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头保外就医的最后时光（作者：张若钢）
Original 张若钢 上海老底子 2023-09-02 11:01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老张头保外就医的最后时光
张若钢
年近鲐背之年的郑重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笔耕不辍、学养深厚的学者型记者。早年除了在《文汇报》上经常见到其科教文方面的新闻报道文章，后来又拜读他记述谢稚柳、林风眠、唐云等丹青大家的人物评传，特别值得景仰的是，“80后”的郑重仍保持其“吃文字饭”的初心与状态。
近日，闲来无事的老衲找来一部被出版商说成“迄今最详备的张春桥传记”的图书阅读。郑重先生在其洋洋30多万字(张春桥:1949及其后》的自序中称，“幸好我做了一些采访，其中有他的孩子、秘书、部下及一些知道真实情况的人”。
重承客观记录人物历史的老报人郑重先生极其郑重地告诉读者:“尽管如此，我也不敢认为就找到了真实的张春桥。应该说本书的写作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的确，多少年以前老衲也曾纳闷：年近七旬的张维维女士授权出版一本封面红彤彤《狱中家书》，这么一本了无热点、焦点与亮点的书信体图书，竟一度名居排行榜“前三”。究其原因，盖与那个被称为“刀笔吏”又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抗拒法官审讯的张春桥的“名气”有关。
据公开资料显示：1917年出生的他在18岁那年从山东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
新中国成立后，颇受柯庆施器重的张某人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文革”伊始，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之后，扶摇直上位极人臣。
1976年10月的历史场景。
1976年10月，枫叶荻花秋瑟瑟，翦除祸国殃民“四人帮”。1981年1月，王张江姚与林彪死党同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其中，张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01生命尽头
2005年1月27日。清晨，病危中的张春桥忽而笑着从梦中醒来，对守在病床前的孩子们说：我这几天老做梦……
据ICU大夫朋友介绍，濒临死亡边缘的老人会出现意识昏迷，其表现为对时间、地点、人物的辨别能力减低，间或惶或瘫软，胡言乱语。
被称为癌症之王--胰腺癌的张春桥已进入生命倒计时，其子女要求把他转到医疗条件相对先进的上海医院治疗，但有关方面回答，可以到南京去住院、治疗，但不能回上海。子女考虑到去了南京对老人照顾不方便，就同意在江阴就地治疗。
好在有关方面从南京、上海请来名医为他会诊、治疗。但在胰腺癌这个世界性难题面前，尤其是面对病患88岁、且多器官衰竭，再高明的医生恐怕也无回天之力。
2005年4月21日，老张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家属和亲友向他的遗体告别，悼念的横幅上还写着他真实的姓名，周围摆放着插满鲜花的花圈，在迎接他的骨灰的路上，其子女按北方习俗沿途抛撒鲜花，祈愿引领亡者魂归上海。
1986年，不知不觉中，张春桥被抓已经十年了。彼时，外媒《朝日新闻》走访了中国有关部门，询问张春桥的近况，并称:“据说张春桥死了”。新闻发言人对他进行了纠正。也就是说，作思多端的张春桥仍在狱中服刑，只是身体状况上有些老年病。
就在流言不径而走的时候，张春桥妻子文静和长女张维维去北京，找到当年在晋察冀时的老朋友商量如何提出申请理由，意图将行年古稀的张春桥保外就医。一晃十年过去了，家属为张春桥提出保释或保外就医的申请，终于得到了答复。
1998年1月，服刑21年后的张春桥，被从囚禁于秦城监狱改为软禁于毗邻上海的江阴地区，也即后来新华社公开报道中说的“保外就医”。
张春桥与其长女张维维。
1998年1月，张春桥走出了秦城监狱。“保外就医”的他没有能回曾经长年生活的沪埠，说是在江阴给他安排可居住的家，半年之后才通知家属。张维维说，我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时只允许动作迟缓的她去江阴照顾我病痛缠身的爸爸。
看守部门允许子女每月去看望老俩口一次。刚离开秦城监狱到江阴住下来的时候，愁肠百结的老张头已经不大会说话，反应也比较迟钝。
中秋那天，久陷囹圄的他看到了月亮，恍有故人重逢之感。老张头已经离开了多有风沙的北方，来到久别的江南。在院子里散步，原来还以为这里空气应当比较清新。然而，越来越多的景象表明，这里的空气并不澄澈通透：院子里那两三簇花丛，叶子上、花蕊中沾粘伴有油腻的灰尘，外面空气中飘浮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味……
那是在偏僻乡野的一座三层小楼房，四周新砌了模样十分奇特的高墙，远远望去便可一眼认出。小楼之北有一座不高的山头，不远处奔流不息的长江浪滔隆隆作响。张住的是二楼，安全可以绝对保证，三楼和底楼全是身着便衣的警卫。
正是在这里，经过有关部门逐一批准，张终于得偿所愿与妻子文静和四个子女，以及女婿、儿媳、孙儿、重孙儿团聚。只是毕竟已是垂暮老人，进入新世纪后种种老年性疾病日甚一日，后来更查出了极可怕的胰腺癌，而且发展很快，只好住进江阴市医院。
曾经鼓着那双阴骘眼神，戕害无数无辜人士的老张头，此时除了亲情，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既不能到院子里去散步，更不允许去江堤遛弯休憩。孤寂无趣的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下来，给百余公里之遥的子女写那诉说衷肠又风轻云淡的家书。老张头每封信都写得很长，中间很少有涂抹更改，字里行间流淌着写信人观照生存、排遣空虚、自我调适的精神状态。
02离婚风波
刚愎自用、性格孤僻的老张头甫入江阴那会儿，组织上便应允同样老迈的“欢喜冤家”文静照料其日常起居。毕竟对一个年逾八旬老人“生活上给出路”体现人道关怀，符合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再则，老张头从“座上客”到“阶下囚”大起大落，及至心灰意懒，重病缠身，能顽强活到88高龄，可以说，与文静及其儿女给予亲情慰籍不无关系。对此，老张头是怎么想的，别人当然无法猜测。不过，其老伴文静差点与之“一拍两散”的过往，老张头及其家人是装不出任何不在乎样子的。
文静历史上有“变节”污点，几乎为政坛老人心知肚明。在这宗见不得人的丑闻前，纵有顶级宠幸的老张头恨不得将头颅钻进地洞里去。因之，心心念念想甩掉同床共枕几十年的生活伴侣，对他而言，恐怕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张春桥接受特别法庭审判。
在1973年8月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就在这个时间结点上，其考虑与妻子离婚的想法特别强烈。说来也难怪，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表现尤为乖戾，大肆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张某人，哪会甘心将妻子历史不干净的把柄捏在别人手里?
张春桥与文静相识相知于抗战年代。当时，张担任《晋案冀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静经常给该报投稿，青年男女一来二去难免有点那个意思。文静钦佩张的才华，张同样欣赏文静姑娘的秀美与聪慧。在张的影响下，文静姑娘投身晋察翼边区的革命洪流。
日寇在华北大“扫荡”中，文静落入日寇魔掌，经不住严刑拷打，文静出卖了不少革命同志，破坏了解放区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前夕，有过“变节”污点的文静找到张春桥，在他的建议下改名换姓遮人耳目，并让文静留在《晋察冀日报》当编辑。原本以为“一笔糊涂账”的张春桥没怎么多想，于第二年与文静结为秦晋之好。1947年，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长女张堆堆。
应该说，精明过人的张春桥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难免会为妻子变节污点担惊受怕，可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其非但毫发无损，且如日中天，领受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常委等超规格头衔。
俗话说，该来的总归会来。又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968年，上海市委组织系统负责人偷偷调阅了张春桥妻子文静的档案，被火冒三丈的张春桥撤去了所有的职务。
炙手可热而又心虚不已的张春桥当着市革会要员的面，将自己妻子“防扩散档案”锁进了标有“机密”字样的铁皮箱子里，贴上了封条，严令禁止任何组织调查文静的档案。可组织上还是很快掌握了线索和证据，虽然在组织程序上反复审查，但碍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威名，始终没有人敢捅破那扇窗户纸。
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之后，决定和文静保持距离，倒不一定是他们之间真的已经没有感情，而是被一种非人力所能抗衡的政治压力弄得几近窒息。
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竟然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沪西地区的兴国路招待所。自此之后的整整四年，张春桥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一次。他以这种近乎自我隔绝的行止，表明其撇清夫妻关系的坚定立场与严肃态度。
对于文静的问题，熟稔官场之道的张春桥已经多次向组织作过说明，“我几次想和她离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我还是迟迟没有行动……”
可是，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随同来沪的总理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等几户上海领导人的家属，独独避开同一大院的文静及其子女。
邓大姐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顾此失彼”的消息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表明对文静的不屑与蔑枧。心思缜密的张春桥立刻意识到一种如芒在背的巨大压力。饶是如此，张春桥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和文静离婚。据徐景贤《十年一梦》一书中回忆:“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开会密谈……”几个神秘兮兮的家伙无非是商议张春桥与文静离婚的事。
与坊间黄脸婆撤泼打滚抗拒离婚做法不同，文静自然熟称“侯门似海”套路，以不变应万变，悄无声息摆出油盐不进的姿态。即便如此，无论是鼠目寸光的王秀珍还是蹑手蹑脚的徐老三，仍不敢在文静面前放肆。再说，以文静对老张头性格深入骨髓的了解，伊可以心狠手辣、残酷迫害诸如巴金、贺绿汀、赵丹等遇迩闻名的文化人士，断无可能对自己家属做出恩断义绝的荒唐事。
不知徐老三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其《十年一梦》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讲述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为老张头“找伴”的戏码。不就是牵线搭桥找个伴嘛，可徐老三们“挖呀挖”，犹如当年林家大院选妃子，什么年龄职业、形象气质、兴趣爱好、祖宗三代、摸底调查，选像片、看字迹，明察暗访、请示汇报、横挑坚选……一番折腾后终于“征得”名曰机要秘书的S女士允诺。读到徐老三啰里八索的陈述，简直怀疑伊是玩文字堆砌游戏的高手。不过，最后那一段写得还是蛮到位:“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每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我也能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未几，王张江姚被送上历史的审出台时，老张头的婚姻状况一栏，未见丝毫改动。
1981年1月，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现场一景。
03内心独白
就如笔者在前面讲的那样，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特别法庭”中一声不吭，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皮相。
自此以后的几十年里，当时一同坐在被告席上、行伍出身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洋洋酒洒写出了他们各自的人生回忆录;反倒是耍笔杆子出身的张、姚两人至死前仍是“一张白纸”。不过，传记作家叶永烈生前曾撰文透露：姚文元撰有近40万字的“传记”，因故中止出版云云。
那么，“刀笔吏”老张头难道真的让人难以琢磨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也不尽然是这样。话又得回到张维维授权出版的那本《狱中家书》。
作为长期总管文宣的老张头对哪些观点可以陈述，哪些话题避而不谈，伊心里十分清楚。何况，狱中通信有严格审查流程，老张头不可能掂不出其中的份量。因而，经张维维挑选出来的五十多封家书，基本无关乎时政，巧妙采取舍近求远，避实就虚的张氏套路。
张在信中谈到苏联的解体是资产阶级复辟时表示，“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他说叶利钦说错了，“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素(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
1999年8月21日，他给女儿写信又一次提到叶利钦和十月革命，他说，叶利钦想驾驭矛盾，矛盾却按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不过上万人，在矛盾发展到尖锐的时候，竟然能够把旧世界掀翻了。我还是那样想：革命迟早总要来的，也许就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点。”
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儿谈起自己青年时读过的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
1999年4月24日的信困中，他认为“鲁讯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
总而言之，透过《家书》让读者了解到张的理性中带有偏执、冷静中掺合倔强的个性特征。而且，从贾植芳的一篇文章中读者又似乎领略了这位顶着“理论家”封号的人物，知识结构并非想象地那么完整。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版商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为此，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新三十块钱云云。中学毕业的张春桥应聘被录取后，老板让他校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张春桥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古文底子太过差劲。于是把张春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
曾经的张春桥。
但不曾怎么说，《家书》中的老张头还是从凌空蹈虚的理论家，有了向往人间烟火的现实感。在1985年1月25日的信中，张对女儿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等等，就是这些家庭关系，也够复杂的了，加上身体不好，更需要注意身体。”
老张头多次叮嘱家人不要为自己破费，安慰子女情绪，甚至组心指导孙生写作文。1999年初春节期间，张在江阴监居地见到了四位子女及其家人，显得尤其兴奋:“今年春节，对我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了你们四家。其中两位女婿是头一次见面，(二外孙)也是头一次见面。”
行笔至此，我想起《史记·李斯列传》记线：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该列传大意是说，李斯与秦二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等到时机成熟，赵高立刻诬陷李斯谋反。抛开秦二世、赵高与李斯之间爱恨情仇不说，面对秦二世判其腰斩，夷三族，绝望中李斯看着儿子，哭丧道:“多想回到老家，牵着狗和儿子打猎，可惜再也没机会了……”
让他知道自己反人类罪犯的历史地位，太便宜他了。
没有法律程序的突然抓人入狱，然后找罪证开庭审判，这也算法庭？
你们不懂里面的反讽，哈哈哈。
omelet？” 不要告诉我，高干病房里有的是。
老张头保外就医的最后时光（作者：张若钢）
Original 张若钢 上海老底子 2023-09-02 11:01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老张头保外就医的最后时光
张若钢
年近鲐背之年的郑重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笔耕不辍、学养深厚的学者型记者。早年除了在《文汇报》上经常见到其科教文方面的新闻报道文章，后来又拜读他记述谢稚柳、林风眠、唐云等丹青大家的人物评传，特别值得景仰的是，“80后”的郑重仍保持其“吃文字饭”的初心与状态。
近日，闲来无事的老衲找来一部被出版商说成“迄今最详备的张春桥传记”的图书阅读。郑重先生在其洋洋30多万字(张春桥:1949及其后》的自序中称，“幸好我做了一些采访，其中有他的孩子、秘书、部下及一些知道真实情况的人”。
重承客观记录人物历史的老报人郑重先生极其郑重地告诉读者:“尽管如此，我也不敢认为就找到了真实的张春桥。应该说本书的写作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的确，多少年以前老衲也曾纳闷：年近七旬的张维维女士授权出版一本封面红彤彤《狱中家书》，这么一本了无热点、焦点与亮点的书信体图书，竟一度名居排行榜“前三”。究其原因，盖与那个被称为“刀笔吏”又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抗拒法官审讯的张春桥的“名气”有关。
据公开资料显示：1917年出生的他在18岁那年从山东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
新中国成立后，颇受柯庆施器重的张某人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文革”伊始，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之后，扶摇直上位极人臣。
1976年10月的历史场景。
1976年10月，枫叶荻花秋瑟瑟，翦除祸国殃民“四人帮”。1981年1月，王张江姚与林彪死党同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其中，张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01生命尽头
2005年1月27日。清晨，病危中的张春桥忽而笑着从梦中醒来，对守在病床前的孩子们说：我这几天老做梦……
据ICU大夫朋友介绍，濒临死亡边缘的老人会出现意识昏迷，其表现为对时间、地点、人物的辨别能力减低，间或惶或瘫软，胡言乱语。
被称为癌症之王--胰腺癌的张春桥已进入生命倒计时，其子女要求把他转到医疗条件相对先进的上海医院治疗，但有关方面回答，可以到南京去住院、治疗，但不能回上海。子女考虑到去了南京对老人照顾不方便，就同意在江阴就地治疗。
好在有关方面从南京、上海请来名医为他会诊、治疗。但在胰腺癌这个世界性难题面前，尤其是面对病患88岁、且多器官衰竭，再高明的医生恐怕也无回天之力。
2005年4月21日，老张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家属和亲友向他的遗体告别，悼念的横幅上还写着他真实的姓名，周围摆放着插满鲜花的花圈，在迎接他的骨灰的路上，其子女按北方习俗沿途抛撒鲜花，祈愿引领亡者魂归上海。
1986年，不知不觉中，张春桥被抓已经十年了。彼时，外媒《朝日新闻》走访了中国有关部门，询问张春桥的近况，并称:“据说张春桥死了”。新闻发言人对他进行了纠正。也就是说，作思多端的张春桥仍在狱中服刑，只是身体状况上有些老年病。
就在流言不径而走的时候，张春桥妻子文静和长女张维维去北京，找到当年在晋察冀时的老朋友商量如何提出申请理由，意图将行年古稀的张春桥保外就医。一晃十年过去了，家属为张春桥提出保释或保外就医的申请，终于得到了答复。
1998年1月，服刑21年后的张春桥，被从囚禁于秦城监狱改为软禁于毗邻上海的江阴地区，也即后来新华社公开报道中说的“保外就医”。
张春桥与其长女张维维。
1998年1月，张春桥走出了秦城监狱。“保外就医”的他没有能回曾经长年生活的沪埠，说是在江阴给他安排可居住的家，半年之后才通知家属。张维维说，我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时只允许动作迟缓的她去江阴照顾我病痛缠身的爸爸。
看守部门允许子女每月去看望老俩口一次。刚离开秦城监狱到江阴住下来的时候，愁肠百结的老张头已经不大会说话，反应也比较迟钝。
中秋那天，久陷囹圄的他看到了月亮，恍有故人重逢之感。老张头已经离开了多有风沙的北方，来到久别的江南。在院子里散步，原来还以为这里空气应当比较清新。然而，越来越多的景象表明，这里的空气并不澄澈通透：院子里那两三簇花丛，叶子上、花蕊中沾粘伴有油腻的灰尘，外面空气中飘浮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味……
那是在偏僻乡野的一座三层小楼房，四周新砌了模样十分奇特的高墙，远远望去便可一眼认出。小楼之北有一座不高的山头，不远处奔流不息的长江浪滔隆隆作响。张住的是二楼，安全可以绝对保证，三楼和底楼全是身着便衣的警卫。
正是在这里，经过有关部门逐一批准，张终于得偿所愿与妻子文静和四个子女，以及女婿、儿媳、孙儿、重孙儿团聚。只是毕竟已是垂暮老人，进入新世纪后种种老年性疾病日甚一日，后来更查出了极可怕的胰腺癌，而且发展很快，只好住进江阴市医院。
曾经鼓着那双阴骘眼神，戕害无数无辜人士的老张头，此时除了亲情，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既不能到院子里去散步，更不允许去江堤遛弯休憩。孤寂无趣的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下来，给百余公里之遥的子女写那诉说衷肠又风轻云淡的家书。老张头每封信都写得很长，中间很少有涂抹更改，字里行间流淌着写信人观照生存、排遣空虚、自我调适的精神状态。
02离婚风波
刚愎自用、性格孤僻的老张头甫入江阴那会儿，组织上便应允同样老迈的“欢喜冤家”文静照料其日常起居。毕竟对一个年逾八旬老人“生活上给出路”体现人道关怀，符合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再则，老张头从“座上客”到“阶下囚”大起大落，及至心灰意懒，重病缠身，能顽强活到88高龄，可以说，与文静及其儿女给予亲情慰籍不无关系。对此，老张头是怎么想的，别人当然无法猜测。不过，其老伴文静差点与之“一拍两散”的过往，老张头及其家人是装不出任何不在乎样子的。
文静历史上有“变节”污点，几乎为政坛老人心知肚明。在这宗见不得人的丑闻前，纵有顶级宠幸的老张头恨不得将头颅钻进地洞里去。因之，心心念念想甩掉同床共枕几十年的生活伴侣，对他而言，恐怕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张春桥接受特别法庭审判。
在1973年8月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就在这个时间结点上，其考虑与妻子离婚的想法特别强烈。说来也难怪，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表现尤为乖戾，大肆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张某人，哪会甘心将妻子历史不干净的把柄捏在别人手里?
张春桥与文静相识相知于抗战年代。当时，张担任《晋案冀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静经常给该报投稿，青年男女一来二去难免有点那个意思。文静钦佩张的才华，张同样欣赏文静姑娘的秀美与聪慧。在张的影响下，文静姑娘投身晋察翼边区的革命洪流。
日寇在华北大“扫荡”中，文静落入日寇魔掌，经不住严刑拷打，文静出卖了不少革命同志，破坏了解放区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前夕，有过“变节”污点的文静找到张春桥，在他的建议下改名换姓遮人耳目，并让文静留在《晋察冀日报》当编辑。原本以为“一笔糊涂账”的张春桥没怎么多想，于第二年与文静结为秦晋之好。1947年，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长女张堆堆。
应该说，精明过人的张春桥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难免会为妻子变节污点担惊受怕，可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其非但毫发无损，且如日中天，领受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常委等超规格头衔。
俗话说，该来的总归会来。又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968年，上海市委组织系统负责人偷偷调阅了张春桥妻子文静的档案，被火冒三丈的张春桥撤去了所有的职务。
炙手可热而又心虚不已的张春桥当着市革会要员的面，将自己妻子“防扩散档案”锁进了标有“机密”字样的铁皮箱子里，贴上了封条，严令禁止任何组织调查文静的档案。可组织上还是很快掌握了线索和证据，虽然在组织程序上反复审查，但碍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威名，始终没有人敢捅破那扇窗户纸。
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之后，决定和文静保持距离，倒不一定是他们之间真的已经没有感情，而是被一种非人力所能抗衡的政治压力弄得几近窒息。
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竟然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沪西地区的兴国路招待所。自此之后的整整四年，张春桥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一次。他以这种近乎自我隔绝的行止，表明其撇清夫妻关系的坚定立场与严肃态度。
对于文静的问题，熟稔官场之道的张春桥已经多次向组织作过说明，“我几次想和她离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我还是迟迟没有行动……”
可是，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随同来沪的总理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等几户上海领导人的家属，独独避开同一大院的文静及其子女。
邓大姐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顾此失彼”的消息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表明对文静的不屑与蔑枧。心思缜密的张春桥立刻意识到一种如芒在背的巨大压力。饶是如此，张春桥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和文静离婚。据徐景贤《十年一梦》一书中回忆:“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开会密谈……”几个神秘兮兮的家伙无非是商议张春桥与文静离婚的事。
与坊间黄脸婆撤泼打滚抗拒离婚做法不同，文静自然熟称“侯门似海”套路，以不变应万变，悄无声息摆出油盐不进的姿态。即便如此，无论是鼠目寸光的王秀珍还是蹑手蹑脚的徐老三，仍不敢在文静面前放肆。再说，以文静对老张头性格深入骨髓的了解，伊可以心狠手辣、残酷迫害诸如巴金、贺绿汀、赵丹等遇迩闻名的文化人士，断无可能对自己家属做出恩断义绝的荒唐事。
不知徐老三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其《十年一梦》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讲述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为老张头“找伴”的戏码。不就是牵线搭桥找个伴嘛，可徐老三们“挖呀挖”，犹如当年林家大院选妃子，什么年龄职业、形象气质、兴趣爱好、祖宗三代、摸底调查，选像片、看字迹，明察暗访、请示汇报、横挑坚选……一番折腾后终于“征得”名曰机要秘书的S女士允诺。读到徐老三啰里八索的陈述，简直怀疑伊是玩文字堆砌游戏的高手。不过，最后那一段写得还是蛮到位:“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每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我也能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未几，王张江姚被送上历史的审出台时，老张头的婚姻状况一栏，未见丝毫改动。
1981年1月，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现场一景。
03内心独白
就如笔者在前面讲的那样，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特别法庭”中一声不吭，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皮相。
自此以后的几十年里，当时一同坐在被告席上、行伍出身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洋洋酒洒写出了他们各自的人生回忆录;反倒是耍笔杆子出身的张、姚两人至死前仍是“一张白纸”。不过，传记作家叶永烈生前曾撰文透露：姚文元撰有近40万字的“传记”，因故中止出版云云。
那么，“刀笔吏”老张头难道真的让人难以琢磨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也不尽然是这样。话又得回到张维维授权出版的那本《狱中家书》。
作为长期总管文宣的老张头对哪些观点可以陈述，哪些话题避而不谈，伊心里十分清楚。何况，狱中通信有严格审查流程，老张头不可能掂不出其中的份量。因而，经张维维挑选出来的五十多封家书，基本无关乎时政，巧妙采取舍近求远，避实就虚的张氏套路。
张在信中谈到苏联的解体是资产阶级复辟时表示，“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他说叶利钦说错了，“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素(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
1999年8月21日，他给女儿写信又一次提到叶利钦和十月革命，他说，叶利钦想驾驭矛盾，矛盾却按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不过上万人，在矛盾发展到尖锐的时候，竟然能够把旧世界掀翻了。我还是那样想：革命迟早总要来的，也许就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点。”
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儿谈起自己青年时读过的书，“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
1999年4月24日的信困中，他认为“鲁讯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学地位被抬得过高，“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
总而言之，透过《家书》让读者了解到张的理性中带有偏执、冷静中掺合倔强的个性特征。而且，从贾植芳的一篇文章中读者又似乎领略了这位顶着“理论家”封号的人物，知识结构并非想象地那么完整。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版商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为此，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新三十块钱云云。中学毕业的张春桥应聘被录取后，老板让他校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张春桥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古文底子太过差劲。于是把张春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
曾经的张春桥。
但不曾怎么说，《家书》中的老张头还是从凌空蹈虚的理论家，有了向往人间烟火的现实感。在1985年1月25日的信中，张对女儿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等等，就是这些家庭关系，也够复杂的了，加上身体不好，更需要注意身体。”
老张头多次叮嘱家人不要为自己破费，安慰子女情绪，甚至组心指导孙生写作文。1999年初春节期间，张在江阴监居地见到了四位子女及其家人，显得尤其兴奋:“今年春节，对我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了你们四家。其中两位女婿是头一次见面，(二外孙)也是头一次见面。”
行笔至此，我想起《史记·李斯列传》记线：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该列传大意是说，李斯与秦二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等到时机成熟，赵高立刻诬陷李斯谋反。抛开秦二世、赵高与李斯之间爱恨情仇不说，面对秦二世判其腰斩，夷三族，绝望中李斯看着儿子，哭丧道:“多想回到老家，牵着狗和儿子打猎，可惜再也没机会了……”
让他知道自己反人类罪犯的历史地位，太便宜他了。
没有法律程序的突然抓人入狱，然后找罪证开庭审判，这也算法庭？
你们不懂里面的反讽，哈哈哈。
omelet？” 不要告诉我，高干病房里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