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孙宋研究动态》 发布时间：2011-12-18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笔者愿抛砖引玉，将近年来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分析，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对宋庆龄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1957年4月刘少奇对宋庆龄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很早以前就把宋庆龄当作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前来看望的刘少奇,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刘少奇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1]
其时,中共正在谋划一件“天下第一大事”——开展党内整风。在4月那次看望时，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见解，她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2]
二、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表示共产党真诚地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作批评。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要请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因为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外人士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一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标志着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共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6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斗争信号。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之际，中共领导人约请一些党外代表人士谈话。毛泽东6月5日晚约请陈叔通、黄炎培谈话。[3]据了解，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4]
6月2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宋庆龄开门见山说:“最近我虽然因病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接着，她谈了对中共整风和有些人所发谬论的看法。她高度评价中共整风，认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到的”。在1957年，宋庆龄就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做到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对有些人所发否认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她说这“是肯定不能同意的”，“否认我们已经获致的伟大成就和诅咒共产党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极端荒谬的，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得改正错误成为我们社会固有的一种机制。”这篇文章是宋庆龄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反右斗争的看法。
三、随着反右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宋庆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把反右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巴金先生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5]这是当时全国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在认真观察和思索,在这次会议期间，7月13日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据李云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斗争是赞同的，但是，“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打击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团结多数。她表示要写一篇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她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6]
“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是文章的主题，在当时热火朝天的反右高潮中，可谓空谷足音，难得的诤言。她还提出以下观点：
一是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二是要区别“绝大多数人”和“绝少数人”。宋庆龄说，在我们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某些发言也显示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虽然这只是存在于绝少数人中间。“至于在那绝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
三是要按整风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宋庆龄说，我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按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帮助共产党在党内发动一个严肃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的死敌——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义，不顾现实的主观主义。
四、宋庆龄写信给党中央，直率地晋言。
2003年1月28日，宋庆龄诞辰1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陈敏《金色的凤凰》一文。文中披露：宋庆龄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
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中，对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作了更详细的披露：“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7]
笔者认为，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是可信的。第一,《人民日报》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它刊登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文章，讲究言必有据。第二，它与1957年7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内容相吻合，差异在于信写得直率，而文章表达较婉转。第三，写信及信的内容符合宋庆龄的思想性格特征。这诚如邓小平1981年6月3日在宋庆龄追悼会上作的悼词中所言：“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8]这也诚如陈云所言：“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9]（作者为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注释：
[1]《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02页。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页记载：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探望宋庆龄。
[2]《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第1503页。据《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页记载：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探望宋庆龄。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05页。
[4]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
[5]《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页。
[6]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
[7]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9—70页。
[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45页。
[9]陈敏：《金色的凤凰》，《人民日报》2003年1月28日，第15版。
原载 《孙宋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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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7年）”6月2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宋庆龄开门见山说:“最近我虽然因病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接着，她谈了对中共整风和有些人所发谬论的看法。她高度评价中共整风，认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到的”。“
2.”随着反右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3.“宋庆龄写信给党中央，直率地晋言。。。。。
宋庆龄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
刘少奇的子女被放出来之后，千方百计寻找父母下落。他们写信向宋求助，宋亲笔写信并附上子女的信送交毛。
不知当时的党内还有其他人敢这样做。
我们发现，殷文所引用的说明其观点的“史料”可以说只有两处是出自宋庆龄之手的第一手的“原料”，而且也都被做过了手脚，而其他的所谓“史料”不是一些经过几次转手的“次料”，就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假货。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没有注明出处，其真实性非常可疑;个别材料虽然注明了出处，但是反映的也只是他人的观点，并不能证明其是宋庆龄的观点。就这样一些所谓的“史料”又怎么能够说明问题呢?
具体来说，殷文引用了宋庆龄在反右斗争期间公开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7年6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篇是发表于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但是，文章在引用时却做了手脚：在引用宋的第一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在引用宋的第二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随着反右派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经过这么一“加工“，给人的印象是：宋庆龄之所以写6月21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周恩来向她作了通报的结果，而不是她的本意;而她之所以写7月13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她对反右派想不通，认为反右派斗争打击面太扩大了。其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刘少奇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经向宋庆龄做了通报，而周恩来和刘少奇一道探望宋庆龄是发生在此事之后不久，时间仍在四月份，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反右派的问题。显然，人为地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6月21那篇文章的反右锋芒是如此明显，以致殷文也不得不承认“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派斗争是赞成的”，而这和他后面一再引用的所谓“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至于7月13日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宋庆龄根据毛泽东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反右斗争所做的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涉及《正处》里讲到的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一些问题。通观全文，矛头显然还是非常明确地指向右派分子的。宋庆龄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有一种判定的标准：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部分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利用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数人企图转移‘整风运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纠正错误的作用。他们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他们把攻击集中于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她愤怒地驳斥道，“这些言论和手法在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说明这少数人推销他们货色的市场是小得可怜的。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饥饿、贫困、孱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在这里，宋庆龄说到反右斗争是“不难理解”，“完全正确”，而绝不是殷文说的是什么“不理解”和“想不通”。
。。。。。
她就是这样说的，刘的确是病故，他本来就不少病。1967年身体就不行啦。
• 她並不是挑戰老毛。宋可能認爲她的信是“苦口的良藥”呢，處於愛護黨的動機她有這個責任表達自己的想法。 - weed123 - (0 bytes) (0 reads) 01/16/2024 14:06:20
• 奚兆永教授對‘其他的所谓“史料”’ 并沒有進行詳細論證它們爲什麽不可信，只是籠統地扣帽子（次料，假貨），所以不令人信服。 - weed123 - (0 bytes) (4 reads) 01/16/2024 13:55:02
• 順便提一下，奚兆永似乎在“烏有之鄉”發表過文章，他的先天立場值得注意。 - weed123 - (0 bytes) (1 reads) 01/16/2024 13:57:13
她当然把主要矛头直指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等人，后来她自己看了档案（她本人要当中央档案局局长的目的）后才发现这些人并不是要取刘少奇和她的性命的人，且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确保刘少奇安全和医疗看护待遇的人。毛也是唯一否决把她判刑的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就是路线上不可弥合的分歧，不是私仇。刘代表了社会传统和现实，毛代表了他的乌托邦！
洗不干净的。
1967后，他自己女儿，儿媳见个面都很难，连他孙子都见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因为传达不到他本人。他以前的卫士和护士受到打击报复，也只能通过其他的卫士才能知道，保护的办法也只是调回中南海。毛泽东大跃进时，只能靠卫士秘书回家探亲。他对身边人直言因为他看不到真实的东西。文革前1，2年他连文章发表不了，因为不符合当权派的口味。开政治局会议甚至政治局扩大会都可不通知他！别忘了，连他外出专列都被录音监听而不自知（真实但非常奇葩）。你只有找对了人，才可能把信件或口信带到毛泽东！
信息来源：《孙宋研究动态》 发布时间：2011-12-18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笔者愿抛砖引玉，将近年来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分析，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对宋庆龄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1957年4月刘少奇对宋庆龄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很早以前就把宋庆龄当作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前来看望的刘少奇,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刘少奇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1]
其时,中共正在谋划一件“天下第一大事”——开展党内整风。在4月那次看望时，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见解，她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2]
二、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表示共产党真诚地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作批评。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要请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因为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外人士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一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标志着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共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6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斗争信号。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之际，中共领导人约请一些党外代表人士谈话。毛泽东6月5日晚约请陈叔通、黄炎培谈话。[3]据了解，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4]
6月2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宋庆龄开门见山说:“最近我虽然因病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接着，她谈了对中共整风和有些人所发谬论的看法。她高度评价中共整风，认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到的”。在1957年，宋庆龄就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做到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对有些人所发否认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她说这“是肯定不能同意的”，“否认我们已经获致的伟大成就和诅咒共产党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极端荒谬的，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得改正错误成为我们社会固有的一种机制。”这篇文章是宋庆龄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反右斗争的看法。
三、随着反右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宋庆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把反右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巴金先生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5]这是当时全国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在认真观察和思索,在这次会议期间，7月13日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据李云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斗争是赞同的，但是，“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打击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团结多数。她表示要写一篇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她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6]
“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是文章的主题，在当时热火朝天的反右高潮中，可谓空谷足音，难得的诤言。她还提出以下观点：
一是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二是要区别“绝大多数人”和“绝少数人”。宋庆龄说，在我们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某些发言也显示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虽然这只是存在于绝少数人中间。“至于在那绝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
三是要按整风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宋庆龄说，我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按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帮助共产党在党内发动一个严肃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的死敌——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义，不顾现实的主观主义。
四、宋庆龄写信给党中央，直率地晋言。
2003年1月28日，宋庆龄诞辰1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陈敏《金色的凤凰》一文。文中披露：宋庆龄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
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中，对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作了更详细的披露：“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7]
笔者认为，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是可信的。第一,《人民日报》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它刊登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文章，讲究言必有据。第二，它与1957年7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内容相吻合，差异在于信写得直率，而文章表达较婉转。第三，写信及信的内容符合宋庆龄的思想性格特征。这诚如邓小平1981年6月3日在宋庆龄追悼会上作的悼词中所言：“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8]这也诚如陈云所言：“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9]（作者为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注释：
[1]《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02页。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页记载：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探望宋庆龄。
[2]《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第1503页。据《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页记载：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探望宋庆龄。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05页。
[4]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
[5]《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页。
[6]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
[7]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9—70页。
[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45页。
[9]陈敏：《金色的凤凰》，《人民日报》2003年1月28日，第15版。
原载 《孙宋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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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5日旧金山入境庚款留学生中英文姓名比对（更新版） 1929年9月9日 西雅图入境庚款留学生中英文姓名比对 1927年9月8日 旧金山入境庚款留学生中英文姓名比对 冬日室内花花和绿植 请同学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动物在草地上挖出的松土堆？怎么治它？1.（1957年）”6月2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宋庆龄开门见山说:“最近我虽然因病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接着，她谈了对中共整风和有些人所发谬论的看法。她高度评价中共整风，认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到的”。“
2.”随着反右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宋庆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把反右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巴金先生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5]这是当时全国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在认真观察和思索,在这次会议期间，7月13日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3.“宋庆龄写信给党中央，直率地晋言。。。。。
宋庆龄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
刘少奇的子女被放出来之后，千方百计寻找父母下落。他们写信向宋求助，宋亲笔写信并附上子女的信送交毛。
不知当时的党内还有其他人敢这样做。
我们发现，殷文所引用的说明其观点的“史料”可以说只有两处是出自宋庆龄之手的第一手的“原料”，而且也都被做过了手脚，而其他的所谓“史料”不是一些经过几次转手的“次料”，就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假货。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没有注明出处，其真实性非常可疑;个别材料虽然注明了出处，但是反映的也只是他人的观点，并不能证明其是宋庆龄的观点。就这样一些所谓的“史料”又怎么能够说明问题呢?
具体来说，殷文引用了宋庆龄在反右斗争期间公开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7年6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篇是发表于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但是，文章在引用时却做了手脚：在引用宋的第一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在引用宋的第二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随着反右派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经过这么一“加工“，给人的印象是：宋庆龄之所以写6月21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周恩来向她作了通报的结果，而不是她的本意;而她之所以写7月13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她对反右派想不通，认为反右派斗争打击面太扩大了。其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刘少奇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经向宋庆龄做了通报，而周恩来和刘少奇一道探望宋庆龄是发生在此事之后不久，时间仍在四月份，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反右派的问题。显然，人为地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6月21那篇文章的反右锋芒是如此明显，以致殷文也不得不承认“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派斗争是赞成的”，而这和他后面一再引用的所谓“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至于7月13日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宋庆龄根据毛泽东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反右斗争所做的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涉及《正处》里讲到的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一些问题。通观全文，矛头显然还是非常明确地指向右派分子的。宋庆龄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有一种判定的标准：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部分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利用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数人企图转移‘整风运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纠正错误的作用。他们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他们把攻击集中于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她愤怒地驳斥道，“这些言论和手法在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说明这少数人推销他们货色的市场是小得可怜的。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饥饿、贫困、孱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在这里，宋庆龄说到反右斗争是“不难理解”，“完全正确”，而绝不是殷文说的是什么“不理解”和“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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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是这样说的，刘的确是病故，他本来就不少病。1967年身体就不行啦。
• 她並不是挑戰老毛。宋可能認爲她的信是“苦口的良藥”呢，處於愛護黨的動機她有這個責任表達自己的想法。 - weed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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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兆永教授對‘其他的所谓“史料”’ 并沒有進行詳細論證它們爲什麽不可信，只是籠統地扣帽子（次料，假貨），所以不令人信服。 - weed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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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提一下，奚兆永似乎在“烏有之鄉”發表過文章，他的先天立場值得注意。 - weed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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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然把主要矛头直指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等人，后来她自己看了档案（她本人要当中央档案局局长的目的）后才发现这些人并不是要取刘少奇和她的性命的人，且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确保刘少奇安全和医疗看护待遇的人。毛也是唯一否决把她判刑的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就是路线上不可弥合的分歧，不是私仇。刘代表了社会传统和现实，毛代表了他的乌托邦！
洗不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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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后，他自己女儿，儿媳见个面都很难，连他孙子都见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因为传达不到他本人。他以前的卫士和护士受到打击报复，也只能通过其他的卫士才能知道，保护的办法也只是调回中南海。毛泽东大跃进时，只能靠卫士秘书回家探亲。他对身边人直言因为他看不到真实的东西。文革前1，2年他连文章发表不了，因为不符合当权派的口味。开政治局会议甚至政治局扩大会都可不通知他！别忘了，连他外出专列都被录音监听而不自知（真实但非常奇葩）。你只有找对了人，才可能把信件或口信带到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