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数千年有记载的历史中，英雄豪杰辈出，他们的故事被千古传颂。在这些故事中，刘邦、项羽的楚汉相争被人们津津乐道，楚霸王乌江边上最后的一剑，令人惋惜。 其实2000多年后的国共相争，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楚汉之争。不同的是，蒋委员长不但没自杀，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地盘虽小了很多，但照样称孤道寡，直到毛去世的前一年清明节才离开人世。 委员长在同一时代的政治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除了败于毛外，纵横天下几十年，鲜有对手。他一生中韧性极强，能屈能伸，几次下野，又几次复出，能率领全体国人经过八年抗战，最后战胜强敌日本，功彪史册。 谁曾想，战胜日本后仅四年，国军大败，委员长就退守台湾，从此再未回过大陆。 对于自己的大败，委员长痛心疾首，进行了大量反思。委员长对于 1949 年失败的检讨，分别见于演讲、文告、函电、日记等著述中，以下资料就是他的心得。 1.军事方面 军事方面，委员长认为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军事上的制度没有能健全的建立起来。委员长十分强调制度的重要，特别是军事制度，包括军中之人事制度、卫生制度、经济制度、军需制度、监察制度、政工制度、教育训练等。他表示：“我们要建国建军，就必先建立制度，制度不能建立，国家就无法长治久安，即使侥倖获致一时的胜利，结果还是失败的。”他在 1949 年1 月 21 日下野当周日记中记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今后建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50年10 月革命实践研究院成立后，他在对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本来照我们总理建国大纲的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的环境关系与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一来就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并没有建立。简单的说，就是新的制度还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委员长同样也注意到战略、战术与军事失败的关系，认为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军事失败的近因”。他说：“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何况我们一般将领对于战术又毫无修养，对于剿匪战术又未能深切的研究，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2.组织方面 委员长认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组织不健全。所谓组织，不仅是指军事组织，其他党务、政治、社会等各种组织都包含在内。他表示曾经估计无论中共如何顽强，在三年之内，绝不能消灭国军，但是不到一年，大陆上的军队几乎彻底消灭，“这是谁也料不到的”。他认为“这完全由于我们的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共匪看透?我们各种弱点的所在，于是採行他政治军事各种渗透的战术，……打进到我们的组织内部，使我们本身无端惊扰，自行崩溃。我们这次失败实在就是我们本身自己崩溃，而决不是被什么敌人打败的”。他承认领导无方，督帅不严，对于失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仰，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革命的致命伤”。他要求同志痛定思痛，深切反省，“今后要想消灭共匪，驱逐俄帝，唯一的要诀，就在于充实组织，加强团结。只有组织才能够结合群众，只有团结才能够产生力量”。 3.党务方面 党务方面，委员长指出中国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党员党德沦丧、违反总理遗教等是造成大陆军事惨败的原因。他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而所谓党内派系倾轧、党员党德沦丧、违反总理遗教的根本，就是党员在精神上丧失?他对本党革命的自信心”。他认为“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一般党员，尤其是文武干部，精神上与心理上乃至一切行动生活上都忘了革命，忘了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装。……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此无论在政府、社会、学校、军队各阶层，以至举国上下，就散布了共匪的毒素，都要把国父所定的一切制度与革命方略，加以彻底推翻。因此要进?中国国民党的彻底改造，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重整革命组织，恢复革命精神”。 此外，他对于行宪之初诸种选举，如国民大会代表、副总统、立法院正副院长等选举过程中的乱象，亦有深刻感触，认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办理不得法，在旧制度刚废、新制度未立，青黄不接时候，党员没有组织，党务没有指挥能力，亦是造成大陆失败的主因，谓：“本党过去失败的主因，就是我们实施还政与民的时候，旧的制度刚废，新的制度未立，青黄不接，一切陷于崩溃脱节的现象，以致为共匪所乘。而其所以如此，穷原究委，又是我们选举失败所致。本党前年办理选举，事前既没有准备，临时又没有方法；党员既没有组织，党务又没有指挥能力。以致整个社会，乱做一团，将本党五十年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在内外交迫之下毁于一旦，这是很痛心的一件事！” 4.教育方面 除了军事、党务之外，委员长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他先将教育分为军事教育与学校教育两个方面进行检讨，对于军事教育，表示“军事教育的失败，才会到?过去这样的地步。军事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不注重民族的文化教育，尤其不重视本国的历史地理，所以教出来的学生，没有深刻的国家民族观念，因而没有自信心与自立心；第二，不注重军事科学的教育，对于时间空间的观念，不正确，不实在；第三，不注重军事哲学的教育，因此表现于军事行动上的就是无精神、无中心、无目的、无把握的心理；表现于军人本身的，就是无责任、无志气、无思想、无廉耻的丑态；所以其所作所为、所想所念的，一切都陷于被动与消极的地位；第四，不注重军事艺术的教育，因而各种技术不熟练、不精确，一般官兵无勇气、无信心”。除了军事教育失败外，学校教育也是失败的，他说：“我们在大陆上失败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沉痛的说，当时在学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为共匪的工具了。国家的青年教育，弄到这样的地步，那国家焉得而不危亡呢？整个教育的失败，是大陆惨败的原因”。
那就是共产党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而国民党只代表少数富人的利益又严重腐败，使三年内战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军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失去了人心，被抓的壮丁哪里有战斗力？
在中国历史数千年有记载的历史中，英雄豪杰辈出，他们的故事被千古传颂。在这些故事中，刘邦、项羽的楚汉相争被人们津津乐道，楚霸王乌江边上最后的一剑，令人惋惜。
其实2000多年后的国共相争，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楚汉之争。不同的是，蒋委员长不但没自杀，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地盘虽小了很多，但照样称孤道寡，直到毛去世的前一年清明节才离开人世。
委员长在同一时代的政治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除了败于毛外，纵横天下几十年，鲜有对手。他一生中韧性极强，能屈能伸，几次下野，又几次复出，能率领全体国人经过八年抗战，最后战胜强敌日本，功彪史册。
谁曾想，战胜日本后仅四年，国军大败，委员长就退守台湾，从此再未回过大陆。
对于自己的大败，委员长痛心疾首，进行了大量反思。委员长对于 1949 年失败的检讨，分别见于演讲、文告、函电、日记等著述中，以下资料就是他的心得。
1.军事方面
军事方面，委员长认为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军事上的制度没有能健全的建立起来。委员长十分强调制度的重要，特别是军事制度，包括军中之人事制度、卫生制度、经济制度、军需制度、监察制度、政工制度、教育训练等。他表示：“我们要建国建军，就必先建立制度，制度不能建立，国家就无法长治久安，即使侥倖获致一时的胜利，结果还是失败的。”他在 1949 年1 月 21 日下野当周日记中记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今后建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50年10 月革命实践研究院成立后，他在对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学员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本来照我们总理建国大纲的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的环境关系与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一来就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并没有建立。简单的说，就是新的制度还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委员长同样也注意到战略、战术与军事失败的关系，认为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军事失败的近因”。他说：“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何况我们一般将领对于战术又毫无修养，对于剿匪战术又未能深切的研究，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2.组织方面
委员长认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组织不健全。所谓组织，不仅是指军事组织，其他党务、政治、社会等各种组织都包含在内。他表示曾经估计无论中共如何顽强，在三年之内，绝不能消灭国军，但是不到一年，大陆上的军队几乎彻底消灭，“这是谁也料不到的”。他认为“这完全由于我们的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共匪看透?我们各种弱点的所在，于是採行他政治军事各种渗透的战术，……打进到我们的组织内部，使我们本身无端惊扰，自行崩溃。我们这次失败实在就是我们本身自己崩溃，而决不是被什么敌人打败的”。他承认领导无方，督帅不严，对于失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仰，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革命的致命伤”。他要求同志痛定思痛，深切反省，“今后要想消灭共匪，驱逐俄帝，唯一的要诀，就在于充实组织，加强团结。只有组织才能够结合群众，只有团结才能够产生力量”。
3.党务方面
党务方面，委员长指出中国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党员党德沦丧、违反总理遗教等是造成大陆军事惨败的原因。他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而所谓党内派系倾轧、党员党德沦丧、违反总理遗教的根本，就是党员在精神上丧失?他对本党革命的自信心”。他认为“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一般党员，尤其是文武干部，精神上与心理上乃至一切行动生活上都忘了革命，忘了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装。……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此无论在政府、社会、学校、军队各阶层，以至举国上下，就散布了共匪的毒素，都要把国父所定的一切制度与革命方略，加以彻底推翻。因此要进?中国国民党的彻底改造，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重整革命组织，恢复革命精神”。
此外，他对于行宪之初诸种选举，如国民大会代表、副总统、立法院正副院长等选举过程中的乱象，亦有深刻感触，认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办理不得法，在旧制度刚废、新制度未立，青黄不接时候，党员没有组织，党务没有指挥能力，亦是造成大陆失败的主因，谓：“本党过去失败的主因，就是我们实施还政与民的时候，旧的制度刚废，新的制度未立，青黄不接，一切陷于崩溃脱节的现象，以致为共匪所乘。而其所以如此，穷原究委，又是我们选举失败所致。本党前年办理选举，事前既没有准备，临时又没有方法；党员既没有组织，党务又没有指挥能力。以致整个社会，乱做一团，将本党五十年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在内外交迫之下毁于一旦，这是很痛心的一件事！”
4.教育方面
除了军事、党务之外，委员长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他先将教育分为军事教育与学校教育两个方面进行检讨，对于军事教育，表示“军事教育的失败，才会到?过去这样的地步。军事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不注重民族的文化教育，尤其不重视本国的历史地理，所以教出来的学生，没有深刻的国家民族观念，因而没有自信心与自立心；第二，不注重军事科学的教育，对于时间空间的观念，不正确，不实在；第三，不注重军事哲学的教育，因此表现于军事行动上的就是无精神、无中心、无目的、无把握的心理；表现于军人本身的，就是无责任、无志气、无思想、无廉耻的丑态；所以其所作所为、所想所念的，一切都陷于被动与消极的地位；第四，不注重军事艺术的教育，因而各种技术不熟练、不精确，一般官兵无勇气、无信心”。除了军事教育失败外，学校教育也是失败的，他说：“我们在大陆上失败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沉痛的说，当时在学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为共匪的工具了。国家的青年教育，弄到这样的地步，那国家焉得而不危亡呢？整个教育的失败，是大陆惨败的原因”。
那就是共产党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而国民党只代表少数富人的利益又严重腐败，使三年内战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军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失去了人心，被抓的壮丁哪里有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