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做了“逃兵”，因为组织不要我
拜读了坛坛BeagleDog博友的【母亲家的海外关系】，其中的一句 “关系就躺在每个人的档案里，关键时刻就出来钳制一下”，没想到菇凉也能一针见血！让我想起了逃离北大荒的真正原因。我曾经有一篇小文「人生三次大逃亡」，我将那篇藏头去尾，仅仅把关于实际在北大荒劳动的日子发了小文（参见：秋天开始的“播种”，69届“中学”生的记忆）。
那是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历史所造成的特殊一代人。我就是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9月踏上了白山黑水。作为曾经的“逃兵”，并不是光彩的事情。为什么自称逃兵，因为还有很多的同学坚持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多样，一帆风顺是人生，苦难历程也是人生。然而精神的力量是多么的重要，有了精神人就是钢；没有了目标，人比玻璃还要脆弱。
我是凡人，个子矮小，没有能力站在高度去述评那一段历史，因为我也生活在其中，只能不断自我进取进化。我也不愿当“祥林嫂”，去向过去讨要什么悲天悯人。只是希望告诉年轻的人们和自己的后代，正确看待社会，对待人生，人生的明智选择并为之努力才是自己的救世主，结果会伴之而来，上帝还是公平的。
那一年中学“毕业生”们，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清楚地记得列车经过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窗外是一片被晨霜笼罩的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大地苍天。
那个时代，当然的必然趋势，我们会要争取入团，然后仍要向上，还要入党。要求进步，行动自然要跟得上，任何都要干在先。于是我被通知将被派到团部政治处，所以自然而然就到了填表审查阶段，我如实地填写了家庭成员等等一系列项目，交给了一位大于我的知青。TA看到我和父亲的姓不一样就问为什么，我说那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申请也没有批下来。
于是有一天指导员带着沉重的面孔告诉我，“外调回来了，你不符合“进步”的条件，而且连队的文书工作也不适合了，因为有人提出了异议，不过小学缺人一直要你去，不去团部也好”。当时那个决定对我，一个还没有成人，没有选举权的女孩子来说，好比晴天霹雳！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窿（虽然我多次掉进沼泽和冰河），但那一次我的心比冰还冰！
从此我看着远山偷偷流泪，望着流水独自发呆。我迷茫了，失望了，没有了方向。我对着荒野，想问一问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有一天，同一个宿舍的贺兰山悄悄告诉我，她要走了。我大彻大悟，我为什么不走？于是，我留下了所有的生活用品，仅把我带到北大荒的书籍又装进了父亲给我的一只旧皮箱。请一位姓于的北京知青大哥（我们都叫他“干勾”）帮忙，因为他担任全连的热水锅炉，一年到头早起，乐于助人。黎明前的黑暗中他送我到路旁，彻骨的寒风中等待开往鹤岗火车站的汽车。
汽车来了，大概那位大哥明白我是要“逃跑”吧，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把那只手提箱扔上了汽车顶，挥了挥手。汽车内我想起道谢，我回头望去，可很快冰花遮住了玻璃，一切都看不清楚了。我永远感谢那位大哥，在他无私的帮助下，我成功地做了不光彩的“逃兵”。
在火车上一位回京探亲的知青热心地帮助我，照顾我辗转经鹤岗，三棵树，哈尔滨，天津，终于到了北京车站，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将近两年了，我第一次抓住母亲放声大哭，没完没了。然后立即住进了近邻的协和医院急救室，因为双脚10个指头如同黑色的糖葫芦，还有黢黑充水的两个耳朵，都没有了知觉。医生说严重的冻伤，再晚一点儿，就只能…。虽然我是唯物主义，虽然上帝给了我“逃”的惩罚=冻伤，但还是善意地留给了一个完整的我，让我能够继续自食其力。感恩，感谢帮助我的那位于大哥，还有那位火车上相助的知青。
最后，回到原话题，如果我不要求进步，也就不会有外调，那么我的个人档案上还是“X干”；而那以后我就成了黑几类。原来的文书工作也不能继续了，所谓的“理想”彻底破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以后，不论怎样被培养；无论如何被介绍，我都忘不了那次的失望。有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也是一种解脱or超脱，一种可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方式（笑），误人子弟了。
您有没有参与其中，一放歌喉？
都是50-52年出生的北京人，他们的那种青春无悔，为国献身，战友情之类的mentality，与同代在土里刨食的知青们感受很不一样
好像怀念的是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这得赖到文革头上，本来就没受什么教育的人，当农民久了，不习惯思考了。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
一起生活时间长的人，会对中国社会认识深刻一些。
当然，俺是插队一年多的小字辈知青，认识肯定肤浅，哈
渐渐地好像也表现得热爱那年头了，尽管当时实际上苦哈哈的。
只是一部分人而已。
不允许。
文革期间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家乡县城禁止农民进城卖东西，只有蔬菜才允许由附城公社的专种蔬菜的人进城卖。他们种的蔬菜也是首先要按定额由国营菓菜公司收购，剩余的少量允许进城在农贸市场摆卖。
那时县城不仅粮、油、糖、肉等全部必须到国营店购买（按定额），特殊时期连豆子（及豆制品如豆腐，腐竹），花生，地瓜等都不允许农民自卖。
还有第二个胆敢如此蔑视本国亿万苍生，为一己之私恣意妄为的吗？
扔在那里。当时的政策就是作孽，有文化的要接受没文化的再教育，本身就很荒谬。现在又有人高喊要年轻人去农村，让高喊的人和他的子女去，好好接受再教育。好好的中国非要折腾，败家子！
一个时代的一个群体，精神病发病率高于平均值30倍，那些歌功颂德的，该闭嘴了。
逃回来容易，待下来难。没有生活来源，街道要催促你回去，不安排工作。
邻居的儿子断了胳膊才让回来。那是真的失去了一只胳膊。他是居委会主任的儿子。背后有人说是自残断胳膊。
以后所经历过的最差的年代。
我的上辈人说，从49年至文革结束那么多年，我们那里物质较好的年份只有在五十年代公社化之前的两三年，和文革前的几年。
我的那些同学，当年生活上应该和我不会有很大差别，青葱岁月是在压抑和困难中度过的。
非常广。
招聘知青。当时在县城开了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应征知青穿着绿军装（但无领章和帽徽），乘解放牌敞蓬军车在县城主要街道上行驶一圈，在居民的欢送中离去。广播喇叭中不断地播放那首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分布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当时属于广东），共十个师。
五年后撤销。
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要面对亲人的离别，贫乏的适龄教育等影响几代人成长的过程；从宏观的的整个角度来看，那是一个政治动荡年代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生产力赶不上社会生育率的时代。
政策的失误和不健全，以及相应的措施执行，造成了近乎“揠苗助长”。如果当时规划出青年人在知识/技术等可持续发展的相应的规划，比如出路问题等，可能事半功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个人和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还有干部子弟临参军时，把档案、鉴定撕了的
按岁她数应该是70届的初中生，因为生日是9月2日，当年北京的入学生日是卡在8月31日，家里觉得只差这么两天就要晚一年上学，实在是太耽误孩子了，于是用尽了各种办法，终于让她上了学，因此成了69届的。她当时是整个年级里最小的一位。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北京的67，68，69三届都是上山下乡，而70届则是都留在北京了。我姑姑也就自然是随着学校的大多数同学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边一呆就是N多年(具体多少年我也不清楚)，后来回到北京，77年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她的同学里只有她一个考上了大学，因为是她们这一届是所有老三届中读书最少的，刚进中学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怎么正式上过课，实际的文化水平其实就是小学毕业。
前几年她休后写了不少回忆当年的文，每次都给我一份，所以我对她那段经历有所了解。她是在黑龙江五大连池那里的一师六团，后来还建了个网址叫“建字106”
77级中算是中等年龄，俺和她是77级同学，哈
他是72届初中，然后又上了两年高中，所以77年考大学时就不那么吃力了
我姑姑是53年的，叔叔是56年的
我姑姑当年报文科，勉强超过北京录取分数线，报的志愿中央财经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都没有录取，
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进了民族学院
没有我的博客里，有些是她用email发给我，有些是贴在她们团的网上，我去看的
现在那个网站好像不工作了
然后从72届又重新下乡。辽宁学制改来改去的，后来是九年一贯制。好像没有69届，直接就是70，71 届。
我哥也是紧赶慢赶地，赶着下乡去了。他小学赶上试点，他们那年的学生基本都是不到七周岁的（我们那也是入学年龄卡到8/31）。他们这个试点年级还是小学五年制的试点。所以就赶到65年上了中学。成了68届的初中毕业生。68年下乡时只有14岁。同点的知青中有好几个同学都是14岁，都是他的小学同学。我哥学习好，77级上了大学，后来也来美读了博士。
家里小孩不要早上学，跳级啥的。没什么好处。
其中有高干子弟。
我为什么做了“逃兵”，因为组织不要我
拜读了坛坛BeagleDog博友的【母亲家的海外关系】，其中的一句 “关系就躺在每个人的档案里，关键时刻就出来钳制一下”，没想到菇凉也能一针见血！让我想起了逃离北大荒的真正原因。我曾经有一篇小文「人生三次大逃亡」，我将那篇藏头去尾，仅仅把关于实际在北大荒劳动的日子发了小文（参见：秋天开始的“播种”，69届“中学”生的记忆）。
那是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历史所造成的特殊一代人。我就是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9月踏上了白山黑水。作为曾经的“逃兵”，并不是光彩的事情。为什么自称逃兵，因为还有很多的同学坚持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多样，一帆风顺是人生，苦难历程也是人生。然而精神的力量是多么的重要，有了精神人就是钢；没有了目标，人比玻璃还要脆弱。
我是凡人，个子矮小，没有能力站在高度去述评那一段历史，因为我也生活在其中，只能不断自我进取进化。我也不愿当“祥林嫂”，去向过去讨要什么悲天悯人。只是希望告诉年轻的人们和自己的后代，正确看待社会，对待人生，人生的明智选择并为之努力才是自己的救世主，结果会伴之而来，上帝还是公平的。
那一年中学“毕业生”们，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清楚地记得列车经过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窗外是一片被晨霜笼罩的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大地苍天。
那个时代，当然的必然趋势，我们会要争取入团，然后仍要向上，还要入党。要求进步，行动自然要跟得上，任何都要干在先。于是我被通知将被派到团部政治处，所以自然而然就到了填表审查阶段，我如实地填写了家庭成员等等一系列项目，交给了一位大于我的知青。TA看到我和父亲的姓不一样就问为什么，我说那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申请也没有批下来。
于是有一天指导员带着沉重的面孔告诉我，“外调回来了，你不符合“进步”的条件，而且连队的文书工作也不适合了，因为有人提出了异议，不过小学缺人一直要你去，不去团部也好”。当时那个决定对我，一个还没有成人，没有选举权的女孩子来说，好比晴天霹雳！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窿（虽然我多次掉进沼泽和冰河），但那一次我的心比冰还冰！
从此我看着远山偷偷流泪，望着流水独自发呆。我迷茫了，失望了，没有了方向。我对着荒野，想问一问到底是为什么。直到有一天，同一个宿舍的贺兰山悄悄告诉我，她要走了。我大彻大悟，我为什么不走？于是，我留下了所有的生活用品，仅把我带到北大荒的书籍又装进了父亲给我的一只旧皮箱。请一位姓于的北京知青大哥（我们都叫他“干勾”）帮忙，因为他担任全连的热水锅炉，一年到头早起，乐于助人。黎明前的黑暗中他送我到路旁，彻骨的寒风中等待开往鹤岗火车站的汽车。
汽车来了，大概那位大哥明白我是要“逃跑”吧，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把那只手提箱扔上了汽车顶，挥了挥手。汽车内我想起道谢，我回头望去，可很快冰花遮住了玻璃，一切都看不清楚了。我永远感谢那位大哥，在他无私的帮助下，我成功地做了不光彩的“逃兵”。
在火车上一位回京探亲的知青热心地帮助我，照顾我辗转经鹤岗，三棵树，哈尔滨，天津，终于到了北京车站，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将近两年了，我第一次抓住母亲放声大哭，没完没了。然后立即住进了近邻的协和医院急救室，因为双脚10个指头如同黑色的糖葫芦，还有黢黑充水的两个耳朵，都没有了知觉。医生说严重的冻伤，再晚一点儿，就只能…。虽然我是唯物主义，虽然上帝给了我“逃”的惩罚=冻伤，但还是善意地留给了一个完整的我，让我能够继续自食其力。感恩，感谢帮助我的那位于大哥，还有那位火车上相助的知青。
最后，回到原话题，如果我不要求进步，也就不会有外调，那么我的个人档案上还是“X干”；而那以后我就成了黑几类。原来的文书工作也不能继续了，所谓的“理想”彻底破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以后，不论怎样被培养；无论如何被介绍，我都忘不了那次的失望。有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也是一种解脱or超脱，一种可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方式（笑），误人子弟了。
您有没有参与其中，一放歌喉？
都是50-52年出生的北京人，他们的那种青春无悔，为国献身，战友情之类的mentality，与同代在土里刨食的知青们感受很不一样
好像怀念的是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这得赖到文革头上，本来就没受什么教育的人，当农民久了，不习惯思考了。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
一起生活时间长的人，会对中国社会认识深刻一些。
当然，俺是插队一年多的小字辈知青，认识肯定肤浅，哈
渐渐地好像也表现得热爱那年头了，尽管当时实际上苦哈哈的。
只是一部分人而已。
不允许。
文革期间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家乡县城禁止农民进城卖东西，只有蔬菜才允许由附城公社的专种蔬菜的人进城卖。他们种的蔬菜也是首先要按定额由国营菓菜公司收购，剩余的少量允许进城在农贸市场摆卖。
那时县城不仅粮、油、糖、肉等全部必须到国营店购买（按定额），特殊时期连豆子（及豆制品如豆腐，腐竹），花生，地瓜等都不允许农民自卖。
还有第二个胆敢如此蔑视本国亿万苍生，为一己之私恣意妄为的吗？
扔在那里。当时的政策就是作孽，有文化的要接受没文化的再教育，本身就很荒谬。现在又有人高喊要年轻人去农村，让高喊的人和他的子女去，好好接受再教育。好好的中国非要折腾，败家子！
一个时代的一个群体，精神病发病率高于平均值30倍，那些歌功颂德的，该闭嘴了。
逃回来容易，待下来难。没有生活来源，街道要催促你回去，不安排工作。
邻居的儿子断了胳膊才让回来。那是真的失去了一只胳膊。他是居委会主任的儿子。背后有人说是自残断胳膊。
以后所经历过的最差的年代。
我的上辈人说，从49年至文革结束那么多年，我们那里物质较好的年份只有在五十年代公社化之前的两三年，和文革前的几年。
我的那些同学，当年生活上应该和我不会有很大差别，青葱岁月是在压抑和困难中度过的。
非常广。
招聘知青。当时在县城开了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应征知青穿着绿军装（但无领章和帽徽），乘解放牌敞蓬军车在县城主要街道上行驶一圈，在居民的欢送中离去。广播喇叭中不断地播放那首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分布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当时属于广东），共十个师。
五年后撤销。
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要面对亲人的离别，贫乏的适龄教育等影响几代人成长的过程；从宏观的的整个角度来看，那是一个政治动荡年代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生产力赶不上社会生育率的时代。
政策的失误和不健全，以及相应的措施执行，造成了近乎“揠苗助长”。如果当时规划出青年人在知识/技术等可持续发展的相应的规划，比如出路问题等，可能事半功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个人和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还有干部子弟临参军时，把档案、鉴定撕了的
按岁她数应该是70届的初中生，因为生日是9月2日，当年北京的入学生日是卡在8月31日，家里觉得只差这么两天就要晚一年上学，实在是太耽误孩子了，于是用尽了各种办法，终于让她上了学，因此成了69届的。她当时是整个年级里最小的一位。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北京的67，68，69三届都是上山下乡，而70届则是都留在北京了。我姑姑也就自然是随着学校的大多数同学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边一呆就是N多年(具体多少年我也不清楚)，后来回到北京，77年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她的同学里只有她一个考上了大学，因为是她们这一届是所有老三届中读书最少的，刚进中学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怎么正式上过课，实际的文化水平其实就是小学毕业。
前几年她休后写了不少回忆当年的文，每次都给我一份，所以我对她那段经历有所了解。她是在黑龙江五大连池那里的一师六团，后来还建了个网址叫“建字106”
77级中算是中等年龄，俺和她是77级同学，哈
他是72届初中，然后又上了两年高中，所以77年考大学时就不那么吃力了
我姑姑是53年的，叔叔是56年的
我姑姑当年报文科，勉强超过北京录取分数线，报的志愿中央财经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都没有录取，
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进了民族学院
没有我的博客里，有些是她用email发给我，有些是贴在她们团的网上，我去看的
现在那个网站好像不工作了
然后从72届又重新下乡。辽宁学制改来改去的，后来是九年一贯制。好像没有69届，直接就是70，71 届。
我哥也是紧赶慢赶地，赶着下乡去了。他小学赶上试点，他们那年的学生基本都是不到七周岁的（我们那也是入学年龄卡到8/31）。他们这个试点年级还是小学五年制的试点。所以就赶到65年上了中学。成了68届的初中毕业生。68年下乡时只有14岁。同点的知青中有好几个同学都是14岁，都是他的小学同学。我哥学习好，77级上了大学，后来也来美读了博士。
家里小孩不要早上学，跳级啥的。没什么好处。
其中有高干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