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正常年景。
不是个可理喻之人。
哈
58年和78年,说明了20年的发展。
您是理解不了还是不愿理解?
其它的记不得了。
这是白先生昨天转发文章第二部分中的内容。白先生仅仅转了文章涉及天灾的第一部分。只说了天灾,而不谈包括人祸的第二部分。文章的原作者是官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文章详细分析了人祸的五个决策错误。 最后给出关键的结论: 【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陈东林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
【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为什么辩方拿不出来让公众信服的证据呢?
危及全局的自然灾害。59年是这样,78年也是这样。
这些都可造成大量减产,而且更可能是造成大量减产的主因。 我村长辈至今还记得, 长得好好的玉米,一个命令下来,砍了, 改种高粱。 这种瞎指挥不造成减产?我也是农村长大,这类故事听多了。
彭总有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禾)童与姑。 —— 这难道不会造成大幅度减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1206/23/53347_1106560464.shtml
毛巴佬公社那一套死路一条,这是共识。
大学生是受保护的珍稀动物。;-))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正常年景。
不是个可理喻之人。
哈
58年和78年,说明了20年的发展。
您是理解不了还是不愿理解?
哈
其它的记不得了。
这是白先生昨天转发文章第二部分中的内容。白先生仅仅转了文章涉及天灾的第一部分。只说了天灾,而不谈包括人祸的第二部分。文章的原作者是官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文章详细分析了人祸的五个决策错误。 最后给出关键的结论: 【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陈东林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
【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为什么辩方拿不出来让公众信服的证据呢?
危及全局的自然灾害。59年是这样,78年也是这样。
这些都可造成大量减产,而且更可能是造成大量减产的主因。 我村长辈至今还记得, 长得好好的玉米,一个命令下来,砍了, 改种高粱。 这种瞎指挥不造成减产?我也是农村长大,这类故事听多了。
彭总有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禾)童与姑。 —— 这难道不会造成大幅度减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1206/23/53347_1106560464.shtml
毛巴佬公社那一套死路一条,这是共识。
大学生是受保护的珍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