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铁宝伯伯正是在这个时候住进燕东园的。他1945年赴美留学，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博士学位。他参与了美国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程、使用，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位有使用计算机经历的科学家。父亲与他一见如故，很佩服他，夸他“聪明绝顶”，这是我听到过的父亲夸奖一个人用的形容词最高级。平时计算上遇到问题，父亲拔腿就去董伯伯家。他们常常翻找资料，一起讨论。董伯伯在回国前委托他在美国的好友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先生，按时每期寄给他Commu nications of ACM杂志。这些杂志中的文章对北大和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数学初期的开发与应用，起了重要作用。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陆迎来了第一个美籍学者回国访问团，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与流体动力学家易家训教授名列其中。他俩都是董伯伯的莫逆之交。王浩教授在波士顿送董伯伯一家上船离美，与他有约，在董回国以后，为他邮寄Commu- nications of ACM杂志。王浩教授一直信守诺言，这次来华，特地把文革期间因邮路中断没有寄出的杂志，一期一期整理好，打包带来准备面交董伯伯。而易家训教授与董伯伯相识于抗战期间的大西南。两人都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易家训在贵州修铁路，董铁宝在云南架桥梁。1944年，有一组美国工程学教授访华，回国后向美国几十个大学争取到了40多份研究生奖学金，转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组织了全国统考，有42人上榜，其中就有董铁宝和易家训。
后排左起：梅镇安 董铁宝。前排左起：董昭、董恺、董迈。
1957年夏天，与我家院子只隔一条小马路的41号楼，何其芳家搬走，新邻居董铁宝梅镇安夫妇迁入。他们全家1956年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后，就在怀仁堂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董家三个孩子是8岁的董昭、6岁的董迈、4岁的董恺。他们都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我们好奇地迎接着他们。记得胖乎乎的老三，张口说话中英文夹杂，无师自通地先学会了国骂，可爱之极。后来听说，董伯伯董伯母从商议回国，到作出决定，仅用了一天时间，没有任何犹豫和顾虑。1956年3月全家踏上离开美国的轮船。他们选择的是大西洋航线，在苏伊士运河遇到战争，滞留多日。董恺至今记得：他长了一身的痱子，痛痒难熬。行程万里，历时三个月，才到达香港。
董伯伯进入北大数力系，和我父亲徐献瑜同系，但不在同一个教研室。1956年2月，北大数力系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第一个计算数学教研室，父亲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他的学术生涯由理论数学，转向不大熟悉的应用数学，特别是转向应用数学中面孔陌生的计算数学。当年四月，父亲到西郊宾馆，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我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的制定工作。
周恩来总理邀请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参加12年规划的制定，同时邀请了以拉扎连柯为首的18位苏联专家。会议期间，周总理注意到苏联专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事计算机、半导体等新科技，他立即召见了负责中国电子、电信、广播事业的王诤和李强，专门询问计算机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听完汇报，周总理斩钉截铁地提出：“突出规划重点，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规划委员会将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电子学四项作为“紧急措施”写入规划。在华罗庚的坐镇指挥下，计算技术与数学规划组经过三个月紧张工作，完成了国家科学规划中的第41项“计算技术的建立”任务说明书。为此成立的中科院计算所，下设三个研究室，一室和二室分别负责整机与元件的研究；三室从事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我父亲被任命为三室计算数学室主任。从1956年开始，我父亲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北京大学和中科院之间两边跑，更多的时间是去计算所，家里来的客人也更多的是计算所三室的叔叔阿姨们。
董铁宝伯伯正是在这个时候住进燕东园的。他1945年赴美留学，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博士学位。他参与了美国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程、使用，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位有使用计算机经历的科学家。父亲与他一见如故，很佩服他，夸他“聪明绝顶”，这是我听到过的父亲夸奖一个人用的形容词最高级。平时计算上遇到问题，父亲拔腿就去董伯伯家。他们常常翻找资料，一起讨论。董伯伯在回国前委托他在美国的好友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先生，按时每期寄给他Commu nications of ACM杂志。这些杂志中的文章对北大和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数学初期的开发与应用，起了重要作用。
董伯伯是性情中人，说话直率，思想单纯，一心作学问。回国不久，对国内的政治还一头雾水，就碰上1958年至1959年北京大学带头“拔白旗，插红旗”。董伯伯讲的材料力学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观点，他本人也被戴上 “只专不红”资产阶级权威的帽子，由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想不通，牢骚满腹，一度打算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父亲闻讯心里焦急，他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吴文达一起，和董伯伯促膝长谈，苦苦挽留。吴叔叔和董伯伯是两杆烟枪，不知抽了多少包中华烟，父亲每次从董家回来，都披着一身的烟味儿。最后董伯伯留下来了，他转到父亲主持的计算数学教研室，并在父亲主持的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当了顾问，和父亲正式成为铁杆同事。
就在这昙花一现的几年里，董伯伯和中科院计算所三室的同事们完成了多项国家急需工程计算的数学问题，包括电力工程、天气预报、大地测量、石油开发、水坝、建筑、桥梁、飞机、机械制造、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两弹一星相关的重要计算问题。与此同时，他发挥了工程力学方面精通抗震、抗爆研究的优势，为中国国防建设提出了抗核爆炸结构分析。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打报告请调董铁宝先生参加建设两弹基地的工程项目，但被北大校方拒绝，此事成为终生的遗憾：因为那时候只有国防工业才能保护住一些归国科学家，燕东园23号住的半导体专家黄敞夫妇，就被军工企业相中，文革前调往汉中三线地区，躲过了致命的一劫。
文革初期，董伯伯当过一段时间的逍遥派。他的小儿子董恺说：大概是父亲一生中最放松，最惬意的两年。校内的派仗如火如荼，父亲居然能和我们这帮孩子在西草场踢球；暑期叔叔的孩子们来北京过暑假，他会带他们出去照相；焊半导体收音机也成为了他的嗜好，邻里间喜欢装半导体的小伙伴们，时不时地把焊好的收音机拿来请父亲调试；再穷极无聊，就随手拿来我们正在看的小说，看上几章。
进入1968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据统计，北大有900多人被集中隔离审查，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我的父亲过去没有太遭罪，这次也被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他还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战果：数学系挖出了一个隐藏最深的美国特务。主要罪状之一是父亲当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司徒雷登校长为他写了8封介绍信。工宣队让父亲交待这都是些什么联络图？和父亲一样被揪出来的美国特务还有董铁宝先生。
后来看到一份材料说，数力系计算数学教研室是这次运动的重灾区，有人甚至写了一部《计算数学的阶级斗争史》印成小册子发放。董铁宝先生被指控为美国中情局间谍，所谓罪证之一，说他在留美时期参加过美国海军资助的项目等。
数力系在清队中揪出来的人，被集中在北大28楼隔离审查。我从来也不敢问父亲隔离审查时的情况，他也一直绝口不谈，彼此好像有共同的忌讳。对痛苦与受辱的记忆，总是尽力想遗忘，尤其不愿触及细节。后来见到有材料披露了一些细节：这些教授、学者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白天接受一帮子学生和工宣队上纲上线的审问批斗。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先生在白天的逼供信中，遭到两个“小人”公报私仇，被强迫跪在地上。晚上他请假走出关押的宿舍。他没有回家（也有一说：他很有可能走过家门口，但遇上那晚有人到他家中搜查。据董恺回忆），走到中科院宿舍梅镇岳（夫人梅镇安的哥哥）先生家。不知他具体怎么讲的，最后那从容、淡定的态度，让他的内兄相信了。他留下了自己的手表和婚戒，拿走了一条绳子，然后消失在夜色里。次日，董铁宝先生被发现在中关园二、三公寓之间自缢。
第二天，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得知消息，派崔俊芝、王荩贤到董家看看，并取回保密资料。据崔俊芝回忆：数力系的造反派和工宣队的人正在查抄罪证,董先生家中的地板和墙的连接处已经被撬开。梅镇安先生看着三个孩子伤心欲绝地说:“我就不相信董铁宝是特务,他根本不可能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藏得非常深,或者我也是特务。你们不必每天盯着我,我不会寻短见的;我要看到还我丈夫清白的那一天,我要把董铁宝的三个子女养育成人。
董伯伯的悲剧，对我们一家的冲击难以形容。我们谁也不相信董伯伯是美国特务。而董伯伯之死，在父亲心里更是成为永久的痛。晚年的父亲，每看到计算数学领域的一个进展，总会念叨一句：如果董铁宝先生还在。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陆迎来了第一个美籍学者回国访问团，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与流体动力学家易家训教授名列其中。他俩都是董伯伯的莫逆之交。王浩教授在波士顿送董伯伯一家上船离美，与他有约，在董回国以后，为他邮寄Commu- nications of ACM杂志。王浩教授一直信守诺言，这次来华，特地把文革期间因邮路中断没有寄出的杂志，一期一期整理好，打包带来准备面交董伯伯。而易家训教授与董伯伯相识于抗战期间的大西南。两人都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易家训在贵州修铁路，董铁宝在云南架桥梁。1944年，有一组美国工程学教授访华，回国后向美国几十个大学争取到了40多份研究生奖学金，转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组织了全国统考，有42人上榜，其中就有董铁宝和易家训。
王浩与易家训到北京以后，就要求见董铁宝。周培源请示了周总理。董伯母去见了，只说董伯伯因心脏病已经去世。两位不相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访问团时，他们再次询问，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全场唏嘘不已，易家训教授失声痛哭，并当场提出要带董先生的三个孩子回美国念书。当时，董昭、董迈都已上山下乡，一个在云南插队，一个在山西插队，董恺在北京无学无业地晃荡了一段时间，就随着董伯母去了北大鲤鱼洲五七干校。
易家训教授回美国以后，去了美国国务院，见了即将走马上任驻华联络处的老布什，告诉他：在中国有相当一批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美国有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年满18 岁便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要帮助他们返回美国。又经历了许多周折，直到1980年代，董昭、董迈、董恺先后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返回他们出生的地方。可惜，已经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好年华。
1988年董伯母也回到美国定居。董恺说：我们家老太太对我父亲的事，始终耿耿于怀。在世时从不愿提起。记得文革后，对父亲的平反会都没有去，抚恤金也没有领。涉及父亲的死，她总会冷冷的说一句：人都没有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董恺说：回到美国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在抗震领域的贡献，一直被国外的同行铭记。伊利诺伊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图书馆内，至今还保留着父亲从1949年得到博士学位到1956年回国之前发表的十几篇学术论文。父亲为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撰写过多篇技术报告，内容涉及结构力学的数值积分方法（1954）、热力学的数值积分方法（1955），高层建筑在随机地震时极限变形相对分布的统计估计（1956）等等，其中有一篇论文获奖。
董恺说：由于在结构设计方面的杰出工作，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于1958年10月授予父亲莫伊塞夫（Moisseiff）奖，这是全球土木工程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遗憾的是，当时父亲已经回国两年了。
1985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项目获得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给北大数力系来函，寻找在这个项目中有重大贡献的董铁宝教授，欲转给他550元奖金和一幅光荣册 。但董伯伯已经走了多年。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正式建成通车，同一年，建桥功臣董铁宝先生含冤离世。
自左至右：1徐浣、2董昭、3董迈、4徐浩、5徐澂、6董恺、7徐涟
中国的首位计算机编程者，计算数学家，力学专家。
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有的历史审查结论都不作数，人人过关。民国的成年人, 特别是有海外经历，脱队或被俘的人压力大。那段时间自杀的很多。
他们不知道过去规定和政策，观念也不同。
是现成的替罪羊。海归们被要求交代罪行的一幕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两年还海归的人，真他妈的脑子有病。
美帝电影里头联邦侦探局到嫌疑犯家里抄家，就是这个派头和架势；东西翻得一套糊涂，沙发面子用刀划开。看到高大装饰瓷瓶，怀疑底部会有机关，抬起腿踢翻打碎在地看个究竟。敲敲墙壁地板觉得声音不对，斧子镐子电钻什么的也就上了。
反正怀疑能藏东西的地方，全给破膛开肚。。。。。。要看看里头有没有八路军游击队的干活！
侦探局抄家电钻用的电，电力公司每月结账讨债，还得由嫌疑人家里自己掏钱摆平。
还是胡适，梅贻琦，傅斯年那帮人跑的快。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