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军打败日本关东军后，向中共东北部队转交了大量缴获的日军遗留武器
从东北部队史料及回忆看来，抗战刚结束时到解放战争初期，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是比较多的。如，1945年下半年，苏军多次向中共转交武器。
9月，曾克林部从沈阳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2万支步枪、1000挺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
【参见《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周保中部从长春日军军火库中运出1.1万支步枪。
【参见《中国共产党长春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牛玺廷主编《长春市志·军事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驻锦州苏军从日伪武器仓库中，取出各种火炮50余门、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余支、手枪200余支，交给周家美部。
【参见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内部出版，第44页。】
11月，三五九旅利用在辽阳为苏军看守仓库的机会，在一夜之间用库里的武器把全旅重新装备起来。
【参见刘转连：《三五九旅北上记》，《雪野雄风》，白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黑龙江绥化县龙南纵队成立时，苏军卫戍司令部移交了两车皮武器弹药，有步枪约5000支，轻机枪150余挺，迫击炮20余门。
【参见陈雷：《一切从头开始》，《黑龙江老根据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11月下旬，陈云等人向中央报告说：苏军提供的武器已有“枪10万，炮300”。【《陈云、高岗致中央电》，1945年11月29日。转引自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年底，辽东军区又从驻朝苏军手中得到了十几列车的枪支、弹药。
【参见吴瑞林：《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深切怀念肖华同志》，《回忆肖华》，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1946年3月，苏军从朝鲜转交中共部队各种枪3万余支。
【参见《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读史求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
4月20日，苏军代表告知中方，苏军于25日撤离哈尔滨，为中共部队留下“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读史求实》，第262页。】
5月，驻旅顺口苏军将大孤山的15车厢武器转交中共部队。6月底，又转交了大孤山的一批武器。
【参见〔苏〕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1995年编印，第184页。】
12月，朱瑞赴朝鲜与苏军远东司令部商谈后，在朝鲜收集了日军丢弃的部分火炮器材、枪支弹药等，运回东北。
【参见聂宇峰：《朱瑞和延安炮兵学校》，《朱瑞将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2页。】
之后，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明显减少。比较重要的有两次，而且严格说来并不是援助，而是中共和苏联方面的易货交换。
一是1947年6至7月，朱瑞赴平壤同驻朝苏军方面达成协议，采用武器换农产品的方式，经图们向中共运送数十列车关东军武器弹药和器材，包括几百门火炮。
【参见吕明辉：《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白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二是这一年的10月间，何长工与苏军谈判成功，用废钢铁换取存放在满州里的关东军武器。这批武器“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
【参见《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此外，1946年至1947年，应东北部队军政领导人陈云、萧劲光、李富春、周保中、刘亚楼等的请求，
【吕明辉：《朝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33、37、44页。】
朝鲜方面曾分4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2000个车皮日军遗留作战物资。
【参见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9—630页。】
这些物资中应含有大量武器。朝鲜方面对于这些武器数量的记载是“10万枪支武器”。
【吕明辉：《朝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246—249页。】
1947年6月又从朝鲜发运数十列车武器弹药，其中有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
【参见姜焕周：《星火丹心忆征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二、中共东北部队积极自筹武器，如从战场缴获武器、收缴日伪军武器、搜集日军遗留或藏匿武器等，并有少量自造武器
战场缴获。1945年9月至1947年4月，战场缴获包括与国民党军和与土匪作战两个方面。
从进入东北至1947年4月，中共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缴获武器约为枪3.9万余支，炮940余门。
【据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所载的1945年11月至1947年4月缴获数统计汇总。】
同期剿匪作战共缴获各种枪56072支，各种炮360门。
【参见东北局：《关于东北剿匪工作报告》，1947年4月10日，辽宁档案馆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945年5月至1948年8月，主要进行了三次攻势作战。夏季攻势缴枪34089支，炮674门。
【参见《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战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479页。】
秋季攻势缴枪35866支，炮629门。
【参见《秋季攻势战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281页。】
冬季攻势缴枪69055支，炮1225门。
【参见《东北军区司令部第三十号公报》，《东北日报》1948年3月25日。】
在这三大攻势中，还分别缴获炮弹20余万发、11.6万发和8万发。
【参见《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战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第479页；《秋季攻势战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第281页；《东北军区司令部第三十号公报》，《东北日报》1948年3月25日。】
另外，1948年4月至9月上旬进行的冀察热辽夏季战役、长春外围进攻战和其他零星作战缴枪约4100余支，炮约100门。
【据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阵中日记》（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所载的1948年4月至9月上旬缴获数统计汇总。】
1948年9月至11月所进行的辽沈战役，缴获枪约20万支、炮5100余门。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161—162、166—167、180、187—188页。】
收缴日伪军武器。抗战胜利后的头几个月，在东北各地仍有大批持有武器的伪满军和伪警察，在偏僻地区也还有不少残余日军尚未缴械投降。
【参见李运昌：《挺进东北》，《雪野雄风》，第5—6页。】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立即解除了所到地区日伪军及伪警察的武装，收缴了大量武器。有的研究者将收缴日伪军武器与苏军的武器援助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尽管中共部队在收缴日伪军武器的时候，可能会得到苏军的帮助，但毕竟不是从苏军那里取得武器。而且有许多日伪军都是在苏军无暇顾及的情况下，被中共部队缴械的，例如冀热辽十八团在锦州北大营解决伪满军混成旅的情况就是如此。
【参见《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01—102页。】
收缴日伪军武器较多的中共部队为冀热辽部队与抗联部队。
1945年8月中下旬至11月底，冀热辽部队解决的伪满军警（包括起义投诚）及日军残余至少有5.7万人。
【参见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册，第175页。】
9月初至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回忆史料·表册·参考资料》，第106页。】
搜集日军遗弃或藏匿武器。关东军投降时，大批武器弹药被遗弃野外或藏匿起来，同时也有许多武器散落民间。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对这些武器先后进行了有组织的搜集活动。如东北军工部门和辽东军区后勤部都组织人员收集了大批武器装备。
【参见《何长工回忆录》，第423页；肖华：《开辟辽东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回忆史料·表册·参考资料》，第350页。】
1945年12月到1947年6月，东北炮兵在搜炮活动中共搜集到弹药63万发。
【参见宋承志等：《蓝天白云寄丹心》，《朱瑞将军》，第503页。】
搜集活动也是一些地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如，在珲春“就利用日本人散失的武器，搞起一个大队”。
【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的回顾》，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在根据地土改运动后期，各地起出很多私枪，这可以视为地方性的武器搜集活动。
如，1947年夏季，嫩江省起出枪1900余支，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辽吉二分区在土改中共起出枪14292支。【杨易辰：《转战三年业绩永存——回顾中共辽吉二地委活动情况》，《辽沈决战》续集，第420页。】
武器搜集成绩最突出的是东北炮兵部队。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5月，炮兵部队通过在深山荒野中“捞洋落”，“共搜集火炮七百多门”。依靠这些武器装备，迅速组建了10个炮兵团和6个炮兵营，奠定了东北炮兵的基础。1947年4月以后的两个月里，炮兵部队又搜集了98门火炮，包括十五榴、十加等大口径火炮20多门。
中共东北部队武器增加的渠道还有来自其他战区和自行制造的武器。1947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9.78万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参见唐洪森：《东北解放战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给东北部队带来的枪械净增量约为3万支。【这是将1945年12月热辽纵队约3万人由东北转归晋察冀军区建制这一因素扣除后的枪械增量。】
1948年10月以前，东北解放区兵工厂制造炮1175门、枪约1400余支。
【参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东北军工部门所承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复装和生产作战所需的各种炮弹和枪弹。
1945年10月至1948年10月，共供应前线迫击炮弹、九二步兵炮弹和山野榴炮弹112万余发。
【参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33、335页。】
三、中共东北部队武器装备是靠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解决的
从上面艰难收集起来的各方史料来看，给中共东北部队各种来源的武器装备进行比较精确的数量统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关于苏联方面究竟向中共提供了多少武器援助，因缺乏确切统计资料，研究者们也只能通过各自掌握的资料推算其大概数目。如苏联和台湾国民党方面在具体数量上所述就各有不同。
首先苏联方面本身就有不同的说法。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给中共部队的武器是“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1971年莫斯科华语广播的一档谈话栏目的说法则是“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万—1.4万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800余架飞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台湾国民党方面，1945年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后勤总司令的陈诚称苏军在东北缴获日军飞机925架、坦克369辆、装甲车35辆、野炮2662门、机枪13825挺、步枪30万支、掷弹筒11052具。“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扫数供给了共军”。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其中“野炮”当为“火炮”之误。】
有学者综合苏联历次披露，认为，苏军将缴获关东军的“步枪70万支，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迫击炮2500门、坦克700辆，飞机900架”全部给了中共部队。
【台北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学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还有学者认为，苏联“在东北所获足以武装80万人的装备，约有四分之一分批交给了中共”。
【胡志伟：《黑暗与光明》，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0页。】
而徐焰研究后认为，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转交的武器大约有枪40—50万支，各种炮约2000门；
【参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兵器知识》2009年第9A期。】
李长林认为，“我军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
【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关于苏军武器援助对于中共东北部队武器装备和战争胜利的作用问题，目前学界有这样一些看法：有人更看重苏联方面的史料，着重强调苏援武器的重要作用，认为苏联的帮助和援助“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参见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该文修改后以《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为题收入论文集《读史求实》。与杨奎松观点相近的论文还有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和中苏关系走向(1945—1949)》（《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张盛发的《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路文娟的《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鞍山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也有人强调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中共部队自己的力量取得的，认为“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苏联向中共军队提供大量装备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子虚乌有”。
【参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还有人既肯定中共部队在东北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苏联武器援助，同时又认为苏联武器援助并不像苏联方面所说的那么多，也并非导致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参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兵器知识》2009第9A期），与徐焰观点相近的论文有李长林的《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笔者认为，不论何种来源的史料，搜集齐全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处于战争状态下，武器的搜集、清理、汇集、保管，苏方与中共方面的协商、谈判，武器的实际运送、转交、接收、清点、使用、维护等等，都是一些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武器的数量统计均只能是概数。同时，各方梳理研究出来的数字，由于来源不同，也可能有差异。例如，苏方和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数字与我方相比，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出入最大的是关于坦克、飞机的数字。就已公开史料来讲，目前尚未见到我方在解放战争中使用飞机的史料记载。笔者认为，考察苏援武器的数量问题，不能光看苏方答应或中共与苏方协商的数字，而更应当甚至主要应当看我方实际接收到的数字。因此，本文主要采信的是我方史料和回忆材料。
节选自郭永学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来源考》
国共内战时美国大力援助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制造了不少麻烦，而打垮蒋介石装备精良的美式部队是解放军参战部队引以为豪的战功，消灭“美械王牌军”更是在建国后一次次被小说和影视作品演绎，至今不衰。
那么，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到底给了蒋介石多少援助呢？这些援助在内战中起了多大作用呢？美国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扶蒋反共呢？
一、国共内战时美国三大措施全力扶持蒋介石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上将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国局势：“由于强大的苏俄的出现，中国也自然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美国和苏联——的政治、经济竞技场。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傀儡国，准确地说也就是指中共取得胜利，那么苏俄实际上也就控制了欧亚大陆。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控制着这么大一块区域将会危害世界和平。我们……不允许俄国人这样做”。对美国来说，在国共冲突中，只有让蒋介石掌控中国才能站在美国一边，如果中共获胜，那中国就会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正是出于此考虑，国共内战中美国一直采取三大措施全力帮助蒋介石掌控中国局势：
措施一：帮蒋介石接受日军投降，限制中共扩张势力
抗战胜利后，为了帮蒋介石快速控制绝大多数日占区，限制中共以接受日军投降的名义快速扩张势力，美国采取了三大措施来保证蒋介石收复日军控制地区：其一，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日本刚投降，杜鲁门便马上发布了“第一号总命令”，命令所有在中国的日、伪军只向蒋或蒋的代表交出阵地和武器。并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据目睹了华北受降日军状况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极端奇怪的联盟，共同守卫这些铁路，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进攻。”其二、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关键地区登陆，“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并宣布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给国民政府。近六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这样被迅速调到华北，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替蒋介石占领了京津唐等重镇以及华北主要铁路、港口和机场。
1945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据一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信里抱怨说：“在去华北途中，我们被告知是去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日军武装的。在我们抵达之前，中国人已牢牢地控制了局势，后来甚至重新武装了一些日军部队，以加强防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最近，我们被一再告知，我们长期留在这儿的原因是代替蒋介石将军的国民党军队扼守这一地区。换句话说，我们呆在这儿是为了保护蒋将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造反。我们在这儿做的每件事情的直接目的或间接目的，都是为了压服共产党人。”其三，由美国出钱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下达命令：“……你在日本投降后采取行动的依据是，目前军事援助仍将继续，以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军队为重占中国战区目前为日本占领的全部地区所必要的军事行动，并运送中国军队占领日本本土、台湾和朝鲜。我们希望，只要军事情况许可，在华日军无论是整体的还是零散的，都只向蒋介石委员长或他的代表投降。
你当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将军队迅速运送到中国的关键地区。你还可以在正常职权范围内，给予中国军队其他援助。”到1946年7月美军共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50余万人。在美军帮助下，国军得以接受120万日军中的绝大部分的投降，并缴获其装备和物资储备。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措施二：帮蒋介石装备大量军队
抗战中根据魏德迈1944年11月提出的整军计划，美国同意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和装备39个师（即远征军30个师，驻印军5个师，第二批原计划30个师中的3个师，外加学生军1个师），到日军投降时实际已装备了20个师。抗战胜利后，美国继续帮助整训国军，并增加其装备规模。到解放战争结束，美国装备国军的实际情况是：“据廖耀湘介绍，由史迪威经魏德迈前后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共三十九个师，至马歇尔来华调处时（1945年12月）为五十七个师。据徐远举介绍，美国每天从印度以五十架飞机运法武器到云南装备国民党军队。在1948年美帝又装备了国民党十二个师。据说那时有武器无弹药，美帝又把关岛所存的一批剩余物资廉价卖给国民党。据覃道善所知，由于国民党军当时每师的人数不同，不能携带规定的装备数量，有半美械师、全美械师，有以两个师的装备分配军属的三个师，自行调拨，因此数字参差。”
然而，在以抗战名义装备的39个师国军中，除孙立人的新1军、廖耀湘的新6军等16个师参加过对日军的缅北战役之外，其余23个师的部队装备好之后几乎未与日军交火，国共内战爆发后，这些部队全部就投入了内战（主要是东北战场）。后来装备的军队则更是直接为内战而准备的。那么经过整训的军队装备如何呢？据廖耀湘介绍：“美械装备的师，全师有冲锋枪约一千零八十枝，卡宾枪约五百四十枝，步枪约四千五百枝（新一军、新六军每师有步枪七千余枝）。重机枪七十二挺，轻机枪约二百七十余挺，六〇迫击炮约一百七十门，八一迫击炮约三十六门，山炮十二门。此外尚有军属榴弹炮（105毫米）十二门和军师工兵和通信器材等等。”这样的装备的确非其他国军所能比拟，更不要说整体装备更差的中共军队了。因此虽然美军的整训的确提升了中国整体的国防能力，但对于中共军队来说，这明显使其在装备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也加大了其在战争中的损失。对于这些军队会被用于内战这一点，美国人心里也很清楚，比如1945年2月16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就对蒋介石说：“等到战争结束时，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措施三：继续给与蒋介石大量物资援助
从抗战胜利直到1949年蒋介石撤至台湾，美国给蒋介石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援助主要有以下几类：
1、抗战剩余物资的继续供应。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1945年之前美国援华物资能运的中国的很少，从1941年至1944年，在中国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阶段，中国所得的援助仅为2.8亿美元，但到了1945年，由于中国军队取得滇西缅北战役的胜利，加上2月份史迪威公路通车，使当年美国对华援助急剧增加到了11.07亿，相当于此前四年总合的5倍左右。
这些援助对抗战而言，已是“事过境迁，无足轻重了”，而对于随后的内战却是至关重要。同时，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在继续援助蒋介石，杜鲁门还特别在1945年8月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的情况下，批准继续向中国提供租借军火，直到1946年10月。那么，这段时间内本应用于抗战却被拿来打内战的美援物资有多少呢？截至1948年6月30日止，根据美国政府各有关机构向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美国自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移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总价值达7.81亿美元（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援华8.457亿美元），主要种类如下：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数据经观察者网校对纠正）
（资料来源：潘国琪《论战后国民政府的“美债”与“美援”》。）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资料来源：《中美关系》，第1050-1051页此外还有，1942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货款，1943年秋开始用这笔贷款在美购买黄金和外汇，共计购金2.2亿美元。但抗战胜利前只运来价值6691万美元的黄金，胜利后运来1.50825亿美元的黄金，后者是前者的2.25倍。1946-1947年间，宋子文就曾奉蒋介石之命大量抛售这笔库存外汇和黄金，以筹内战的军费。
2、剩余物资售卖。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还有大量作战物资存放于中国境内及西太平洋各岛，这些物资对美无用，运回国内费用昂贵且无法处理，留在海外则需大量军政人员管理，因此便作价让售给了国民政府，合计有以下几项：
（资料来源：潘国琪《论战后国民政府的“美债”与“美援”》）
3、1945年以后美国援华的其他物资，其中被用作军事用途的有：（1）、由美海军拨交“中美合作”军事援助物资1770万美元，主要是军火。（2）油管贷款5030万美元，根据1946年6月14日签订的中美协定，将战前订购的油管陆续交货。（3）1948年美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援助中国4.36亿美元，国民政府用其中的1.25亿美元特别赠款购买了大量的军事物资。（4）空军援助，即1946年美国计划帮国民政府组建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所需飞机装备成本及训练费用共3.08亿美元。（5）1947年4～9月间，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时，无偿地转让给了中国军队6500吨弹药，包括多种型号的炮弹、子弹、炸弹、手雷、地雷等。这些物资均被用作内战武器。总之，战后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至少30多亿美元的“救济”、售让、赠予等物资援助。
二、但美国援助也让蒋介石吃了不少苦头
尽管美国的援助规模非常庞大，但毕竟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其首先要考虑的，一旦蒋介石有违背美国东亚利益的举动，那么美援便会成为“惩戒”蒋介石的工具。美国这种“利益为上”的援助在战争初期着实让蒋介石获利不少，但也让蒋在内战中后期吃了不少苦头。
1、马歇尔调停不利，美国开始对华武器禁运逼蒋介石就范
1945年底，国共关系愈发紧张，美国的态度是既要亲苏的中共在中国做大，又要避免因为支持蒋介石而卷入中国内战，因此，调停国共关系实现中国和平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于是，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上将来华促和。虽然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甫一抵达中国就向蒋介石施压说，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就在此时，魏德迈将美军在华西的剩余军事装备折价卖给了蒋介石。这完全抵消了马歇尔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其促和努力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效果，直至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
为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决定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以示惩戒。1946年8月18日，杜鲁门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给中国政府发放出口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据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说：“8月27日，王守竞前来汇报他为中国军队争取某些物资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他说，战时特为中国制造的一亿三千万发7.92毫米子弹，国务院拒绝发给出口许可证。拒绝发证主要以中国当前的局势为依据。
这无疑是对华禁运作战物资的一种行动，因为禁运的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拒发出口许可证。禁运给我们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我国的军事装备绝大部分来源于美国，这就必须使用美制弹药。”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此后直到1947年5月的10个月中，国军都未能从美英等国获得军火物资。此外，为了防止美军驻华引发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更为了不使美军卷入中国内战，马歇尔促使美国从中国撤军。到1946年12月，在华的美国士兵、水兵及陆战队总数从11万余人减少到不足1.2万人。
马歇尔（左）与蒋介石夫妇合影
2、武器禁运的确给国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美国武器禁运给国军造成了多大影响呢？有人认为国军有大量库存，加上缴获日伪的大量枪支弹药，禁运来说影响不大。也有人认为禁运“严重削弱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共军事上的优势”。我们可以从下列资料中看出禁运对国军的冲击：
首先，由于国民党军队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据统计，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手机枪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
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得国民党军火库存量无可挽回地急剧减少，禁运实施半年后，负责军火供应的联勤部兵工署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军火供应压力：“各战区消耗太大，需补弹药过巨，美械日械弹药久无来源，国造弹药因材料及预算关系产量有限，以致供求悬殊，无法筹补之苦。”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就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投降。”其次，对于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人也有所察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3月21日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1947年4月，马歇尔的助手艾尔文吉伦中将的报告显示：“中国军火库存供应天数在25~123天之间浮动。”再者，直接与国军作战的中共也发现了其装备补给跟不上的情况。
1947年2月彭德怀告诉中共中央：“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1947年3月，据刚在延安待了5个月的美国约翰索尔斯陆军上校说，中共对国民政府方面弹药供应紧张状况非常清楚，在战斗中，他们设法尽可能地迫使政府消耗物资。尽管由于担心国军会因此而全面溃败而在1947年5月26日解除了对华军火禁运，但十个月禁运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除。最为致命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是美式装备，“因其装备几全为美国所制之故”，零件不能从其他国家购得，“装备自若干部分损坏而有置换之必要时，禁运令便阻止中国向美国市场购取其所需”。因此，禁运实施后，一旦库存的美式军火和库存零配件告罄，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就等于被缴械了一半，美式装备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
比如据新六军长廖耀湘告诉魏德迈“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整体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由此可见，禁运虽不至于说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惨败，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军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受挫。
3、1948年后美国对蒋失去信心，对华援助开始推三阻四
此后虽然美国仍大力援助蒋介石，但是却无法扭转国军的颓败之势，其援助也大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拿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获得的最后一笔大额援助——1948年《援华法案》的4.36亿美元来说，国民政府用1.25亿美元的赠款向美国军方及军火企业购买了大量的军事物资。但在1948年战事正酣的时候，这批军用物资却很少能运到中国，1948年9月29日蒋介石还特地命令顾维钧将密电转交给杜鲁门总统，呼吁杜鲁门推动这项特别军援物质的采办，密电措辞非常迫切。但即便如此，直到1949年4月1日，仍有三分之一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
而即便是运到了中国的，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据接收这批援助的黄仁霖回忆：“1948年底，蒋介石命令我把一船550吨的军火，运往北平，那是‘五省剿共总部’的所在地，由傅作义指挥的。我告诉傅作义说：虽然这550吨轻武器军火，数目不大，但是这批军火是1.25亿美元‘援华法案’中的第一批，蒋先生要我向你保证，随后的军火将继续不断地运来。事实上证明，几天之后，1949年元月31日，他打开北平城门同中共议和了。我必须提出这一个报告是很悲惨的，因为这项‘援华’物资的第一批，事实上却落入了共军的手中了。对于这项秘密，我始终是守口如瓶，从来不曾泄漏过。那并不是我怕受到惩罚，因为我是奉命行事的。而且我把军火交付他的时候，他还在守城。我只是害怕，一旦这个消息泄漏出去之后，中共便会向外宣布，他们正从美国国会最近批准的‘援华计划’中，新受到了一批军援物资装备……”
而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美国在对蒋介石的援助上也开始推三阻四，比如1949年2月初，国务卿艾奇逊坚决主张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根据《援华法案》该送往中国的剩余物资，这引起军方的反对，最后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总统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而此后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都没有再对蒋介石抱有特别的希望和重视。
还有成建制的团级营级连级的部队。
这些朝鲜族是朝鲜籍或未定籍。因为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入侵朝鲜，1905年完全吞并朝鲜并取消朝鲜国名以来，朝鲜人陆续逃难中国。日本的殖民政策是日人入朝，朝人入满，也强迫一些朝鲜人移到中国。
在1950年之前，在中国的朝鲜族没有中国国籍，所以他们是侨民，不是中国人。是中国军队了的朝鲜军人回国。
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款项一半$8亿美元是抗战结束后才到达，这些用来打内战。
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的。兵员也是渐次增加的，战斗力是逐渐增强的。退到江北时时最困哪时期，辽南的3纵4纵的4个师几乎全军覆灭。派陈云和肖劲光到辽南，并得到了朝鲜全力以赴的帮助才得以脱险。
国民党:
1947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量减少到140万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解放区，居住在收复区的朝鲜人不足10万[5]:635-636。国民政府外交部规定：“对定住于吉东延吉一带之韩人，应视同中国人民，确认其为中国国籍，由东北行辕拟定根本办法，呈报核定。”1947年8月18日，东北行辕颁布《东北韩侨居留证领发办法》。到10月，在国民政府控制的11个县市中，领取居留证的朝鲜人只有9896户，34713人
共产党：
1946年1月1日，延边专员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宣布，根据延边民主政府的规定，“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族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
抗美援朝：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族响应中共号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2月15日，延边首批1400多名朝鲜族青年开赴朝鲜前线。朝鲜族志愿军凭借语言优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解决了战场上的诸多难题。后方的朝鲜族居民也为支援前线捐赠物资。延吉县抗美援朝分会还发起捐献两架“延吉号”飞机的活动，延边地区捐款高达38.3亿元东北币，相当于6.5架战斗机的价值[6]:58-63。朝鲜战争期间，中朝人员流动加大，中国去朝鲜的主要是解放军四野的朝鲜族部队、中国地方政府组织援助朝鲜的干部、医生、司机。战后有的定居朝鲜，有的返回中国[註 3]。朝鲜来中国的，有吉林休整和重组的人民军部队，疏散到东北的朝鲜干部及其家属和大批难民。军人在战争期间又回到朝鲜作战，而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很多人后来就留在了中国
是周保中见到毛主席，向主席汇报抗联的情况和历史，然后详细解释朝鲜族在东北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建议给他们中国国籍。主席答应了，并通过政府文件来执行。
汤恩伯决花园口，黄河水淹几百万民众，同时也阻止了日军继续推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总人口110万，其中延边朝鲜族人数占到朝鲜族总人口的47.6%[2]:97。1949年9月，时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公署专员朱德海作为10名少数民族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朝鲜族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同年10月1日，朱德海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及所有朝鲜族人都有法律文件在手吗？
解放后，这些朝鲜人都在政府的户籍上。
周报中抗联和朝鲜人一起抗日了14年，然后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也是主要负责吉林省，特别是延边地区。
东北抗联早期朝鲜干部比中国干部多，因为朝鲜1905年就被灭国了，所以朝鲜人抗日极其坚决。
解放战争期间，周保中动员另外15万朝鲜族青年参军，比例极大。这些新兵大部分被分散到老部队里，只有2个独立师完全是朝鲜人，一个独立师大部分是朝鲜人。在围困长春的部队中，除了钟伟的12纵外，还有6个独立师，基本上是以朝鲜人为主。
周保中和朝鲜人打交道了17年多，对朝鲜族状况非常了解。金日成是周保中的部下，朝鲜那些高官很多都是周保中的部下。
读过了一些抗联的文章资料及周保中的回忆录，日记等。
在文学城，关于抗联的历史，我是第一个人发博客帖子的，也是发帖最多的人。以前有一个ouyanghui的兵坛网友也随着我发了几篇。
苏军157万人，大部分在东北，只有10多万人在库页岛和朝鲜半岛.
周保中的抗日联军是57个大城市的卫戍区副司令, 所以抗联的4.8万人都是日本武器了。
你多读一点抗联的资料，立场就会转变 。
周保中动员了15万朝鲜族人参军，知道那是什么比例吗？周保中的吉林军区警卫旅全是朝鲜人。返回朝鲜的3个师都是抗联发展起来的，师团级干部基本上都是抗联或抗联旧部。
对于东北亚近代史的博客帖子，在文学城我肯定是发的最多一个。
没有中国籍不保证土地拥有权，土改也不分地。
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满洲临时省委开始就始终将东北地区的朝鲜人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认为他们“同中国其它民族人民一样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压迫，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主要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之一”[註 2][5]:716-718。1928年7月，中共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东北朝鲜人正式列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中朝人民在共同抗日的背景下关系更为紧密，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在中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5]:719-721。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对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国籍问题采取了自愿的原则，为朝鲜族提供最大限度的选择余地和考虑时间[5]:726。1946年3月，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拉开了解放区土地革命的序幕。朝鲜农民也召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清算亲日派败类，分得土地[5]:671[2]:133-135。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更为广泛的土地革命运动[5]:669。通过土地改革，朝鲜农民和其它民族的农民一起，分得土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经济地位大为改观
怎么说呢？
1927年共产党有权力吗？特别是满洲省委夺取了东北政权了吗？那时候不是张作霖统治东北？
你能出示1928年朝鲜族是中国籍的任何资料或图片？
对于自己没想过或者不熟悉的事要多听多看勤于思考，而不是狗一下就兴奋起来，好像立马就有答案了。
从一开始的156门加到最后的几百门，基本上就有3000门了。和后面的其他材料的数据相当接近。
东野炮火强大，这是基础。
战损也不少。
师军一级的大炮1000多门，其余为小拍击炮，比如60毫米小钢炮等。
军师一级的大炮集中起来成立炮纵，攻打锦州时600门大炮齐鸣。
辽沈战役时后改为特纵，辖2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团，一个骡马师。
攻打天津时1200门大炮猛轰。
北京解放，傅作义的4个炮团有一个榴弹炮团。2个炮团给四野，2个炮团给聂荣臻。
攻打太原时1300门大炮疾风骤雨。
一、苏军打败日本关东军后，向中共东北部队转交了大量缴获的日军遗留武器
从东北部队史料及回忆看来，抗战刚结束时到解放战争初期，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是比较多的。如，1945年下半年，苏军多次向中共转交武器。
9月，曾克林部从沈阳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2万支步枪、1000挺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
【参见《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周保中部从长春日军军火库中运出1.1万支步枪。
【参见《中国共产党长春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牛玺廷主编《长春市志·军事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驻锦州苏军从日伪武器仓库中，取出各种火炮50余门、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余支、手枪200余支，交给周家美部。
【参见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内部出版，第44页。】
11月，三五九旅利用在辽阳为苏军看守仓库的机会，在一夜之间用库里的武器把全旅重新装备起来。
【参见刘转连：《三五九旅北上记》，《雪野雄风》，白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黑龙江绥化县龙南纵队成立时，苏军卫戍司令部移交了两车皮武器弹药，有步枪约5000支，轻机枪150余挺，迫击炮20余门。
【参见陈雷：《一切从头开始》，《黑龙江老根据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11月下旬，陈云等人向中央报告说：苏军提供的武器已有“枪10万，炮300”。【《陈云、高岗致中央电》，1945年11月29日。转引自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年底，辽东军区又从驻朝苏军手中得到了十几列车的枪支、弹药。
【参见吴瑞林：《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深切怀念肖华同志》，《回忆肖华》，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1946年3月，苏军从朝鲜转交中共部队各种枪3万余支。
【参见《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读史求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
4月20日，苏军代表告知中方，苏军于25日撤离哈尔滨，为中共部队留下“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读史求实》，第262页。】
5月，驻旅顺口苏军将大孤山的15车厢武器转交中共部队。6月底，又转交了大孤山的一批武器。
【参见〔苏〕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1995年编印，第184页。】
12月，朱瑞赴朝鲜与苏军远东司令部商谈后，在朝鲜收集了日军丢弃的部分火炮器材、枪支弹药等，运回东北。
【参见聂宇峰：《朱瑞和延安炮兵学校》，《朱瑞将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2页。】
之后，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明显减少。比较重要的有两次，而且严格说来并不是援助，而是中共和苏联方面的易货交换。
一是1947年6至7月，朱瑞赴平壤同驻朝苏军方面达成协议，采用武器换农产品的方式，经图们向中共运送数十列车关东军武器弹药和器材，包括几百门火炮。
【参见吕明辉：《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白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二是这一年的10月间，何长工与苏军谈判成功，用废钢铁换取存放在满州里的关东军武器。这批武器“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
【参见《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此外，1946年至1947年，应东北部队军政领导人陈云、萧劲光、李富春、周保中、刘亚楼等的请求，
【吕明辉：《朝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33、37、44页。】
朝鲜方面曾分4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2000个车皮日军遗留作战物资。
【参见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9—630页。】
这些物资中应含有大量武器。朝鲜方面对于这些武器数量的记载是“10万枪支武器”。
【吕明辉：《朝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246—249页。】
1947年6月又从朝鲜发运数十列车武器弹药，其中有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
【参见姜焕周：《星火丹心忆征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二、中共东北部队积极自筹武器，如从战场缴获武器、收缴日伪军武器、搜集日军遗留或藏匿武器等，并有少量自造武器
战场缴获。1945年9月至1947年4月，战场缴获包括与国民党军和与土匪作战两个方面。
从进入东北至1947年4月，中共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缴获武器约为枪3.9万余支，炮940余门。
【据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所载的1945年11月至1947年4月缴获数统计汇总。】
同期剿匪作战共缴获各种枪56072支，各种炮360门。
【参见东北局：《关于东北剿匪工作报告》，1947年4月10日，辽宁档案馆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945年5月至1948年8月，主要进行了三次攻势作战。夏季攻势缴枪34089支，炮674门。
【参见《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战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479页。】
秋季攻势缴枪35866支，炮629门。
【参见《秋季攻势战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281页。】
冬季攻势缴枪69055支，炮1225门。
【参见《东北军区司令部第三十号公报》，《东北日报》1948年3月25日。】
在这三大攻势中，还分别缴获炮弹20余万发、11.6万发和8万发。
【参见《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战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第479页；《秋季攻势战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第281页；《东北军区司令部第三十号公报》，《东北日报》1948年3月25日。】
另外，1948年4月至9月上旬进行的冀察热辽夏季战役、长春外围进攻战和其他零星作战缴枪约4100余支，炮约100门。
【据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阵中日记》（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所载的1948年4月至9月上旬缴获数统计汇总。】
1948年9月至11月所进行的辽沈战役，缴获枪约20万支、炮5100余门。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161—162、166—167、180、187—188页。】
收缴日伪军武器。抗战胜利后的头几个月，在东北各地仍有大批持有武器的伪满军和伪警察，在偏僻地区也还有不少残余日军尚未缴械投降。
【参见李运昌：《挺进东北》，《雪野雄风》，第5—6页。】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立即解除了所到地区日伪军及伪警察的武装，收缴了大量武器。有的研究者将收缴日伪军武器与苏军的武器援助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尽管中共部队在收缴日伪军武器的时候，可能会得到苏军的帮助，但毕竟不是从苏军那里取得武器。而且有许多日伪军都是在苏军无暇顾及的情况下，被中共部队缴械的，例如冀热辽十八团在锦州北大营解决伪满军混成旅的情况就是如此。
【参见《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01—102页。】
收缴日伪军武器较多的中共部队为冀热辽部队与抗联部队。
1945年8月中下旬至11月底，冀热辽部队解决的伪满军警（包括起义投诚）及日军残余至少有5.7万人。
【参见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册，第175页。】
9月初至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回忆史料·表册·参考资料》，第106页。】
搜集日军遗弃或藏匿武器。关东军投降时，大批武器弹药被遗弃野外或藏匿起来，同时也有许多武器散落民间。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对这些武器先后进行了有组织的搜集活动。如东北军工部门和辽东军区后勤部都组织人员收集了大批武器装备。
【参见《何长工回忆录》，第423页；肖华：《开辟辽东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回忆史料·表册·参考资料》，第350页。】
1945年12月到1947年6月，东北炮兵在搜炮活动中共搜集到弹药63万发。
【参见宋承志等：《蓝天白云寄丹心》，《朱瑞将军》，第503页。】
搜集活动也是一些地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如，在珲春“就利用日本人散失的武器，搞起一个大队”。
【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的回顾》，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在根据地土改运动后期，各地起出很多私枪，这可以视为地方性的武器搜集活动。
如，1947年夏季，嫩江省起出枪1900余支，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辽吉二分区在土改中共起出枪14292支。【杨易辰：《转战三年业绩永存——回顾中共辽吉二地委活动情况》，《辽沈决战》续集，第420页。】
武器搜集成绩最突出的是东北炮兵部队。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5月，炮兵部队通过在深山荒野中“捞洋落”，“共搜集火炮七百多门”。依靠这些武器装备，迅速组建了10个炮兵团和6个炮兵营，奠定了东北炮兵的基础。1947年4月以后的两个月里，炮兵部队又搜集了98门火炮，包括十五榴、十加等大口径火炮20多门。
【参见宋承志等：《蓝天白云寄丹心》，《朱瑞将军》，第503页。】
中共东北部队武器增加的渠道还有来自其他战区和自行制造的武器。1947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9.78万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参见唐洪森：《东北解放战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给东北部队带来的枪械净增量约为3万支。【这是将1945年12月热辽纵队约3万人由东北转归晋察冀军区建制这一因素扣除后的枪械增量。】
1948年10月以前，东北解放区兵工厂制造炮1175门、枪约1400余支。
【参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东北军工部门所承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复装和生产作战所需的各种炮弹和枪弹。
1945年10月至1948年10月，共供应前线迫击炮弹、九二步兵炮弹和山野榴炮弹112万余发。
【参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33、335页。】
三、中共东北部队武器装备是靠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解决的
从上面艰难收集起来的各方史料来看，给中共东北部队各种来源的武器装备进行比较精确的数量统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关于苏联方面究竟向中共提供了多少武器援助，因缺乏确切统计资料，研究者们也只能通过各自掌握的资料推算其大概数目。如苏联和台湾国民党方面在具体数量上所述就各有不同。
首先苏联方面本身就有不同的说法。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给中共部队的武器是“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1971年莫斯科华语广播的一档谈话栏目的说法则是“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万—1.4万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800余架飞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台湾国民党方面，1945年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后勤总司令的陈诚称苏军在东北缴获日军飞机925架、坦克369辆、装甲车35辆、野炮2662门、机枪13825挺、步枪30万支、掷弹筒11052具。“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扫数供给了共军”。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其中“野炮”当为“火炮”之误。】
有学者综合苏联历次披露，认为，苏军将缴获关东军的“步枪70万支，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迫击炮2500门、坦克700辆，飞机900架”全部给了中共部队。
【台北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学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还有学者认为，苏联“在东北所获足以武装80万人的装备，约有四分之一分批交给了中共”。
【胡志伟：《黑暗与光明》，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0页。】
而徐焰研究后认为，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转交的武器大约有枪40—50万支，各种炮约2000门；
【参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兵器知识》2009年第9A期。】
李长林认为，“我军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
【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关于苏军武器援助对于中共东北部队武器装备和战争胜利的作用问题，目前学界有这样一些看法：有人更看重苏联方面的史料，着重强调苏援武器的重要作用，认为苏联的帮助和援助“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参见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该文修改后以《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为题收入论文集《读史求实》。与杨奎松观点相近的论文还有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和中苏关系走向(1945—1949)》（《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张盛发的《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路文娟的《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鞍山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也有人强调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中共部队自己的力量取得的，认为“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苏联向中共军队提供大量装备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子虚乌有”。
【参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还有人既肯定中共部队在东北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苏联武器援助，同时又认为苏联武器援助并不像苏联方面所说的那么多，也并非导致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参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兵器知识》2009第9A期），与徐焰观点相近的论文有李长林的《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笔者认为，不论何种来源的史料，搜集齐全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处于战争状态下，武器的搜集、清理、汇集、保管，苏方与中共方面的协商、谈判，武器的实际运送、转交、接收、清点、使用、维护等等，都是一些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武器的数量统计均只能是概数。同时，各方梳理研究出来的数字，由于来源不同，也可能有差异。例如，苏方和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数字与我方相比，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出入最大的是关于坦克、飞机的数字。就已公开史料来讲，目前尚未见到我方在解放战争中使用飞机的史料记载。笔者认为，考察苏援武器的数量问题，不能光看苏方答应或中共与苏方协商的数字，而更应当甚至主要应当看我方实际接收到的数字。因此，本文主要采信的是我方史料和回忆材料。
节选自郭永学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来源考》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考 辽沈战役一共缴获了各种炮4709门 288, 终于吃到了油条 笑话八则 青番茄可以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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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就象个菜市场......
版主要严厉些.
(或者专开一骂坛,中的,洋的,荤的,素的,多脏都不准删)
国共内战时美国大力援助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制造了不少麻烦，而打垮蒋介石装备精良的美式部队是解放军参战部队引以为豪的战功，消灭“美械王牌军”更是在建国后一次次被小说和影视作品演绎，至今不衰。
那么，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到底给了蒋介石多少援助呢？这些援助在内战中起了多大作用呢？美国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扶蒋反共呢？
一、国共内战时美国三大措施全力扶持蒋介石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上将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国局势：“由于强大的苏俄的出现，中国也自然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美国和苏联——的政治、经济竞技场。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傀儡国，准确地说也就是指中共取得胜利，那么苏俄实际上也就控制了欧亚大陆。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控制着这么大一块区域将会危害世界和平。我们……不允许俄国人这样做”。对美国来说，在国共冲突中，只有让蒋介石掌控中国才能站在美国一边，如果中共获胜，那中国就会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正是出于此考虑，国共内战中美国一直采取三大措施全力帮助蒋介石掌控中国局势：
措施一：帮蒋介石接受日军投降，限制中共扩张势力
抗战胜利后，为了帮蒋介石快速控制绝大多数日占区，限制中共以接受日军投降的名义快速扩张势力，美国采取了三大措施来保证蒋介石收复日军控制地区：其一，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日本刚投降，杜鲁门便马上发布了“第一号总命令”，命令所有在中国的日、伪军只向蒋或蒋的代表交出阵地和武器。并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据目睹了华北受降日军状况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极端奇怪的联盟，共同守卫这些铁路，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进攻。”其二、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关键地区登陆，“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并宣布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给国民政府。近六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这样被迅速调到华北，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替蒋介石占领了京津唐等重镇以及华北主要铁路、港口和机场。
1945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据一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信里抱怨说：“在去华北途中，我们被告知是去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日军武装的。在我们抵达之前，中国人已牢牢地控制了局势，后来甚至重新武装了一些日军部队，以加强防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最近，我们被一再告知，我们长期留在这儿的原因是代替蒋介石将军的国民党军队扼守这一地区。换句话说，我们呆在这儿是为了保护蒋将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造反。我们在这儿做的每件事情的直接目的或间接目的，都是为了压服共产党人。”其三，由美国出钱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下达命令：“……你在日本投降后采取行动的依据是，目前军事援助仍将继续，以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军队为重占中国战区目前为日本占领的全部地区所必要的军事行动，并运送中国军队占领日本本土、台湾和朝鲜。我们希望，只要军事情况许可，在华日军无论是整体的还是零散的，都只向蒋介石委员长或他的代表投降。
你当帮助中国中央政府将军队迅速运送到中国的关键地区。你还可以在正常职权范围内，给予中国军队其他援助。”到1946年7月美军共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50余万人。在美军帮助下，国军得以接受120万日军中的绝大部分的投降，并缴获其装备和物资储备。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措施二：帮蒋介石装备大量军队
抗战中根据魏德迈1944年11月提出的整军计划，美国同意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和装备39个师（即远征军30个师，驻印军5个师，第二批原计划30个师中的3个师，外加学生军1个师），到日军投降时实际已装备了20个师。抗战胜利后，美国继续帮助整训国军，并增加其装备规模。到解放战争结束，美国装备国军的实际情况是：“据廖耀湘介绍，由史迪威经魏德迈前后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共三十九个师，至马歇尔来华调处时（1945年12月）为五十七个师。据徐远举介绍，美国每天从印度以五十架飞机运法武器到云南装备国民党军队。在1948年美帝又装备了国民党十二个师。据说那时有武器无弹药，美帝又把关岛所存的一批剩余物资廉价卖给国民党。据覃道善所知，由于国民党军当时每师的人数不同，不能携带规定的装备数量，有半美械师、全美械师，有以两个师的装备分配军属的三个师，自行调拨，因此数字参差。”
然而，在以抗战名义装备的39个师国军中，除孙立人的新1军、廖耀湘的新6军等16个师参加过对日军的缅北战役之外，其余23个师的部队装备好之后几乎未与日军交火，国共内战爆发后，这些部队全部就投入了内战（主要是东北战场）。后来装备的军队则更是直接为内战而准备的。那么经过整训的军队装备如何呢？据廖耀湘介绍：“美械装备的师，全师有冲锋枪约一千零八十枝，卡宾枪约五百四十枝，步枪约四千五百枝（新一军、新六军每师有步枪七千余枝）。重机枪七十二挺，轻机枪约二百七十余挺，六〇迫击炮约一百七十门，八一迫击炮约三十六门，山炮十二门。此外尚有军属榴弹炮（105毫米）十二门和军师工兵和通信器材等等。”这样的装备的确非其他国军所能比拟，更不要说整体装备更差的中共军队了。因此虽然美军的整训的确提升了中国整体的国防能力，但对于中共军队来说，这明显使其在装备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也加大了其在战争中的损失。对于这些军队会被用于内战这一点，美国人心里也很清楚，比如1945年2月16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就对蒋介石说：“等到战争结束时，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措施三：继续给与蒋介石大量物资援助
从抗战胜利直到1949年蒋介石撤至台湾，美国给蒋介石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援助主要有以下几类：
1、抗战剩余物资的继续供应。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1945年之前美国援华物资能运的中国的很少，从1941年至1944年，在中国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阶段，中国所得的援助仅为2.8亿美元，但到了1945年，由于中国军队取得滇西缅北战役的胜利，加上2月份史迪威公路通车，使当年美国对华援助急剧增加到了11.07亿，相当于此前四年总合的5倍左右。
这些援助对抗战而言，已是“事过境迁，无足轻重了”，而对于随后的内战却是至关重要。同时，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在继续援助蒋介石，杜鲁门还特别在1945年8月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的情况下，批准继续向中国提供租借军火，直到1946年10月。那么，这段时间内本应用于抗战却被拿来打内战的美援物资有多少呢？截至1948年6月30日止，根据美国政府各有关机构向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美国自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移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总价值达7.81亿美元（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援华8.457亿美元），主要种类如下：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数据经观察者网校对纠正）
（资料来源：潘国琪《论战后国民政府的“美债”与“美援”》。）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资料来源：《中美关系》，第1050-1051页此外还有，1942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货款，1943年秋开始用这笔贷款在美购买黄金和外汇，共计购金2.2亿美元。但抗战胜利前只运来价值6691万美元的黄金，胜利后运来1.50825亿美元的黄金，后者是前者的2.25倍。1946-1947年间，宋子文就曾奉蒋介石之命大量抛售这笔库存外汇和黄金，以筹内战的军费。
2、剩余物资售卖。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还有大量作战物资存放于中国境内及西太平洋各岛，这些物资对美无用，运回国内费用昂贵且无法处理，留在海外则需大量军政人员管理，因此便作价让售给了国民政府，合计有以下几项：
抗战后美国转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
（资料来源：潘国琪《论战后国民政府的“美债”与“美援”》）
3、1945年以后美国援华的其他物资，其中被用作军事用途的有：（1）、由美海军拨交“中美合作”军事援助物资1770万美元，主要是军火。（2）油管贷款5030万美元，根据1946年6月14日签订的中美协定，将战前订购的油管陆续交货。（3）1948年美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援助中国4.36亿美元，国民政府用其中的1.25亿美元特别赠款购买了大量的军事物资。（4）空军援助，即1946年美国计划帮国民政府组建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所需飞机装备成本及训练费用共3.08亿美元。（5）1947年4～9月间，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时，无偿地转让给了中国军队6500吨弹药，包括多种型号的炮弹、子弹、炸弹、手雷、地雷等。这些物资均被用作内战武器。总之，战后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至少30多亿美元的“救济”、售让、赠予等物资援助。
二、但美国援助也让蒋介石吃了不少苦头
尽管美国的援助规模非常庞大，但毕竟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其首先要考虑的，一旦蒋介石有违背美国东亚利益的举动，那么美援便会成为“惩戒”蒋介石的工具。美国这种“利益为上”的援助在战争初期着实让蒋介石获利不少，但也让蒋在内战中后期吃了不少苦头。
1、马歇尔调停不利，美国开始对华武器禁运逼蒋介石就范
1945年底，国共关系愈发紧张，美国的态度是既要亲苏的中共在中国做大，又要避免因为支持蒋介石而卷入中国内战，因此，调停国共关系实现中国和平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于是，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上将来华促和。虽然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甫一抵达中国就向蒋介石施压说，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就在此时，魏德迈将美军在华西的剩余军事装备折价卖给了蒋介石。这完全抵消了马歇尔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其促和努力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效果，直至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
为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决定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以示惩戒。1946年8月18日，杜鲁门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给中国政府发放出口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据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说：“8月27日，王守竞前来汇报他为中国军队争取某些物资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他说，战时特为中国制造的一亿三千万发7.92毫米子弹，国务院拒绝发给出口许可证。拒绝发证主要以中国当前的局势为依据。
这无疑是对华禁运作战物资的一种行动，因为禁运的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拒发出口许可证。禁运给我们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我国的军事装备绝大部分来源于美国，这就必须使用美制弹药。”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此后直到1947年5月的10个月中，国军都未能从美英等国获得军火物资。此外，为了防止美军驻华引发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更为了不使美军卷入中国内战，马歇尔促使美国从中国撤军。到1946年12月，在华的美国士兵、水兵及陆战队总数从11万余人减少到不足1.2万人。
马歇尔（左）与蒋介石夫妇合影
马歇尔（左）与蒋介石夫妇合影
2、武器禁运的确给国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美国武器禁运给国军造成了多大影响呢？有人认为国军有大量库存，加上缴获日伪的大量枪支弹药，禁运来说影响不大。也有人认为禁运“严重削弱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共军事上的优势”。我们可以从下列资料中看出禁运对国军的冲击：
首先，由于国民党军队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据统计，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手机枪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
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得国民党军火库存量无可挽回地急剧减少，禁运实施半年后，负责军火供应的联勤部兵工署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军火供应压力：“各战区消耗太大，需补弹药过巨，美械日械弹药久无来源，国造弹药因材料及预算关系产量有限，以致供求悬殊，无法筹补之苦。”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就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投降。”其次，对于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人也有所察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3月21日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1947年4月，马歇尔的助手艾尔文吉伦中将的报告显示：“中国军火库存供应天数在25~123天之间浮动。”再者，直接与国军作战的中共也发现了其装备补给跟不上的情况。
1947年2月彭德怀告诉中共中央：“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1947年3月，据刚在延安待了5个月的美国约翰索尔斯陆军上校说，中共对国民政府方面弹药供应紧张状况非常清楚，在战斗中，他们设法尽可能地迫使政府消耗物资。尽管由于担心国军会因此而全面溃败而在1947年5月26日解除了对华军火禁运，但十个月禁运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除。最为致命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是美式装备，“因其装备几全为美国所制之故”，零件不能从其他国家购得，“装备自若干部分损坏而有置换之必要时，禁运令便阻止中国向美国市场购取其所需”。因此，禁运实施后，一旦库存的美式军火和库存零配件告罄，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就等于被缴械了一半，美式装备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
比如据新六军长廖耀湘告诉魏德迈“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整体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由此可见，禁运虽不至于说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惨败，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军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受挫。
3、1948年后美国对蒋失去信心，对华援助开始推三阻四
此后虽然美国仍大力援助蒋介石，但是却无法扭转国军的颓败之势，其援助也大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拿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获得的最后一笔大额援助——1948年《援华法案》的4.36亿美元来说，国民政府用1.25亿美元的赠款向美国军方及军火企业购买了大量的军事物资。但在1948年战事正酣的时候，这批军用物资却很少能运到中国，1948年9月29日蒋介石还特地命令顾维钧将密电转交给杜鲁门总统，呼吁杜鲁门推动这项特别军援物质的采办，密电措辞非常迫切。但即便如此，直到1949年4月1日，仍有三分之一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
而即便是运到了中国的，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据接收这批援助的黄仁霖回忆：“1948年底，蒋介石命令我把一船550吨的军火，运往北平，那是‘五省剿共总部’的所在地，由傅作义指挥的。我告诉傅作义说：虽然这550吨轻武器军火，数目不大，但是这批军火是1.25亿美元‘援华法案’中的第一批，蒋先生要我向你保证，随后的军火将继续不断地运来。事实上证明，几天之后，1949年元月31日，他打开北平城门同中共议和了。我必须提出这一个报告是很悲惨的，因为这项‘援华’物资的第一批，事实上却落入了共军的手中了。对于这项秘密，我始终是守口如瓶，从来不曾泄漏过。那并不是我怕受到惩罚，因为我是奉命行事的。而且我把军火交付他的时候，他还在守城。我只是害怕，一旦这个消息泄漏出去之后，中共便会向外宣布，他们正从美国国会最近批准的‘援华计划’中，新受到了一批军援物资装备……”
而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美国在对蒋介石的援助上也开始推三阻四，比如1949年2月初，国务卿艾奇逊坚决主张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根据《援华法案》该送往中国的剩余物资，这引起军方的反对，最后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总统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而此后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都没有再对蒋介石抱有特别的希望和重视。
还有成建制的团级营级连级的部队。
这些朝鲜族是朝鲜籍或未定籍。因为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入侵朝鲜，1905年完全吞并朝鲜并取消朝鲜国名以来，朝鲜人陆续逃难中国。日本的殖民政策是日人入朝，朝人入满，也强迫一些朝鲜人移到中国。
在1950年之前，在中国的朝鲜族没有中国国籍，所以他们是侨民，不是中国人。是中国军队了的朝鲜军人回国。
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款项一半$8亿美元是抗战结束后才到达，这些用来打内战。
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的。兵员也是渐次增加的，战斗力是逐渐增强的。退到江北时时最困哪时期，辽南的3纵4纵的4个师几乎全军覆灭。派陈云和肖劲光到辽南，并得到了朝鲜全力以赴的帮助才得以脱险。
国民党:
1947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量减少到140万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解放区，居住在收复区的朝鲜人不足10万[5]:635-636。国民政府外交部规定：“对定住于吉东延吉一带之韩人，应视同中国人民，确认其为中国国籍，由东北行辕拟定根本办法，呈报核定。”1947年8月18日，东北行辕颁布《东北韩侨居留证领发办法》。到10月，在国民政府控制的11个县市中，领取居留证的朝鲜人只有9896户，34713人
共产党：
1946年1月1日，延边专员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宣布，根据延边民主政府的规定，“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族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
抗美援朝：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族响应中共号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2月15日，延边首批1400多名朝鲜族青年开赴朝鲜前线。朝鲜族志愿军凭借语言优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解决了战场上的诸多难题。后方的朝鲜族居民也为支援前线捐赠物资。延吉县抗美援朝分会还发起捐献两架“延吉号”飞机的活动，延边地区捐款高达38.3亿元东北币，相当于6.5架战斗机的价值[6]:58-63。朝鲜战争期间，中朝人员流动加大，中国去朝鲜的主要是解放军四野的朝鲜族部队、中国地方政府组织援助朝鲜的干部、医生、司机。战后有的定居朝鲜，有的返回中国[註 3]。朝鲜来中国的，有吉林休整和重组的人民军部队，疏散到东北的朝鲜干部及其家属和大批难民。军人在战争期间又回到朝鲜作战，而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很多人后来就留在了中国
是周保中见到毛主席，向主席汇报抗联的情况和历史，然后详细解释朝鲜族在东北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建议给他们中国国籍。主席答应了，并通过政府文件来执行。
汤恩伯决花园口，黄河水淹几百万民众，同时也阻止了日军继续推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总人口110万，其中延边朝鲜族人数占到朝鲜族总人口的47.6%[2]:97。1949年9月，时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公署专员朱德海作为10名少数民族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朝鲜族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同年10月1日，朱德海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及所有朝鲜族人都有法律文件在手吗？
解放后，这些朝鲜人都在政府的户籍上。
周报中抗联和朝鲜人一起抗日了14年，然后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也是主要负责吉林省，特别是延边地区。
东北抗联早期朝鲜干部比中国干部多，因为朝鲜1905年就被灭国了，所以朝鲜人抗日极其坚决。
解放战争期间，周保中动员另外15万朝鲜族青年参军，比例极大。这些新兵大部分被分散到老部队里，只有2个独立师完全是朝鲜人，一个独立师大部分是朝鲜人。在围困长春的部队中，除了钟伟的12纵外，还有6个独立师，基本上是以朝鲜人为主。
周保中和朝鲜人打交道了17年多，对朝鲜族状况非常了解。金日成是周保中的部下，朝鲜那些高官很多都是周保中的部下。
读过了一些抗联的文章资料及周保中的回忆录，日记等。
在文学城，关于抗联的历史，我是第一个人发博客帖子的，也是发帖最多的人。以前有一个ouyanghui的兵坛网友也随着我发了几篇。
苏军157万人，大部分在东北，只有10多万人在库页岛和朝鲜半岛.
周保中的抗日联军是57个大城市的卫戍区副司令, 所以抗联的4.8万人都是日本武器了。
你多读一点抗联的资料，立场就会转变 。
周保中动员了15万朝鲜族人参军，知道那是什么比例吗？周保中的吉林军区警卫旅全是朝鲜人。返回朝鲜的3个师都是抗联发展起来的，师团级干部基本上都是抗联或抗联旧部。
对于东北亚近代史的博客帖子，在文学城我肯定是发的最多一个。
没有中国籍不保证土地拥有权，土改也不分地。
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满洲临时省委开始就始终将东北地区的朝鲜人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认为他们“同中国其它民族人民一样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压迫，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主要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之一”[註 2][5]:716-718。1928年7月，中共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东北朝鲜人正式列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中朝人民在共同抗日的背景下关系更为紧密，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在中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5]:719-721。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对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国籍问题采取了自愿的原则，为朝鲜族提供最大限度的选择余地和考虑时间[5]:726。1946年3月，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拉开了解放区土地革命的序幕。朝鲜农民也召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清算亲日派败类，分得土地[5]:671[2]:133-135。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更为广泛的土地革命运动[5]:669。通过土地改革，朝鲜农民和其它民族的农民一起，分得土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经济地位大为改观
怎么说呢？
1927年共产党有权力吗？特别是满洲省委夺取了东北政权了吗？那时候不是张作霖统治东北？
你能出示1928年朝鲜族是中国籍的任何资料或图片？
对于自己没想过或者不熟悉的事要多听多看勤于思考，而不是狗一下就兴奋起来，好像立马就有答案了。
从一开始的156门加到最后的几百门，基本上就有3000门了。和后面的其他材料的数据相当接近。
东野炮火强大，这是基础。
战损也不少。
师军一级的大炮1000多门，其余为小拍击炮，比如60毫米小钢炮等。
军师一级的大炮集中起来成立炮纵，攻打锦州时600门大炮齐鸣。
辽沈战役时后改为特纵，辖2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团，一个骡马师。
攻打天津时1200门大炮猛轰。
北京解放，傅作义的4个炮团有一个榴弹炮团。2个炮团给四野，2个炮团给聂荣臻。
攻打太原时1300门大炮疾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