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五浴场的中央首长和家人们
作者：张宝昌
01
首长们各自不同的爱好
五浴场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等多位中央首长和家属固定游泳、观海、散步、休息的地方。
1955年，朱德与外孙刘建在北戴河海滨
1951年，宋庆龄在北戴河同志愿军战士交谈
1971年9月2日，陈毅与聂荣臻在北戴河见面
1954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北戴河海边交谈
02
首长夫人们在五浴场的活动
江青很少游泳，但天气好水温高时，她会事先打来电话询问，或由我们告诉她哪天适合游泳。那时江青身体不算太好，要求比其他夫人相对高些。比如，她下海时，怕扎脚，专门穿一双很厚的白色软底布鞋。她游泳时间不长，需要救护班人员在她后面拿着救生圈跟着，但不让靠她太近。她虽然会游泳，但游得比较慢，会游泳的女同志也陪她一起游。游完泳后，除冲澡外，她还让理发师给她专门洗头，吹干，然后去休息。
刘少奇、王光美与家人在北戴河
1955年8月，彭真与夫人张洁清在北戴河海滨
总之，首长们来北戴河除了工作，主要就是游泳、休息。他们休闲时的状态同普通人一样，自然而富有人情味，而且又十分节俭，绝无公款招待一说。
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
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最普通不过的旅游景点。但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
去北戴河就像搬家
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大领导全部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使领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说外国话，也听不懂。
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邻居们级别差不多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只要在海滩散步，就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碰上，记得陈毅夫人张茜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她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
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时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上很多文艺工作者。比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点，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
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03
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
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04
政治空气紧张时忌讳串门
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叉鱼。
从海滩质量上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我们孩子们之间就很自然地相互串，好多成了朋友。像张治中、包尔汉、李涛、傅钟，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恋爱。
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承想，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
中关村科学家们（除老钱）的子女，回忆起来则是另一番天地，天桥那一片大杂院的孩子，既没有北戴河的海滨，也没有莫斯科新侨的西餐，不吃棒子面就是幸福了。
唉，悲剧呀，。。。这洗脑洗的什么时候可以去掉？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都是笑话而已
。。。。。。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怎么就是资产阶级的了?
可笑
姓陈，她的亲叔叔还是亲大爷是上将，她的亲叔叔还是亲大爷把她给糟蹋了。
迁址，到21世纪了上网自由都没有！
蒋委员长有庐山别墅，美国总统有戴维营，苏联领袖有疗养院，... 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高干及其统战权贵了。什么样的阶级配什么样的地位，符合基本的人性。相信抽象的公平正义的老百姓是天真的大冤种，哪有“全心全意为什么服务”的人民公仆？
北戴河五浴场的中央首长和家人们
作者：张宝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年夏天，中央领导及家属都要去北戴河避暑、休息，因保密严格，引起外界各种不切实际的猜想。曾担任中直机关北戴河暑期办公室浴场组长的张宝昌，当时主要负责五浴场的招待服务工作，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刘少奇在北戴河01
首长们各自不同的爱好
五浴场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等多位中央首长和家属固定游泳、观海、散步、休息的地方。
毛主席在1954年至1962年去北戴河比较多，除偶尔接见外宾、开会外，主要是游泳、看书或在沙滩敞篷下休息。他在五浴场的活动时间较长，房间相对大一点。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桌，两个靠背沙发和不足八平方米的洗澡间。毛主席有时在床上靠着看一两个小时书，有时游泳冲澡后在床上睡个午觉，有时坐在敞篷下，一边吸烟喝茶，一边遥望大海，静心思考。据毛主席警卫封耀松回忆，毛主席的壮丽诗词《浪淘沙·北戴河》就是在北戴河有感而作的。
1954年，毛泽东和李讷、李敏、毛远新在北戴河浴场 那些年，我只有一次和大家陪毛主席在海里游泳，游了2小时40分钟。那是一天下午，阳光充足，海水很清，风浪不大。好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员、游泳班的同志、医生、护士都同他一起在海里游来游去，毛主席很高兴。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游泳方式，或仰着游或漂在海面上抽烟，十分自在。游的时间长了，就登上海上固定平台休息20分钟，抽根烟，喝杯茶，再下海游个把小时。 毛主席对我们工作人员比在北京时还要宽松。对浴场组工作人员和救护班战士特别关心。 一次，毛主席问我们：你们吃的、住的怎么样？晚上浪声大，你们睡得着吗？你们怕不怕？晚上来台风怎么办？浪打上来，你们都睡着怎么办？关于这些小细节，毛主席问得十分仔细。有时，他见我们很辛苦，就跟他的管理员张国兴说：用我的工资去买螃蟹招待他们。于是，张国兴买来两大桶螃蟹，到大食堂煮好后拿给我们吃。
▲那个时候的夏季，中办的北戴河管理处，通常要从国家游泳队请几位女运动员，专门负责教在此避暑的首长和孩子们游泳。刘少奇一家也是北戴河的常客。刘少奇的子女有的在外地工作，每年的北戴河休假，是他们全家大团圆的时候。图为1954年夏，刘少奇、王光美同子女在北戴河游泳。 刘少奇下海游泳比较少，天气好且时间充裕时才下海，但很少到他专用的房间休息，几乎每次都先到大厅抽一根烟，喝一杯水然后就下去游。警卫员、游泳班的同志陪着他下海，他游的时间并不长，一般半个小时，回来后冲个澡，休息休息，穿上衣服然后走回住处。天气好时，刘少奇也喜欢在沙滩上席地而坐，看孩子们嬉戏玩耍，抓小螃蟹、堆沙子。 周总理不能游泳（在延安时落马摔伤，胳膊无法伸直用力），他的住处离三浴场近，有时就去三浴场休息，在那儿看文件，或约人谈话。不过周总理会抽空到五浴场看看，因为主要首长都集中在五浴场，所以他过来一是查看安全情况，二是鼓励工作人员办事一定要细致周到，比如，他按照保健医的建议让工作人员准备一瓶茅台酒，有的首长如果需要可以喝一点暖暖身体。1955年，朱德与外孙刘建在北戴河海滨
“文革”前，朱总司令只要不出席外地会议几乎每年夏天都到北戴河，他在中央主要领导中去北戴河最早，走得最晚。他在五浴场主要是游泳，有时和秘书下棋，或找人谈话，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朱总司令话不多，为了保证每天可以游泳，他总是早起床看文件。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人，尽管话不多，但很体谅大家的辛苦。一次，朱德主动提出与大家合影。这种关爱，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感动。 陈云身体不太好，肠胃怕凉，基本不下海，最多在沙滩上看看海，坐一会儿，喝点水，散散步。1958年后，他更是很少来北戴河，大部分时间都到南方去休养。1951年，宋庆龄在北戴河同志愿军战士交谈
陈毅无论走到哪儿，大家都喜欢和他聊天，开玩笑。他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副总理，外事工作繁忙，其他首长来北戴河时，他经常在北京“看家”。但是一有空，他就早上坐火车到北戴河，晚上再坐火车回北京。他喜欢海，在海边散步，更喜欢呼吸新鲜空气。 一次，他来到五浴场，头戴礼帽，身穿一套乳白色西服，系黑色领带，戴一副墨镜，穿着一双从国外带回来的白色软塑料凉鞋（当时相当时髦），问我们：“怎么样，见过这样的鞋子没有？”我们笑着说：“没见过。”其他夫人们看了说：“陈老总，你不像中国人啊，好像西方的一个阔佬。”引得大家哈哈笑。 他一高兴走下台阶，下面是沙滩，一脚下去，鞋里灌满了沙子。“哎哟！哎哟！不行不行！”他赶紧跑上来，坐在椅子上脱下凉鞋倒沙子。首长放松时都是这样随和、幽默。1971年9月2日，陈毅与聂荣臻在北戴河见面
邓小平、杨尚昆、罗瑞卿都喜欢游泳，体力好，在五浴场游泳多。他们没有专用休息室，只有专用冲澡的小房间，所以都是快来、快洗、快走。邓小平和罗瑞卿喜欢打桥牌，他们俩是固定牌友，每次游完泳就一起去北戴河俱乐部打桥牌。 杨尚昆主要就是游泳，他的泳技出众，大风大浪也不怕。杨尚昆还规定，不管是谁，都得自己掏钱买冰淇淋（总特灶的西餐厨师每年夏天和我们一起到北戴河为大家手工制作冰淇淋），按成本价两毛一个。1954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北戴河海边交谈
杨尚昆喜欢和工作人员聊天，他看我们有时比较辛苦，说：“你们吃，我请客了，包括游泳班的同志一人一个。”有时还让他的儿子（大家都叫他“小二”）给我们照相，并笑着说：“小二照相，不惜工本。” 我们在北戴河工作责任重大，虽然辛苦，但是首长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的伙食标准比首长都高，好多东西他们都得自己掏钱买。对工作人员，首长们都十分关心，想得周到。02
首长夫人们在五浴场的活动
江青很少游泳，但天气好水温高时，她会事先打来电话询问，或由我们告诉她哪天适合游泳。那时江青身体不算太好，要求比其他夫人相对高些。比如，她下海时，怕扎脚，专门穿一双很厚的白色软底布鞋。她游泳时间不长，需要救护班人员在她后面拿着救生圈跟着，但不让靠她太近。她虽然会游泳，但游得比较慢，会游泳的女同志也陪她一起游。游完泳后，除冲澡外，她还让理发师给她专门洗头，吹干，然后去休息。
这一套流程下来比游泳时间还长。她如果下午来的话，基本要在五浴场待一个下午。那时的她比较和气，在浴场从来不发脾气，和工作人员有时点点头，笑一笑。刘少奇、王光美与家人在北戴河
王光美和朱仲丽（王稼祥夫人）都会游泳，两人经常坐在海边沙滩上聊天，说话很投机。王光美当时怀有七个月身孕，一点儿不娇气，仍下海游泳，游泳回来后坐在沙滩上晒太阳，跟朱仲丽聊天，像普通女性一样聊家人，聊穿着打扮等等。
1958年，邓颖超在北戴河海滩留影 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时游泳，但不经常游。其他夫人我没见过有下海的，邓颖超离五浴场比较远，很少去，最多在三浴场散散步，陪周总理聊聊天。 康克清也不下海，仅在海边散步，晒太阳，领着孩子在沙滩玩儿，有时等着朱德一块儿回去。蔡畅也不游泳，有时领着两个外孙在沙滩散步，看他们玩耍。蔡畅是个很随和的老人，在北戴河时经常请任弼时遗孀陈琮英和孩子到她家做客。 朱德夫妇也特别关怀陈琮英一家，在北戴河时经常同陈琮英一家会面、聊天。中央每年都安排陈琮英和孩子到北戴河，杨尚昆批准只有她该招待的时候招待，该适当照顾的时候照顾，有些费用不用收。1955年8月，彭真与夫人张洁清在北戴河海滨
总之，首长们来北戴河除了工作，主要就是游泳、休息。他们休闲时的状态同普通人一样，自然而富有人情味，而且又十分节俭，绝无公款招待一说。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合订本》2018年第7期 高干子女的北戴河生活 作者：程 丹
上世纪60代初，国民革命军上将、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的六个女儿在海边合影。左起：程欣（四女）、程瑜（二女）、程玉（小女）、程熙（长女）、程文（三女）、程丹（五女）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
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最普通不过的旅游景点。但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
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
01
去北戴河就像搬家
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大领导全部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使领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说外国话，也听不懂。
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02
邻居们级别差不多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只要在海滩散步，就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碰上，记得陈毅夫人张茜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她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
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时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上很多文艺工作者。比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点，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
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03
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
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设立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04
政治空气紧张时忌讳串门
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叉鱼。
从海滩质量上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就很自然地相互串，好多成了朋友。像张治中、包尔汉、李涛、傅钟，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恋爱。
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承想，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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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学家们（除老钱）的子女，回忆起来则是另一番天地，天桥那一片大杂院的孩子，既没有北戴河的海滨，也没有莫斯科新侨的西餐，不吃棒子面就是幸福了。
唉，悲剧呀，。。。这洗脑洗的什么时候可以去掉？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都是笑话而已
。。。。。。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怎么就是资产阶级的了?
可笑
。。。。。。
姓陈，她的亲叔叔还是亲大爷是上将，她的亲叔叔还是亲大爷把她给糟蹋了。
迁址，到21世纪了上网自由都没有！
蒋委员长有庐山别墅，美国总统有戴维营，苏联领袖有疗养院，... 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高干及其统战权贵了。什么样的阶级配什么样的地位，符合基本的人性。相信抽象的公平正义的老百姓是天真的大冤种，哪有“全心全意为什么服务”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