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老三届,即文革前的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今天讲讲那个特殊年代中发生在他们一些人身上的故事。
亲戚A,68届高中生,喜欢写日记。文化大革命时在日记中写了对文革的不满,结果被人偷看并揭发,打成现形反革命。上山下乡开始了,他被学校押解到贵州乡下去插队落户。贵州乡下的人一看来了个现形反革命,吓得要命,坚决不肯接收。他们说,现形反革命我们对付不了,坚决要求将其退回上海。结果A只得由原班人马原路押解回上海。A后来被分在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
亲戚B,68届高中生,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三反五反中已经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关入牛棚,家中只有不工作的老母亲一人。上山下乡开始了,B想,象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到了乡下是不会有出路的,只会永远待在乡下不得翻身,所以根本不想去乡下。但学校和里弄天天要到家里来动员,怎么办?他想想父亲已经进了牛棚被管制,老母亲一人在家,工宣队大概不至于对她怎样,所以决定“躲”。每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离家出走,晚上天黑以后才悄悄地溜回家。这样试了几天后,发现动员的人没对他妈妈怎么样,所以更坚定了他把“躲”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这样每天早出晚归躲了不知多长时间,直到没有人再去他家动员为止。再后来B也被分到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了。
朋友的哥哥C,67届高中生,家庭出身资本家。他人很活络,虽然出身不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学校里担任造反派头头,叱咤风云。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在上海工矿。77年高考开始了,他和其他很多人情况一样,考得高分但落选。C没有等闲视之,他和一大群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老三届高中生每人头颈里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高考分数,天天坐在上海市政府办公地方门前的马路上示威。不知他们到底静坐示威了多少天,后来上海市只得扩大招生,把一大批高分的老三届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扩招了进去,包括他,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我家亲戚B。
以上的几个故事听起来很荒唐,令人无奈。下面的几个故事就很悲惨了。
同学E,68届初中生,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文革初期E的父亲被打成某大学“三家村”中的一员,因为受不了迫害侮辱,同E的母亲一起在文革初期就双双自尽了,留下年幼的E和两个弟弟与年老的祖母相依为命。E的外婆为此哭瞎了眼睛。后来,E认识了来上海串联的新疆大学生,17岁的她远离上海嫁去了新疆,永远地离开了那片伤心之地,以后再也没有迁回上海。
同学F,68届初中生。上山下乡开始后,跟着其在其他学校就读的哥哥一起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他们去的那里是深山老林,非常偏僻,以前是麻疯病人隔离的地方。在那里看病要翻越九座大山才有诊所,在山上看山下的人像火柴盒子里的火柴一般大小。F的哥哥生病发烧没有药,得不到及时治疗,在乡下去世了。他的父母把F从深山老林里领回了上海,而他的哥哥就永远地留在了大山里。F78年考入大学,但他很少参加中学同学聚会,也极少有人知道他家是两个人出去,只有一个人幸存回到了上海。
同学G,68届初中生,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母亲因为受不了精神上的迫害和压力,诱发了精神病。插队落户一开始时,G只好去下乡插队,后政策改变,他得以回到上海照顾患病的母亲。高考恢复后,G经过努力总算考上了研究生。
EFG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个例,但这几位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同班同学。
以上ABCG后来都来了美国,回想起这些荒唐事,没有一个人想回国去(探亲旅游除外)。
唉,中国啊中国,一声叹息!
还有两个很荒唐或很悲哀的故事,因为当事人不愿意曝光或怕当事人见到会不高兴就不写了。唉,虽然他(她)们都已走出国门,留下的是一生的阴影……
当然权贵、红二代更有出路:
他们可参军!入党!上大学(连考试都免了)!
习就是最好的实例:习的清华入学考是:1/3+1/5=2/8?
哈
只是家庭背景高于首批。班上唯二的地市级干部子弟即出自这五人。且除了本市的两位(非彼二人)都住校。
届分数高没录取,5个小年令分数稍低都录取了。
书的权利。另外七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吃不饱饭,这都是怎么回事啊,不是1949年就解放了吗?以前从来沒听说过这些。农村的人真的是太可怜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其中之一便是文盲率高居不下的问题。
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比高达80%,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95%。
就把一些出身不好的考生卡掉了。
到录取时出身不好的考生也有好些学校拒收的,甚至到78级时仍有这样的现象。广东省78级高考理工科状元在77级时考分超过3百分,但没有学校录取(77级广东省考分240分甚至更低一点都能上本科)。78年再考,4百多分,理工科第一名,登了报纸的,但据说也是有学校不愿录去,最后录取到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据他本人多年后回忆说,是因为他父亲49年以前是旧广州市政府职员,属于出身不好。
校,是个人没有学习的机会。
我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老三届,即文革前的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今天讲讲那个特殊年代中发生在他们一些人身上的故事。
亲戚A,68届高中生,喜欢写日记。文化大革命时在日记中写了对文革的不满,结果被人偷看并揭发,打成现形反革命。上山下乡开始了,他被学校押解到贵州乡下去插队落户。贵州乡下的人一看来了个现形反革命,吓得要命,坚决不肯接收。他们说,现形反革命我们对付不了,坚决要求将其退回上海。结果A只得由原班人马原路押解回上海。A后来被分在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
亲戚B,68届高中生,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三反五反中已经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关入牛棚,家中只有不工作的老母亲一人。上山下乡开始了,B想,象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到了乡下是不会有出路的,只会永远待在乡下不得翻身,所以根本不想去乡下。但学校和里弄天天要到家里来动员,怎么办?他想想父亲已经进了牛棚被管制,老母亲一人在家,工宣队大概不至于对她怎样,所以决定“躲”。每天一早天还没亮他就离家出走,晚上天黑以后才悄悄地溜回家。这样试了几天后,发现动员的人没对他妈妈怎么样,所以更坚定了他把“躲”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这样每天早出晚归躲了不知多长时间,直到没有人再去他家动员为止。再后来B也被分到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了。
朋友的哥哥C,67届高中生,家庭出身资本家。他人很活络,虽然出身不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学校里担任造反派头头,叱咤风云。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在上海工矿。77年高考开始了,他和其他很多人情况一样,考得高分但落选。C没有等闲视之,他和一大群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老三届高中生每人头颈里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高考分数,天天坐在上海市政府办公地方门前的马路上示威。不知他们到底静坐示威了多少天,后来上海市只得扩大招生,把一大批高分的老三届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扩招了进去,包括他,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我家亲戚B。
以上的几个故事听起来很荒唐,令人无奈。下面的几个故事就很悲惨了。
同学E,68届初中生,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文革初期E的父亲被打成某大学“三家村”中的一员,因为受不了迫害侮辱,同E的母亲一起在文革初期就双双自尽了,留下年幼的E和两个弟弟与年老的祖母相依为命。E的外婆为此哭瞎了眼睛。后来,E认识了来上海串联的新疆大学生,17岁的她远离上海嫁去了新疆,永远地离开了那片伤心之地,以后再也没有迁回上海。
同学F,68届初中生。上山下乡开始后,跟着其在其他学校就读的哥哥一起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他们去的那里是深山老林,非常偏僻,以前是麻疯病人隔离的地方。在那里看病要翻越九座大山才有诊所,在山上看山下的人像火柴盒子里的火柴一般大小。F的哥哥生病发烧没有药,得不到及时治疗,在乡下去世了。他的父母把F从深山老林里领回了上海,而他的哥哥就永远地留在了大山里。F78年考入大学,但他很少参加中学同学聚会,也极少有人知道他家是两个人出去,只有一个人幸存回到了上海。
同学G,68届初中生,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母亲因为受不了精神上的迫害和压力,诱发了精神病。插队落户一开始时,G只好去下乡插队,后政策改变,他得以回到上海照顾患病的母亲。高考恢复后,G经过努力总算考上了研究生。
EFG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个例,但这几位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同班同学。
以上ABCG后来都来了美国,回想起这些荒唐事,没有一个人想回国去(探亲旅游除外)。
唉,中国啊中国,一声叹息!
还有两个很荒唐或很悲哀的故事,因为当事人不愿意曝光或怕当事人见到会不高兴就不写了。唉,虽然他(她)们都已走出国门,留下的是一生的阴影……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老三届的故事 - 真人真事 退休十年 没想到我也出版了一本书 我家后院没种什么花,只有很惊艳的蔬菜花 【流坛黄金周活动】林林总总的金色物件
当然权贵、红二代更有出路:
他们可参军!入党!上大学(连考试都免了)!
习就是最好的实例:习的清华入学考是:1/3+1/5=2/8?
哈
只是家庭背景高于首批。班上唯二的地市级干部子弟即出自这五人。且除了本市的两位(非彼二人)都住校。
届分数高没录取,5个小年令分数稍低都录取了。
书的权利。另外七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吃不饱饭,这都是怎么回事啊,不是1949年就解放了吗?以前从来沒听说过这些。农村的人真的是太可怜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其中之一便是文盲率高居不下的问题。
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比高达80%,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95%。
就把一些出身不好的考生卡掉了。
到录取时出身不好的考生也有好些学校拒收的,甚至到78级时仍有这样的现象。广东省78级高考理工科状元在77级时考分超过3百分,但没有学校录取(77级广东省考分240分甚至更低一点都能上本科)。78年再考,4百多分,理工科第一名,登了报纸的,但据说也是有学校不愿录去,最后录取到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据他本人多年后回忆说,是因为他父亲49年以前是旧广州市政府职员,属于出身不好。
校,是个人没有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