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抄家，又动手打了牧主，牧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总到我们蒙古包里坐坐，聊聊，看看。我们的行动惊吓了他们。别看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身体魁梧，又块儿又壮，却不喜欢打人动武。抓内人党，给他们抓得很紧张，对我们知青有点唯唯诺诺。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他们个个都噤若寒蝉。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但雷夏、徐佐他们几个整天醉心于谈论马，串蒙古包，很少关心我的伤情。
某天，新来的北京女知青张英华见木桩上拴着一匹马就问：“这是谁的马？让我骑骑。”
我们蒙古包里没人听见她的话，也就没人理睬。
她解开缰绳，骑上马，向草原深处走去。
雷夏听见马蹄声，赶忙走出蒙古包，气得脸色变了：“嘿，谁叫你骑我马的？”
张英华很不好意思，连说：“对不起，我刚才问来着，没人回答。”
雷夏高声说：“那你就偷骑我的马呀！”
张英华见雷夏生气了，赶忙下了马，再三表示：“对不起，对不起。”
雷夏还不罢休：“哼，什么东西！”
张英华一听脸色变了，顶了他一句：“你什么东西？”
雷夏勃然大怒：“你别穷狂！找骂啊！烂圈子！臭大粪！”
张英华的脸涨红了。“你别骂人！嘴干净点！”
刘英红从女生蒙古包里走出来，劝雷夏：“都是北京的，又都是自己跑来的，别吵了。”
雷夏：“北京的多了，什么人都有。包括烂圈子！骚婆娘、臭大粪！二皮脸！”
给张英华骂的直发愣。
说实话，我有点同情张英华。晚上，我对雷夏说：“你干吗冲张英华发那么大火呢？”
“我看不惯她那个炸炸呼呼的样子，还老虎屁股摸不得，穷横！”
“我没觉得她老虎屁股摸不得呀？
雷夏笑道：“你太好色了，一见漂亮女的就犯晕。”
我说：“反正我觉得对女同志不能当众这么狠的骂。”
“我骂她怎么了？你别见了有点姿色的女的就骨头软。”
我克制着自己的不满说：“雷夏，你不好色这点我佩服。她偷骑你的马不对，但你一说，她就不骑了。就别再骂人家了。”
雷夏愤愤道：“哼，这马我自己都舍不得骑啊！懂不懂规矩。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非要巴结你！哼，看错了人！”
我说：“那人家长得漂亮也不犯法吧？”
雷夏嘲笑道：“嘿，你不是很佩服武松不贪恋女色吗？怎么老替女的说话？”
我说：“跟男的相比，女的总算弱者，不能像骂男的那么骂女的。”
雷夏摇摇头：“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女的因为其弱反而比男的吃香，活的长。”
“还有，你那么踩或老高头的女儿，说她是‘地老鼠’也有些过分。”
雷夏笑道：“老高头几次把女儿带到咱们蒙古包亮给大家看，可能就想找个北京知青当他女婿。我叫他女儿‘地老鼠’一点没踩或她的意思。她眼睛又小又亮，嘴巴向前突出，说话尖声尖气，让我马上就想起了地老鼠。”
“反正，你不能为了标榜自己不好色，对女的说骂就骂，。”
雷夏睁大眼睛：“唉呀，你是怎么回事呢？见个女的就替人拔撞。”
我不再说话了，再说话他又该说我好色了。
头被打破，手腕被咬伤，也没人过问，心里老有股火憋着。
不久，我捡了一条小狗，为此又打了一架。
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风雪。我起床推开门后, 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披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看样子很饿。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不知去向。
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豁然发现它卧在牛粪堆里，身上挂着一层白霜。它看见我，热烈地摇着尾巴，向我走过来，用舌头舔着我的皮裤。呀！它没忘记我，又回来了。
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一条苏联边防军的军犬名），以纪念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小犬英古斯。晚上它睡在我们的牛粪堆里。每天早上我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站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某天晚上，金刚要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低声说：“好狗不挡道！” 英古斯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多日憋在胸中的怒火爆发，我跳起来给了金刚胸脯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本想挥拳反击，但知道力量对比悬殊，他毫无胜算，只好作罢，低声说：“你别这么霸道, 不怵你！”
我两个拳头收在腰部, 随时准备开打。金刚气得脸色惨白，喘着粗气走出了蒙古包。
徐佐瞪着我，摇摇头。
雷夏也没有说话，金刚从外面回来后，对他嘘寒问暖，明显站在他一头。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唉，来草原后，可能是挨了一镐把，被狗咬了一口，肝火极盛，克制力极差。
金刚从此好长时间不跟我说话。
那天吃饭时，山顶说：“咱们的牛粪快没了，怎么办？”
雷夏想了想说：“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去捡牛粪，继续住在这里；一条是下牧民老乡的蒙古包，跟牧民们同吃同住。”
我说：“牧民老乡们都偏袒老姬头和贡格勒，对我们抄家心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集中住在一起，没必要分散自己的力量。”
雷夏说；“我还是主张下牧民蒙古包，跟他们同吃同住。何况其他地方的知青们，也大都下了包，跟牧民们住在一起。”
徐佐也表态支持下包。
我反驳道：“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有自己的住处，不能总住在牧民家里。短时间可以，长期却不合适。会给牧民增添麻烦，影响人家的生活，对我们自己
也有诸多不方便。”
雷夏说：“眼前，当务之急是牛粪没有了，我们怎么过冬？所以起码眼前，
下包是必要的。”
见雷夏不听自己的，我也不退让：“面对困难，我们应该克服，不应该逃避。
没有牛粪，我们可以去捡。”
山顶：“大冬天，雪那么厚，到哪儿去捡？就是有牛粪也都是冻的，没法烧。”
我说：“可以去扫羊粪嘛，羊粪盘有的是，扫一车，够我们烧好些天的。”
雷夏：“据我所知，大多数在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们都下牧民蒙古包了。这有很多好处，首先跟牧民住在一起能尽快学会草原上的基本生活技能。其次，与牧民们住在一起，能尽快学会蒙语。第三，我们要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只有与他们住在一起，才能了解他们，方便向他们学习。”
金刚频频点头：“雷夏说的对，应该下蒙古包。”
徐佐也站在雷夏一边：“跟贫下中牧相结合必须下包。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坚持道：“接受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不一定非要住在人家家里。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下农村也并没住在老乡家。我们到草原是要长期扎根的，是要待一辈子的，就应该有自己的住处。国家给我们知青安家费就是要我们建立自己的住处。而住在牧民家对人家对自己都不大方便。还有这次抄家能看出我们知青队伍的威力，步调一致，统一行动，无人抵挡。全因为我们集中住在一起，说干就干，说走就走，特别有战斗力。如果分散住到牧民家，彼此相隔几十里，我们就变成了一盘散沙，会被人各个击破。”
雷夏沉思道：“就眼下来说，正因为我们跟牧民有了隔膜，才更应下去，跟他们住在一起，才能打消隔膜。”
我还是想说服他：“老姬头用镐把打我脑袋，反对我们抄牧主，这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哪！幸亏没打中要害，等于是捡了一条命！对牧区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对牧民也不能不提防。他们跟牧主都联着亲，关系密切。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万一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谁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所以我反对下包。希望能保留住我们这个知青点，这是我们自己的阵地。”
雷夏：“那就每个人自己决定吧。”
夜里，我思考着下包问题。心想他雷夏为什么想下去呢？燃料问题是个导火索，但也可能是因为跟我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在学校里，我们是刎颈之交，曾一起去过西藏，蹲过局子，经过武斗，都生死与共。可下到牧区，我的话不灵了，他不那么尊重我了。哼哼，跟我在一起，他不能说了算，自然感觉不舒服了。所以就想下包，想摆脱我……因为这几个人里，只有我敢跟他顶。那几个人都是他的跟屁虫。
转眼儿，春节快到了。
我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1969年2月16日，年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夏要带着徐佐、金刚、山顶去6连找北京老乡去串包，走前问我去不去，我一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二则对雷夏有意见，嫌他老不听自己的话。就拒绝跟 他一起出去。结果自己一个人留在包里过年三十。
晚上，我包了四五个拳头大的饺子，以为个儿大，馅多，包的快，省事。可没想到，个儿大不好熟，放在锅里煮，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一个人吃完了年三十的破饺子。牙还特别疼，只好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转移转移注意力。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的，满是疙瘩的脸涨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不停地说，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儿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喝多了，又哭又唱（蒙语）：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嚎完了，他咧着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颗小泪珠。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说哭就哭。
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发牢骚：“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好，可惜，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 他的下巴咧了一下，像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戴上帽子，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惨叫，悠长而苍凉，大起大落，曲里拐弯，无限凄伤。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自己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回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夏，放心不下他。那时对立派要打他，他只好在师院躲藏。我宁肯不在家吃好饭，也要去师院陪着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夏却自己玩儿去，根本不顾自己的感受，心里煞是感慨。我在学校时大名鼎鼎，雷夏对我很尊重，很听我的话。但到草原后，我没了势力，他就不把我当回事了，还总跟我争辩……
到了初四，雷夏才回来，春节这几天他们在外面又吃又喝又聊，过的很滋润。
我冷冷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对我说：收到了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全分到山西插队, 傅勇生不想去, 希望我们帮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因为心里对雷夏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古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 再投靠别人。”
雷夏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怎能不管呢？”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闯成功了，他又要来。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接受不了这种行为。”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现在要来，我不反对。可我们拉起队伍后，曾反复劝他，他都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卦想来，对这样的行为，我就是接受不了。”
雷夏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你当初没跟我们一起来，所以现在我不管你。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在学校时，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我鄙视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人，看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怕去农村的人。我自己就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生活啊！姜傻子的事你也知道。他曾组织队伍步行去西藏插队落户…… 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人家会说我们是一个牛鬼蛇神子弟团伙，干什么都被动，很容易被人整。”
雷夏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什么意见？”
“先不要管这事。”
雷夏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夏瞪着我问：“怎么对不起你了？”
“你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就是不把我当回事。”
雷夏沉默片刻,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要是固执己见，我也固执己见。”我严厉地说。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行，你一意孤行，我也只好一意孤行。”
“别这样，你要后悔的。”
我阴沉着脸，心想顶多就分道扬镳呗，分就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 他们几个聊着天，故意不理睬我。我则默默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感觉雷夏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干什么事都他说了算。我当然不甘心。我不是他的小跟屁虫！他不听我的话就生气，这次非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话后果。现在他已经把那两个人给拉拢过去了。给傅勇生弄来，他更要多了一个铁哥儿们。
你既然不把我当回事，我就干点绝的，让你知道知道。于是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 揭露有人来内蒙古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说干就干，马上就在煤油灯下写好了信。
盟知青办：
我是高勒罕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您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您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47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 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我们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高勒罕牧场 7连 林胡
1969年1月×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要得罪雷夏，要招他恨。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愿意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小喽罗。我虽然孤僻，却不会给任何人拍马屁，包括自己父母，当然也不会给雷夏拍。现在这支队伍他说了算，我成了光杆司令，很不服气。论拳脚，论胳膊，论岁数，我都是老大。我应该说了算。他应该听我的。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 一人跑到场部, 找到了军代表, 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 不要把本牧场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 说经常有零零星星的北京知青自己跑到这儿来要求落户。答应今后慎重对待。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 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向领导告密的行径，为和雷夏斗气，这是头一次。
没几天，雷夏就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用仇恨的目光瞪着我，咬牙切齿说：“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卑鄙透顶！”
“躲避插队，躲避艰苦才卑鄙！”
“你为了跟我过不去，不惜一切手段。”
“对，用一切手段不让你成！”
“你越这样，我越帮，你写告密信没有用！注定失败！”
“我不怕。”
“你是过河拆桥，人家傅勇生帮了你多少忙！”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就是过河拆桥。你难道就不过河拆桥吗？”
雷夏气得脸色通红，眼睛几乎要冒火，双拳紧握。但他知道，动手肯定不是对手，只好咬紧牙关，忍下了这口气，嘴里冷冷说：“卑鄙！自私！无耻！”
……
从这以后，雷夏和我断绝外交关系，见面不再说话。他为傅勇生的事四处奔走，整天到场部找头头游说。
我承认自己好冲动，不能团结人。从初三写申请入团，争取了4年也没有入上，关键就是群众关系差。连老实巴交的山顶都团结不了。记得有个晚上, 我早早躺下睡觉，雷夏、金刚不在。山顶默默看他的《养马学》。亮着灯，我睡不着，就轻轻说：“睡觉好不好?”
山顶哼了一声，没有动作。我又说了一遍，他哼了一声，还没有动作。这下子我火了，从被窝里跳出来, 一下子吹灭了煤油灯。
山顶从不骂街，也气愤地低声骂道：“操他妈的！”
“操你妈！”
“哼，写告密信的家伙。卑鄙透顶！”
“我就写了！对卑鄙的事就用卑鄙的手段。”
“你别那么霸道！”
“就霸道，不服，出去练练。”
山顶气得鼓鼓，只好摸黑铺被子睡觉。他是个很忠实的人，搞枪的事可以感觉到。可惜他是雷夏的好朋友。
过去他们都听我的，视我为大哥。现在雷夏不听我的了，这几个小子也横起来，敢跟我顶。我自然气急败坏，针锋相对，以硬碰硬，不怵你们人多。
牛粪终于彻底没了。雷夏他们几个决定下包，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跟我别别扭扭地住在一起。贫协主任很快就给他们分下去。
只有徐佐走时跟我说了一下，其他人都不辞而别。
我也被分到了道尔吉家。他是全队闻名的又脏又神经，又抠门儿的家伙。别拿我开涮了。我借口看库房，继续一人住在知青蒙古包。知青们从牧主那儿抄来的大批物品都堆放在这个库房里。
刘英红她们以及锡林浩特知青也都下去了。东河就剩下自己一个知青。从早到晚，形影相吊，茕茕孓立。没啥了不起。鹰从来都是孤零零的，只有麻雀才一团一团。
一山不容二虎，一蒙古包不容俩头头。分开吧，我的道路一定雄壮而光荣。
独自一个人生活，最头疼的是做饭，自小到大从没干过这活儿。除了煮小米粥、煮羊肉能行，其他都二把刀，瞎凑合。锅里有剩粥，就用茶壶煮肉；没案板，用黑锅盖代替；盆碗根本不刷；小米饭煮糊了，继续吃。剩下最糊的喂狗。
记得有一次，我准备炸一脸盆果子(牧民喝茶放在茶里的面食。把面炸成小方块)，油热了，面还没和好。我赶紧和，油冒烟了，才开始擀。用悠双杠的劲头，玩儿命地擀。边擀，边用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局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坚持，坚持，马上就好了。我一面拼命切着面片，一面安慰着自己。就在这时，油“忽”地着了，火苗窜到蒙古包顶。慌得我赶忙戴上皮手套把着火的油锅端到外面，结果眉毛让火苗给烧焦，案板上切好的面片留下了一个大黑脚印。
蒙古老乡常说：“聪明人做饭看火，傻瓜蛋做饭看锅。”我当时哪里知道?
对于不讲卫生的人来说，这大草原可是个好地方。人烟稀少，又没女的，脸再脏，手再黑也没人笑话。我每天不洗脸，不洗脚，省下时间看书学习，或干别的，也挺惬意。
据说老姬头从场部放回来了，在群专的地窝子里关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吹牛：“要不是我嘴硬，跟群专的头头吵了一架，他们还不放呢！我怕球的? 四七年的老兵，他敢咋地我?”
下牧区才来两个月就得罪了众多人，为自卫，也为了保卫我们抄家的成果，我准备了一根小腿粗的棒子，怀里揣着那把从贡哥勒家抄的尖刀，十分警惕地守护着三间破土房。
晚上，东河漆黑一团。茫茫四野，就自己一个人。英古斯在门外为我站岗放哨，稍有动静，它就叫唤，让我放心睡觉。
碗上积着一层灰尘，水桶里飘着羊粪蛋儿，毡子上粘着一块块肉屑，手黑污污的……全不吝，照样吃手扒肉，喝茶，睡觉。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也没啥了不起。就是大便难受，隆冬腊月，草原坦平如坻，没一点遮挡，蹲一会儿，屁股跟刀割般疼。——为格斗方便，我从不穿皮得勒。所以每天解便是最受罪的时候。
后来回想起这一段，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自己这么暴躁，这么刚愎，这么肝火盛，刚来牧区就与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
可能是被人打昏倒和被狗咬了一口破坏了自己的神经系统，特别易怒。手腕上的伤口由于天气冷，迟迟不好，弄得我极烦躁。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无法容忍。为一点小事，就气得要命，跟谁都想掐。仗着自己胳膊粗，腿壮，会点拳脚，谁也不放在眼里，赖得耍嘴皮子，说不了几句话就想动手。
雷夏他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能在荒凉蛮野的地方，一个人孤独生活的人，才是强者。
老虎总是孤零零的，绵羊才一群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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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血色黄昏》源于杨沫之子老鬼在内蒙古兵团8年的真实经历。本文试图通过阐述《血色黄昏》诞生的背景缘由以及出书的坎坷曲折，使作品的内涵及价值得以深刻全面的展现。
一、老鬼的血色经历
老鬼，本名马波，作家杨沫之子，他在父亲的打骂、母亲的冷漠中长大，形成了敏感叛逆的性格特质，又受17年革命文化的教育影响，思想极左。为抗美援越，他率领红卫兵打砸抢了自己的家。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和同学偷跑到反修第一线的内蒙古，渴望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业。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投入“挖肃”运动，由此和当地牧民关系恶劣。老鬼及北京知青在开门整党时，给指导员提意见，遭领导嫉恨，后因老鬼与指导员的一亲信打架，被抓到把柄，随后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老鬼被抓，其言论行为被上升为政治问题，定为“现行反革命”，开批斗会游斗示众。
老鬼去内蒙古近八年，有5年都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折磨中度过。母亲杨沫最终对老鬼施以援手，给周恩来写信，后由总理办公室转内蒙古一把手尤太忠进行复查，老鬼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从“现行反革命”改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污蔑江青）。1975兵团撤销，老鬼在父亲马建民的战友大同市原劳动局长高万章的帮助下，得以在1976年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
二、写书的艰难坎坷
老鬼在多年“现行反革命”的残酷经历中不仅没有丧失理智，反而觉醒。他发现现实与学校教育完全不同，极左思想得以纠正。老鬼在1975年的内蒙古草原就开始着手写《血色黄昏》，他的作品是纪实性的，写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1976年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母亲杨沫得知老鬼在写《血色黄昏》，认为写这部书稿很危险，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会被批判，坚决反对。为中断老鬼写作，父亲马建民偷走手稿。老鬼写信索要，说了威胁的话，马建民和杨沫认为儿子过河拆桥，声明与他断绝一切关系。迫使老鬼不得不凭着记忆从头写起。直到老鬼在1977年高考中以大同市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父母才与他恢复正常往来。
到北大后不久，老鬼又因为与外国记者接触，向法新社记者介绍了知青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上了内参。杨沫担心其受到牵连，给北大中文系写信表态，与老鬼划清界限。又因西单民主墙事件，老鬼认为不能对《探索》刊物主编、民主运动激进发言人之一的魏**以言治罪，与父亲再次发生争论，导致被赶出家门。这却激发起了老鬼的力量，义无反顾的埋头修改书稿，以宣泄胸中苦闷。
三、出书的辛酸曲折
《血色黄昏》原名《八年》，源于老鬼在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76年结束，历时八年。作品于1978年完成，从此，老鬼走上了漫漫出书路。
《今天》的朋友赵一凡读完手稿后大为震撼，写了长篇读后感，建议老鬼保持真实本色，少进行艺术加工，将自己的缺点变为优点。校友陈建功也对此手稿表示肯定，将其推荐给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吕果审阅，吕果认为书稿须大改才能出版，又将书稿介绍给《十月》编辑田增翔，田增翔认为这部作品不出版实在可惜，又将书稿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室副主任许岱。许岱等看后决定出版，后因形势有变，书稿被迫搁置。老鬼的岳母带老鬼找《清明》主编陈登科寻求支持，但《清明》以本刊是发表中篇小说为主的刊物，将稿子退回。陈登科爱莫能助。
与老鬼均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张曼菱，流泪读完书稿，将其介绍给《收获》杂志的编辑李小林，但因作品过于粗糙幼稚而被婉拒。老鬼的同事，张天翼之女张章主动帮老鬼将书稿推荐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依旧被拒。母亲杨沫得知后，又给老鬼介绍了花城出版社，但《花城》的编辑看后认为作品写一个知青受迫害，没典型意义。
书稿一路漂泊，张曼菱又推荐给《黄河》副主编郑义，他读完手稿后大为感动，但增刊申请无法批下，此事便不了了之。《今天》的徐晓后又将书稿推荐给作家出版社，亦未成功。老鬼的朋友还推荐给香港的三联书店，依旧被退稿。老鬼向十四家出版单位投稿，皆被拒绝。
幸而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南云瑞调到中国工人出版社任副主编，他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老鬼手稿，让岳建一去找，岳建一对书稿一字未改。《八年》书稿运作到最后阶段，老鬼的姐姐徐然将其定名为“血色黄昏”，开创以“血色”打头命名作品的先河。1987年初冬《血色黄昏》终于出版。老鬼从1975年动笔，1978年写出初稿，直至最后定稿出版，历时12年。
四、《血色黄昏》的得与失
《血色黄昏》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老鬼通过原始、本真的语言，记录了自己亲历的事件，小说几乎没有虚构，也没有艺术加工，它的结构完全是随老鬼的经历而直线式展开的。很多批评家指责其语言粗糙、文学性不足，而这些所谓的缺点恰恰是见证文学的优点。见证文学的最高原则是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它突出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新闻性和纪实性，任何艺术加工都会损害见证的客观性。这就要求作家必须超越意识形态话语，真实记录个人在历史中的深切感受。
《血色黄昏》作为文革中的个体见证叙事，在很多方面丰富、补充、超越了同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叙述模式。其震撼力来自老鬼对伦理道德和法治彻底崩溃的极权环境下，意识形态教育洗脑作用的揭示。它不像同时期的知青小说带有过多的理想色彩。有些评论家认为作品的描写过于粗蛮，但正是如此，才能显现出它的见证力量和认识价值。《血色黄昏》出版后一炮而红，引起巨大震动，不仅大陆读者抢购如潮，香港、台湾、北美各地也骤然刮起“老鬼旋风”。
但它也有不足，老鬼受17年革命文化教育，虽然极左思想观念在多年“现行反革命”生涯中得以矫正，可他仍缺乏一套独立于革命文化的价值标准，这决定了他只能用革命文化逆反革命文化，最终的效果自然差强人意，并不深刻，从这个方面讲，《血色黄昏》没有超越当时的“伤痕文学”。
参考文献
[1]《血色黄昏》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2] 陶东风/见证极权环境下的人性变异——《血色黄昏》解读/文化研究.第17辑(2013年)
文章来源:《品读》杂志/2018年8月；文章原题:《血色黄昏》诞生的血泪史
本文经老鬼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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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抄家，又动手打了牧主，牧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总到我们蒙古包里坐坐，聊聊，看看。我们的行动惊吓了他们。别看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身体魁梧，又块儿又壮，却不喜欢打人动武。抓内人党，给他们抓得很紧张，对我们知青有点唯唯诺诺。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他们个个都噤若寒蝉。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但雷夏、徐佐他们几个整天醉心于谈论马，串蒙古包，很少关心我的伤情。
某天，新来的北京女知青张英华见木桩上拴着一匹马就问：“这是谁的马？让我骑骑。”
我们蒙古包里没人听见她的话，也就没人理睬。
她解开缰绳，骑上马，向草原深处走去。
雷夏听见马蹄声，赶忙走出蒙古包，气得脸色变了：“嘿，谁叫你骑我马的？”
张英华很不好意思，连说：“对不起，我刚才问来着，没人回答。”
雷夏高声说：“那你就偷骑我的马呀！”
张英华见雷夏生气了，赶忙下了马，再三表示：“对不起，对不起。”
雷夏还不罢休：“哼，什么东西！”
张英华一听脸色变了，顶了他一句：“你什么东西？”
雷夏勃然大怒：“你别穷狂！找骂啊！烂圈子！臭大粪！”
张英华的脸涨红了。“你别骂人！嘴干净点！”
刘英红从女生蒙古包里走出来，劝雷夏：“都是北京的，又都是自己跑来的，别吵了。”
雷夏：“北京的多了，什么人都有。包括烂圈子！骚婆娘、臭大粪！二皮脸！”
给张英华骂的直发愣。
说实话，我有点同情张英华。晚上，我对雷夏说：“你干吗冲张英华发那么大火呢？”
“我看不惯她那个炸炸呼呼的样子，还老虎屁股摸不得，穷横！”
“我没觉得她老虎屁股摸不得呀？
雷夏笑道：“你太好色了，一见漂亮女的就犯晕。”
我说：“反正我觉得对女同志不能当众这么狠的骂。”
“我骂她怎么了？你别见了有点姿色的女的就骨头软。”
我克制着自己的不满说：“雷夏，你不好色这点我佩服。她偷骑你的马不对，但你一说，她就不骑了。就别再骂人家了。”
雷夏愤愤道：“哼，这马我自己都舍不得骑啊！懂不懂规矩。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非要巴结你！哼，看错了人！”
我说：“那人家长得漂亮也不犯法吧？”
雷夏嘲笑道：“嘿，你不是很佩服武松不贪恋女色吗？怎么老替女的说话？”
我说：“跟男的相比，女的总算弱者，不能像骂男的那么骂女的。”
雷夏摇摇头：“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女的因为其弱反而比男的吃香，活的长。”
“还有，你那么踩或老高头的女儿，说她是‘地老鼠’也有些过分。”
雷夏笑道：“老高头几次把女儿带到咱们蒙古包亮给大家看，可能就想找个北京知青当他女婿。我叫他女儿‘地老鼠’一点没踩或她的意思。她眼睛又小又亮，嘴巴向前突出，说话尖声尖气，让我马上就想起了地老鼠。”
“反正，你不能为了标榜自己不好色，对女的说骂就骂，。”
雷夏睁大眼睛：“唉呀，你是怎么回事呢？见个女的就替人拔撞。”
我不再说话了，再说话他又该说我好色了。
头被打破，手腕被咬伤，也没人过问，心里老有股火憋着。
不久，我捡了一条小狗，为此又打了一架。
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风雪。我起床推开门后, 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披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看样子很饿。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不知去向。
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豁然发现它卧在牛粪堆里，身上挂着一层白霜。它看见我，热烈地摇着尾巴，向我走过来，用舌头舔着我的皮裤。呀！它没忘记我，又回来了。
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一条苏联边防军的军犬名），以纪念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小犬英古斯。晚上它睡在我们的牛粪堆里。每天早上我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站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某天晚上，金刚要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低声说：“好狗不挡道！” 英古斯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多日憋在胸中的怒火爆发，我跳起来给了金刚胸脯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本想挥拳反击，但知道力量对比悬殊，他毫无胜算，只好作罢，低声说：“你别这么霸道, 不怵你！”
我两个拳头收在腰部, 随时准备开打。金刚气得脸色惨白，喘着粗气走出了蒙古包。
徐佐瞪着我，摇摇头。
雷夏也没有说话，金刚从外面回来后，对他嘘寒问暖，明显站在他一头。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唉，来草原后，可能是挨了一镐把，被狗咬了一口，肝火极盛，克制力极差。
金刚从此好长时间不跟我说话。
那天吃饭时，山顶说：“咱们的牛粪快没了，怎么办？”
雷夏想了想说：“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去捡牛粪，继续住在这里；一条是下牧民老乡的蒙古包，跟牧民们同吃同住。”
我说：“牧民老乡们都偏袒老姬头和贡格勒，对我们抄家心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集中住在一起，没必要分散自己的力量。”
雷夏说；“我还是主张下牧民蒙古包，跟他们同吃同住。何况其他地方的知青们，也大都下了包，跟牧民们住在一起。”
徐佐也表态支持下包。
我反驳道：“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有自己的住处，不能总住在牧民家里。短时间可以，长期却不合适。会给牧民增添麻烦，影响人家的生活，对我们自己
也有诸多不方便。”
雷夏说：“眼前，当务之急是牛粪没有了，我们怎么过冬？所以起码眼前，
下包是必要的。”
见雷夏不听自己的，我也不退让：“面对困难，我们应该克服，不应该逃避。
没有牛粪，我们可以去捡。”
山顶：“大冬天，雪那么厚，到哪儿去捡？就是有牛粪也都是冻的，没法烧。”
我说：“可以去扫羊粪嘛，羊粪盘有的是，扫一车，够我们烧好些天的。”
雷夏：“据我所知，大多数在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们都下牧民蒙古包了。这有很多好处，首先跟牧民住在一起能尽快学会草原上的基本生活技能。其次，与牧民们住在一起，能尽快学会蒙语。第三，我们要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只有与他们住在一起，才能了解他们，方便向他们学习。”
金刚频频点头：“雷夏说的对，应该下蒙古包。”
徐佐也站在雷夏一边：“跟贫下中牧相结合必须下包。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坚持道：“接受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不一定非要住在人家家里。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下农村也并没住在老乡家。我们到草原是要长期扎根的，是要待一辈子的，就应该有自己的住处。国家给我们知青安家费就是要我们建立自己的住处。而住在牧民家对人家对自己都不大方便。还有这次抄家能看出我们知青队伍的威力，步调一致，统一行动，无人抵挡。全因为我们集中住在一起，说干就干，说走就走，特别有战斗力。如果分散住到牧民家，彼此相隔几十里，我们就变成了一盘散沙，会被人各个击破。”
雷夏沉思道：“就眼下来说，正因为我们跟牧民有了隔膜，才更应下去，跟他们住在一起，才能打消隔膜。”
我还是想说服他：“老姬头用镐把打我脑袋，反对我们抄牧主，这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哪！幸亏没打中要害，等于是捡了一条命！对牧区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对牧民也不能不提防。他们跟牧主都联着亲，关系密切。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万一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谁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所以我反对下包。希望能保留住我们这个知青点，这是我们自己的阵地。”
雷夏：“那就每个人自己决定吧。”
夜里，我思考着下包问题。心想他雷夏为什么想下去呢？燃料问题是个导火索，但也可能是因为跟我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在学校里，我们是刎颈之交，曾一起去过西藏，蹲过局子，经过武斗，都生死与共。可下到牧区，我的话不灵了，他不那么尊重我了。哼哼，跟我在一起，他不能说了算，自然感觉不舒服了。所以就想下包，想摆脱我……因为这几个人里，只有我敢跟他顶。那几个人都是他的跟屁虫。
转眼儿，春节快到了。
我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1969年2月16日，年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夏要带着徐佐、金刚、山顶去6连找北京老乡去串包，走前问我去不去，我一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二则对雷夏有意见，嫌他老不听自己的话。就拒绝跟 他一起出去。结果自己一个人留在包里过年三十。
晚上，我包了四五个拳头大的饺子，以为个儿大，馅多，包的快，省事。可没想到，个儿大不好熟，放在锅里煮，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一个人吃完了年三十的破饺子。牙还特别疼，只好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转移转移注意力。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的，满是疙瘩的脸涨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不停地说，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儿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喝多了，又哭又唱（蒙语）：
昏特太得毛主席， 昏特太得毛主席， 塔布勒马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嚎完了，他咧着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颗小泪珠。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说哭就哭。
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发牢骚：“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好，可惜，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 他的下巴咧了一下，像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戴上帽子，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惨叫，悠长而苍凉，大起大落，曲里拐弯，无限凄伤。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自己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回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夏，放心不下他。那时对立派要打他，他只好在师院躲藏。我宁肯不在家吃好饭，也要去师院陪着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夏却自己玩儿去，根本不顾自己的感受，心里煞是感慨。我在学校时大名鼎鼎，雷夏对我很尊重，很听我的话。但到草原后，我没了势力，他就不把我当回事了，还总跟我争辩……
到了初四，雷夏才回来，春节这几天他们在外面又吃又喝又聊，过的很滋润。
我冷冷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对我说：收到了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全分到山西插队, 傅勇生不想去, 希望我们帮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因为心里对雷夏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古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 再投靠别人。”
雷夏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怎能不管呢？”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闯成功了，他又要来。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接受不了这种行为。”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现在要来，我不反对。可我们拉起队伍后，曾反复劝他，他都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卦想来，对这样的行为，我就是接受不了。”
雷夏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你当初没跟我们一起来，所以现在我不管你。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在学校时，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我鄙视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人，看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怕去农村的人。我自己就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生活啊！姜傻子的事你也知道。他曾组织队伍步行去西藏插队落户…… 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人家会说我们是一个牛鬼蛇神子弟团伙，干什么都被动，很容易被人整。”
雷夏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什么意见？”
“先不要管这事。”
雷夏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夏瞪着我问：“怎么对不起你了？”
“你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就是不把我当回事。”
雷夏沉默片刻,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要是固执己见，我也固执己见。”我严厉地说。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行，你一意孤行，我也只好一意孤行。”
“别这样，你要后悔的。”
我阴沉着脸，心想顶多就分道扬镳呗，分就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 他们几个聊着天，故意不理睬我。我则默默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感觉雷夏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干什么事都他说了算。我当然不甘心。我不是他的小跟屁虫！他不听我的话就生气，这次非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话后果。现在他已经把那两个人给拉拢过去了。给傅勇生弄来，他更要多了一个铁哥儿们。
你既然不把我当回事，我就干点绝的，让你知道知道。于是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 揭露有人来内蒙古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说干就干，马上就在煤油灯下写好了信。
盟知青办：
我是高勒罕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您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您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47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 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我们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高勒罕牧场 7连 林胡
1969年1月×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要得罪雷夏，要招他恨。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愿意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小喽罗。我虽然孤僻，却不会给任何人拍马屁，包括自己父母，当然也不会给雷夏拍。现在这支队伍他说了算，我成了光杆司令，很不服气。论拳脚，论胳膊，论岁数，我都是老大。我应该说了算。他应该听我的。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 一人跑到场部, 找到了军代表, 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 不要把本牧场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 说经常有零零星星的北京知青自己跑到这儿来要求落户。答应今后慎重对待。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 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向领导告密的行径，为和雷夏斗气，这是头一次。
没几天，雷夏就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用仇恨的目光瞪着我，咬牙切齿说：“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卑鄙透顶！”
“躲避插队，躲避艰苦才卑鄙！”
“你为了跟我过不去，不惜一切手段。”
“对，用一切手段不让你成！”
“你越这样，我越帮，你写告密信没有用！注定失败！”
“我不怕。”
“你是过河拆桥，人家傅勇生帮了你多少忙！”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就是过河拆桥。你难道就不过河拆桥吗？”
雷夏气得脸色通红，眼睛几乎要冒火，双拳紧握。但他知道，动手肯定不是对手，只好咬紧牙关，忍下了这口气，嘴里冷冷说：“卑鄙！自私！无耻！”
……
从这以后，雷夏和我断绝外交关系，见面不再说话。他为傅勇生的事四处奔走，整天到场部找头头游说。
我承认自己好冲动，不能团结人。从初三写申请入团，争取了4年也没有入上，关键就是群众关系差。连老实巴交的山顶都团结不了。记得有个晚上, 我早早躺下睡觉，雷夏、金刚不在。山顶默默看他的《养马学》。亮着灯，我睡不着，就轻轻说：“睡觉好不好?”
山顶哼了一声，没有动作。我又说了一遍，他哼了一声，还没有动作。这下子我火了，从被窝里跳出来, 一下子吹灭了煤油灯。
山顶从不骂街，也气愤地低声骂道：“操他妈的！”
“操你妈！”
“哼，写告密信的家伙。卑鄙透顶！”
“我就写了！对卑鄙的事就用卑鄙的手段。”
“你别那么霸道！”
“就霸道，不服，出去练练。”
山顶气得鼓鼓，只好摸黑铺被子睡觉。他是个很忠实的人，搞枪的事可以感觉到。可惜他是雷夏的好朋友。
过去他们都听我的，视我为大哥。现在雷夏不听我的了，这几个小子也横起来，敢跟我顶。我自然气急败坏，针锋相对，以硬碰硬，不怵你们人多。
牛粪终于彻底没了。雷夏他们几个决定下包，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跟我别别扭扭地住在一起。贫协主任很快就给他们分下去。
只有徐佐走时跟我说了一下，其他人都不辞而别。
我也被分到了道尔吉家。他是全队闻名的又脏又神经，又抠门儿的家伙。别拿我开涮了。我借口看库房，继续一人住在知青蒙古包。知青们从牧主那儿抄来的大批物品都堆放在这个库房里。
刘英红她们以及锡林浩特知青也都下去了。东河就剩下自己一个知青。从早到晚，形影相吊，茕茕孓立。没啥了不起。鹰从来都是孤零零的，只有麻雀才一团一团。
一山不容二虎，一蒙古包不容俩头头。分开吧，我的道路一定雄壮而光荣。
独自一个人生活，最头疼的是做饭，自小到大从没干过这活儿。除了煮小米粥、煮羊肉能行，其他都二把刀，瞎凑合。锅里有剩粥，就用茶壶煮肉；没案板，用黑锅盖代替；盆碗根本不刷；小米饭煮糊了，继续吃。剩下最糊的喂狗。
记得有一次，我准备炸一脸盆果子(牧民喝茶放在茶里的面食。把面炸成小方块)，油热了，面还没和好。我赶紧和，油冒烟了，才开始擀。用悠双杠的劲头，玩儿命地擀。边擀，边用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局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坚持，坚持，马上就好了。我一面拼命切着面片，一面安慰着自己。就在这时，油“忽”地着了，火苗窜到蒙古包顶。慌得我赶忙戴上皮手套把着火的油锅端到外面，结果眉毛让火苗给烧焦，案板上切好的面片留下了一个大黑脚印。
蒙古老乡常说：“聪明人做饭看火，傻瓜蛋做饭看锅。”我当时哪里知道?
对于不讲卫生的人来说，这大草原可是个好地方。人烟稀少，又没女的，脸再脏，手再黑也没人笑话。我每天不洗脸，不洗脚，省下时间看书学习，或干别的，也挺惬意。
据说老姬头从场部放回来了，在群专的地窝子里关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吹牛：“要不是我嘴硬，跟群专的头头吵了一架，他们还不放呢！我怕球的? 四七年的老兵，他敢咋地我?”
下牧区才来两个月就得罪了众多人，为自卫，也为了保卫我们抄家的成果，我准备了一根小腿粗的棒子，怀里揣着那把从贡哥勒家抄的尖刀，十分警惕地守护着三间破土房。
晚上，东河漆黑一团。茫茫四野，就自己一个人。英古斯在门外为我站岗放哨，稍有动静，它就叫唤，让我放心睡觉。
碗上积着一层灰尘，水桶里飘着羊粪蛋儿，毡子上粘着一块块肉屑，手黑污污的……全不吝，照样吃手扒肉，喝茶，睡觉。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也没啥了不起。就是大便难受，隆冬腊月，草原坦平如坻，没一点遮挡，蹲一会儿，屁股跟刀割般疼。——为格斗方便，我从不穿皮得勒。所以每天解便是最受罪的时候。
……
后来回想起这一段，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自己这么暴躁，这么刚愎，这么肝火盛，刚来牧区就与最好的朋友分道扬镳。
可能是被人打昏倒和被狗咬了一口破坏了自己的神经系统，特别易怒。手腕上的伤口由于天气冷，迟迟不好，弄得我极烦躁。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无法容忍。为一点小事，就气得要命，跟谁都想掐。仗着自己胳膊粗，腿壮，会点拳脚，谁也不放在眼里，赖得耍嘴皮子，说不了几句话就想动手。
雷夏他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能在荒凉蛮野的地方，一个人孤独生活的人，才是强者。
老虎总是孤零零的，绵羊才一群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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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血色黄昏》源于杨沫之子老鬼在内蒙古兵团8年的真实经历。本文试图通过阐述《血色黄昏》诞生的背景缘由以及出书的坎坷曲折，使作品的内涵及价值得以深刻全面的展现。
一、老鬼的血色经历
老鬼，本名马波，作家杨沫之子，他在父亲的打骂、母亲的冷漠中长大，形成了敏感叛逆的性格特质，又受17年革命文化的教育影响，思想极左。为抗美援越，他率领红卫兵打砸抢了自己的家。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和同学偷跑到反修第一线的内蒙古，渴望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业。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投入“挖肃”运动，由此和当地牧民关系恶劣。老鬼及北京知青在开门整党时，给指导员提意见，遭领导嫉恨，后因老鬼与指导员的一亲信打架，被抓到把柄，随后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老鬼被抓，其言论行为被上升为政治问题，定为“现行反革命”，开批斗会游斗示众。
老鬼去内蒙古近八年，有5年都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折磨中度过。母亲杨沫最终对老鬼施以援手，给周恩来写信，后由总理办公室转内蒙古一把手尤太忠进行复查，老鬼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从“现行反革命”改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污蔑江青）。1975兵团撤销，老鬼在父亲马建民的战友大同市原劳动局长高万章的帮助下，得以在1976年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
二、写书的艰难坎坷
老鬼在多年“现行反革命”的残酷经历中不仅没有丧失理智，反而觉醒。他发现现实与学校教育完全不同，极左思想得以纠正。老鬼在1975年的内蒙古草原就开始着手写《血色黄昏》，他的作品是纪实性的，写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1976年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母亲杨沫得知老鬼在写《血色黄昏》，认为写这部书稿很危险，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会被批判，坚决反对。为中断老鬼写作，父亲马建民偷走手稿。老鬼写信索要，说了威胁的话，马建民和杨沫认为儿子过河拆桥，声明与他断绝一切关系。迫使老鬼不得不凭着记忆从头写起。直到老鬼在1977年高考中以大同市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父母才与他恢复正常往来。
到北大后不久，老鬼又因为与外国记者接触，向法新社记者介绍了知青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上了内参。杨沫担心其受到牵连，给北大中文系写信表态，与老鬼划清界限。又因西单民主墙事件，老鬼认为不能对《探索》刊物主编、民主运动激进发言人之一的魏**以言治罪，与父亲再次发生争论，导致被赶出家门。这却激发起了老鬼的力量，义无反顾的埋头修改书稿，以宣泄胸中苦闷。
三、出书的辛酸曲折
《血色黄昏》原名《八年》，源于老鬼在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76年结束，历时八年。作品于1978年完成，从此，老鬼走上了漫漫出书路。
《今天》的朋友赵一凡读完手稿后大为震撼，写了长篇读后感，建议老鬼保持真实本色，少进行艺术加工，将自己的缺点变为优点。校友陈建功也对此手稿表示肯定，将其推荐给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吕果审阅，吕果认为书稿须大改才能出版，又将书稿介绍给《十月》编辑田增翔，田增翔认为这部作品不出版实在可惜，又将书稿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室副主任许岱。许岱等看后决定出版，后因形势有变，书稿被迫搁置。老鬼的岳母带老鬼找《清明》主编陈登科寻求支持，但《清明》以本刊是发表中篇小说为主的刊物，将稿子退回。陈登科爱莫能助。
与老鬼均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张曼菱，流泪读完书稿，将其介绍给《收获》杂志的编辑李小林，但因作品过于粗糙幼稚而被婉拒。老鬼的同事，张天翼之女张章主动帮老鬼将书稿推荐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依旧被拒。母亲杨沫得知后，又给老鬼介绍了花城出版社，但《花城》的编辑看后认为作品写一个知青受迫害，没典型意义。
书稿一路漂泊，张曼菱又推荐给《黄河》副主编郑义，他读完手稿后大为感动，但增刊申请无法批下，此事便不了了之。《今天》的徐晓后又将书稿推荐给作家出版社，亦未成功。老鬼的朋友还推荐给香港的三联书店，依旧被退稿。老鬼向十四家出版单位投稿，皆被拒绝。
幸而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南云瑞调到中国工人出版社任副主编，他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老鬼手稿，让岳建一去找，岳建一对书稿一字未改。《八年》书稿运作到最后阶段，老鬼的姐姐徐然将其定名为“血色黄昏”，开创以“血色”打头命名作品的先河。1987年初冬《血色黄昏》终于出版。老鬼从1975年动笔，1978年写出初稿，直至最后定稿出版，历时12年。
四、《血色黄昏》的得与失
《血色黄昏》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老鬼通过原始、本真的语言，记录了自己亲历的事件，小说几乎没有虚构，也没有艺术加工，它的结构完全是随老鬼的经历而直线式展开的。很多批评家指责其语言粗糙、文学性不足，而这些所谓的缺点恰恰是见证文学的优点。见证文学的最高原则是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它突出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新闻性和纪实性，任何艺术加工都会损害见证的客观性。这就要求作家必须超越意识形态话语，真实记录个人在历史中的深切感受。
《血色黄昏》作为文革中的个体见证叙事，在很多方面丰富、补充、超越了同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叙述模式。其震撼力来自老鬼对伦理道德和法治彻底崩溃的极权环境下，意识形态教育洗脑作用的揭示。它不像同时期的知青小说带有过多的理想色彩。有些评论家认为作品的描写过于粗蛮，但正是如此，才能显现出它的见证力量和认识价值。《血色黄昏》出版后一炮而红，引起巨大震动，不仅大陆读者抢购如潮，香港、台湾、北美各地也骤然刮起“老鬼旋风”。
但它也有不足，老鬼受17年革命文化教育，虽然极左思想观念在多年“现行反革命”生涯中得以矫正，可他仍缺乏一套独立于革命文化的价值标准，这决定了他只能用革命文化逆反革命文化，最终的效果自然差强人意，并不深刻，从这个方面讲，《血色黄昏》没有超越当时的“伤痕文学”。
参考文献
[1]《血色黄昏》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2] 陶东风/见证极权环境下的人性变异——《血色黄昏》解读/文化研究.第17辑(2013年)
文章来源:《品读》杂志/2018年8月；文章原题:《血色黄昏》诞生的血泪史
本文经老鬼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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