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六岁时创造的吃饭纪录应该没人打破——不打菜，我吃下1斤7两。八十年代中学食堂的米饭都有一层浅黄色硬壳，赛后我嗓子都剌坏了。
工作两年后，我才遇到敌手。他以前是湖南省摔跤队大级别运动员。我亲眼见他一次吃掉四只烧鸡后，默默放弃了与他一较高下的想法，英雄惺惺相惜起来。
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体重超过0.1吨的人，以他当时的收入，不可能自费吃出这个体重。幸运的是，他是熟人中唯一能公费出差吃遍全国的，见多、食广。他说起广州有种叫自助餐的吃法，大家听了半信半疑。
大概是九六年，本地最高档的宾馆据说引进了自助餐。我和一位人高马大的朋友负责打探虚实——服务员推着餐车，任由选取。除了花色颇繁的包子、馒头、虾饺、烧麦、春卷之类，还有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之类正经荤菜。
每人只要8元。这个价格简直低到让人愤怒——当时一份尖椒肉丝盖饭是5元，他们得多藐视我们的饭量。
于是，我们每晚饿到九点集体讨伐。
一个月后，服务员们开始生分起来——总是让我们坐等，更可气的是，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只路过一次；只有举手示意，鸡爪、油炸小鱼才会不情愿地经过；对我们无所忌惮的，只剩下海带丝、花生和油豆腐。
大约半年后，因为广大食客的热情，它的品质明显下滑。水煮花生、酸豆角之类不上台面的东西，居然堂而皇之地摆在漂亮的餐车上。
九八年，本市终于有了一家正经自助餐。它的定价策略非常高明，贵到没人舍得自费占便宜。我那时在银行管信贷，客户请客，经常移师此地。
一位同事为了让妹妹打开味蕾，把自助餐票让给她。小姑娘吃下两大盘蛋糕，才发现还有无数美食是她从没见过的，撑到无法落座的她气得当场哭了起来。
自助餐其实是一种收费哄抢。
今天经常有中国游客海外疯抢自助餐的新闻。总有人说中国人素质低。其实，所谓的素质，实在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
谈到素质，上海人最有资格发言。没哪个地方的人敢说自己比上海人素质还高。在哺乳动物中，上海人至少可以排第二。
上海人当然有黑历史。1997年6月易初莲花在上海第一家店（杨高南路店）开张。第一次见到货架敞开的超市，大家情难自抑，当天有400只烧鸡被市民即兴吃掉了，厕所是主要进餐场所。
今天上海年轻人会说，这么没素质的事肯定是外地人干的。但当年《南方周末》记者陈朝华在《厕所鸡宴》一文中明确提道：“真的是上海本地人干的。”
北京人的素质也不含糊。1997年北京五道口一家超市开张，为吸引顾客，卷筒纸每提便宜两毛。崇文区一位大妈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可惜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一激动就说起了法语。
厕所鸡宴事件后，媒体批评上海人素质有待提高。其实，上海人比西方国家素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2015年6月，英国北安普敦一家超市宣布下调鸡肉和牛排价格，结果引发哄抢互殴。
受邀参加珠宝展的客人看上去素质最高。大家穿戴正式，屏息静声，举手投足像是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如果把比客人还多的保安、销售全部撤去，切断电源，把珠宝首饰倒在地上，他们一定会像哄抢翻车的农民一样。
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取决于诱发其哄抢行为的阈值高低。而哄抢阈值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收入。
话说，当年我和朋友去打探自助餐虚实时，马马虎虎吃了个平饱，小心问服务员多少钱。她说每人八元，我拿出两张十元，说“不用找，小费”。
那是我第一次付小费。我们人穷，素质不低。
经常各种名义吃喝，我那时比较瘦，130斤不到，但是每次出去吃饭都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两个人。
是老板请客，在北京建国门的中国大饭店。那个时候就很贵了，好像是150一个人，94年。第一次喝真正的橙汁，吃香蕉船冰淇淋就是那次。
那个时候天津还没有像样的自助餐，但是94，95年的样子，肥牛火锅开始兴起。记得那时30块左右管饱，天津啤酒便宜，连啤酒都管够。也算自助餐了。基本每次吃火锅都要松开皮带才能走路。
目前是两人分吃一个， 刚合适
还有不少年轻所谓的“白领”，均为外地在上海读书，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而成为 “上海人“ 的。
我家远房亲戚有个孩子，就是这么努力奋斗在交大学习之后留在大上海的某个银行，当了所谓的白领。
另外还有就是那次夜晚外滩大批人群骚动因而踩死人事件；据统计，那晚聚集在外滩 ”轧闹忙“ 而身亡的，就全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地人士，包括在上海各大院校学习的外地学生。
在文学城会经常见到不少朋友将上海发生的不文明事件，”兴高采烈“ 用上海人一词来囊括指代并联想和解说。不过这也没错，这些人都住在上海；不是上海人，难道会是黄浦江人？
但问题是这些朋友笔下的 “上海人”，通常指的就是上海原住民了，也就大概改开之前或大批外地人包括民工及大学毕业生涌入上海工作市场之前，就居住在上海及长大的上海人了。
比如楼主就特意引用那个南方末日还是周末什么杂志说：易初莲花事件确实是上海本地人（原住民）干的。
首先，上海好像没有什么未什么周的这个杂志。其次，这个杂志，也就是说什么人在这个杂志上说，那是上海本地人干的。就此，楼主犹如抓住一根稻草，兴高采烈地将其作为权威论断并当作真理来证明那个事件确实是上海原住民干的。然而试想：杂志的这个人凭什么能信誓旦旦地这么肯定？这个人对此做过全面调查吗？比如对事件中的每一个人，进行过居住身份调查核实？
当然，也可能有上海原住民参与了，但同样也不太可能像楼主引用什么南方周末还是南方末日的那个意思：全是上海 “本地人” 干的。
这个易初莲花事件，记得当年回国听家里人埋怨过但吃鸡还是吃鸭，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总之，认为外地民工的涌入，犹如从南美到美国打工的，好几个人租住一个单元也不注意小区整洁，垃圾随手乱丢并将小区搞得脏脏的，有的甚至将生活垃圾直接从楼上窗口往外丢，等等。但也没有其它诸如 “看不起” 外地人的意思。
有道理。当生存有困难时，就顾不得羞耻和体面。
在美国，自助餐用料都不好。吃满满一肚子，似乎占了小便宜，实际上吃了亏（肚子/身体受损）。记得当年有个高中同学一次吃了20多个馒头
我十六岁时创造的吃饭纪录应该没人打破——不打菜，我吃下1斤7两。八十年代中学食堂的米饭都有一层浅黄色硬壳，赛后我嗓子都剌坏了。
工作两年后，我才遇到敌手。他以前是湖南省摔跤队大级别运动员。我亲眼见他一次吃掉四只烧鸡后，默默放弃了与他一较高下的想法，英雄惺惺相惜起来。
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体重超过0.1吨的人，以他当时的收入，不可能自费吃出这个体重。幸运的是，他是熟人中唯一能公费出差吃遍全国的，见多、食广。他说起广州有种叫自助餐的吃法，大家听了半信半疑。
大概是九六年，本地最高档的宾馆据说引进了自助餐。我和一位人高马大的朋友负责打探虚实——服务员推着餐车，任由选取。除了花色颇繁的包子、馒头、虾饺、烧麦、春卷之类，还有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之类正经荤菜。
每人只要8元。这个价格简直低到让人愤怒——当时一份尖椒肉丝盖饭是5元，他们得多藐视我们的饭量。
于是，我们每晚饿到九点集体讨伐。
一个月后，服务员们开始生分起来——总是让我们坐等，更可气的是，猪耳朵、夫妻肺片、梅菜扣肉只路过一次；只有举手示意，鸡爪、油炸小鱼才会不情愿地经过；对我们无所忌惮的，只剩下海带丝、花生和油豆腐。
大约半年后，因为广大食客的热情，它的品质明显下滑。水煮花生、酸豆角之类不上台面的东西，居然堂而皇之地摆在漂亮的餐车上。
九八年，本市终于有了一家正经自助餐。它的定价策略非常高明，贵到没人舍得自费占便宜。我那时在银行管信贷，客户请客，经常移师此地。
一位同事为了让妹妹打开味蕾，把自助餐票让给她。小姑娘吃下两大盘蛋糕，才发现还有无数美食是她从没见过的，撑到无法落座的她气得当场哭了起来。
自助餐其实是一种收费哄抢。
今天经常有中国游客海外疯抢自助餐的新闻。总有人说中国人素质低。其实，所谓的素质，实在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
谈到素质，上海人最有资格发言。没哪个地方的人敢说自己比上海人素质还高。在哺乳动物中，上海人至少可以排第二。
上海人当然有黑历史。1997年6月易初莲花在上海第一家店（杨高南路店）开张。第一次见到货架敞开的超市，大家情难自抑，当天有400只烧鸡被市民即兴吃掉了，厕所是主要进餐场所。
今天上海年轻人会说，这么没素质的事肯定是外地人干的。但当年《南方周末》记者陈朝华在《厕所鸡宴》一文中明确提道：“真的是上海本地人干的。”
北京人的素质也不含糊。1997年北京五道口一家超市开张，为吸引顾客，卷筒纸每提便宜两毛。崇文区一位大妈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可惜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一激动就说起了法语。
厕所鸡宴事件后，媒体批评上海人素质有待提高。其实，上海人比西方国家素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2015年6月，英国北安普敦一家超市宣布下调鸡肉和牛排价格，结果引发哄抢互殴。
受邀参加珠宝展的客人看上去素质最高。大家穿戴正式，屏息静声，举手投足像是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如果把比客人还多的保安、销售全部撤去，切断电源，把珠宝首饰倒在地上，他们一定会像哄抢翻车的农民一样。
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取决于诱发其哄抢行为的阈值高低。而哄抢阈值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收入。
话说，当年我和朋友去打探自助餐虚实时，马马虎虎吃了个平饱，小心问服务员多少钱。她说每人八元，我拿出两张十元，说“不用找，小费”。
那是我第一次付小费。我们人穷，素质不低。
经常各种名义吃喝，我那时比较瘦，130斤不到，但是每次出去吃饭都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两个人。
是老板请客，在北京建国门的中国大饭店。那个时候就很贵了，好像是150一个人，94年。第一次喝真正的橙汁，吃香蕉船冰淇淋就是那次。
那个时候天津还没有像样的自助餐，但是94，95年的样子，肥牛火锅开始兴起。记得那时30块左右管饱，天津啤酒便宜，连啤酒都管够。也算自助餐了。基本每次吃火锅都要松开皮带才能走路。
目前是两人分吃一个， 刚合适
还有不少年轻所谓的“白领”，均为外地在上海读书，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而成为 “上海人“ 的。
我家远房亲戚有个孩子，就是这么努力奋斗在交大学习之后留在大上海的某个银行，当了所谓的白领。
另外还有就是那次夜晚外滩大批人群骚动因而踩死人事件；据统计，那晚聚集在外滩 ”轧闹忙“ 而身亡的，就全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地人士，包括在上海各大院校学习的外地学生。
在文学城会经常见到不少朋友将上海发生的不文明事件，”兴高采烈“ 用上海人一词来囊括指代并联想和解说。不过这也没错，这些人都住在上海；不是上海人，难道会是黄浦江人？
但问题是这些朋友笔下的 “上海人”，通常指的就是上海原住民了，也就大概改开之前或大批外地人包括民工及大学毕业生涌入上海工作市场之前，就居住在上海及长大的上海人了。
比如楼主就特意引用那个南方末日还是周末什么杂志说：易初莲花事件确实是上海本地人（原住民）干的。
首先，上海好像没有什么未什么周的这个杂志。其次，这个杂志，也就是说什么人在这个杂志上说，那是上海本地人干的。就此，楼主犹如抓住一根稻草，兴高采烈地将其作为权威论断并当作真理来证明那个事件确实是上海原住民干的。然而试想：杂志的这个人凭什么能信誓旦旦地这么肯定？这个人对此做过全面调查吗？比如对事件中的每一个人，进行过居住身份调查核实？
当然，也可能有上海原住民参与了，但同样也不太可能像楼主引用什么南方周末还是南方末日的那个意思：全是上海 “本地人” 干的。
这个易初莲花事件，记得当年回国听家里人埋怨过但吃鸡还是吃鸭，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总之，认为外地民工的涌入，犹如从南美到美国打工的，好几个人租住一个单元也不注意小区整洁，垃圾随手乱丢并将小区搞得脏脏的，有的甚至将生活垃圾直接从楼上窗口往外丢，等等。但也没有其它诸如 “看不起” 外地人的意思。
有道理。当生存有困难时，就顾不得羞耻和体面。
在美国，自助餐用料都不好。吃满满一肚子，似乎占了小便宜，实际上吃了亏（肚子/身体受损）。记得当年有个高中同学一次吃了20多个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