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人老了，变懒了，一直不愿动手了。可进入五月份，从朋友们送来的节日信息中得知，今年是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五十五周年，很多地区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由于各种原因，我为自己错过这样的机会遗憾。作为曾经的其中经历者，我觉得有义务把一篇陈旧的记忆再次找出来重发，以此记念那些在那个时代，勇往直前的年轻一代。因为，当国家需要他们（包括我）时，可以说绝大多数是积极乐观地接受命运的挑战；绝大多数的青年，不论是在内蒙古的乌梁素海，不论是在北大荒的白山黑水，还是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丛林，他/她们经历了从未遇到过的艰难困苦，有的不幸地牺牲了年轻短暂的生命。知识青年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他们付出了他们独特的汗水和艰辛和智慧和创造。不能因为某些“伤痕文学”，就否定了绝大多数人的努力和坚持，那些人里面，也包括了当地的老乡以及各级基层干部。否则，就是对他们的背叛，更是对失去的生命的亵渎。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也冲击了学校的教育，我的小学6年级后半期的学习也被中断。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历届运动都不得安宁的父亲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亲每天担惊受怕地照顾并管教着我们没学可上的日常。所以我想要帮助母亲，那些日子里自己觉得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很多，烧饭洗衣，无所不会。
以后几乎没有上课，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糊里糊涂地，就近入校；稀里糊涂地，“中学”就过去了，就算初中“毕业”了。1969年，父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哥哥已经集体到山西原平插队，我也在过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犹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户口，而且我甚至都没有一点为我那因高血压留在北京的母亲担心一点儿（不孝之女）。几天后的9月8号，我们69届中学“毕业生”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
正像许多许多报章书籍回忆录所描写的那样，等待我们的真是“北大荒”。我们到达时正是秋季多雨，积水草地上透风的帐篷，蚊虫小咬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每个人都被叮得头大脸肿，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睁不开。紧接着我们自力更生脱草坯盖房子，挽起裤腿跳到冰凉的泥浆里拧麻草上墙做壁，还要爬上房顶铺叶盖草，即使双腿颤颤巍巍，也是当仁不让，更是不肯叫个怕字。
紧接着寒冬来临，我们又赶着马车进山伐木，每2个人合拉一个巨大的片锯，需要先在大树的下方割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在其上方割口后，树就会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们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后合地左推右拉，伴着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经意中搞错了上下的刀口，多亏老连长千钧一个发赶来及时制止了错误，我们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铮铮的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即严厉又慈祥。我曾经被他用四川话在全连训得没鼻子没脸面地痛哭流涕，就因为熄灯后，我点蜡烛读书，睡着了。结果被子烧了一个大洞，一间屋一个炕12个女生也是烟熏火燎一场虚惊。还有一次前往冰冻三尺的松花江支流的鸭蛋河上割芦苇，我只顾寻找高大的芦苇，看着那一捆捆齐整整的自己的收获，那种成就感让我忘记了返回的时间，日头落了，周围一片寂静，高高的芦苇也遮住了视线，那瞬间的恐怖袭上心头！还好，头脑是冷静的，我挨个顺着自己的收获“摸着芦苇过冰河”，终于和前来寻找的战友们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烟炮，温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间大家缩着身体当“团长”，早晨起床被子总是被冰和墙冻在了一起。就这样迎接了第一个新年，我们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饭，为了这顿饭，我们早饭都没吃，然后中午就被那香喷喷，白亮亮的大米饭撑的弯不下腰。我们女孩子还会结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报纸包起来扔到炕洞烤，那是我们最奢侈的零食。
干燥的冬春，小兴安岭的林海时时会发生山火。闻讯我们就会立即出动去救山火。人海战术，我们必须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湿棉衣棉裤棉鞋，这样就可以在火上滚从而扑灭火头。因为没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济于事，那火的势头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扑面而来，燃烧之处，噼啪作响，随风蔓延。舍身忘我，奋战之后，站在冒着余烟的林间山坡，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的尊容，一个个面目黢黑，头发成了卷毛，我的两根长辫子也是长短不一。
夏天来到了三江大平原，我们又开往了那一望无际的麦田，手握镰刀，排开阵势，一个人把两陇，拼命开割，你追我赶，用尽了力气，累弯了腰，可太阳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头。第2天继续干，接着向前，向前，终于割到了地头，我们高兴得就如同喜儿见到了红头绳，一个金鸡独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湿的发辫；如同红色娘子军见到了红旗，还不忘学着吴琼花挥舞镰刀，飞燕展翅的一个亮相；紧接着就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赖在那儿半天不起来。早已割到头等待的副连长（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镰刀柄轻轻地挨个敲着我们说：“小毛丫头，哪有什么腰。起来，当心整出病！”于是，我们爬起来，又来到另一次望不到边的麦田地头，继续弯下那没有了的腰，恭下那个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后拉，镰刀匆匆地始始终终（当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伤，还有身体的不适，“那都不是事儿”了）。
后来我调到连队担任半脱产的文书，搬到连部和卫生员（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于是我又成了“副”卫生员，她也是“副”文书。她帮我接电话，写板报；我帮她为病人打针换药，量体温出诊。说到出诊，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脏乱差和听得见的虽友好却难堪的玩笑话。最怕还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属屯，她虽比我大，但也仅仅18岁，寒风凛冽不说，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们要哆哆嗦嗦，背着卫生保健包，还要拿着木棍和棒子护身壮胆。
更有惊心动魄的记忆，是赶上家属生产，虽然有产婆主持工作，但我们要帮忙，照顾左右。特别是没有经过正规的长期培训，知识有限，临阵磨枪。再加上那个时代从没有接受过具体的生理学课程，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仍旧惊魂不散，还一直担心嘀咕我们两人也会被传染有了小孩儿，那该如何是好？！于是拼命地洗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可那时就是那样愚昧无知，，老大不小的了，还不知结婚为何物）。
于是秋冬春夏过去了一年，我们经历了从没有经历的各种劳动和多样的训练，吃过从没有听说过的苦难艰辛。但我们仍旧会在星期天工休的炕头，高声朗诵合唱儿时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征组歌”，当然还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会到河边小溪采集百合花别在帽沿不忘记臭美一小会儿。还有不可告人的个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军/训练途中，经过小镇时，听到学校传出的上课钟声，我总是悄悄地在心里羡慕：上学，真好！（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一根根的火柴花火里看到了梦和希望一样）。
(未完待续）
文学课 | 王安忆：?青春的丰饶和贫瘠 (qq.com)
知青一代对相关经历的认识，感受，感受，见仁见智，值得尊重，但这和如何评价这一政治运动是两回事。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下，诸如：
如果不是当知青，而是有了别的选择(例如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是否能为祖国做更多贡献？
如果文革持续下去，知青一辈子待在农村，我会觉得值得吗？
。。。
者，即使鲜血淋漓，永远被赞扬，流芳百世。
建议宁去先进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看看一看吧，在那些名画中，蒙娜丽莎只有一位，而杀戳的画面太多太多…
他/她们不应该被社会和历史视为“弱者”！！！
我们的民族，缺少的就是开拓者的进取和创造的精神！
我在这里并不仅是评论历史，我没有能力和智慧！
文城人都在享受文明的西方先进的文明，但却对那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和铺满鲜血的罗马之路上的十字架不愿意去了解。
一个国家10年左右没有大学，年轻人都在农村用原始方式种地。对社会好吗？对文化有提升吗？对国家进步有贡献吗？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如果不需要，为什要吃苦？人们面对挑战和压力当然需要具备毅力和承受力，但这些不会从种地的劳作中产生。至于轰轰烈烈，那是当时的媒体轰轰烈烈，我作为当时的欢送队伍中的一员，只看到一车又一车的年轻人在被送去火车站时嚎啕震天。当然，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肯定有很多美好的故事，但那不是上山下乡的原因，是因为年轻生命本来就美好的原因。
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至于今天共和国还认不认欠您的这壶酒钱，还是冰棍钱，就不要做白日梦廖。
叫拉合辫子房。
那种房子除了容易倒，其实比砖房暖和。
你们那叫割麦子？一天也割不了一亩地吧。要是连队统计员拿拐尺量的话，损失的麦子应该很客观。
别生气，69年来的北京上海青年是俺的部下。看他们干活儿，气死人。
要说贡献，真是不好意思。兵团其实存在的时间不长，到1976年就撤销改成农场了。不久，知青就大返城。
黑龙江兵团知青返城争执的主要理由是：兵团知青不算知青算国家农工，不应该享受知青返城待遇。这也是兵团知青下乡年头比一般插队要时间长的原因。
但是，主张知青返城的理由很充分：知青是农场生产的累赘。
农场靠机械化生产，知青有无对生产没有帮助。老毛在世时坚持下乡上山，国家是拿出大钱资助兵团农场的。仅仅每一位知青每年带薪免费乘车探亲假就是一笔沉重负担。还有国家支出的安家费建房费等等。老毛驾崩后，国家开始拒绝为知青付费，农场根本负担不起。
据我所知，没有知青时农场生产的每斤麦子成本是７角钱，加上知青各项打入成本，达到１元左右。没有国家补贴根本无以为继。
事实上，知青离开北大荒后，农场经营很快就从亏损转入盈利。
今天的三江平原早已实现水稻大面积高产，这全赖老邓的改革开放，知青对此毫无贡献。
见过狼，但没听说有吃素的狼。
写在前面：人老了，变懒了，一直不愿动手了。可进入五月份，从朋友们送来的节日信息中得知，今年是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五十五周年，很多地区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由于各种原因，我为自己错过这样的机会遗憾。作为曾经的其中经历者，我觉得有义务把一篇陈旧的记忆再次找出来重发，以此记念那些在那个时代，勇往直前的年轻一代。因为，当国家需要他们（包括我）时，可以说绝大多数是积极乐观地接受命运的挑战；绝大多数的青年，不论是在内蒙古的乌梁素海，不论是在北大荒的白山黑水，还是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丛林，他/她们经历了从未遇到过的艰难困苦，有的不幸地牺牲了年轻短暂的生命。知识青年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他们付出了他们独特的汗水和艰辛和智慧和创造。不能因为某些“伤痕文学”，就否定了绝大多数人的努力和坚持，那些人里面，也包括了当地的老乡以及各级基层干部。否则，就是对他们的背叛，更是对失去的生命的亵渎。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也冲击了学校的教育，我的小学6年级后半期的学习也被中断。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历届运动都不得安宁的父亲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亲每天担惊受怕地照顾并管教着我们没学可上的日常。所以我想要帮助母亲，那些日子里自己觉得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很多，烧饭洗衣，无所不会。
以后几乎没有上课，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糊里糊涂地，就近入校；稀里糊涂地，“中学”就过去了，就算初中“毕业”了。1969年，父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哥哥已经集体到山西原平插队，我也在过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犹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户口，而且我甚至都没有一点为我那因高血压留在北京的母亲担心一点儿（不孝之女）。几天后的9月8号，我们69届中学“毕业生”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
正像许多许多报章书籍回忆录所描写的那样，等待我们的真是“北大荒”。我们到达时正是秋季多雨，积水草地上透风的帐篷，蚊虫小咬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每个人都被叮得头大脸肿，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睁不开。紧接着我们自力更生脱草坯盖房子，挽起裤腿跳到冰凉的泥浆里拧麻草上墙做壁，还要爬上房顶铺叶盖草，即使双腿颤颤巍巍，也是当仁不让，更是不肯叫个怕字。
紧接着寒冬来临，我们又赶着马车进山伐木，每2个人合拉一个巨大的片锯，需要先在大树的下方割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在其上方割口后，树就会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们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后合地左推右拉，伴着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经意中搞错了上下的刀口，多亏老连长千钧一个发赶来及时制止了错误，我们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铮铮的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即严厉又慈祥。我曾经被他用四川话在全连训得没鼻子没脸面地痛哭流涕，就因为熄灯后，我点蜡烛读书，睡着了。结果被子烧了一个大洞，一间屋一个炕12个女生也是烟熏火燎一场虚惊。还有一次前往冰冻三尺的松花江支流的鸭蛋河上割芦苇，我只顾寻找高大的芦苇，看着那一捆捆齐整整的自己的收获，那种成就感让我忘记了返回的时间，日头落了，周围一片寂静，高高的芦苇也遮住了视线，那瞬间的恐怖袭上心头！还好，头脑是冷静的，我挨个顺着自己的收获“摸着芦苇过冰河”，终于和前来寻找的战友们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烟炮，温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间大家缩着身体当“团长”，早晨起床被子总是被冰和墙冻在了一起。就这样迎接了第一个新年，我们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饭，为了这顿饭，我们早饭都没吃，然后中午就被那香喷喷，白亮亮的大米饭撑的弯不下腰。我们女孩子还会结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报纸包起来扔到炕洞烤，那是我们最奢侈的零食。
干燥的冬春，小兴安岭的林海时时会发生山火。闻讯我们就会立即出动去救山火。人海战术，我们必须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湿棉衣棉裤棉鞋，这样就可以在火上滚从而扑灭火头。因为没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济于事，那火的势头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扑面而来，燃烧之处，噼啪作响，随风蔓延。舍身忘我，奋战之后，站在冒着余烟的林间山坡，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的尊容，一个个面目黢黑，头发成了卷毛，我的两根长辫子也是长短不一。
夏天来到了三江大平原，我们又开往了那一望无际的麦田，手握镰刀，排开阵势，一个人把两陇，拼命开割，你追我赶，用尽了力气，累弯了腰，可太阳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头。第2天继续干，接着向前，向前，终于割到了地头，我们高兴得就如同喜儿见到了红头绳，一个金鸡独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湿的发辫；如同红色娘子军见到了红旗，还不忘学着吴琼花挥舞镰刀，飞燕展翅的一个亮相；紧接着就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赖在那儿半天不起来。早已割到头等待的副连长（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镰刀柄轻轻地挨个敲着我们说：“小毛丫头，哪有什么腰。起来，当心整出病！”于是，我们爬起来，又来到另一次望不到边的麦田地头，继续弯下那没有了的腰，恭下那个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后拉，镰刀匆匆地始始终终（当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伤，还有身体的不适，“那都不是事儿”了）。
后来我调到连队担任半脱产的文书，搬到连部和卫生员（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于是我又成了“副”卫生员，她也是“副”文书。她帮我接电话，写板报；我帮她为病人打针换药，量体温出诊。说到出诊，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脏乱差和听得见的虽友好却难堪的玩笑话。最怕还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属屯，她虽比我大，但也仅仅18岁，寒风凛冽不说，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们要哆哆嗦嗦，背着卫生保健包，还要拿着木棍和棒子护身壮胆。
更有惊心动魄的记忆，是赶上家属生产，虽然有产婆主持工作，但我们要帮忙，照顾左右。特别是没有经过正规的长期培训，知识有限，临阵磨枪。再加上那个时代从没有接受过具体的生理学课程，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仍旧惊魂不散，还一直担心嘀咕我们两人也会被传染有了小孩儿，那该如何是好？！于是拼命地洗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可那时就是那样愚昧无知，，老大不小的了，还不知结婚为何物）。
于是秋冬春夏过去了一年，我们经历了从没有经历的各种劳动和多样的训练，吃过从没有听说过的苦难艰辛。但我们仍旧会在星期天工休的炕头，高声朗诵合唱儿时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征组歌”，当然还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会到河边小溪采集百合花别在帽沿不忘记臭美一小会儿。还有不可告人的个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军/训练途中，经过小镇时，听到学校传出的上课钟声，我总是悄悄地在心里羡慕：上学，真好！（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一根根的火柴花火里看到了梦和希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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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代对相关经历的认识，感受，感受，见仁见智，值得尊重，但这和如何评价这一政治运动是两回事。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下，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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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宁去先进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看看一看吧，在那些名画中，蒙娜丽莎只有一位，而杀戳的画面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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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民族，缺少的就是开拓者的进取和创造的精神！
我在这里并不仅是评论历史，我没有能力和智慧！
文城人都在享受文明的西方先进的文明，但却对那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和铺满鲜血的罗马之路上的十字架不愿意去了解。
一个国家10年左右没有大学，年轻人都在农村用原始方式种地。对社会好吗？对文化有提升吗？对国家进步有贡献吗？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如果不需要，为什要吃苦？人们面对挑战和压力当然需要具备毅力和承受力，但这些不会从种地的劳作中产生。至于轰轰烈烈，那是当时的媒体轰轰烈烈，我作为当时的欢送队伍中的一员，只看到一车又一车的年轻人在被送去火车站时嚎啕震天。当然，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肯定有很多美好的故事，但那不是上山下乡的原因，是因为年轻生命本来就美好的原因。
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至于今天共和国还认不认欠您的这壶酒钱，还是冰棍钱，就不要做白日梦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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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房子除了容易倒，其实比砖房暖和。
你们那叫割麦子？一天也割不了一亩地吧。要是连队统计员拿拐尺量的话，损失的麦子应该很客观。
别生气，69年来的北京上海青年是俺的部下。看他们干活儿，气死人。
要说贡献，真是不好意思。兵团其实存在的时间不长，到1976年就撤销改成农场了。不久，知青就大返城。
黑龙江兵团知青返城争执的主要理由是：兵团知青不算知青算国家农工，不应该享受知青返城待遇。这也是兵团知青下乡年头比一般插队要时间长的原因。
但是，主张知青返城的理由很充分：知青是农场生产的累赘。
农场靠机械化生产，知青有无对生产没有帮助。老毛在世时坚持下乡上山，国家是拿出大钱资助兵团农场的。仅仅每一位知青每年带薪免费乘车探亲假就是一笔沉重负担。还有国家支出的安家费建房费等等。老毛驾崩后，国家开始拒绝为知青付费，农场根本负担不起。
据我所知，没有知青时农场生产的每斤麦子成本是７角钱，加上知青各项打入成本，达到１元左右。没有国家补贴根本无以为继。
事实上，知青离开北大荒后，农场经营很快就从亏损转入盈利。
今天的三江平原早已实现水稻大面积高产，这全赖老邓的改革开放，知青对此毫无贡献。
见过狼，但没听说有吃素的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