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的眼被泪水迷住……猛一抬头……好象大梦初醒……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种颜色，各种声音，而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
这是老舍在自己的百万字巨作《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中对书中人物祁天佑自杀前的形象描写。此书起笔于1944年，1948年完成，从完成之日到1966年8月，老舍很风光也很伟大地活了18年。短短的18年后，他也如同祁天佑那般，缓缓地走入北京的天平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舍的成就
老舍生于1899年，他是盖棺定论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也是1949年后国家颁发的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剧本《茶馆》等。
作为“生在北京，死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的北京人，老舍用作品延续和传承了北京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最伟大的成就。
1968年，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在最终的5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的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老舍的确于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老舍的儿子舒乙，怀着对父亲无限的感情如是说。
在中国，除现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外，就只剩下“差点”获得此奖的鲁迅、沈从文和老舍了。而这“差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差点”的，其“差点”的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另外，老舍先生留给中国的，他的儿子舒乙和多年来领军媒体界的女儿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和财新网），也算是不菲的成就之一。
积极的自杀
1966年8月24日晚，老舍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手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投入了太平湖中。那本诗词，一直浮在水上，但老舍，这位曾受我们爱戴的文学家，却沉了下去。
据老舍夫人胡挈青回忆，养鱼场一老头告诉她，白天有个老人，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这老人便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投了河。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舍。
8月23日，老舍不听胡挈青的劝说，执意要去北京市文联学习“大道理”，却遇上了红卫兵。据当天和老舍待在一起的杨沫说，老舍本来打算中午时分就走，却没想到汽车司机罢工，不肯送他回家，于是便没回去。到了下午3点，一群头上扎着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的女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北京市文联，揪出了萧军等人，并用皮带抽打他。后来，女红卫兵们也喊到了老舍的名字，这不禁让杨沫心里一惊：这个老人受得住皮带的抽打吗？到了下午四点，老舍他们被赶上了一辆大卡车，运到了孔庙去，直到大约七点才回来。这时的老舍，头上盖着一块白帕，血迹斑斑。
在孔庙时，据当时在场的文化局筹委会副主任葛献挺说，老舍的脑袋被打破了，血一直流。他觉得老舍不能死在这，便对红卫兵说：“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口供了。”说完便问老舍知不知罪，老舍答了声“我知罪”。葛献挺叫人把老舍押回去，这也是他唯一能采取的救老舍的方法。
但是，老舍没能救住。
熟悉老舍的冰心说：我知道老舍肯定会自杀。冰心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是，被红卫兵抽打时，连行伍出身的萧军都难以承受，何况是教书出身的老舍；另一层意思是，老舍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每一部都有自杀者，而且大多数是投湖。
老舍第二天就投了湖。但他的投湖并不仓促，而且很多回忆者都认为，老舍投湖作了充分的准备——尽管这“充分”还不到24个小时。
并且，很多人认为，老舍的自杀是积极的。这种积极的观点在他的儿子舒乙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主要是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种压抑不住的悲伤。
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他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会以身殓，就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进殓投水殉职。后来我找到了这篇（《诗人》）。
当时坐在这儿（八宝山），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后来我找到了这样的话（指《诗人》），这个使命是什么就很清楚了，身殓，殉职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现在有很多思考老舍之死的东西，我觉得核心部分好像应该是这个，证明他是经过深刻思考的。”
为什么自杀？
那么，老舍为什么自杀？虽然回答可以是多种，也可以用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来回答。
但是，综其一点，大李认为，同样是作家的王小波的话最有说服力。
王小波说：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 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 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是的，知识分子的长处是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了。老舍写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著作，自然是最有“长处”的一个人，但眼下，他的“长处”的权利被剥夺了，那么，就只有在此界消失，换一个马甲，到另一讲理的世界去了。
积极后的自杀
老舍从1949年回国，到1966年自杀，这之中的17年，他是积极跟随党的号召，参加历次政治和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痛斥”他人，表白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立场的。
1951年10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一文，谈他参加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被斗者押到台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了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在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成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紧接着，他谈“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老舍感到要落泪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什么‘马马虎虎’‘将就将就’‘别太较真’这些常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放胆干吧……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
老舍意识到自己由文雅、温情、宽容滑到野蛮、仇恨、赶尽杀绝这种奇妙变化，由一个文雅的绅士变成一个仇恨的暴民，此文显示老舍放弃自己的人文价值观，主动追随和认同已经偏斜的BAO行，却谁知在15年后致他于死地。
历史太具反讽！
1955年5月胡风事件案发，全国知识界掀起批判胡风“集团”运动。5月20日，老舍的批判文章《看穿了胡风的心》在《光明日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8月20日，老舍的批判右派文章《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月29日，老舍的反右文章《旁观、温情、斗争》在《文艺报》8月号发表。9月11日，他的《答匿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日，他的歌功颂德文章《应当感谢党的领导》在《中国青年报》发表。10月28日，他的《斗争右派，检查自己》一文在《曲艺》第五期发表。9月28日，他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发言《首先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人》，11月发表于《美术》。
1960年正是全国人民大饥饿时期，老舍的歌颂文章《人民公社好》发表于4月28日《中国新闻》。1963年10月1日，他写的歌词《歌唱伟大的党》在《北京日报》发表。他的《戏剧语言》一文说：“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
这样的例子很多，直到1966年的那次批斗会，女作家草明一声“我揭发”，跳上花坛，揭露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他拿美金。老舍否认，红卫兵开打，在一片“打倒”的喊声里，老舍倒在地上，血从头部流下来......
于是，老舍在深思熟虑后，按他儿子舒乙的说法，积极地自杀了。但在大李看来，他何尝又不是积极后的自杀呢？
不过，大李崇敬老舍，在去过多次北京后，最终还是放不下，于2018年的1月29日，专门坐地铁到灯市口下，沿着灯市口西街行走，来到丰富胡同口，拜谒了老舍。大李尽管是怀着十二分诚心羡慕嫉妒恨地仰望着他的著作，但是，想想他本应享受天伦之乐，却委屈地跳湖，而且，死前还不忘抱着老毛的著作“垫背”，不知算不算一种文人的悲哀？
另外，老舍先生留给中国的，他的儿子舒乙和多年来领军媒体界的女儿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和财新网），也算是不菲的成就之一。
“天佑的眼被泪水迷住……猛一抬头……好象大梦初醒……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种颜色，各种声音，而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
这是老舍在自己的百万字巨作《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中对书中人物祁天佑自杀前的形象描写。此书起笔于1944年，1948年完成，从完成之日到1966年8月，老舍很风光也很伟大地活了18年。短短的18年后，他也如同祁天佑那般，缓缓地走入北京的天平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舍的成就
老舍生于1899年，他是盖棺定论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也是1949年后国家颁发的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剧本《茶馆》等。
作为“生在北京，死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的北京人，老舍用作品延续和传承了北京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最伟大的成就。
1968年，老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在最终的5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的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老舍的确于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老舍的儿子舒乙，怀着对父亲无限的感情如是说。
在中国，除现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外，就只剩下“差点”获得此奖的鲁迅、沈从文和老舍了。而这“差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差点”的，其“差点”的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另外，老舍先生留给中国的，他的儿子舒乙和多年来领军媒体界的女儿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和财新网），也算是不菲的成就之一。
积极的自杀
1966年8月24日晚，老舍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手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投入了太平湖中。那本诗词，一直浮在水上，但老舍，这位曾受我们爱戴的文学家，却沉了下去。
据老舍夫人胡挈青回忆，养鱼场一老头告诉她，白天有个老人，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这老人便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投了河。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舍。
8月23日，老舍不听胡挈青的劝说，执意要去北京市文联学习“大道理”，却遇上了红卫兵。据当天和老舍待在一起的杨沫说，老舍本来打算中午时分就走，却没想到汽车司机罢工，不肯送他回家，于是便没回去。到了下午3点，一群头上扎着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的女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北京市文联，揪出了萧军等人，并用皮带抽打他。后来，女红卫兵们也喊到了老舍的名字，这不禁让杨沫心里一惊：这个老人受得住皮带的抽打吗？到了下午四点，老舍他们被赶上了一辆大卡车，运到了孔庙去，直到大约七点才回来。这时的老舍，头上盖着一块白帕，血迹斑斑。
在孔庙时，据当时在场的文化局筹委会副主任葛献挺说，老舍的脑袋被打破了，血一直流。他觉得老舍不能死在这，便对红卫兵说：“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口供了。”说完便问老舍知不知罪，老舍答了声“我知罪”。葛献挺叫人把老舍押回去，这也是他唯一能采取的救老舍的方法。
但是，老舍没能救住。
熟悉老舍的冰心说：我知道老舍肯定会自杀。冰心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是，被红卫兵抽打时，连行伍出身的萧军都难以承受，何况是教书出身的老舍；另一层意思是，老舍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每一部都有自杀者，而且大多数是投湖。
老舍第二天就投了湖。但他的投湖并不仓促，而且很多回忆者都认为，老舍投湖作了充分的准备——尽管这“充分”还不到24个小时。
并且，很多人认为，老舍的自杀是积极的。这种积极的观点在他的儿子舒乙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主要是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可怜。我有种压抑不住的悲伤。
抗战时，在那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关头，他曾写过一篇叫《诗人》的文章。他说，作为诗人，作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会以身殓，就是以自己的身体来进殓投水殉职。后来我找到了这篇（《诗人》）。
当时坐在这儿（八宝山），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觉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他的死肯定有某种使命。后来我找到了这样的话（指《诗人》），这个使命是什么就很清楚了，身殓，殉职这就变成很积极的东西了。现在有很多思考老舍之死的东西，我觉得核心部分好像应该是这个，证明他是经过深刻思考的。”
为什么自杀？
那么，老舍为什么自杀？虽然回答可以是多种，也可以用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来回答。
但是，综其一点，大李认为，同样是作家的王小波的话最有说服力。
王小波说：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 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 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是的，知识分子的长处是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了。老舍写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著作，自然是最有“长处”的一个人，但眼下，他的“长处”的权利被剥夺了，那么，就只有在此界消失，换一个马甲，到另一讲理的世界去了。
积极后的自杀
老舍从1949年回国，到1966年自杀，这之中的17年，他是积极跟随党的号召，参加历次政治和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痛斥”他人，表白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立场的。
1951年10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一文，谈他参加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被斗者押到台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了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在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成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紧接着，他谈“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老舍感到要落泪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什么‘马马虎虎’‘将就将就’‘别太较真’这些常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放胆干吧……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
老舍意识到自己由文雅、温情、宽容滑到野蛮、仇恨、赶尽杀绝这种奇妙变化，由一个文雅的绅士变成一个仇恨的暴民，此文显示老舍放弃自己的人文价值观，主动追随和认同已经偏斜的BAO行，却谁知在15年后致他于死地。
历史太具反讽！
1955年5月胡风事件案发，全国知识界掀起批判胡风“集团”运动。5月20日，老舍的批判文章《看穿了胡风的心》在《光明日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8月20日，老舍的批判右派文章《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月29日，老舍的反右文章《旁观、温情、斗争》在《文艺报》8月号发表。9月11日，他的《答匿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日，他的歌功颂德文章《应当感谢党的领导》在《中国青年报》发表。10月28日，他的《斗争右派，检查自己》一文在《曲艺》第五期发表。9月28日，他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发言《首先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人》，11月发表于《美术》。
1960年正是全国人民大饥饿时期，老舍的歌颂文章《人民公社好》发表于4月28日《中国新闻》。1963年10月1日，他写的歌词《歌唱伟大的党》在《北京日报》发表。他的《戏剧语言》一文说：“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
这样的例子很多，直到1966年的那次批斗会，女作家草明一声“我揭发”，跳上花坛，揭露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他拿美金。老舍否认，红卫兵开打，在一片“打倒”的喊声里，老舍倒在地上，血从头部流下来......
于是，老舍在深思熟虑后，按他儿子舒乙的说法，积极地自杀了。但在大李看来，他何尝又不是积极后的自杀呢？
不过，大李崇敬老舍，在去过多次北京后，最终还是放不下，于2018年的1月29日，专门坐地铁到灯市口下，沿着灯市口西街行走，来到丰富胡同口，拜谒了老舍。大李尽管是怀着十二分诚心羡慕嫉妒恨地仰望着他的著作，但是，想想他本应享受天伦之乐，却委屈地跳湖，而且，死前还不忘抱着老毛的著作“垫背”，不知算不算一种文人的悲哀？
另外，老舍先生留给中国的，他的儿子舒乙和多年来领军媒体界的女儿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和财新网），也算是不菲的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