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六四”，各路大侠纷纷出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多年过去，“六四”依旧是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坎。 看着这几日的新闻，有一种时光倒错的感觉，真是风水轮流转，觉得美国人比老邓还心急，学生们也没有罢手的意思，难道美国也要“六四”了吗？ 原以为“六四”这样的事，仅仅会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看来想错了，任何统治者都不希望别人说三道四。 真的庆幸自己的孩子没在美国，他们也是各种游行和抗议的积极参与者，种族问题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前几日，他们还与老师一起参加一场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削减非法移民的医疗保障。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我的看法不同。他们讲究的是人人平等；我想的是，医疗资源本来有限，如果花在非法移民身上的过多，那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公民。 如何对孩子们讲“六四”，是个犯难的事，既不想把“六四”讲成“血流成河”，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母国造成一个及其恶劣的印象、产生阴影；也不想把35年前的天安门广场说得风平浪静。即不要粉饰，也不要掩饰，在淡化血腥气的基础上，尽量实话实说。 三十五年前，自己20出头。虽然那时的身份是学生，但颇受“重用”。每日白天在医院出门诊，不可能分身。医大的一附院在市中心，远离校本部，除了公卫学院外，无其它相关单位。医学生人数本来就不多，而且多数不关心时事，所以单位附近冷冷清清。每日下班后，都骑车几公里，那里有两所著名的大学：工大和建工学院。两所学校很近，而且远比医学生活跃。 在工大和建工学院门口，每日热闹非凡，大字报铺天盖地、又有很多的讲演者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自己的主张。“美国之音”和BBC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时候，收音机也不是每人都有，手机那更是闻所未闻。为了方便同学、路人和参观者，大学宿舍的不少窗户打开，将收音机放在了窗前。这样国外及港台的信息，随时就可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确实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那些天，自己处于一种莫名的情绪亢奋状态，每日奔波于医院和工大之间，一点也不觉得累。那时的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觉得“美国之音”和BBC句句是真理。特别是，有那么几日主要街道被封锁，自己和朋友走在没有汽车的宽阔大街上觉得非常舒畅，从来没过有的轻松感。 参加过几次大游行，记得从省政府出发，至江边，距离很远。队伍长达数公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大家情绪及激昂，但又井然有序。非常巧的是，大家当时唱的歌，是“国际歌”。 事情落幕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从负面的情绪中转移出来。一天，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诊室。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他是工大众多讲演者中最出色的一位，讲演时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打动了无数的听众。这次再见到他，昨日的风采已烟消云散，显得非常颓废。原来他是来开病假条的，最近实在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想休一段时间。自己人微言轻，别的忙帮不上，这一点还是可以的。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当时的自己说不出的伤感，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86年那次学潮，我们还在一个镇上工作。同伴们每日高谈阔论，恨不得插翅飞到合肥、上海、北京。而一位同伴的父亲当时正好在场，他告诉我们，他非常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不会参与。 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对待这类问题，我们持什么观点？虽在国外，但我现在的观点却接近那位同伴的父亲。一是尽量不要参与这类活动；如果实在忍不住，参与也行，千万别带头。原因只有一个，不论身在世界哪个角落，与政府叫板，目的不但达不到，通常也没有好果子吃。 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保护好自己，我们的后代可能会更有智慧。
1932年用2个团国民警卫队镇压过一战老兵和民众。
Wounding 9 for anti war demonstration in Ohio
説得好聼點，鄧想憑此震懾一下全國人民包括左中右各派，為他實現其政治抱負護航。
每逢“六四”，各路大侠纷纷出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多年过去，“六四”依旧是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坎。
看着这几日的新闻，有一种时光倒错的感觉，真是风水轮流转，觉得美国人比老邓还心急，学生们也没有罢手的意思，难道美国也要“六四”了吗？
原以为“六四”这样的事，仅仅会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看来想错了，任何统治者都不希望别人说三道四。
真的庆幸自己的孩子没在美国，他们也是各种游行和抗议的积极参与者，种族问题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前几日，他们还与老师一起参加一场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削减非法移民的医疗保障。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我的看法不同。他们讲究的是人人平等；我想的是，医疗资源本来有限，如果花在非法移民身上的过多，那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公民。
如何对孩子们讲“六四”，是个犯难的事，既不想把“六四”讲成“血流成河”，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母国造成一个及其恶劣的印象、产生阴影；也不想把35年前的天安门广场说得风平浪静。即不要粉饰，也不要掩饰，在淡化血腥气的基础上，尽量实话实说。
三十五年前，自己20出头。虽然那时的身份是学生，但颇受“重用”。每日白天在医院出门诊，不可能分身。医大的一附院在市中心，远离校本部，除了公卫学院外，无其它相关单位。医学生人数本来就不多，而且多数不关心时事，所以单位附近冷冷清清。每日下班后，都骑车几公里，那里有两所著名的大学：工大和建工学院。两所学校很近，而且远比医学生活跃。
在工大和建工学院门口，每日热闹非凡，大字报铺天盖地、又有很多的讲演者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自己的主张。“美国之音”和BBC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时候，收音机也不是每人都有，手机那更是闻所未闻。为了方便同学、路人和参观者，大学宿舍的不少窗户打开，将收音机放在了窗前。这样国外及港台的信息，随时就可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确实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那些天，自己处于一种莫名的情绪亢奋状态，每日奔波于医院和工大之间，一点也不觉得累。那时的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觉得“美国之音”和BBC句句是真理。特别是，有那么几日主要街道被封锁，自己和朋友走在没有汽车的宽阔大街上觉得非常舒畅，从来没过有的轻松感。
参加过几次大游行，记得从省政府出发，至江边，距离很远。队伍长达数公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大家情绪及激昂，但又井然有序。非常巧的是，大家当时唱的歌，是“国际歌”。
事情落幕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从负面的情绪中转移出来。一天，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诊室。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他是工大众多讲演者中最出色的一位，讲演时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打动了无数的听众。这次再见到他，昨日的风采已烟消云散，显得非常颓废。原来他是来开病假条的，最近实在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想休一段时间。自己人微言轻，别的忙帮不上，这一点还是可以的。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当时的自己说不出的伤感，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86年那次学潮，我们还在一个镇上工作。同伴们每日高谈阔论，恨不得插翅飞到合肥、上海、北京。而一位同伴的父亲当时正好在场，他告诉我们，他非常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不会参与。
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对待这类问题，我们持什么观点？虽在国外，但我现在的观点却接近那位同伴的父亲。一是尽量不要参与这类活动；如果实在忍不住，参与也行，千万别带头。原因只有一个，不论身在世界哪个角落，与政府叫板，目的不但达不到，通常也没有好果子吃。
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保护好自己，我们的后代可能会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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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用2个团国民警卫队镇压过一战老兵和民众。
Wounding 9 for anti war demonstration in Ohio
説得好聼點，鄧想憑此震懾一下全國人民包括左中右各派，為他實現其政治抱負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