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阻挠改革开放真相
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对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阮铭看来，他不仅没有“设计”，更起了不少阻挠作用 很早就知晓阮铭其人，中国官方媒体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独分子”等等头衔。他十多年前从美国前往台湾任教，很少回美国，直到2013年年初，这位82岁的退休老人才从台湾“回到”美国定居，于是我以《新史记》记者的名义登门拜访，请他回顾他的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按中共论资排辈的算法，阮铭堪称“老革命”——他15岁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共，比江泽民的党龄都长，虽然江泽民比他大5岁。阮铭告诉我：江泽民是在大学里入党，我是在高中一年级入党，入党介绍人是一个高三学生，“我的上级是钱李仁，后来当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 阮铭。（高伐林摄） 中共党章不是规定18岁才能入党吗？年龄这么小、思想尚未成熟，怎么就能入党？阮铭告诉我：那时地下党对年龄没有那么严格，他还知道有一个13岁就入党的党员呢。阮铭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说：入党不限年龄的不是光地下党啊，我也是15岁就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的，年满18岁转正——我是在晋察冀解放区入的党，不过入党时也是秘密的，当时党并未公开。 看来，共产党不守自己订的规矩，源远流长。 阮铭虽然党龄长、资格老，但在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风浪中，饱受颠簸，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两个系的团委副书记（后升任书记），与胡启立、艾知生、何东昌这些后来炙手可热的政要们平起平坐，同堂议事；1958年，他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更调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为写了批周扬的一篇文章，颇受陶铸青睐，被钦点担任中宣部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但随著陶铸垮台，阮铭也就一头栽下，被抄家六次。“文革”中着实受了不少罪。 改革开放初期，他应胡耀邦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理论动态》效力，又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但随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势，他再次遭遇厄运，受到严厉批判，1987年被开除出党。
阮铭对我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愿受束缚，我说话随便，想到什么就冒出来，那时批评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义”。 他说，自己82个春秋的经历以1988年出国划界，分成两段，两段的分主题，都围绕“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国的日子：自由的追求与毁灭 第二段是在美国、台湾的岁月：自由的见证与挑战 “自由”确实就是理解阮铭命运和理念的关键词。他在60多年前的1950年夏天，在北京团市委主办的高等院校团干暑期训练班上发言时，讲过一个故事：马克思去世后，美国一家杂志创刊，请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回信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话：在他们所期望的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让阮铭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马克思主义有合理成分，脱口而出的例证也正是这句话。他说：“我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被这句话抓住了心！” 阮铭对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开放的评价，也是以“自由”为准绳。他说：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市场经济就是要自由，把束缚的绳子解开。”而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是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是自由的敌人。 阮铭的亲身经历很有独特性，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参与者，也是台湾民主走向正轨、政党轮替的见证人。他对我的回忆，也涉及这两部分内容。本篇先刊出关于他谈及中国大陆的部分。 邓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摇摆 高伐林：阮铭先生，你是中国“文革”之后大转折的亲历者，最敏锐地感受到当时气氛。我读过你的《邓小平帝国30年》等著作，书中你写道，邓小平左右来回摇摆，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专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亲身感受到中央的风向一年一变，单年左转，双年扳正——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摇摆呢？ 阮铭：邓小平左右摇摆，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邓小平将国家的权力、党的权力，与他个人的权力分不开、分不清了——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党、就是国家。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一样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我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一年一变，其实不离其宗：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人们都说邓小平“三落三起”。这第三次，当他争取复出时，他写信表态：要辅佐华国锋——叶剑英倒是真的要辅佐华国锋，邓小平说要“辅佐”呢，我看是假的！邓小平看不起华国锋。他逼华下台，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当理由。邓有很强烈的个人权力欲。他说过他不抓权，不想当第一把手，说要让“年轻人”来干，但他又要控制“年轻人”。 现在人们形成一个很错误的印象，说邓小平要改革开放，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实际上哪里是这样？！ 对邓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讲话”，他当然是讲了倡导改革开放的话。但另一方面的话他也讲得很厉害呀：反和平演变，警告“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提防和平演变中国等等。他自己夸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看看“邓选”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后他还说过：中国绝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有人说他“否定毛”，我看他没有“否定毛”；有人说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没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祸害说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实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请愿抗议风潮，也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高伐林：邓小平不是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讲话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阮铭：是的。我写过这段历史，我参与过，知道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跟邓小平有多少关系呢？——全会前开中央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工作会议前一段，他在国外，根本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但是他出访回国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整个会场的气氛与他预想的完全不同，胡乔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这才让胡耀邦赶快给他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你提到的那篇讲话稿，后来被称为是“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调的报告”，但这其实是个急就章。而且，仅仅三四个月后，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 改革开放的历史始终被颠倒 高伐林：那么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并没做出多大贡献？ 阮铭：傅高义在《邓小平传》中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看不能这样讲。邓小平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确实对改革有推动；但是许多事并不是他的功劳，也记到他的帐上了。 例如，在邓小平还没有控制全部权力、还在辅助华国锋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和胡耀邦，还有谷牧这些人，都在华国锋领导下工作，那时就开始搞开放了呀，被陈云批成“洋跃进”——这种批评，我看没有什么道理！陈云批得最厉害的无非就是要引进十几套化工、化肥、化纤成套设备。过去毛泽东自夸我们中国“没有外债”，那时是想借外债也借不到啊！到了华国锋时代，外国愿意借钱、愿意投钱了，当时要投资100个亿，现在看起来，也算不了什么！这些项目，虽然是华国锋最后批准的，但是当时邓小平、胡耀邦都赞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没有把责任推给华国锋，而是承认自己有份。 高伐林：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阮铭：“两个凡是”当然是错的，但是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自己认错了嘛。我对胡耀邦的观感是，他对华国锋很尊重。因为他与华国锋“文革”前就在一起共过事，那时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很务实，重视生产，重视经济。华国锋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啊，在理论务虚会上，华国锋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邓小平打击理论务虚会，让胡乔木起草了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这段历史，我觉得，始终是被颠倒的！ 后来陈云向改革开放发难，对特区他都说是“租界”，要废掉，邓小平觉得这样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专政问题，邓小平总是向陈云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1983年的批胡耀邦，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在政治思想领域，党内高层一发生争论，邓小平要么附和陈云，要么一声不吭。 像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的处境，我看，在叶剑英参与中央事务的时候还好一点——叶帅是支持华国锋、支持胡耀邦的。如果华国锋不下台，改革派的处境可能更好一点。回过头来看，胡耀邦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还是在华国锋时期；华国锋被邓、陈搞下去了，党内保守势力马上就把矛头指向胡耀邦了。 这个历史后来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们马上就将矛头指向赵紫阳。 胡、赵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为旁观者，是很清楚的！ 亲历者作证：华国锋并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高伐林：记得把华国锋整下去时，说他的一项错误是多次阻挠邓小平复出。 阮铭：不是这么回事！华国锋并未阻挠邓复出，他主要是强调，“文革”刚结束，震动很大，在全国范围内要让人民转弯，要有一个过程。那时要否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并不容易啊。 真正不愿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汪东兴。我亲耳听见汪说过：“邓小平有什么了不起？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行！”汪东兴那时的口气很大，因为他觉得抓“四人帮”是他的功劳——确实也应该说，他与华国锋是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俩首先有这个念头，华国锋才去找叶剑英商量，行动中主要也确实是靠汪东兴的8341部队。所以后来把叶剑英抬得很高，汪东兴就不太服气。后来外面传得更多了，又是王震、又是邓小平……其实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整掉的消息比我们这些人还晚，他得知了，才给华国锋写了两封信——跟给毛泽东写“永不翻案”的信一样肉麻。 高伐林：有一个说法：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 阮铭：是的，现在一般人认为，邓、胡、赵在一起的“三驾马车”，是中国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三个人，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赵紫阳当时与胡耀邦也有矛盾。当然后来“六四”，赵紫阳遭到那样的打击，有些事现在就不提了。 高伐林：胡绩伟晚年口述写书《胡赵新政启示录》，有人要他在书名的最前面加个“邓”字——“邓胡赵”，说这样国内说不定就可以出版了，但他坚决不肯加这个字。 阮铭：是啊！胡绩伟当然最了解情况，他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嘛！ 像吴江这些人都认为，陈云最懂经济，邓小平和胡耀邦都不懂经济。我看，邓小平是不太懂经济，对一切问题他都是从政治著眼，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搞平衡。他自己讲，邓力群是不改革开放的，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认为，经济上不改革开放，是可以原谅的，政治上不反自由化，是不能原谅的。所以他不能原谅胡（耀邦）赵（紫阳），却能够原谅胡（乔木）邓（力群）——毛泽东也是这样，对左派就比对右派宽容得多。 他们这一伙势力——主要是陈云、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要陈云出面，向邓小平施加压力，要邓小平支持他们。我后来看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他写得非常清楚，自夸自己的功劳，所以那几年逢单，是他们将邓小平拉过去，跟陈云站在一边了，就是马克思主义；逢双呢，就是邓陈有点不一致了，马克思主义就不行了——邓力群这本书，很能验证我自己亲历的那段岁月。当然，他这本书现在也是不让出版、不让流通的。 高伐林：中共多年来总是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阮铭：对，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华国锋虽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为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付出很多努力。 邓在政治上是毛的继承人 阮铭：否定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现在不仅是中国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对习近平不满意，说习要将毛与邓都肯定，他们极力要求全盘肯定邓，全盘否定毛。实际上，邓在政治上是继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参加起草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的讲话，把党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谓“党内11次路线斗争”。那次讲话是由叶剑英出面讲，但精神、内容实际上是由邓小平控制。本来我们起草人对“高饶联盟”，对“反右”，对“反右倾”，都要否定，但是邓小平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只要他有份参与的运动，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岗、饶漱石，是他和陈云两人去向毛泽东告的状嘛——毛泽东后来都没参加整高岗的会，让刘少奇去主持——邓小平坚持不给高饶平反；对“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邓小平坚持说“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认“扩大化”，非要留下几个人不平反。只有1959年批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邓小平因为打乒乓球摔坏了腿没去参加，既然跟他无关，他才同意彻底否定。 这些问题，只有到将来公布了历史档案，才能真相大白！ 现在中共党史把毛、邓、江、胡这么排下来，胡赵那一段主政的历史，都被勾掉了。傅高义那本书，把胡耀邦写得很不堪，说他“像个蟋蟀跳来跳去”——当然，傅高义花了很大工夫，对邓的许多细节掌握了很多…… 胡耀邦这个人胸怀是很宽宏的，他在讲话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赵紫阳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邓力群。邓力群日子最不好过的时候，是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评、最不得人心那一段，连邓小平都对邓力群很不高兴——后来邓小平的态度才又变了。海内外都骂邓力群之际，胡耀邦接见外宾时把邓力群找去一起见，还对外宾介绍说，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理论方面的主管。 “上海不为天下先” 阮铭：当时有人说胡启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为然，说胡启立虽然在团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启立的，是邓小平。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去当市长，让邓小平觉得满意，就提到中央来了——邓有这个特点：就从一件事看人。对王兆国不也是这样嘛，邓小平听了汇报说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邓”，就一下把他提到那么高。 胡耀邦就不是这样的。后来王震到党校来，说胡耀邦在党校有个“智囊团”，他发狠要打掉这个“智囊团”。胡耀邦说我哪里有？确实，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软弱的时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对自己的人。可是你这么对人家，人家不是这样对你啊，他们是时时、处处挑胡耀邦的毛病！ 高伐林：胡耀邦与赵紫阳有时也意见不一？ 阮铭：胡耀邦觉得，既然让我当总书记，我不能只管党务——他是非常重视经济的，特别是农村经济、地方经济。当时的经济，讲是讲改革开放，其实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赵紫阳呢，认为自己身为国务院总理，就得统管全国的经济。 胡耀邦到下面各个县，鼓吹发展地方经济，各地当然也巴不得发展，但争先恐后，肯定突破陈云提倡的“计划经济”，赵紫阳也不高兴。这样到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是胡刚当上总书记后主持的第一个会，他没有讲话。那时陈云已经发话批判两个东西了，一个是经济赤字，实际上也批判了赵紫阳，再一个是波兰团结工会。他的矛头对著胡、赵，也是对著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那次会上，邓、赵完全是投降，邓小平让邓力群起草讲话，“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表态说要退、退够！——陈云主张经济零增长。胡耀邦只好不作声，但他心里是不赞成的。 那时我写了关于特区的报告，我主张特区不要放慢，还要加快发展。胡耀邦一看，马上批转下去。后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们看到了，才松一口气。 陈云、胡乔木他们都是攻击特区的，陈云至死都不去特区。这些问题上，邓小平摇摇摆摆。我写了那个报告之后，陈云对特区仍然反对，邓小平也仍然不吭气。直到1984年，邓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后悔没有将上海定为特区。 那时我跟童大林他们也去了厦门，当时厦门经济很落后，特区也很小——珠海、汕头、厦门……80年代初都是中国很落后的地方。如果要是选在上海这样的从3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管理得最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区，那影响就非同小可！ 又开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会议，胡耀邦找了（我夫人）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来参加北京这个会，阮崇武当时是上海副市长。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谈，说上海要是带头开放，就会大大加速中国经济发展。中午阮崇武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打电话通气传达耀邦的讲话，但陈国栋是听陈云的呀，他就说了一句话：“上海不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还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动！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来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飞的，14城市本来包括上海呀！陈云的势力控制住上海，动不了，耽误了多少时间！ 记得我1988年是从北京经上海到美国的，在上海住在重庆南路。那个时节，上海跟我上中学的时候相比就没什么变化——我离开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后，才面貌大改观。
有什么历史事实和资料？
RFI: 六四三十周年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二 )----与邓小平对表
https://www.rfi.fr/cn/20190519-%E5%85%AD%E5%9B%9B%E4%B8%89%E5%8D%81%E5%91%A8%E5%B9%B4%E5%9B%9E%E9%A1%BE%E4%B8%AD%E5%9B%BD%E6%94%BF%E6%B2%BB%E4%BD%93%E5%88%B6%E6%94%B9%E9%9D%A9%E5%8E%86%E7%A8%8B-%E4%B8%8E%E9%82%93%E5%B0%8F%E5%B9%B3%E5%AF%B9%E8%A1%A8
苏绍智： 邓小平时代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66-mcs-1999-issue-3/503-2012-01-01-10-06-23.html
否则和文革时期 张红兵母亲因为喊了“反对毛主席”就被判死刑一样荒谬。
还要深挖细节。
反对毛泽东是没有办法。不反就没有办法执行他自己的想法。懂不懂什么叫出师有名？
邓小平阻挠改革开放真相
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对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阮铭看来，他不仅没有“设计”，更起了不少阻挠作用
很早就知晓阮铭其人，中国官方媒体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独分子”等等头衔。他十多年前从美国前往台湾任教，很少回美国，直到2013年年初，这位82岁的退休老人才从台湾“回到”美国定居，于是我以《新史记》记者的名义登门拜访，请他回顾他的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按中共论资排辈的算法，阮铭堪称“老革命”——他15岁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共，比江泽民的党龄都长，虽然江泽民比他大5岁。阮铭告诉我：江泽民是在大学里入党，我是在高中一年级入党，入党介绍人是一个高三学生，“我的上级是钱李仁，后来当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
阮铭。（高伐林摄）
中共党章不是规定18岁才能入党吗？年龄这么小、思想尚未成熟，怎么就能入党？阮铭告诉我：那时地下党对年龄没有那么严格，他还知道有一个13岁就入党的党员呢。阮铭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说：入党不限年龄的不是光地下党啊，我也是15岁就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的，年满18岁转正——我是在晋察冀解放区入的党，不过入党时也是秘密的，当时党并未公开。
看来，共产党不守自己订的规矩，源远流长。
阮铭虽然党龄长、资格老，但在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风浪中，饱受颠簸，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两个系的团委副书记（后升任书记），与胡启立、艾知生、何东昌这些后来炙手可热的政要们平起平坐，同堂议事；1958年，他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更调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为写了批周扬的一篇文章，颇受陶铸青睐，被钦点担任中宣部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但随著陶铸垮台，阮铭也就一头栽下，被抄家六次。“文革”中着实受了不少罪。
改革开放初期，他应胡耀邦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理论动态》效力，又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但随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势，他再次遭遇厄运，受到严厉批判，1987年被开除出党。
阮铭对我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愿受束缚，我说话随便，想到什么就冒出来，那时批评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义”。
他说，自己82个春秋的经历以1988年出国划界，分成两段，两段的分主题，都围绕“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国的日子：自由的追求与毁灭
第二段是在美国、台湾的岁月：自由的见证与挑战
“自由”确实就是理解阮铭命运和理念的关键词。他在60多年前的1950年夏天，在北京团市委主办的高等院校团干暑期训练班上发言时，讲过一个故事：马克思去世后，美国一家杂志创刊，请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回信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话：在他们所期望的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让阮铭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马克思主义有合理成分，脱口而出的例证也正是这句话。他说：“我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被这句话抓住了心！”
阮铭对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开放的评价，也是以“自由”为准绳。他说：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市场经济就是要自由，把束缚的绳子解开。”而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是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是自由的敌人。
阮铭的亲身经历很有独特性，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参与者，也是台湾民主走向正轨、政党轮替的见证人。他对我的回忆，也涉及这两部分内容。本篇先刊出关于他谈及中国大陆的部分。
邓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摇摆
高伐林：阮铭先生，你是中国“文革”之后大转折的亲历者，最敏锐地感受到当时气氛。我读过你的《邓小平帝国30年》等著作，书中你写道，邓小平左右来回摇摆，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专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亲身感受到中央的风向一年一变，单年左转，双年扳正——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摇摆呢？
阮铭：邓小平左右摇摆，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邓小平将国家的权力、党的权力，与他个人的权力分不开、分不清了——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党、就是国家。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一样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我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一年一变，其实不离其宗：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人们都说邓小平“三落三起”。这第三次，当他争取复出时，他写信表态：要辅佐华国锋——叶剑英倒是真的要辅佐华国锋，邓小平说要“辅佐”呢，我看是假的！邓小平看不起华国锋。他逼华下台，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当理由。邓有很强烈的个人权力欲。他说过他不抓权，不想当第一把手，说要让“年轻人”来干，但他又要控制“年轻人”。
现在人们形成一个很错误的印象，说邓小平要改革开放，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实际上哪里是这样？！
对邓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讲话”，他当然是讲了倡导改革开放的话。但另一方面的话他也讲得很厉害呀：反和平演变，警告“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提防和平演变中国等等。他自己夸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看看“邓选”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后他还说过：中国绝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有人说他“否定毛”，我看他没有“否定毛”；有人说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没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祸害说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实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请愿抗议风潮，也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高伐林：邓小平不是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讲话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阮铭：是的。我写过这段历史，我参与过，知道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跟邓小平有多少关系呢？——全会前开中央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工作会议前一段，他在国外，根本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但是他出访回国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整个会场的气氛与他预想的完全不同，胡乔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这才让胡耀邦赶快给他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你提到的那篇讲话稿，后来被称为是“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调的报告”，但这其实是个急就章。而且，仅仅三四个月后，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
改革开放的历史始终被颠倒
高伐林：那么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并没做出多大贡献？
阮铭：傅高义在《邓小平传》中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看不能这样讲。邓小平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确实对改革有推动；但是许多事并不是他的功劳，也记到他的帐上了。
例如，在邓小平还没有控制全部权力、还在辅助华国锋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和胡耀邦，还有谷牧这些人，都在华国锋领导下工作，那时就开始搞开放了呀，被陈云批成“洋跃进”——这种批评，我看没有什么道理！陈云批得最厉害的无非就是要引进十几套化工、化肥、化纤成套设备。过去毛泽东自夸我们中国“没有外债”，那时是想借外债也借不到啊！到了华国锋时代，外国愿意借钱、愿意投钱了，当时要投资100个亿，现在看起来，也算不了什么！这些项目，虽然是华国锋最后批准的，但是当时邓小平、胡耀邦都赞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没有把责任推给华国锋，而是承认自己有份。
高伐林：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阮铭：“两个凡是”当然是错的，但是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自己认错了嘛。我对胡耀邦的观感是，他对华国锋很尊重。因为他与华国锋“文革”前就在一起共过事，那时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很务实，重视生产，重视经济。华国锋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啊，在理论务虚会上，华国锋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邓小平打击理论务虚会，让胡乔木起草了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这段历史，我觉得，始终是被颠倒的！
后来陈云向改革开放发难，对特区他都说是“租界”，要废掉，邓小平觉得这样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专政问题，邓小平总是向陈云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1983年的批胡耀邦，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在政治思想领域，党内高层一发生争论，邓小平要么附和陈云，要么一声不吭。
像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的处境，我看，在叶剑英参与中央事务的时候还好一点——叶帅是支持华国锋、支持胡耀邦的。如果华国锋不下台，改革派的处境可能更好一点。回过头来看，胡耀邦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还是在华国锋时期；华国锋被邓、陈搞下去了，党内保守势力马上就把矛头指向胡耀邦了。
这个历史后来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们马上就将矛头指向赵紫阳。
胡、赵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为旁观者，是很清楚的！
亲历者作证：华国锋并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高伐林：记得把华国锋整下去时，说他的一项错误是多次阻挠邓小平复出。
阮铭：不是这么回事！华国锋并未阻挠邓复出，他主要是强调，“文革”刚结束，震动很大，在全国范围内要让人民转弯，要有一个过程。那时要否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并不容易啊。
真正不愿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汪东兴。我亲耳听见汪说过：“邓小平有什么了不起？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行！”汪东兴那时的口气很大，因为他觉得抓“四人帮”是他的功劳——确实也应该说，他与华国锋是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俩首先有这个念头，华国锋才去找叶剑英商量，行动中主要也确实是靠汪东兴的8341部队。所以后来把叶剑英抬得很高，汪东兴就不太服气。后来外面传得更多了，又是王震、又是邓小平……其实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整掉的消息比我们这些人还晚，他得知了，才给华国锋写了两封信——跟给毛泽东写“永不翻案”的信一样肉麻。
高伐林：有一个说法：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
阮铭：是的，现在一般人认为，邓、胡、赵在一起的“三驾马车”，是中国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三个人，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赵紫阳当时与胡耀邦也有矛盾。当然后来“六四”，赵紫阳遭到那样的打击，有些事现在就不提了。
高伐林：胡绩伟晚年口述写书《胡赵新政启示录》，有人要他在书名的最前面加个“邓”字——“邓胡赵”，说这样国内说不定就可以出版了，但他坚决不肯加这个字。
阮铭：是啊！胡绩伟当然最了解情况，他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嘛！
像吴江这些人都认为，陈云最懂经济，邓小平和胡耀邦都不懂经济。我看，邓小平是不太懂经济，对一切问题他都是从政治著眼，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搞平衡。他自己讲，邓力群是不改革开放的，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认为，经济上不改革开放，是可以原谅的，政治上不反自由化，是不能原谅的。所以他不能原谅胡（耀邦）赵（紫阳），却能够原谅胡（乔木）邓（力群）——毛泽东也是这样，对左派就比对右派宽容得多。
他们这一伙势力——主要是陈云、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要陈云出面，向邓小平施加压力，要邓小平支持他们。我后来看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他写得非常清楚，自夸自己的功劳，所以那几年逢单，是他们将邓小平拉过去，跟陈云站在一边了，就是马克思主义；逢双呢，就是邓陈有点不一致了，马克思主义就不行了——邓力群这本书，很能验证我自己亲历的那段岁月。当然，他这本书现在也是不让出版、不让流通的。
高伐林：中共多年来总是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阮铭：对，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华国锋虽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为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付出很多努力。
邓在政治上是毛的继承人
阮铭：否定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现在不仅是中国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对习近平不满意，说习要将毛与邓都肯定，他们极力要求全盘肯定邓，全盘否定毛。实际上，邓在政治上是继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参加起草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的讲话，把党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谓“党内11次路线斗争”。那次讲话是由叶剑英出面讲，但精神、内容实际上是由邓小平控制。本来我们起草人对“高饶联盟”，对“反右”，对“反右倾”，都要否定，但是邓小平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只要他有份参与的运动，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岗、饶漱石，是他和陈云两人去向毛泽东告的状嘛——毛泽东后来都没参加整高岗的会，让刘少奇去主持——邓小平坚持不给高饶平反；对“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邓小平坚持说“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认“扩大化”，非要留下几个人不平反。只有1959年批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邓小平因为打乒乓球摔坏了腿没去参加，既然跟他无关，他才同意彻底否定。
这些问题，只有到将来公布了历史档案，才能真相大白！
现在中共党史把毛、邓、江、胡这么排下来，胡赵那一段主政的历史，都被勾掉了。傅高义那本书，把胡耀邦写得很不堪，说他“像个蟋蟀跳来跳去”——当然，傅高义花了很大工夫，对邓的许多细节掌握了很多……
胡耀邦这个人胸怀是很宽宏的，他在讲话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赵紫阳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邓力群。邓力群日子最不好过的时候，是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评、最不得人心那一段，连邓小平都对邓力群很不高兴——后来邓小平的态度才又变了。海内外都骂邓力群之际，胡耀邦接见外宾时把邓力群找去一起见，还对外宾介绍说，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理论方面的主管。
“上海不为天下先”
阮铭：当时有人说胡启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为然，说胡启立虽然在团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启立的，是邓小平。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去当市长，让邓小平觉得满意，就提到中央来了——邓有这个特点：就从一件事看人。对王兆国不也是这样嘛，邓小平听了汇报说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邓”，就一下把他提到那么高。
胡耀邦就不是这样的。后来王震到党校来，说胡耀邦在党校有个“智囊团”，他发狠要打掉这个“智囊团”。胡耀邦说我哪里有？确实，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软弱的时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对自己的人。可是你这么对人家，人家不是这样对你啊，他们是时时、处处挑胡耀邦的毛病！
高伐林：胡耀邦与赵紫阳有时也意见不一？
阮铭：胡耀邦觉得，既然让我当总书记，我不能只管党务——他是非常重视经济的，特别是农村经济、地方经济。当时的经济，讲是讲改革开放，其实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赵紫阳呢，认为自己身为国务院总理，就得统管全国的经济。
胡耀邦到下面各个县，鼓吹发展地方经济，各地当然也巴不得发展，但争先恐后，肯定突破陈云提倡的“计划经济”，赵紫阳也不高兴。这样到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是胡刚当上总书记后主持的第一个会，他没有讲话。那时陈云已经发话批判两个东西了，一个是经济赤字，实际上也批判了赵紫阳，再一个是波兰团结工会。他的矛头对著胡、赵，也是对著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那次会上，邓、赵完全是投降，邓小平让邓力群起草讲话，“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表态说要退、退够！——陈云主张经济零增长。胡耀邦只好不作声，但他心里是不赞成的。
那时我写了关于特区的报告，我主张特区不要放慢，还要加快发展。胡耀邦一看，马上批转下去。后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们看到了，才松一口气。
陈云、胡乔木他们都是攻击特区的，陈云至死都不去特区。这些问题上，邓小平摇摇摆摆。我写了那个报告之后，陈云对特区仍然反对，邓小平也仍然不吭气。直到1984年，邓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后悔没有将上海定为特区。
那时我跟童大林他们也去了厦门，当时厦门经济很落后，特区也很小——珠海、汕头、厦门……80年代初都是中国很落后的地方。如果要是选在上海这样的从3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管理得最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区，那影响就非同小可！
又开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会议，胡耀邦找了（我夫人）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来参加北京这个会，阮崇武当时是上海副市长。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谈，说上海要是带头开放，就会大大加速中国经济发展。中午阮崇武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打电话通气传达耀邦的讲话，但陈国栋是听陈云的呀，他就说了一句话：“上海不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还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动！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来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飞的，14城市本来包括上海呀！陈云的势力控制住上海，动不了，耽误了多少时间！
记得我1988年是从北京经上海到美国的，在上海住在重庆南路。那个时节，上海跟我上中学的时候相比就没什么变化——我离开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后，才面貌大改观。
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对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阮铭看来，他不仅没有“设计”，更起了不少阻挠作用
很早就知晓阮铭其人，中国官方媒体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独分子”等等头衔。他十多年前从美国前往台湾任教，很少回美国，直到2013年年初，这位82岁的退休老人才从台湾“回到”美国定居，于是我以《新史记》记者的名义登门拜访，请他回顾他的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按中共论资排辈的算法，阮铭堪称“老革命”——他15岁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共，比江泽民的党龄都长，虽然江泽民比他大5岁。阮铭告诉我：江泽民是在大学里入党，我是在高中一年级入党，入党介绍人是一个高三学生，“我的上级是钱李仁，后来当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
阮铭。（高伐林摄）
中共党章不是规定18岁才能入党吗？年龄这么小、思想尚未成熟，怎么就能入党？阮铭告诉我：那时地下党对年龄没有那么严格，他还知道有一个13岁就入党的党员呢。阮铭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说：入党不限年龄的不是光地下党啊，我也是15岁就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的，年满18岁转正——我是在晋察冀解放区入的党，不过入党时也是秘密的，当时党并未公开。
看来，共产党不守自己订的规矩，源远流长。
阮铭虽然党龄长、资格老，但在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风浪中，饱受颠簸，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两个系的团委副书记（后升任书记），与胡启立、艾知生、何东昌这些后来炙手可热的政要们平起平坐，同堂议事；1958年，他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更调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为写了批周扬的一篇文章，颇受陶铸青睐，被钦点担任中宣部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但随著陶铸垮台，阮铭也就一头栽下，被抄家六次。“文革”中着实受了不少罪。
改革开放初期，他应胡耀邦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理论动态》效力，又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但随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势，他再次遭遇厄运，受到严厉批判，1987年被开除出党。
有什么历史事实和资料？
苏绍智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所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改革领导和组织制度固然重要，但它们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是集权型的，即一党专政、党控制一切、实行自上而下的等级授权制、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到了邓小平时代，党在经济改革中已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但仍然控制着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已逐渐变为权威主义型，即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发展经济，类似于东亚模式。近来，东亚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破产，也证明了权威主义体制失灵了。今后要在中国真正推行政治改革，就必须突破邓小平设定的框架，这样才能为从一党专政的权威主义制度转为多元民主开辟道路。 “ 四项基本原则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RFI: 六四三十周年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二 )----与邓小平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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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绍智： 邓小平时代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66-mcs-1999-issue-3/503-2012-01-01-10-06-23.html
否则和文革时期 张红兵母亲因为喊了“反对毛主席”就被判死刑一样荒谬。
还要深挖细节。
反对毛泽东是没有办法。不反就没有办法执行他自己的想法。懂不懂什么叫出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