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也作为一分区史的独立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为主要依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当年的历史问题，所以也许能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我只提出问题，不去解答，不给结论，留待以后的晋察冀抗战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系列黄土岭文章的最后一篇，将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我从不坚持“真理在我的手里”，可能我的质疑是错误的，多此一举。我仅是从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问而已。
在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我认为，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杨成武的杰出军事素质，在每期《战斗详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析研究的极为透彻。作为对一分区主力团大小战斗都了解得比较多的人，对比来细读代表着杨成武军事思想的一份份《战斗详报》，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观之，杨成武1939年底写的专门供宣传使用的《“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及1957年8月2日，杨成武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就觉得泛泛了许多，不如《战斗详报》那样的军事科学价值。
杨成武之后，是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和以后陈正湘重新修订过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这是作为《战斗详报》最好的补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团两个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参考价值。原三分区二团、一二〇师教导团，都有人写出回忆文章，虽然部分地方已经与实际有所背离，但也具有一定宝贵的参考价值。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关方面曾搞过一次对原黄土岭战斗参加者的追访。包括对曾经的一分区老兵，担任过副总长徐信、总政副主任史进前的采访。打黄土岭时，从三分区与二团交换过来的徐信因表现出色，当时已经担任一团五连指导员。是当时一团排以上干部中极少数没有红军身份的抗战干部。一团大多数连排干部都有着红军的身份。但时隔六十年的回忆只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义，在真实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说：“下午4时许，杨成武命令发起总攻”这样的词汇，任何人都会得出“杨成武也在战斗现场”的印象。还比如，有一团老兵回忆“一团参谋长马青山”，这也是错的。当时的一团参谋长杨上堃，马青山是1940年杨上堃出事后的接替者。史进前非常诚实，诚实的表现在于他没有说出什么内容，只是重复了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某些词语。因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他作为宣传科长，跟着一分区政治部去了唐县参加晋察冀两周年庆祝大会，没有去黄土岭战斗前线。
继续前一次的叙述，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
这一次要解开黄土岭战斗之谜：到底一分区有没有设前线的统一指挥？
在陈正湘《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的那篇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当中，有一件杨成武回忆中从不见提及到的关键问题：那就是黄土岭战斗中是杨成武否将前线统一指挥权交给了陈正湘？
陈正湘在回忆中说：7日下午3时许的那次电话中，“向分区、军区作了汇报，说明只要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全歼敌人。杨司令员“回答说分区目前派不了人去统一指挥。但同意我的建议，于8日晨点火为总攻信号。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注：即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分区负责通知。’”
这就是说，陈正湘明确证实：黄土岭战场的统一指挥权杨成武在7日傍晚口头授权给了陈正湘。
但这只是意向，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实际情况是这个授权根本就没有兑现过。
陈正湘接着叙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冲天而起，司号员易良才吹起了冲锋号。……当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为了避免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只得吹号令一营、二营后撤。”
特务团战报中也记载：“上午四时开始总攻击，五时职团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时还不见二三两团的运动”。
这一次黎明时发起的全歼敌人的总攻行动陷于失败。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将二团、三团没有接到总攻命令的原因归咎为电话通讯不畅。因为杨成武就是通过电话来遥控指挥黄土岭战场的，一旦电话不畅，指挥渠道就必然中断。
除了电话通讯，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联络方法吗？陈正湘在回忆中，他不大放心“分区通知三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于是亲自手写一封信，命令一团的两个侦察员给三团送去。陈正湘随后在括号中补充：“（实际上三团已于7日晚撤出阵地，到后面宿营去了。）”
根据指挥者的敢作敢为，我的认为应该是邱蔚。邱蔚和宋玉琳一样，红军时期的独立团老兵，跟杨成武关系很不一般。只有他们才敢将杨成武的命令当作耳旁风，打了折扣，甚至黄土岭战斗之后的宋玉琳，尽管杨成武专门来电话告知要夜间提高警戒，但宋玉琳仍旧麻痹大意，被夜间远道来偷袭的日军钻了空子。
根据上述情况，我还进一步认为，有关黄土岭三团主要领导干部的回忆，陈正湘是准确的，纪亭榭没有参加战斗。起码没有担负三团的领导职责。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你向纪亭榭、邱蔚、袁升平三位领导布置任务，可纪亭榭已经接到了“被撤职”的命令，不在位了。在战后给晋察冀军区的《战斗详报》中，杨成武也明确提到“三团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看来纪亭榭已不在其位，杨成武是知道的。
一团始终坚持在阵地上露营。一团通信主任邱荣辉回忆：“冬天山里天黑得早，很快，天已黑了。晚饭抬上阵地，已结了冰。”11月的山里，入夜时寒冷刺骨，留在阵地上的一团战士，无法烤火，只能干忍受着。由于天冷，陈正湘回忆：一团“战士多用缴获的敌黄呢大衣御寒”，以致第二天（8日）上午10点敌运输机空投时分弄不清敌我阵地，“有不少弹药、饼干投落到我军阵地上。” 但一团这一夜也没闲着，每个营各自出动部队，连夜骚扰敌人，“缴获了一些骡马驮子”。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特务团配合军区一、二、三团消灭该敌，于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强行军赶到黄土岭，归军区三团首长指挥。”也就是说，特务团到黄土岭后归三团指挥，从来没有被陈正湘指挥过。
指挥权落实不了不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自行其是。
陈正湘是怎么才知道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的？
陈正湘回忆中：
7日，“因另有任务，二十五团两个营下午东撤。”此时在易县后方，二十六团团长韩宝书已经叛变投敌，赵玉昆高参尹玉斋也跟着叛变投敌，在黄土岭前线的陈正湘都不知道。
8日，天蒙蒙亮，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之后，按照昨晚跟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电话中约好的，一团开始发起攻击，但“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到三团送信的侦察员也没回来。”
你看前面，明明以三堆大火为总攻信号，但却只有一团孤军奋战，特务团方向也响起了枪声，但二团、特别是三团的阵地上都没有动静，他们到哪里去了？
在杨成武的回忆中，他应该也是不知情的。因为他提到：“入夜，枯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等到拂晓再开始总攻击。”
问题是：三团胆子大，傍晚时私自将部队撤下阵地去宿营，早起又不按照统一号令发起总攻？难道二团、三团都没有接到8日黎明发起总攻的电话命令和陈正湘的手书吗？
当然，当时黄土岭战场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大雾天气。陈正湘回忆：“海拔200米以上的山头都被晨雾笼罩着，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即使二团、三团的阵地上还有人，要看到对面一团阵地上的三堆大火也很难。
陈正湘继续写到：下午4时许，“特务团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冲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近20分钟。后因敌援兵将至，该团有组织地撤向长祥沟、大安等地。”“当我追击部队向前追击时，发现南面原我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有敌钢盔的反光。”“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来钟了。”“战局已变化，全歼敌之战机已失。于是，令三营担任掩护，团主力向寨头以东地区转移。”
看到这里，应该能对黄土岭战场的形势一目了然了吧？
陈正湘能指挥动的，只有一团和短期配属给一团的二十五团两个营。二十五团那两个营在7日战事正激烈的下午3-4点钟奉命东撤，对黄土岭战场如釜底抽薪。而一团也确实尽心尽力打到底了，最后一个退出战场。其余各团，只有二十五团那两个营走的时候跟陈正湘打了招呼。因为在开战初，明确定下二十五团两个营配给一团，由陈正湘指挥。所以二十五团走，打了招呼。其余二团、三团，没有一个团临撤出战场时跟陈正湘打招呼。特务团撤退，陈正湘是根据经验（或枪声的移动）估计出来的。黄土岭战场，各团均有同一分区的连通电话线，可以随时接受杨成武的指挥调动。
在一分区的几个主力团当中，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应该是三团。打雁宿崖战斗时两千多人（三团老干部自己回忆是三千五百人），15个连（比一团多两个连），尤其有一个涞源子弟营组成的三营，曾任涞源支队支队长的肖应棠任三营长。而战斗力较弱的，应该是来自三分区的二团。这个团原本是在一分区组建的，团长黄寿发、团政委袁升平，交给三分区后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副团长刘兴隆，都是55年老少将。
在三分区，这个二团没有像一分区主力团那样得到任何改善，所以人数最少（十个连编制，九个战斗连、一个团部直属连），武器装备也最差。这个团只有两个原独立团的红军连做底子，还都是老陕北子弟组成的。三分区反扫荡，领导上常把这两个最可靠的红军连抽出来作保卫分区机关的警卫部队。
杨成武心里有数，考虑到二团的战斗力稍弱，雁宿崖战斗时，特地将三团的一个营抽出来，配给二团指挥。黄土岭战斗没这么做，因为三团自己也要独当一面。所以黄土岭战斗中，二团阵地一度被鬼子冲破，危急关头，特务团及时出击，拦腰截断了鬼子，救了二团。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黄土岭战场的撤退，是“敌人纠集了重兵。驻保定的第1 10 师团、驻大同的第26 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见旅川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己不到15 公里了。敌人企图在包围圈外面对我们形成一个更人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情况紧急，聂司令员“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所以我猜测，各团撤退，除了特务团跟一分区没有隶属关系，可以自行其是。其余各团，包括隶属三分区的二团，很可能是接到了杨成武的撤退命令，起码也是撤退许可。
战争年代，一支在战场上正在参加战斗的部队，如果主动退出战斗，必定离不开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接到上级要你撤退的命令，另一个是看到战场上的情况不利于我而指挥员采取的主动撤退。
奇怪的是：二十五团，也许是二团、三团，很可能？！都是接到了上级撤退的命令才离开黄土岭阵地的。在二团二营代理营长段志清的回忆中，他写的是9日“到了下午，团长传达了杨司令员指示，原来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军已组织了2万多兵力，正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而来。为了避免部队伤亡，我军决定撤出阵地向唐河南岸转移。”段志清的回忆与杨成武的《战斗详报》十分吻合。二团是那天下午第一个接到撤退通知的团队。
特务团、最后是一团，都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如果有，他们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说出来，但没有。他们是看到了战场上鬼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枪声停止，出现的都是鬼子的钢盔，猜测是鬼子的援兵到了，兄弟部队已经撤退，于是才相继撤出战场。
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出现了：黄土岭撤退，为什么不同的部队两种待遇？如果聂司令通过杨成武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那么没有通知到一团？从陈正湘的回忆文章来看，应该是没有，如果有，陈正湘会在自己的回忆中写到。但他没写。他是在对黄土岭战场的观察中看到了本来应该是兄弟部队的阵地上出现了鬼子的钢盔，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可为什么一团始终就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呢？把一个主力团丢在战场上，这样重要的事情会忘记吗？这是令我最迷惑不解的地方？
退一步说，即使一分区连接一团的电话线被炸断（当时黄土岭的小鬼子没有那样的大型远程炮），那一分区为什么不能在通知其他团撤退的时候，要其他团派专人来通知一团一起撤退呢？
你不通知，指挥上出现失误，万一鬼子的增援部队将撤退不及的一团包了饺子？这后果谁负？其余各团是不是还要返回来救？
因为没有全歼敌人，一团回去，出力最大、最后一个撤退、责任明显不在他们的这支部队还要做检查，准备开检讨大会。幸好传出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检讨大会变成了庆祝大会。这又是什么逻辑？
以后的陈正湘离去，是不是与此有关？那谁又知道呢？
离开了一分区的陈正湘，1940年从晋东南回来后，立即接任四分区司令员，与杨成武成为平级的干部。陈正湘接替的原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是从原一分区参谋长位置上提升过来的。陈正湘从晋东南回来之前，熊伯涛接到命令，到吕正操冀中军区任参谋长，他拒绝前往，结果受到被撤职的处分，调到晋察冀军区降职担任参谋处长。
如果不是看到黄土岭战斗时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后来的回忆，有一段历史我是绝想不到的。杨上堃的家人回忆，文革后期，被关押多年的杨成武恢复了自由，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在江西省军区工作的杨上堃接到杨成武的邀请：到福州军区任参谋长。这是一个相当副兵团即大区副职的职务，但杨上堃拒绝了。他留在江西省军区，担任副军级别的省军区副司令。杨上堃的拒绝，是不是中间还有没解开的疙瘩？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应该有几个团、营级别的红军长征干部被判处死刑，而最后能被延安最高层干预保留住性命的，只有杨上堃和朱遵斌。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黄土岭战前，一分区三团团长纪亭榭奉命“去延安学习”，离开了三团的领导岗位。我所知道的，黄土岭战后，三团仍将一些战利品专门送到纪亭榭那里，但纪亭榭都转送给他人。以后纪亭榭从延安学习回来，再没有能回到一分区带兵，这也是一个很说耐人寻味的结局。
黄土岭战斗幸亏是大胜仗，掩盖了这背后的重重矛盾，所以出现了1940年初的一些问题。这些历史疑点，以往晋察冀历史是采取了回避不谈的做法，过于消极了，我今天提出来，做个抛砖引玉，把这些历史疑问给搞清楚。
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研究文章，我前后写过有一二十篇，起码十几、二十万字左右，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写于八年以前，文字、观点都很粗糙，仅供参考。）
先从沙飞拍摄的“黄土岭战斗”的老照片说起。
1939年黄土岭战斗前后，杨成武从未下过任何一支一分区部队进行过战前动员
作为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的历史，在历史分期上被称作是“现代史”。1919年以前为“近代史”，1949年以后为“当代史”。总之，凡时间一经过去，便可被称为“历史”。“当代史”就是现实，咱不去谈它。因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几十年后，自有咱们的后人去把它搞清楚。那时今天那些当权的当事人都死了，研究的阻力消失了，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几十年后自有后人会搞清楚。
“抗战史”，属于“现代史”的范畴之中。而“现代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战争史，你躲不开对战争过程的探讨。而“现代史”，因为众多当事人的存在，提供给你了“口述历史”这个研究渠道。这是与“近代史”以前的历史所不同的地方。
我以前屡次说过，作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错误的出现是难免的。出现错误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上的，你的错误历史观和对一件历史现象错误的理解；另一是客观的原因，是你被某些“口述历史”的错误内容给误导了。
1939年11月发生的雁宿崖和黄土岭两次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史上最辉煌、也是后来争议最大的一场战役。想剖析这个“软肋”或“鸡肋”，让背后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是我一个很纠结的念头。这个念头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很长时间以来，我对于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历史认识是被人误导的。
我一件件分析我被误导的那些史料，那些曾在很久以前就被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老照片。
先拿这一张老照片说事。这是1939年11月，晋察冀著名摄影师沙飞来到一分区，拍下了一张足以千古流传的珍贵照片：“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
所谓：“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实际上是在易县管头村外摆拍的
毫无疑问，沙飞确实在雁宿崖战斗之前，即黄土岭战斗之前到过黄土岭前线。当时任一分区三团连指导员的高良玉、后来改名叫“高粮”的著名摄影家写回忆录时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是我最初“上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前提正确，结论也就应该正确。
但恰恰结论是错误的。沙飞的这张照片误导了大家。起码误导了我。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发现，在整个雁宿崖、黄土岭战役期间，杨成武一直在河北省易县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不仅杨成武从未亲身到过黄土岭战场、而且照片上的另两个人，罗元发和高鹏，也从未亲身到过正在进行战斗的黄土岭战场。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出来的？背景是涞源县黄土岭战场吗？
查1939年的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的那一天。11月7日是什么日子？是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日子。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宣布成立。所以，1939年的11月7日，原在河北省阜平县的晋察冀军区全体领导干部、也包括来到晋察冀的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领导，10月底以前就都来到了唐县，分别住在和家庄及稻园村、葛公村，三分区所在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召开的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
史载：10月底至11月初，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军城举办了军事、文艺、体育竞赛大会。晋察冀军区直属队，以及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个军分区，总共五个部门分别组队参加大会。一分区是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带队。贺龙的一二零师派战斗剧社参加大会演出助兴。在此之前的半个多月前，1939年10月，雁宿崖战斗打响的一周前，一分区已经在南管头村召开了“祝捷、训练检阅大会”，一分区直属队，以及一分区所属一团、三团、六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都组成了代表队参加大会。
一分区政治部、战线剧社，都在唐县，罗元发的带领下，参加晋察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
可惜1939年底，一分区自己的摄影师尚未培养出来，沙飞也没有参加这个大会，所以没有留下宝贵影像。我查了1939年一分区留下的宝贵影像，主要都是来自延安的摄影师罗功达拍摄的。沙飞拍摄了著名的“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的照片，此时正在我这里受到质疑。
10月底、11月初在唐县召开的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杨成武留在易县南管头，没有参加。他没有参加唐县的大会有几点原因：一是众所周知，涞源县正在进行的雁宿崖战斗，随后是准备再次在涞源县进行的黄土岭战斗；二是杨成武夫人赵志珍正在临产，地点是一分区卫生部水泉休养院，接生女医生是从北平同仁医院跑出来参加抗日队伍的妇产科女医生陈露辉。杨成武大女杨易（以后在《空军报》名叫“杨毅”，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出生。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杨成武红一方面军的老上司罗瑞卿，此时刚刚来到晋察冀，10月31日提出要到一分区（陈伯钧率领的抗大二分校，1938年12月初离开陕北，1939年2月初到达晋察冀，此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正准备来到晋察冀。），然后再参加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后回到陈庄（抗大二分校在灵寿县驻地）。这个人物的到来，杨成武不能不亲自接待。
为什么罗瑞卿要急于来到一分区，这还要从当年八路军的实际状况谈起。
八路军主要靠战场上的缴获补充自己，“以战养战”，打胜仗越多，缴获越多，这支部队也就越富裕。1944年春天，一分区一团奉命调往延安，到延安之后的一团，一进城就引起了全延安的轰动，因为一直处在后方的人民从没有见过全套日式现代装备的部队。以后一团在延安，因武器装备齐整，奉命担任机场上迎客的仪仗队和阅兵的任务。这1939年罗瑞卿一等人从后方延安来到晋察冀，听说杨成武的一分区打仗最多，缴获也越多，于是急于来到一分区“发点洋财”。
上级首长到前线部队“发点洋财”，是自打红军时期就有的规矩，杨成武如何不懂？一分区在10月份召开“祝捷、训练检阅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陈列展览一分区自1937年底以来的历次战斗所得到的战利品。从吃到用及武器装备无所不包。罗瑞卿等老领导前来，“杨成武吹肿了老脸充当胖子”（当年一分区某领导干部的评价），将这两年的最好精华任其随意挑选。望远镜、毛毯、皮大衣、手枪及子弹，铝制可加热饭盒、水壶，特别还有细布衬衣，饼干和糖果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并非高级食品，是日军士兵的伙食配给），都是当年大家的最爱。罗瑞卿等领导干部在一分区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还满载而归，席卷走了一分区几乎全部展品，能不高兴？
高鹏一直在杨成武的身边，为展览、为展品的事忙个不停。此时的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在哪里？他不在一分区，在唐县晋察冀军区。罗元发1939年10月27日新婚大喜（比留在一分区结婚的一团长陈正湘要早三天），但他的公事，却是率领一分区政治部所属的战线剧社为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演出文艺节目。
11月6日，晋察冀军区成立纪念日的头一天，当晚刚上灯（陈伯钧语），回到唐县葛公村的罗瑞卿还与一分区通了电话，表示感谢。但当晚坏消息也随之而来：鬼子分三路合击，除了力量最强的北线鬼子被陈正湘合围在黄土岭，完县的鬼子离北大悲不远，唐县的鬼子已经接近了店头村。
由于鬼子的突然进攻，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被迫中断。
11月7日，那一天是下雨天，黄土岭打响的同时，葛公村周边均已发生小规模战斗。担任阻敌的部队只有贺龙一二零师教导团和冀中特务营。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及抗大二分校只能仓促转移。幸好黄土岭战斗已经打响，缓解了鬼子兵的进攻压力。
与此同时，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的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回忆录中提到：战斗打响到下午时分，一分区所属的二十五团两个营另有任务，奉命东撤。此时，正是黄土岭战场陷入到胶着状态，八路军最需要兵力的时候。我猜测，鬼子的突然进攻，不仅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和抗大二分校周围无军力保护，一分区易县南管头周边也同样没有兵力，所以杨成武不得不将二十五团的两个营调回。这一撤兵的后果我在后面会详细讲。
8日，鬼子兵在齐家佐、管家佐一线会合。固然八路军装备差导致战斗力弱，但一二零师教导团与冀中特务营之不积极配合，是此役之最大缺憾（言信注：当时首长们的回忆录中，这一段话什么意思？我至今都没能搞清楚。）。
鬼子兵9日退走，转向神南、神北地区。抓紧时间，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在11月12日继续召开，地点在唐县稻园村旁边的三道岗农田里举行，有阅兵和聂荣臻等领导讲话。二分区、三分区我不知道，在河北省灵寿县熊伯涛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的四分区，直到一个月后的1939年12月13日才开了军民全体大会，纪念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
沙飞在纪念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拍摄了多少珍贵的历史照片？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多少。我猜想由于鬼子兵对两周年纪念大会的中途突袭，这次大会不会开得太轰轰烈烈，沙飞拍摄不到多少好照片，在情理之中。同样在1939年的11月，沙飞在唐县葛公村、石家庄子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拍摄了白求恩医生现场诊治八路军伤病员的珍贵照片。
因为，11月14日那一天白求恩以身殉职，所以我推断，沙飞所拍摄的白求恩照片的时间应该在11月初。或许就是在一分区雁宿崖战斗大捷之后，沙飞与白求恩一起奔赴一分区干河净后方医院和旺家台卫生病院所拍摄的。
1939年11月8日下午5点太阳落山时分，一分区一团最后一个撤出黄土岭战场，退回到易县境内的狼牙山根据地，黄土岭战斗就此结束。贺龙派来支援的特务团打得实在，陈正湘的估计，在下午大约4点时特务团才撤退。而一分区三团、三分区二团在上午时就已不见了踪影。此时，从涞源方向赶到的鬼子援兵绿川大队抵达了黄土岭。黄土岭战斗打成了“夹生”，按照历史记载，阿部规秀带领的鬼子兵1500余人，被歼800多，剩余600多。
黄土岭战场的最高指挥员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曾惋惜的总结：“本来7日黄昏前完全可以全歼敌人”，退一步说：“如果7日晚有的团队不撤出阵地，8日一早，我各部队同时向残敌发起攻击，敌人不会逃脱跑回涞源。”
11月12日，晋察冀军区在唐县稻园村继续召开被鬼子打断的两周年纪念大会。当晚，一分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易县南管头村，为庆祝黄土岭战斗胜利，管理员搞到了白面和肉馅，一分区司令部难得吃起了菜馅饺子。晚饭时，一架孤零零的敌机来侦察，杨成武察觉情况有异，于是，通知驻扎在南管头北的一团二营，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郑三生。告诉他们夜间多布岗哨，防止鬼子乘夜偷袭。
当晚十时，杨成武还不放心，于是发布命令：夜半时分，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从南北管头村的驻地转移到满城县慈家台。
当夜，二营长宋玉琳马虎了，没把杨成武的警告当回事，让鬼子偷袭过来。趁夜间出动的鬼子兵，居然与二营同宿一村，双方穿的都是鬼子兵的黄呢子大衣，所以双方无一人察觉。13日，接近凌晨，鬼子起身，悄悄出兵偷袭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所驻扎的南北管头两个村子。鬼子兵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北管头村，因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南管头村的八路军实力，不敢贸然进攻。幸亏南管头村口布置的岗哨及时发现了鬼子兵，立即鸣枪示警。杨成武、高鹏、黄寿发，以及剩下的十来个干部，一个都是短枪配制的警卫班，一口气跑六七里，到南管头与上下隘刹之间的山梁上才脱离危险。
最糊涂的，还有二营教导员郑三生的马夫。鬼子兵出动时跟鬼子走在了一起，被鬼子发现后枪杀。
这以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因前一晚吃菜馅饺子，司令部还剩下有半盆饺子没有吃完。大家跑出南管头村时，高鹏突然想了起来，觉得丢下了可惜，于是又奋力跑回来取饺子。幸好当夜鬼子兵没有进南管头村，这才给了高鹏抱着饺子盆跑回来的时间。
那一次，在鬼子兵的压力之下，一分区机关从满城县慈家台向南转移至唐县军城北，与参加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文艺演出的一分区战线剧社会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战线剧社曾派出宋治国、张书良、沙夫带队的一部分人员，跟一分区机关干部一起，到参战部队慰问演出。此时由于鬼子的报复性扫荡，也辗转到了唐县，与大队会合。
这还没完，这还不是鬼子兵正式的报复行动。为报复黄土岭失败，11月23日，日军1.8万余人分7路向阜平地区合击，企图歼灭晋察冀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军区主力大部和军区机关隐蔽待机，以主力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以另一部主力转至敌后袭击日军据点，破坏交通线。冀中军区部队和冀热察挺进军钳制敌人，配合北岳反“扫荡”。11月26日，日军占领阜平，一直到12月初鬼子兵才退走。
黄土岭战斗的时间过程讲到这里，于是再回到开始时的那个老问题：沙飞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从没有到过黄土岭战场的杨成武、高鹏、罗元发拍摄了在“黄土岭指挥战斗”的这张照片？
当然，这是一个永远也得不到回答的问题。照片上，为了不被对面的敌人发现，杨成武、高鹏、罗元发依次隐蔽在一道石坎的后面。从照片拍摄的角度来看，拍照的摄影师应该站在石坎的前面，半蹲着拍下的这张照片。如果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拍照的摄影师，你就不怕对面的敌人看见你吗？你就不怕敌人开枪打着你吗？
事后来看，这的确是一张“做出来”的照片。具体位置，应该在南管头的村边，一处农家收割过的庄稼地里。照片中的石坎是农家自己垒砌的，为的是防止南管头村边的那条漕河水泛滥。因为是庄稼地，所以身后都是平坦的土地，没有黄土岭那样的崎岖山峦。三个照片中的模特认真敬业，摄影师也一丝不苟。可为什么没有给黄土岭战斗的真正参加者照一张照片呢？
我的分析，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政府表彰延安，延安又向晋察冀军区追寻此事。于是聂老总派沙飞过来，照相，编写文章。一分区司政机关，一般只有四个人在负责：杨成武、高鹏、黄寿发、罗元发。黄寿发脾气怪，从来都拒绝照相，所以当时在南管头村边上照片的只有这三个人。其实当时黄土岭战场上打死了谁，一分区这边并不清楚。
军队的规矩，只要你有良心，从来最忌讳无功受禄。所以，一分区的历史矛盾，由此而起。这一切，遵从上级命令前来一分区照相的沙飞并不知道。
讲完了沙飞，开始讲蔺柳杞。前些日子，陈正湘的孩子曾对我说，蔺柳杞的女儿在寻找我，她父亲的一本新书刚刚再版，她打算转赠给我。
蔺柳杞写的书我都读过，有些文章读过不止一两遍，十遍八遍都有了，就像《杨成武回忆录》、《高粮回忆录》等等，我比作者的后代读得都要仔细。如果说，沙飞是以照片演绎历史，那么可以说，蔺柳杞则是以文字诠释历史。巧合的是，1949年初，解放军开进北平的时候，同住一个医院的蔺柳杞恰好见证了沙飞生命的最后时间。
1949年初解放军进北平，当时被二十兵团副政委李志民看中，任命为二十兵团宣传部副部长的蔺柳杞，被发现患有肺结核，住进华北军区白求恩医院。在师级干部的高干病房，蔺柳杞的病房邻居就是沙飞。当时沙飞因为精神病发作，枪杀日本医生，蔺柳杞是目击证人。沙飞事件发生之后，白求恩医院乱成一团，大批从张家口参加八路军的日本医护人员，集体静默，看你八路军如何处置？当华北军区来人调查时，蔺柳杞是第一证人。
记不清谁评价说：蔺柳杞本人就是个奇迹。他以最差的身体、最多的病体在一分区闻名。当年一分区反扫荡，无论机关还是部队，都不愿意带他同行，把他看作是个行军打仗的累赘。蔺柳杞自己就写过：1943年反扫荡开始，一分区机关即将连夜转移，组织科长黄连秋给了他10元边币，手指着远处一条山沟，告诉他，卫生所可能隐藏在那里，要他自己去找。接着队伍把他扔下，消失在漆黑的夜空当中。
结果想不到蔺柳杞命大，每次反扫荡他单独行动，过后，他总能拖着一条病歪歪的身子活着回来。1945年他出现在张家口时，把一分区卫生部长的很多人都吓了一跳，以为他“死而复生”。1946年初，郭天民野战纵队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原六旅改编为四旅，蔺柳杞被任命为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当时他接替老宣传科科长、新华社冀察分社副社长钱丹辉，正在担任新华社记者。是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三顾茅庐，亲自到宣化的冀察军区政治部新华社分社去接他上任。
蔺柳杞具有旧时代文人的一切基本特征：人正派、同情弱者，不势利眼，不以官阶大小看待昔日的老战友，嫉恶如仇，敢于仗义执言，不计后果。当然，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旧文人的自视清高、自高自大、好议论、好“抗上”、自由散漫、风流倜傥……，他都具有。蔺柳杞尤其对欣赏他的老上司，比如杨成武、李志民，到了不顾一切“愚忠”的地步。凡在蔺柳杞的文学作品或回忆录当中，只要是涉及到杨成武、李志民的地方，无不充满赞誉之词。
蔺柳杞五十年代以黄土岭战斗为题材写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可以看作是文学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记。我的评价是写得非常好。甚至好过后来写的专记《黄土岭战地旧景》。当然，这是小说，不是历史，怎么去写、去“创作”只能任凭他自由发挥（蔺柳杞将1940年秋的攻占东团堡战斗放在了1939年打黄土岭战斗的前面）。但如果是写历史，就必须要尊重事实，不能像文学家那样去“创造事实”。
1977年，所谓“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革命的第二年，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向蔺柳杞约稿，要他写一篇有关雁宿崖、黄土岭之战的文稿。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黄土岭战地旧景》。蔺柳杞的文章，两次提到聂荣臻、三次提到杨成武，二十次提到阿部规秀。当年在雁宿崖、黄土岭的最高级干部一团长陈正湘提到过几次？一次也没有。其他的人名，提到过一团一营长李德才，一营教导员朱遵斌当然不被提及。此外一团再无人上榜。三团、二十五团同样如此。还提到了一分区炮营长杨九坪（哈，本应该是连长，他为了与《杨成武回忆录》的提法保持一致，就写成了营长）。除此以外的十来个人名，都是一般干部和老百姓。这就是蔺柳杞，标准的蔺柳杞写作风格。
蔺柳杞写作水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需要遮掩的，你这个读者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这就是写作艺术。读蔺柳杞的回忆黄土岭战斗的文章，究竟谁在现场指挥，谁是黄土岭战场的最高负责人，你是看不出来的。蔺柳杞写道：“村北一座较高的山峰，曾是我军指挥员观察敌人的阵地。当年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指挥员拿着一把山草隐蔽身体，对敌观察，指挥作战。他瞒过天空的敌机，瞒过面前的敌人，却瞒不过自己的部队，战士们瞅着自己的指挥员，大家相互激励，对敌射击的机关枪更加清脆悦耳。”
看到这里，你知道这位“我军指挥员”是谁了吧？当然不知道。你蔺柳杞始终都不点名，要我们如何知道？所以，在很多年间，我一直都以为雁宿崖、黄土岭战场的最高指挥员就是杨成武。蔺柳杞的写作水平有多高？明白了吧？他不让我们明白的事情，你在他的文章里是很难搞清楚的。除非我仔细研究那一段历史。
其实，在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确，杨成武确实不在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的现场。说蔺柳杞的后来的那篇文字《黄土岭战地旧景》误导过我，原因就在这里。
蔺柳杞、魏巍、瞿世俊，当时都是一团的干事。他们不认识一团的主要领导是不可能的。蔺柳杞那部著名长篇小说《长城烟尘》中，“团长陈从源”的原型人物就是陈正湘；“政委王正国”的原型人物是一团团政委王道邦。特别是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蔺柳杞将“团长陈从源”描写得十分出色。尤其最精确的一点，陈正湘是写日记的，这位“陈从源团长”也是写“阵中日记”的。
当时按照领导上对这些秀才们的爱惜，并不是每个干事都批准上战场的。在他们的体格中，只有身子板硬朗些的河南人魏巍被批准上黄土岭战场，蔺柳杞、瞿世俊这些瘦弱不堪的秀才都在后方“猫着”。所以，当年黄土岭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我猜想蔺柳杞其实不大知情，在这点他远不如有亲身经历的魏巍。所以，在一分区那些年，魏巍有一份“黄土岭战地日记”拿得出手，蔺柳杞却从未写出亲身的经历。
蔺柳杞对黄土岭战斗的认识上的飞跃，产生于解放以后的1958年冬天。那一年，是杨成武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最后一年。按照杨司令的安排，蔺柳杞一行北京军区的秀才们，重返了当年的一分区特别是黄土岭战场。那一次，他们同老军人、老民兵骨干、老农民的许多人见了面，重温当年的战斗经过，并进行现场勘查。他们甚至还采访了拘押在涞源县城、张家口、呼和浩特的一些原汉奸人物，详细了解了敌方的动向。回来后的第二年，1959年，蔺柳杞的《长城烟尘》初稿问世。
蔺柳杞是我的前辈，我父辈的战友、好友，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他。蔺柳杞1939年就将我的父亲纳入他的文字之中。他们一行魏巍、瞿世俊几个人被分到一团当干事，要从一分区政治部所在的北管头村到一团驻地林泉、界安一带。1939年初夏，刚消灭当地的地头蛇孟阁臣不久，一团占据了原孟阁臣部队的防区。一团的东南是赵玉昆部队、东北是日伪军驻地，对方的小股武装、特务分子不时摸进一团驻地，这一路上并不太平。
所以，蔺柳杞一行人去一团报到，要求一分区政治部派兵护送，理所当然。当时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的干部，黄连秋、郑秀煜、宫呈祥等人都在场，当时吃惊得张大了嘴巴：“派兵？你们自己不就是兵吗？”
“可我们从来都没打过仗呀？连放枪都没有过。”蔺柳杞、魏巍、瞿世俊等人绝望得大叫。
一听也是，“真是一伙成事不足的书呆子”，黄连秋后来笑话他们说。那一次，在蔺柳杞日记中“杨华”的陪伴下，他们到了娄山、团山、松山以东的一团。还提到半路上遇到一个骑自行车戴着礼帽的小商人，警惕性极高、但又向他们一行人彬彬有礼的问候。
蔺柳杞的日记及作品，是我参照研究一分区历史的主要来源之一。他写的许多东西都真实可信。唯独黄土岭这篇我当作例外，因为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曾经的老团长陈正湘。
回到1939年的雁宿崖战斗，指挥战斗的一团长陈正湘，在山上的指挥所感觉到了敌人射击过来的冷枪，马上及时收回了身子。过了一会儿，他想试探敌兵是否还注视这里，于是将手持的望远镜伸了出去。只觉得一阵震颤，望远镜被击碎了一个镜筒，陈正湘的手也负伤了。幸好雁宿崖战斗结束，缴获了一具更好的望远镜，弥补了陈正湘的遗憾。那具被打破一个镜筒的望远镜，就放在一团团部。蔺柳杞将这一情节写进了他的小说《长城烟尘》。
历史的细节就像一张拼图，精确的拼接到一起，严丝合缝。
2015年，在病床上几年之后，蔺柳杞彻底离我们而去，他这一段记忆成为了历史。最后又回到故事的主题，你问我是相信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还是相信他的专记《黄土岭战地旧景》？
我的回答：都信，也都不信。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比较起来，还是长篇小说《长城烟尘》比《黄土岭战地旧景》具有更准确的历史参考价值。
被蔺柳杞忽略掉不谈的陈正湘，实际上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真正主心骨。提起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都离不开陈正湘。因为他是战场上的核心人物和关键人物，没有了陈正湘，也就没有了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上取得的良好战绩。换了别人，战绩肯定会大打折扣。
1993年，陈正湘病故，悼念者蜂起。在纪念陈正湘的纪念册中，以王平上将为首的晋察冀一些老干部，重提起1939年11月的雁宿崖和黄土岭两场战斗，都特意强调到战场上真正的指挥者应该是陈正湘。而从未到过战场上指挥的杨成武不过是冒占其功。
作为一个一分区史的研究者，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杨成武一生中曾数次重权在握，特别是文革初期的“总参代总长”时期，已经承接了老上司罗瑞卿的部分权力，其重要性已远远超越了他的另一个老上司聂荣臻。位高权重，又处事不当，杨成武因此积怨不少，结下不少军内重量级的大冤家。
其中，仅上将中最知名的就有两位：一个是新四军的张爱萍，另一个是晋察冀的王平。而王平因为抗战八年一直在晋察冀，长期担任三分区政委，他应该是最具发言权的。问题就在于，他满怀怨恨的发言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少？
我的个人意见，如果不带恩怨成分，全面考察1939年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场，唯一具有全面指挥者身分的人就是杨成武。这既是晋察冀军区下达黄土岭作战命令时的明确规定，也是陈正湘本人回顾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的真实表述。
在杨成武1939年11月6日晚9时下达的第二天作战命令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指示纲要是：继续使用一、二、三团及二十五团两个营（一二○师特务团北上参加这次战斗），将敌人歼灭于黄土岭地区。参战各团统归一分区指挥。”
一分区是谁？就是杨成武。
我们再看有关陈正湘的战场记载：
1、最初亲自考察了雁宿崖、黄土岭地形并拟定了作战计划的是杨成武。陈正湘只是此次战役的具体执行人。
2、雁宿崖参战三个团、黄土岭参战五个团，陈正湘仅直接指挥了其中的一个团，即他担任团长的一分区一团。
3、战场上陈正湘不止一次通过电话向在易县南管头村的杨成武请示汇报。
4、战场上的各团都在单独作战，陈正湘根本指挥不动其他团。甚至连各团的退出战场他也不知情。通讯不畅，加上指挥不统一，这是黄土岭一战最失败的地方。
5、最关键的，正因为是杨成武在易县南管头的遥控指挥，致使黄土岭一战打成了夹生。占五分之二的鬼子兵得以生还。如果是陈正湘有战场的全盘指挥权，黄土岭一战不会是这个结局。好的话在7日当天结束战斗，不顺利的话也会在8日上午结束战斗。
这就是二律背反的铁定规律，谁承担的指挥权，谁就应该同时承担战场失利的指挥责任。那种既认为黄土岭战场的指挥者是陈正湘，同时又不指出黄土岭战场的失利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种做法明显是偏颇的。
还有（这非常重要），由于战场条件的复杂性，通过电话指挥作战也是“指挥”。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这样的情境经常出现。所以，说不在现场就不算是指挥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同时，也必须说明：杨成武在黄土岭一战中指挥中也存在失职责任。你既不在其位，又不指定黄土岭战场几个团的最高负责人，致使黄土岭战场上的五个团各自为战，不成章法，把一个可以全歼敌人的战斗打成“夹生”。除去指挥的好坏不谈，即使是杨成武亲自拟定的雁宿崖、黄土岭作战计划，也显得粗糙，使参战的各团无章法可循，最后竟然出现自己擅作主张，退出战场的怪事。
你不想想：你退出了，不打招呼，你的兄弟部队怎么办？独自支撑与日本鬼子血战？你这个擅自退出激战的战场，是不是有显自私？
看日军历史文献，评价抗战中的中国军队，最体现“中国人劣根性”的一点，就是当主要面对日军的中国军队在苦战的时候，其余的中国军队或者趁机退走、或者在远远观望，不来救援。所以，中国军队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是无数个体。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私本性决定了形成军队整体意识的基础尚未成熟。反观日本军队，整体观念非常强烈。日军一支部队在九江被围，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河南的日军都拼死赶来救援。
抗战八年，八路军有一条常用的战术，叫“围点打援”。因为八路军知道，只要一小支日军被围，其余日军一定会赶来营救。所以“围点打援”非常有效。八路军就不会这样，你被围，只怪你处境不好，你只能自己奋斗，摆脱困境。1942年，日军在冀中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五一大扫荡”，平汉铁路线以西的晋察冀军区及各军分区，就像小农经济的各个农户，都守在各自的地盘上无所作为，眼看着冀中抗日根据地在鬼子的大扫荡先是孤军奋战，接着是全面沦陷。
1944年秋天，晋察冀八路军有所转变，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这是从个体户向互助组的进化。解放战争开始，成立了野战纵队，标志着军队从互助组进化到了合作社，整体的意识开始形成。
回过头来，看看一年后，1940年秋，陈正湘已经不在一分区，杨成武亲自拟定并亲临战场监督实施的“涞灵战役作战计划”。由于缺乏卓越战将陈正湘的参与，结果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虽然涞灵战役初期攻打下鬼子两个据点，但一分区主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1941年以后一分区兵员匮乏，面对鬼子的进攻只有招架之力，再无力进行主动进攻。
如果作战指挥经验更加丰富、思考更加缜密的陈正湘还留在一分区，绝不会是这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陈正湘自己写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一文中，还揭示出一个重要线索。雁宿崖战斗，围歼鬼子辻村大作600余人，原本也由于每个团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险些打成了“夹生仗”。是陈正湘及时发现了问题，主动赶赴到三团指挥所，与三团领导（团长纪亭榭已经不在、陈正湘是与副团长邱蔚和团政委袁升平）联系，共同商量后拿出了协同作战的方案，给雁宿崖战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年战争年代的规矩，一个团长非经上级领导特别授权，是无法指挥动其他团的。其他团长都与你平级，他不会听你的命令。所以，当时对三团没有指挥权的陈正湘，只能与三团领导用协商的方式找出解决困境的办法。如果有指挥权，就简单了，一个命令就完成了。
陈正湘的回忆中，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雁宿崖战斗之后，鬼子阿部规秀大兵南下，是陈正湘最先（在5日晚上）向杨成武电话提出了打阿部规秀鬼子大队的设想。陈正湘的话最引起杨成武留心的，是如果不打，放阿部规秀的鬼子兵继续南下，一来会威胁到易县南管头的一分区司令部的安全，二来会威胁到花塔地区后方医院和兵工厂的安全。所以陈正湘提出，必须将鬼子往东引到黄土岭、寨头方向。
杨成武听了，不可能不动心思：一分区有主力部队三个团六七千人，如果让阿部规秀的一千多鬼子把一分区占领，那这周边的军民有何看法？你一分区主力部队是吃素的？再说，一分区是晋察冀的北大门，占领了一分区，阿部规秀的鬼子兵就可以向唐县腹地长驱直入，晋察冀再无主力部队可以抵挡，晋察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将成为泡影。
所以，陈正湘说得有道理，此战非打不可。
下定了“打”的决心，杨成武立即向晋察冀军区领导汇报，于是才有了后来黄土岭再打一仗的作战计划。杨成武向一分区所属主力部队传达晋察冀军区下达的作战命令，是在6日晚9时左右，时间上，在陈正湘再打一仗建议的一天之后。所以说，是陈正湘提出了打黄土岭这一仗消灭阿部规秀这伙鬼子的原始构想。
综上所述，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的指挥者只能是杨成武；
第二：一团长陈正湘的作用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举足轻重、不可忽视、不能替代的；
第三：如果黄土岭战斗是陈正湘指挥，将会达到“完胜”的最好结局。
最后说一下，没有能团结并留下晋察冀的优秀战将陈正湘在一分区，是杨成武抗战八年当中的最大败笔。黄土岭一战，即使打成了“夹生”，也是抗战八年整个八路军中不可多得的一次胜仗。加上雁宿崖战斗，晋察冀八路军几天之内歼灭鬼子共1400多人，战果超过平型关大捷，你查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战史，可曾有第二次这样的战果？当然，如果当年更加信任陈正湘，让他参与整个作战计划的拟定，赋予他黄土岭前线的最高指挥权，那样全歼鬼子的数量会达到2000。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
可惜，历史上没有“如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就是历史。
我说尽管这样，打了“夹生”，雁宿崖、黄土岭战役仍是八路军抗战史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捷。你比较一下1940年底，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彭德怀亲自指挥太行一二九师主力两个半旅，一万多近两万人，都是响当当的老八路，不是晋察冀这样的“新建八路”。在山西省武乡县关家垴围攻日本军岗崎大队五百多人。血战两昼夜，八路军伤亡两千多人，最后仍未能全歼冈崎大队，有一百多鬼子跑回。对比之下，雁宿崖、黄土岭消灭鬼子共1400余人，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
回顾整个一分区历史，把1939年看作是一分区发展的顶峰，是十分有道理的。此时的一分区，人才荟萃、兵力强大、财力雄厚，所以能打出雁宿崖、黄土岭这样的杰出战役。黄土岭大捷，无疑是件好事。但好事处理不当，就会带来坏的结果。黄土岭大捷以后的一分区就是这样。
黄土岭大捷的两个月后，1940年初，担任一分区一支队支队长的陈正湘突然离开了一分区，去晋察冀军区养病。难道在一分区就不能养病吗？何况他同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副部长卢星文的私人关系都非常好，他夫人康捷就是医生，在卢星文手下东西水村卫生所工作。
无独有偶，紧接陈正湘其后的，是担任一支队政委的袁升平离去，“到延安学习”。与陈正湘是杰出的“将才”不同，袁升平是一分区屈指可数的杰出政工干部，他的过早离去，不管跟陈正湘有什么关系，总是对一分区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陈正湘、袁升平之后，是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带领二十多人的私自离去。其中几个对一分区来说还是举足轻重负有重责的红军干部。
到此为止，有目共睹，一分区一支队领导班子全盘尽失，一个没剩。这对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不是个重大打击，鬼都不信？
有了一支队这样的重大事件出现，才会有紧随其后的五支队司令员赵玉昆的叛变。
1937年11月初，平型关战斗结束后，邓华、陈正湘、罗文坊一批一一五师干部被留在晋察冀，又分配到独立团工作。此时一分区和独立师尚未成立。杨成武率独立团一营、三营在蔚县，独立团二营在涞源县单独活动，当时正从涞源县向东进入易县，占领了紫荆关。在陈正湘带领下，二营以一个连继续占领紫荆关，两个连往东打下易县县城。
这两个连在攻占易县县城的时候，一支当地的农民军队伍在旁边观看。问起来，说是易县当地人赵玉昆拉起的队伍。那一次是赵玉昆与陈正湘的第一次见面，赵玉昆对陈正湘大为折服。1939年初赵玉昆从冀中的河北游击军系列改为划归到一分区，赵玉昆对陈正湘的折服，是原因之一。此时一年过去，陈正湘刚走，赵玉昆就叛变，离开一分区。赵玉昆的叛变，无疑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因为压垮骆驼的不只是一根稻草。比如赵侗的下场、孟阁臣的下场等等。但陈正湘的离去也是赵玉昆叛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此，随着陈正湘、赵玉昆一众人等的离去，一分区“支队”这一级画蛇添足的机构如昙花一现，最终不得不被迫取消。
1937年秋全国抗战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陈正湘的职务是副团长，与杨成武担任的团长仅差一步，但都在同一个层次上面。高于后来担任了他的上司黄寿发的职务。当时邓华、罗元发的职务都是团政训处主任，虽然也处于同一个层次，但明显又低于副团长一步。但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上司。
等到了1937年11月，邓华、陈正湘来到一分区之后，邓华担任一分区政委，陈正湘担任一团团长，明显低于杨成武、邓华一个层次，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上了。陈正湘担任一分区一团团长两年，战功累累，非一般人可比。原来在陈正湘之下的黄寿发、罗元发，1939年以后都成为了陈正湘的上级。提拔陈正湘为一分区副司令，理所当然。
可惜的是，当时一分区副司令的位置已经有人给占了，就是高鹏。高鹏从未有过一次指挥战斗的历史记录。“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是那些一分区红军干部最看不起高鹏的地方。古典经济学上一个古老的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在一分区这里发生了作用。
陈正湘走，但走得合情合理，因为他确实有病。他的病是极度的神经衰弱，睡不着觉。1939年，是一分区战事最频繁的一年。打孟阁臣之后，大龙华之前，陈正湘的神经衰弱一度加重。所以1939年5月的一团攻打大龙华战斗，是杨成武直接指挥，一团副团长熊奎具体指挥。半年时间过去，1940年初陈正湘走，去晋察冀军区养病，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
陈正湘走了，同杨成武的良好关系依旧。1946年成立晋察冀野战纵队，除去杨得志的一纵来自晋冀鲁豫，郭天民二纵、杨成武三纵、陈正湘四纵都是由晋察冀部队组成的。其中，冀中原主力部队六个团被吕正操带到晋绥军区，脱离了晋察冀，杨成武新建的冀中部队都是地方部队新组成的，战斗力明显要低于老部队。而陈正湘冀晋部队组成的四纵都是老主力组成的，于是，就发生了杨成武向陈正湘要求“调换”一个旅。
陈正湘将四纵十一旅给了杨成武，杨成武改换番号为三纵九旅。但杨成武并没有将自己的三纵九旅给陈正湘，而是补进七旅和八旅。陈正湘四纵因此缺编一个旅。晋察冀领导最鸣不平的就是这一件事。幸好张家口撤退之后，原张家口教导旅（旅长李湘、旅政委张明河）原本就来自冀晋地区，于是正好给了四纵，成为新的四纵十一旅。
解放初期，当时的华北军区将一些红军资历的干部集中起来，对外叫“干部休养团”，在北京的军产房养起来。这些军产房都是四合院，在北京的居民区当中，是原国民党军队用来安置他们的官佐家属的。蔺柳杞作为师级干部，曾有幸分到一处住房，在东城区方家胡同。四合院的那三户人家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
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一成为居民，就马上恢复了农民本性，种菜、养鸡、养鸭，最要命的是养……猪。在北京市里养猪，气味难闻不说，光是苍蝇就成灾了。这些人资历老，都是红军干部，后勤干部部门谁都管不了。万般无奈之下，华北军区请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红军领导干部进行说服，他就是陈正湘。从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发展历史中，陈正湘在红军干部中的威望，首屈一指。他说服了红军干部在北京市的住家里放弃养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分区干部经常齐聚在杨成武家中，回顾抗战八年那些往事。雁宿崖、黄土岭是离不开的话题。有的老干部回忆：雁宿崖战斗的后期，八路军打疲了，没有了斗志，眼看战斗成胶着状态。杨成武急得大叫：“不能停，冲上去，狠狠打呀……”于是干部带头，许多人抡着大刀、挺着刺刀冲了上去。
杨成武既然不在现场，他究竟喊了没有？
我的分析，杨成武的确喊了，但是在电话机里叫喊的。杨成武的急切情绪感染了纪亭榭、邱蔚这样的火爆脾气，他们向部队大叫：杨司令急了，大喊要我们冲锋，绝不能停下来。
当兵的都是一根筋，一听杨司令大喊，于是都急眼了，就有了雁宿崖战斗最后的一冲。
其实人们只注意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大捷，忽视了随后鬼子的报复性扫荡。1939年11-12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不几天，鬼子对一分区发起进攻。这一次，一分区根据地全部沦陷。杨成武、高鹏、黄寿发、罗元发，带领一分区机关及炮兵连，一直转移到三分区花塔山下（注：两年后的1941年秋季鬼子扫荡，杨成武率一分区机关在这里陷入重围，于是出现了著名的“梯子沟突围”）。
回顾完这段历史，杨成武对在座的大家说：“指挥破敌人分进合击这种大仗，一辈子用上一两次就很幸运了。哪里天天会有‘利害变换圈’等你去跳……”
我想看看这个一分区的老干部圈子是怎么谈论陈正湘的？
可惜没有，一个字都没有。
抗战时期，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最光辉的闪亮点，就是1939年底的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这两次紧紧相连的战斗已经被载入中国军队的杰出范例和光荣历史。这两场几天之内前后相联的战斗，消灭了日本军1400余人，其中还有一个中将，如果战果正确无误，很明显超过了林彪带领一一五师打的平型关大捷。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许多人无数次回顾这段历史，每个人的回顾角度均有不同，但基本上无一不是都围绕着“怎样打仗”这个方面来展开的。我的叙述角度与叙述方式与往不同。“怎样打仗”，人们谈得尽够多了，我想讲一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后的故事。
雁宿崖和黄土岭紧挨着，相距不过十来里地，都在河北省涞源县。涞源县地处山西省、原察哈尔省、河北省三省的交界处，以后，这块三省交接的地域简称“晋察冀”，成为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称为“晋察冀边区”。而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涞源县，是由杨成武带领的一一五师独立团二营先于整个晋察冀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可能没有人会知道，涞源县作为最早的抗日根据地，原本并不是为独立团准备的，是整个一一五师、包括独立团在内，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预订计划。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下旬，红一军团奉命离开甘肃省正宁县、宁县，南下陕西省三原参加改编，开赴抗日的最前线。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一军团的红一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参谋长熊伯涛，政治处主任罗元发，供给处长董永清。副官李光汉。全团1500余人，又补充了200名陕甘籍新战士。
当八路军一一五师先遣队东渡黄河的时候，林彪前往参加洛川会议没有随部队出发。在从陕西到太原的路上，林彪早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打好八路军出师第一仗。一一五师原计划背靠比较友好的阎锡山晋军，从山西省广灵县一带开进河北省涞源县，下一步进军华北。这就是说，杨成武后来所做的这一切，最初都是林彪为一一五师的战略构想。
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军进军的速度很快，随着张家口、大同的失守，日军跑到了山西省的北部。1937年9月14日晚上，到达山西省北部原平县的林彪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致电请战，提出了当时情况下一一五师的行动计划:“在广灵失守、灵丘附近到敌的情况下，原定一一五师经灵丘到涞源计划已不执行。先拟将三四三旅及独立团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
平型关战斗之后，一一五师未能去的“经灵丘到涞源”的行动计划，被在山西省广灵县、灵丘县为平型关战斗阻击日寇援军打了腰站战斗的杨成武独立团实现了。此后，从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到1939年1月一分区部队开进涞源县东面的易县，消灭孟阁臣后鸠占鹊巢，涞源县一直是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一分区地委、一分区行署的所在地。老资格的一分区干部都对涞源县这块土地了如指掌。
涞源县又是为一分区贡献兵员最多的县之一，涞源县前后几个县大队都被合并进一分区各主力团。1937年11月，1700人的独立团升格为7000人的独立第一师，蔚、灵、广、涞、易5县行政委员会在灵丘县上寨建立，主任张苏。涞灵两支游击队千余人、灵丘县抗日义勇军1000人，编为晋察冀军区独立师第三团。以后，这个团被邓华带到平西，1939年秋改编为晋察冀军区六团，又被派回到广灵县、灵丘县在内的雁北地区。我猜与这个六团里有着相当数量的涞广灵子弟兵是分不开的。
1938年初，马辉任涞源游击支队长期间，率领涞源支队加入到一分区主力一团，马辉任一团三营营长（副营长李青川）。马辉前脚走，后脚肖应棠来，继续组建新的涞源支队。这个新组建起来的涞源支队并没有留在涞源，而是编进了接替邓华带走的那个三团的新三团，肖应棠任三营长。最后这个涞源游击支队是曾雍雅、梁正中建起来的，从此留在了涞源县。后面会特地讲到这个有“狼诱子”雅称的涞源支队。
有一个重点要加以说明：1937年10月底，当独立团从山西省广灵县、灵丘县开进河北省和原察哈尔省的时候，在晋察冀这个三省交界处已经没有了任何国民党军队，最后退出这一地界的是国民党军朱怀冰师五千余人。朱怀冰的原驻地是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当时归曲阳县，解放后划归给阜平县）。朱怀冰风闻鬼子兵要来，提前退走，留下几百名游兵散勇被八路军收编。所以，晋察冀军区最早的一些直属部队出自国民党军“游杂”，而非老红军部队。
这一切还说明，整个晋察冀边区都是八路军从日本鬼子铁蹄下解放的，并非从国民政府手中获取的。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都是国共军队混杂在一起，唯独在晋察冀，只有共军而无国军，原因就在这里，这里是货真价实没有后方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扫荡的日军占领，晋察冀八路军无后路可退，只能跟日军打转转，绕圈子。
几乎与此同时，隶属日本军关东军驻蒙军指挥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1938年2月在北平地区编成，驻防张家口。1939年夏天，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防区扩大，蔚县和涞源县都成为其管辖地区。所以涞源县境内的雁宿崖、黄土岭成为消灭日军第2旅团所属的辻村、阿部规秀的战场，表面上看来是偶然的，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如果独立混成第2旅团没有接收涞源县这个防区，阿部规秀中将未必能丧命在黄土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冀察八路军开进张家口、宣化。宣化大校场是独立混成第2旅团教导大队所在地，八路军开进去的时候，军械库、被服库、食品库还基本完好，不像张家口，被当地老百姓抢先进去往自己家搬，在八路军进驻之后的两三个月内对日军仓库的哄抢就从没有停止过。
在宣化，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在自己的驻地看见了日军教导大队的教材，从1939年成立之后就开始研究怎样同八路军进行山地作战。尤其阿部规秀送命之后的1940年，日军教导大队已经在文字教材中，对部队的行军、作战、固守待援、紧急救援，都有了明确的战场应对的文字指示。
日本人的长处，是一个极其“精细”的民族，善于学习、能及时收集情报、总结经验教训，向部队推广。所以在1941年以后，冈村宁次担任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之后，日本军基本上掌握了晋察冀战场的主动权，1939年这样的八路军诱敌深入、以便设伏击歼之的杰出战例再没有出现过。
1939年一整年，是一分区的大发展的一年，也是一分区部队作战最多的一年。1939年不算团以下的小仗，仅是分区级别的大仗，1月灭孟阁臣、5月打鬼子据点大龙华、7月鬼子趁大雨来报复、10月麻田岭偷袭战、11月初雁宿崖、黄土岭、12月鬼子冬季大扫荡，足足折腾了一整年，不得消停。
1939年10月，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亲自指挥的麻田岭（史称摩天岭）偷袭战，出动两个营，一团张英辉三营、分区直属马辉特务营。此战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前页，一分区的战斗从东往西、从易县转向涞源县，这才有了日本军辻村大队的途经雁宿崖，对涞源县银坊三团的扫荡行动。
雁宿崖战斗还算打得圆满，只有极少部分的鬼子跑了，基本上达到全歼敌人。但黄土岭战斗打得不尽人意，一团是最后撤出黄土岭战斗现场的。在他们之前，贺龙派来的特务团很够意思，是倒数第二撤出的战场，再不撤，小鬼子就从后面把他们围住了。在特务团之前，参战的二团、三团早就走了，临走时连招呼也没有打。二十五团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跟特务团交接班似的，他们前脚走，特务团后脚来。
所以，黄土岭战场上一直是八路军四个团、而不是五个团在作战。名义上是五个团的配置，但最初特务团来得晚，开打后只有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只有两个营）在打。到了下午，紧张时刻，姗姗来迟的特务团赶到了，立即在三团侧后投入战场。但此时，二十五团接到命令，撤出战斗，回到一分区。
一团最后撤出的战斗，经碾子沟、寨头、干河净返回一分区。在干河净路边，杨成武的老秘书陈子端一直守候在那里，向返回的各团询问战绩，以便及时将战果上报给晋察冀军区。
各团刚收兵，还没有做战后总结，各连、各营的战果都没有总结上来，团里哪里有战果数字报给陈子端？但那一次陈子端报上去的战果数字，与后来收集到的数字相差无几。两三年后的一次闲聊天，陈子端向一分区作战科介绍那一次他统计战果的经验，他是根据我军战士身穿得日军大衣估算出那一战的大致战果的。
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因为实在太穷，从军队到平民，对战后的日军尸体是从不放过的。从头到脚，能扒下来的一律扒得干干净净，哪怕炸破的旧军装不能穿了，做鞋底子打袼褙，也绝不给小鬼子剩下。所以只要是八路军围歼鬼子兵的战场，小鬼子尸体大都光溜溜的，先是被军队扒一遍，然后被老百姓扒得干净。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天气寒冷，八路军冬装供应有限，无法及时满足各团。于是军队就地取材，将鬼子的军装、主要是军大衣穿在身上。还有，就是翻那些死了的小鬼子的衣兜。这里面有好奇的成分。小鬼子的衣兜里大都有家庭照片、笔记本、护身符什么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的当时的八路军战士所没有的。八路军战士们想看看，被自己打死的日本鬼子都是些什么人？
部队鬼子装束化了，难免会引起误会。一团我不清楚，三团的原驻地在涞源县最南端的银坊。当年叫“银坊村”，今天是“银坊镇”，就像一分区司令部驻地“南管头村”今天叫“狼牙山镇”一样。
雁宿崖大捷，战后，三团返回原驻地银坊，只见沿途的老百姓纷纷躲避，远远就看见扶老携幼的老百姓躲上山去。回头一看，邱蔚、袁升平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部队的许多人穿的是鬼子兵的黄呢子大衣，把老百姓吓着了。于是赶快向老百姓呼喊，八路军打了大胜仗，把小鬼子都消灭了。
在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中，也有八路军营长和许多战士身穿小鬼子军装把老乡吓到的描写。这可不是虚构的情节，而是纪实的描写，看来这在一团也是个常见的现象。看其他老干部写的有关一分区的回忆录，在战场上每战之后打扫战场，战士们缴武器、扒军装、翻衣兜，这样的情景很常见。
再回到黄土岭之后的干河净路口。陈子端一听各团的战果还没有统计上来，他登高一看，各团战士身上穿的鬼子军大衣历历在目，他灵机一动：鬼子兵前来作战，总不能战不成，把身上的黄呢子军大衣脱下来，给你们八路军带走。小鬼子不死，你八路军的小鬼子军大衣从何而来？他送给你的？于是，陈子端略清点一下，他自己估算是“十取七八”，总会有一些小鬼子的军大衣被炸碎烧坏，不能穿。他测算的结果是约“半个团”，一千出头。加上“十取七八”的那“二三”，约一千四五百之数。报给杨成武，与杨成武自己估算的相差不大，于是又向晋察冀军区报送战果。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陈子端的测算居然相差不大。
要不说：八路军个个是能人。一个蔚县中学的普通语文教师，跟着八路军也居然如神算子一般。
黄土岭战后，你以为一分区一团居首功了吧？其实不然。黄土岭一战未能全歼敌人，一团领导奉命总结经验，写出检查。正在写检查期间，一个人把一团给救了。这个人就是黄土岭死去的老鬼子阿部规秀。
在当时一团参谋长杨上堃的回忆录中记载到：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进行战斗和战役总结时，因为没把日本兵全歼，晋察冀军区认为打的不好，正准备开检讨大会，我军情报部门从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得知，阿部规秀旅团长已经‘阵亡’在黄土岭，并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打电话给杨成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击毙 了阿部规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
杨成武听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一团：‘告诉你们，咱们打死了一个日本兵的大官！’
我们问：‘大官，有多大？少佐，中佐？’
‘比他们大！’
‘大佐？’
‘再大点儿！’
‘少将？’
‘是中将！一名日军中将！’
这才知道打死了一个‘大大的太君’，直接把检讨大会改成庆祝大会了。”
看《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总结，聂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他喜悦地高声说：“成武同志，好消息啊！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我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这位中将旅团长竟亲自率兵进人黄土岭，并且被我们打死了。放下电话，我向旁边正在统计战果的秘书陈子端喊道：“老陈、聂司令员说，我们打死了阿部中将，总部祝贺我们哩!”
陈子端一怔，拍着统计表叫道：“是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呐，哈哈哈… … ”在场的人们都高兴得开怀大笑。
我急忙给一团挂电话，转告了这个喜讯，并且要他们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当天，阿部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指挥刀也落到我们手中。后来，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军区，军区又把它送到延安。
阿部规秀是当时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我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根据地军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大家异常振奋。
不久，彭真同志指示我，就黄上岭战斗经过写一篇文章，驳斥国民党内部那伙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人。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一一礁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的文章，登在当时的抗日刊物《 新长城》上。
雁宿崖、黄土岭接连大捷，主要功臣当然要受到褒奖，于是一团长陈正湘、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分别被提升为一支队支队长和支队参谋长。三团团政委袁升平担任一支队政委。可惜时间不长，一支队领导层便发生变故，陈正湘弃职去军区养病，袁升平去延安学习，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抗战时期曾在延安党中央工作过的长征女干部危秀英大妈拉着杨上堃小儿子老七杨国兴的手，意味深长、极其严肃认真地对他说：“小七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你爸爸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忘记了，你爸爸是个很好的人，他是战争英雄，长征的时候为了保卫中央纵队，立下了很多战功，毛主席都知道他啊！后来他犯了一个大错，毛主席都保了他。”接着，危大妈讲了一个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的故事：
黄土岭战役杨上堃所在晋察冀军区主力一团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后，杨上堃官升一级，由团参谋长调升纵队（旅）参谋长，但杨并未“领这个情”，一直十分不愿意当参谋长这种“配角”的他，觉得屈才，在个人英雄主义盛气之下，鲁莽冲动的他尽擅自率部去打一仗干点名堂给上级看看，极想证明自己的军事才干，哪怕是降级当部队主官都行。整个事件前后七天，后来被谓之为“七日之错”。
结果被组织严肃处理，一撸到底，差点被枪毙——那是在1940年3月一天，在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朱德等人勃然大怒，用力的拍着屋里的桌子，大声喊道：“全部枪毙，一个不留！”
这时，一直一语未发神情冷静的毛泽东不紧不慢说了一句：“慢，手下留人，他是长征的英雄和功臣，事件已经搞清楚，他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
结果是，参加了这次“七日事件”的领导干部全部被枪毙了，只留下杨上堃一人。就因为毛泽东的这句话，杨上堃从冲动莽撞失误的死神中走了出来，他很快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高级干部班学习，而且，一学就是5年，直到抗战胜利，被派往东北。
原文是这样写的，我一字不改，原文照登，其中疑义的地方我随后再解释。杨上堃事件，发生在后来的一团团政委朱遵斌事件的十个月前。杨上堃事件发生时，朱遵斌已经接替王道邦就任一团团政委，所以杨上堃事件的始末及处理他都十分清楚。朱遵斌的孩子曾给我来信说：他父亲生前曾提起过，许多立过赫赫战功的红军干部都被枪毙了，应该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杨上堃事件被称作：“一分区侦察科长袁彪带人逃亡”，其中杨上堃没有被点名，只说“蒙骗了一支队参谋长、侦察股股长罗昭辉和支队侦察连连长”，“在雨夜里突然向保定方向窜去”。既然是袁彪欺骗了其他人，应该只枪毙袁彪一个人足矣，为什么恰好相反，最后的处理结果，只保留了立有通天大功的杨上堃一个人，其余干部都被枪毙，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次的文字太多了，到此为止。
前一次，讲述的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后发生的故事，这一次，讲一点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亲历者的战场综述及回忆。
人们今天能全面了解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不仅在于保卫中华民族的八路军所取得的杰出战果，也在于这两场战斗参加者们的亲自表述。
就像一分区宣传科长钱丹辉是第一个记述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人，当时的一团教育干事魏巍，在战斗一结束就立即写出了《雁宿崖战斗小景》 和《 黄上岭战斗日记》，可以说是第一个记述下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人。魏巍、蔺柳杞两个人在此战结束后离开一团，被调往一分区宣传科，以后跟钱丹辉一起，成为全晋察冀知名的三大秀才干事，其中，魏巍与他这两篇文章的飞快发表不无关系。
随后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虽说执笔人是杨成武的文字秘书陈子端，但其中应该参考了魏巍的纪实文章，因为在表述语言上有相近之处。
在知道打死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之后，应中共晋察冀局书记彭真的要求，杨成武又写下了《“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虽然文章的署名人是杨成武，但文字秘书陈子端的执笔作用不可抹杀。这篇命题作文参考了魏巍的原文也许更多一些，也成为后人们全面了解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权威教材。
以后这半个多世纪，杨成武的所有关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文章基本上都不出这个套路。解放以后的《星火燎原》、《八路军回忆史料》等等，凡涉及到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文章，大都被杨成武这篇权威文章所垄断着。
1959年，在一年前考察了黄土岭战场的蔺柳杞，写下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此时，已属于“回头看”，不是“当时看”，等于用写史的方式搞文学创作了。虽然书中的主要故事人名是虚构的，但事是真事，聂荣臻、杨成武这些历史人物都是真名，可以看成是一部纪实文学。1977年，蔺柳杞在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之际写下的《黄土岭战地旧景》，有历史回顾，也有反思，虽然不尽全面，应该说也是一篇不错的传世之作。
直到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在《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人们才看到了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以后陈正湘在《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一文中，虽然不尽全面，只写了一团，但更准确地讲述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真实场景。
杨成武是以一分区司令员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叙述角度较为全面。陈正湘是以一团团长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只能以一团的活动为主。杨成武的文章中，充满了“我命令”这个词，给人以一种他在现实指挥的印象。而且在杨成武的文章中，八路军在黄土岭的战斗表现尽善尽美，看不出有任何不足之处。陈正湘的文章中，更有真实感和层次感，看出了八路军的战场表现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哪些？为什么？
实际上，陈正湘这篇回忆文章为黄土岭战斗的战场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分析。
一团的参谋长杨上堃，晚年的时候才有回忆黄土岭的零散片段出来，也很有实际价值。尤其像一团领导黄土岭战斗后回去还要做检查，以及八路军战士翻日军尸体衣兜相互炫耀的真实情景，杨上堃（以及当时三营长张英辉的回忆录）如实叙述，毫不隐瞒。
陈正湘的回忆中，凡提到三团，只提“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真正的团长纪亭榭只字不提。而杨成武写回忆，明白无误地写出：“看完地形后，我又到达三团驻地银坊镇，和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这些看似有所差异的文字表述之中，其实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三团长纪亭榭是在雁宿崖战斗的过程中被突然免职撤下来的。
言语即代表真实的观点。当年一分区三团的红军干部集体“倒纪”，把纪亭榭“拱走”，一团的红军干部也有介入。陈正湘无疑坚定地站在那些红军干部一边，很可能还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高鹏、纪亭榭这些人“立小功而受大禄”，占据要害的军事领导岗位是一回事，不懂军事又占据在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之上，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除了杨成武、陈正湘的文章，描写当年参战的贺龙一二〇师特务团一篇文章也写得有声有色。当年在黄土岭，特务团在黄土岭打得十分“仗义”，远胜于其他晋察冀主力。特务团是在最后，仅在一团之前退出的黄土岭战场，这就是说，二团、三团撤离黄土岭战场，不仅没有告知一团，也没有告知特务团，此时，增援的鬼子已经赶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据说，贺龙最“仗义”的话，是布置任务给特务团团长和政委时说的。贺龙说：“聂总下了决心要打，任务很重要，你们要服从杨成武的指挥，一定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贺龙特别说：“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事实是，黄土岭战斗，特务团损失不大，缴获不少（见贺龙给八路军总部报告）。
反观，晋察冀部队就没有这样的气魄，无论主力团领导人还是地方游击支队领导人，在打起仗来使用兵员上十分谨慎。这是因为，晋察冀是就地征兵，所以被称为“子弟兵”，你八路军要对人家的父母负责任的。你豁出两个营，须知人命关天，这两个营的子弟兵都是有父母妻儿老小的。你豁得出去，要同时想到他们那些家庭就要失去亲人。
追问一句：1939年初，为什么在晋绥的贺龙，跑到晋察冀来了？是因为当时晋绥地贫人稀，贺龙的部队征不上兵，发展迟缓。于是中央批准，贺龙到冀中来发展部队、更新武器。1940年初，贺龙带了大批冀中子弟兵（十万河北农民游击军的精华部分）返回晋绥，临离开晋察冀时还在灵寿县打了一仗，配合聂老总消灭了赵侗的几百人武装。
自己部队撤离，而不告知友邻，以后也发生过。1946年在大同、集宁战场，晋察冀部队与贺龙的晋绥部队再次合作。前线失利，大同前指决定撤退，决定一下，只见杨成武的冀中部队呼啦啦的疾跑如飞，瞬间即不见踪影，留下晋绥部队殿后，吃亏不小。气得贺龙向聂荣臻告状：杨成武朋友的不是，狡猾大大的……，扔下我们殿后，自己先跑了。
黄土岭战斗，作为主动来黄土岭战场参战帮忙的“客串”，特务团的表现相当优异，在关键地方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后特务团伤亡了四十多人，缴获了七十多条枪，几十个骡马驮子的物资，算是这五个参战团中参展时间最短、收获最划算的部队。其他晋察冀四个主力团的部队，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在黄土岭战斗中基本上空手而归。
除了一团、二团（团政委黄文明）、特务团看见有回忆录，当年在黄土岭参战的三团、二十五团均不见有回忆文章出来。三团邱蔚去世的早，来不及写这些文章；从不见三团团政委袁升平有回忆文章出来。文革后期，毛泽东鼓励河南作家姚雪垠写长篇历史巨作《李自成》，那时的纪亭榭买了全套《李自成》，看得有滋有味，并且串门时向一分区老干部介绍他的阅读心得。他应该是有写作能力而没有写。
二十五团，真正带两营部队上黄土岭战场的是副团长黄伯峰，不是团长宋学飞。黄土岭战后，黄伯峰调走，改为马辉任二十五团副团长。马辉是员战将，黄土岭一战中为什么没有杰出表现？因为雁宿崖战斗后，白求恩医生来一分区卫生部抢救雁宿崖战场下来的伤员。马辉当时任分区直属特务营营长，带全营在干河净承担守卫任务。
马辉因红军年代嘴部受伤，被子弹打成“豁子”，故马辉抗战八年均有“马豁子”的外号。此时在干河净卫生所经白求恩医生亲自操刀，为马辉做了缝合手术，马辉没有上黄土岭战场。
最近这几年，事情向两个极端的方面发展。一方面，因为搞“红色旅游”，涞源掀起了“抗战热”，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作为旅游热点，被捧了上来。但由于源于无知，吹捧的错误也是明显的。我看到一篇文章，易县人去黄土岭，涞源县当地老乡赶上来收钱，“说起黄土岭大战，这个老乡说，杨成武就是在这个庙里指挥的，杨成武生前还来过，是经他确认的。”
上述这些老干部们的回忆文章中，我认为，最精确的可以说是陈正湘有关一团的叙述。这也同陈正湘指挥战斗的一贯严谨性是高度一致的。雁宿崖战斗前的一团，连队的连排长以上多数是红军战士，全团近1900余人，武器装备较好。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总支书记朱遵斌。
11月1日晚，接受战斗任务时，陈正湘的一团团部在易县南管头东边的松山村，一营、二营距团部很近，三营另外单驻，在靠近黄土岭的乔家河，不在一起。
在陈正湘的回忆里特地说明：“经过整训，部队军政素质又有提高，斗志十分旺盛。”
问题出来了：1939年1月一分区部队刚整训过，杨成武1939年4月30日，刚刚向晋察冀军区递上《三四月份整理训练工作总结》，现在10月份，半年时间不到，为什么一团又再次整训？
还有，为什么一团团部与一营、二营驻在一起，三营在很远的地方单独驻扎？
这要从两个月前谈起。
1939年的7-8月间，狼牙山地区大雨，百年罕见，山区里可以行舟。史载，当时整个华北地区连下七天七夜大雨，暴雨成灾，河湖泛滥，平津大城市都被水淹。尤其天津，市区里可行得大船。河北易县，有“小天津”之称的良岗，还有干河、毛儿崖、管头等村镇都被冲毁了。
鬼子为了报复一分区五月份打下的大龙华据点，他们被歼灭四百多人，于是，保定集结华北方面军第110师主力及伪军一部共5000余人，带着冲锋舟，趁着大水向易、满、徐以西的南北管头、大良岗、娄山地区发起进攻，企图合击第一军分区主力。那一次在晋察冀抗战史上被称作“易满徐保卫战”，一分区部队冒着大雨全力奋战，仅在松山一个反攻就使得近300鬼子掉进湍急的激流中被大水卷走。这次作战，在后来官方的记载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实际上就是一分区部队）以伤亡25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保卫了易满徐根据地。
战后的9-10月间，杨成武接到一团总支书记黄作珍的报告：一团两个红军营级干部，一个营教导员、一个特派员，在一年前1938年7月一团东征冀中的时候，他们两个私下里“打土豪”，私分法币500元。此时，事发一年之后，两个人因私下里吃喝被人发现举报。杨成武一听，虎威震怒，战争年代，他最容不得的恶习就是腐败，因为部队腐败是瓦解战斗力的最主要原因。于是杨成武与袁升平一起，主持召开一分区营以上干部大会，对这两个私分了500元法币的红军干部进行斗争批判。
我也打听过，这两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对比一下那两年的一团营级干部名单就知道了。
先看1938年的一团干部配置：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总支书记黄作珍。一营长李德才、教导员朱尊斌，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罗霄文，三营长杨上堃、教导员霍志德。
再看1939年秋的一团干部配置：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一营长李德才、营教导员朱遵斌（年底接黄作珍的一团总支书记，李尚德接），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郑三生，三营长罗化明（因伤由张英辉代理）、教导员邓经纬。
哪个教导员被替换下了？又没有安排新的职务。我提示一下，不是三营教导员霍志德。霍志德后来到三团任一营教导员（营长赖庆尧）。而且，三营长杨上堃被提升为团参谋长，如果营教导员出事，他会受到牵连提拔不上去。特别是，三营作为最放心的一个营，不用再参加整训，跟着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去打摩天岭公路破袭战。这次干部调整，使得一位连指导员崭露头角，被提拔上来，成为营教导员。这就是八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央委员被毛泽东当众称为：“郑三生真是‘三生有幸’”的郑三生。
一团整训期间，情报传来，鬼子从蔚县向涞源县经过摩天岭修公路，一旦公路修成，将难以阻挡张家口的鬼子用汽车向涞源县增援。所以，这股修路的鬼子非打掉不可。可此时，一团出现的这件大事也非处理不可。于是，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带领，组织了分区直属的马辉特务营，还有张英辉的一团三营，组成“北进支队”，在10月19日夜袭摩天岭，消灭了一百多日伪军，将鬼子的修路计划彻底粉碎。
就在这一次战斗中，白求恩医生为了抢时间给伤员动手术，忘记了带手术手套，结果受伤。二十多天后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跟随黄寿发打摩天岭回来的一团三营，就留在了良岗。此地距涞源县非常近。
陈正湘回忆说：11月1日晚9点前，从军区刚赶回来的杨司令电话传达作战命令（此时的杨成武在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易县南管头村，今天的狼牙山镇）：涞源县城鬼子10月30日增兵至一千五六百人（注：后来得知是两千人）。抓民夫600，牲口600，准备2日午后分三路集结，左路敌主力，六七百人，进驻白石口，进袭银坊；中路敌400余，经西铺、插箭岭、进袭走马驿；右路敌近二百，经北石佛，进占水堡，北水泉。
杨司令转达晋察冀聂司令指示：“集中一、二、三团主力，利用雁宿崖至三岔口峡谷地段，首先歼灭敌左路。三分区第二团归一分区统一指挥。”
看杨成武雁宿崖战斗的安排：一团东山伏击，南面与三团衔接；三团主力由南向北攻击；然后是二团，三团拨出一个营，交二团指挥。以上三个主力团，专门对付涞源出来的左路鬼子六百人。八路军三个团一个曾雍雅支队，总兵力约六千人，折合十比一的人数优势。
在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一分区曾雍雅任支队长、县委书记梁正中任政委的三支队，驻地在走马驿。这也是一分区大名鼎鼎的涞源支队，1942年以后的一区队。曾雍雅是1955年少将，梁正中是涞源本地人，1955年大校。1939年3-4月间，方国华带领的一分区地方工作团不再存在，分别组建一分区民运科、一分区地委及地区行署。其中一些涞源、易县的本地人来到走马驿，被分进曾雍雅、梁正中支队，时间大致在1939年的夏天。
这个曾雍雅支队的作用非同小可。按照杨成武的部署，这个驻地在走马驿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中的部分人，在雁宿崖战斗中起到“狼诱子”的作用，吸引鬼子辻村大队到雁宿崖。接着，曾雍雅支队还要对付从插箭岭到走马驿的那股中路的鬼子，粘住他们，不让他们到雁宿崖战场去添乱。
接到杨成武的命令，一团在陈正湘带领下，一小时内（11月1日夜间10点以前）即动身。当夜下雨，好在雨不算很大，一团带足三天的粮食（生粮，不是熟食干粮），王道邦简短动员后便连夜行进。两个营沿同一条路线分头前进。早晨到达苑岗吃早饭，中午到达易县紧靠涞源县境的煤斗店村吃午饭后大休息，抓紧睡觉。单独前进的一团三营驻寨头村北面的乔家河村（今天的乔家河乡），副团长熊招来亲去布置任务。
陈正湘没有休息，带了几个参谋前去观察雁宿崖一带地形。2日当天下午5时，一团全部进入黄土岭、司各庄地区。晚饭后布置好岗哨，立即抓紧睡觉。3日拂晓，一团进入预先设置好的雁宿崖东山阵地。团直和各营的大行李、伙食担子、供给、卫生、电台留在司各庄附近（此时的一团卫生队长还是覃波，不是尹明亮。一团那几个秀才和担架队在一起，留在煤斗店，只有魏巍上了战场，在寨头村的团直）。
这两场战斗的细节我不再重复说了。我只提其中与主题有关的关键部分。
雁宿崖战斗一度受阻，受阻的原因是各团之间的攻击很难配合。陈正湘立即赶到三团团部，他回忆中，是“与邱蔚、袁升平商议，一团一营担任主攻，三团一营、三营火力掩护”，攻占小鬼子最后占据的马脑山一带。纪亭榭团长此时已消失不见任何记载。
雁宿崖结束战斗后的11月4日，一团团直，及一营、二营一部，转移到上下苇石（今天的易县上下苇场）、干河净一带，三营留在司各庄（涞源县）休整。同一天，鬼子阿部规秀带领的1400余人，先头部队400余人中午12时到达三岔口雁宿崖战场，收拾尸体，就地火化，寻找被八路军缴获的六门炮（四门九二炮、两门山炮）。
担任诱敌任务并与敌人一直保持接触的，是一团二营的五连、六连和二十五团一部。
5日上午，另一路日军主力赶到，成夹击之势，到达西流水、张家坟、银坊一带。三团退出银坊，银坊老百姓跟着一起上山，银坊一片大火。三团的后勤物资没有提前转移，被日军一把大火烧掉，受到分区领导的严厉批评。雁宿崖、黄土岭方面，一团二营那两个连背靠司各庄、黄土岭，节节抗击，牵住敌人。
5日下午，陈正湘命三营长张英辉带十连、十一连，接替二营，继续诱敌。换下二营回干河净休整。陈正湘判断：敌人若继续前进，一定会威胁到军区（当时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开两周年纪念大会），而且会威胁到冀中军区设在花塔山地区的供给、卫生、军工生产等后方部门，所以，必须将敌人引至黄土岭、寨头方向。5日晚，陈正湘通过电话向杨成武汇报了敌情和自己的想法。
6日晨，聚集在北坛、张家坟、西流水至上下台的鬼子，达到1400余人。敌6日午前，兵分两路向司各庄、黄土岭攻击前进，进占司各庄及西南地区。诱敌的一团三营两个连在司各庄以东一线山头，背靠黄土岭迟滞敌人。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实际情况说明：是鬼子4日已经到达了黄土岭西边的雁宿崖村，两天来逐步推进，才会有6日晚下达的黄土岭作战命令。如果鬼子的进军速度快或慢，都不会出现“黄土岭战斗”，而会是其他的什么战斗。
6日晚9时，陈正湘接到了杨成武从南管头分区驻地打来的电话，确定要再打一仗，接着宣布第二天的作战命令。一分区有连同到各团的临时电话线，所以二团、三团、二十五团、特务团应该同时接到作战命令。
7日早8时一团部队进入阵地。9时半，一分区派来支援的军分区直属炮连到达紧靠黄土岭战场不远的寨头。10时，先头部队与鬼子打响。午时，黄土岭战场除了特务团，其余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全面打响。
特务团是什么时候打响的？
“特务团受命后尾随日军前进。7日的15时许，日军进人教场村、上庄子特务团的伏击地域”，特务团开火。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下午1 时，敌人向三团进攻，特务团从侧面攻击，敌遂溃下来。”此报告的缺陷，是时间不准，把特务团开火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在这份报告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
在杨成武的回忆文章中：“中午12 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头村，大队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人狭谷中的小路。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的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 . 5 公里，宽约百米的沟里。我军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
您看，杨成武对特务团一字没提，意思是那时还没他们什么事，最主要的原因是黄土岭战斗开始时，特务团尚未赶到。
宽约百米的一条沟，八路军的100多挺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起打，这样的火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年前平型关战斗时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阿部规秀的鬼子兵措手不及，最起码有3-4百鬼子兵当场丧命。八路军如果当时配合得好，战斗应该按陈正湘所说：在那一天傍晚全歼鬼子，创造出更辉煌的战绩。
可惜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这个文章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战争中充满着无序和信息不清，这里那里掉链子是经常的，敌方我方都一样。所以，像克劳塞维兹那样的高人才能提出，把未知数（Nebel des Krieges）作为可资利用的因素。
五个团把日军全部吃掉风险还是很大的，敌人收缩以后五个团也不能全部堆上，那剩下的几百再抵抗下去援兵就来了。
父亲在照片背后写的：
1942、3、1。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在学校三周年时，拍摄于易县杜岗村驻地。左二是罗元发，三是龙道权，四是唐凱。
还有柳杞的照片（与他前妻吧）。文中提到的人我知道来往的人有袁升平，张出良（十一学校校长）。
在120师和1军2师这个序列近三十年。二是可以看到真正军史和有关人的描述有多大出入。
如果他能熬到七十年代后期， 你家里的状况会是大不一样。
中国有句老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也作为一分区史的独立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为主要依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当年的历史问题，所以也许能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我只提出问题，不去解答，不给结论，留待以后的晋察冀抗战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系列黄土岭文章的最后一篇，将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我从不坚持“真理在我的手里”，可能我的质疑是错误的，多此一举。我仅是从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问而已。
在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我认为，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杨成武的杰出军事素质，在每期《战斗详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析研究的极为透彻。作为对一分区主力团大小战斗都了解得比较多的人，对比来细读代表着杨成武军事思想的一份份《战斗详报》，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观之，杨成武1939年底写的专门供宣传使用的《“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及1957年8月2日，杨成武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就觉得泛泛了许多，不如《战斗详报》那样的军事科学价值。
杨成武之后，是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和以后陈正湘重新修订过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这是作为《战斗详报》最好的补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团两个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参考价值。原三分区二团、一二〇师教导团，都有人写出回忆文章，虽然部分地方已经与实际有所背离，但也具有一定宝贵的参考价值。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关方面曾搞过一次对原黄土岭战斗参加者的追访。包括对曾经的一分区老兵，担任过副总长徐信、总政副主任史进前的采访。打黄土岭时，从三分区与二团交换过来的徐信因表现出色，当时已经担任一团五连指导员。是当时一团排以上干部中极少数没有红军身份的抗战干部。一团大多数连排干部都有着红军的身份。但时隔六十年的回忆只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义，在真实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说：“下午4时许，杨成武命令发起总攻”这样的词汇，任何人都会得出“杨成武也在战斗现场”的印象。还比如，有一团老兵回忆“一团参谋长马青山”，这也是错的。当时的一团参谋长杨上堃，马青山是1940年杨上堃出事后的接替者。史进前非常诚实，诚实的表现在于他没有说出什么内容，只是重复了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某些词语。因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他作为宣传科长，跟着一分区政治部去了唐县参加晋察冀两周年庆祝大会，没有去黄土岭战斗前线。
继续前一次的叙述，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
这一次要解开黄土岭战斗之谜：到底一分区有没有设前线的统一指挥？
在陈正湘《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的那篇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当中，有一件杨成武回忆中从不见提及到的关键问题：那就是黄土岭战斗中是杨成武否将前线统一指挥权交给了陈正湘？
陈正湘在回忆中说：7日下午3时许的那次电话中，“向分区、军区作了汇报，说明只要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全歼敌人。杨司令员“回答说分区目前派不了人去统一指挥。但同意我的建议，于8日晨点火为总攻信号。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注：即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分区负责通知。’”
这就是说，陈正湘明确证实：黄土岭战场的统一指挥权杨成武在7日傍晚口头授权给了陈正湘。
但这只是意向，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实际情况是这个授权根本就没有兑现过。
陈正湘接着叙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冲天而起，司号员易良才吹起了冲锋号。……当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为了避免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只得吹号令一营、二营后撤。”
特务团战报中也记载：“上午四时开始总攻击，五时职团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时还不见二三两团的运动”。
这一次黎明时发起的全歼敌人的总攻行动陷于失败。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将二团、三团没有接到总攻命令的原因归咎为电话通讯不畅。因为杨成武就是通过电话来遥控指挥黄土岭战场的，一旦电话不畅，指挥渠道就必然中断。
除了电话通讯，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联络方法吗？陈正湘在回忆中，他不大放心“分区通知三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于是亲自手写一封信，命令一团的两个侦察员给三团送去。陈正湘随后在括号中补充：“（实际上三团已于7日晚撤出阵地，到后面宿营去了。）”
根据指挥者的敢作敢为，我的认为应该是邱蔚。邱蔚和宋玉琳一样，红军时期的独立团老兵，跟杨成武关系很不一般。只有他们才敢将杨成武的命令当作耳旁风，打了折扣，甚至黄土岭战斗之后的宋玉琳，尽管杨成武专门来电话告知要夜间提高警戒，但宋玉琳仍旧麻痹大意，被夜间远道来偷袭的日军钻了空子。
根据上述情况，我还进一步认为，有关黄土岭三团主要领导干部的回忆，陈正湘是准确的，纪亭榭没有参加战斗。起码没有担负三团的领导职责。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你向纪亭榭、邱蔚、袁升平三位领导布置任务，可纪亭榭已经接到了“被撤职”的命令，不在位了。在战后给晋察冀军区的《战斗详报》中，杨成武也明确提到“三团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看来纪亭榭已不在其位，杨成武是知道的。
一团始终坚持在阵地上露营。一团通信主任邱荣辉回忆：“冬天山里天黑得早，很快，天已黑了。晚饭抬上阵地，已结了冰。”11月的山里，入夜时寒冷刺骨，留在阵地上的一团战士，无法烤火，只能干忍受着。由于天冷，陈正湘回忆：一团“战士多用缴获的敌黄呢大衣御寒”，以致第二天（8日）上午10点敌运输机空投时分弄不清敌我阵地，“有不少弹药、饼干投落到我军阵地上。” 但一团这一夜也没闲着，每个营各自出动部队，连夜骚扰敌人，“缴获了一些骡马驮子”。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特务团配合军区一、二、三团消灭该敌，于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强行军赶到黄土岭，归军区三团首长指挥。”也就是说，特务团到黄土岭后归三团指挥，从来没有被陈正湘指挥过。
指挥权落实不了不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自行其是。
陈正湘是怎么才知道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的？
陈正湘回忆中：
7日，“因另有任务，二十五团两个营下午东撤。”此时在易县后方，二十六团团长韩宝书已经叛变投敌，赵玉昆高参尹玉斋也跟着叛变投敌，在黄土岭前线的陈正湘都不知道。
8日，天蒙蒙亮，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之后，按照昨晚跟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电话中约好的，一团开始发起攻击，但“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到三团送信的侦察员也没回来。”
你看前面，明明以三堆大火为总攻信号，但却只有一团孤军奋战，特务团方向也响起了枪声，但二团、特别是三团的阵地上都没有动静，他们到哪里去了？
在杨成武的回忆中，他应该也是不知情的。因为他提到：“入夜，枯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等到拂晓再开始总攻击。”
问题是：三团胆子大，傍晚时私自将部队撤下阵地去宿营，早起又不按照统一号令发起总攻？难道二团、三团都没有接到8日黎明发起总攻的电话命令和陈正湘的手书吗？
当然，当时黄土岭战场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大雾天气。陈正湘回忆：“海拔200米以上的山头都被晨雾笼罩着，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即使二团、三团的阵地上还有人，要看到对面一团阵地上的三堆大火也很难。
陈正湘继续写到：下午4时许，“特务团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冲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近20分钟。后因敌援兵将至，该团有组织地撤向长祥沟、大安等地。”“当我追击部队向前追击时，发现南面原我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有敌钢盔的反光。”“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来钟了。”“战局已变化，全歼敌之战机已失。于是，令三营担任掩护，团主力向寨头以东地区转移。”
看到这里，应该能对黄土岭战场的形势一目了然了吧？
陈正湘能指挥动的，只有一团和短期配属给一团的二十五团两个营。二十五团那两个营在7日战事正激烈的下午3-4点钟奉命东撤，对黄土岭战场如釜底抽薪。而一团也确实尽心尽力打到底了，最后一个退出战场。其余各团，只有二十五团那两个营走的时候跟陈正湘打了招呼。因为在开战初，明确定下二十五团两个营配给一团，由陈正湘指挥。所以二十五团走，打了招呼。其余二团、三团，没有一个团临撤出战场时跟陈正湘打招呼。特务团撤退，陈正湘是根据经验（或枪声的移动）估计出来的。黄土岭战场，各团均有同一分区的连通电话线，可以随时接受杨成武的指挥调动。
在一分区的几个主力团当中，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应该是三团。打雁宿崖战斗时两千多人（三团老干部自己回忆是三千五百人），15个连（比一团多两个连），尤其有一个涞源子弟营组成的三营，曾任涞源支队支队长的肖应棠任三营长。而战斗力较弱的，应该是来自三分区的二团。这个团原本是在一分区组建的，团长黄寿发、团政委袁升平，交给三分区后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副团长刘兴隆，都是55年老少将。
在三分区，这个二团没有像一分区主力团那样得到任何改善，所以人数最少（十个连编制，九个战斗连、一个团部直属连），武器装备也最差。这个团只有两个原独立团的红军连做底子，还都是老陕北子弟组成的。三分区反扫荡，领导上常把这两个最可靠的红军连抽出来作保卫分区机关的警卫部队。
杨成武心里有数，考虑到二团的战斗力稍弱，雁宿崖战斗时，特地将三团的一个营抽出来，配给二团指挥。黄土岭战斗没这么做，因为三团自己也要独当一面。所以黄土岭战斗中，二团阵地一度被鬼子冲破，危急关头，特务团及时出击，拦腰截断了鬼子，救了二团。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黄土岭战场的撤退，是“敌人纠集了重兵。驻保定的第1 10 师团、驻大同的第26 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见旅川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己不到15 公里了。敌人企图在包围圈外面对我们形成一个更人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情况紧急，聂司令员“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所以我猜测，各团撤退，除了特务团跟一分区没有隶属关系，可以自行其是。其余各团，包括隶属三分区的二团，很可能是接到了杨成武的撤退命令，起码也是撤退许可。
战争年代，一支在战场上正在参加战斗的部队，如果主动退出战斗，必定离不开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接到上级要你撤退的命令，另一个是看到战场上的情况不利于我而指挥员采取的主动撤退。
奇怪的是：二十五团，也许是二团、三团，很可能？！都是接到了上级撤退的命令才离开黄土岭阵地的。在二团二营代理营长段志清的回忆中，他写的是9日“到了下午，团长传达了杨司令员指示，原来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军已组织了2万多兵力，正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而来。为了避免部队伤亡，我军决定撤出阵地向唐河南岸转移。”段志清的回忆与杨成武的《战斗详报》十分吻合。二团是那天下午第一个接到撤退通知的团队。
特务团、最后是一团，都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如果有，他们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说出来，但没有。他们是看到了战场上鬼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枪声停止，出现的都是鬼子的钢盔，猜测是鬼子的援兵到了，兄弟部队已经撤退，于是才相继撤出战场。
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出现了：黄土岭撤退，为什么不同的部队两种待遇？如果聂司令通过杨成武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那么没有通知到一团？从陈正湘的回忆文章来看，应该是没有，如果有，陈正湘会在自己的回忆中写到。但他没写。他是在对黄土岭战场的观察中看到了本来应该是兄弟部队的阵地上出现了鬼子的钢盔，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可为什么一团始终就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呢？把一个主力团丢在战场上，这样重要的事情会忘记吗？这是令我最迷惑不解的地方？
退一步说，即使一分区连接一团的电话线被炸断（当时黄土岭的小鬼子没有那样的大型远程炮），那一分区为什么不能在通知其他团撤退的时候，要其他团派专人来通知一团一起撤退呢？
你不通知，指挥上出现失误，万一鬼子的增援部队将撤退不及的一团包了饺子？这后果谁负？其余各团是不是还要返回来救？
因为没有全歼敌人，一团回去，出力最大、最后一个撤退、责任明显不在他们的这支部队还要做检查，准备开检讨大会。幸好传出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检讨大会变成了庆祝大会。这又是什么逻辑？
以后的陈正湘离去，是不是与此有关？那谁又知道呢？
离开了一分区的陈正湘，1940年从晋东南回来后，立即接任四分区司令员，与杨成武成为平级的干部。陈正湘接替的原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是从原一分区参谋长位置上提升过来的。陈正湘从晋东南回来之前，熊伯涛接到命令，到吕正操冀中军区任参谋长，他拒绝前往，结果受到被撤职的处分，调到晋察冀军区降职担任参谋处长。
如果不是看到黄土岭战斗时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后来的回忆，有一段历史我是绝想不到的。杨上堃的家人回忆，文革后期，被关押多年的杨成武恢复了自由，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在江西省军区工作的杨上堃接到杨成武的邀请：到福州军区任参谋长。这是一个相当副兵团即大区副职的职务，但杨上堃拒绝了。他留在江西省军区，担任副军级别的省军区副司令。杨上堃的拒绝，是不是中间还有没解开的疙瘩？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应该有几个团、营级别的红军长征干部被判处死刑，而最后能被延安最高层干预保留住性命的，只有杨上堃和朱遵斌。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黄土岭战前，一分区三团团长纪亭榭奉命“去延安学习”，离开了三团的领导岗位。我所知道的，黄土岭战后，三团仍将一些战利品专门送到纪亭榭那里，但纪亭榭都转送给他人。以后纪亭榭从延安学习回来，再没有能回到一分区带兵，这也是一个很说耐人寻味的结局。
黄土岭战斗幸亏是大胜仗，掩盖了这背后的重重矛盾，所以出现了1940年初的一些问题。这些历史疑点，以往晋察冀历史是采取了回避不谈的做法，过于消极了，我今天提出来，做个抛砖引玉，把这些历史疑问给搞清楚。
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研究文章，我前后写过有一二十篇，起码十几、二十万字左右，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写于八年以前，文字、观点都很粗糙，仅供参考。）
先从沙飞拍摄的“黄土岭战斗”的老照片说起。
1939年黄土岭战斗前后，杨成武从未下过任何一支一分区部队进行过战前动员
作为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的历史，在历史分期上被称作是“现代史”。1919年以前为“近代史”，1949年以后为“当代史”。总之，凡时间一经过去，便可被称为“历史”。“当代史”就是现实，咱不去谈它。因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几十年后，自有咱们的后人去把它搞清楚。那时今天那些当权的当事人都死了，研究的阻力消失了，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几十年后自有后人会搞清楚。
“抗战史”，属于“现代史”的范畴之中。而“现代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战争史，你躲不开对战争过程的探讨。而“现代史”，因为众多当事人的存在，提供给你了“口述历史”这个研究渠道。这是与“近代史”以前的历史所不同的地方。
我以前屡次说过，作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错误的出现是难免的。出现错误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上的，你的错误历史观和对一件历史现象错误的理解；另一是客观的原因，是你被某些“口述历史”的错误内容给误导了。
1939年11月发生的雁宿崖和黄土岭两次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史上最辉煌、也是后来争议最大的一场战役。想剖析这个“软肋”或“鸡肋”，让背后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是我一个很纠结的念头。这个念头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很长时间以来，我对于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历史认识是被人误导的。
我一件件分析我被误导的那些史料，那些曾在很久以前就被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老照片。
先拿这一张老照片说事。这是1939年11月，晋察冀著名摄影师沙飞来到一分区，拍下了一张足以千古流传的珍贵照片：“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
所谓：“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实际上是在易县管头村外摆拍的
毫无疑问，沙飞确实在雁宿崖战斗之前，即黄土岭战斗之前到过黄土岭前线。当时任一分区三团连指导员的高良玉、后来改名叫“高粮”的著名摄影家写回忆录时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是我最初“上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前提正确，结论也就应该正确。
但恰恰结论是错误的。沙飞的这张照片误导了大家。起码误导了我。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发现，在整个雁宿崖、黄土岭战役期间，杨成武一直在河北省易县南管头，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不仅杨成武从未亲身到过黄土岭战场、而且照片上的另两个人，罗元发和高鹏，也从未亲身到过正在进行战斗的黄土岭战场。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出来的？背景是涞源县黄土岭战场吗？
查1939年的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的那一天。11月7日是什么日子？是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日子。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宣布成立。所以，1939年的11月7日，原在河北省阜平县的晋察冀军区全体领导干部、也包括来到晋察冀的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领导，10月底以前就都来到了唐县，分别住在和家庄及稻园村、葛公村，三分区所在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召开的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
史载：10月底至11月初，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军城举办了军事、文艺、体育竞赛大会。晋察冀军区直属队，以及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个军分区，总共五个部门分别组队参加大会。一分区是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带队。贺龙的一二零师派战斗剧社参加大会演出助兴。在此之前的半个多月前，1939年10月，雁宿崖战斗打响的一周前，一分区已经在南管头村召开了“祝捷、训练检阅大会”，一分区直属队，以及一分区所属一团、三团、六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都组成了代表队参加大会。
一分区政治部、战线剧社，都在唐县，罗元发的带领下，参加晋察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
可惜1939年底，一分区自己的摄影师尚未培养出来，沙飞也没有参加这个大会，所以没有留下宝贵影像。我查了1939年一分区留下的宝贵影像，主要都是来自延安的摄影师罗功达拍摄的。沙飞拍摄了著名的“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的照片，此时正在我这里受到质疑。
10月底、11月初在唐县召开的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杨成武留在易县南管头，没有参加。他没有参加唐县的大会有几点原因：一是众所周知，涞源县正在进行的雁宿崖战斗，随后是准备再次在涞源县进行的黄土岭战斗；二是杨成武夫人赵志珍正在临产，地点是一分区卫生部水泉休养院，接生女医生是从北平同仁医院跑出来参加抗日队伍的妇产科女医生陈露辉。杨成武大女杨易（以后在《空军报》名叫“杨毅”，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出生。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杨成武红一方面军的老上司罗瑞卿，此时刚刚来到晋察冀，10月31日提出要到一分区（陈伯钧率领的抗大二分校，1938年12月初离开陕北，1939年2月初到达晋察冀，此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正准备来到晋察冀。），然后再参加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后回到陈庄（抗大二分校在灵寿县驻地）。这个人物的到来，杨成武不能不亲自接待。
为什么罗瑞卿要急于来到一分区，这还要从当年八路军的实际状况谈起。
八路军主要靠战场上的缴获补充自己，“以战养战”，打胜仗越多，缴获越多，这支部队也就越富裕。1944年春天，一分区一团奉命调往延安，到延安之后的一团，一进城就引起了全延安的轰动，因为一直处在后方的人民从没有见过全套日式现代装备的部队。以后一团在延安，因武器装备齐整，奉命担任机场上迎客的仪仗队和阅兵的任务。这1939年罗瑞卿一等人从后方延安来到晋察冀，听说杨成武的一分区打仗最多，缴获也越多，于是急于来到一分区“发点洋财”。
上级首长到前线部队“发点洋财”，是自打红军时期就有的规矩，杨成武如何不懂？一分区在10月份召开“祝捷、训练检阅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陈列展览一分区自1937年底以来的历次战斗所得到的战利品。从吃到用及武器装备无所不包。罗瑞卿等老领导前来，“杨成武吹肿了老脸充当胖子”（当年一分区某领导干部的评价），将这两年的最好精华任其随意挑选。望远镜、毛毯、皮大衣、手枪及子弹，铝制可加热饭盒、水壶，特别还有细布衬衣，饼干和糖果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并非高级食品，是日军士兵的伙食配给），都是当年大家的最爱。罗瑞卿等领导干部在一分区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还满载而归，席卷走了一分区几乎全部展品，能不高兴？
高鹏一直在杨成武的身边，为展览、为展品的事忙个不停。此时的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在哪里？他不在一分区，在唐县晋察冀军区。罗元发1939年10月27日新婚大喜（比留在一分区结婚的一团长陈正湘要早三天），但他的公事，却是率领一分区政治部所属的战线剧社为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演出文艺节目。
11月6日，晋察冀军区成立纪念日的头一天，当晚刚上灯（陈伯钧语），回到唐县葛公村的罗瑞卿还与一分区通了电话，表示感谢。但当晚坏消息也随之而来：鬼子分三路合击，除了力量最强的北线鬼子被陈正湘合围在黄土岭，完县的鬼子离北大悲不远，唐县的鬼子已经接近了店头村。
由于鬼子的突然进攻，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被迫中断。
11月7日，那一天是下雨天，黄土岭打响的同时，葛公村周边均已发生小规模战斗。担任阻敌的部队只有贺龙一二零师教导团和冀中特务营。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及抗大二分校只能仓促转移。幸好黄土岭战斗已经打响，缓解了鬼子兵的进攻压力。
与此同时，在黄土岭前线指挥战斗的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回忆录中提到：战斗打响到下午时分，一分区所属的二十五团两个营另有任务，奉命东撤。此时，正是黄土岭战场陷入到胶着状态，八路军最需要兵力的时候。我猜测，鬼子的突然进攻，不仅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和抗大二分校周围无军力保护，一分区易县南管头周边也同样没有兵力，所以杨成武不得不将二十五团的两个营调回。这一撤兵的后果我在后面会详细讲。
8日，鬼子兵在齐家佐、管家佐一线会合。固然八路军装备差导致战斗力弱，但一二零师教导团与冀中特务营之不积极配合，是此役之最大缺憾（言信注：当时首长们的回忆录中，这一段话什么意思？我至今都没能搞清楚。）。
鬼子兵9日退走，转向神南、神北地区。抓紧时间，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大会在11月12日继续召开，地点在唐县稻园村旁边的三道岗农田里举行，有阅兵和聂荣臻等领导讲话。二分区、三分区我不知道，在河北省灵寿县熊伯涛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的四分区，直到一个月后的1939年12月13日才开了军民全体大会，纪念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
沙飞在纪念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拍摄了多少珍贵的历史照片？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多少。我猜想由于鬼子兵对两周年纪念大会的中途突袭，这次大会不会开得太轰轰烈烈，沙飞拍摄不到多少好照片，在情理之中。同样在1939年的11月，沙飞在唐县葛公村、石家庄子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拍摄了白求恩医生现场诊治八路军伤病员的珍贵照片。
因为，11月14日那一天白求恩以身殉职，所以我推断，沙飞所拍摄的白求恩照片的时间应该在11月初。或许就是在一分区雁宿崖战斗大捷之后，沙飞与白求恩一起奔赴一分区干河净后方医院和旺家台卫生病院所拍摄的。
1939年11月8日下午5点太阳落山时分，一分区一团最后一个撤出黄土岭战场，退回到易县境内的狼牙山根据地，黄土岭战斗就此结束。贺龙派来支援的特务团打得实在，陈正湘的估计，在下午大约4点时特务团才撤退。而一分区三团、三分区二团在上午时就已不见了踪影。此时，从涞源方向赶到的鬼子援兵绿川大队抵达了黄土岭。黄土岭战斗打成了“夹生”，按照历史记载，阿部规秀带领的鬼子兵1500余人，被歼800多，剩余600多。
黄土岭战场的最高指挥员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曾惋惜的总结：“本来7日黄昏前完全可以全歼敌人”，退一步说：“如果7日晚有的团队不撤出阵地，8日一早，我各部队同时向残敌发起攻击，敌人不会逃脱跑回涞源。”
11月12日，晋察冀军区在唐县稻园村继续召开被鬼子打断的两周年纪念大会。当晚，一分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易县南管头村，为庆祝黄土岭战斗胜利，管理员搞到了白面和肉馅，一分区司令部难得吃起了菜馅饺子。晚饭时，一架孤零零的敌机来侦察，杨成武察觉情况有异，于是，通知驻扎在南管头北的一团二营，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郑三生。告诉他们夜间多布岗哨，防止鬼子乘夜偷袭。
当晚十时，杨成武还不放心，于是发布命令：夜半时分，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从南北管头村的驻地转移到满城县慈家台。
当夜，二营长宋玉琳马虎了，没把杨成武的警告当回事，让鬼子偷袭过来。趁夜间出动的鬼子兵，居然与二营同宿一村，双方穿的都是鬼子兵的黄呢子大衣，所以双方无一人察觉。13日，接近凌晨，鬼子起身，悄悄出兵偷袭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所驻扎的南北管头两个村子。鬼子兵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北管头村，因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南管头村的八路军实力，不敢贸然进攻。幸亏南管头村口布置的岗哨及时发现了鬼子兵，立即鸣枪示警。杨成武、高鹏、黄寿发，以及剩下的十来个干部，一个都是短枪配制的警卫班，一口气跑六七里，到南管头与上下隘刹之间的山梁上才脱离危险。
最糊涂的，还有二营教导员郑三生的马夫。鬼子兵出动时跟鬼子走在了一起，被鬼子发现后枪杀。
这以后还有一段小插曲。因前一晚吃菜馅饺子，司令部还剩下有半盆饺子没有吃完。大家跑出南管头村时，高鹏突然想了起来，觉得丢下了可惜，于是又奋力跑回来取饺子。幸好当夜鬼子兵没有进南管头村，这才给了高鹏抱着饺子盆跑回来的时间。
那一次，在鬼子兵的压力之下，一分区机关从满城县慈家台向南转移至唐县军城北，与参加晋察冀军区两周年纪念文艺演出的一分区战线剧社会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战线剧社曾派出宋治国、张书良、沙夫带队的一部分人员，跟一分区机关干部一起，到参战部队慰问演出。此时由于鬼子的报复性扫荡，也辗转到了唐县，与大队会合。
这还没完，这还不是鬼子兵正式的报复行动。为报复黄土岭失败，11月23日，日军1.8万余人分7路向阜平地区合击，企图歼灭晋察冀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军区主力大部和军区机关隐蔽待机，以主力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以另一部主力转至敌后袭击日军据点，破坏交通线。冀中军区部队和冀热察挺进军钳制敌人，配合北岳反“扫荡”。11月26日，日军占领阜平，一直到12月初鬼子兵才退走。
黄土岭战斗的时间过程讲到这里，于是再回到开始时的那个老问题：沙飞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从没有到过黄土岭战场的杨成武、高鹏、罗元发拍摄了在“黄土岭指挥战斗”的这张照片？
当然，这是一个永远也得不到回答的问题。照片上，为了不被对面的敌人发现，杨成武、高鹏、罗元发依次隐蔽在一道石坎的后面。从照片拍摄的角度来看，拍照的摄影师应该站在石坎的前面，半蹲着拍下的这张照片。如果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拍照的摄影师，你就不怕对面的敌人看见你吗？你就不怕敌人开枪打着你吗？
事后来看，这的确是一张“做出来”的照片。具体位置，应该在南管头的村边，一处农家收割过的庄稼地里。照片中的石坎是农家自己垒砌的，为的是防止南管头村边的那条漕河水泛滥。因为是庄稼地，所以身后都是平坦的土地，没有黄土岭那样的崎岖山峦。三个照片中的模特认真敬业，摄影师也一丝不苟。可为什么没有给黄土岭战斗的真正参加者照一张照片呢？
我的分析，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政府表彰延安，延安又向晋察冀军区追寻此事。于是聂老总派沙飞过来，照相，编写文章。一分区司政机关，一般只有四个人在负责：杨成武、高鹏、黄寿发、罗元发。黄寿发脾气怪，从来都拒绝照相，所以当时在南管头村边上照片的只有这三个人。其实当时黄土岭战场上打死了谁，一分区这边并不清楚。
军队的规矩，只要你有良心，从来最忌讳无功受禄。所以，一分区的历史矛盾，由此而起。这一切，遵从上级命令前来一分区照相的沙飞并不知道。
讲完了沙飞，开始讲蔺柳杞。前些日子，陈正湘的孩子曾对我说，蔺柳杞的女儿在寻找我，她父亲的一本新书刚刚再版，她打算转赠给我。
蔺柳杞写的书我都读过，有些文章读过不止一两遍，十遍八遍都有了，就像《杨成武回忆录》、《高粮回忆录》等等，我比作者的后代读得都要仔细。如果说，沙飞是以照片演绎历史，那么可以说，蔺柳杞则是以文字诠释历史。巧合的是，1949年初，解放军开进北平的时候，同住一个医院的蔺柳杞恰好见证了沙飞生命的最后时间。
1949年初解放军进北平，当时被二十兵团副政委李志民看中，任命为二十兵团宣传部副部长的蔺柳杞，被发现患有肺结核，住进华北军区白求恩医院。在师级干部的高干病房，蔺柳杞的病房邻居就是沙飞。当时沙飞因为精神病发作，枪杀日本医生，蔺柳杞是目击证人。沙飞事件发生之后，白求恩医院乱成一团，大批从张家口参加八路军的日本医护人员，集体静默，看你八路军如何处置？当华北军区来人调查时，蔺柳杞是第一证人。
记不清谁评价说：蔺柳杞本人就是个奇迹。他以最差的身体、最多的病体在一分区闻名。当年一分区反扫荡，无论机关还是部队，都不愿意带他同行，把他看作是个行军打仗的累赘。蔺柳杞自己就写过：1943年反扫荡开始，一分区机关即将连夜转移，组织科长黄连秋给了他10元边币，手指着远处一条山沟，告诉他，卫生所可能隐藏在那里，要他自己去找。接着队伍把他扔下，消失在漆黑的夜空当中。
结果想不到蔺柳杞命大，每次反扫荡他单独行动，过后，他总能拖着一条病歪歪的身子活着回来。1945年他出现在张家口时，把一分区卫生部长的很多人都吓了一跳，以为他“死而复生”。1946年初，郭天民野战纵队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原六旅改编为四旅，蔺柳杞被任命为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当时他接替老宣传科科长、新华社冀察分社副社长钱丹辉，正在担任新华社记者。是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三顾茅庐，亲自到宣化的冀察军区政治部新华社分社去接他上任。
蔺柳杞具有旧时代文人的一切基本特征：人正派、同情弱者，不势利眼，不以官阶大小看待昔日的老战友，嫉恶如仇，敢于仗义执言，不计后果。当然，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旧文人的自视清高、自高自大、好议论、好“抗上”、自由散漫、风流倜傥……，他都具有。蔺柳杞尤其对欣赏他的老上司，比如杨成武、李志民，到了不顾一切“愚忠”的地步。凡在蔺柳杞的文学作品或回忆录当中，只要是涉及到杨成武、李志民的地方，无不充满赞誉之词。
蔺柳杞五十年代以黄土岭战斗为题材写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可以看作是文学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记。我的评价是写得非常好。甚至好过后来写的专记《黄土岭战地旧景》。当然，这是小说，不是历史，怎么去写、去“创作”只能任凭他自由发挥（蔺柳杞将1940年秋的攻占东团堡战斗放在了1939年打黄土岭战斗的前面）。但如果是写历史，就必须要尊重事实，不能像文学家那样去“创造事实”。
1977年，所谓“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革命的第二年，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向蔺柳杞约稿，要他写一篇有关雁宿崖、黄土岭之战的文稿。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黄土岭战地旧景》。蔺柳杞的文章，两次提到聂荣臻、三次提到杨成武，二十次提到阿部规秀。当年在雁宿崖、黄土岭的最高级干部一团长陈正湘提到过几次？一次也没有。其他的人名，提到过一团一营长李德才，一营教导员朱遵斌当然不被提及。此外一团再无人上榜。三团、二十五团同样如此。还提到了一分区炮营长杨九坪（哈，本应该是连长，他为了与《杨成武回忆录》的提法保持一致，就写成了营长）。除此以外的十来个人名，都是一般干部和老百姓。这就是蔺柳杞，标准的蔺柳杞写作风格。
蔺柳杞写作水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需要遮掩的，你这个读者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这就是写作艺术。读蔺柳杞的回忆黄土岭战斗的文章，究竟谁在现场指挥，谁是黄土岭战场的最高负责人，你是看不出来的。蔺柳杞写道：“村北一座较高的山峰，曾是我军指挥员观察敌人的阵地。当年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指挥员拿着一把山草隐蔽身体，对敌观察，指挥作战。他瞒过天空的敌机，瞒过面前的敌人，却瞒不过自己的部队，战士们瞅着自己的指挥员，大家相互激励，对敌射击的机关枪更加清脆悦耳。”
看到这里，你知道这位“我军指挥员”是谁了吧？当然不知道。你蔺柳杞始终都不点名，要我们如何知道？所以，在很多年间，我一直都以为雁宿崖、黄土岭战场的最高指挥员就是杨成武。蔺柳杞的写作水平有多高？明白了吧？他不让我们明白的事情，你在他的文章里是很难搞清楚的。除非我仔细研究那一段历史。
其实，在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确，杨成武确实不在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的现场。说蔺柳杞的后来的那篇文字《黄土岭战地旧景》误导过我，原因就在这里。
蔺柳杞、魏巍、瞿世俊，当时都是一团的干事。他们不认识一团的主要领导是不可能的。蔺柳杞那部著名长篇小说《长城烟尘》中，“团长陈从源”的原型人物就是陈正湘；“政委王正国”的原型人物是一团团政委王道邦。特别是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蔺柳杞将“团长陈从源”描写得十分出色。尤其最精确的一点，陈正湘是写日记的，这位“陈从源团长”也是写“阵中日记”的。
当时按照领导上对这些秀才们的爱惜，并不是每个干事都批准上战场的。在他们的体格中，只有身子板硬朗些的河南人魏巍被批准上黄土岭战场，蔺柳杞、瞿世俊这些瘦弱不堪的秀才都在后方“猫着”。所以，当年黄土岭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我猜想蔺柳杞其实不大知情，在这点他远不如有亲身经历的魏巍。所以，在一分区那些年，魏巍有一份“黄土岭战地日记”拿得出手，蔺柳杞却从未写出亲身的经历。
蔺柳杞对黄土岭战斗的认识上的飞跃，产生于解放以后的1958年冬天。那一年，是杨成武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最后一年。按照杨司令的安排，蔺柳杞一行北京军区的秀才们，重返了当年的一分区特别是黄土岭战场。那一次，他们同老军人、老民兵骨干、老农民的许多人见了面，重温当年的战斗经过，并进行现场勘查。他们甚至还采访了拘押在涞源县城、张家口、呼和浩特的一些原汉奸人物，详细了解了敌方的动向。回来后的第二年，1959年，蔺柳杞的《长城烟尘》初稿问世。
蔺柳杞是我的前辈，我父辈的战友、好友，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他。蔺柳杞1939年就将我的父亲纳入他的文字之中。他们一行魏巍、瞿世俊几个人被分到一团当干事，要从一分区政治部所在的北管头村到一团驻地林泉、界安一带。1939年初夏，刚消灭当地的地头蛇孟阁臣不久，一团占据了原孟阁臣部队的防区。一团的东南是赵玉昆部队、东北是日伪军驻地，对方的小股武装、特务分子不时摸进一团驻地，这一路上并不太平。
所以，蔺柳杞一行人去一团报到，要求一分区政治部派兵护送，理所当然。当时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的干部，黄连秋、郑秀煜、宫呈祥等人都在场，当时吃惊得张大了嘴巴：“派兵？你们自己不就是兵吗？”
“可我们从来都没打过仗呀？连放枪都没有过。”蔺柳杞、魏巍、瞿世俊等人绝望得大叫。
一听也是，“真是一伙成事不足的书呆子”，黄连秋后来笑话他们说。那一次，在蔺柳杞日记中“杨华”的陪伴下，他们到了娄山、团山、松山以东的一团。还提到半路上遇到一个骑自行车戴着礼帽的小商人，警惕性极高、但又向他们一行人彬彬有礼的问候。
蔺柳杞的日记及作品，是我参照研究一分区历史的主要来源之一。他写的许多东西都真实可信。唯独黄土岭这篇我当作例外，因为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曾经的老团长陈正湘。
回到1939年的雁宿崖战斗，指挥战斗的一团长陈正湘，在山上的指挥所感觉到了敌人射击过来的冷枪，马上及时收回了身子。过了一会儿，他想试探敌兵是否还注视这里，于是将手持的望远镜伸了出去。只觉得一阵震颤，望远镜被击碎了一个镜筒，陈正湘的手也负伤了。幸好雁宿崖战斗结束，缴获了一具更好的望远镜，弥补了陈正湘的遗憾。那具被打破一个镜筒的望远镜，就放在一团团部。蔺柳杞将这一情节写进了他的小说《长城烟尘》。
历史的细节就像一张拼图，精确的拼接到一起，严丝合缝。
2015年，在病床上几年之后，蔺柳杞彻底离我们而去，他这一段记忆成为了历史。最后又回到故事的主题，你问我是相信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还是相信他的专记《黄土岭战地旧景》？
我的回答：都信，也都不信。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比较起来，还是长篇小说《长城烟尘》比《黄土岭战地旧景》具有更准确的历史参考价值。
被蔺柳杞忽略掉不谈的陈正湘，实际上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真正主心骨。提起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都离不开陈正湘。因为他是战场上的核心人物和关键人物，没有了陈正湘，也就没有了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上取得的良好战绩。换了别人，战绩肯定会大打折扣。
1993年，陈正湘病故，悼念者蜂起。在纪念陈正湘的纪念册中，以王平上将为首的晋察冀一些老干部，重提起1939年11月的雁宿崖和黄土岭两场战斗，都特意强调到战场上真正的指挥者应该是陈正湘。而从未到过战场上指挥的杨成武不过是冒占其功。
作为一个一分区史的研究者，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杨成武一生中曾数次重权在握，特别是文革初期的“总参代总长”时期，已经承接了老上司罗瑞卿的部分权力，其重要性已远远超越了他的另一个老上司聂荣臻。位高权重，又处事不当，杨成武因此积怨不少，结下不少军内重量级的大冤家。
其中，仅上将中最知名的就有两位：一个是新四军的张爱萍，另一个是晋察冀的王平。而王平因为抗战八年一直在晋察冀，长期担任三分区政委，他应该是最具发言权的。问题就在于，他满怀怨恨的发言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少？
我的个人意见，如果不带恩怨成分，全面考察1939年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场，唯一具有全面指挥者身分的人就是杨成武。这既是晋察冀军区下达黄土岭作战命令时的明确规定，也是陈正湘本人回顾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的真实表述。
在杨成武1939年11月6日晚9时下达的第二天作战命令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指示纲要是：继续使用一、二、三团及二十五团两个营（一二○师特务团北上参加这次战斗），将敌人歼灭于黄土岭地区。参战各团统归一分区指挥。”
一分区是谁？就是杨成武。
我们再看有关陈正湘的战场记载：
1、最初亲自考察了雁宿崖、黄土岭地形并拟定了作战计划的是杨成武。陈正湘只是此次战役的具体执行人。
2、雁宿崖参战三个团、黄土岭参战五个团，陈正湘仅直接指挥了其中的一个团，即他担任团长的一分区一团。
3、战场上陈正湘不止一次通过电话向在易县南管头村的杨成武请示汇报。
4、战场上的各团都在单独作战，陈正湘根本指挥不动其他团。甚至连各团的退出战场他也不知情。通讯不畅，加上指挥不统一，这是黄土岭一战最失败的地方。
5、最关键的，正因为是杨成武在易县南管头的遥控指挥，致使黄土岭一战打成了夹生。占五分之二的鬼子兵得以生还。如果是陈正湘有战场的全盘指挥权，黄土岭一战不会是这个结局。好的话在7日当天结束战斗，不顺利的话也会在8日上午结束战斗。
这就是二律背反的铁定规律，谁承担的指挥权，谁就应该同时承担战场失利的指挥责任。那种既认为黄土岭战场的指挥者是陈正湘，同时又不指出黄土岭战场的失利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种做法明显是偏颇的。
还有（这非常重要），由于战场条件的复杂性，通过电话指挥作战也是“指挥”。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这样的情境经常出现。所以，说不在现场就不算是指挥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同时，也必须说明：杨成武在黄土岭一战中指挥中也存在失职责任。你既不在其位，又不指定黄土岭战场几个团的最高负责人，致使黄土岭战场上的五个团各自为战，不成章法，把一个可以全歼敌人的战斗打成“夹生”。除去指挥的好坏不谈，即使是杨成武亲自拟定的雁宿崖、黄土岭作战计划，也显得粗糙，使参战的各团无章法可循，最后竟然出现自己擅作主张，退出战场的怪事。
你不想想：你退出了，不打招呼，你的兄弟部队怎么办？独自支撑与日本鬼子血战？你这个擅自退出激战的战场，是不是有显自私？
看日军历史文献，评价抗战中的中国军队，最体现“中国人劣根性”的一点，就是当主要面对日军的中国军队在苦战的时候，其余的中国军队或者趁机退走、或者在远远观望，不来救援。所以，中国军队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是无数个体。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私本性决定了形成军队整体意识的基础尚未成熟。反观日本军队，整体观念非常强烈。日军一支部队在九江被围，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河南的日军都拼死赶来救援。
抗战八年，八路军有一条常用的战术，叫“围点打援”。因为八路军知道，只要一小支日军被围，其余日军一定会赶来营救。所以“围点打援”非常有效。八路军就不会这样，你被围，只怪你处境不好，你只能自己奋斗，摆脱困境。1942年，日军在冀中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五一大扫荡”，平汉铁路线以西的晋察冀军区及各军分区，就像小农经济的各个农户，都守在各自的地盘上无所作为，眼看着冀中抗日根据地在鬼子的大扫荡先是孤军奋战，接着是全面沦陷。
1944年秋天，晋察冀八路军有所转变，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这是从个体户向互助组的进化。解放战争开始，成立了野战纵队，标志着军队从互助组进化到了合作社，整体的意识开始形成。
回过头来，看看一年后，1940年秋，陈正湘已经不在一分区，杨成武亲自拟定并亲临战场监督实施的“涞灵战役作战计划”。由于缺乏卓越战将陈正湘的参与，结果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虽然涞灵战役初期攻打下鬼子两个据点，但一分区主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1941年以后一分区兵员匮乏，面对鬼子的进攻只有招架之力，再无力进行主动进攻。
如果作战指挥经验更加丰富、思考更加缜密的陈正湘还留在一分区，绝不会是这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陈正湘自己写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一文中，还揭示出一个重要线索。雁宿崖战斗，围歼鬼子辻村大作600余人，原本也由于每个团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险些打成了“夹生仗”。是陈正湘及时发现了问题，主动赶赴到三团指挥所，与三团领导（团长纪亭榭已经不在、陈正湘是与副团长邱蔚和团政委袁升平）联系，共同商量后拿出了协同作战的方案，给雁宿崖战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年战争年代的规矩，一个团长非经上级领导特别授权，是无法指挥动其他团的。其他团长都与你平级，他不会听你的命令。所以，当时对三团没有指挥权的陈正湘，只能与三团领导用协商的方式找出解决困境的办法。如果有指挥权，就简单了，一个命令就完成了。
陈正湘的回忆中，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雁宿崖战斗之后，鬼子阿部规秀大兵南下，是陈正湘最先（在5日晚上）向杨成武电话提出了打阿部规秀鬼子大队的设想。陈正湘的话最引起杨成武留心的，是如果不打，放阿部规秀的鬼子兵继续南下，一来会威胁到易县南管头的一分区司令部的安全，二来会威胁到花塔地区后方医院和兵工厂的安全。所以陈正湘提出，必须将鬼子往东引到黄土岭、寨头方向。
杨成武听了，不可能不动心思：一分区有主力部队三个团六七千人，如果让阿部规秀的一千多鬼子把一分区占领，那这周边的军民有何看法？你一分区主力部队是吃素的？再说，一分区是晋察冀的北大门，占领了一分区，阿部规秀的鬼子兵就可以向唐县腹地长驱直入，晋察冀再无主力部队可以抵挡，晋察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将成为泡影。
所以，陈正湘说得有道理，此战非打不可。
下定了“打”的决心，杨成武立即向晋察冀军区领导汇报，于是才有了后来黄土岭再打一仗的作战计划。杨成武向一分区所属主力部队传达晋察冀军区下达的作战命令，是在6日晚9时左右，时间上，在陈正湘再打一仗建议的一天之后。所以说，是陈正湘提出了打黄土岭这一仗消灭阿部规秀这伙鬼子的原始构想。
综上所述，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的指挥者只能是杨成武；
第二：一团长陈正湘的作用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举足轻重、不可忽视、不能替代的；
第三：如果黄土岭战斗是陈正湘指挥，将会达到“完胜”的最好结局。
最后说一下，没有能团结并留下晋察冀的优秀战将陈正湘在一分区，是杨成武抗战八年当中的最大败笔。黄土岭一战，即使打成了“夹生”，也是抗战八年整个八路军中不可多得的一次胜仗。加上雁宿崖战斗，晋察冀八路军几天之内歼灭鬼子共1400多人，战果超过平型关大捷，你查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战史，可曾有第二次这样的战果？当然，如果当年更加信任陈正湘，让他参与整个作战计划的拟定，赋予他黄土岭前线的最高指挥权，那样全歼鬼子的数量会达到2000。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
可惜，历史上没有“如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就是历史。
我说尽管这样，打了“夹生”，雁宿崖、黄土岭战役仍是八路军抗战史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捷。你比较一下1940年底，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彭德怀亲自指挥太行一二九师主力两个半旅，一万多近两万人，都是响当当的老八路，不是晋察冀这样的“新建八路”。在山西省武乡县关家垴围攻日本军岗崎大队五百多人。血战两昼夜，八路军伤亡两千多人，最后仍未能全歼冈崎大队，有一百多鬼子跑回。对比之下，雁宿崖、黄土岭消灭鬼子共1400余人，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
回顾整个一分区历史，把1939年看作是一分区发展的顶峰，是十分有道理的。此时的一分区，人才荟萃、兵力强大、财力雄厚，所以能打出雁宿崖、黄土岭这样的杰出战役。黄土岭大捷，无疑是件好事。但好事处理不当，就会带来坏的结果。黄土岭大捷以后的一分区就是这样。
黄土岭大捷的两个月后，1940年初，担任一分区一支队支队长的陈正湘突然离开了一分区，去晋察冀军区养病。难道在一分区就不能养病吗？何况他同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副部长卢星文的私人关系都非常好，他夫人康捷就是医生，在卢星文手下东西水村卫生所工作。
无独有偶，紧接陈正湘其后的，是担任一支队政委的袁升平离去，“到延安学习”。与陈正湘是杰出的“将才”不同，袁升平是一分区屈指可数的杰出政工干部，他的过早离去，不管跟陈正湘有什么关系，总是对一分区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陈正湘、袁升平之后，是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带领二十多人的私自离去。其中几个对一分区来说还是举足轻重负有重责的红军干部。
到此为止，有目共睹，一分区一支队领导班子全盘尽失，一个没剩。这对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不是个重大打击，鬼都不信？
有了一支队这样的重大事件出现，才会有紧随其后的五支队司令员赵玉昆的叛变。
1937年11月初，平型关战斗结束后，邓华、陈正湘、罗文坊一批一一五师干部被留在晋察冀，又分配到独立团工作。此时一分区和独立师尚未成立。杨成武率独立团一营、三营在蔚县，独立团二营在涞源县单独活动，当时正从涞源县向东进入易县，占领了紫荆关。在陈正湘带领下，二营以一个连继续占领紫荆关，两个连往东打下易县县城。
这两个连在攻占易县县城的时候，一支当地的农民军队伍在旁边观看。问起来，说是易县当地人赵玉昆拉起的队伍。那一次是赵玉昆与陈正湘的第一次见面，赵玉昆对陈正湘大为折服。1939年初赵玉昆从冀中的河北游击军系列改为划归到一分区，赵玉昆对陈正湘的折服，是原因之一。此时一年过去，陈正湘刚走，赵玉昆就叛变，离开一分区。赵玉昆的叛变，无疑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因为压垮骆驼的不只是一根稻草。比如赵侗的下场、孟阁臣的下场等等。但陈正湘的离去也是赵玉昆叛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此，随着陈正湘、赵玉昆一众人等的离去，一分区“支队”这一级画蛇添足的机构如昙花一现，最终不得不被迫取消。
1937年秋全国抗战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陈正湘的职务是副团长，与杨成武担任的团长仅差一步，但都在同一个层次上面。高于后来担任了他的上司黄寿发的职务。当时邓华、罗元发的职务都是团政训处主任，虽然也处于同一个层次，但明显又低于副团长一步。但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上司。
等到了1937年11月，邓华、陈正湘来到一分区之后，邓华担任一分区政委，陈正湘担任一团团长，明显低于杨成武、邓华一个层次，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上了。陈正湘担任一分区一团团长两年，战功累累，非一般人可比。原来在陈正湘之下的黄寿发、罗元发，1939年以后都成为了陈正湘的上级。提拔陈正湘为一分区副司令，理所当然。
可惜的是，当时一分区副司令的位置已经有人给占了，就是高鹏。高鹏从未有过一次指挥战斗的历史记录。“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是那些一分区红军干部最看不起高鹏的地方。古典经济学上一个古老的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在一分区这里发生了作用。
陈正湘走，但走得合情合理，因为他确实有病。他的病是极度的神经衰弱，睡不着觉。1939年，是一分区战事最频繁的一年。打孟阁臣之后，大龙华之前，陈正湘的神经衰弱一度加重。所以1939年5月的一团攻打大龙华战斗，是杨成武直接指挥，一团副团长熊奎具体指挥。半年时间过去，1940年初陈正湘走，去晋察冀军区养病，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
陈正湘走了，同杨成武的良好关系依旧。1946年成立晋察冀野战纵队，除去杨得志的一纵来自晋冀鲁豫，郭天民二纵、杨成武三纵、陈正湘四纵都是由晋察冀部队组成的。其中，冀中原主力部队六个团被吕正操带到晋绥军区，脱离了晋察冀，杨成武新建的冀中部队都是地方部队新组成的，战斗力明显要低于老部队。而陈正湘冀晋部队组成的四纵都是老主力组成的，于是，就发生了杨成武向陈正湘要求“调换”一个旅。
陈正湘将四纵十一旅给了杨成武，杨成武改换番号为三纵九旅。但杨成武并没有将自己的三纵九旅给陈正湘，而是补进七旅和八旅。陈正湘四纵因此缺编一个旅。晋察冀领导最鸣不平的就是这一件事。幸好张家口撤退之后，原张家口教导旅（旅长李湘、旅政委张明河）原本就来自冀晋地区，于是正好给了四纵，成为新的四纵十一旅。
解放初期，当时的华北军区将一些红军资历的干部集中起来，对外叫“干部休养团”，在北京的军产房养起来。这些军产房都是四合院，在北京的居民区当中，是原国民党军队用来安置他们的官佐家属的。蔺柳杞作为师级干部，曾有幸分到一处住房，在东城区方家胡同。四合院的那三户人家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
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一成为居民，就马上恢复了农民本性，种菜、养鸡、养鸭，最要命的是养……猪。在北京市里养猪，气味难闻不说，光是苍蝇就成灾了。这些人资历老，都是红军干部，后勤干部部门谁都管不了。万般无奈之下，华北军区请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红军领导干部进行说服，他就是陈正湘。从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发展历史中，陈正湘在红军干部中的威望，首屈一指。他说服了红军干部在北京市的住家里放弃养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分区干部经常齐聚在杨成武家中，回顾抗战八年那些往事。雁宿崖、黄土岭是离不开的话题。有的老干部回忆：雁宿崖战斗的后期，八路军打疲了，没有了斗志，眼看战斗成胶着状态。杨成武急得大叫：“不能停，冲上去，狠狠打呀……”于是干部带头，许多人抡着大刀、挺着刺刀冲了上去。
杨成武既然不在现场，他究竟喊了没有？
我的分析，杨成武的确喊了，但是在电话机里叫喊的。杨成武的急切情绪感染了纪亭榭、邱蔚这样的火爆脾气，他们向部队大叫：杨司令急了，大喊要我们冲锋，绝不能停下来。
当兵的都是一根筋，一听杨司令大喊，于是都急眼了，就有了雁宿崖战斗最后的一冲。
其实人们只注意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大捷，忽视了随后鬼子的报复性扫荡。1939年11-12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不几天，鬼子对一分区发起进攻。这一次，一分区根据地全部沦陷。杨成武、高鹏、黄寿发、罗元发，带领一分区机关及炮兵连，一直转移到三分区花塔山下（注：两年后的1941年秋季鬼子扫荡，杨成武率一分区机关在这里陷入重围，于是出现了著名的“梯子沟突围”）。
回顾完这段历史，杨成武对在座的大家说：“指挥破敌人分进合击这种大仗，一辈子用上一两次就很幸运了。哪里天天会有‘利害变换圈’等你去跳……”
我想看看这个一分区的老干部圈子是怎么谈论陈正湘的？
可惜没有，一个字都没有。
抗战时期，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最光辉的闪亮点，就是1939年底的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这两次紧紧相连的战斗已经被载入中国军队的杰出范例和光荣历史。这两场几天之内前后相联的战斗，消灭了日本军1400余人，其中还有一个中将，如果战果正确无误，很明显超过了林彪带领一一五师打的平型关大捷。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许多人无数次回顾这段历史，每个人的回顾角度均有不同，但基本上无一不是都围绕着“怎样打仗”这个方面来展开的。我的叙述角度与叙述方式与往不同。“怎样打仗”，人们谈得尽够多了，我想讲一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后的故事。
雁宿崖和黄土岭紧挨着，相距不过十来里地，都在河北省涞源县。涞源县地处山西省、原察哈尔省、河北省三省的交界处，以后，这块三省交接的地域简称“晋察冀”，成为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称为“晋察冀边区”。而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涞源县，是由杨成武带领的一一五师独立团二营先于整个晋察冀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可能没有人会知道，涞源县作为最早的抗日根据地，原本并不是为独立团准备的，是整个一一五师、包括独立团在内，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预订计划。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下旬，红一军团奉命离开甘肃省正宁县、宁县，南下陕西省三原参加改编，开赴抗日的最前线。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一军团的红一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参谋长熊伯涛，政治处主任罗元发，供给处长董永清。副官李光汉。全团1500余人，又补充了200名陕甘籍新战士。
当八路军一一五师先遣队东渡黄河的时候，林彪前往参加洛川会议没有随部队出发。在从陕西到太原的路上，林彪早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打好八路军出师第一仗。一一五师原计划背靠比较友好的阎锡山晋军，从山西省广灵县一带开进河北省涞源县，下一步进军华北。这就是说，杨成武后来所做的这一切，最初都是林彪为一一五师的战略构想。
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军进军的速度很快，随着张家口、大同的失守，日军跑到了山西省的北部。1937年9月14日晚上，到达山西省北部原平县的林彪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致电请战，提出了当时情况下一一五师的行动计划:“在广灵失守、灵丘附近到敌的情况下，原定一一五师经灵丘到涞源计划已不执行。先拟将三四三旅及独立团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
平型关战斗之后，一一五师未能去的“经灵丘到涞源”的行动计划，被在山西省广灵县、灵丘县为平型关战斗阻击日寇援军打了腰站战斗的杨成武独立团实现了。此后，从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到1939年1月一分区部队开进涞源县东面的易县，消灭孟阁臣后鸠占鹊巢，涞源县一直是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一分区地委、一分区行署的所在地。老资格的一分区干部都对涞源县这块土地了如指掌。
涞源县又是为一分区贡献兵员最多的县之一，涞源县前后几个县大队都被合并进一分区各主力团。1937年11月，1700人的独立团升格为7000人的独立第一师，蔚、灵、广、涞、易5县行政委员会在灵丘县上寨建立，主任张苏。涞灵两支游击队千余人、灵丘县抗日义勇军1000人，编为晋察冀军区独立师第三团。以后，这个团被邓华带到平西，1939年秋改编为晋察冀军区六团，又被派回到广灵县、灵丘县在内的雁北地区。我猜与这个六团里有着相当数量的涞广灵子弟兵是分不开的。
1938年初，马辉任涞源游击支队长期间，率领涞源支队加入到一分区主力一团，马辉任一团三营营长（副营长李青川）。马辉前脚走，后脚肖应棠来，继续组建新的涞源支队。这个新组建起来的涞源支队并没有留在涞源，而是编进了接替邓华带走的那个三团的新三团，肖应棠任三营长。最后这个涞源游击支队是曾雍雅、梁正中建起来的，从此留在了涞源县。后面会特地讲到这个有“狼诱子”雅称的涞源支队。
有一个重点要加以说明：1937年10月底，当独立团从山西省广灵县、灵丘县开进河北省和原察哈尔省的时候，在晋察冀这个三省交界处已经没有了任何国民党军队，最后退出这一地界的是国民党军朱怀冰师五千余人。朱怀冰的原驻地是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当时归曲阳县，解放后划归给阜平县）。朱怀冰风闻鬼子兵要来，提前退走，留下几百名游兵散勇被八路军收编。所以，晋察冀军区最早的一些直属部队出自国民党军“游杂”，而非老红军部队。
这一切还说明，整个晋察冀边区都是八路军从日本鬼子铁蹄下解放的，并非从国民政府手中获取的。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都是国共军队混杂在一起，唯独在晋察冀，只有共军而无国军，原因就在这里，这里是货真价实没有后方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扫荡的日军占领，晋察冀八路军无后路可退，只能跟日军打转转，绕圈子。
几乎与此同时，隶属日本军关东军驻蒙军指挥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1938年2月在北平地区编成，驻防张家口。1939年夏天，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防区扩大，蔚县和涞源县都成为其管辖地区。所以涞源县境内的雁宿崖、黄土岭成为消灭日军第2旅团所属的辻村、阿部规秀的战场，表面上看来是偶然的，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如果独立混成第2旅团没有接收涞源县这个防区，阿部规秀中将未必能丧命在黄土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冀察八路军开进张家口、宣化。宣化大校场是独立混成第2旅团教导大队所在地，八路军开进去的时候，军械库、被服库、食品库还基本完好，不像张家口，被当地老百姓抢先进去往自己家搬，在八路军进驻之后的两三个月内对日军仓库的哄抢就从没有停止过。
在宣化，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在自己的驻地看见了日军教导大队的教材，从1939年成立之后就开始研究怎样同八路军进行山地作战。尤其阿部规秀送命之后的1940年，日军教导大队已经在文字教材中，对部队的行军、作战、固守待援、紧急救援，都有了明确的战场应对的文字指示。
日本人的长处，是一个极其“精细”的民族，善于学习、能及时收集情报、总结经验教训，向部队推广。所以在1941年以后，冈村宁次担任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之后，日本军基本上掌握了晋察冀战场的主动权，1939年这样的八路军诱敌深入、以便设伏击歼之的杰出战例再没有出现过。
1939年一整年，是一分区的大发展的一年，也是一分区部队作战最多的一年。1939年不算团以下的小仗，仅是分区级别的大仗，1月灭孟阁臣、5月打鬼子据点大龙华、7月鬼子趁大雨来报复、10月麻田岭偷袭战、11月初雁宿崖、黄土岭、12月鬼子冬季大扫荡，足足折腾了一整年，不得消停。
1939年10月，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亲自指挥的麻田岭（史称摩天岭）偷袭战，出动两个营，一团张英辉三营、分区直属马辉特务营。此战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前页，一分区的战斗从东往西、从易县转向涞源县，这才有了日本军辻村大队的途经雁宿崖，对涞源县银坊三团的扫荡行动。
雁宿崖战斗还算打得圆满，只有极少部分的鬼子跑了，基本上达到全歼敌人。但黄土岭战斗打得不尽人意，一团是最后撤出黄土岭战斗现场的。在他们之前，贺龙派来的特务团很够意思，是倒数第二撤出的战场，再不撤，小鬼子就从后面把他们围住了。在特务团之前，参战的二团、三团早就走了，临走时连招呼也没有打。二十五团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跟特务团交接班似的，他们前脚走，特务团后脚来。
所以，黄土岭战场上一直是八路军四个团、而不是五个团在作战。名义上是五个团的配置，但最初特务团来得晚，开打后只有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只有两个营）在打。到了下午，紧张时刻，姗姗来迟的特务团赶到了，立即在三团侧后投入战场。但此时，二十五团接到命令，撤出战斗，回到一分区。
一团最后撤出的战斗，经碾子沟、寨头、干河净返回一分区。在干河净路边，杨成武的老秘书陈子端一直守候在那里，向返回的各团询问战绩，以便及时将战果上报给晋察冀军区。
各团刚收兵，还没有做战后总结，各连、各营的战果都没有总结上来，团里哪里有战果数字报给陈子端？但那一次陈子端报上去的战果数字，与后来收集到的数字相差无几。两三年后的一次闲聊天，陈子端向一分区作战科介绍那一次他统计战果的经验，他是根据我军战士身穿得日军大衣估算出那一战的大致战果的。
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因为实在太穷，从军队到平民，对战后的日军尸体是从不放过的。从头到脚，能扒下来的一律扒得干干净净，哪怕炸破的旧军装不能穿了，做鞋底子打袼褙，也绝不给小鬼子剩下。所以只要是八路军围歼鬼子兵的战场，小鬼子尸体大都光溜溜的，先是被军队扒一遍，然后被老百姓扒得干净。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天气寒冷，八路军冬装供应有限，无法及时满足各团。于是军队就地取材，将鬼子的军装、主要是军大衣穿在身上。还有，就是翻那些死了的小鬼子的衣兜。这里面有好奇的成分。小鬼子的衣兜里大都有家庭照片、笔记本、护身符什么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的当时的八路军战士所没有的。八路军战士们想看看，被自己打死的日本鬼子都是些什么人？
部队鬼子装束化了，难免会引起误会。一团我不清楚，三团的原驻地在涞源县最南端的银坊。当年叫“银坊村”，今天是“银坊镇”，就像一分区司令部驻地“南管头村”今天叫“狼牙山镇”一样。
雁宿崖大捷，战后，三团返回原驻地银坊，只见沿途的老百姓纷纷躲避，远远就看见扶老携幼的老百姓躲上山去。回头一看，邱蔚、袁升平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部队的许多人穿的是鬼子兵的黄呢子大衣，把老百姓吓着了。于是赶快向老百姓呼喊，八路军打了大胜仗，把小鬼子都消灭了。
在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中，也有八路军营长和许多战士身穿小鬼子军装把老乡吓到的描写。这可不是虚构的情节，而是纪实的描写，看来这在一团也是个常见的现象。看其他老干部写的有关一分区的回忆录，在战场上每战之后打扫战场，战士们缴武器、扒军装、翻衣兜，这样的情景很常见。
再回到黄土岭之后的干河净路口。陈子端一听各团的战果还没有统计上来，他登高一看，各团战士身上穿的鬼子军大衣历历在目，他灵机一动：鬼子兵前来作战，总不能战不成，把身上的黄呢子军大衣脱下来，给你们八路军带走。小鬼子不死，你八路军的小鬼子军大衣从何而来？他送给你的？于是，陈子端略清点一下，他自己估算是“十取七八”，总会有一些小鬼子的军大衣被炸碎烧坏，不能穿。他测算的结果是约“半个团”，一千出头。加上“十取七八”的那“二三”，约一千四五百之数。报给杨成武，与杨成武自己估算的相差不大，于是又向晋察冀军区报送战果。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陈子端的测算居然相差不大。
要不说：八路军个个是能人。一个蔚县中学的普通语文教师，跟着八路军也居然如神算子一般。
黄土岭战后，你以为一分区一团居首功了吧？其实不然。黄土岭一战未能全歼敌人，一团领导奉命总结经验，写出检查。正在写检查期间，一个人把一团给救了。这个人就是黄土岭死去的老鬼子阿部规秀。
在当时一团参谋长杨上堃的回忆录中记载到：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进行战斗和战役总结时，因为没把日本兵全歼，晋察冀军区认为打的不好，正准备开检讨大会，我军情报部门从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得知，阿部规秀旅团长已经‘阵亡’在黄土岭，并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打电话给杨成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击毙 了阿部规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
杨成武听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一团：‘告诉你们，咱们打死了一个日本兵的大官！’
我们问：‘大官，有多大？少佐，中佐？’
‘比他们大！’
‘大佐？’
‘再大点儿！’
‘少将？’
‘是中将！一名日军中将！’
这才知道打死了一个‘大大的太君’，直接把检讨大会改成庆祝大会了。”
看《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总结，聂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他喜悦地高声说：“成武同志，好消息啊！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我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这位中将旅团长竟亲自率兵进人黄土岭，并且被我们打死了。放下电话，我向旁边正在统计战果的秘书陈子端喊道：“老陈、聂司令员说，我们打死了阿部中将，总部祝贺我们哩!”
陈子端一怔，拍着统计表叫道：“是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呐，哈哈哈… … ”在场的人们都高兴得开怀大笑。
我急忙给一团挂电话，转告了这个喜讯，并且要他们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当天，阿部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指挥刀也落到我们手中。后来，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军区，军区又把它送到延安。
阿部规秀是当时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我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根据地军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大家异常振奋。
不久，彭真同志指示我，就黄上岭战斗经过写一篇文章，驳斥国民党内部那伙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人。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一一礁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的文章，登在当时的抗日刊物《 新长城》上。
雁宿崖、黄土岭接连大捷，主要功臣当然要受到褒奖，于是一团长陈正湘、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分别被提升为一支队支队长和支队参谋长。三团团政委袁升平担任一支队政委。可惜时间不长，一支队领导层便发生变故，陈正湘弃职去军区养病，袁升平去延安学习，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抗战时期曾在延安党中央工作过的长征女干部危秀英大妈拉着杨上堃小儿子老七杨国兴的手，意味深长、极其严肃认真地对他说：“小七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你爸爸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忘记了，你爸爸是个很好的人，他是战争英雄，长征的时候为了保卫中央纵队，立下了很多战功，毛主席都知道他啊！后来他犯了一个大错，毛主席都保了他。”接着，危大妈讲了一个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的故事：
黄土岭战役杨上堃所在晋察冀军区主力一团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后，杨上堃官升一级，由团参谋长调升纵队（旅）参谋长，但杨并未“领这个情”，一直十分不愿意当参谋长这种“配角”的他，觉得屈才，在个人英雄主义盛气之下，鲁莽冲动的他尽擅自率部去打一仗干点名堂给上级看看，极想证明自己的军事才干，哪怕是降级当部队主官都行。整个事件前后七天，后来被谓之为“七日之错”。
结果被组织严肃处理，一撸到底，差点被枪毙——那是在1940年3月一天，在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朱德等人勃然大怒，用力的拍着屋里的桌子，大声喊道：“全部枪毙，一个不留！”
这时，一直一语未发神情冷静的毛泽东不紧不慢说了一句：“慢，手下留人，他是长征的英雄和功臣，事件已经搞清楚，他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
结果是，参加了这次“七日事件”的领导干部全部被枪毙了，只留下杨上堃一人。就因为毛泽东的这句话，杨上堃从冲动莽撞失误的死神中走了出来，他很快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高级干部班学习，而且，一学就是5年，直到抗战胜利，被派往东北。
原文是这样写的，我一字不改，原文照登，其中疑义的地方我随后再解释。杨上堃事件，发生在后来的一团团政委朱遵斌事件的十个月前。杨上堃事件发生时，朱遵斌已经接替王道邦就任一团团政委，所以杨上堃事件的始末及处理他都十分清楚。朱遵斌的孩子曾给我来信说：他父亲生前曾提起过，许多立过赫赫战功的红军干部都被枪毙了，应该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杨上堃事件被称作：“一分区侦察科长袁彪带人逃亡”，其中杨上堃没有被点名，只说“蒙骗了一支队参谋长、侦察股股长罗昭辉和支队侦察连连长”，“在雨夜里突然向保定方向窜去”。既然是袁彪欺骗了其他人，应该只枪毙袁彪一个人足矣，为什么恰好相反，最后的处理结果，只保留了立有通天大功的杨上堃一个人，其余干部都被枪毙，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次的文字太多了，到此为止。
前一次，讲述的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后发生的故事，这一次，讲一点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亲历者的战场综述及回忆。
人们今天能全面了解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战斗，不仅在于保卫中华民族的八路军所取得的杰出战果，也在于这两场战斗参加者们的亲自表述。
就像一分区宣传科长钱丹辉是第一个记述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人，当时的一团教育干事魏巍，在战斗一结束就立即写出了《雁宿崖战斗小景》 和《 黄上岭战斗日记》，可以说是第一个记述下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人。魏巍、蔺柳杞两个人在此战结束后离开一团，被调往一分区宣传科，以后跟钱丹辉一起，成为全晋察冀知名的三大秀才干事，其中，魏巍与他这两篇文章的飞快发表不无关系。
随后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虽说执笔人是杨成武的文字秘书陈子端，但其中应该参考了魏巍的纪实文章，因为在表述语言上有相近之处。
在知道打死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之后，应中共晋察冀局书记彭真的要求，杨成武又写下了《“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虽然文章的署名人是杨成武，但文字秘书陈子端的执笔作用不可抹杀。这篇命题作文参考了魏巍的原文也许更多一些，也成为后人们全面了解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权威教材。
以后这半个多世纪，杨成武的所有关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文章基本上都不出这个套路。解放以后的《星火燎原》、《八路军回忆史料》等等，凡涉及到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文章，大都被杨成武这篇权威文章所垄断着。
1959年，在一年前考察了黄土岭战场的蔺柳杞，写下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此时，已属于“回头看”，不是“当时看”，等于用写史的方式搞文学创作了。虽然书中的主要故事人名是虚构的，但事是真事，聂荣臻、杨成武这些历史人物都是真名，可以看成是一部纪实文学。1977年，蔺柳杞在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之际写下的《黄土岭战地旧景》，有历史回顾，也有反思，虽然不尽全面，应该说也是一篇不错的传世之作。
直到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在《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人们才看到了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以后陈正湘在《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一文中，虽然不尽全面，只写了一团，但更准确地讲述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真实场景。
杨成武是以一分区司令员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叙述角度较为全面。陈正湘是以一团团长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只能以一团的活动为主。杨成武的文章中，充满了“我命令”这个词，给人以一种他在现实指挥的印象。而且在杨成武的文章中，八路军在黄土岭的战斗表现尽善尽美，看不出有任何不足之处。陈正湘的文章中，更有真实感和层次感，看出了八路军的战场表现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哪些？为什么？
实际上，陈正湘这篇回忆文章为黄土岭战斗的战场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分析。
一团的参谋长杨上堃，晚年的时候才有回忆黄土岭的零散片段出来，也很有实际价值。尤其像一团领导黄土岭战斗后回去还要做检查，以及八路军战士翻日军尸体衣兜相互炫耀的真实情景，杨上堃（以及当时三营长张英辉的回忆录）如实叙述，毫不隐瞒。
陈正湘的回忆中，凡提到三团，只提“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真正的团长纪亭榭只字不提。而杨成武写回忆，明白无误地写出：“看完地形后，我又到达三团驻地银坊镇，和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这些看似有所差异的文字表述之中，其实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三团长纪亭榭是在雁宿崖战斗的过程中被突然免职撤下来的。
言语即代表真实的观点。当年一分区三团的红军干部集体“倒纪”，把纪亭榭“拱走”，一团的红军干部也有介入。陈正湘无疑坚定地站在那些红军干部一边，很可能还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高鹏、纪亭榭这些人“立小功而受大禄”，占据要害的军事领导岗位是一回事，不懂军事又占据在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之上，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除了杨成武、陈正湘的文章，描写当年参战的贺龙一二〇师特务团一篇文章也写得有声有色。当年在黄土岭，特务团在黄土岭打得十分“仗义”，远胜于其他晋察冀主力。特务团是在最后，仅在一团之前退出的黄土岭战场，这就是说，二团、三团撤离黄土岭战场，不仅没有告知一团，也没有告知特务团，此时，增援的鬼子已经赶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据说，贺龙最“仗义”的话，是布置任务给特务团团长和政委时说的。贺龙说：“聂总下了决心要打，任务很重要，你们要服从杨成武的指挥，一定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贺龙特别说：“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事实是，黄土岭战斗，特务团损失不大，缴获不少（见贺龙给八路军总部报告）。
反观，晋察冀部队就没有这样的气魄，无论主力团领导人还是地方游击支队领导人，在打起仗来使用兵员上十分谨慎。这是因为，晋察冀是就地征兵，所以被称为“子弟兵”，你八路军要对人家的父母负责任的。你豁出两个营，须知人命关天，这两个营的子弟兵都是有父母妻儿老小的。你豁得出去，要同时想到他们那些家庭就要失去亲人。
追问一句：1939年初，为什么在晋绥的贺龙，跑到晋察冀来了？是因为当时晋绥地贫人稀，贺龙的部队征不上兵，发展迟缓。于是中央批准，贺龙到冀中来发展部队、更新武器。1940年初，贺龙带了大批冀中子弟兵（十万河北农民游击军的精华部分）返回晋绥，临离开晋察冀时还在灵寿县打了一仗，配合聂老总消灭了赵侗的几百人武装。
自己部队撤离，而不告知友邻，以后也发生过。1946年在大同、集宁战场，晋察冀部队与贺龙的晋绥部队再次合作。前线失利，大同前指决定撤退，决定一下，只见杨成武的冀中部队呼啦啦的疾跑如飞，瞬间即不见踪影，留下晋绥部队殿后，吃亏不小。气得贺龙向聂荣臻告状：杨成武朋友的不是，狡猾大大的……，扔下我们殿后，自己先跑了。
黄土岭战斗，作为主动来黄土岭战场参战帮忙的“客串”，特务团的表现相当优异，在关键地方起到了关键作用。最后特务团伤亡了四十多人，缴获了七十多条枪，几十个骡马驮子的物资，算是这五个参战团中参展时间最短、收获最划算的部队。其他晋察冀四个主力团的部队，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在黄土岭战斗中基本上空手而归。
除了一团、二团（团政委黄文明）、特务团看见有回忆录，当年在黄土岭参战的三团、二十五团均不见有回忆文章出来。三团邱蔚去世的早，来不及写这些文章；从不见三团团政委袁升平有回忆文章出来。文革后期，毛泽东鼓励河南作家姚雪垠写长篇历史巨作《李自成》，那时的纪亭榭买了全套《李自成》，看得有滋有味，并且串门时向一分区老干部介绍他的阅读心得。他应该是有写作能力而没有写。
二十五团，真正带两营部队上黄土岭战场的是副团长黄伯峰，不是团长宋学飞。黄土岭战后，黄伯峰调走，改为马辉任二十五团副团长。马辉是员战将，黄土岭一战中为什么没有杰出表现？因为雁宿崖战斗后，白求恩医生来一分区卫生部抢救雁宿崖战场下来的伤员。马辉当时任分区直属特务营营长，带全营在干河净承担守卫任务。
马辉因红军年代嘴部受伤，被子弹打成“豁子”，故马辉抗战八年均有“马豁子”的外号。此时在干河净卫生所经白求恩医生亲自操刀，为马辉做了缝合手术，马辉没有上黄土岭战场。
最近这几年，事情向两个极端的方面发展。一方面，因为搞“红色旅游”，涞源掀起了“抗战热”，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作为旅游热点，被捧了上来。但由于源于无知，吹捧的错误也是明显的。我看到一篇文章，易县人去黄土岭，涞源县当地老乡赶上来收钱，“说起黄土岭大战，这个老乡说，杨成武就是在这个庙里指挥的，杨成武生前还来过，是经他确认的。”
上述这些老干部们的回忆文章中，我认为，最精确的可以说是陈正湘有关一团的叙述。这也同陈正湘指挥战斗的一贯严谨性是高度一致的。雁宿崖战斗前的一团，连队的连排长以上多数是红军战士，全团近1900余人，武器装备较好。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总支书记朱遵斌。
11月1日晚，接受战斗任务时，陈正湘的一团团部在易县南管头东边的松山村，一营、二营距团部很近，三营另外单驻，在靠近黄土岭的乔家河，不在一起。
在陈正湘的回忆里特地说明：“经过整训，部队军政素质又有提高，斗志十分旺盛。”
问题出来了：1939年1月一分区部队刚整训过，杨成武1939年4月30日，刚刚向晋察冀军区递上《三四月份整理训练工作总结》，现在10月份，半年时间不到，为什么一团又再次整训？
还有，为什么一团团部与一营、二营驻在一起，三营在很远的地方单独驻扎？
这要从两个月前谈起。
1939年的7-8月间，狼牙山地区大雨，百年罕见，山区里可以行舟。史载，当时整个华北地区连下七天七夜大雨，暴雨成灾，河湖泛滥，平津大城市都被水淹。尤其天津，市区里可行得大船。河北易县，有“小天津”之称的良岗，还有干河、毛儿崖、管头等村镇都被冲毁了。
鬼子为了报复一分区五月份打下的大龙华据点，他们被歼灭四百多人，于是，保定集结华北方面军第110师主力及伪军一部共5000余人，带着冲锋舟，趁着大水向易、满、徐以西的南北管头、大良岗、娄山地区发起进攻，企图合击第一军分区主力。那一次在晋察冀抗战史上被称作“易满徐保卫战”，一分区部队冒着大雨全力奋战，仅在松山一个反攻就使得近300鬼子掉进湍急的激流中被大水卷走。这次作战，在后来官方的记载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实际上就是一分区部队）以伤亡25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保卫了易满徐根据地。
战后的9-10月间，杨成武接到一团总支书记黄作珍的报告：一团两个红军营级干部，一个营教导员、一个特派员，在一年前1938年7月一团东征冀中的时候，他们两个私下里“打土豪”，私分法币500元。此时，事发一年之后，两个人因私下里吃喝被人发现举报。杨成武一听，虎威震怒，战争年代，他最容不得的恶习就是腐败，因为部队腐败是瓦解战斗力的最主要原因。于是杨成武与袁升平一起，主持召开一分区营以上干部大会，对这两个私分了500元法币的红军干部进行斗争批判。
我也打听过，这两个红军干部到底是谁？对比一下那两年的一团营级干部名单就知道了。
先看1938年的一团干部配置：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总支书记黄作珍。一营长李德才、教导员朱尊斌，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罗霄文，三营长杨上堃、教导员霍志德。
再看1939年秋的一团干部配置：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副团长熊招来、团参谋长杨上堃。一营长李德才、营教导员朱遵斌（年底接黄作珍的一团总支书记，李尚德接），二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郑三生，三营长罗化明（因伤由张英辉代理）、教导员邓经纬。
哪个教导员被替换下了？又没有安排新的职务。我提示一下，不是三营教导员霍志德。霍志德后来到三团任一营教导员（营长赖庆尧）。而且，三营长杨上堃被提升为团参谋长，如果营教导员出事，他会受到牵连提拔不上去。特别是，三营作为最放心的一个营，不用再参加整训，跟着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去打摩天岭公路破袭战。这次干部调整，使得一位连指导员崭露头角，被提拔上来，成为营教导员。这就是八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央委员被毛泽东当众称为：“郑三生真是‘三生有幸’”的郑三生。
一团整训期间，情报传来，鬼子从蔚县向涞源县经过摩天岭修公路，一旦公路修成，将难以阻挡张家口的鬼子用汽车向涞源县增援。所以，这股修路的鬼子非打掉不可。可此时，一团出现的这件大事也非处理不可。于是，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带领，组织了分区直属的马辉特务营，还有张英辉的一团三营，组成“北进支队”，在10月19日夜袭摩天岭，消灭了一百多日伪军，将鬼子的修路计划彻底粉碎。
就在这一次战斗中，白求恩医生为了抢时间给伤员动手术，忘记了带手术手套，结果受伤。二十多天后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跟随黄寿发打摩天岭回来的一团三营，就留在了良岗。此地距涞源县非常近。
陈正湘回忆说：11月1日晚9点前，从军区刚赶回来的杨司令电话传达作战命令（此时的杨成武在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易县南管头村，今天的狼牙山镇）：涞源县城鬼子10月30日增兵至一千五六百人（注：后来得知是两千人）。抓民夫600，牲口600，准备2日午后分三路集结，左路敌主力，六七百人，进驻白石口，进袭银坊；中路敌400余，经西铺、插箭岭、进袭走马驿；右路敌近二百，经北石佛，进占水堡，北水泉。
杨司令转达晋察冀聂司令指示：“集中一、二、三团主力，利用雁宿崖至三岔口峡谷地段，首先歼灭敌左路。三分区第二团归一分区统一指挥。”
看杨成武雁宿崖战斗的安排：一团东山伏击，南面与三团衔接；三团主力由南向北攻击；然后是二团，三团拨出一个营，交二团指挥。以上三个主力团，专门对付涞源出来的左路鬼子六百人。八路军三个团一个曾雍雅支队，总兵力约六千人，折合十比一的人数优势。
在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一分区曾雍雅任支队长、县委书记梁正中任政委的三支队，驻地在走马驿。这也是一分区大名鼎鼎的涞源支队，1942年以后的一区队。曾雍雅是1955年少将，梁正中是涞源本地人，1955年大校。1939年3-4月间，方国华带领的一分区地方工作团不再存在，分别组建一分区民运科、一分区地委及地区行署。其中一些涞源、易县的本地人来到走马驿，被分进曾雍雅、梁正中支队，时间大致在1939年的夏天。
这个曾雍雅支队的作用非同小可。按照杨成武的部署，这个驻地在走马驿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中的部分人，在雁宿崖战斗中起到“狼诱子”的作用，吸引鬼子辻村大队到雁宿崖。接着，曾雍雅支队还要对付从插箭岭到走马驿的那股中路的鬼子，粘住他们，不让他们到雁宿崖战场去添乱。
接到杨成武的命令，一团在陈正湘带领下，一小时内（11月1日夜间10点以前）即动身。当夜下雨，好在雨不算很大，一团带足三天的粮食（生粮，不是熟食干粮），王道邦简短动员后便连夜行进。两个营沿同一条路线分头前进。早晨到达苑岗吃早饭，中午到达易县紧靠涞源县境的煤斗店村吃午饭后大休息，抓紧睡觉。单独前进的一团三营驻寨头村北面的乔家河村（今天的乔家河乡），副团长熊招来亲去布置任务。
陈正湘没有休息，带了几个参谋前去观察雁宿崖一带地形。2日当天下午5时，一团全部进入黄土岭、司各庄地区。晚饭后布置好岗哨，立即抓紧睡觉。3日拂晓，一团进入预先设置好的雁宿崖东山阵地。团直和各营的大行李、伙食担子、供给、卫生、电台留在司各庄附近（此时的一团卫生队长还是覃波，不是尹明亮。一团那几个秀才和担架队在一起，留在煤斗店，只有魏巍上了战场，在寨头村的团直）。
这两场战斗的细节我不再重复说了。我只提其中与主题有关的关键部分。
雁宿崖战斗一度受阻，受阻的原因是各团之间的攻击很难配合。陈正湘立即赶到三团团部，他回忆中，是“与邱蔚、袁升平商议，一团一营担任主攻，三团一营、三营火力掩护”，攻占小鬼子最后占据的马脑山一带。纪亭榭团长此时已消失不见任何记载。
雁宿崖结束战斗后的11月4日，一团团直，及一营、二营一部，转移到上下苇石（今天的易县上下苇场）、干河净一带，三营留在司各庄（涞源县）休整。同一天，鬼子阿部规秀带领的1400余人，先头部队400余人中午12时到达三岔口雁宿崖战场，收拾尸体，就地火化，寻找被八路军缴获的六门炮（四门九二炮、两门山炮）。
担任诱敌任务并与敌人一直保持接触的，是一团二营的五连、六连和二十五团一部。
5日上午，另一路日军主力赶到，成夹击之势，到达西流水、张家坟、银坊一带。三团退出银坊，银坊老百姓跟着一起上山，银坊一片大火。三团的后勤物资没有提前转移，被日军一把大火烧掉，受到分区领导的严厉批评。雁宿崖、黄土岭方面，一团二营那两个连背靠司各庄、黄土岭，节节抗击，牵住敌人。
5日下午，陈正湘命三营长张英辉带十连、十一连，接替二营，继续诱敌。换下二营回干河净休整。陈正湘判断：敌人若继续前进，一定会威胁到军区（当时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开两周年纪念大会），而且会威胁到冀中军区设在花塔山地区的供给、卫生、军工生产等后方部门，所以，必须将敌人引至黄土岭、寨头方向。5日晚，陈正湘通过电话向杨成武汇报了敌情和自己的想法。
6日晨，聚集在北坛、张家坟、西流水至上下台的鬼子，达到1400余人。敌6日午前，兵分两路向司各庄、黄土岭攻击前进，进占司各庄及西南地区。诱敌的一团三营两个连在司各庄以东一线山头，背靠黄土岭迟滞敌人。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实际情况说明：是鬼子4日已经到达了黄土岭西边的雁宿崖村，两天来逐步推进，才会有6日晚下达的黄土岭作战命令。如果鬼子的进军速度快或慢，都不会出现“黄土岭战斗”，而会是其他的什么战斗。
6日晚9时，陈正湘接到了杨成武从南管头分区驻地打来的电话，确定要再打一仗，接着宣布第二天的作战命令。一分区有连同到各团的临时电话线，所以二团、三团、二十五团、特务团应该同时接到作战命令。
7日早8时一团部队进入阵地。9时半，一分区派来支援的军分区直属炮连到达紧靠黄土岭战场不远的寨头。10时，先头部队与鬼子打响。午时，黄土岭战场除了特务团，其余一团、二团、三团、二十五团全面打响。
特务团是什么时候打响的？
“特务团受命后尾随日军前进。7日的15时许，日军进人教场村、上庄子特务团的伏击地域”，特务团开火。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下午1 时，敌人向三团进攻，特务团从侧面攻击，敌遂溃下来。”此报告的缺陷，是时间不准，把特务团开火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在这份报告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
在杨成武的回忆文章中：“中午12 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头村，大队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人狭谷中的小路。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的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 . 5 公里，宽约百米的沟里。我军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
您看，杨成武对特务团一字没提，意思是那时还没他们什么事，最主要的原因是黄土岭战斗开始时，特务团尚未赶到。
宽约百米的一条沟，八路军的100多挺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起打，这样的火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年前平型关战斗时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阿部规秀的鬼子兵措手不及，最起码有3-4百鬼子兵当场丧命。八路军如果当时配合得好，战斗应该按陈正湘所说：在那一天傍晚全歼鬼子，创造出更辉煌的战绩。
可惜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中国有句老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也作为一分区史的独立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为主要依据，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当年的历史问题，所以也许能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我只提出问题，不去解答，不给结论，留待以后的晋察冀抗战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系列黄土岭文章的最后一篇，将对某些问题提出质疑。我从不坚持“真理在我的手里”，可能我的质疑是错误的，多此一举。我仅是从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问而已。
在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我认为，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是杨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报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杨成武的杰出军事素质，在每期《战斗详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析研究的极为透彻。作为对一分区主力团大小战斗都了解得比较多的人，对比来细读代表着杨成武军事思想的一份份《战斗详报》，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观之，杨成武1939年底写的专门供宣传使用的《“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以及1957年8月2日，杨成武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就觉得泛泛了许多，不如《战斗详报》那样的军事科学价值。
杨成武之后，是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亲历者陈正湘的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和以后陈正湘重新修订过的《黄土岭击毙阿部中将》。这是作为《战斗详报》最好的补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团两个教育干事魏巍、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参考价值。原三分区二团、一二〇师教导团，都有人写出回忆文章，虽然部分地方已经与实际有所背离，但也具有一定宝贵的参考价值。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关方面曾搞过一次对原黄土岭战斗参加者的追访。包括对曾经的一分区老兵，担任过副总长徐信、总政副主任史进前的采访。打黄土岭时，从三分区与二团交换过来的徐信因表现出色，当时已经担任一团五连指导员。是当时一团排以上干部中极少数没有红军身份的抗战干部。一团大多数连排干部都有着红军的身份。但时隔六十年的回忆只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义，在真实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说：“下午4时许，杨成武命令发起总攻”这样的词汇，任何人都会得出“杨成武也在战斗现场”的印象。还比如，有一团老兵回忆“一团参谋长马青山”，这也是错的。当时的一团参谋长杨上堃，马青山是1940年杨上堃出事后的接替者。史进前非常诚实，诚实的表现在于他没有说出什么内容，只是重复了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某些词语。因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时，他作为宣传科长，跟着一分区政治部去了唐县参加晋察冀两周年庆祝大会，没有去黄土岭战斗前线。
继续前一次的叙述，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多次出现“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的字样，看来没有设立战场的统一指挥，是黄土岭战斗打成“夹生”的主要原因。
这一次要解开黄土岭战斗之谜：到底一分区有没有设前线的统一指挥？
在陈正湘《星火燎原专刊：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中的那篇回忆文章《雁宿崖、黄土岭的烽烟》当中，有一件杨成武回忆中从不见提及到的关键问题：那就是黄土岭战斗中是杨成武否将前线统一指挥权交给了陈正湘？
陈正湘在回忆中说：7日下午3时许的那次电话中，“向分区、军区作了汇报，说明只要参战各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歼敌人，并建议于8日拂晓，以一团附近的三堆火为总攻信号，各团同时出击，全歼敌人。杨司令员“回答说分区目前派不了人去统一指挥。但同意我的建议，于8日晨点火为总攻信号。最后杨司令员说：‘三团归你们统一指挥，其余两个团（注：即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分区负责通知。’”
这就是说，陈正湘明确证实：黄土岭战场的统一指挥权杨成武在7日傍晚口头授权给了陈正湘。
但这只是意向，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实际情况是这个授权根本就没有兑现过。
陈正湘接着叙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冲天而起，司号员易良才吹起了冲锋号。……当突击队冲向河滩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阻射击。突击队暂停前进，隐蔽待命。这时，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为了避免突击队被敌人火力封锁，减少伤亡，只得吹号令一营、二营后撤。”
特务团战报中也记载：“上午四时开始总攻击，五时职团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时还不见二三两团的运动”。
这一次黎明时发起的全歼敌人的总攻行动陷于失败。杨成武在《战斗详报》中，将二团、三团没有接到总攻命令的原因归咎为电话通讯不畅。因为杨成武就是通过电话来遥控指挥黄土岭战场的，一旦电话不畅，指挥渠道就必然中断。
除了电话通讯，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联络方法吗？陈正湘在回忆中，他不大放心“分区通知三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实，于是亲自手写一封信，命令一团的两个侦察员给三团送去。陈正湘随后在括号中补充：“（实际上三团已于7日晚撤出阵地，到后面宿营去了。）”
根据指挥者的敢作敢为，我的认为应该是邱蔚。邱蔚和宋玉琳一样，红军时期的独立团老兵，跟杨成武关系很不一般。只有他们才敢将杨成武的命令当作耳旁风，打了折扣，甚至黄土岭战斗之后的宋玉琳，尽管杨成武专门来电话告知要夜间提高警戒，但宋玉琳仍旧麻痹大意，被夜间远道来偷袭的日军钻了空子。
根据上述情况，我还进一步认为，有关黄土岭三团主要领导干部的回忆，陈正湘是准确的，纪亭榭没有参加战斗。起码没有担负三团的领导职责。杨成武的回忆有问题，你向纪亭榭、邱蔚、袁升平三位领导布置任务，可纪亭榭已经接到了“被撤职”的命令，不在位了。在战后给晋察冀军区的《战斗详报》中，杨成武也明确提到“三团团长邱蔚、团政委袁升平”，看来纪亭榭已不在其位，杨成武是知道的。
一团始终坚持在阵地上露营。一团通信主任邱荣辉回忆：“冬天山里天黑得早，很快，天已黑了。晚饭抬上阵地，已结了冰。”11月的山里，入夜时寒冷刺骨，留在阵地上的一团战士，无法烤火，只能干忍受着。由于天冷，陈正湘回忆：一团“战士多用缴获的敌黄呢大衣御寒”，以致第二天（8日）上午10点敌运输机空投时分弄不清敌我阵地，“有不少弹药、饼干投落到我军阵地上。” 但一团这一夜也没闲着，每个营各自出动部队，连夜骚扰敌人，“缴获了一些骡马驮子”。
在贺龙、关向应于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战况中：“特务团配合军区一、二、三团消灭该敌，于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强行军赶到黄土岭，归军区三团首长指挥。”也就是说，特务团到黄土岭后归三团指挥，从来没有被陈正湘指挥过。
指挥权落实不了不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自行其是。
陈正湘是怎么才知道黄土岭战场上各团的撤退的？
陈正湘回忆中：
7日，“因另有任务，二十五团两个营下午东撤。”此时在易县后方，二十六团团长韩宝书已经叛变投敌，赵玉昆高参尹玉斋也跟着叛变投敌，在黄土岭前线的陈正湘都不知道。
8日，天蒙蒙亮，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之后，按照昨晚跟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电话中约好的，一团开始发起攻击，但“除听到特务团方向有枪声外，其他团（队）方向均无动静。到三团送信的侦察员也没回来。”
你看前面，明明以三堆大火为总攻信号，但却只有一团孤军奋战，特务团方向也响起了枪声，但二团、特别是三团的阵地上都没有动静，他们到哪里去了？
在杨成武的回忆中，他应该也是不知情的。因为他提到：“入夜，枯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等到拂晓再开始总攻击。”
问题是：三团胆子大，傍晚时私自将部队撤下阵地去宿营，早起又不按照统一号令发起总攻？难道二团、三团都没有接到8日黎明发起总攻的电话命令和陈正湘的手书吗？
当然，当时黄土岭战场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大雾天气。陈正湘回忆：“海拔200米以上的山头都被晨雾笼罩着，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即使二团、三团的阵地上还有人，要看到对面一团阵地上的三堆大火也很难。
陈正湘继续写到：下午4时许，“特务团顽强地抗击敌人的冲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近20分钟。后因敌援兵将至，该团有组织地撤向长祥沟、大安等地。”“当我追击部队向前追击时，发现南面原我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有敌钢盔的反光。”“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来钟了。”“战局已变化，全歼敌之战机已失。于是，令三营担任掩护，团主力向寨头以东地区转移。”
看到这里，应该能对黄土岭战场的形势一目了然了吧？
陈正湘能指挥动的，只有一团和短期配属给一团的二十五团两个营。二十五团那两个营在7日战事正激烈的下午3-4点钟奉命东撤，对黄土岭战场如釜底抽薪。而一团也确实尽心尽力打到底了，最后一个退出战场。其余各团，只有二十五团那两个营走的时候跟陈正湘打了招呼。因为在开战初，明确定下二十五团两个营配给一团，由陈正湘指挥。所以二十五团走，打了招呼。其余二团、三团，没有一个团临撤出战场时跟陈正湘打招呼。特务团撤退，陈正湘是根据经验（或枪声的移动）估计出来的。黄土岭战场，各团均有同一分区的连通电话线，可以随时接受杨成武的指挥调动。
在一分区的几个主力团当中，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应该是三团。打雁宿崖战斗时两千多人（三团老干部自己回忆是三千五百人），15个连（比一团多两个连），尤其有一个涞源子弟营组成的三营，曾任涞源支队支队长的肖应棠任三营长。而战斗力较弱的，应该是来自三分区的二团。这个团原本是在一分区组建的，团长黄寿发、团政委袁升平，交给三分区后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副团长刘兴隆，都是55年老少将。
在三分区，这个二团没有像一分区主力团那样得到任何改善，所以人数最少（十个连编制，九个战斗连、一个团部直属连），武器装备也最差。这个团只有两个原独立团的红军连做底子，还都是老陕北子弟组成的。三分区反扫荡，领导上常把这两个最可靠的红军连抽出来作保卫分区机关的警卫部队。
杨成武心里有数，考虑到二团的战斗力稍弱，雁宿崖战斗时，特地将三团的一个营抽出来，配给二团指挥。黄土岭战斗没这么做，因为三团自己也要独当一面。所以黄土岭战斗中，二团阵地一度被鬼子冲破，危急关头，特务团及时出击，拦腰截断了鬼子，救了二团。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黄土岭战场的撤退，是“敌人纠集了重兵。驻保定的第1 10 师团、驻大同的第26 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见旅川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己不到15 公里了。敌人企图在包围圈外面对我们形成一个更人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情况紧急，聂司令员“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所以我猜测，各团撤退，除了特务团跟一分区没有隶属关系，可以自行其是。其余各团，包括隶属三分区的二团，很可能是接到了杨成武的撤退命令，起码也是撤退许可。
战争年代，一支在战场上正在参加战斗的部队，如果主动退出战斗，必定离不开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接到上级要你撤退的命令，另一个是看到战场上的情况不利于我而指挥员采取的主动撤退。
奇怪的是：二十五团，也许是二团、三团，很可能？！都是接到了上级撤退的命令才离开黄土岭阵地的。在二团二营代理营长段志清的回忆中，他写的是9日“到了下午，团长传达了杨司令员指示，原来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军已组织了2万多兵力，正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而来。为了避免部队伤亡，我军决定撤出阵地向唐河南岸转移。”段志清的回忆与杨成武的《战斗详报》十分吻合。二团是那天下午第一个接到撤退通知的团队。
特务团、最后是一团，都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如果有，他们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说出来，但没有。他们是看到了战场上鬼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兄弟部队的阵地上枪声停止，出现的都是鬼子的钢盔，猜测是鬼子的援兵到了，兄弟部队已经撤退，于是才相继撤出战场。
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出现了：黄土岭撤退，为什么不同的部队两种待遇？如果聂司令通过杨成武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那么没有通知到一团？从陈正湘的回忆文章来看，应该是没有，如果有，陈正湘会在自己的回忆中写到。但他没写。他是在对黄土岭战场的观察中看到了本来应该是兄弟部队的阵地上出现了鬼子的钢盔，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可为什么一团始终就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呢？把一个主力团丢在战场上，这样重要的事情会忘记吗？这是令我最迷惑不解的地方？
退一步说，即使一分区连接一团的电话线被炸断（当时黄土岭的小鬼子没有那样的大型远程炮），那一分区为什么不能在通知其他团撤退的时候，要其他团派专人来通知一团一起撤退呢？
你不通知，指挥上出现失误，万一鬼子的增援部队将撤退不及的一团包了饺子？这后果谁负？其余各团是不是还要返回来救？
因为没有全歼敌人，一团回去，出力最大、最后一个撤退、责任明显不在他们的这支部队还要做检查，准备开检讨大会。幸好传出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检讨大会变成了庆祝大会。这又是什么逻辑？
以后的陈正湘离去，是不是与此有关？那谁又知道呢？
离开了一分区的陈正湘，1940年从晋东南回来后，立即接任四分区司令员，与杨成武成为平级的干部。陈正湘接替的原四分区司令员熊伯涛，是从原一分区参谋长位置上提升过来的。陈正湘从晋东南回来之前，熊伯涛接到命令，到吕正操冀中军区任参谋长，他拒绝前往，结果受到被撤职的处分，调到晋察冀军区降职担任参谋处长。
如果不是看到黄土岭战斗时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后来的回忆，有一段历史我是绝想不到的。杨上堃的家人回忆，文革后期，被关押多年的杨成武恢复了自由，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在江西省军区工作的杨上堃接到杨成武的邀请：到福州军区任参谋长。这是一个相当副兵团即大区副职的职务，但杨上堃拒绝了。他留在江西省军区，担任副军级别的省军区副司令。杨上堃的拒绝，是不是中间还有没解开的疙瘩？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应该有几个团、营级别的红军长征干部被判处死刑，而最后能被延安最高层干预保留住性命的，只有杨上堃和朱遵斌。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黄土岭战前，一分区三团团长纪亭榭奉命“去延安学习”，离开了三团的领导岗位。我所知道的，黄土岭战后，三团仍将一些战利品专门送到纪亭榭那里，但纪亭榭都转送给他人。以后纪亭榭从延安学习回来，再没有能回到一分区带兵，这也是一个很说耐人寻味的结局。
黄土岭战斗幸亏是大胜仗，掩盖了这背后的重重矛盾，所以出现了1940年初的一些问题。这些历史疑点，以往晋察冀历史是采取了回避不谈的做法，过于消极了，我今天提出来，做个抛砖引玉，把这些历史疑问给搞清楚。
这个文章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战争中充满着无序和信息不清，这里那里掉链子是经常的，敌方我方都一样。所以，像克劳塞维兹那样的高人才能提出，把未知数（Nebel des Krieges）作为可资利用的因素。
五个团把日军全部吃掉风险还是很大的，敌人收缩以后五个团也不能全部堆上，那剩下的几百再抵抗下去援兵就来了。
父亲在照片背后写的：
1942、3、1。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在学校三周年时，拍摄于易县杜岗村驻地。左二是罗元发，三是龙道权，四是唐凱。
还有柳杞的照片（与他前妻吧）。文中提到的人我知道来往的人有袁升平，张出良（十一学校校长）。
在120师和1军2师这个序列近三十年。二是可以看到真正军史和有关人的描述有多大出入。
如果他能熬到七十年代后期， 你家里的状况会是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