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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中央工委的主要领导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德，另一个是刘少奇。如果看地位排名的话，刘少奇还比朱德要高得多。朱德呆在晋察冀，解决了一直委靡的军事问题，刘少奇自然要更上一层楼，解决更加复杂的政治问题。 *****虽然四七年初的时候，晋察冀根据地在政治上，并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是刘少奇却认为，有问题要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自然是制造出问题来解决。只要态度够端正，鸡蛋里不仅能挑出骨头，还能挑出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关键看你能不能找对下手的方向。 *****刘少奇找的方向，就是土改。 *****聂荣臻军事上不够出色，这一点很多人心中都有数，但当他的下属，其实还是很舒心的。聂司令性格宽厚平和，经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且很少记仇，左叶当众打死他的狗，他也只是吵一会而已。尽管在朱遵斌、郭天民等事情上他做得有点激烈，不过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将领，聂老总真算是个老好人。 *****事实上，聂荣臻最擅长的不是军事，而是民政。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一直非常稳定，极少主动折腾老百姓，军民关系如鱼似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抗战胜利后搞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晋察冀也做得很认真，尽量不激化社会矛盾，同时对军属、抗属或烈属进行一定的照顾，效果非常好。 *****聂荣臻打仗可能不太行，但政治能力很到位，地主的觉悟也没有后来宣传得那么低。不流血不死人，老百姓照样可以翻身致富，即使是在大军退出张家口的最低谷，仍然有三四万农民加入八路军，成为野战纵队的新鲜血液。 *****一切平静，都在四七年戛然而止，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来了。 *****此时的毛泽东刚从延安撤出，正在山沟里跟胡宗南周旋，能保持军事指挥已经很不容易，无法面面俱到。身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在晋察冀可以说是万人之上、一言九鼎，直接代表党发号施令，领导聂荣臻的工作。 *****彭真是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在延安整风时就是刘少奇的副手，刘少奇同康生联手制造冤案的时候，第一打手就是他。这位仁兄本来是去东北开拓局面的，无奈林彪做事比他更有霸气，大权独揽根本不让他有发挥空间，最后只能以开土改会议为名，回晋察冀找刘少奇。 *****两个都是整人专家，而且位置数一数二，晋察冀的领导们马上感觉到了不妙。 *****第一个不妙的信号，是刘少奇认为，晋察冀的土改搞得不好，应该学习晋冀鲁豫根据地先进的“太行经验”，搞“彻底的”革命行动。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土改，是邓小平带头搞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运动起来从不手软，不管对敌人还是对老百姓，土改尤其不例外。刘少奇没有检讨他们滥打滥杀的错误，反而当成经验推广，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所谓太行经验，就是把地主的财产抢得干干净净，还要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从人格上折磨到底，等他以为活不成了后，再把该分的土地给他一份，这样他就不敢反抗了，只会感激涕零地老实驯服。对那些政策上值得照顾的地主家庭（军属、烈属等），也要随便让人去斗，让群众“自愿”照顾被斗的人，反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肯定会分清好人坏人。 *****刘少奇给晋察冀的指示，就是推广这个无比荒唐的经验。先前已经土改的地方都要复查，各地成立所谓农会，所有事情交给农会解决，凡是农民不同意的就不能通过，甚至可以随意罢免县长。不管什么意见，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意，就可以通过执行，所有政策都可以随便修改，没有任何人的权益能受保障。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刘少奇还是有界限的。他认为，运动不能超过一个限度，否则就是过火。这个限度就是：第一，对地主不留最后生活，不留一亩地，通通杀掉；二，侵犯中农利益，中农反对，只有贫农雇农，使群众分裂；第三，侵犯富农到消灭富农经济的地步。 *****事实证明，刘少奇执起法来，跟天朝某些部门颇有神似，都是规定一套执行一套，办事的人可以无法无天，碰到弱势群体需要权益保障的时候，就只剩下写在纸面上的几句空话，根本不会认真落实。很快各地开始了对地主的疯狂迫害，随处打杀地主富农，甚至连中农的财产也被抢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比鬼子还凶残。 *****从表面上讲，刘少奇的说法好象没有错。把权力都交给群众，由群众决定别人的生死和财产归属，就是实现了普遍民主，跟革命的最终目标走到了一起。 *****但是，无情的事实证明，结果根本不是这样。 *****单纯从宣传上看，贫农应该是个很正义的概念，他们勤劳善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拥有朴实的阶级感情，而且受到地主的残酷压榨，个个都苦大仇深，只要稍加教育引导，立刻就能对革命事业无比支持。 *****然而事实上，贫农只代表一个农民财产的多少，绝不是道德觉悟的评判标准。最简单的事实是，八路军里面贫农子弟固然很多，伪军汉奸出身贫农的也有不少，甚至当年一分区反扫荡，跟踪杨成武司令部的奸细论起成分来，也是贫农。 *****抗战时期，往往是地主富户人家，在八路军居于弱势时，始终坚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不离不弃。究其原因，富家子弟大都受过文化教育，抗战时以爱国大义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他们对家庭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举几个例子，五一大扫荡中，十分区白洋淀东四十八村一带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始终坚决支持共产党，土改后依然如此；雄县小河岗地主士绅王新，在十分区地区变质后仍支持抗日，四三年曾断指写血书，给十分区抗联主任马健民（杨沫丈夫、老鬼父亲），表示坚决抗日到底；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在地区变质后还一直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地主老财门对寄养在家的八路军干部、伤员格外尽心，绝没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同后来的阶级教育根本相反。 *****穷不穷，绝对不是人品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老爷子是明白人，因为他有一个名词，叫流氓无产阶级。而在当年的解放区，敢在共产党统治下作威作福、把农民往死里逼的地主几乎不存在，最穷的都是些游手好闲的流氓，他们从不踏踏实实干活，只知道吃喝嫖赌，把一点家产败得干干净净，四处欺负老实人占便宜。抗日战争中，这些好吃懒做的闲人大都参加了伪军，再见风转舵地投降八路，甚至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队复员，率先回家的也是这种人。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虽然不懂马列，却十分形象地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胎里坏”。 *****平时没有事情，大家都努力种田，这些流氓闲汉没有市场，全都处在社会边缘。现在搞土改复查，要发动积极分子组织农会，这些穷得叮铛响的流氓、伪军、地痞们闻风而动，第一时间跳出来投机，成为光荣的“贫下中农”领头代表。
相对有家有口的普通农民，流氓们显然具备运动的先天优势，他们敢想敢干，又没有良心上的负担，只要有好处，把自己的妈卖了都不难过。而在刘少奇的纵容下，所谓运动界限很快就成了没有界限，那些人可以没收别人的财产，可以凭喜好关押刑讯，可以把女人当成胜利果实随意分配享用，任何干部军人敢提反对意见，都能绑起来随意处死，不用负任何责任！ *****
久经风雨的刘少奇故意混淆贫农和流氓的概念，绝不是他喝多小米粥糊了脑子，而是有深刻的用意在里面。 *****
农民们分到土地与否，其实并不是很要紧的事，要紧的是通过分地这件事，能够达成什么目的。先前率领农民们和平土改，社会矛盾毫不突出，大家自然是安心生产，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谁也不希望起什么风波，这对打仗是非常不利的。只有让他们把地主逼得无处安身，才能激化社会矛盾；而蒋介石政府显然不会支持农会搞土改，从而造成农民无可选择、必须跟自己走的既成事实。 *****
只要依靠流氓，就可以一窜蜂地分地主的财产、杀地主的人，任何人敢提反对意见，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处死；而做完这一切之后，大家等于是集体交了一份投名状，谁再想抽身而退，也是来不及了，只能跟着一条道走到黑。在这种政治操纵里，有没有错并不要紧，有没有罪也没人在乎，同民主更是没有半毛钱关系，一切只取决于权力运作的需求。 *****
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市场没有约束，劣币会很快把良币驱逐出去。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法制或规范，马上会兴起无数流氓集团，最后胜出的，一定是最恶、最没有底线的那类人。在刘少奇亲自过问下，晋察冀的土改运动，很多基层农村的政权都被控制在那种“胎里坏”的流氓手里，并爆发了一幕又一幕惨剧。
刘少奇是四七年四月到晋察冀的，下车伊始就对土地改革进行了批评。五月六号，他要求冀东贯彻“太行经验”，整个晋察冀开始复查。七月份，中央工委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痛骂晋察冀土改不力，把原因归结为“党内不纯”，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骂聂荣臻“占着茅坑不拉屎”，把聂老总憋得满脸通红，连笔记都记不下去。
毛泽东仍在山沟里跟胡宗南打转，此时距他发现问题要求纠正，还有将近半年，在这段时间里，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都变成了一片地狱。为了多吃多占、侵吞财产，农会里的“积极分子”们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随意对任何人凌辱行刑，甚至斩尽杀绝，而且不分军属烈属，甚至连干部也随意打杀，无人能管。刘少奇的本意，是借农民运动巩固基层政权，但实际效果，却是基层政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
此时的土改已经成了一场杀人为乐的闹剧。哪个村不打死几个地主，上级就会说农会没有战斗力，不算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要求加大运动力度。在这种暴虐的鼓励下，不少地方都把地主绑在马后，再挂一串鞭炮在尾巴上点燃，马受惊跑出去，人也拖死了，充分起到音响和视觉的双重效果。每次碰到这类场景，部队领导只能让官兵躲起来，不让看这种惨景，因为不少人家里也被斗，看了会影响军心。 *****
如此惨剧，光靠官兵的政治觉悟去理解消化，显然是不够的。很快就有人陆续逃亡，跑到敌军那里保命甚至复仇，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陈怀初的人。 *****
陈怀初，原名陈子君，四川人。一九三八年从武汉到延安，入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学习，三九年四月分配至平西挺进军，任司令部特务连。 *****
应该说，陈怀初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在百团大战里立过功，解放张家口后成立冀察骑兵旅，他又是骑兵二团团长兼政委。四五年十月，他在卓资山之战里猛打猛冲，对消灭何文鼎两个团起到很大作用，战后受到贺龙的亲自接见。 *****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陈怀初都是立过大功的。四六年一月，苏蒙联军撤兵回国，陈怀初率兵星夜奔袭，抢在傅作义前面占领了多伦，还发现了大批苏军留下来的军用物资，郭天民大喜过望，对他点名嘉奖。随后他又带着部队在多伦全境开展剿匪，军区政委刘道生两次亲临指导，深为信任。 *****
如果看一下相关记录，会发现陈怀初不是只对郭天民忠心，他对所有上级交办的事情都是兢兢业业，从来不打马虎。内战打响之后，二纵、三纵、四纵几次需要马匹，都通过冀察军区向陈怀初转达，陈怀初每回都亲自挑选几百匹马送到宣化。张家口、宣化撤退后，刘道生带一批干部去冀东，也是在陈怀初的骑兵团护送下，平安到达的。 *****
然而，他很快就忠不下去了，因为刘少奇来了。 *****
从前在宣化的时候，有个开明士绅叫刘世成，因为支持共产党，对陈怀初非常有好感，并把女儿嫁给了他。内战打响的时候，陈怀初本来想把家人（岳父母、妻兄和妻子、两岁女儿）托付给冀察军区家属队，但是南撤时遭到轰炸，只能回到张北宝源县的老家，没有归察哈尔军区管辖。 *****
不久后，刘少奇下令土改复查，各地为了彻底侵吞财产，都对地主斩尽杀绝。宝源地方那帮极度愚昧而贪婪的流氓领导们，认为刘世成是地主，所以不需要其他罪名，也应该枪毙；至于他的女婿既然是“我军”优秀干部，自然懂得以身作则划清界限的道理，不能没有相关觉悟。 *****
不久后，刘世成全家惨遭斗争，随后押往河滩，在大声哭喊中被一一枪毙，并且是全家曝光示众、不许收尸。在场的老百姓都看不下去，夺下两岁的女儿不让杀，但可惜的是孩子缺少照料，不久后还是死了。 *****
对这种泯灭人性的举措，当地政府没有任何欠疚或不安，只当成一般的打土豪案例，上报存档。 *****
四七年十二月，陈怀初在赤城县独石口参加“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和“过五关”大会，愕然得到全家人被杀的惨讯。在这次会议上，当地军政领导傲然宣布，陈怀初包庇地主岳父全家，现场把他卸枪撤职、接受批判。开完会后，陈怀初被隔离起来写检查，同他有关的中层团营干部也受到牵连，被免职审查。 *****
从挺进军分出来的陈怀初不是红军干部，也没有过硬的山头做靠山，一旦落难挨整，没有任何人能出面为他说话。如果他还愿意靠拢党组织，就只能对屠杀妻儿老小的“革命行动”表态支持，高喊杀得又对又好；但是按照土改政策，光表态是不能过关的，仍然要撤职降级、观察使用，而如果这段时间里，组织派了什么要命的工作，也千万不能抗拒，否则几顶帽子一戴，仍然不能幸免于难。 *****
忍无可忍的陈怀初终于暴走了。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夜晚，他在警卫员和同情他的干部战士帮助下出走，投向国民党傅作义一方。
其实傅作义并没有真的重用陈怀初，只是允许他招了一个保安团，在傅军序列里属于最低一级的地方部队，连正规编制都算不上。陈怀初则带着亲手建立的保安团（包括不少共军投奔人员），在崇礼县东征西讨，围剿各村干部和武工队员，由于他对共军战术、活动极为熟悉，整个察北的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
昔日的战友变成了敌人，消息传到晋察冀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认为肯定是误传。然而听到原因是土改时，大家顿时都信了，因为土改的血腥野蛮是有目共睹的，不少人自己家里也在流血。当时凡有良知的干部，都对土改中的血腥行为进行了谴责，然而他们束手无策。 *****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张家口撤退的傅军辛苦跋涉，碰上了东北野战军的迎面拦截。塞外风雪中奔波一夜，军民都是疲惫不堪，陈怀初再度站出来，自告奋勇带领部下抢占制高点，一直抵抗到弹尽。最后，陈怀初站起身来，平静地把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抠动了扳机。 *****
从抗战到内战，他从来都是挺身而出，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这次也不例外。
左叶个性强，能力强，一直有声有色。能干事情，但是官升不上去，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右的左叶事件之后才消停。
多年前看过这个晋察冀一分区的系列回忆，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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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中央工委的主要领导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德，另一个是刘少奇。如果看地位排名的话，刘少奇还比朱德要高得多。朱德呆在晋察冀，解决了一直委靡的军事问题，刘少奇自然要更上一层楼，解决更加复杂的政治问题。 *****虽然四七年初的时候，晋察冀根据地在政治上，并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是刘少奇却认为，有问题要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自然是制造出问题来解决。只要态度够端正，鸡蛋里不仅能挑出骨头，还能挑出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关键看你能不能找对下手的方向。 *****刘少奇找的方向，就是土改。 *****聂荣臻军事上不够出色，这一点很多人心中都有数，但当他的下属，其实还是很舒心的。聂司令性格宽厚平和，经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且很少记仇，左叶当众打死他的狗，他也只是吵一会而已。尽管在朱遵斌、郭天民等事情上他做得有点激烈，不过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将领，聂老总真算是个老好人。 *****事实上，聂荣臻最擅长的不是军事，而是民政。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一直非常稳定，极少主动折腾老百姓，军民关系如鱼似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抗战胜利后搞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晋察冀也做得很认真，尽量不激化社会矛盾，同时对军属、抗属或烈属进行一定的照顾，效果非常好。 *****聂荣臻打仗可能不太行，但政治能力很到位，地主的觉悟也没有后来宣传得那么低。不流血不死人，老百姓照样可以翻身致富，即使是在大军退出张家口的最低谷，仍然有三四万农民加入八路军，成为野战纵队的新鲜血液。 *****一切平静，都在四七年戛然而止，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来了。 *****此时的毛泽东刚从延安撤出，正在山沟里跟胡宗南周旋，能保持军事指挥已经很不容易，无法面面俱到。身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在晋察冀可以说是万人之上、一言九鼎，直接代表党发号施令，领导聂荣臻的工作。 *****彭真是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在延安整风时就是刘少奇的副手，刘少奇同康生联手制造冤案的时候，第一打手就是他。这位仁兄本来是去东北开拓局面的，无奈林彪做事比他更有霸气，大权独揽根本不让他有发挥空间，最后只能以开土改会议为名，回晋察冀找刘少奇。 *****两个都是整人专家，而且位置数一数二，晋察冀的领导们马上感觉到了不妙。 *****第一个不妙的信号，是刘少奇认为，晋察冀的土改搞得不好，应该学习晋冀鲁豫根据地先进的“太行经验”，搞“彻底的”革命行动。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土改，是邓小平带头搞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运动起来从不手软，不管对敌人还是对老百姓，土改尤其不例外。刘少奇没有检讨他们滥打滥杀的错误，反而当成经验推广，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所谓太行经验，就是把地主的财产抢得干干净净，还要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从人格上折磨到底，等他以为活不成了后，再把该分的土地给他一份，这样他就不敢反抗了，只会感激涕零地老实驯服。对那些政策上值得照顾的地主家庭（军属、烈属等），也要随便让人去斗，让群众“自愿”照顾被斗的人，反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肯定会分清好人坏人。 *****刘少奇给晋察冀的指示，就是推广这个无比荒唐的经验。先前已经土改的地方都要复查，各地成立所谓农会，所有事情交给农会解决，凡是农民不同意的就不能通过，甚至可以随意罢免县长。不管什么意见，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意，就可以通过执行，所有政策都可以随便修改，没有任何人的权益能受保障。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刘少奇还是有界限的。他认为，运动不能超过一个限度，否则就是过火。这个限度就是：第一，对地主不留最后生活，不留一亩地，通通杀掉；二，侵犯中农利益，中农反对，只有贫农雇农，使群众分裂；第三，侵犯富农到消灭富农经济的地步。 *****事实证明，刘少奇执起法来，跟天朝某些部门颇有神似，都是规定一套执行一套，办事的人可以无法无天，碰到弱势群体需要权益保障的时候，就只剩下写在纸面上的几句空话，根本不会认真落实。很快各地开始了对地主的疯狂迫害，随处打杀地主富农，甚至连中农的财产也被抢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比鬼子还凶残。 *****从表面上讲，刘少奇的说法好象没有错。把权力都交给群众，由群众决定别人的生死和财产归属，就是实现了普遍民主，跟革命的最终目标走到了一起。 *****但是，无情的事实证明，结果根本不是这样。 *****单纯从宣传上看，贫农应该是个很正义的概念，他们勤劳善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拥有朴实的阶级感情，而且受到地主的残酷压榨，个个都苦大仇深，只要稍加教育引导，立刻就能对革命事业无比支持。 *****然而事实上，贫农只代表一个农民财产的多少，绝不是道德觉悟的评判标准。最简单的事实是，八路军里面贫农子弟固然很多，伪军汉奸出身贫农的也有不少，甚至当年一分区反扫荡，跟踪杨成武司令部的奸细论起成分来，也是贫农。 *****抗战时期，往往是地主富户人家，在八路军居于弱势时，始终坚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不离不弃。究其原因，富家子弟大都受过文化教育，抗战时以爱国大义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他们对家庭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举几个例子，五一大扫荡中，十分区白洋淀东四十八村一带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始终坚决支持共产党，土改后依然如此；雄县小河岗地主士绅王新，在十分区地区变质后仍支持抗日，四三年曾断指写血书，给十分区抗联主任马健民（杨沫丈夫、老鬼父亲），表示坚决抗日到底；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在地区变质后还一直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地主老财门对寄养在家的八路军干部、伤员格外尽心，绝没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同后来的阶级教育根本相反。 *****穷不穷，绝对不是人品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老爷子是明白人，因为他有一个名词，叫流氓无产阶级。而在当年的解放区，敢在共产党统治下作威作福、把农民往死里逼的地主几乎不存在，最穷的都是些游手好闲的流氓，他们从不踏踏实实干活，只知道吃喝嫖赌，把一点家产败得干干净净，四处欺负老实人占便宜。抗日战争中，这些好吃懒做的闲人大都参加了伪军，再见风转舵地投降八路，甚至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队复员，率先回家的也是这种人。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虽然不懂马列，却十分形象地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胎里坏”。 *****平时没有事情，大家都努力种田，这些流氓闲汉没有市场，全都处在社会边缘。现在搞土改复查，要发动积极分子组织农会，这些穷得叮铛响的流氓、伪军、地痞们闻风而动，第一时间跳出来投机，成为光荣的“贫下中农”领头代表。
相对有家有口的普通农民，流氓们显然具备运动的先天优势，他们敢想敢干，又没有良心上的负担，只要有好处，把自己的妈卖了都不难过。而在刘少奇的纵容下，所谓运动界限很快就成了没有界限，那些人可以没收别人的财产，可以凭喜好关押刑讯，可以把女人当成胜利果实随意分配享用，任何干部军人敢提反对意见，都能绑起来随意处死，不用负任何责任！ *****
久经风雨的刘少奇故意混淆贫农和流氓的概念，绝不是他喝多小米粥糊了脑子，而是有深刻的用意在里面。 *****
农民们分到土地与否，其实并不是很要紧的事，要紧的是通过分地这件事，能够达成什么目的。先前率领农民们和平土改，社会矛盾毫不突出，大家自然是安心生产，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谁也不希望起什么风波，这对打仗是非常不利的。只有让他们把地主逼得无处安身，才能激化社会矛盾；而蒋介石政府显然不会支持农会搞土改，从而造成农民无可选择、必须跟自己走的既成事实。 *****
只要依靠流氓，就可以一窜蜂地分地主的财产、杀地主的人，任何人敢提反对意见，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处死；而做完这一切之后，大家等于是集体交了一份投名状，谁再想抽身而退，也是来不及了，只能跟着一条道走到黑。在这种政治操纵里，有没有错并不要紧，有没有罪也没人在乎，同民主更是没有半毛钱关系，一切只取决于权力运作的需求。 *****
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市场没有约束，劣币会很快把良币驱逐出去。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法制或规范，马上会兴起无数流氓集团，最后胜出的，一定是最恶、最没有底线的那类人。在刘少奇亲自过问下，晋察冀的土改运动，很多基层农村的政权都被控制在那种“胎里坏”的流氓手里，并爆发了一幕又一幕惨剧。
刘少奇是四七年四月到晋察冀的，下车伊始就对土地改革进行了批评。五月六号，他要求冀东贯彻“太行经验”，整个晋察冀开始复查。七月份，中央工委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痛骂晋察冀土改不力，把原因归结为“党内不纯”，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骂聂荣臻“占着茅坑不拉屎”，把聂老总憋得满脸通红，连笔记都记不下去。
毛泽东仍在山沟里跟胡宗南打转，此时距他发现问题要求纠正，还有将近半年，在这段时间里，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都变成了一片地狱。为了多吃多占、侵吞财产，农会里的“积极分子”们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随意对任何人凌辱行刑，甚至斩尽杀绝，而且不分军属烈属，甚至连干部也随意打杀，无人能管。刘少奇的本意，是借农民运动巩固基层政权，但实际效果，却是基层政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
此时的土改已经成了一场杀人为乐的闹剧。哪个村不打死几个地主，上级就会说农会没有战斗力，不算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要求加大运动力度。在这种暴虐的鼓励下，不少地方都把地主绑在马后，再挂一串鞭炮在尾巴上点燃，马受惊跑出去，人也拖死了，充分起到音响和视觉的双重效果。每次碰到这类场景，部队领导只能让官兵躲起来，不让看这种惨景，因为不少人家里也被斗，看了会影响军心。 *****
如此惨剧，光靠官兵的政治觉悟去理解消化，显然是不够的。很快就有人陆续逃亡，跑到敌军那里保命甚至复仇，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陈怀初的人。 *****
陈怀初，原名陈子君，四川人。一九三八年从武汉到延安，入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学习，三九年四月分配至平西挺进军，任司令部特务连。 *****
应该说，陈怀初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在百团大战里立过功，解放张家口后成立冀察骑兵旅，他又是骑兵二团团长兼政委。四五年十月，他在卓资山之战里猛打猛冲，对消灭何文鼎两个团起到很大作用，战后受到贺龙的亲自接见。 *****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陈怀初都是立过大功的。四六年一月，苏蒙联军撤兵回国，陈怀初率兵星夜奔袭，抢在傅作义前面占领了多伦，还发现了大批苏军留下来的军用物资，郭天民大喜过望，对他点名嘉奖。随后他又带着部队在多伦全境开展剿匪，军区政委刘道生两次亲临指导，深为信任。 *****
如果看一下相关记录，会发现陈怀初不是只对郭天民忠心，他对所有上级交办的事情都是兢兢业业，从来不打马虎。内战打响之后，二纵、三纵、四纵几次需要马匹，都通过冀察军区向陈怀初转达，陈怀初每回都亲自挑选几百匹马送到宣化。张家口、宣化撤退后，刘道生带一批干部去冀东，也是在陈怀初的骑兵团护送下，平安到达的。 *****
然而，他很快就忠不下去了，因为刘少奇来了。 *****
从前在宣化的时候，有个开明士绅叫刘世成，因为支持共产党，对陈怀初非常有好感，并把女儿嫁给了他。内战打响的时候，陈怀初本来想把家人（岳父母、妻兄和妻子、两岁女儿）托付给冀察军区家属队，但是南撤时遭到轰炸，只能回到张北宝源县的老家，没有归察哈尔军区管辖。 *****
不久后，刘少奇下令土改复查，各地为了彻底侵吞财产，都对地主斩尽杀绝。宝源地方那帮极度愚昧而贪婪的流氓领导们，认为刘世成是地主，所以不需要其他罪名，也应该枪毙；至于他的女婿既然是“我军”优秀干部，自然懂得以身作则划清界限的道理，不能没有相关觉悟。 *****
不久后，刘世成全家惨遭斗争，随后押往河滩，在大声哭喊中被一一枪毙，并且是全家曝光示众、不许收尸。在场的老百姓都看不下去，夺下两岁的女儿不让杀，但可惜的是孩子缺少照料，不久后还是死了。 *****
对这种泯灭人性的举措，当地政府没有任何欠疚或不安，只当成一般的打土豪案例，上报存档。 *****
四七年十二月，陈怀初在赤城县独石口参加“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和“过五关”大会，愕然得到全家人被杀的惨讯。在这次会议上，当地军政领导傲然宣布，陈怀初包庇地主岳父全家，现场把他卸枪撤职、接受批判。开完会后，陈怀初被隔离起来写检查，同他有关的中层团营干部也受到牵连，被免职审查。 *****
从挺进军分出来的陈怀初不是红军干部，也没有过硬的山头做靠山，一旦落难挨整，没有任何人能出面为他说话。如果他还愿意靠拢党组织，就只能对屠杀妻儿老小的“革命行动”表态支持，高喊杀得又对又好；但是按照土改政策，光表态是不能过关的，仍然要撤职降级、观察使用，而如果这段时间里，组织派了什么要命的工作，也千万不能抗拒，否则几顶帽子一戴，仍然不能幸免于难。 *****
忍无可忍的陈怀初终于暴走了。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夜晚，他在警卫员和同情他的干部战士帮助下出走，投向国民党傅作义一方。
收复张家口后，晋察冀的共军几乎被全部赶出察哈尔，勉强维持的就是陈怀初骑兵团拚死保全的这块地方，国民党一直想除掉他们，始终不能如愿；如此强劲的对手，竟然莫名其妙被共产党灭了门，傅作义都差点没想明白。搞清楚事情原委后，他马上亲自接见并慰问陈怀初，除了发安家费外，还任命陈怀初为察北剿匪副司令兼崇礼县县长。悲愤不已的陈怀初在张家口召开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揭发所谓土改运动的野蛮残暴，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其实傅作义并没有真的重用陈怀初，只是允许他招了一个保安团，在傅军序列里属于最低一级的地方部队，连正规编制都算不上。陈怀初则带着亲手建立的保安团（包括不少共军投奔人员），在崇礼县东征西讨，围剿各村干部和武工队员，由于他对共军战术、活动极为熟悉，整个察北的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
昔日的战友变成了敌人，消息传到晋察冀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认为肯定是误传。然而听到原因是土改时，大家顿时都信了，因为土改的血腥野蛮是有目共睹的，不少人自己家里也在流血。当时凡有良知的干部，都对土改中的血腥行为进行了谴责，然而他们束手无策。 *****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张家口撤退的傅军辛苦跋涉，碰上了东北野战军的迎面拦截。塞外风雪中奔波一夜，军民都是疲惫不堪，陈怀初再度站出来，自告奋勇带领部下抢占制高点，一直抵抗到弹尽。最后，陈怀初站起身来，平静地把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抠动了扳机。 *****
从抗战到内战，他从来都是挺身而出，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这次也不例外。
左叶个性强，能力强，一直有声有色。能干事情，但是官升不上去，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右的左叶事件之后才消停。
多年前看过这个晋察冀一分区的系列回忆，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