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正常年景。
不是个可理喻之人。
哈
58年和78年，说明了20年的发展。
您是理解不了还是不愿理解？
其它的记不得了。
这是白先生昨天转发文章第二部分中的内容。白先生仅仅转了文章涉及天灾的第一部分。只说了天灾，而不谈包括人祸的第二部分。文章的原作者是官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文章详细分析了人祸的五个决策错误。 最后给出关键的结论： 【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陈东林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
【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为什么辩方拿不出来让公众信服的证据呢？
危及全局的自然灾害。59年是这样，78年也是这样。
这些都可造成大量减产，而且更可能是造成大量减产的主因。 我村长辈至今还记得， 长得好好的玉米，一个命令下来，砍了， 改种高粱。 这种瞎指挥不造成减产？我也是农村长大，这类故事听多了。
彭总有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禾）童与姑。 —— 这难道不会造成大幅度减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1206/23/53347_1106560464.shtml
毛巴佬公社那一套死路一条，这是共识。
大学生是受保护的珍稀动物。；-））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正常年景。
不是个可理喻之人。
哈
58年和78年，说明了20年的发展。
您是理解不了还是不愿理解？
哈
其它的记不得了。
这是白先生昨天转发文章第二部分中的内容。白先生仅仅转了文章涉及天灾的第一部分。只说了天灾，而不谈包括人祸的第二部分。文章的原作者是官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文章详细分析了人祸的五个决策错误。 最后给出关键的结论： 【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陈东林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
【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为什么辩方拿不出来让公众信服的证据呢？
危及全局的自然灾害。59年是这样，78年也是这样。
这些都可造成大量减产，而且更可能是造成大量减产的主因。 我村长辈至今还记得， 长得好好的玉米，一个命令下来，砍了， 改种高粱。 这种瞎指挥不造成减产？我也是农村长大，这类故事听多了。
彭总有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禾）童与姑。 —— 这难道不会造成大幅度减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1206/23/53347_1106560464.shtml
毛巴佬公社那一套死路一条，这是共识。
大学生是受保护的珍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