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詳
对于文革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乱，相关研究著作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多做解释了。在当年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遭到了政治狂潮横扫之时，军队也不可能独善 其身。正如毛泽东在1967年1月关于军队的指示中所言：“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还说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 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加上毛泽东的军队要支持工农业生产、对学生实行 军训、对乱的单位实行军管的批示，这就是留名历史的“三支两军”。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政治运动中，由此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 文革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政治冲击了军事训练。在林彪的提议下，1966年8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 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和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 给政治教育让路。由此，军队中凡是不赞成“突出政治”的人，都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否定政治力量，妄图以技术压革命”的政治帽子，遭到冲击和批判。 当时军队和地方中都推崇又红又专，实际上是以红为主，专则没有多大地位。如果有人肯于钻研业务，就要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这样，就在军队中造成了军事 干部不敢抓训练、战士不敢学技术的普遍现象。同时为了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全军先后派出了280万名干部、战士介入政治运动，占到了6、70年代全军 最高员额的40%以上，由此大量占用了军队本来就不多的训练时间，导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军事训练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说军队战斗力没有受到削 弱，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据1969年5月对一个大军区中的18名师长、92名团长进行的调查，其中有半数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斗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干 部中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列；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空 军更是重灾区，在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120小时，不逊于美苏。而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居然锐减到23.5小时，有的部队甚 至不到18个小时！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1970年代，作为台海战斗第一线的广州军区空军， 其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文革后的1977年， 空军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而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 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降落时无法在地面塔台不提示的情况下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 心！
2．军队管理和教育体制受到严重干扰，机构臃肿，冗员严重。在文革期间，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大批高级将领被打倒，不少军事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建国以来逐渐 形成和制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与条令、条例被否定和破坏，导致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无章可循，部队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逐年增加。仅1969年全军由于行政 责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达2436人，其中汽车事故一项就死亡1359人。同时，因支左而造成了军队中派性严重，一些单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 严明的纪律遭到了践踏，内耗现象不断发生，极大地危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军队院校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遭到揪斗和迫 害，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停止，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之中。到1969年，全军院校由125所锐减为43所，除军政大学和一所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外，其余指挥 院校和部分专业技术院校被撤销。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两级制的院校体系遭到破坏，一大批优 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的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陈赓大将创建的著名的哈军工，就是在文革中期遭到 肢解而消失的。
在文革期间，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军队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动办公室，诸如专案组、审干组、大批判组、清查办公室、三支两军办公室等，美 其名曰为“需要就是编制”。加上当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很不好，既反帝又反修，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因而军队大量扩编，增加编制定额，各级副职领导干部成倍 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这就造成了军队的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非战斗人 员大幅度增加。到了1970年代，中国军队总员额最高时达到了610万人，成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军费用于人员开支，影响了武器装备的改善和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
3．国防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在文革期间，军队系统中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受 到严重干扰，装备建设的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及科研工作的协作与交流都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和不配套问题。 如著名的63式自动步枪，研制定型时质量不错，但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乱改工艺、粗制滥造，装备到部队后问题成堆，被迫于1970年代末从部队撤装；海军接收 的5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达 469项；空军接收的700多架歼6战斗机，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等。另外，在先进国家武器装备研制和列装日新月益的同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则更 新缓慢，军备建设大大落后。如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的56式75无坐力炮、56式40火箭筒和56式85加农炮都无法有效击穿苏军 T-62坦克的正面装甲，给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战后，中国军工部门不得不奉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紧急研制出了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 炮、69式40火箭筒和75式105无坐力炮等应急武装装备，以对抗苏军可能入侵时的坦克洪流；而空军就更有意思了，新型飞机研制过程困难重重，时任空军 司令员的吴法宪却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歼6可以包打天下”。结果就是，歼6成为了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20余年间中国空军唯一的主力装备，而且 在1977年重新仿制生产的新歼6甲服役之前，中国的夜空只能由原本是拿来应急的歼5甲来守护。文革结束后，当先进国家的第三代战机已经批量服役时，中国 军队的主力战机还是1950年代水平的歼6，在雷达电子设备上的差距，则几乎落后了整整两个时代。
4．军地矛盾突出，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军队大量介入地方的派系斗争，支一派压一派，造成军队与地方、军队与军 队间的严重对立。在席卷全国的武斗中，就不同程度地有军队参与，严重恶化了军队与群众间的关系。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3岁寿辰的宴席上 曾发出号召：“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由此挑起了天下大乱。如此背景下，军队成为了稳定的柱石，在长期的支左和军管中，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 策对了，军队就对了，中央政策错了，军队就错了，军队被推上了第一线，与地方和群众的矛盾盘根错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如文革中震动全国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前后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就达18.4万人；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军队开枪导致了300多名群众 死伤；1968年广西军区数万军队参与的对反对派组织的大屠杀中，死亡人员达11万之众；因为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昆 明军区内部、昆明军区和14军之间也造成了很大矛盾，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到1978年底准备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军区内部 和部队中做统一思想工作，不得不说出了狠话：“现在中心工作是准备打仗，其他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制造矛盾延误作战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而昆明军 区司令员王必成，则承受了被临阵换将的无奈命运。邓小平在战后说得好：“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经过这一仗，名誉会恢复一下，仗要打才会。”
综上所述，文革对军队建设确实生产了较大影响，由此再看1979年战争期间发生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在这场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在诸多方面遭到了诟病，下面一一分析一下：
如军事思想落后、思维僵化、指挥粗糙、战术不当、作战水平低，1970年代末却打了一场一战水平、至多是解放战争水平的边境战争。实际上，这些指责主要与 中国军队的整体建设程度有关。在长期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过于迷信自己的经验，轻视外军经验，不能主动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军队的发展潮流，自我设限，自我 封闭，是造成中国军队整体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早在1950年代末，因为政治斗争而批判打击了一大批军队中强调现代化建设的精英，就已经开始走了弯路。在 世界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进步的6、70年代，国家却又陷入了文革动乱之中，军队不得不被政治风潮所左右，无法进行正常建设，不是卷入地方派系斗争，就是去 种地施工，连基本军事业务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还何谈军事思想进步呢？况且，在文革年代，政治高压当道，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动辄得咎，起码的思想自由都没 有，军队又能如何作为呢？《亮剑》中的赵刚仅仅是说了几句支持彭德怀的真话，就被扒了军衣打入另册，到了文革中又被整死。谈几句苏军的“十大打击”就有里 通外国之嫌，话都不让说，还能讨论军队现代化吗？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一会被造反派撵得上山避难，一会变成自己大打“五一六”，一会又奉领袖旨意猛批人 民的好总理，成天忙这些事，还能指望他去领会世界先进军事思想吗？在先进国家军队大搞机械化、合成化、远距离打击、精确打击时，中国军队还在强调“200 米内硬功夫”，甚至搞出了“骡马化”，这又能怨谁呢？没有基本的社会土壤，当然也就不会结出先进的军事果实。
如士兵冲锋时队形密集、不会看地图、不会认路、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严密组织排雷、不会边打边搜索、不会多面攻击、组织协同松散等。说到底就是军事业 务不熟和训练不够的问题，而这与文革中的政治冲击军事、军队管理教育受到严重干扰有关。你不能指望成天去打派仗的军校学员很精通参谋业务、平时热衷于政治 学习的干部有很高的军事水平、士兵提拔成的军官生出了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指挥思维、长期训练不够的士兵能迅速变成技战术熟练的优秀战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 一窝。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中，14军40师118团某连攻击越南小曹地区，因没有炮火支援，也不会多路攻击，导致连续10次 进攻受挫。连长这时才向团里要求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却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弄得团里也没办法。通信员对他说：“连 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这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使用连里的60炮。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很多，当这些短板集中 到实战中，也就出现了一连串串的不能、不能，不会、不会。。。。。。
如战时众多副职干部逐级向下加强指挥，有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负面情况。像50军150师448团回撤时遇袭受到重大损失，其根本原因就是军驻师工作组的包办代替、指挥失误、处置不当。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副职干部现象，与文革中的机构臃肿、部队冗员有直接关系。
如很多参战部队多年从事生产，拿锄头比拿枪熟练，临时训练上阵，表现不佳。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就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 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 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军队按照这种指示进行建设，以简单的体力劳动和经济活动来挤占军事业务时间， 心有旁鹜，以此为荣，比1980年代的军队经商还要“思想先进”，那么出现大量生产部队也就不足为怪了。而1979年中国军队临时补充了大量未经多少训练 的新兵上阵作战，就更典型反映出了军队建设的落后，什么都是临时应付，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没有建立常备不懈的军事体制机制。
如武器装备落后，火炮靠牵引且缺少火控装置，通信联络薄弱，没有步战车，步兵要跟上只有绑在坦克上，行军主要靠两条腿等。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中国 军队就开始了摩托化建设。而到了1970年代末先进国家已普遍实现机械化并向信息化迈进时，中国军队还在搞摩托化，整体军队建设被人家远远甩在了身后。这 耽误的20年哪去了？答案显而易见，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了，政治冲击军事去了，三支两军去了，施工种地去了，宣传军管去了。在武器和技术装备领域，一 种装备在研制时期就受到了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时断时续，而研制出来后要么没有钱搞列装，要么在批量生产时质量问题重重，多次返工，迟迟不能实现更新换 代，一拖十几年就过去了。到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中国军队还穿着胶鞋上阵，而先进国家军队早在30多年前就实现了军靴化，怪不得要被西方军 事专家称之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不可否认，在文革期间，因为长期受到霸权国家的军事威胁，中国军队大力加强了战备工作，修建了大量国防工程，尖端武 器的研制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两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实际上与国家的应激反应不可分割。正如没有苏联 的军事威胁，中国也就不会那么早和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握手一样，战备工作的加强和尖端武器的突破也主要是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的反应，而不是一以 贯彻追赶世界先进潮流、面向现代化的强国强军路线。也因此，反映到了日常军队建设上，就出现了集中到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种种诟病。回顾这段历 史时，要对军队建设的落后和两弹一星的突破进行辩证分析，否则就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误区。当代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核弹已经爆炸，军队数量和武 器拥有量都走在世界前列，但国家贫困落后，军队建设实际是靠倾国之力的“先军政治”来维持，军力水平仍然只够打一场上世纪的战争，离拥有信息化、高科技战 争的能力远矣。
有人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为例，认为看不出军队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实际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影响巨大、规模却很小的边境冲突。双方集结的兵力 各均是师级规模，真正投入战斗兵力的只是加强营级规模，战场限制在只有0.7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火力打击范围不超过边界两侧1、2公里。无论是战争 规模、兵力和武器投入，还是战斗烈度、组织协同难度都无法与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相比。当时中国军队投入作战的除了部分边防驻军外，主要使用了沈 阳军区所属部队的野战步兵团和多支精锐侦察连，这与1979年参战部队补入了大量缺乏训练的新兵作战不可同日而语。说这场战斗打得好，只是相对苏军拥有更 好的武器装备而言，并与中国军队精心准备的先下手为强和参战官兵的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密不可分。而就战斗过程来说，仍然是只有少量步兵和炮兵、装甲兵参与 的野战攻防，并未体现更高的技战术水平。就战斗结果来说，双方都声称控制了珍宝岛，其实是指用炮火控制，而双方步兵此后都脱离了战斗。在1969年9月柯 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谈后，双方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谅解，苏军此后未再上岛，珍宝岛才彻底由中方所控制。在人员伤亡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 斯公布当年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亡58人，负伤94人；中国方面公布共牺牲71人，而沈阳军区后勤前指在战后总结中称，在三次战斗中就接受了伤员200多 名，非战斗减员还不在其内。由此可见，在人员伤亡上中国也没占便宜。至于说到西沙海战，中国海军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甚至在海战中出现了使用手榴弹、火 箭筒等步兵武器打敌军舰的场面，靠着参战官兵的英勇无畏取得了胜利，创下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观。值得一提的是，西沙海战的总指挥也是许世友。那么为什么他 这次指挥得好，到了1979年却又备受指责呢？实际上这次海战奇迹是不可复制的，偏巧赶上了南越海军这样一支弱军，海战过程中又集中了一些偶然因素，如有 较其更强的敌方出现，就战斗概率来说是有百败而无一胜，以为能靠此而成为海军强国，那实在是天方夜谭了。总的来看，这两次作战规模较小、情况特殊，在微观 层面上并未显出文革对军队的如何影响出来。但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军队建设的短板暴露无遗。和苏军相比技术装备落后也就罢了，和南越海军比还有较大差距，仍 要官兵们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血肉之躯和英勇精神来制胜，这在建国25年之后真是不应该了。如果从1950年代起就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像搞改革开放那样一 心一意搞军队建设，还会出现步兵与坦克拼刺刀、小艇打大舰的事情吗？至少，不会比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更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文革为一大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难辞其咎。
结论，虽然文革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实事求是，就事论事，1979对越作战打得不够理想，与文革脱不了干系，甚至是千丝万缕相连。如果不是文革耽 误了宝贵的10年时间，甚至如果不是从1950年代末就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中国军队的建设只会更好，不会更差。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落伍，是中 国在发展强国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历史上欠了账，在一段时期内就只能还债，受限重重，即使明白了发展的真谛，也不能应付裕如。没有经济上的强大，军队建 设也强大不了。为了发展经济，军队建设就要让路。1980年代的中国军队就是这样，一边要打两山轮战，一边还要进入忍耐期，军费增长速度年均递减，军费开 支长期在低水平维持，军备建设趋于迟缓，部队不得不自谋生路大搞经商。当时如此决策，除了中共中央对于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外，也有中央军委领导对于中国遭 受外来威胁的减小和对世界军事发展水平估计不足有关。能连续教训打跑了美国人的越南军队，中国军界一度还有沾沾自喜的情绪。一直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开 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像打电子游戏那样的玩飞机超视距攻击和导弹精确打击，百万伊拉克军队几乎无还手之力的脆败，双方伤亡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军队 高层才在“狼来了”的大呼中猛醒，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甩下了有多远。由此，中国军队建设重新提速，军事思想开始转型，重点关注高科技战争和信息化技术，并 于1997年之后军费增长速度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一直成长为今日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而中国军队的建设水平在进入21世纪后突飞 猛进，日新月益，各种新式武器纷纷上天，入地，下水，列装，中国军队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令国人无比自豪。这，就是波诡云谲的历史。
最后，笔者草就此文，抚今追昔之余，只想再说一句：让历史告诉未来，能战方能言和，不要再做内斗的蠢事了。
整個世界歷史有可能改寫。
相關資料很在行，因為是我的專業。
在祖国南疆，广西和云南的几十个边境烈士陵园里，安葬着8000余名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墓碑上都刻有1978年12月入伍或是1979年1月入伍的字样。很明显，这些烈士都是刚刚参军不久的新兵。
这不禁使人产生疑惑，为什么参战部队的战士里有这么多的新兵？让刚刚穿上军装来到部队，还没有完成三个月基本军事训练的新战士去打仗，这军事素质能好到哪里去？这难道不是白白牺牲吗？
部队战后总结里就提到：这次参战的战士，有许多新兵，仅仅经过20多天的战术技术训练，不懂得怎样利用地形迅速散开，怎样运动，怎样避免敌人杀伤。敌人一打枪就挤到一堆，队形密集，不会灵活运用战术，因而伤亡较大。
比如某团1营，向650高地穿插时，以较为密集的队形前进，遭敌火力袭击，队形被割裂，全天战斗伤亡58人。该团3营在607高地战斗中，也因为进攻队形密集，约两个连的兵力同时冲上山头，结果遭敌炮击，一次就伤亡了48人。
为什么会有大量新兵去打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得从当时解放军陆军步兵师的编制说起。
1975年11月下旬，军委颁发了由总参谋部制定的陆军军部和甲乙种步兵师编制表。从次年年初开始，解放军的陆军骡马化步兵师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分别执行甲种师和乙种师两种编制。
这两种编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甲种师是满编师，乙种师是简编师，前者通常为全训部队，主要执行军事训练任务；后者的工作重心则不在军事训练上，主要执行生产、施工和营建任务。
大多数陆军军下辖三个陆军师：一个甲种师，两个乙种师。除此之外，还有下辖两个乙种师的简编军，以及没有甲种师，三个师全部执行乙种编制的军。
甲种师作为满编师，兵力通常在11000—12000人左右；乙种师作为简编师，兵力通常在6000人左右。非常明显，二者之间的兵力几乎相差了一倍左右。
1978年12月中旬，受领执行对越作战的任务之后，各部队立即转入了紧急战备。首当其冲的准备工作就是把乙种师扩编为甲种师，补充大批兵员和大量装备，按照战时编制达到齐装满员，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以成都军区某乙种师的扩编工作为例：
师直属队增加6个连：高射炮兵营扩编高射炮、高射机枪各1个连，通信营扩编架设连、工兵营扩编机械连，警侦连扩编为警卫连和侦察连，新组建炮兵指挥连。师后勤汽车连扩编为汽车连和汽车训练队。师炮兵团新组建一个122榴弹炮营，下辖3个炮兵连。
乙种步兵团扩编为甲种步兵团，每团增加9个连：团炮兵连扩编为100迫击炮连、82无坐力炮连和高射机枪连，警通连扩编为特务连和通信连。三个步兵营每营增加1个步兵连，机炮连扩编为重机枪连和炮兵连。此外，后勤还增加了一个担架排和一个勤务排。
全师用8天时间完成部队扩编工作，一共扩编一个营部和36个连，补入兵员5647人，其中老兵2539人，新兵3108人。
和其他临战扩编的乙种师比起来，抽调到这个师的老兵比例占补充兵员总数的44%，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某军某师补入兵员5079人，其中老兵只占20%；该军另一个师补充新兵4337名，占战士总数的42.5%；而成都军区某师补充的新兵则达到了4681人。
再以昆明军区为例，来看乙种步兵团的扩编情况：某团临战扩编为甲种编制，兵力由1465人增加到2756人，其中新兵1253人，占了全团总人数的45%；某团从兄弟部队调来老兵343人，补充新兵1237人；某团补充老兵156人，新兵1208人。
这样大量补充新兵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骨干力量薄弱，军事素质不高。以武汉军区某团为例，全团新老兵比例为一点五比一，多数步兵班只有3到4名老兵。1营机枪连是由原来的一个排扩编的，编制兵员83人，其中老兵22人，新兵61人，新老比例为三比一。
由于绝大多数新兵没有一技之长（比如驾驶），主要是补入了对特种技术没有要求的基层连队，特别是在战场第一线冲锋陷阵，直接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步兵连。这样一来，就导致步兵连的新兵所占比例更高，普遍达到了50%以上，有的连队甚至达到了60%以上。比如成都军区某团1连，106名战士中，新兵有67名，新成分高达63%。
总的来说，当时参战的陆军步兵师一共是29个（27个野战师、2个军区独立师），而甲种师只有8个（甲种师按战时编制，同样需要进行扩编），乙种师则高达21个。部队完成扩编工作所需要的兵员缺口数量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支援南线部队执行好对越作战任务，总参谋部从没有作战任务和紧急战备任务的三个大军区抽调了数万名老兵赶赴前线，在战前和战中陆续补充进参战部队，但是由于兵员缺口实在太大，最终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补充兵员仍然是以新兵为主。
进行战后总结时，针对乙种部队临战扩编为甲种编制的办法，参战部队提出了不少意见。主要的有这么两条：1、扩编之后，新兵补充量大，新干部也多，上级不了解下级，战士不认识领导，甚至有的战士连自己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彼此之间比较陌生，互不熟悉，影响了战斗力的充分发挥。2、扩编的兵员来源，除了新兵之外，不少是兄弟军区从建制部队中抽调的骨干，这种抽调的办法，局部战争还可以，将来大规模战争就不一定适用。因为那个时候各部队都要大量扩编，都得有自己的兵员骨干，难以抽调出来。
昆明军区在作战总结第五部分“几点建议”中，专门就编制问题提出：编制乙种师不是好办法，减编单位多，临时扩编困难，此编制不宜再继续执行。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越南的驱赶华侨给予报复，
更重要的是选边，在前苏联与美国的冷战中选边美国。
仗打得不理想是预料中的，
但更重要的是达到了战略目的。
我个人认为至中印冲突后，解放军的战力也开始下降了，
不全是装备的问题、
更主要是49年以前的军人很多都退出了野战军编制，
精神力量不再强大了
此文写得及没有水平. 自己犯了战略大错误, 却赖文革.
西方军队比较职业化，各单位中军龄长的老兵（士官）比例高。美军士兵（E）平均服役时间居然高达6年。也就是说，
你随便碰到一个现役的兵，都可能至少有四五年军龄。这跟那种普遍服役制的一年或者两年兵制，平均军龄只有一年或者更少的单兵训练水平和团体配合能力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正规化，现代化，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越战 poor performance 的刺激。
我还是觉得，一个国家不能把斗争放在第一位，更不应该把打败别人放在第一位。而是应该建立真正的普世价值观，无论对内对外，都以公平、正义、法律来衡量和指导。让国人知道，即使是军人，也必须首先是个人。这样，这个国家和人民才能无论对内对外都能站起来。
语言腐败，明明是侵略说成是自慰反击。“解放前”,“改革开放”,都属于这种语言。
要是毛还在，他会怎么作？ 估计毛会越南保持很好的关系，如果越南与泰国开打，西方必定支持泰国。中国中立，与两边都作贸易。这是对中国最好的结果。
交火后都赶紧跑了。
虽然实际上当时该舰尚不具备战斗力。共军就是这样吓唬人的。许多人以为共军保密，所以武器性能肯定比公开的还要好，实际上恰恰相反，解放军的武器性能实际上都不如其公开报道吹嘘暗示的，所以需要保密。追踪解放军武器发展几十年的老军迷们都知道的。
作者不詳
众所周知，1979年发生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经10年文革动乱后的首次实战。靠着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不怕牺牲的高昂士气，中 国军队强攻硬打，攻坚必克，基本攻占了预定的所有军事目标和达到了主要的政治目的。但是，中国军队在这场28天的战争中伤亡严重，战场表现多有可指摘之 处，虽然取胜，不过也是一场低水平的惨胜，因而在日后多年中一直遭到坊间的批评。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文革破坏了中国军队建设，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 斗力，要负79年打得不够理想的主要责任。反驳的声音也不小，认为不能什么都往文革里装，同样在文革时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打得都不错，军队怎 么就没受文革的影响？两种观点看上去都很有道理，那么孰是孰非呢？在此，笔者从探讨史实的角度出发，略作分析，看看文革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大影响。对于文革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乱，相关研究著作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多做解释了。在当年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遭到了政治狂潮横扫之时，军队也不可能独善 其身。正如毛泽东在1967年1月关于军队的指示中所言：“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还说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 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加上毛泽东的军队要支持工农业生产、对学生实行 军训、对乱的单位实行军管的批示，这就是留名历史的“三支两军”。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政治运动中，由此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 文革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政治冲击了军事训练。在林彪的提议下，1966年8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 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和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 给政治教育让路。由此，军队中凡是不赞成“突出政治”的人，都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否定政治力量，妄图以技术压革命”的政治帽子，遭到冲击和批判。 当时军队和地方中都推崇又红又专，实际上是以红为主，专则没有多大地位。如果有人肯于钻研业务，就要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这样，就在军队中造成了军事 干部不敢抓训练、战士不敢学技术的普遍现象。同时为了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全军先后派出了280万名干部、战士介入政治运动，占到了6、70年代全军 最高员额的40%以上，由此大量占用了军队本来就不多的训练时间，导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军事训练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说军队战斗力没有受到削 弱，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据1969年5月对一个大军区中的18名师长、92名团长进行的调查，其中有半数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斗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干 部中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列；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空 军更是重灾区，在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120小时，不逊于美苏。而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居然锐减到23.5小时，有的部队甚 至不到18个小时！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1970年代，作为台海战斗第一线的广州军区空军， 其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文革后的1977年， 空军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而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 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降落时无法在地面塔台不提示的情况下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 心！
2．军队管理和教育体制受到严重干扰，机构臃肿，冗员严重。在文革期间，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大批高级将领被打倒，不少军事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建国以来逐渐 形成和制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与条令、条例被否定和破坏，导致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无章可循，部队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逐年增加。仅1969年全军由于行政 责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达2436人，其中汽车事故一项就死亡1359人。同时，因支左而造成了军队中派性严重，一些单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 严明的纪律遭到了践踏，内耗现象不断发生，极大地危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军队院校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遭到揪斗和迫 害，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停止，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之中。到1969年，全军院校由125所锐减为43所，除军政大学和一所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外，其余指挥 院校和部分专业技术院校被撤销。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两级制的院校体系遭到破坏，一大批优 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的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陈赓大将创建的著名的哈军工，就是在文革中期遭到 肢解而消失的。
在文革期间，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军队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动办公室，诸如专案组、审干组、大批判组、清查办公室、三支两军办公室等，美 其名曰为“需要就是编制”。加上当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很不好，既反帝又反修，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因而军队大量扩编，增加编制定额，各级副职领导干部成倍 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这就造成了军队的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非战斗人 员大幅度增加。到了1970年代，中国军队总员额最高时达到了610万人，成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军费用于人员开支，影响了武器装备的改善和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
3．国防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在文革期间，军队系统中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受 到严重干扰，装备建设的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及科研工作的协作与交流都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和不配套问题。 如著名的63式自动步枪，研制定型时质量不错，但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乱改工艺、粗制滥造，装备到部队后问题成堆，被迫于1970年代末从部队撤装；海军接收 的5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达 469项；空军接收的700多架歼6战斗机，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等。另外，在先进国家武器装备研制和列装日新月益的同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则更 新缓慢，军备建设大大落后。如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的56式75无坐力炮、56式40火箭筒和56式85加农炮都无法有效击穿苏军 T-62坦克的正面装甲，给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战后，中国军工部门不得不奉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紧急研制出了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 炮、69式40火箭筒和75式105无坐力炮等应急武装装备，以对抗苏军可能入侵时的坦克洪流；而空军就更有意思了，新型飞机研制过程困难重重，时任空军 司令员的吴法宪却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歼6可以包打天下”。结果就是，歼6成为了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20余年间中国空军唯一的主力装备，而且 在1977年重新仿制生产的新歼6甲服役之前，中国的夜空只能由原本是拿来应急的歼5甲来守护。文革结束后，当先进国家的第三代战机已经批量服役时，中国 军队的主力战机还是1950年代水平的歼6，在雷达电子设备上的差距，则几乎落后了整整两个时代。
4．军地矛盾突出，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军队大量介入地方的派系斗争，支一派压一派，造成军队与地方、军队与军 队间的严重对立。在席卷全国的武斗中，就不同程度地有军队参与，严重恶化了军队与群众间的关系。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3岁寿辰的宴席上 曾发出号召：“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由此挑起了天下大乱。如此背景下，军队成为了稳定的柱石，在长期的支左和军管中，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 策对了，军队就对了，中央政策错了，军队就错了，军队被推上了第一线，与地方和群众的矛盾盘根错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如文革中震动全国的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前后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就达18.4万人；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军队开枪导致了300多名群众 死伤；1968年广西军区数万军队参与的对反对派组织的大屠杀中，死亡人员达11万之众；因为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昆 明军区内部、昆明军区和14军之间也造成了很大矛盾，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到1978年底准备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军区内部 和部队中做统一思想工作，不得不说出了狠话：“现在中心工作是准备打仗，其他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制造矛盾延误作战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而昆明军 区司令员王必成，则承受了被临阵换将的无奈命运。邓小平在战后说得好：“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经过这一仗，名誉会恢复一下，仗要打才会。”
综上所述，文革对军队建设确实生产了较大影响，由此再看1979年战争期间发生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在这场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在诸多方面遭到了诟病，下面一一分析一下：
如军事思想落后、思维僵化、指挥粗糙、战术不当、作战水平低，1970年代末却打了一场一战水平、至多是解放战争水平的边境战争。实际上，这些指责主要与 中国军队的整体建设程度有关。在长期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过于迷信自己的经验，轻视外军经验，不能主动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军队的发展潮流，自我设限，自我 封闭，是造成中国军队整体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早在1950年代末，因为政治斗争而批判打击了一大批军队中强调现代化建设的精英，就已经开始走了弯路。在 世界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进步的6、70年代，国家却又陷入了文革动乱之中，军队不得不被政治风潮所左右，无法进行正常建设，不是卷入地方派系斗争，就是去 种地施工，连基本军事业务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还何谈军事思想进步呢？况且，在文革年代，政治高压当道，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动辄得咎，起码的思想自由都没 有，军队又能如何作为呢？《亮剑》中的赵刚仅仅是说了几句支持彭德怀的真话，就被扒了军衣打入另册，到了文革中又被整死。谈几句苏军的“十大打击”就有里 通外国之嫌，话都不让说，还能讨论军队现代化吗？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一会被造反派撵得上山避难，一会变成自己大打“五一六”，一会又奉领袖旨意猛批人 民的好总理，成天忙这些事，还能指望他去领会世界先进军事思想吗？在先进国家军队大搞机械化、合成化、远距离打击、精确打击时，中国军队还在强调“200 米内硬功夫”，甚至搞出了“骡马化”，这又能怨谁呢？没有基本的社会土壤，当然也就不会结出先进的军事果实。
如士兵冲锋时队形密集、不会看地图、不会认路、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严密组织排雷、不会边打边搜索、不会多面攻击、组织协同松散等。说到底就是军事业 务不熟和训练不够的问题，而这与文革中的政治冲击军事、军队管理教育受到严重干扰有关。你不能指望成天去打派仗的军校学员很精通参谋业务、平时热衷于政治 学习的干部有很高的军事水平、士兵提拔成的军官生出了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指挥思维、长期训练不够的士兵能迅速变成技战术熟练的优秀战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 一窝。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中，14军40师118团某连攻击越南小曹地区，因没有炮火支援，也不会多路攻击，导致连续10次 进攻受挫。连长这时才向团里要求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却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弄得团里也没办法。通信员对他说：“连 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这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使用连里的60炮。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很多，当这些短板集中 到实战中，也就出现了一连串串的不能、不能，不会、不会。。。。。。
如战时众多副职干部逐级向下加强指挥，有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负面情况。像50军150师448团回撤时遇袭受到重大损失，其根本原因就是军驻师工作组的包办代替、指挥失误、处置不当。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副职干部现象，与文革中的机构臃肿、部队冗员有直接关系。
如很多参战部队多年从事生产，拿锄头比拿枪熟练，临时训练上阵，表现不佳。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就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 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 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军队按照这种指示进行建设，以简单的体力劳动和经济活动来挤占军事业务时间， 心有旁鹜，以此为荣，比1980年代的军队经商还要“思想先进”，那么出现大量生产部队也就不足为怪了。而1979年中国军队临时补充了大量未经多少训练 的新兵上阵作战，就更典型反映出了军队建设的落后，什么都是临时应付，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没有建立常备不懈的军事体制机制。
如武器装备落后，火炮靠牵引且缺少火控装置，通信联络薄弱，没有步战车，步兵要跟上只有绑在坦克上，行军主要靠两条腿等。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中国 军队就开始了摩托化建设。而到了1970年代末先进国家已普遍实现机械化并向信息化迈进时，中国军队还在搞摩托化，整体军队建设被人家远远甩在了身后。这 耽误的20年哪去了？答案显而易见，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了，政治冲击军事去了，三支两军去了，施工种地去了，宣传军管去了。在武器和技术装备领域，一 种装备在研制时期就受到了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时断时续，而研制出来后要么没有钱搞列装，要么在批量生产时质量问题重重，多次返工，迟迟不能实现更新换 代，一拖十几年就过去了。到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中国军队还穿着胶鞋上阵，而先进国家军队早在30多年前就实现了军靴化，怪不得要被西方军 事专家称之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不可否认，在文革期间，因为长期受到霸权国家的军事威胁，中国军队大力加强了战备工作，修建了大量国防工程，尖端武 器的研制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两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实际上与国家的应激反应不可分割。正如没有苏联 的军事威胁，中国也就不会那么早和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握手一样，战备工作的加强和尖端武器的突破也主要是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的反应，而不是一以 贯彻追赶世界先进潮流、面向现代化的强国强军路线。也因此，反映到了日常军队建设上，就出现了集中到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种种诟病。回顾这段历 史时，要对军队建设的落后和两弹一星的突破进行辩证分析，否则就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误区。当代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核弹已经爆炸，军队数量和武 器拥有量都走在世界前列，但国家贫困落后，军队建设实际是靠倾国之力的“先军政治”来维持，军力水平仍然只够打一场上世纪的战争，离拥有信息化、高科技战 争的能力远矣。
有人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为例，认为看不出军队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实际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影响巨大、规模却很小的边境冲突。双方集结的兵力 各均是师级规模，真正投入战斗兵力的只是加强营级规模，战场限制在只有0.7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火力打击范围不超过边界两侧1、2公里。无论是战争 规模、兵力和武器投入，还是战斗烈度、组织协同难度都无法与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相比。当时中国军队投入作战的除了部分边防驻军外，主要使用了沈 阳军区所属部队的野战步兵团和多支精锐侦察连，这与1979年参战部队补入了大量缺乏训练的新兵作战不可同日而语。说这场战斗打得好，只是相对苏军拥有更 好的武器装备而言，并与中国军队精心准备的先下手为强和参战官兵的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密不可分。而就战斗过程来说，仍然是只有少量步兵和炮兵、装甲兵参与 的野战攻防，并未体现更高的技战术水平。就战斗结果来说，双方都声称控制了珍宝岛，其实是指用炮火控制，而双方步兵此后都脱离了战斗。在1969年9月柯 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谈后，双方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谅解，苏军此后未再上岛，珍宝岛才彻底由中方所控制。在人员伤亡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 斯公布当年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亡58人，负伤94人；中国方面公布共牺牲71人，而沈阳军区后勤前指在战后总结中称，在三次战斗中就接受了伤员200多 名，非战斗减员还不在其内。由此可见，在人员伤亡上中国也没占便宜。至于说到西沙海战，中国海军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甚至在海战中出现了使用手榴弹、火 箭筒等步兵武器打敌军舰的场面，靠着参战官兵的英勇无畏取得了胜利，创下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观。值得一提的是，西沙海战的总指挥也是许世友。那么为什么他 这次指挥得好，到了1979年却又备受指责呢？实际上这次海战奇迹是不可复制的，偏巧赶上了南越海军这样一支弱军，海战过程中又集中了一些偶然因素，如有 较其更强的敌方出现，就战斗概率来说是有百败而无一胜，以为能靠此而成为海军强国，那实在是天方夜谭了。总的来看，这两次作战规模较小、情况特殊，在微观 层面上并未显出文革对军队的如何影响出来。但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军队建设的短板暴露无遗。和苏军相比技术装备落后也就罢了，和南越海军比还有较大差距，仍 要官兵们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血肉之躯和英勇精神来制胜，这在建国25年之后真是不应该了。如果从1950年代起就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像搞改革开放那样一 心一意搞军队建设，还会出现步兵与坦克拼刺刀、小艇打大舰的事情吗？至少，不会比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更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文革为一大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难辞其咎。
结论，虽然文革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实事求是，就事论事，1979对越作战打得不够理想，与文革脱不了干系，甚至是千丝万缕相连。如果不是文革耽 误了宝贵的10年时间，甚至如果不是从1950年代末就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中国军队的建设只会更好，不会更差。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落伍，是中 国在发展强国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历史上欠了账，在一段时期内就只能还债，受限重重，即使明白了发展的真谛，也不能应付裕如。没有经济上的强大，军队建 设也强大不了。为了发展经济，军队建设就要让路。1980年代的中国军队就是这样，一边要打两山轮战，一边还要进入忍耐期，军费增长速度年均递减，军费开 支长期在低水平维持，军备建设趋于迟缓，部队不得不自谋生路大搞经商。当时如此决策，除了中共中央对于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外，也有中央军委领导对于中国遭 受外来威胁的减小和对世界军事发展水平估计不足有关。能连续教训打跑了美国人的越南军队，中国军界一度还有沾沾自喜的情绪。一直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开 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像打电子游戏那样的玩飞机超视距攻击和导弹精确打击，百万伊拉克军队几乎无还手之力的脆败，双方伤亡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军队 高层才在“狼来了”的大呼中猛醒，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甩下了有多远。由此，中国军队建设重新提速，军事思想开始转型，重点关注高科技战争和信息化技术，并 于1997年之后军费增长速度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一直成长为今日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而中国军队的建设水平在进入21世纪后突飞 猛进，日新月益，各种新式武器纷纷上天，入地，下水，列装，中国军队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令国人无比自豪。这，就是波诡云谲的历史。
最后，笔者草就此文，抚今追昔之余，只想再说一句：让历史告诉未来，能战方能言和，不要再做内斗的蠢事了。
整個世界歷史有可能改寫。
相關資料很在行，因為是我的專業。
对越反击战之谜，大量新兵上战场是为什么?
在祖国南疆，广西和云南的几十个边境烈士陵园里，安葬着8000余名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墓碑上都刻有1978年12月入伍或是1979年1月入伍的字样。很明显，这些烈士都是刚刚参军不久的新兵。
这不禁使人产生疑惑，为什么参战部队的战士里有这么多的新兵？让刚刚穿上军装来到部队，还没有完成三个月基本军事训练的新战士去打仗，这军事素质能好到哪里去？这难道不是白白牺牲吗？
部队战后总结里就提到：这次参战的战士，有许多新兵，仅仅经过20多天的战术技术训练，不懂得怎样利用地形迅速散开，怎样运动，怎样避免敌人杀伤。敌人一打枪就挤到一堆，队形密集，不会灵活运用战术，因而伤亡较大。
比如某团1营，向650高地穿插时，以较为密集的队形前进，遭敌火力袭击，队形被割裂，全天战斗伤亡58人。该团3营在607高地战斗中，也因为进攻队形密集，约两个连的兵力同时冲上山头，结果遭敌炮击，一次就伤亡了48人。
为什么会有大量新兵去打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得从当时解放军陆军步兵师的编制说起。
1975年11月下旬，军委颁发了由总参谋部制定的陆军军部和甲乙种步兵师编制表。从次年年初开始，解放军的陆军骡马化步兵师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分别执行甲种师和乙种师两种编制。
这两种编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甲种师是满编师，乙种师是简编师，前者通常为全训部队，主要执行军事训练任务；后者的工作重心则不在军事训练上，主要执行生产、施工和营建任务。
大多数陆军军下辖三个陆军师：一个甲种师，两个乙种师。除此之外，还有下辖两个乙种师的简编军，以及没有甲种师，三个师全部执行乙种编制的军。
甲种师作为满编师，兵力通常在11000—12000人左右；乙种师作为简编师，兵力通常在6000人左右。非常明显，二者之间的兵力几乎相差了一倍左右。
1978年12月中旬，受领执行对越作战的任务之后，各部队立即转入了紧急战备。首当其冲的准备工作就是把乙种师扩编为甲种师，补充大批兵员和大量装备，按照战时编制达到齐装满员，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以成都军区某乙种师的扩编工作为例：
师直属队增加6个连：高射炮兵营扩编高射炮、高射机枪各1个连，通信营扩编架设连、工兵营扩编机械连，警侦连扩编为警卫连和侦察连，新组建炮兵指挥连。师后勤汽车连扩编为汽车连和汽车训练队。师炮兵团新组建一个122榴弹炮营，下辖3个炮兵连。
乙种步兵团扩编为甲种步兵团，每团增加9个连：团炮兵连扩编为100迫击炮连、82无坐力炮连和高射机枪连，警通连扩编为特务连和通信连。三个步兵营每营增加1个步兵连，机炮连扩编为重机枪连和炮兵连。此外，后勤还增加了一个担架排和一个勤务排。
全师用8天时间完成部队扩编工作，一共扩编一个营部和36个连，补入兵员5647人，其中老兵2539人，新兵3108人。
和其他临战扩编的乙种师比起来，抽调到这个师的老兵比例占补充兵员总数的44%，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某军某师补入兵员5079人，其中老兵只占20%；该军另一个师补充新兵4337名，占战士总数的42.5%；而成都军区某师补充的新兵则达到了4681人。
再以昆明军区为例，来看乙种步兵团的扩编情况：某团临战扩编为甲种编制，兵力由1465人增加到2756人，其中新兵1253人，占了全团总人数的45%；某团从兄弟部队调来老兵343人，补充新兵1237人；某团补充老兵156人，新兵1208人。
这样大量补充新兵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骨干力量薄弱，军事素质不高。以武汉军区某团为例，全团新老兵比例为一点五比一，多数步兵班只有3到4名老兵。1营机枪连是由原来的一个排扩编的，编制兵员83人，其中老兵22人，新兵61人，新老比例为三比一。
由于绝大多数新兵没有一技之长（比如驾驶），主要是补入了对特种技术没有要求的基层连队，特别是在战场第一线冲锋陷阵，直接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步兵连。这样一来，就导致步兵连的新兵所占比例更高，普遍达到了50%以上，有的连队甚至达到了60%以上。比如成都军区某团1连，106名战士中，新兵有67名，新成分高达63%。
总的来说，当时参战的陆军步兵师一共是29个（27个野战师、2个军区独立师），而甲种师只有8个（甲种师按战时编制，同样需要进行扩编），乙种师则高达21个。部队完成扩编工作所需要的兵员缺口数量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支援南线部队执行好对越作战任务，总参谋部从没有作战任务和紧急战备任务的三个大军区抽调了数万名老兵赶赴前线，在战前和战中陆续补充进参战部队，但是由于兵员缺口实在太大，最终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补充兵员仍然是以新兵为主。
进行战后总结时，针对乙种部队临战扩编为甲种编制的办法，参战部队提出了不少意见。主要的有这么两条：1、扩编之后，新兵补充量大，新干部也多，上级不了解下级，战士不认识领导，甚至有的战士连自己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彼此之间比较陌生，互不熟悉，影响了战斗力的充分发挥。2、扩编的兵员来源，除了新兵之外，不少是兄弟军区从建制部队中抽调的骨干，这种抽调的办法，局部战争还可以，将来大规模战争就不一定适用。因为那个时候各部队都要大量扩编，都得有自己的兵员骨干，难以抽调出来。
昆明军区在作战总结第五部分“几点建议”中，专门就编制问题提出：编制乙种师不是好办法，减编单位多，临时扩编困难，此编制不宜再继续执行。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越南的驱赶华侨给予报复，
更重要的是选边，在前苏联与美国的冷战中选边美国。
仗打得不理想是预料中的，
但更重要的是达到了战略目的。
我个人认为至中印冲突后，解放军的战力也开始下降了，
不全是装备的问题、
更主要是49年以前的军人很多都退出了野战军编制，
精神力量不再强大了
此文写得及没有水平. 自己犯了战略大错误, 却赖文革.
其实现在看俄国打乌克兰也是一样。俄国强制兵役制服役期只有一年，常年军队中士兵新兵比例很大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 打仗要靠退伍兵占多数的瓦各纳。
西方军队比较职业化，各单位中军龄长的老兵（士官）比例高。美军士兵（E）平均服役时间居然高达6年。也就是说，
你随便碰到一个现役的兵，都可能至少有四五年军龄。这跟那种普遍服役制的一年或者两年兵制，平均军龄只有一年或者更少的单兵训练水平和团体配合能力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正规化，现代化，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越战 poor performance 的刺激。
我还是觉得，一个国家不能把斗争放在第一位，更不应该把打败别人放在第一位。而是应该建立真正的普世价值观，无论对内对外，都以公平、正义、法律来衡量和指导。让国人知道，即使是军人，也必须首先是个人。这样，这个国家和人民才能无论对内对外都能站起来。
语言腐败，明明是侵略说成是自慰反击。“解放前”,“改革开放”,都属于这种语言。
要是毛还在，他会怎么作？ 估计毛会越南保持很好的关系，如果越南与泰国开打，西方必定支持泰国。中国中立，与两边都作贸易。这是对中国最好的结果。
交火后都赶紧跑了。
虽然实际上当时该舰尚不具备战斗力。共军就是这样吓唬人的。许多人以为共军保密，所以武器性能肯定比公开的还要好，实际上恰恰相反，解放军的武器性能实际上都不如其公开报道吹嘘暗示的，所以需要保密。追踪解放军武器发展几十年的老军迷们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