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全面进攻解放区，由此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宣称，仅需三到六个月即可获胜。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也表示，“或许三个月，最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部队。他们的这些说法并非毫无依据和底气。
在政治领域，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抗战胜利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预期能够获得更多国际支持。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拥有430万人，配备了陆、海、空三军。相比之下，中共军队只有127万人，不具备空军和海军，且在重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
在经济上的优势更加显著。国民党的控制区域不仅在领土和人口上是中共的三倍，而且还掌握着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此外，国民党还拥有约9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并接收了价值在4亿至8亿美元之间的日伪资产。
如此雄厚的家底，成为国民党政府决心军事剿共的最大依仗。1946年，蒋介石在纪念国父的演讲中公开声称：“本党的力量相比二十多年前，已经增长了数十倍。”随后，他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当前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撑超过两年的军事行动。”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在军事上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胜利。在东北，四平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掌控了东北的核心地区；在华北，傅作义通过集宁和张家口战役将晋察冀解放区分割为两部分；在华中，由于两淮和涟水战役的失利，淮南、苏北等解放区相继失守。因此，当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伪国大。
毛泽东主席专门为党内起草了《三个月总结》的指示，强调人民解放战争在克服一段时间的困难后必将取得胜利。
对于解放军来说，虽然可以在舆论中宣称放弃大片解放区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但随着解放区的不断缩小，支撑战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面临着日益枯竭的风险。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仅仅持续了半年时间。在解放军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下，国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截至1947年初，国军先后有66个旅（师）被歼灭，加上地方部队，总共被歼灭71万人。
因此，历史上常常片面地认为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调整是由于全面进攻导致部队损失过大。然而，只要军费得到保障，人员的损失是相对容易补充的。那么，为何战争的进程出现了常识上的偏差？关键在于后方经济危机的爆发。
“炮火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的综合实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持续了四年，这段时间并不短暂。长期战争主要是经济的较量，胜负取决于战争潜力的挖掘与转化成实际战斗力的能力，而这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实际上难以发挥其作用。解放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包括86个军（师）、248个师（旅），总人数约为200万。加上后勤、交警、机关、学校以及海空军等部门的156万人，以及非正规部队的74万人，总兵力达430万人。
然而，国民党军队虽然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歼中共，实际上投入进攻的前线部队只有26个师、72个旅，仅占总兵力的30%。即便在10月的最高峰期，参战的部队也仅增加到43个师、117个旅，正规部队总数大约100万人，加上空军和后勤支援，总兵力也不过150万人，约为总兵力的50%。
因此，随着战线不断延伸、占领区域逐步扩大，国军逐渐意识到各战区纷纷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尤其是在分散部队驻守新占领的解放区后，前线可供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发紧缺。
当时，中共正规部队已有127万人，加上200多万民兵（还不包括后勤支援的民夫），使得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兵力处于劣势。除了苏北（12万对阵粟裕的3万）、中原（22万包围李先念的6万），在东北，杜聿明指挥的7个军约20万兵力对阵林彪的30万；华北则是7万至8万对抗聂荣臻的20万；而在山东与鲁南，国民党50万兵力对阵陈毅与刘伯承的近70万部队。
在全面进攻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竟然无法全力以赴，连主要军事力量都无法投入，这从侧面反映了其军事组织能力的严重不足。
在兵力组织和动员方面，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总人数约为600余万。至1946年，裁军至430万，并暂停征兵一年。1947年1月至8月期间，重新征募了68万人，并计划当年再招募100万人。
由于局势已经恶化，国统区不断缩小，一些交战地区的民政秩序也已被打乱，即便征兵达到50万人——占总计划的一半。到了1949年，再次征召20万人，总计570万人。而考虑到撤守台湾的58万人，实际上被解放军消灭的总人数约为510万人。
换句话说，3年的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拥有3亿人口的国统区，征兵人数却仅仅达到138万！如此微薄的征兵数量，竟然还引发了后方的频频批评，甚至被贴上了“抓壮丁”的恶名！
回顾解放区的情况，在解放战争期间，有1445909名东北子弟参军加入人民解放军，而当时东北地区的人口仅约3000万。与此同时，山东省参军人数接近100万，山东人口也不过2000多万。这个数字已经是国统区征兵总数的将近两倍，而且还未包括民兵等准军事组织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支前民工。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任何谋略都显得微不足道啊!
国民党组织能力的涣散，导致无法有效保障前线的供给。以粮食为例，抗战胜利后，为了确保军粮和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继续沿用抗战时期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1946年至1947年间，实际征收的粮食总量为7210万石，平均每年仅为3600万石左右。而到了1948年，由于局势恶化和统治区域的缩小，征收量骤降至2000万石。
仅在1949年，东北地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财政收入就相当于1000万吨粮食，约1.8亿石。假设其中一半为实收粮食，则相当于9000万石，这与国民党三年内实收粮食的总和相当。
再谈及工厂的组织与生产。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势如破竹，除了哈尔滨，整个东北的精华地区均被其控制。而东北的工业体系在全国中名列前茅，甚至在全球也能排到第六位。张作霖当年凭借这一优势能够争夺天下，小日本更是将东北作为基地，不仅可以向北对抗苏俄，还可以向南侵略中国。
尽管当时东北的部分工业设备被苏俄拆走，但熟练的工人仍然在，合理组织剩余设备，也能恢复相当的生产力。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例，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凭借收集关东军遗留下来的设备和配件（其中部分设备得到了前苏联的支持），硬是建立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不仅能够支撑东北林彪麾下百万大军的作战需求，还为关内的解放军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当时东北最大的兵工基地——大连建新公司，作为一个包含钢铁厂、化工厂、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和金属厂在内的完整体系，主要为华东战场提供物资。该公司为华东解放军供应了50万发炮弹、80万枚引信、450吨炸药、1200门迫击炮及其他大量武器。在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发表感慨，提及550万支前民工的贡献时，栗裕迅速补充道：“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
相较之下，国民党军队占据了东北的核心地区，抚顺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鞍山盛产钢铁，辽中平原是东北传统的粮食产地，沈阳设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小丰满电站则可为整个东北提供电力。按理说，这样的基础条件远胜于中共数倍，但结果，这些资源不仅未能支持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作战，反而使得中央财政每年需要补贴1亿美元的军费！
如果当年主政东北的熊式辉拥有高岗团队一半的才能，我军在东北取得胜利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国民党政府派驻东北的首脑们实在是无能至极！
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拥有坦克部队。
国民党的愚蠢经济政策再次迈出了自我毁灭的一大步。1947年，由于国统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即使竭尽全力印制钞票，也只能维持100万人的军队在前线作战。财政危机迫使军费大幅削减，军事战略不得不随着经济的下滑不断调整——从原先的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最后变成了重点防御。
那么，这场经济危机究竟是如何引发的呢？
抗战胜利后，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外，还包括恢复全国的经济秩序。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统一货币，那么如何确定国统区法币与沦陷区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
根据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约为1:30至1:50的情况，若能据此确定一个由官方认可的合理数值，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将很快得以恢复。彼时，沦陷区涵盖了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若经济秩序得以迅速重建，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将大幅增强。
然而，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宣布的法币与伪币兑换比例竟高达1:200！一夜之间，沦陷区的大部分民众已是倾家荡产！与此同时，那些有钱有关系的人大肆收购沦陷区的物资进行炒作，而没有钱和关系的人也在拼命抢购囤积物资。
国统区民众纷纷抢购粮食
结果，沦陷区经济陷入混乱，各类生产迟迟无法恢复，进一步加剧了物资的短缺。大型城市不仅未能增强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反而因为需要向各类人员发放巨额补贴，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由于物资紧缺，物价逐渐失控，国民政府最终自己引发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
为了应对自己引发的通货膨胀，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了金融开放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正是这项恶劣的政策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前途。
这个政策概括起来就是：首先，开放金融市场，通过将法币与美元挂钩来保持币值稳定。其次，开放上海黄金市场，通过出售黄金来回笼资金。此外，还要推动进口贸易，以进口商品和出售日伪接收的物资来供应市场。这三项措施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控制物价！
然而，金融开放和经济自由化政策至少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势。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外汇市场开放案》，此时国共内战已迫在眉睫。
宋子文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战争必然引发物价波动，政府应优先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投机行为。既然战争在所难免，那么推行金融开放和经济自由化政策岂不是在鼓励民间积极投机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三管齐下的实际效果吧。
开放金融市场，固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一旦法币贬值，无论是由于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国家只能动用外汇和黄金储备来承担这一损失。
上海黄金市场的开放，旨在通过出售黄金来回收货币。最终，仍然是以国民党政府的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来承担这一代价！
推动进口贸易，通过引进物资和出售接收的日伪物资来满足市场需求。进口所需的外汇，依然要靠国民党政府的家底，即外汇和黄金储备来支付。
于是，巨额资金如潮水般涌向上海。有权有势的军政首脑纷纷利用关系，大规模地购入黄金。各地银行也紧急投入，争相处理上海的汇款，甚至有的银行还包机将现金运送到上海以抢购黄金。
黄金投机如此激烈，宋子文竟以支持生产为名，指示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仅在1947年春节前的几天里，中央银行就发放了650亿元的生产贷款！然而，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流入了权贵们设立的空壳公司。这些公司一拿到贷款，便立即抢购黄金。
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实施还不到一年，到了1947年1月，黄金价格便已失控。尽管中央银行每天大量抛售金条，但黄金价格上涨的势头却愈演愈烈。
最终，上海的库存黄金耗尽，转而租用了中航的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紧急调运过来。然而，在庞大的黄金抢购资金面前，这些运来的黄金就像杯水车薪，毫无帮助。
1947年2月15日，宋子文终于宣布中央银行停止抛售黄金。法币一旦失去黄金的支撑，便形同废纸！随着黄金销售的停止，物价瞬间暴涨！
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的黄金储备从568万盎司锐减至仅剩237万盎司，失去了大半财富，物价仍未得到控制，最终陷入两败俱伤的局面！
再回顾一下，1946年3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开放外汇市场，并将法币的对外汇率设定为1美元兑换2020元。同时，中央银行奉命不设限地进行外汇买卖！
由于法定货币的对外价值被严重高估，大量外国商品（主要是美国货）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全都是美国制造！国内的民营企业几乎难以维持生存，相继倒闭。
当全国人民都开始普遍使用美国商品时，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美国货需要用国家的外汇来换取，它们的流行实际上相当于百姓的日常消费都在消耗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1946年，外贸逆差急剧增加，达到4.743亿美元！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又被消耗殆尽了。
换言之，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时的8.5亿美元家底，仅仅一年间，宋氏就挥霍了5亿多美元，剩下的不足2亿美元！如果再算上出售日伪资产和物资的收入，宋氏耗费的总额高达7亿至8亿美元！要知道，1946年一整年的军费才不过1亿多美元！
换句话说，这7亿至8亿美元既没有用在国民政府身上，也没有惠及百姓，更没有被军队使用（政府和军队的开支依赖于印钞维持，而老百姓则无奈地被通货膨胀掠夺）。那么，这7亿至8亿美元究竟流向了哪里呢？答案很明确，被金融投机者和洋商（巨额贸易逆差）攫取了。
在艰难的八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物价指数上涨率仅比法币发行量增长率高出22.5%。然而，在战后仅一年内，物价指数的上涨率就超过了货币发行量增长率的111.5%，且这一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难以遏制。
俗话说，宋子文做到了我党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发挥了我党想发挥却未能发挥的作用！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宋氏花费了7亿到8亿美元，竟然仍然无法平衡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未能稳定物价。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日常开支，但军费依赖于积蓄。每年军费不到2亿美元，十几亿美元的积蓄足够支撑5到6年。这样一来，首先就可以避免印钞，通胀也能得到控制，从而使国统区的民心得以稳定。
如果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形势将变得极为严峻。战争主要会在解放区进行，即使战事真的持续五到六年，胜负暂且不论，解放区的经济必然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国民党未曾意识到的，美国人却清楚明白。马歇尔和魏德迈都对国民党政府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国民党军队能够“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反而预见到“战争持续，政府必败”。因此，在国民党占领四平后，美方反而施压国民党政府停战，期望国民党能在优势时争取到更有利的和平条件。
在苏联帮助下抢占东北。但即便如此，也差点被孙立人的国军赶出国，被马歇尔的6月停战令救了命，又接收伪满洲国军，在苏联的大力军援下翻盘
这就是为啥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因为它是列宁的党，是传承于蔚蓝色文明的。
滔滔大河奔腾万里，终将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充当了共军的大后方。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全面进攻解放区，由此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宣称，仅需三到六个月即可获胜。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也表示，“或许三个月，最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部队。他们的这些说法并非毫无依据和底气。
在政治领域，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抗战胜利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预期能够获得更多国际支持。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拥有430万人，配备了陆、海、空三军。相比之下，中共军队只有127万人，不具备空军和海军，且在重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
在经济上的优势更加显著。国民党的控制区域不仅在领土和人口上是中共的三倍，而且还掌握着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此外，国民党还拥有约9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并接收了价值在4亿至8亿美元之间的日伪资产。
如此雄厚的家底，成为国民党政府决心军事剿共的最大依仗。1946年，蒋介石在纪念国父的演讲中公开声称：“本党的力量相比二十多年前，已经增长了数十倍。”随后，他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当前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撑超过两年的军事行动。”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在军事上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胜利。在东北，四平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掌控了东北的核心地区；在华北，傅作义通过集宁和张家口战役将晋察冀解放区分割为两部分；在华中，由于两淮和涟水战役的失利，淮南、苏北等解放区相继失守。因此，当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伪国大。
毛泽东主席专门为党内起草了《三个月总结》的指示，强调人民解放战争在克服一段时间的困难后必将取得胜利。
对于解放军来说，虽然可以在舆论中宣称放弃大片解放区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但随着解放区的不断缩小，支撑战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面临着日益枯竭的风险。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仅仅持续了半年时间。在解放军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下，国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截至1947年初，国军先后有66个旅（师）被歼灭，加上地方部队，总共被歼灭71万人。
因此，历史上常常片面地认为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调整是由于全面进攻导致部队损失过大。然而，只要军费得到保障，人员的损失是相对容易补充的。那么，为何战争的进程出现了常识上的偏差？关键在于后方经济危机的爆发。
“炮火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的综合实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持续了四年，这段时间并不短暂。长期战争主要是经济的较量，胜负取决于战争潜力的挖掘与转化成实际战斗力的能力，而这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实际上难以发挥其作用。解放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包括86个军（师）、248个师（旅），总人数约为200万。加上后勤、交警、机关、学校以及海空军等部门的156万人，以及非正规部队的74万人，总兵力达430万人。
然而，国民党军队虽然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歼中共，实际上投入进攻的前线部队只有26个师、72个旅，仅占总兵力的30%。即便在10月的最高峰期，参战的部队也仅增加到43个师、117个旅，正规部队总数大约100万人，加上空军和后勤支援，总兵力也不过150万人，约为总兵力的50%。
因此，随着战线不断延伸、占领区域逐步扩大，国军逐渐意识到各战区纷纷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尤其是在分散部队驻守新占领的解放区后，前线可供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发紧缺。
当时，中共正规部队已有127万人，加上200多万民兵（还不包括后勤支援的民夫），使得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兵力处于劣势。除了苏北（12万对阵粟裕的3万）、中原（22万包围李先念的6万），在东北，杜聿明指挥的7个军约20万兵力对阵林彪的30万；华北则是7万至8万对抗聂荣臻的20万；而在山东与鲁南，国民党50万兵力对阵陈毅与刘伯承的近70万部队。
在全面进攻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竟然无法全力以赴，连主要军事力量都无法投入，这从侧面反映了其军事组织能力的严重不足。
在兵力组织和动员方面，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总人数约为600余万。至1946年，裁军至430万，并暂停征兵一年。1947年1月至8月期间，重新征募了68万人，并计划当年再招募100万人。
由于局势已经恶化，国统区不断缩小，一些交战地区的民政秩序也已被打乱，即便征兵达到50万人——占总计划的一半。到了1949年，再次征召20万人，总计570万人。而考虑到撤守台湾的58万人，实际上被解放军消灭的总人数约为510万人。
换句话说，3年的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拥有3亿人口的国统区，征兵人数却仅仅达到138万！如此微薄的征兵数量，竟然还引发了后方的频频批评，甚至被贴上了“抓壮丁”的恶名！
回顾解放区的情况，在解放战争期间，有1445909名东北子弟参军加入人民解放军，而当时东北地区的人口仅约3000万。与此同时，山东省参军人数接近100万，山东人口也不过2000多万。这个数字已经是国统区征兵总数的将近两倍，而且还未包括民兵等准军事组织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支前民工。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任何谋略都显得微不足道啊!
国民党组织能力的涣散，导致无法有效保障前线的供给。以粮食为例，抗战胜利后，为了确保军粮和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继续沿用抗战时期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1946年至1947年间，实际征收的粮食总量为7210万石，平均每年仅为3600万石左右。而到了1948年，由于局势恶化和统治区域的缩小，征收量骤降至2000万石。
仅在1949年，东北地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财政收入就相当于1000万吨粮食，约1.8亿石。假设其中一半为实收粮食，则相当于9000万石，这与国民党三年内实收粮食的总和相当。
再谈及工厂的组织与生产。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势如破竹，除了哈尔滨，整个东北的精华地区均被其控制。而东北的工业体系在全国中名列前茅，甚至在全球也能排到第六位。张作霖当年凭借这一优势能够争夺天下，小日本更是将东北作为基地，不仅可以向北对抗苏俄，还可以向南侵略中国。
尽管当时东北的部分工业设备被苏俄拆走，但熟练的工人仍然在，合理组织剩余设备，也能恢复相当的生产力。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例，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凭借收集关东军遗留下来的设备和配件（其中部分设备得到了前苏联的支持），硬是建立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不仅能够支撑东北林彪麾下百万大军的作战需求，还为关内的解放军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当时东北最大的兵工基地——大连建新公司，作为一个包含钢铁厂、化工厂、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和金属厂在内的完整体系，主要为华东战场提供物资。该公司为华东解放军供应了50万发炮弹、80万枚引信、450吨炸药、1200门迫击炮及其他大量武器。在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发表感慨，提及550万支前民工的贡献时，栗裕迅速补充道：“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
相较之下，国民党军队占据了东北的核心地区，抚顺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鞍山盛产钢铁，辽中平原是东北传统的粮食产地，沈阳设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小丰满电站则可为整个东北提供电力。按理说，这样的基础条件远胜于中共数倍，但结果，这些资源不仅未能支持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作战，反而使得中央财政每年需要补贴1亿美元的军费！
如果当年主政东北的熊式辉拥有高岗团队一半的才能，我军在东北取得胜利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国民党政府派驻东北的首脑们实在是无能至极！
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拥有坦克部队。
国民党的愚蠢经济政策再次迈出了自我毁灭的一大步。1947年，由于国统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即使竭尽全力印制钞票，也只能维持100万人的军队在前线作战。财政危机迫使军费大幅削减，军事战略不得不随着经济的下滑不断调整——从原先的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最后变成了重点防御。
那么，这场经济危机究竟是如何引发的呢？
抗战胜利后，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外，还包括恢复全国的经济秩序。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统一货币，那么如何确定国统区法币与沦陷区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
根据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约为1:30至1:50的情况，若能据此确定一个由官方认可的合理数值，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将很快得以恢复。彼时，沦陷区涵盖了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若经济秩序得以迅速重建，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将大幅增强。
然而，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宣布的法币与伪币兑换比例竟高达1:200！一夜之间，沦陷区的大部分民众已是倾家荡产！与此同时，那些有钱有关系的人大肆收购沦陷区的物资进行炒作，而没有钱和关系的人也在拼命抢购囤积物资。
国统区民众纷纷抢购粮食
结果，沦陷区经济陷入混乱，各类生产迟迟无法恢复，进一步加剧了物资的短缺。大型城市不仅未能增强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反而因为需要向各类人员发放巨额补贴，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由于物资紧缺，物价逐渐失控，国民政府最终自己引发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
为了应对自己引发的通货膨胀，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了金融开放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正是这项恶劣的政策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前途。
这个政策概括起来就是：首先，开放金融市场，通过将法币与美元挂钩来保持币值稳定。其次，开放上海黄金市场，通过出售黄金来回笼资金。此外，还要推动进口贸易，以进口商品和出售日伪接收的物资来供应市场。这三项措施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控制物价！
然而，金融开放和经济自由化政策至少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势。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外汇市场开放案》，此时国共内战已迫在眉睫。
宋子文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战争必然引发物价波动，政府应优先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投机行为。既然战争在所难免，那么推行金融开放和经济自由化政策岂不是在鼓励民间积极投机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三管齐下的实际效果吧。
开放金融市场，固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一旦法币贬值，无论是由于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国家只能动用外汇和黄金储备来承担这一损失。
上海黄金市场的开放，旨在通过出售黄金来回收货币。最终，仍然是以国民党政府的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来承担这一代价！
推动进口贸易，通过引进物资和出售接收的日伪物资来满足市场需求。进口所需的外汇，依然要靠国民党政府的家底，即外汇和黄金储备来支付。
于是，巨额资金如潮水般涌向上海。有权有势的军政首脑纷纷利用关系，大规模地购入黄金。各地银行也紧急投入，争相处理上海的汇款，甚至有的银行还包机将现金运送到上海以抢购黄金。
黄金投机如此激烈，宋子文竟以支持生产为名，指示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仅在1947年春节前的几天里，中央银行就发放了650亿元的生产贷款！然而，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流入了权贵们设立的空壳公司。这些公司一拿到贷款，便立即抢购黄金。
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实施还不到一年，到了1947年1月，黄金价格便已失控。尽管中央银行每天大量抛售金条，但黄金价格上涨的势头却愈演愈烈。
最终，上海的库存黄金耗尽，转而租用了中航的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紧急调运过来。然而，在庞大的黄金抢购资金面前，这些运来的黄金就像杯水车薪，毫无帮助。
1947年2月15日，宋子文终于宣布中央银行停止抛售黄金。法币一旦失去黄金的支撑，便形同废纸！随着黄金销售的停止，物价瞬间暴涨！
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的黄金储备从568万盎司锐减至仅剩237万盎司，失去了大半财富，物价仍未得到控制，最终陷入两败俱伤的局面！
再回顾一下，1946年3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开放外汇市场，并将法币的对外汇率设定为1美元兑换2020元。同时，中央银行奉命不设限地进行外汇买卖！
由于法定货币的对外价值被严重高估，大量外国商品（主要是美国货）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全都是美国制造！国内的民营企业几乎难以维持生存，相继倒闭。
当全国人民都开始普遍使用美国商品时，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美国货需要用国家的外汇来换取，它们的流行实际上相当于百姓的日常消费都在消耗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1946年，外贸逆差急剧增加，达到4.743亿美元！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又被消耗殆尽了。
换言之，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时的8.5亿美元家底，仅仅一年间，宋氏就挥霍了5亿多美元，剩下的不足2亿美元！如果再算上出售日伪资产和物资的收入，宋氏耗费的总额高达7亿至8亿美元！要知道，1946年一整年的军费才不过1亿多美元！
换句话说，这7亿至8亿美元既没有用在国民政府身上，也没有惠及百姓，更没有被军队使用（政府和军队的开支依赖于印钞维持，而老百姓则无奈地被通货膨胀掠夺）。那么，这7亿至8亿美元究竟流向了哪里呢？答案很明确，被金融投机者和洋商（巨额贸易逆差）攫取了。
在艰难的八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物价指数上涨率仅比法币发行量增长率高出22.5%。然而，在战后仅一年内，物价指数的上涨率就超过了货币发行量增长率的111.5%，且这一差距仍在持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难以遏制。
俗话说，宋子文做到了我党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发挥了我党想发挥却未能发挥的作用！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宋氏花费了7亿到8亿美元，竟然仍然无法平衡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未能稳定物价。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收入仅能勉强维持日常开支，但军费依赖于积蓄。每年军费不到2亿美元，十几亿美元的积蓄足够支撑5到6年。这样一来，首先就可以避免印钞，通胀也能得到控制，从而使国统区的民心得以稳定。
如果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形势将变得极为严峻。战争主要会在解放区进行，即使战事真的持续五到六年，胜负暂且不论，解放区的经济必然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国民党未曾意识到的，美国人却清楚明白。马歇尔和魏德迈都对国民党政府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国民党军队能够“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反而预见到“战争持续，政府必败”。因此，在国民党占领四平后，美方反而施压国民党政府停战，期望国民党能在优势时争取到更有利的和平条件。
在苏联帮助下抢占东北。但即便如此，也差点被孙立人的国军赶出国，被马歇尔的6月停战令救了命，又接收伪满洲国军，在苏联的大力军援下翻盘
这就是为啥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因为它是列宁的党，是传承于蔚蓝色文明的。
滔滔大河奔腾万里，终将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充当了共军的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