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
第一次听说牛荫冠这个人，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同学们都来自本省各县，没事的时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干自然是夸耀的谈资，好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异，各地分布不均，却从来不乏这样的资源。
牛荫冠是山西省兴县人，兴县的同学提及他的时候，他刚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我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也显然十分幼稚的小话语圈子里，官至正部级，竟然算不得什么人物，好在兴县小老乡并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里，牛荫冠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桩本地的奇闻。
兴县同学说，在土改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牛荫冠，居然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众。其结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荫冠本人则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他的父亲牛友兰先生，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莫说牛荫冠，就是对牛友兰先生，包括我们的兴县同学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样高的政治规格，足以构成持久记忆的全部理由。一个是著名的开名绅士，一个是大义灭亲的中共高干，这种奇妙的父子关系也实在是太离奇了，很快，几个家伙和兴县同学达成一致的共识：牛冠荫这个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个好人。
后来陆陆续续又听到有人说起牛冠荫在 1947 年土改时期的这段历史往事，知道这段历史往事的人，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后生小子感到非常吃惊。言者莫不轻蔑愤怒，闻者莫不震惊唏嘘，尽管大家谈论起来并不是针对牛荫冠这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并不单单把这当作个人的历史污点和劣迹来谈论，听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时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荫冠捏一把汗，众口能铄金，够他喝一壶。
随着公众对政治运动理解和认识的改变，牛荫冠这个人由沉淀在民间记忆里的一个日常伦理道德评判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面。 2001 年 8 月 24 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长文《开明绅士刘少白》，谈到开明绅士刘少白在 1947 年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顺带提及牛荫冠的这段历史“劣迹”：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 . 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 主任是续范亭 ) ，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 ( 穿牛鼻 ) 游街示众…… ( 参见《篱槿堂自叙》第 15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 。
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
2003 年，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出版，该书记录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对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总结，谈到 1947 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里面涉及到牛荫冠：
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二、牛氏父子
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牛荫冠同辈兄弟姊妹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不仅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放在山西省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大省份里考察，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家族了。
牛荫冠和他父亲牛友兰先生在人生经历上有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
父子俩都是从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走出来，到北京求学，又都没有将书读完。牛友兰先生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 1909 年因病辍学，时年 24 岁；牛荫冠于 1933 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 1936 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 24 岁。
牛友兰先生回乡后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 1925 年，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一件是 1937 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牛友兰听从牛荫冠的劝说，捐资 2.3 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 1 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 年 5 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 10 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一生中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是牺牲救国同盟会期间，一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担任沈阳 112 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这两个时期恰好是牛荫冠的青年和壮年，精力充沛，正是干事情的好时候。
24 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 . 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 1936 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
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 1939 年 12 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共产党势力产生了顾忌，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理所当然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 1940 年 2 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 1942 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局贸易局长。
他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与他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他家族在晋绥地区的影响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在牺盟会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与声望所致。
1955 年，牛荫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调任沈阳 112 厂担任厂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他在担任厂长期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研制成功的。这是让牛荫冠最为自豪的一件事。
1958 年，毛泽东来到 112 厂视察，这是牛荫冠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听说他是牛荫冠，马上就想起来，就问他：你是山西人吧。当时已经 47 岁的牛荫冠心里涌动着怎样的幸福波涛，不难想象。
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思想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家族士大夫积极入世教育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
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作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据牛荫冠的友人回忆，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他们的个人品质无疑是从传统儒学教育里熏陶出来的。
牛友兰于 1947 年 9 月 29 日含冤去世，终年 63 岁。迟至 1989 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为他平昭雪。
牛荫冠于 1992 年 5 月 10 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 80 岁。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级别，《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三、“斗牛大会”的前前后后
再回过头来说 1947 年“斗牛大会”牛荫冠斗争牛友兰事件。
牛荫冠的清华同学郑天翔于 1947 年 11 月由绥蒙回到兴县，在晋绥分局党校见到了牛荫冠，其时，牛友兰已经死去一个多月，牛荫冠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晋绥分局党校接受审查。郑天翔回忆说：
关于牛荫冠同志的那个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装在心里，不能打听。但是，关于牛荫冠同志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的接触面非常小，也不断地听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斗地主的大会上，经强逼之下，牛荫冠拉着被人用铁丝穿着鼻子的他的父亲牛友兰往前走。不久牛友兰被斗死了。听说，这叫“斗牛大会”，那时在党校的同学参加了。有人说，他亲眼看见牛荫冠神情严肃；有人说，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有人说，牛荫冠真不容易！又说，牛荫冠开完斗争大会就回党校了，还像往常一样。
1947 年 11 月，晋绥老区的土地改革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晋绥日报》 1947 年 11 月 27 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伴随着国共两党全面拉开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晋绥地区的土改政治运动一片混乱，乌烟瘴气。
“斗牛”事件，不过是晋绥地区土改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牛荫冠“拉死他老子”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怎么说都是人们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这一事件无疑给正在恐慌中度日的基层干部带来了更大的恐慌，再加上牛荫冠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只会使本来恐慌的气氛变得更加恐惧。
郑天翔描述的正是这种恐慌加剧的情景，大家将牛荫冠视为异类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牛荫冠处在被动、孤立与被怀疑的境地。他那时候是被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撤职进党校接受审查的。事实上，斗争牛友兰，在土改政治运动一开始就被组织者策划好的一个项目。
1947 年 9 月 18 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 11 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
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至此，大会入讨论问题，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这番话要比 18 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牛荫冠作出了怎样的反映，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参照 18 日蔡家崖村农民大会上他的表态，此时的牛荫冠肯定不会说出那样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话了，他心理的复杂和沉重从当时的形势就可以想见一二。
在同一月的 16 日，牛荫冠的老上级，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在兴县逝世，毛泽东从黄河西岸专门发来唁电。 9 月 26 日，续范亭公祭大会在临县都督村举行，公祭大会还沿袭着传统的祭奠仪式，礼敬如仪。
当吴玉章、林伯渠和贺龙分别在大会上沉痛地发表悼念续范亭的讲话时，本来有资格参加公祭大会的牛荫冠正神色凝重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绳索的尽头，是鼓励他进入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的佝偻着身躯被五花大绑，但绑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据说，在 26 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
据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打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过于惨烈而不忍下笔，也许是为尊者讳而不便记述，以致后来的各种记载都非常模糊，滤去情绪化的激愤成份，从现存的各种版本中都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其中的细节和来龙去脉，这样一个对民间社会震荡极大的事件，在记述中就这样被模模糊糊地传来传去。
就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访问过当时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老对这件事情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同时对发生在晋绥军区驻地眼皮子底下的这一恶劣事件有着很明确的看法。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
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 9 月 16 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
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绝食而死。当时牛荫冠仍然在党校，他父亲去世之后有人告诉他，老人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那一天，恰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牛荫冠肯定不会在意。
四、一腔心事
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牛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
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赅人听闻的了。
后来的历史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推进着。时间还是给人们了一个说法。先是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左”的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纠正，毛泽东听说刘少白、牛友兰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俩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
接着， 1948 年初，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也表明了态度，他说：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的。李井泉同志现在不在，他也会承认这个错误的。
诚然，当年参与组织和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在后来都有可贵的反省， 1985 年，牛荫冠在给弟弟牛旭光的信中说：他曾就父亲牛友兰事迹的文史资料写信给李井泉，李回信说同意毛对他的批评，承认他有“左”错误，只是不要将他的错误和康生、陈伯达在土改中的错误联系起来。
但是，澄清的只能是个人在组织意义上的事实真相，而作为历史事件的承担者，“斗牛”事件几乎纠缠了牛荫冠一生。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他是亲自处罚父亲的行刑者，这有违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基本亲情观念；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应一直围绕在他周围。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机，人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
牛荫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1949 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欢的样子，周围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谨慎，显然还是那个“斗牛大会”的阴魂不散。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千钧赅浪哪能消于一瞬？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
他梦见了父亲。
鼻饲管，用一根铁丝外套橡皮管，伸进鼻子，然后另一端用一个磁铁把这根细铁丝从另一个鼻孔吸出来，这样就把鼻饲管绑在鼻子上。
不管是绳子还是铁丝，穿过去都还好，当然拉着走肯定很痛苦了。
没别的意思，科普一下。
一、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
第一次听说牛荫冠这个人，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同学们都来自本省各县，没事的时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干自然是夸耀的谈资，好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异，各地分布不均，却从来不乏这样的资源。
牛荫冠是山西省兴县人，兴县的同学提及他的时候，他刚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我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也显然十分幼稚的小话语圈子里，官至正部级，竟然算不得什么人物，好在兴县小老乡并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里，牛荫冠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桩本地的奇闻。
兴县同学说，在土改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牛荫冠，居然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众。其结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荫冠本人则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他的父亲牛友兰先生，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莫说牛荫冠，就是对牛友兰先生，包括我们的兴县同学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样高的政治规格，足以构成持久记忆的全部理由。一个是著名的开名绅士，一个是大义灭亲的中共高干，这种奇妙的父子关系也实在是太离奇了，很快，几个家伙和兴县同学达成一致的共识：牛冠荫这个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个好人。
后来陆陆续续又听到有人说起牛冠荫在 1947 年土改时期的这段历史往事，知道这段历史往事的人，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后生小子感到非常吃惊。言者莫不轻蔑愤怒，闻者莫不震惊唏嘘，尽管大家谈论起来并不是针对牛荫冠这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并不单单把这当作个人的历史污点和劣迹来谈论，听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时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荫冠捏一把汗，众口能铄金，够他喝一壶。
随着公众对政治运动理解和认识的改变，牛荫冠这个人由沉淀在民间记忆里的一个日常伦理道德评判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面。 2001 年 8 月 24 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长文《开明绅士刘少白》，谈到开明绅士刘少白在 1947 年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顺带提及牛荫冠的这段历史“劣迹”：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 . 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 主任是续范亭 ) ，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 ( 穿牛鼻 ) 游街示众…… ( 参见《篱槿堂自叙》第 15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 。
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
2003 年，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出版，该书记录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对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总结，谈到 1947 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里面涉及到牛荫冠：
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二、牛氏父子
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牛荫冠同辈兄弟姊妹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不仅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放在山西省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大省份里考察，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家族了。
牛荫冠和他父亲牛友兰先生在人生经历上有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
父子俩都是从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走出来，到北京求学，又都没有将书读完。牛友兰先生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 1909 年因病辍学，时年 24 岁；牛荫冠于 1933 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 1936 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 24 岁。
牛友兰先生回乡后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 1925 年，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一件是 1937 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牛友兰听从牛荫冠的劝说，捐资 2.3 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 1 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 年 5 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 10 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一生中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是牺牲救国同盟会期间，一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担任沈阳 112 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这两个时期恰好是牛荫冠的青年和壮年，精力充沛，正是干事情的好时候。
24 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 . 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 1936 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
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 1939 年 12 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共产党势力产生了顾忌，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理所当然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 1940 年 2 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 1942 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局贸易局长。
他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与他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他家族在晋绥地区的影响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在牺盟会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与声望所致。
1955 年，牛荫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调任沈阳 112 厂担任厂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他在担任厂长期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研制成功的。这是让牛荫冠最为自豪的一件事。
1958 年，毛泽东来到 112 厂视察，这是牛荫冠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听说他是牛荫冠，马上就想起来，就问他：你是山西人吧。当时已经 47 岁的牛荫冠心里涌动着怎样的幸福波涛，不难想象。
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思想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家族士大夫积极入世教育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
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作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据牛荫冠的友人回忆，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他们的个人品质无疑是从传统儒学教育里熏陶出来的。
牛友兰于 1947 年 9 月 29 日含冤去世，终年 63 岁。迟至 1989 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为他平昭雪。
牛荫冠于 1992 年 5 月 10 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 80 岁。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级别，《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三、“斗牛大会”的前前后后
再回过头来说 1947 年“斗牛大会”牛荫冠斗争牛友兰事件。
牛荫冠的清华同学郑天翔于 1947 年 11 月由绥蒙回到兴县，在晋绥分局党校见到了牛荫冠，其时，牛友兰已经死去一个多月，牛荫冠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晋绥分局党校接受审查。郑天翔回忆说：
关于牛荫冠同志的那个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装在心里，不能打听。但是，关于牛荫冠同志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的接触面非常小，也不断地听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斗地主的大会上，经强逼之下，牛荫冠拉着被人用铁丝穿着鼻子的他的父亲牛友兰往前走。不久牛友兰被斗死了。听说，这叫“斗牛大会”，那时在党校的同学参加了。有人说，他亲眼看见牛荫冠神情严肃；有人说，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有人说，牛荫冠真不容易！又说，牛荫冠开完斗争大会就回党校了，还像往常一样。
1947 年 11 月，晋绥老区的土地改革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晋绥日报》 1947 年 11 月 27 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伴随着国共两党全面拉开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晋绥地区的土改政治运动一片混乱，乌烟瘴气。
“斗牛”事件，不过是晋绥地区土改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牛荫冠“拉死他老子”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怎么说都是人们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这一事件无疑给正在恐慌中度日的基层干部带来了更大的恐慌，再加上牛荫冠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只会使本来恐慌的气氛变得更加恐惧。
郑天翔描述的正是这种恐慌加剧的情景，大家将牛荫冠视为异类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牛荫冠处在被动、孤立与被怀疑的境地。他那时候是被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撤职进党校接受审查的。事实上，斗争牛友兰，在土改政治运动一开始就被组织者策划好的一个项目。
1947 年 9 月 18 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 11 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
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至此，大会入讨论问题，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这番话要比 18 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牛荫冠作出了怎样的反映，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参照 18 日蔡家崖村农民大会上他的表态，此时的牛荫冠肯定不会说出那样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话了，他心理的复杂和沉重从当时的形势就可以想见一二。
在同一月的 16 日，牛荫冠的老上级，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在兴县逝世，毛泽东从黄河西岸专门发来唁电。 9 月 26 日，续范亭公祭大会在临县都督村举行，公祭大会还沿袭着传统的祭奠仪式，礼敬如仪。
当吴玉章、林伯渠和贺龙分别在大会上沉痛地发表悼念续范亭的讲话时，本来有资格参加公祭大会的牛荫冠正神色凝重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绳索的尽头，是鼓励他进入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的佝偻着身躯被五花大绑，但绑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据说，在 26 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
据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打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过于惨烈而不忍下笔，也许是为尊者讳而不便记述，以致后来的各种记载都非常模糊，滤去情绪化的激愤成份，从现存的各种版本中都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其中的细节和来龙去脉，这样一个对民间社会震荡极大的事件，在记述中就这样被模模糊糊地传来传去。
就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访问过当时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老对这件事情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同时对发生在晋绥军区驻地眼皮子底下的这一恶劣事件有着很明确的看法。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
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 9 月 16 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
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绝食而死。当时牛荫冠仍然在党校，他父亲去世之后有人告诉他，老人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那一天，恰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牛荫冠肯定不会在意。
四、一腔心事
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牛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
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赅人听闻的了。
后来的历史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推进着。时间还是给人们了一个说法。先是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左”的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纠正，毛泽东听说刘少白、牛友兰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俩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
接着， 1948 年初，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也表明了态度，他说：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的。李井泉同志现在不在，他也会承认这个错误的。
诚然，当年参与组织和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在后来都有可贵的反省， 1985 年，牛荫冠在给弟弟牛旭光的信中说：他曾就父亲牛友兰事迹的文史资料写信给李井泉，李回信说同意毛对他的批评，承认他有“左”错误，只是不要将他的错误和康生、陈伯达在土改中的错误联系起来。
但是，澄清的只能是个人在组织意义上的事实真相，而作为历史事件的承担者，“斗牛”事件几乎纠缠了牛荫冠一生。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他是亲自处罚父亲的行刑者，这有违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基本亲情观念；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应一直围绕在他周围。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机，人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
牛荫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1949 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欢的样子，周围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谨慎，显然还是那个“斗牛大会”的阴魂不散。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千钧赅浪哪能消于一瞬？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
他梦见了父亲。
鼻饲管，用一根铁丝外套橡皮管，伸进鼻子，然后另一端用一个磁铁把这根细铁丝从另一个鼻孔吸出来，这样就把鼻饲管绑在鼻子上。
不管是绳子还是铁丝，穿过去都还好，当然拉着走肯定很痛苦了。
没别的意思，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