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从政始末:如何从“二鬼子”到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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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从政始末:如何从“二鬼子”到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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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曾奇迹般地走进了中南海,并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毛泽东树典型

  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大讲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一条小山沟),修田造地,使家家有余粮,为国作贡献的感人事迹。称他是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这让为6亿中国人吃粮问题一直困扰着的毛泽东看到了出路,老人家越听越高兴,就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主席听了一天还不够,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深深地在毛主席心里扎了根。

  当年5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象山西昔阳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间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可见,“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这一年最先提出来的。

  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为此,周恩来在百忙中曾三上虎头山,各地党政领导和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甚至把虎头山选作自己人生的归宿之地。毛泽东虽未亲临大寨,但他认为已经寻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想法——“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又能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村工作典型。大寨就这样按照政治家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大树特树——报纸上登,广播上讲,电影院里映,“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的歌声传遍全国……

  客观地税,大寨在前期还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所以,周总理把大寨精神归纳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三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随着“文革(专题)”的兴起,大寨就逐渐变成了“极左”的样板,陈永贵本人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卷进了政治漩涡。

        走进中南海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陈永贵这个农村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可是,在1968年9月填报“九大”代表履历表时,在昔阳县“支左”的军队干部却发现他的历史有问题!

  旧社会,陈永贵家是“赤贫”,他本人是穷光蛋一个。可是在他27岁——1942年时,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曾一边给日本(专题)鬼子办事,又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档案里,他留有“归顺释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知情人称他是“二鬼子”,并当作汉奸嫌疑予以批斗,差点丧了命。解放后土改,因为他家是“赤贫”、“无产者”,政府才给他分了地和房子,所以他在历次运动中很积极,不但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

  对于自己“二鬼子”的历史,他心里一向犯虚,也不敢隐瞒。当“支左”的军队干部严肃地过问此事,他顿感问题严重,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支左”干部不敢马虎,连忙将此事上报。不久,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极小范围传达说:“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因为毛主席保他,他的政审过关了,从此再也没人翻腾。也许毛泽东是认为他是受剥削的穷苦人,也许是“爱屋及乌”,或出于形势的考虑……总之,陈永贵顺利地成为“九大”代表,还成了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多位政治局委员随即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中央“十大”也因此提前召开,在讨论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中央一位领导说:“关于陈永贵同志到中央来,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中央委员们二话没说,一阵鼓掌就算通过了。

  陈永贵成了政治局委员后,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又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迹——一个从虎头山走下来的“泥腿子”进了中南海。后来,他本人回忆此事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当然,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非陈永贵一人。陕西成阳的纺织女工吴桂贤也当过副总理,辽宁蔬菜公司的李素文还当过人大副委员长。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何况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树的典型。

  难怪有一次在昔阳干部大会上,陈永贵都禁不住得意洋洋地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列宁也没有,可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一次他在昔阳干部会上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才连忙改口。

  尽管他文化低,但口才很好,也有些工作能力,还懂点辩证法。他能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新见解和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农村的生产、工作,他不用讲稿,随口说去,很有吸引力。如果按秘书的讲稿,那他没法念;为此昔阳县专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格大行稀,一页100字。从县里挑一两个熟悉他的人当秘书,生僻字注上同音字,这他才能念。

        高层岁月

  陈永贵到中央来工作,“四人帮”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张春桥还多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陈永贵对此是心知肚明,也照例出席,见面也不搭理“四人帮”。看在毛主席的面子,只对江青点点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江青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很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骂了个遍。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上的人没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讲话完毕,陈永贵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表示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陈永贵看见了十分气愤,本来就看不惯张春桥傲慢的作派,心中就产生了跟他斗的想法。

  有一次,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提议让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在山西多年,与陈永贵不和。陈永贵发言:“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他还举了几个事例加以说明,对此大多数人表示认同。张春桥就有些恼怒地说:“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陈永贵顿时翻了脸,瞪着张春桥斥问:“你这是说谁?”张又冷嘲热讽回敬了几句,陈永贵站起来叫道:“党的会议不许说话么?我反映的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搞得张春桥很狼狈。古语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陈永贵到中央来,一不为官,二不图钱,三不拖家带口进京享福,全因“党的安排”,他怕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说:“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和他同为大老粗,看他跟张春桥斗,心里很高兴。还上书毛主席,说张春桥动不动训人,口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不让人家讲话。

  毛主席看了许世友的信,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算是不点名,把张春桥敲打了几下。

  周恩来在医院得知陈、张吵架,连忙召见陈永贵,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总理真是善良,又操心太多。其实“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四届“人大”安排人事,江青一伙很想挤进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天,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推心置腹地说:“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听了又喜又忧:“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总理正色道:“你这个永贵同志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现在中央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干别人还想抢着干呢。你还是干吧,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也同意,你是农民代表嘛!”陈永贵一味说自己能力差,怕胜任不了。周总理又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给他讲李自成的故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闯王能打进北京灭了明朝?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结果,四届人大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

  当上副总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经常叹息:“我他妈一个农民,从来没动手写过,还得批文件!”

  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来看他,碰见工作人员给他送文件,就悄悄地问:“你咋批文件哩?”陈永贵笑着老实地说:“咋批?别人画圈我画圈呗!”不过,他是有参考的,主要看周恩来、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几位的名子:“他们画,我跟着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不知这是农民的狡黠,还是大智若愚?总之,再怎么不能站错队呀!

  自当上副总理,中央要他搬进钓鱼台3号楼住。这里曾是皇家园林,绿树掩映,十分幽静。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让风风火火忙惯了的陈永贵十分不习惯,便常到各处去看看。可一回到钓鱼台,看到桌上堆满了文件,就皱眉发愁,心里不是滋味。

  1975年5月,他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信中还要求搬出钓鱼台。不几天,毛主席把那封信还给他,上面批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毛主席还在会上表扬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又对政治局委员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年8月,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住进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可国务院仍给他配了秘书、内卫、司机、炊事员和一个警卫班。还有一辆红旗轿车和一辆空调车,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如此,他也不带老婆和孩子来北京享福,念念不忘的是尽量能为党做一点工作。

    从巅峰到平地

  受到毛主席赞扬后,陈永贵头脑有些发热。一次回大寨,他把笔杆子宗莎萌叫来,要他起草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他琢磨了几天,总结了5点意见,中心是提议“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看了《建议》,觉得拿不准。1975年8月14日,他在《建议》上指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这年9月至10月,邓小平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赵紫阳、谭启龙两位大省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力主向大队核算过渡。争论到了白热化,陈永贵火气上窜,高腔大嗓嚷了一通,留下了“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因为意见不统一,他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这之后,陈永贵先后回昔阳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很“左”的!

  这期间,他还到全国各地,按照大寨模式讲了一些话,很让人反感。如在陕西关中视察,看到八百里秦川,他说“这里地是好地。就是人懒!”这让关中人很不感冒。到长春看见伪满时期修的体育馆,他说:“吉林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我如果带5000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吉林人说:“就他那旮旯人能,吹呗!”他到北大(专题)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骂:“他妈的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拾马粪?”

  陈永贵在任上,曾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和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集体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可是,他的这种思想,特别是他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很支持。为此。中央在1977年下发的49号文件中指示:“可以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结果,在一些地方试行了一个冬春。人为地扯平了贫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较富裕生产队的积极性。另外,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社员怨声四起。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中国首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当选为理事长,应800名代表的请求,他带领代表们赴大寨参观。却发现虎头山光秃秃一片,树林全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因为山头的土地不耐旱,小麦连穗才六七寸高!山间(人造小平原)小麦、玉米长势不错,但病虫害严重。这与代表们心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典型大相径庭,且毫无科学可言……

  杨显东回到北京后,又组织60多位农业、经济专家座谈此事,在1979年春举行的全国政协会上。

  他在小组会上对“农业学大寨”最早发出质疑:“我认为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人贫困的峡谷。”他还尖锐地批评:“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广大农民对捆在一起的集体化生产十分厌恶。一些地方的社员,“上工等队长打钟,下地干活磨洋工”,生产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个鸡蛋的价值!所以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扩大自留地,尝试包户到户。万里同志在安徽说:“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批促大干、人造小平原,我已经宣布安徽省不学大寨那一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等于否定了“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此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批判“农业学大寨”中极“左”倾向的文章登上了报纸。一贯底气十足的陈永贵这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也不要权的,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了。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要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同年10月。在山西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人认为陈永贵有问题,不但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还要求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甚至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陈永贵又气又怕,他说:“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他跑到北京,找邓小平诉苦。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可解了陈永贵的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冷静、理智起来,也便无人再找陈永贵的麻烦。

  后来,因为他再没当选党代表,党内职务自然全部消失——一个从田野提升起来的人,又回到了平地上。算好,人家没站错队,从高端下来是“软着陆”,没有摔得头破血流……     

        不改农民本色

  陈永贵身居高位时,依然保持农民淳朴本色,生活朴素,为政清廉,这一点让人特敬佩。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辞去副总理后,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的是让他有一份养老的工资。他就主动退掉了红旗车和一切公家的东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长楼去住,出门走路或乘公交车。

  对于农场“顾问”一职,他可当了真。不但关心农场的发展,过问作物的合理搭配,还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劳、朴实、节俭的好习惯,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该文最后说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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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fang
我印象在抗战时期,出头人物往往是,日国共几面都讨好才能站住脚,不然早就送命了。
方外居士
当年给日本人干事的多了,我们村就有好多当过伪军,后来照样是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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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2f
陈是暗中帮助八路军的好保长。就像平原游击队里那个"平安无事咯“。

他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可嘉。自己动手,不向国家伸手。另一个例子是河南安阳林县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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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时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以及贾进才、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等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组织广大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首先向群山恶水展开宣战。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他们就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花去了十年的工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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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fang
不向国家伸手,所以东北发生了下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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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2f
东北下岗潮是因为不让国企涨价,只让私企涨价。非常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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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3649
给鬼子做事没有关系,鬼子比较帮助中共站稳脚跟,甚至很多鬼子加入解放军帮中共打内战。中共心里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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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fang
国企不知变通,无法应对不断改变的局势。
方外居士
应该是为了稳定物价。国企份量太重,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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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2f
如果先让国企涨价,以后再让私企涨价,那国企就会知变通,而且会大发展。东北国企会比南方私企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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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2f
那应该允许国企慢慢涨价,比如先涨5%。先不许私企涨价。等国企大发展以后再允许私企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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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fang
国企的问题是人浮于事,裙带关系,不思改革,所以总得靠国家输血方可存活。
老生常谈12
东北下岗潮主要是国家政策束缚,不给深圳浦东沿海开放优惠政策,还贱卖国企给私人,买断工龄剥离老工人。
方外居士
是这么回事。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方外居士
那时企业办社会,企业负担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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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2f
还有就是突然放开进口,鼓励所有企业重复进口外国产品,不给国企时间适应。一下就冲垮了许多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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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2f
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几十年不允许国企涨价,在物资缺乏的时代,哪怕每年允许涨2%就能极大的提高国企的积极性。
华府采菊人
毛主席不在乎老陈当过汉奸,别人就管不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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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nkplay
八几年在木须地高干楼下的小卖部经常看到他。
方外居士
一直没有明白当时是怎么回事。突然搞得了一个抓大放小,大批小型公有企业被私人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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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008
有当上副总理的前伪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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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2f
理论是懂管理的人少,没有那么多的人管的好那么多的小型国企。这个理论也不一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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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gate
再怎么美化,也是个汉奸。貌似忠厚,陈HJ是非常狡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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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leilren1
传说中的木须地22(2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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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mango
没错,听GCD的话没啥好下场,因为政策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