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也冲击了学校的教育，我的小学6年级后半期的学习也被中断。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历届运动都不得安宁的父亲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亲每天担惊受怕地照顾并管教着我们没学可上的日常。所以我想要帮助母亲，那些日子里自己觉得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很多，烧饭洗衣，无所不会。
以后几乎没有上课，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糊里糊涂地，就近入校；稀里糊涂地，“中学”就过去了，就算初中“毕业”了。1969年，父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哥哥已经集体到山西原平插队，我也在过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犹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户口，而且我甚至都没有一点为我那因高血压留在北京的母亲担心一点儿（不孝之女）。几天后的9月8号，我们69届中学“毕业生”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
正像许多许多报章书籍回忆录所描写的那样，等待我们的真是“北大荒”。我们到达时正是秋季多雨，积水草地上透风的帐篷，蚊虫小咬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每个人都被叮得头大脸肿，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睁不开。紧接着我们自力更生脱草坯盖房子，挽起裤腿跳到冰凉的泥浆里拧麻草上墙做壁，还要爬上房顶铺叶盖草，即使双腿颤颤巍巍，也是当仁不让，更是不肯叫个怕字。
紧接着寒冬来临，我们又赶着马车进山伐木，每2个人合拉一个巨大的片锯，需要先在大树的下方割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在其上方割口后，树就会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们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后合地左推右拉，伴着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经意中搞错了上下的刀口，多亏老连长千金一发赶来及时制止了错误，我们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铮铮的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即严厉又慈祥。我曾经被他用四川话在全连训得没鼻子没脸面地痛哭流涕，就因为熄灯后，我点蜡烛读书，睡着了。结果被子烧了一个大洞，一间屋一个炕12个女生也是烟熏火燎一场虚惊。还有一次前往冰冻三尺的松花江支流的鸭蛋河上割芦苇，我只顾寻找高大的芦苇，看着那一捆捆齐整整的自己的收获，那种成就感让我忘记了返回的时间，日头落了，周围一片寂静，高高的芦苇也遮住了视线，那瞬间的恐怖袭上心头！还好，头脑是冷静的，我挨个顺着自己的收获“摸着芦苇过冰河”，终于和前来寻找的战友们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烟炮，温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间大家缩着身体当“团长”，早晨起床被子总是被冰和墙冻在了一起。就这样迎接了第一个新年，我们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饭，为了这顿饭，我们早饭都没吃，然后中午就被那香喷喷，白亮亮的大米饭撑的弯不下腰。我们女孩子还会结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报纸包起来扔到炕洞烤，那是我们最奢侈的零食。
干燥的冬春，小兴安岭的林海时时会发生山火。闻讯我们就会立即出动去救山火。人海战术，我们必须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湿棉衣棉裤棉鞋，这样就可以在火上滚从而扑灭火头。因为没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济于事，那火的势头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扑面而来，燃烧之处，噼啪作响，随风蔓延。舍身忘我，奋战之后，站在冒着余烟的林间山坡，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的尊容，一个个面目黢黑，头发成了卷毛，我的两根长辫子也是长短不一。
夏天来到了三江大平原，我们又开往了那一望无际的麦田，手握镰刀，排开阵势，一个人把两陇，拼命开割，你追我赶，用尽了力气，累弯了腰，可太阳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头。第2天继续干，接着向前，向前，终于割到了地头，我们高兴得就如同喜儿见到了红头绳，一个金鸡独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湿的发辫；如同红色娘子军见到了红旗，还不忘学着吴琼花挥舞镰刀，飞燕展翅的一个亮相；紧接着就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赖在那儿半天不起来。早已割到头等待的副连长（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镰刀柄轻轻地挨个敲着我们说：“小毛丫头，哪有什么腰。起来，当心整出病！”于是，我们爬起来，又来到另一次望不到边的麦田地头，继续弯下那没有了的腰，恭下那个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后拉，镰刀匆匆地始始终终（当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伤，还有身体的不适，“那都不是事儿”了）。
后来我调到连队担任半脱产的文书，搬到连部和卫生员（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于是我又成了“副”卫生员，她也是“副”文书。她帮我接电话，写板报；我帮她为病人打针换药，量体温出诊。说到出诊，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脏乱差和听得见的虽友好却难堪的玩笑话。最怕还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属屯，她虽比我大，但也仅仅18岁，寒风凛冽不说，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们要哆哆嗦嗦，背着卫生保健包，还要拿着木棍和棒子护身壮胆。
更有惊心动魄的记忆，是赶上家属生产，虽然有产婆主持工作，但我们要帮忙，照顾左右。特别是没有经过正规的长期培训，知识有限，临阵磨枪。再加上那个时代从没有接受过具体的生理学课程，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仍旧惊魂不散，还一直担心嘀咕我们两人也会被传染有了小孩儿，那该如何是好？！于是拼命地洗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可那时就是那样愚昧无知，，老大不小的了，还不知结婚为何物）。
于是秋冬春夏过去了一年，我们经历了从没有经历的各种劳动和多样的训练，吃过从没有听说过的苦难艰辛。但我们仍旧会在星期天工休的炕头，高声朗诵合唱儿时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征组歌”，当然还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会到河边小溪采集百合花别在帽沿不忘记臭美一小会儿。还有不可告人的个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军/训练途中，经过小镇时，听到学校传出的上课钟声，我总是悄悄地在心里羡慕：上学，真好！（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一根根的火柴花火里看到了梦和希望一样）。
她按年龄应该是70届的，走后门提前一年上学， 成了69届。 北京70届基本都留京了
我拖延到次年底才赴淮北农村插队．可能是全校最后走的．好在校革委会沒有強逼,其间只是上门"动员"一次,某教师还稍稍向我表示歉意：沒办法,工宣队叫的…老师姓張．
我笑他们说：你们不叫插队，就是学农劳动。
还好，几坛黑子们没有围攻你：你意淫指鹿为马，那时候能唱苏联歌曲？
有的痴呆偏执狂一直骂我关于公社马拉松的事。76年能让讲岳飞传？
送去黑龙江的故事：当年她十多岁，常来我家，所以很熟悉，我们拍全家照片也请她参加。她大哥毕业于一家国家办的中专，在浙江（？）的一个大型水电站（新安江？）工作，文革初期当了头头。那时大哥让她去他家帮忙，本来我家保姆很高兴的，又可以减轻这里的负担。没想到去了不久后，全国动员上山下乡，她大哥把她送去黑龙江。两年（？）左右后因风湿性心脏病批准回来，不久后竟病逝了。为此事，保姆怨死了她的大儿子，直到十多年前我回去探她时，她还没消气。
一下子就放到了生产队，就没人管了。我去过我姐和我哥的青年点，东北的冬天，天气很冷。屋子里面和外面温度差不多，一点热气都没有，门窗都漏风。没人做饭。谁饿了，就自己贴个玉米面的大饼子。被别的人看到还会来抢着吃。所以我们家下乡后，他们就都归户了。因为青年点的生活实在是太没生活了，就是没人气。
1976年百万人口城市20个，大连第14位，当时定义百万人口城市是特大城市。
文革初期人口120万人。
高干子女，根据她住的地方和认识的人应该是市委一级的，至少十级以上干部。
文革前大连市委书记6-7级干部。
广东的
大队里有人一天可以挣30多工分，我们知青也能挣20多分，不少钱呢：））
家中有此类的书，不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就错过了最佳时机。
至于大连话，我从上大学以来就不说我们的方言了。走资派说的那几句，有一半我都没听过。那个晚匣子，我严重怀疑是从日语演化来的。我家没这么叫过，不过确实有这叫法。改个印，就是盖个印（口音问题），我觉得比盖个戳还要通俗易懂。另外两个没听过。大连话之所以非常不同于东北话，我的观察是大连地处渤海湾，渤海湾的人有自己特殊的口音。沿着渤海湾的海岸线走一圈，遇到的城市，那里的口音都和它所连接的内陆不同，而整个渤海湾的口音非常相似。前些天在YouTube看到，渤海湾已经越来越浅。将来可能完全消失。那时可能会有渤海方言了。
总之，别听老生的忽悠。他是因为昨天和我死磕的后遗症。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也冲击了学校的教育，我的小学6年级后半期的学习也被中断。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历届运动都不得安宁的父亲也常常被批而不能回家了，母亲每天担惊受怕地照顾并管教着我们没学可上的日常。所以我想要帮助母亲，那些日子里自己觉得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很多，烧饭洗衣，无所不会。
以后几乎没有上课，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糊里糊涂地，就近入校；稀里糊涂地，“中学”就过去了，就算初中“毕业”了。1969年，父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哥哥已经集体到山西原平插队，我也在过了生日的第2天就毫不犹豫地去派出所消掉了自己的户口，而且我甚至都没有一点为我那因高血压留在北京的母亲担心一点儿（不孝之女）。几天后的9月8号，我们69届中学“毕业生”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火车。汽笛轰鸣，不记得我们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高歌，但确确实实地是心怀“雄心壮志”的，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即不成熟，又十分单纯幼稚，自认为我们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的年轻一代！
正像许多许多报章书籍回忆录所描写的那样，等待我们的真是“北大荒”。我们到达时正是秋季多雨，积水草地上透风的帐篷，蚊虫小咬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每个人都被叮得头大脸肿，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就更是睁不开。紧接着我们自力更生脱草坯盖房子，挽起裤腿跳到冰凉的泥浆里拧麻草上墙做壁，还要爬上房顶铺叶盖草，即使双腿颤颤巍巍，也是当仁不让，更是不肯叫个怕字。
紧接着寒冬来临，我们又赶着马车进山伐木，每2个人合拉一个巨大的片锯，需要先在大树的下方割开一个口子，然后再在其上方割口后，树就会倒向下方口子的方向。我们坐在不化的雪地上前仰后合地左推右拉，伴着那“刺啦刺啦”的旋律，不经意中搞错了上下的刀口，多亏老连长千金一发赶来及时制止了错误，我们才活到了今天。
那是一位硬铮铮的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即严厉又慈祥。我曾经被他用四川话在全连训得没鼻子没脸面地痛哭流涕，就因为熄灯后，我点蜡烛读书，睡着了。结果被子烧了一个大洞，一间屋一个炕12个女生也是烟熏火燎一场虚惊。还有一次前往冰冻三尺的松花江支流的鸭蛋河上割芦苇，我只顾寻找高大的芦苇，看着那一捆捆齐整整的自己的收获，那种成就感让我忘记了返回的时间，日头落了，周围一片寂静，高高的芦苇也遮住了视线，那瞬间的恐怖袭上心头！还好，头脑是冷静的，我挨个顺着自己的收获“摸着芦苇过冰河”，终于和前来寻找的战友们合流。我知道，等待我的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北大荒冬天的大烟炮，温度可以降到零下40度，夜间大家缩着身体当“团长”，早晨起床被子总是被冰和墙冻在了一起。就这样迎接了第一个新年，我们吃到了盼望已久的大米饭，为了这顿饭，我们早饭都没吃，然后中午就被那香喷喷，白亮亮的大米饭撑的弯不下腰。我们女孩子还会结伴去食堂嘻嘻哈哈“偷”土豆，用报纸包起来扔到炕洞烤，那是我们最奢侈的零食。
干燥的冬春，小兴安岭的林海时时会发生山火。闻讯我们就会立即出动去救山火。人海战术，我们必须先要跳入冰冷湍急的河流，沁湿棉衣棉裤棉鞋，这样就可以在火上滚从而扑灭火头。因为没有任何工具，即使有，也不济于事，那火的势头真的是漫山遍野，烈火炎炎，扑面而来，燃烧之处，噼啪作响，随风蔓延。舍身忘我，奋战之后，站在冒着余烟的林间山坡，我们互相看着各自的尊容，一个个面目黢黑，头发成了卷毛，我的两根长辫子也是长短不一。
夏天来到了三江大平原，我们又开往了那一望无际的麦田，手握镰刀，排开阵势，一个人把两陇，拼命开割，你追我赶，用尽了力气，累弯了腰，可太阳都下班了，也看不到地头。第2天继续干，接着向前，向前，终于割到了地头，我们高兴得就如同喜儿见到了红头绳，一个金鸡独立般造型摘下帽子，整理那被汗水沁湿的发辫；如同红色娘子军见到了红旗，还不忘学着吴琼花挥舞镰刀，飞燕展翅的一个亮相；紧接着就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那黑油油的土地上，赖在那儿半天不起来。早已割到头等待的副连长（她是本地老知青），用镰刀柄轻轻地挨个敲着我们说：“小毛丫头，哪有什么腰。起来，当心整出病！”于是，我们爬起来，又来到另一次望不到边的麦田地头，继续弯下那没有了的腰，恭下那个麻木了的腿，左手向前推，右手向后拉，镰刀匆匆地始始终终（当然，手上的口子，腿上的伤，还有身体的不适，“那都不是事儿”了）。
后来我调到连队担任半脱产的文书，搬到连部和卫生员（漂亮的上海知青）作伴。于是我又成了“副”卫生员，她也是“副”文书。她帮我接电话，写板报；我帮她为病人打针换药，量体温出诊。说到出诊，一怕到男生排宿舍，那脏乱差和听得见的虽友好却难堪的玩笑话。最怕还是半夜三更奔赴家属屯，她虽比我大，但也仅仅18岁，寒风凛冽不说，那可是狼嚎熊叫的地方呀，我们要哆哆嗦嗦，背着卫生保健包，还要拿着木棍和棒子护身壮胆。
更有惊心动魄的记忆，是赶上家属生产，虽然有产婆主持工作，但我们要帮忙，照顾左右。特别是没有经过正规的长期培训，知识有限，临阵磨枪。再加上那个时代从没有接受过具体的生理学课程，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仍旧惊魂不散，还一直担心嘀咕我们两人也会被传染有了小孩儿，那该如何是好？！于是拼命地洗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可那时就是那样愚昧无知，，老大不小的了，还不知结婚为何物）。
于是秋冬春夏过去了一年，我们经历了从没有经历的各种劳动和多样的训练，吃过从没有听说过的苦难艰辛。但我们仍旧会在星期天工休的炕头，高声朗诵合唱儿时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征组歌”，当然还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然会到河边小溪采集百合花别在帽沿不忘记臭美一小会儿。还有不可告人的个人小秘密，就是每每上工/下地/行军/训练途中，经过小镇时，听到学校传出的上课钟声，我总是悄悄地在心里羡慕：上学，真好！（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一根根的火柴花火里看到了梦和希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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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按年龄应该是70届的，走后门提前一年上学， 成了69届。 北京70届基本都留京了
我拖延到次年底才赴淮北农村插队．可能是全校最后走的．好在校革委会沒有強逼,其间只是上门"动员"一次,某教师还稍稍向我表示歉意：沒办法,工宣队叫的…老师姓張．
我笑他们说：你们不叫插队，就是学农劳动。
还好，几坛黑子们没有围攻你：你意淫指鹿为马，那时候能唱苏联歌曲？
有的痴呆偏执狂一直骂我关于公社马拉松的事。76年能让讲岳飞传？
送去黑龙江的故事：当年她十多岁，常来我家，所以很熟悉，我们拍全家照片也请她参加。她大哥毕业于一家国家办的中专，在浙江（？）的一个大型水电站（新安江？）工作，文革初期当了头头。那时大哥让她去他家帮忙，本来我家保姆很高兴的，又可以减轻这里的负担。没想到去了不久后，全国动员上山下乡，她大哥把她送去黑龙江。两年（？）左右后因风湿性心脏病批准回来，不久后竟病逝了。为此事，保姆怨死了她的大儿子，直到十多年前我回去探她时，她还没消气。
一下子就放到了生产队，就没人管了。我去过我姐和我哥的青年点，东北的冬天，天气很冷。屋子里面和外面温度差不多，一点热气都没有，门窗都漏风。没人做饭。谁饿了，就自己贴个玉米面的大饼子。被别的人看到还会来抢着吃。所以我们家下乡后，他们就都归户了。因为青年点的生活实在是太没生活了，就是没人气。
1976年百万人口城市20个，大连第14位，当时定义百万人口城市是特大城市。
文革初期人口120万人。
高干子女，根据她住的地方和认识的人应该是市委一级的，至少十级以上干部。
文革前大连市委书记6-7级干部。
广东的
大队里有人一天可以挣30多工分，我们知青也能挣20多分，不少钱呢：））
家中有此类的书，不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就错过了最佳时机。
至于大连话，我从上大学以来就不说我们的方言了。走资派说的那几句，有一半我都没听过。那个晚匣子，我严重怀疑是从日语演化来的。我家没这么叫过，不过确实有这叫法。改个印，就是盖个印（口音问题），我觉得比盖个戳还要通俗易懂。另外两个没听过。大连话之所以非常不同于东北话，我的观察是大连地处渤海湾，渤海湾的人有自己特殊的口音。沿着渤海湾的海岸线走一圈，遇到的城市，那里的口音都和它所连接的内陆不同，而整个渤海湾的口音非常相似。前些天在YouTube看到，渤海湾已经越来越浅。将来可能完全消失。那时可能会有渤海方言了。
总之，别听老生的忽悠。他是因为昨天和我死磕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