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华是国民党空军司令之女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学生；
她思想进步，行动积极，成为八路军首位女参谋，在岗位上屡献奇策；
建国后，她屡次担任要职，成为国务院第二位女副总理，在经济建设、妇女儿童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多年前，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军队也大力经商搞创收，以商养军：办工厂、建矿山、开公司，尽管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费的不足，但它对军队战斗力带来的损害、对军队风气带来的腐蚀、引发的军政和军民矛盾，远大于经济上赚到的几个钱。
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就说：军队经商，无异于自毁长城！是饮鸩止渴！“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战争，是要杀我们的头的！杀了头，还要留下骂名！”
经过持续整顿，现在军、商已脱钩。而在这艰难整治的过程中，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新华社女记者丁永宁。
丁永宁（左三）和新华社驻苏联、东欧国家的同事们
1988年，丁永宁结束驻罗马尼亚记者的任期回国后，和同事们到山东威海休假，那里的刘公岛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是甲午战争时清朝的北洋海军基地，北洋海军则是甲午海战的主力，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就是北洋海军将领。
多年来这里游人如织，既是欣赏风景，更是景仰英雄、凭吊壮怀激烈的历史：同时这里也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地，国际游客也不少。
民族英雄邓世昌位于刘公岛的雕像
丁永宁她回忆说，在北洋海军当年的司令部“海军公所”门口，几名“摄影师”向人们高喊：“照相啦！”“摄影留念呐！”每摊两人，一人照相，一人开票，四五个摊位相连，争相揽客。而他们都是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海军战士！
再往前走，六名海军战士守着一个小方桌卖茶！军帽是歪着的，军装是敞着的。
再不远，几名海军战士面前摆着望远镜、汽水、胶卷，高声叫卖。见游人走过，便高喊：“照相啦！每张两元五角！顺带免费看望远镜！彩色胶卷，富士的！”
再往前是位于悬崖边的“所后炮台”，游客自己在此照相，必须向守候在一旁的海军战士付费。新旧炮台之间有一个“海军摄影点”，几名战士忙着为游人照相，还把军用高倍望远镜租给游人观看海景。
从“所后炮台”返回旅游码头，经过海军营房，丁永宁和同事们也打听到：设在营房这一侧的商店、旅馆，也是海军开办的。
丁永宁说：“我们在这个海军基地基本见不到军容整齐的海军士兵。给人的感觉是：海军不是刘公岛的守卫者，而是岛上的商人、穿军装的小贩。”
丁永宁问他们：
“同志，你们是军人，怎么做起了买卖？”
“现在不是全民经商吗？为什么军人就不能经商？”
“你们的主要职责是保卫祖国呀！”
“现在又不打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
“我们是执行上级命令，每个连队都有定额，能不完成吗？”
山东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
丁永宁痛心疾首！她说：“当年民族英雄邓世昌率领中华儿女浴血抗敌的历史胜地，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叫卖场。解放军战士的经商活动严重损害了我人民军队以至国家的形象。”
丁永宁和同行的摄影记者许必华商量，合作写一篇内参，她负责文字，老许负责摄影。题目单刀直入，就叫《海军某部队在刘公岛经商形象不好》。
按新闻单位不成文的规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她只须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其他领域，井水不犯河水。丁永宁是新华社国际部记者，按说有关部队的新闻，她俩完全可以不碰也不能地碰。
但是，丁永宁是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即便是出门在外休假旅游，丁永宁也爱跨界“管闲事”。这一管，管出了件大事。
稿件先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被委婉退回，又送国内部，丁永宁再三陈述利害，公私关系都用上，国内部终于同意采用，但删去了记者的议论和感慨，军容不整的照片还是没敢配发。但总算是发了稿。
过了半年，同事老许高兴地告诉丁永宁，说：“我们那篇内参起作用了！”
“何以见得？”
老许说：自己在部队的一位老友对他发牢骚说：“收入不行啦，听说，有两个记者写了个东西，捅到杨尚昆那里，现在不让经商了。”
在武警部队前政委的帮助下，丁永宁找到了海军党委呈送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接到杨副主席和军委、总部其他首长在新华社文《海军某部队在刘公岛经商形象不好》一文的批示后，即责成北海舰队、青岛基地对该文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查处。”
报告随后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一、已将刘公岛部队派战士穿着军装进行经营活动查处情况通报到全海军，要求各部队认真从中接受教训。同时，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军委、总部、海军关于生产经营的有关规定，明确政策界限，增强纪律观念。
二、团以上单位立即按照军委某某号文件要求和三总部关于少数单位擅派士兵外出经商问题的通报要求，对军队生产经营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发现问题坚决纠正。
三、结合军风整顿，深入对部队进行一次我军宗旨和光荣传统的教育，要求部队自尊、自重、自爱、自觉地维护军队声誉。
四、向部队重申，今后凡发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反上级规定的经商活动，要严肃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
《海军某部队在刘公岛经商形象不好》这篇内参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直到1993年，据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
这也引起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的高度关注。
早在张震上将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期间，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地方因经营纠纷，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身为上将的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1993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决定》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决定》提出实行军企分开，生产经营单列体系，使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同年11月3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震代表军委讲话。他提高声音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张震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若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
这件事，张震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及。张震强调指出：“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
为做好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张震提出4点要求：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纪律，令行禁止；稳定队伍，提高素质。会后，各单位积极行动，按照军委的决定，对生产经营进行了清理整顿，集中归口管理。1994年，军委又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检查、验收。
党的“十五”大后，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经营的决定。张震从实际出发，在整顿改革生产经营中，指示总后测算作战部队不搞经营性生产各项经费的缺口究竟有多大。测算结果，一个集团军的经费缺口，一般在3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军委在贯彻勤俭建军前提下，根据军费的可能，从1994年起提高了20项公务事业费标准。在经费分配上，特别向作战部队倾斜，向基层倾斜，保证了作战部队和基层建设的需要。
今天，全国范围内，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与所属的经济营性公司已彻底脱钩，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国民党空军司令之女” 的水分太大了。
她父亲不在空军。她叔叔是空军的校官，后来也不是“国民党空军司令”。
陈栖霞（1901—1977）空军第三路司令官、航空委员会处长，云南乃至中国航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字御仁，浙江青田县油竹乡（今油竹街道）油竹上村人。
陈栖霞有兄弟三人，姐二人；大哥陈树勋，字福仁，浙江讲武堂、陆军大学毕业，陆军少将高参；幼弟陈永仁，飞机维修机械师。
陈栖霞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公历1901年6月18日），他自幼读书，聪颖惠达、品学兼优，先在油竹读私塾，后改读县立敬业小学（今县人民小学、实验小学），以成绩优异毕业。
民国六年(1917)，他17岁时，即随父陈云峰去安南（越南）、缅甸经销“图书货”（青田石雕）。后随父卖石雕至昆明时，父亲有病早点回家，陈栖霞一人留下，生活困难，靠卖字画，维持生活。
民国十一年(1922)秋，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响应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延聘国内外航空人材，在昆明南郊四公里之巫家霸，修筑我国第二个飞机场巫家霸机场，向美国购买飞机，组建云南航空处，以刘沛泉为处长，建造校舍（与云南讲武堂相连），设置机库、学校和一切设备，创建云南航空学校，招考优秀青年。11月，陈栖霞即考入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科。
1922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纪念日），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在巫家霸机场正式开学，唐继尧兼任督办，刘沛泉兼任校长，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继北京南宛航空学校、东三省航空学校之后的第三所航空学校，早于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校9年，被称为中国空军最具特色的摇篮之一。
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制三年。第一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航空入伍生队受严格的军事训。第二、三年在巫家坝机场学习机械教程及飞行训练，理论教学在讲武堂进行。经严格之训练后，第一期毕业者仅26名，其中飞行科12名，机械科14名。1925年底，陈栖霞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云南乃至中国首批掌握飞行知识的空军人才之一。嗣后，云南航校继续招收第二期学员，飞行科15人，机械科23人。
陈栖霞年青时期的飞行军官相片
唐继尧选拔了云南航校第一期学员中的高材生张有谷、张汝汉、晏玉琮、陈栖霞、李法融、李嘉明等人为航校第二期学员的飞行教官和机械教官，这些人成了中国最早的“国产”航空教官。
不久，陈栖霞被派往上海航空队驾机。此时，正值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初，北伐革命军东路军克复浙西时，退居杭州西湖的刘沛泉（广东南海人），衔北伐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之命，潜入上海，策反驻沪航空队人员参加国民革命，顺利收编了全部人机。北伐革命军占领上海后，3月21日在上海成立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航空司令部，委刘沛泉为司令，陈栖霞为司令部参谋长，下辖两支航空队。云南航校第一期毕业生张有谷、张汝汉、晏玉琮等应邀赴沪，参加东路军航空队，随军出征。此后，白崇禧西征讨伐唐生智，蒋介石下令撤销东路军航空司令部，航空队归并南京国民军总司令部航空处。
1928年1月，南京政府委任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兼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主政云南后，更为重视航空队建设。是年，龙云聘刘沛泉筹办民用航空，设立云南省商业航空筹备委员会，向美国订购四个客座的莱茵小型客机2架。张汝汉、陈栖霞回云南充任飞行员。1929年3月，蒋介石要龙云出兵广西，委任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将云南航空队扩编为“讨逆军第十路军航空司令部”，任刘沛泉为司令，张元养为副司令。编制两个航空队，任陈栖霞为第一队队长，李法融为副队长；张汝汉为第二队队长，李嘉明为副队长。
1929年4月，云南航空公司向美订购的飞机运抵香港，分别命名“昆明号”、“金马号”，作为航行滇粤间之用。云南方面派刘沛泉、陈栖霞、张汝汉等人到香港九龙机场接收试飞，中旬，“昆明号”先飞往广西北海，在没有任何地面导航、飞机设备不全的情况下，完全靠肉眼判断地形、风速、方向，又从北海飞抵昆明。这次滇桂长途飞行，航行900多公里，飞出了当时国内最长、也是自然条件最为复杂的一条航线，引起了全国航空界的高度关注。
“金马号”参加西博会，于杭州西湖上空进行航空表演。
随后，刘沛泉、陈栖霞等人又去九龙接回“金马号”，拟准备开辟西南和东南航线。为了解除民众对飞行的疑虑，特以广州大沙头为基地，组织飞行表演，供各界人士参观和乘搭飞机上天飞游，由陈栖霞驾驶“金马”号载人升空。继而进行长途飞行，时遇全国博览会在杭州西湖召开，龙云想趁此机会显示一下云南空军的声威，遂指示李嘉明、陈栖霞将“金马号”开往杭州参加西湖博览会。当时国内一般飞机的长途航程是四个小时，他们经过改装，在机翼下增设附油箱，于1929年8月3日，“金马号”由李嘉明、陈栖霞轮流驾驶，经广州直飞杭州，创造了全国安全长途飞行六小时半的最高纪录，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8月8日，刘沛泉亲驾“金马号”飞机，载客在杭州西湖上空进行了多架次游览观光飞行，并环飞全浙各县散发博览会宣传刊物、传单，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参加西博会航空表演的还有“摩斯号”陆上飞机两架，陈栖霞、赵云鹏、李嘉明均驾机表演，西湖边、苏白二堤都挤满了热烈如沸的人群，盛况空前。
1929年9月，刘沛泉率领陈栖霞驾驶的“金马”号又飞上海，10月飞抵南京，当时各界名流和诸亲友纷纷前去迎接。每到一处，都要大张旗鼓地表演飞行。后来“金马号”被广东方面借用损坏，对方赔偿了一架法制波特斯六座水陆两用客机，命名为“碧鸡号”。
1930年，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聘请闲职在上海的国民政府航空署飞行教导队原队长蒋逵回川协办空军，购买飞机，招聘航空人才，负责把第二十一军航空处改组为第二十一军航空司令部（四川空军）。1931年春，第二十一军航空司令部正式在重庆广阳坝成立，由刘湘兼任司令，蒋逵为副司令(后任司令)。司令部设有参谋、机务、副官处三处和飞机修理厂，由陈栖霞、汪武烈、李竖宇分任处长，王季冈任厂长，共辖有飞机两队，由高在田、张裴然任队长，共有法、英、美制飞机12架。
1932年，陈栖霞赴法国巴黎航空学校深造。1934年回国，任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教官、初级飞行组组长。
1933年2月，军政部航空署全体人员改叙空军阶级，此为空军官制之始。1935年9月7日，陈栖霞被国民政府叙任为空军上尉军衔。
1937年，陈栖霞任空军第六大队（混编机队）空军少校大队长，下辖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五中队四个中队，分驻地南京、苏州、淮阴、杭州等地，共有轰炸机、战斗机等39架；后又临时配属第十六中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正式爆发，8月14日，空军第六大队大队长陈栖霞奉命率部到达指定出击地点，参加上海轰炸日军的战斗。8月15日，第六大队出动部分飞机侦察搜索青岛方向敌舰和航空母舰的位置，大队的主力则协助陆军轰炸、攻击虹口靶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兵营、公大纱厂及长江口日军舰队，当日即出动三批次出击；晨8时，由大队长陈栖霞偕参谋长葛昌世驾驶401号布瑞达机，自南京出发，9时飞抵上海侦炸虹口、杨树浦一带之敌。
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轰炸日军阵地
8月21日，空军总指挥部责成第六大队组成夜袭游击支队，由支队长空军少校陈栖霞、副支队长空军少校李怀民，参谋空军中尉吕志坚各率2架战机，执行夜袭任务。8月22日至24日，夜袭支队从杭州出发，采取游击战术，每夜至少以3机各出动1次，连续攻击日军据点及水面舰艇。入夜以后至拂晓，敌军阵地警报不断，炮声隆隆，火光一片，有时攻击通宵达旦，日军一夕数惊，精神负担大为增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9月，为协同晋北和平汉线对日作战，陈栖霞奉命率空军四个中队北上，支持晋省作战，于9月14日进驻山西省北部机场，以配合地面部队参加作战，并编组空军北正面军（也称空军北正面支队），陈栖霞任空军北正面司令，下辖空军第七大队及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中队，共有飞机41架。兵力编组：第七大队可塞机18架驻洛阳，另有布瑞达机2架及弗力提、福克渥夫机各1架担任通信连络，第二十七中队许机12架分驻南阳、洛阳，第二十八中队霍克二式机7架驻大原。空军北路司令部设于太原，洛阳、西安、南阳、绥德为基地，太原、太谷、临汾、汾阳、长治为前进机场，归由第二战区指挥。支队空防区域，“从四川万县以东，迄湖北、信阳之线以北所有黄河两岸，除甘肃一省外的空军和地面场站归该支队司令部指挥区处。”11月间，第二十七队奉令移防安徽，协防南京，又加入第三十一中队。空军北正面军在太原会战期间曾对大同、繁峙、平型关、阳明堡、崞县、原平及平汉路沿线日军进行轰炸，以支持地面部队作战。据统计，连同太原会战开始前几天，共计进行了12次侦察、42次轰炸，击毁日军大批重型装备，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几天之内连续击落关东军集成飞行团的重轰炸机大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侦察机中队长平长一大尉等人，击毙日飞行员14人。9月21日，日军“驱逐机之王”、“四大天王”之一的歼击机大队长三轮宽少佐，也在太原上空被击落而丧命。
1937年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影响晋北作战，11月2日陆军撤守大原，空军北正面司令部南撤汾阳，1938年初移驻西安。在山东枣庄台儿庄战役中，陈栖霞架机击落日机一架，得嘉奖一万银圆，悉数分与部下。
1938年3月，为了充分发挥空军的威力，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在南昌设第一路司令部，协同第三、第五战区作战；在广州设第二路司令部，协同第四战区作战；在西安设第三路司令部，协同湖北、四川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第一、第二、第三路分别以张廷孟、刘牧群、田曦分任司令官。不久，杨鹤霄接刘芳秀任第二路司令官，第三路司令官田曦他调，陈栖霞任司令官，10月陈栖霞调军校任职，复以田曦任司令官。（见《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第三章第二节，2001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
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初在西安市二府街，不久移驻南阳，1939年10月迁成都。当时，空军第三路司令官陈栖霞，辖豫、晋、鄂、陕等省所驻空军，职务军衔为空军上校，按照当时空军官阶俸禄之规定，薪俸则相当于陆军中将。
陈栖霞是位国民党空军高级将领，积极参加抗战。驻军西安时，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林伯渠（中共中央驻西安全权代表）、宣侠父（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等过往甚密，其侄女陈慕华即于1938年3月由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搭上延安的运粮车，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办事处接待她的王部屏同志，经过多次联系，确定了行期。行前，林伯渠同志亲自接见了陈慕华同志，并同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后来，陈慕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等待搭乘去延安的顺路车期间，我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打听出发的消息，有时搭叔父的汽车去。由于办事处周围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结果把我叔父暴露了。”（见王喜义、肖刚《辗転鬓霜染，何曾忘延安——陈慕华同志回延安散记》，《中国金融》杂志1986年第11期）
1938年10月，陈栖霞被调到成都军校后不久，因送侄女陈慕华赴延安参加革命而遭到连累，曾受到审查，因着有特殊功绩，且得同邑陈诚将军缓颊，始无性命之忧。
1940年，陈栖霞调任昆明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副处长。1941年，调任航空委员会航政处上校处长，后调任浙江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总站长。1943年，任第三战区航空联络处参谋。
1946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改制叙（晋）任陈栖霞为空军少校；1947年8月15日，叙（晋）任为空军中校，并退为备役。
抗战胜利后，曾邀陈栖霞任空军司令部政治作战部主任，未就，乃告退携眷归里。他还在油竹半坑（今麻宅）驮斜背，买了一座屋和一片山林，开山、砍柴、耕作，息影田园，乐为乡邻书写对联（至今油竹上村村头还遗留一副陈栖霞书写的对联）。他惜苦怜贫，多有善举，且秘密支持中共浙南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1950年，当选为青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积极参政议政。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来函，邀陈栖霞赴京任职，因故亦未成行。1960年10日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陈栖霞身材魁梧，勤奋好学，文笔优美，从小练就一手好书法，尤长行楷和草书，画画、下围棋、弹钢琴亦佳，又精通外语，他生性耿直，廉洁正派，参与对日空战和空军方面之作战指挥，且担任过云南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等航校的飞行教官，为中国空军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不愧为文武双全的空军将领。撰有《蒋介石空军重要训练基地——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沪战开始时空军动态》等文稿。
1976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公历1977年2月15日），陈栖霞在青
晚年时期的陈栖霞
田县油竹寓所逝世，享年76岁，墓葬油竹对面的坦洪背山麓。
陈栖霞夫人邵曼萍，湖南长沙人，杭州女子中学毕业，知书达理，贤德见称，育有四子四女，子名陈小椿、陈小松、陈小柏、陈小楠，女名陈小榆、陈小梅、陈小蕉、陈小咪，分别在浙江青田、杭州、陕西铜川及西班牙、奥地利、美国、意大利等地工作和生活，事业卓然有成。
陈栖霞旧居，亦即陈慕华故居，坐落于青田县油竹街道油竹上村139号，坐西朝东，由陈栖霞父亲陈云峰赴欧洲经商归国于民国初年兴建，系二层砖木结构传统民居建筑，占地面积790平方米。宅院平面成“H”形，三合土地面，主楼七间，厢房各三间，后耳房一间。主楼檐间施两支轩卷棚，牛腿方斗补间铺做撑撩檐坊，月梁、阑枋等雕刻瑞草花卉、福鹿祥兽、戏曲人物等。1921年，陈慕华出生在主楼次间，在家乡度过13个春秋，1934年才离开故乡参加革命，是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全国妇联主席。2011年4月20日，陈慕华故居被青田县人民政府列入第八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录：空军官阶俸禄之规定
1、根据蔡竹屏（1904-1982，宁波人，1932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成立时任秘书，1936年中央航空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时任中文秘书。抗战时期，任黄岩县长、宁波地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政工大队长，余姚县长、温岭县县长，1978年后任宁波市政协委员等职）1962年所撰《国民党早期空军——我在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委员会任秘书时的见闻·第二节、历任校长、各处科人事及其空军官阶俸禄》一文记载：
“1933年，蒋介石为了提高空军的地位，施行空军人员新官阶，原有陆军官阶的人员一般降二级改叙为空军官阶，以示差池。技术人员以及军佐、军属均相应比较改叙；飞行人员则于薪饷之外，加给飞行津贴百分之五十。”1936年5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周至柔、黄秉衡、陈庆云、黄光锐、毛邦初为委员，以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调任航委会主任。“组织编制核定后，蒋介石自定为空军中将（1935年4月1日已叙任特级上将），秘书长宋美龄为少将秘书，主任周至柔也晋升为空军少将（1936年1月24日已叙任陆军中将）。”（刊《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2、劳声寰少将（1904年生 ，原籍广东南海，广西都安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历任陆军第45师师长、中央航空学校学生总队总队附、总队长、驱逐总队长，空军特务第6团团长兼飞行基地陆战指挥官，“国防部”参议，总政治部高参等职）回忆：
“1933年，笕桥航空学校已正式成立，委员长（蒋介石）自兼校长，毛邦初以副校长名义负实际责任。他们准备调用若干黄埔毕业生为队官。委员长为建设大空军，苦思熟虑，在职位上尽量压低等级，在待遇上却比陆海军都高出许多，此因空军素质必然地要比陆海军为高，而冒险性更大之故，所以向往空军的很多。”1933年8月，他由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营长调任笕桥航空学校去充任队官，“我本来是少校营长，到职后变为空军中尉区队长，但薪俸由 135 元（国难薪，六折 80 元）升到 150 元。”（见《劳声寰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1988 年9月）。
3、徐康良中将（1907-1995，浙江孝丰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中央航校第一期飞行科高级班毕业，历任空军官校高级班轰炸组组长兼学生队长，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教育处长、轰炸训练总队长，空军第一路副司令兼参谋长，空军第二、第一军区司令，空军参谋学校少将校长，空军训练司令，空军中将副总司令）回忆：
当时中国的空军隶属于军政部航空署，已有七个队，每队约有 15 至 20 位飞行人员，八、九架飞机。经过民初的惨淡经营，中国的空军已稍具规模。飞机多向美国购得，服务的飞行员多毕业于较早成立的各地航校：北京南苑、保定、沈阳、昆明、广州、太原等地。北伐统一以后，国民政府声望日隆，各地区航空人员很多是个人脱离投效中央。我在航空班毕业以后派往第一队任见习官，为期 6 个月，后升任候补飞行员，授陆军少校军阶。至民国 21 年（1932）底改空军新制，所有空军人员降两级叙为空军阶级，我由陆军少校变成空军中尉。
故此，有民国时期空军待遇比海军高一级，比陆军高二级之说。
国军空军家庭走出八路军女参谋
陈慕华出生时，她的父亲陈栖霞还只是浙江青田县一个非常普通的青年。
见到女儿的降生，颇为孝顺的陈栖霞特意将她抱到岳母那里，请她为女儿取名。
她的外婆出身书香门第，见这襁褓中的女娃眉清目秀甚是可人，便给她取名陈慕华。
早年间陈家并非大富大贵，凭借家里的土地只能算是小有余财，而陈栖霞也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女儿格外疼爱。
陈慕华幼年时，由于父亲报名参加了云南航校，需要驻地训练，因此她和弟弟陈慕榕便被留在老家，交由外婆抚养和教育。
随着年龄日渐增长，再加上外婆的悉心照料，陈慕华自幼显得格外聪明伶俐，外婆便认定她今后必当非同凡响。
为了让她得到最好的教育，外婆变卖了自己的嫁妆给陈慕华凑足了学费，将她送到杭州女子中学读书。
十几岁的陈慕华，为了求学远离故土，但也让她看到了更加广大的世界。
在杭州求学期间，陈慕华见到当地的许多官员对百姓横征暴敛，嚣张跋扈，这让她产生了要为穷苦人出头的想法。
中学即将毕业之际全面抗战爆发，全民族抗日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度，陈慕华也不例外。
那段时间，前线情况通过报纸等渠道传入杭州。
眼看大好河山沦陷，陈慕华义愤难当，与同学们一起组织了女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敦促国民政府抗日救国。
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只是被动防守，节节败退，让陈慕华等爱国学生失望至极。
与此同时，陈慕华也从报纸中发现了共产党的抗日通电内容，被里面慷慨激昂的文字深深吸引。
尤其是那句“全民族抗战”的号召，让她热血沸腾，阅罢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几天后，经过慎重考虑，陈慕华决定北上，到延安去加入八路军。
七七事变之后，她的父亲陈栖霞已经成为国民党空军第三路司令。得知女儿的决定后，陈栖霞竟意外的表示全力支持，并派遣心腹送她前往延安。
一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姑娘，为了躲避沿途的混乱和国民党的审查，再加上杭州到延安路途遥远，等她来到延安时已是抗日形势更加严峻的1938年。
初到延安，陈慕华预先打算的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参谋班学习战争理论，但是工作人员却告诉她：
“学这个是要上战场的，所以没有招女学员的计划，你还是学一下护理知识吧。”
陈慕华闻听此言觉得心有不甘，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为了学好理论上战场杀敌，怎么女同志就不能学军事了？
于是陈慕华当即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下一封自荐信，详细陈述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宏愿。只可惜当时毛主席日理万机，似乎并没有看到这封自荐信。
见久久等不到回复，陈慕华便又直接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表明心迹：
“凭什么只有男同志才能进参谋班？我们女同志做起来绝不比他们差！”
一番慷慨陈词让毛主席为之一愣，随即他便向抗大的何长工传达了同意参谋班招收女学员的批示。
经过一番努力，陈慕华顺利通过了考核，进入抗大参谋班学习。
中国自古以来有花木兰代父从军，有穆桂英血战沙场，更有无数女子，以自己的才气书写岁月，书写历史，这些都表明，女子也可以扛起人间的正气，像男子一样因才华留名青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五位女性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她们是吴桂贤、陈慕华、吴仪、刘延东、孙春兰，其中，陈慕华是唯一一个当过军人的女同志。这位女副总理，走过满是疮痍或满是荣光的岁月，一生用永不服输的精神，书写传奇。
1921年，陈慕华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一个军人家庭，父亲陈树勋是民国陆军团长，叔叔陈栖霞是空军出身，后成为国民党高级军官。
由于父亲陈树勋重男轻女，对陈慕华不甚关心，又因为局势混乱，于是长期将陈慕华寄养在她的外婆家。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使陈慕华养成伤春悲秋的性格，反而让她的个性独立坚强起来。
陈慕华小学就读于县城的人民小学，每天往返二十里的距离，可无论风吹日晒，陈慕华从没有一天迟到过，成绩在年级里也一直名列前茅。她从小便努力向学，因为她始终坚信男子能做的事情女子也一样能做。
陈慕华9岁时，叔父陈栖霞将她送到杭州女子学校读书，以接受更好的教育。陈栖霞是位思想开明的将领，虽身在国民党，但他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元老的关系都很密切，陈慕华到杭州后，和叔父的来往密切了许多，也正是叔父陈栖霞启蒙了她的革命思想。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还在读中学的陈慕华也和同学一起，怀着一腔热血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当时，国民党在延安设立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事人才，陈慕华是个有远大志向的青年，她希望自己能就读于这所学校，习得真正的军事谋略，为抗日战争尽一份力。
陈慕华的想法得到了叔父的支持，在陈栖霞的帮助下，陈慕华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路途，奔赴自己抗日救国的理想。她匆匆和家人告别，却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几十年。
陈慕华得以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抗日军政大学开设参谋训练队，专门培养有能力的军事参谋，但是只招收男学员。对此，陈慕华很不服气，她不认为只有男性才能学习军事知识。
大学里的女生本来就少，并且大多都被安排在护理专业，陈慕华志不在此，她一心想学习真正的军事理论，成为一名有能力的军事参谋。
斟酌许久后，陈慕华决定写信给毛主席，因为没等到毛主席的回信，17岁的她便亲自去面见毛主席。
见到毛主席后，陈慕华毫不胆怯，她对毛主席说：“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我相信女同志也一样可以做，所以我请求您，让我加入参谋训练队，学习真正的军事理论。”
陈慕华眼神坚定，干净利落，像初生的小鹿那样，一颗晶莹剔透的心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毛主席被陈慕华打动，同意让女学员进入参谋训练队。就这样，陈慕华和另外十名女学员进入了参谋训练队学习。
陈慕华是国民党空军司令之女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学生；
她思想进步，行动积极，成为八路军首位女参谋，在岗位上屡献奇策；
建国后，她屡次担任要职，成为国务院第二位女副总理，在经济建设、妇女儿童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多年前，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军队也大力经商搞创收，以商养军：办工厂、建矿山、开公司，尽管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费的不足，但它对军队战斗力带来的损害、对军队风气带来的腐蚀、引发的军政和军民矛盾，远大于经济上赚到的几个钱。
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就说：军队经商，无异于自毁长城！是饮鸩止渴！“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战争，是要杀我们的头的！杀了头，还要留下骂名！”
经过持续整顿，现在军、商已脱钩。而在这艰难整治的过程中，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新华社女记者丁永宁。
丁永宁（左三）和新华社驻苏联、东欧国家的同事们
1988年，丁永宁结束驻罗马尼亚记者的任期回国后，和同事们到山东威海休假，那里的刘公岛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是甲午战争时清朝的北洋海军基地，北洋海军则是甲午海战的主力，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就是北洋海军将领。
多年来这里游人如织，既是欣赏风景，更是景仰英雄、凭吊壮怀激烈的历史：同时这里也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地，国际游客也不少。
民族英雄邓世昌位于刘公岛的雕像
丁永宁她回忆说，在北洋海军当年的司令部“海军公所”门口，几名“摄影师”向人们高喊：“照相啦！”“摄影留念呐！”每摊两人，一人照相，一人开票，四五个摊位相连，争相揽客。而他们都是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海军战士！
再往前走，六名海军战士守着一个小方桌卖茶！军帽是歪着的，军装是敞着的。
再不远，几名海军战士面前摆着望远镜、汽水、胶卷，高声叫卖。见游人走过，便高喊：“照相啦！每张两元五角！顺带免费看望远镜！彩色胶卷，富士的！”
再往前是位于悬崖边的“所后炮台”，游客自己在此照相，必须向守候在一旁的海军战士付费。新旧炮台之间有一个“海军摄影点”，几名战士忙着为游人照相，还把军用高倍望远镜租给游人观看海景。
从“所后炮台”返回旅游码头，经过海军营房，丁永宁和同事们也打听到：设在营房这一侧的商店、旅馆，也是海军开办的。
丁永宁说：“我们在这个海军基地基本见不到军容整齐的海军士兵。给人的感觉是：海军不是刘公岛的守卫者，而是岛上的商人、穿军装的小贩。”
丁永宁问他们：
山东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
丁永宁痛心疾首！她说：“当年民族英雄邓世昌率领中华儿女浴血抗敌的历史胜地，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叫卖场。解放军战士的经商活动严重损害了我人民军队以至国家的形象。”
丁永宁和同行的摄影记者许必华商量，合作写一篇内参，她负责文字，老许负责摄影。题目单刀直入，就叫《海军某部队在刘公岛经商形象不好》。
按新闻单位不成文的规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她只须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其他领域，井水不犯河水。丁永宁是新华社国际部记者，按说有关部队的新闻，她俩完全可以不碰也不能地碰。
但是，丁永宁是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即便是出门在外休假旅游，丁永宁也爱跨界“管闲事”。这一管，管出了件大事。
稿件先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被委婉退回，又送国内部，丁永宁再三陈述利害，公私关系都用上，国内部终于同意采用，但删去了记者的议论和感慨，军容不整的照片还是没敢配发。但总算是发了稿。
过了半年，同事老许高兴地告诉丁永宁，说：“我们那篇内参起作用了！”
“何以见得？”
老许说：自己在部队的一位老友对他发牢骚说：“收入不行啦，听说，有两个记者写了个东西，捅到杨尚昆那里，现在不让经商了。”
在武警部队前政委的帮助下，丁永宁找到了海军党委呈送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接到杨副主席和军委、总部其他首长在新华社文《海军某部队在刘公岛经商形象不好》一文的批示后，即责成北海舰队、青岛基地对该文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查处。”
报告随后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海军某部队在刘公岛经商形象不好》这篇内参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直到1993年，据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
这也引起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的高度关注。
早在张震上将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期间，一次，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发班子内部矛盾。为帮助他们查明情况，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还有一次，地方因经营纠纷，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身为上将的张震作为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所有这些都使张震深刻认识到：生产经营，军队不能搞。
1993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正式下发。《决定》要求对生产经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现有企业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归口，统一管理。《决定》提出实行军企分开，生产经营单列体系，使部队建设和生产经营按照各自轨道，分别运行……
同年11月3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震代表军委讲话。他提高声音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张震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若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
这件事，张震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还再次提及。张震强调指出：“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
为做好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张震提出4点要求：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纪律，令行禁止；稳定队伍，提高素质。会后，各单位积极行动，按照军委的决定，对生产经营进行了清理整顿，集中归口管理。1994年，军委又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检查、验收。
党的“十五”大后，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经营的决定。张震从实际出发，在整顿改革生产经营中，指示总后测算作战部队不搞经营性生产各项经费的缺口究竟有多大。测算结果，一个集团军的经费缺口，一般在3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军委在贯彻勤俭建军前提下，根据军费的可能，从1994年起提高了20项公务事业费标准。在经费分配上，特别向作战部队倾斜，向基层倾斜，保证了作战部队和基层建设的需要。
今天，全国范围内，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与所属的经济营性公司已彻底脱钩，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国民党空军司令之女” 的水分太大了。
她父亲不在空军。她叔叔是空军的校官，后来也不是“国民党空军司令”。
陈栖霞（1901—1977）空军第三路司令官、航空委员会处长，云南乃至中国航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字御仁，浙江青田县油竹乡（今油竹街道）油竹上村人。
陈栖霞有兄弟三人，姐二人；大哥陈树勋，字福仁，浙江讲武堂、陆军大学毕业，陆军少将高参；幼弟陈永仁，飞机维修机械师。
陈栖霞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公历1901年6月18日），他自幼读书，聪颖惠达、品学兼优，先在油竹读私塾，后改读县立敬业小学（今县人民小学、实验小学），以成绩优异毕业。
民国六年(1917)，他17岁时，即随父陈云峰去安南（越南）、缅甸经销“图书货”（青田石雕）。后随父卖石雕至昆明时，父亲有病早点回家，陈栖霞一人留下，生活困难，靠卖字画，维持生活。
民国十一年(1922)秋，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响应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延聘国内外航空人材，在昆明南郊四公里之巫家霸，修筑我国第二个飞机场巫家霸机场，向美国购买飞机，组建云南航空处，以刘沛泉为处长，建造校舍（与云南讲武堂相连），设置机库、学校和一切设备，创建云南航空学校，招考优秀青年。11月，陈栖霞即考入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科。
1922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纪念日），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在巫家霸机场正式开学，唐继尧兼任督办，刘沛泉兼任校长，这是中国航空史上，继北京南宛航空学校、东三省航空学校之后的第三所航空学校，早于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校9年，被称为中国空军最具特色的摇篮之一。
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制三年。第一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航空入伍生队受严格的军事训。第二、三年在巫家坝机场学习机械教程及飞行训练，理论教学在讲武堂进行。经严格之训练后，第一期毕业者仅26名，其中飞行科12名，机械科14名。1925年底，陈栖霞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云南乃至中国首批掌握飞行知识的空军人才之一。嗣后，云南航校继续招收第二期学员，飞行科15人，机械科23人。
陈栖霞年青时期的飞行军官相片
唐继尧选拔了云南航校第一期学员中的高材生张有谷、张汝汉、晏玉琮、陈栖霞、李法融、李嘉明等人为航校第二期学员的飞行教官和机械教官，这些人成了中国最早的“国产”航空教官。
不久，陈栖霞被派往上海航空队驾机。此时，正值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初，北伐革命军东路军克复浙西时，退居杭州西湖的刘沛泉（广东南海人），衔北伐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之命，潜入上海，策反驻沪航空队人员参加国民革命，顺利收编了全部人机。北伐革命军占领上海后，3月21日在上海成立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航空司令部，委刘沛泉为司令，陈栖霞为司令部参谋长，下辖两支航空队。云南航校第一期毕业生张有谷、张汝汉、晏玉琮等应邀赴沪，参加东路军航空队，随军出征。此后，白崇禧西征讨伐唐生智，蒋介石下令撤销东路军航空司令部，航空队归并南京国民军总司令部航空处。
1928年1月，南京政府委任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兼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主政云南后，更为重视航空队建设。是年，龙云聘刘沛泉筹办民用航空，设立云南省商业航空筹备委员会，向美国订购四个客座的莱茵小型客机2架。张汝汉、陈栖霞回云南充任飞行员。1929年3月，蒋介石要龙云出兵广西，委任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将云南航空队扩编为“讨逆军第十路军航空司令部”，任刘沛泉为司令，张元养为副司令。编制两个航空队，任陈栖霞为第一队队长，李法融为副队长；张汝汉为第二队队长，李嘉明为副队长。
1929年4月，云南航空公司向美订购的飞机运抵香港，分别命名“昆明号”、“金马号”，作为航行滇粤间之用。云南方面派刘沛泉、陈栖霞、张汝汉等人到香港九龙机场接收试飞，中旬，“昆明号”先飞往广西北海，在没有任何地面导航、飞机设备不全的情况下，完全靠肉眼判断地形、风速、方向，又从北海飞抵昆明。这次滇桂长途飞行，航行900多公里，飞出了当时国内最长、也是自然条件最为复杂的一条航线，引起了全国航空界的高度关注。
“金马号”参加西博会，于杭州西湖上空进行航空表演。
随后，刘沛泉、陈栖霞等人又去九龙接回“金马号”，拟准备开辟西南和东南航线。为了解除民众对飞行的疑虑，特以广州大沙头为基地，组织飞行表演，供各界人士参观和乘搭飞机上天飞游，由陈栖霞驾驶“金马”号载人升空。继而进行长途飞行，时遇全国博览会在杭州西湖召开，龙云想趁此机会显示一下云南空军的声威，遂指示李嘉明、陈栖霞将“金马号”开往杭州参加西湖博览会。当时国内一般飞机的长途航程是四个小时，他们经过改装，在机翼下增设附油箱，于1929年8月3日，“金马号”由李嘉明、陈栖霞轮流驾驶，经广州直飞杭州，创造了全国安全长途飞行六小时半的最高纪录，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8月8日，刘沛泉亲驾“金马号”飞机，载客在杭州西湖上空进行了多架次游览观光飞行，并环飞全浙各县散发博览会宣传刊物、传单，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参加西博会航空表演的还有“摩斯号”陆上飞机两架，陈栖霞、赵云鹏、李嘉明均驾机表演，西湖边、苏白二堤都挤满了热烈如沸的人群，盛况空前。
1929年9月，刘沛泉率领陈栖霞驾驶的“金马”号又飞上海，10月飞抵南京，当时各界名流和诸亲友纷纷前去迎接。每到一处，都要大张旗鼓地表演飞行。后来“金马号”被广东方面借用损坏，对方赔偿了一架法制波特斯六座水陆两用客机，命名为“碧鸡号”。
1930年，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聘请闲职在上海的国民政府航空署飞行教导队原队长蒋逵回川协办空军，购买飞机，招聘航空人才，负责把第二十一军航空处改组为第二十一军航空司令部（四川空军）。1931年春，第二十一军航空司令部正式在重庆广阳坝成立，由刘湘兼任司令，蒋逵为副司令(后任司令)。司令部设有参谋、机务、副官处三处和飞机修理厂，由陈栖霞、汪武烈、李竖宇分任处长，王季冈任厂长，共辖有飞机两队，由高在田、张裴然任队长，共有法、英、美制飞机12架。
1932年，陈栖霞赴法国巴黎航空学校深造。1934年回国，任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教官、初级飞行组组长。
1933年2月，军政部航空署全体人员改叙空军阶级，此为空军官制之始。1935年9月7日，陈栖霞被国民政府叙任为空军上尉军衔。
1937年，陈栖霞任空军第六大队（混编机队）空军少校大队长，下辖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五中队四个中队，分驻地南京、苏州、淮阴、杭州等地，共有轰炸机、战斗机等39架；后又临时配属第十六中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正式爆发，8月14日，空军第六大队大队长陈栖霞奉命率部到达指定出击地点，参加上海轰炸日军的战斗。8月15日，第六大队出动部分飞机侦察搜索青岛方向敌舰和航空母舰的位置，大队的主力则协助陆军轰炸、攻击虹口靶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兵营、公大纱厂及长江口日军舰队，当日即出动三批次出击；晨8时，由大队长陈栖霞偕参谋长葛昌世驾驶401号布瑞达机，自南京出发，9时飞抵上海侦炸虹口、杨树浦一带之敌。
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轰炸日军阵地
8月21日，空军总指挥部责成第六大队组成夜袭游击支队，由支队长空军少校陈栖霞、副支队长空军少校李怀民，参谋空军中尉吕志坚各率2架战机，执行夜袭任务。8月22日至24日，夜袭支队从杭州出发，采取游击战术，每夜至少以3机各出动1次，连续攻击日军据点及水面舰艇。入夜以后至拂晓，敌军阵地警报不断，炮声隆隆，火光一片，有时攻击通宵达旦，日军一夕数惊，精神负担大为增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9月，为协同晋北和平汉线对日作战，陈栖霞奉命率空军四个中队北上，支持晋省作战，于9月14日进驻山西省北部机场，以配合地面部队参加作战，并编组空军北正面军（也称空军北正面支队），陈栖霞任空军北正面司令，下辖空军第七大队及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中队，共有飞机41架。兵力编组：第七大队可塞机18架驻洛阳，另有布瑞达机2架及弗力提、福克渥夫机各1架担任通信连络，第二十七中队许机12架分驻南阳、洛阳，第二十八中队霍克二式机7架驻大原。空军北路司令部设于太原，洛阳、西安、南阳、绥德为基地，太原、太谷、临汾、汾阳、长治为前进机场，归由第二战区指挥。支队空防区域，“从四川万县以东，迄湖北、信阳之线以北所有黄河两岸，除甘肃一省外的空军和地面场站归该支队司令部指挥区处。”11月间，第二十七队奉令移防安徽，协防南京，又加入第三十一中队。空军北正面军在太原会战期间曾对大同、繁峙、平型关、阳明堡、崞县、原平及平汉路沿线日军进行轰炸，以支持地面部队作战。据统计，连同太原会战开始前几天，共计进行了12次侦察、42次轰炸，击毁日军大批重型装备，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几天之内连续击落关东军集成飞行团的重轰炸机大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侦察机中队长平长一大尉等人，击毙日飞行员14人。9月21日，日军“驱逐机之王”、“四大天王”之一的歼击机大队长三轮宽少佐，也在太原上空被击落而丧命。
1937年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影响晋北作战，11月2日陆军撤守大原，空军北正面司令部南撤汾阳，1938年初移驻西安。在山东枣庄台儿庄战役中，陈栖霞架机击落日机一架，得嘉奖一万银圆，悉数分与部下。
1938年3月，为了充分发挥空军的威力，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在南昌设第一路司令部，协同第三、第五战区作战；在广州设第二路司令部，协同第四战区作战；在西安设第三路司令部，协同湖北、四川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第一、第二、第三路分别以张廷孟、刘牧群、田曦分任司令官。不久，杨鹤霄接刘芳秀任第二路司令官，第三路司令官田曦他调，陈栖霞任司令官，10月陈栖霞调军校任职，复以田曦任司令官。（见《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第三章第二节，2001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
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初在西安市二府街，不久移驻南阳，1939年10月迁成都。当时，空军第三路司令官陈栖霞，辖豫、晋、鄂、陕等省所驻空军，职务军衔为空军上校，按照当时空军官阶俸禄之规定，薪俸则相当于陆军中将。
陈栖霞是位国民党空军高级将领，积极参加抗战。驻军西安时，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林伯渠（中共中央驻西安全权代表）、宣侠父（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等过往甚密，其侄女陈慕华即于1938年3月由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搭上延安的运粮车，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办事处接待她的王部屏同志，经过多次联系，确定了行期。行前，林伯渠同志亲自接见了陈慕华同志，并同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后来，陈慕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等待搭乘去延安的顺路车期间，我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打听出发的消息，有时搭叔父的汽车去。由于办事处周围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结果把我叔父暴露了。”（见王喜义、肖刚《辗転鬓霜染，何曾忘延安——陈慕华同志回延安散记》，《中国金融》杂志1986年第11期）
1938年10月，陈栖霞被调到成都军校后不久，因送侄女陈慕华赴延安参加革命而遭到连累，曾受到审查，因着有特殊功绩，且得同邑陈诚将军缓颊，始无性命之忧。
1940年，陈栖霞调任昆明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副处长。1941年，调任航空委员会航政处上校处长，后调任浙江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总站长。1943年，任第三战区航空联络处参谋。
1946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改制叙（晋）任陈栖霞为空军少校；1947年8月15日，叙（晋）任为空军中校，并退为备役。
抗战胜利后，曾邀陈栖霞任空军司令部政治作战部主任，未就，乃告退携眷归里。他还在油竹半坑（今麻宅）驮斜背，买了一座屋和一片山林，开山、砍柴、耕作，息影田园，乐为乡邻书写对联（至今油竹上村村头还遗留一副陈栖霞书写的对联）。他惜苦怜贫，多有善举，且秘密支持中共浙南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1950年，当选为青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积极参政议政。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来函，邀陈栖霞赴京任职，因故亦未成行。1960年10日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陈栖霞身材魁梧，勤奋好学，文笔优美，从小练就一手好书法，尤长行楷和草书，画画、下围棋、弹钢琴亦佳，又精通外语，他生性耿直，廉洁正派，参与对日空战和空军方面之作战指挥，且担任过云南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等航校的飞行教官，为中国空军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不愧为文武双全的空军将领。撰有《蒋介石空军重要训练基地——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沪战开始时空军动态》等文稿。
1976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公历1977年2月15日），陈栖霞在青
晚年时期的陈栖霞
田县油竹寓所逝世，享年76岁，墓葬油竹对面的坦洪背山麓。
陈栖霞夫人邵曼萍，湖南长沙人，杭州女子中学毕业，知书达理，贤德见称，育有四子四女，子名陈小椿、陈小松、陈小柏、陈小楠，女名陈小榆、陈小梅、陈小蕉、陈小咪，分别在浙江青田、杭州、陕西铜川及西班牙、奥地利、美国、意大利等地工作和生活，事业卓然有成。
陈栖霞旧居，亦即陈慕华故居，坐落于青田县油竹街道油竹上村139号，坐西朝东，由陈栖霞父亲陈云峰赴欧洲经商归国于民国初年兴建，系二层砖木结构传统民居建筑，占地面积790平方米。宅院平面成“H”形，三合土地面，主楼七间，厢房各三间，后耳房一间。主楼檐间施两支轩卷棚，牛腿方斗补间铺做撑撩檐坊，月梁、阑枋等雕刻瑞草花卉、福鹿祥兽、戏曲人物等。1921年，陈慕华出生在主楼次间，在家乡度过13个春秋，1934年才离开故乡参加革命，是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全国妇联主席。2011年4月20日，陈慕华故居被青田县人民政府列入第八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录：空军官阶俸禄之规定
1、根据蔡竹屏（1904-1982，宁波人，1932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成立时任秘书，1936年中央航空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时任中文秘书。抗战时期，任黄岩县长、宁波地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政工大队长，余姚县长、温岭县县长，1978年后任宁波市政协委员等职）1962年所撰《国民党早期空军——我在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委员会任秘书时的见闻·第二节、历任校长、各处科人事及其空军官阶俸禄》一文记载：
“1933年，蒋介石为了提高空军的地位，施行空军人员新官阶，原有陆军官阶的人员一般降二级改叙为空军官阶，以示差池。技术人员以及军佐、军属均相应比较改叙；飞行人员则于薪饷之外，加给飞行津贴百分之五十。”1936年5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周至柔、黄秉衡、陈庆云、黄光锐、毛邦初为委员，以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调任航委会主任。“组织编制核定后，蒋介石自定为空军中将（1935年4月1日已叙任特级上将），秘书长宋美龄为少将秘书，主任周至柔也晋升为空军少将（1936年1月24日已叙任陆军中将）。”（刊《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2、劳声寰少将（1904年生 ，原籍广东南海，广西都安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历任陆军第45师师长、中央航空学校学生总队总队附、总队长、驱逐总队长，空军特务第6团团长兼飞行基地陆战指挥官，“国防部”参议，总政治部高参等职）回忆：
“1933年，笕桥航空学校已正式成立，委员长（蒋介石）自兼校长，毛邦初以副校长名义负实际责任。他们准备调用若干黄埔毕业生为队官。委员长为建设大空军，苦思熟虑，在职位上尽量压低等级，在待遇上却比陆海军都高出许多，此因空军素质必然地要比陆海军为高，而冒险性更大之故，所以向往空军的很多。”1933年8月，他由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营长调任笕桥航空学校去充任队官，“我本来是少校营长，到职后变为空军中尉区队长，但薪俸由 135 元（国难薪，六折 80 元）升到 150 元。”（见《劳声寰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1988 年9月）。
3、徐康良中将（1907-1995，浙江孝丰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中央航校第一期飞行科高级班毕业，历任空军官校高级班轰炸组组长兼学生队长，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教育处长、轰炸训练总队长，空军第一路副司令兼参谋长，空军第二、第一军区司令，空军参谋学校少将校长，空军训练司令，空军中将副总司令）回忆：
当时中国的空军隶属于军政部航空署，已有七个队，每队约有 15 至 20 位飞行人员，八、九架飞机。经过民初的惨淡经营，中国的空军已稍具规模。飞机多向美国购得，服务的飞行员多毕业于较早成立的各地航校：北京南苑、保定、沈阳、昆明、广州、太原等地。北伐统一以后，国民政府声望日隆，各地区航空人员很多是个人脱离投效中央。我在航空班毕业以后派往第一队任见习官，为期 6 个月，后升任候补飞行员，授陆军少校军阶。至民国 21 年（1932）底改空军新制，所有空军人员降两级叙为空军阶级，我由陆军少校变成空军中尉。
故此，有民国时期空军待遇比海军高一级，比陆军高二级之说。
国军空军家庭走出八路军女参谋
陈慕华出生时，她的父亲陈栖霞还只是浙江青田县一个非常普通的青年。
见到女儿的降生，颇为孝顺的陈栖霞特意将她抱到岳母那里，请她为女儿取名。
她的外婆出身书香门第，见这襁褓中的女娃眉清目秀甚是可人，便给她取名陈慕华。
早年间陈家并非大富大贵，凭借家里的土地只能算是小有余财，而陈栖霞也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女儿格外疼爱。
陈慕华幼年时，由于父亲报名参加了云南航校，需要驻地训练，因此她和弟弟陈慕榕便被留在老家，交由外婆抚养和教育。
随着年龄日渐增长，再加上外婆的悉心照料，陈慕华自幼显得格外聪明伶俐，外婆便认定她今后必当非同凡响。
为了让她得到最好的教育，外婆变卖了自己的嫁妆给陈慕华凑足了学费，将她送到杭州女子中学读书。
十几岁的陈慕华，为了求学远离故土，但也让她看到了更加广大的世界。
在杭州求学期间，陈慕华见到当地的许多官员对百姓横征暴敛，嚣张跋扈，这让她产生了要为穷苦人出头的想法。
中学即将毕业之际全面抗战爆发，全民族抗日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度，陈慕华也不例外。
那段时间，前线情况通过报纸等渠道传入杭州。
眼看大好河山沦陷，陈慕华义愤难当，与同学们一起组织了女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敦促国民政府抗日救国。
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只是被动防守，节节败退，让陈慕华等爱国学生失望至极。
与此同时，陈慕华也从报纸中发现了共产党的抗日通电内容，被里面慷慨激昂的文字深深吸引。
尤其是那句“全民族抗战”的号召，让她热血沸腾，阅罢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几天后，经过慎重考虑，陈慕华决定北上，到延安去加入八路军。
七七事变之后，她的父亲陈栖霞已经成为国民党空军第三路司令。得知女儿的决定后，陈栖霞竟意外的表示全力支持，并派遣心腹送她前往延安。
一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姑娘，为了躲避沿途的混乱和国民党的审查，再加上杭州到延安路途遥远，等她来到延安时已是抗日形势更加严峻的1938年。
初到延安，陈慕华预先打算的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参谋班学习战争理论，但是工作人员却告诉她：
“学这个是要上战场的，所以没有招女学员的计划，你还是学一下护理知识吧。”
陈慕华闻听此言觉得心有不甘，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为了学好理论上战场杀敌，怎么女同志就不能学军事了？
于是陈慕华当即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下一封自荐信，详细陈述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宏愿。只可惜当时毛主席日理万机，似乎并没有看到这封自荐信。
见久久等不到回复，陈慕华便又直接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表明心迹：
“凭什么只有男同志才能进参谋班？我们女同志做起来绝不比他们差！”
一番慷慨陈词让毛主席为之一愣，随即他便向抗大的何长工传达了同意参谋班招收女学员的批示。
经过一番努力，陈慕华顺利通过了考核，进入抗大参谋班学习。
中国自古以来有花木兰代父从军，有穆桂英血战沙场，更有无数女子，以自己的才气书写岁月，书写历史，这些都表明，女子也可以扛起人间的正气，像男子一样因才华留名青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五位女性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她们是吴桂贤、陈慕华、吴仪、刘延东、孙春兰，其中，陈慕华是唯一一个当过军人的女同志。这位女副总理，走过满是疮痍或满是荣光的岁月，一生用永不服输的精神，书写传奇。
面见毛主席1921年，陈慕华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一个军人家庭，父亲陈树勋是民国陆军团长，叔叔陈栖霞是空军出身，后成为国民党高级军官。
由于父亲陈树勋重男轻女，对陈慕华不甚关心，又因为局势混乱，于是长期将陈慕华寄养在她的外婆家。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使陈慕华养成伤春悲秋的性格，反而让她的个性独立坚强起来。
陈慕华小学就读于县城的人民小学，每天往返二十里的距离，可无论风吹日晒，陈慕华从没有一天迟到过，成绩在年级里也一直名列前茅。她从小便努力向学，因为她始终坚信男子能做的事情女子也一样能做。
陈慕华9岁时，叔父陈栖霞将她送到杭州女子学校读书，以接受更好的教育。陈栖霞是位思想开明的将领，虽身在国民党，但他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元老的关系都很密切，陈慕华到杭州后，和叔父的来往密切了许多，也正是叔父陈栖霞启蒙了她的革命思想。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还在读中学的陈慕华也和同学一起，怀着一腔热血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当时，国民党在延安设立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事人才，陈慕华是个有远大志向的青年，她希望自己能就读于这所学校，习得真正的军事谋略，为抗日战争尽一份力。
陈慕华的想法得到了叔父的支持，在陈栖霞的帮助下，陈慕华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路途，奔赴自己抗日救国的理想。她匆匆和家人告别，却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几十年。
陈慕华得以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抗日军政大学开设参谋训练队，专门培养有能力的军事参谋，但是只招收男学员。对此，陈慕华很不服气，她不认为只有男性才能学习军事知识。
大学里的女生本来就少，并且大多都被安排在护理专业，陈慕华志不在此，她一心想学习真正的军事理论，成为一名有能力的军事参谋。
斟酌许久后，陈慕华决定写信给毛主席，因为没等到毛主席的回信，17岁的她便亲自去面见毛主席。
见到毛主席后，陈慕华毫不胆怯，她对毛主席说：“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我相信女同志也一样可以做，所以我请求您，让我加入参谋训练队，学习真正的军事理论。”
陈慕华眼神坚定，干净利落，像初生的小鹿那样，一颗晶莹剔透的心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毛主席被陈慕华打动，同意让女学员进入参谋训练队。就这样，陈慕华和另外十名女学员进入了参谋训练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