们每天排队给他买一只鸡，持续了大半年。其实他母亲也就是文化系统的副科。
但是有一段时间很难买到卫生纸，67年左右。
后来下放了，县城的豆腐是2毛钱一版400小块，蛋豆腐贵点，在乡下很难吃到肉，过年找关系好的买一些做腊肉。但是蛋是不少的，鸭蛋4毛1斤找放鸭的买，后来养了两只鸭子，每年超过600个蛋，还有10几只鸡。那时公社会免费给防止鸡瘟的药。大队的小卖铺，只有1种点心，1毛5的干面糖饼。
没有人吃狗肉，虽然家家养狗，遇到幼儿大便，老太们拖长音一叫，狗子百米冲刺过来清场。
污染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