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已是小学五年级了，开始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林彪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对外公布，但是逐渐开始听到有人议论了，也敏锐的发现报纸上的林副主席语录和照片都消失了。记得在一次和同学玩耍时，我脱口说出我听到有人说林副主席死了，差点被同学告发我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吓得我赶紧闭嘴。
正式传达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中央文件应该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了半年以后吧，先党内后党外，再到我们普通中小学生。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是和中学的师生一起听传达的，由当时中学军代表负责传达。传达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被统一要求将红宝书的前几页撕掉。那是林副主席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就是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语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等。
以当年一个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绝对不可能怀疑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但是却也暗自思量着这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的内容给我提供了未曾想到过的思路。里面提到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变相劳改，知青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第一次感到这种说法颇为符合当时的国内形势。但是这种想法只能一闪而过，也绝不敢表露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
林彪事件后，许多老干部恢复了工作，走资派们又神气起来了，那些曾经被欺负的走资派子女又抬起了头，再也不是连马路中间都不敢走的样子了。而我爹还是我爹，还是专政对象，毫无翻身的希望，我则还是我，中规中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过随着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出来，包括邓小平恢复工作，的确出现了很多新气象。例如学校恢复了考试，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通过考试我才发现我在班上乃至全年级都是学习尖子，除了音乐美术，几乎每科都很拔尖，让我颇有些骄傲自大。以前只知道有些同学学习有多差，但也不知道自己学习有多好，反正也从来没有很用功读书，因为在学校的课本没什么好读的，倒是喜欢看些课外的乱七八糟的书，记得除了没头没尾的各种小说，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家有全套。在小学期间根本就废除了文革前的正规教材，语文净拿毛主席语录或人民日报社论什么的当教材。写作文不是歌颂就是批判，有大量的素材从报纸上抄袭。
林彪事件和开始招生工农兵学员后，对我父亲来说，有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国家教育部决定重新编写大学教材，高教出版社指定由他率领一个写作组编写一套专业教材，这套教材经过一年多润笔以及后续的评审和校对排版等，到79年才正式出版，正好赶上77级首次使用。经过6版更新和修改，历经40余年，至今仍是国内高校教材，被很多著名大学使用。他之所以被指定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是因为他在50年代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无线电原理的教材，因为五七年当了右派，学校不同意出版，经过高教出版社社长亲自力争后达成妥协，被隐姓埋名后出版，稿费打三折。为此我父亲始终很感谢高教出版社的知遇之恩，但对被克扣的稿费还是耿耿于怀。
大镇上的完全中学（就是包括高中的）打散了，每个村放几个老师。
某个村子，先父教数学，有一位年纪更老的先生教语文，还有一位66届的本校高中成绩非常好的学生作为民办教师教物理啥的。他们三个私教不错。
林彪事件公布后，那位老先生（应该是那种耕读世家，中小地主出身的）在先父面前感慨：‘权力的欲望，真是。。。’
对那些熟读中国历史的，到那时基本上已经看出来，这文革啥的都是包装，里子就是又一场权力斗争而已。
通信界上海交大的张煦先生。
被自己的学生造反派扇耳光，平反后坚决要求回上海，回交大。
大概从10月份就有人传播从香港媒体听来的消息。在正式传达到基层之前，已经有多种渠道传开了。
我也是在正式传达前从外面听说的。回家问家长，家长没说上面有无传达此事，只是告诫我不要在外头传说。
那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记得是一个军人样的人物来召集全体师生在一个大礼堂开会，当时林彪的形象还是如日中天。因为年纪小所以对主席台上传达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印象，后来旁边的一个同学说，林副主席死了。当时的政治敏感性都很高（想想真可笑），就和旁边的学校主任大声打报告，说他说林副主席死了。那个主任看了看我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是北航的，另个是北工大（记不清了）。都是海归。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已是小学五年级了，开始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林彪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对外公布，但是逐渐开始听到有人议论了，也敏锐的发现报纸上的林副主席语录和照片都消失了。记得在一次和同学玩耍时，我脱口说出我听到有人说林副主席死了，差点被同学告发我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吓得我赶紧闭嘴。
正式传达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中央文件应该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了半年以后吧，先党内后党外，再到我们普通中小学生。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是和中学的师生一起听传达的，由当时中学军代表负责传达。传达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被统一要求将红宝书的前几页撕掉。那是林副主席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就是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语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等。
以当年一个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绝对不可能怀疑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但是却也暗自思量着这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的内容给我提供了未曾想到过的思路。里面提到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变相劳改，知青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第一次感到这种说法颇为符合当时的国内形势。但是这种想法只能一闪而过，也绝不敢表露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
林彪事件后，许多老干部恢复了工作，走资派们又神气起来了，那些曾经被欺负的走资派子女又抬起了头，再也不是连马路中间都不敢走的样子了。而我爹还是我爹，还是专政对象，毫无翻身的希望，我则还是我，中规中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过随着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出来，包括邓小平恢复工作，的确出现了很多新气象。例如学校恢复了考试，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通过考试我才发现我在班上乃至全年级都是学习尖子，除了音乐美术，几乎每科都很拔尖，让我颇有些骄傲自大。以前只知道有些同学学习有多差，但也不知道自己学习有多好，反正也从来没有很用功读书，因为在学校的课本没什么好读的，倒是喜欢看些课外的乱七八糟的书，记得除了没头没尾的各种小说，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家有全套。在小学期间根本就废除了文革前的正规教材，语文净拿毛主席语录或人民日报社论什么的当教材。写作文不是歌颂就是批判，有大量的素材从报纸上抄袭。
林彪事件和开始招生工农兵学员后，对我父亲来说，有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国家教育部决定重新编写大学教材，高教出版社指定由他率领一个写作组编写一套专业教材，这套教材经过一年多润笔以及后续的评审和校对排版等，到79年才正式出版，正好赶上77级首次使用。经过6版更新和修改，历经40余年，至今仍是国内高校教材，被很多著名大学使用。他之所以被指定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是因为他在50年代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无线电原理的教材，因为五七年当了右派，学校不同意出版，经过高教出版社社长亲自力争后达成妥协，被隐姓埋名后出版，稿费打三折。为此我父亲始终很感谢高教出版社的知遇之恩，但对被克扣的稿费还是耿耿于怀。
大镇上的完全中学（就是包括高中的）打散了，每个村放几个老师。
某个村子，先父教数学，有一位年纪更老的先生教语文，还有一位66届的本校高中成绩非常好的学生作为民办教师教物理啥的。他们三个私教不错。
林彪事件公布后，那位老先生（应该是那种耕读世家，中小地主出身的）在先父面前感慨：‘权力的欲望，真是。。。’
对那些熟读中国历史的，到那时基本上已经看出来，这文革啥的都是包装，里子就是又一场权力斗争而已。
通信界上海交大的张煦先生。
被自己的学生造反派扇耳光，平反后坚决要求回上海，回交大。
大概从10月份就有人传播从香港媒体听来的消息。在正式传达到基层之前，已经有多种渠道传开了。
我也是在正式传达前从外面听说的。回家问家长，家长没说上面有无传达此事，只是告诫我不要在外头传说。
那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记得是一个军人样的人物来召集全体师生在一个大礼堂开会，当时林彪的形象还是如日中天。因为年纪小所以对主席台上传达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印象，后来旁边的一个同学说，林副主席死了。当时的政治敏感性都很高（想想真可笑），就和旁边的学校主任大声打报告，说他说林副主席死了。那个主任看了看我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是北航的，另个是北工大（记不清了）。都是海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