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六（上） 原创 思目（jocole）
六、复杂的局势（上）
时间进入1939年下半年后，山东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驻鲁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改变策略：一方面以加紧修筑据点、构筑封锁线的方式分割包围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通过怀柔和重点攻击的战术，来分化瓦解山东的抗日武装。以此来达到保障南下通道的安全，支持华中与华东方面侵华日军作战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部队刚遭打击喘息未定，驻鲁日军以分区扫荡的战术，将攻击的矛头重点对准八路军武装。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态度发生变化及日军攻击的双重压力下，国民党军驻鲁部队出现了严重的右转！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与八路军武装进行摩擦，之前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较好的——如于学忠及张里元等部也开始“限共、防共”，甚至放任或纵容其部下与八路军武装发生“摩擦”。由于降日伪军与国民党军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双方心照不宣，而有些国民党军部队则与日军眉来眼去。此时为了争夺山东的主导权及粮饷的控制发放等，得到蒋介石支持的沈鸿烈不惜公开与于学忠发生争斗，甚至不择手段地对于学忠所部进行分化拉拢。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中共山东分局迅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对：一面将山东的党政军及统战等情况以及应对策略向中共中央报告，一面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及武装部队进行整顿。8月1日，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与政治委员朱瑞发布就职通电：“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为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各部队，已于七月中旬抵鲁南，就职视事。”“在总司令于（学忠），副总司令沈（鴻烈）、韩（德勤）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而奋斗到底。”（注1） 为了缓和矛盾争取于学忠部联合抗战，分局决定派徐向前代表山东八路军与其进行一次谈判。会谈完联合抗日的话题后，于学忠随即便对八路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提出异议：“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注2）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两个多小时也未能达成一致。考虑到他是八路军争取的对象，徐向前在谈话中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避免将关系搞僵。 其时八路军在山东的武装力量主要为第一一五师所部及山东纵队，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进行协调指挥十分必要。由于第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分局机关未驻在一起，所以朱瑞、徐向前等尚未及同罗荣桓和陈光会面。此外，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尚未离职，因而第一纵队一时间难有大的作为。另据徐向前回忆：“但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肖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注3） 对于上述史料记载，不少涉及所谓山东矛盾的文章或著述，大都将其简单地引申为“徐向前指挥不了一一五师”或“一一五师不听指挥”！但这些文章或著述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史实，朱瑞才是山东分局的一把手——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罗荣桓为其副手，更何况“下级服从上级”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刚做出的决议！至于有文章称，其时山东的矛盾主要发生在黎玉等山东地方干部与罗荣桓、陈光等一一五师之间，显然是不着边际的信口开河！实际抗战时期山东的矛盾，主要是分局领导之间工作中产生的分歧造成的。
抗战时期的徐向前（图片取自网络）
那么，到底那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这可循着历史的轨迹，依据文献资料等的记载以及亲历者们的回忆等史料，来进行客观公正的检阅与研究。 8月1日，徐向前与朱瑞在发布通电的当天，致电第一一五师：“鲁南为苏鲁皖区中心，估计顽固分子必将公开摩擦。为开展鲁南根据地工作，拟集中主力，争取有利时机，打击及消灭一部敌人，如鲁西、泰西情况许可，六八六团可即过（津浦）路东，活动于新泰、蒙阴、费县、抱犊崮一带，并与苏北直接打通联系。”（注4）陈、罗随即开始部署：先是于八月中旬，派遣路东支队从费县北部南进鲁南；随后参谋处处长王秉璋及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于下旬率师部直属大队从马家峪出发，于9月1日进入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今属苍山县）；几天后，第六八六团也进入抱犊崮山区。正当罗荣桓与陈光一行与师部会合准备执行上述电令时，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于9月4日来电，命令一一五师在泗水、藤县、费县、临沂一带打击薄弱之敌，故第一纵队提出的上述计划只能暂时作罢。 10月4日，中共苏鲁皖（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区域划分等问题的指示，“提出：一一五师除继续占领与巩固鲁西、泰西、湖西地区外，应强调控制鲁南战略要地；山纵要巩固自己已得阵地。山纵六支队、苏鲁支队与泰西地方武装，统一归一一五师建制。为使山纵迅速提高战斗力，将一一五师津浦支队一部由孙继先率领，编为山纵第二支队。”（注5）13日，第一纵队以徐、朱、张、黎之名义电告各部：“1、为指挥作战之合理，原一纵司、政、供、卫与原山纵司、政、供、卫同时一实行合并。”“2、山纵名义在山东又历史意义，不取消。徐、朱、张、黎在一起办公。”（注6） 山东分局之所以急着要一一五师前往鲁南，是因为鲁南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有“鲁南王”之称的张里元，为迎合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不再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实行“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政策，自5月起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此前，鲁南一带打着抗日旗号的各种武装较大的就有十几支，其中以张里元的势力最大——拥有八个旅和一个特务团共约万人规模的队伍。而中共控制的武装相对较弱，即使八路军主力彭雄、王秉章的（新）第七团，实际只有四个连的兵力。 陈光、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等部进入鲁南之后，将师部设在大炉村乡绅万春圃的家中。有“万三爷”之称的万春圃虽拥有200多亩良田和500多亩山场，却同情革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其长子万国华早在1934年就加入中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来到抱犊崮地区后，先是拔除了费县城南的白山、上下石河等日伪据点，打垮了这一带勾结日伪军的封建武装，初步打开了以大炉为中心的抱犊崮根据地局面。随后，派遣一部南下进入郯城、马头地区，攻克李家庄等敌伪据点，一度攻克山东最南端的郯城县县城，在陇海路北侧开辟了郯马平原游击区，打开了南下苏北的通道。
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在肯定山东分局自抗战以来所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特别指出其时工作中所存在的三个严重弱点：“（一）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二）对反动分子的武装摩擦反击的决心不足；（三）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而斗争。指示强调指出，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注7） 此时徐向前与朱瑞一边加紧恢复巩固鲁中、鲁北和鲁东的抗日根据地，一边决定对山东纵队进行整训、整编——根据日军扫荡后的实际情况，将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经过一个阶段的整训，山东纵队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徐向前感到：“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较迅速，因而没能达到抗战需要的水平。例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弱，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等等。”（注8）为了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徐向前和朱瑞于是年12月电告一一五师，要求抽调一部分干部及骨干人员充实山东纵队。 不巧的是，罗荣桓、陈光等于12月23日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来电：“（一）新四军甚危急，如三四四旅（陈支队）不能马上增援，请朱、彭命一一五师在山东部队抽一部到陇海路南。（二）华北粮食困难，物价飞涨。只有相当部队向南逐渐移动，这样既能援助新四军，发展淮河南北，克服经济困难，同时将摩擦中心移到华中，以便巩固华北。”（注9）加上一一五师所部由于队伍扩大也需要干部，所以未能立刻抽调干部到山纵。这应该就是有些文章所言的第一一五师不听指挥的由来。 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上述指令，罗荣桓、陈光立刻命令彭明治、吴文玉率第三大队留在湖西的丰县、沛县、砀山、鱼台及单县一带活动；第一大队进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灵璧、泗县、萧县及铜山县一带；第二大队则移至津浦路东、陇海路北的郯城、邳县、峄县一带。苏鲁豫支队这几个大队的兵力实际相当于大团，因此一一五师命令彭吴将新成立的两个一千六百人的独立大队，直接调拨给了彭雪枫部。罗荣桓与陈光则亲自率领师部及主力第六八六团和新七团等部，迅速由大炉向天宝山地区挺进！通过扩大与巩固抱犊崮根据地，使之与湖西根据地相连接，并进一步巩固和开创南下苏北的通道。 提起山东根据地，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沂蒙山。打开山东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沂蒙山自（东）北向（西）南绵延数百里，一直延伸到靠近微山湖的枣庄东侧。沂蒙山是沂山与蒙山的合称，沂山在北、蒙山在南。其时的鲁南地区，主要指的是南部的蒙山山脉。这一带横跨平邑、蒙阴、费县、沂南等县，群峰嵯峨，重峦叠嶂，既是鲁中、鲁南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是连接山东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这里西迫津浦铁路线，南临陇海铁路线，是向南发展的要冲，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12月30日，陈、罗就一一五师新的战略部署致电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一）创造大汶口、新泰、蒙阴以南，滋阳、邹县、藤县以东，临城、峄县以北，临沂以西的山岳地区为基本根据地。目前集中力量克复白彦，以开展曲阜、泗水以南山区工作；以后再向东北发展，与山纵打成一片。（二）冀鲁边除留符竹庭、邓克明、邢仁甫部队外，萧华进入泰西后，统一指挥曾国华、杨勇、六支队等部，消灭鲁西、泰西反动派，巩固鲁西、泰西根据地，成为我军独立坚持山东的辅助阵地。（三）彭明治、吴文玉率三大队仍留沛县、单县、金乡；其一大队留陇海路南配合新四军开展苏皖边工作。”（注10） 之所以要“集中力量克复白彦”，是因为该镇坐落在尼山山脉的天宝山西侧，地处鲁南三市（临沂市、枣庄市、济宁市）四县（平邑县、山亭区、滕州市、邹城市）交界处，系重要的战略要地。尼山是由两座较小的山脉组成——东北侧的天宝山与西南侧的抱犊崮，白彦镇恰好位于济宁连接临沂的费(县)滕(县)公路中间，公路将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分割开来。由此可见，不拿下白彦并据此控制周边地域，就无法形成完整的鲁南根据地，更不消说与鲁中及湖西根据地的连通，以及打通南下徐州及其以东苏北地区的通道。
红色标记为白彦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开辟鲁南根据地示意图。
其时白彦镇大地主孙鹤龄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强迫周围十余村庄组织了反动民团，控制了镇两边的公路及岔路口断我交通，要想将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连成一片，切断费、滕敌伪之间的联系，八路军必须要拔掉白彦这颗钉子。从1940年2月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经过三番激烈的争斗，终于控制住白彦正及其周边地区，并建立起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站稳脚跟后，陈、罗派出主力一部，向东北方向的泰（山）新（泰）和蒙（阴）一带推进，打通了与分局所在的鲁中根据地得联系。 就在一一五师开创鲁南根据地之际，鲁北也传来好消息——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清河区根据地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胜利的取得，首先得益于徐向前司令员的睿智：马耀南牺牲后，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等专程到分局向朱瑞等进行汇报。当汇报到清河区原来制定的战略是以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博山区为依托，当路北平原难以坚持时就撤到路南休整，待条件有利再返回去打游击。徐向前当即敏锐地指出：问题就出在这里！按常理考虑这样做是对的，但在特殊条件下，这样做反而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徐向前认为，有一块儿山区为依托固然必要，但每次过铁路都要付出代价，加上那块儿山区很小且物资缺乏，同其它根据地有没有连成一片故回旋余地不大。如果让出这块儿山区，一心一意地去创建清河根据地，情况反而会好许多。因此，三支队所有部队应当统统开到清河区，充分利用清河区的广阔平原，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开展平原游击战。时任分局书记兼第一纵队政委朱瑞听罢当即拍板，说：“好了，就按徐司令的指示，马上开始行动，越快越好。”（注11） 随后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下达决定，杨国夫接任第三支队司令员，徐斌洲任政委，李人风任副司令员，鲍剑寒任参谋长，陈楚任政治部主任。其时经过清洗分化及战火考验，清河区八路军武装约有五千多人，决定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大团，将原来的三个团整编为基干营，剩下的人员成立一个独立团。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清河区还成立了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由马千里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由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兼任。经过整编后的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毅然踏上开辟清河区的征途。 为了帮助开辟清河区根据地，分局领导还决定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跟随第三支队一起行动。杨国夫指挥第三支队分批越过封锁线（胶济铁路）后，沿途同日伪军打了几仗，来到了清水泊地域。这一带方圆近百里，芦苇荡不仅杂草丛生，而且地形复杂，南面和西面村庄稠密，群众条件好——东南的牛头镇是八支队起义的地方；东北方向靠近小清河口，地广人稀，日伪军在这里不便话动。第三支队与请河区党委会合后立刻在郑家埝召开誓师大会，明确提出在清水泊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的任务，得到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战斗至是年底，第三支队基本站稳了脚，初步开刨清河平原抗战的新局面。随即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传达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的决定：清河区党委和第三支队，迅速向小清河及黄河以北发展，扩大并建立巩固的清河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经过动员克服“宁愿在小清河南打八仗，不愿到河北睡火炕”的第三支队所部，迅速从牛头镇、央上、台头一带出发，连续突破国民党顽固派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等部在小清河两岸的堵截，由三岔、高家港附近渡过小清河后兵分三路，进入博兴及广饶北部广大地域。随后，接连击退赶来围攻的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军，迅速打开了良好局面。 时至4月13日，朱瑞、徐向前与罗荣桓、陈光等齐聚青驼寺，喜气洋洋地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发挥第一纵队的统一指挥作用，以及密切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之间的战略及战术配合等问题。根据朱瑞的回忆推断，这是他和徐向前等进入山东之后，第一次与罗荣桓、陈光等会面和开会：“……，他们乃于十月二十六日赴延开会。分局由徐、朱、黎、罗、陈（注：即徐向前、朱瑞、黎玉、罗荣桓、陈光）组成。但黎此时去胶东巡视，陈、罗各在一方，实未开成会议，书记由我代理，但只与徐二人共同工作。”（注12） 会议结束之后，一一五师从各部队抽调了两千多人，充实到山东纵队。山东纵队依照第一纵队指令，抽调三万两千人枪补充到一一五师各部。此时，经过三期整编的山东纵队各部在鲁中、鲁南、胶东等地区收编了数十股大小杂色武装，已从过去的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五万一千余人。而一一五师所部仅在山东的部队已发展到约三万人，加上从山纵抽调过来的三万多人，已达五万九千人（减去调到山纵的两千多人）之多。如果算上各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及游击队等，我党在山东掌握的抗日武装约有十四万多人，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于1月28日来电指示的年内应至少发展到十五万人枪的要求。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成功进入鲁南并建立根据地后，驻鲁日军立刻感受到威胁极大，于是集中了八千多兵力，14日由邹县、枣庄、临沂等据点出动，分十路向抱犊崮山区进行扫荡。一一五师留下少数部队在内线坚持，主力跳到敌扫荡部队侧后不断进行袭击，经过大小三十二次战斗歼灭日伪军约二千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于5月上旬陆续撤回。由于部队发展过快来不及训练，加上来回转移部队十分疲劳警戒疏忽，23日夜，一一五师司令部在东马山宿营时遭到日军袭击！造成行李等物资大部丢失。 5月6日，一一五师专门就此次日伪军“扫荡”抱犊崮的经过及经验教训，共总结了十条经验教训向所属部队传达并上报中央军委及山东分局。10日，彭德怀及陈光、罗荣桓接到毛伟人及王稼祥发来的电报：“韩德勤部猛攻安徽省泗县之新四军，望另苏鲁豫支队分路南下，与新四军夹击韩部，并受刘少奇指挥。”（注13）率先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并非苏鲁豫支队所部，而是4月30日刚刚抵达鲁西南的第三四四旅及新编第二旅。该部共有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在黄克诚率领下穿过陇海路，与彭雪枫支队在豫皖苏边区会合。 1940年5月间，中共山东分局接到党中央来电，要求徐向前赶赴延安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徐向前的此次离去，坊间传言是被一一五师挤走，这显然不是事实。其时张国焘早已叛逃，而陈昌浩也于1939年8月获准去苏联“养病”，所以唯一能代表原红四方面军的非徐向前莫属。更何况，徐向前除了作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之外，还负有举荐和审查原红四方面军出席会议代表名单及资格的责任。其实被召回延安的不仅徐向前，朱德等不少重要领导也被召回延安，准备参加召开“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所以，说徐向前是被一一五师挤走的臆测，既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 6月1日，徐向前依依不舍地启程离开山东，向延安进发去。随着徐向前的离去，山东分局只剩下朱瑞、黎玉和罗荣桓、陈光等四位委员，此后第一纵队的番号逐渐消失。通过上述回顾不难看出，朱瑞与徐向前进入山东后，与陈、罗以及黎玉之间并无大的冲突，当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这在徐向前的回忆录里可以得到佐证：“我在山东的工作时间，整整一年。……。一年的工作中，领导层里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注13）由此可见，山东分局领导曾之间发生重大的矛盾，显然是在徐向前离开山东之后才逐步出现的。
注释： 注1、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7页。 注2：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7页。 注3：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0页。 注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8、109页。 注6：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25页。 注7：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44页。 注8：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9页。 注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10页。 注1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11页。 注11：见王文仲著《游击三千里：抗战中的徐向前》，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270页。 注12：见朱瑞《我的历史及思想自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0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56、257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28页。
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六（下） 原创 思目（jocole）
六、复杂的局势（下）
就在徐向前启程前往延安的同一天（6月1日），“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并报北方局，彭德怀：为加强对山东单独的局面的领导，我们军政委员会郑重讨论了并建议：‘（一）留一纵指挥机关，一一五师归属一纵建制。（二）或最好以徐任一一五师师长，陈光副之，罗荣桓为政委。山纵改属一一五师建制。朱瑞同志则候郭洪涛回后另调工作。（三）……。（四）全山东、皖北、苏北为一共同党及战略单位，建立东方局。胡服入山东，统一政治领导。山东分局照旧或改省委。苏皖北另组苏皖分局。是否适宜，请予考虑。’”（注1） 6月4日，罗荣桓“就巩固鲁南根据地，主力不宜调胶东问题，致电朱瑞、黎玉并陈光并报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王稼祥：‘我们已占峄山西北，伸入邹、泗，扫除费蒙、泰蒙道上据点之障碍。白彦地区仍在我控制之下。原定将抱犊崮、峄山、尼山、凤山连接起来的计划，在军事上已完成，但极不巩固。’‘抱犊崮山区及郯马地区摩擦形势日趋严重。东北军虽与我在目前还不致武装破裂，但缪（澄流）积极支持已被我击溃与慑服之势力，在东北军与敌共同掩护下向我攻击。……。现东北军二十日已开回山区，态度强硬。缪与苏韩（德勤）鲁西南石（友三）加强联系，九十二军（李仙洲部）有由苏北来鲁西南入鲁南之可能。因此鲁南十县会首先成为严重摩擦会集点。’‘巩固鲁南与控制我主力有非常重要意义。……。目前我主力已极端感觉不利、复杂。……。关于调主力去胶东，请予考虑。’”（注2） 6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的战略须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的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仍归北方局和总部；陇海路以南则归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注3）可能是因电文中未提及“山东统一领导问题”，故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将来林彪去山东。”（注4）至于毛伟人等是如何回复彭德怀的这封电报，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记载支撑不得而知。据笔者所能查到的文献史料记载，中央及军委发出的相关电文中，一直未见对第一纵队做出明确回应。 6月8日，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3月6日发出的《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做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经常关心政权工作，选派当地除党委书记以外的最好的干部担任政权工作的主要干部；在各级政府中的党团、党委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替政府工作；各级政权要实行‘三三制’，新建的政权和参议会也要照此办理。”（注5）令人遗憾的是，决定并未明确政权由谁来主导。 对于这个问题，可从山东分局5月下旬发给刘少奇的电文中瞧出端倪：“分局去年底对山东局势的估计，仍认为民主与进步势力之开始取得初步优势，但不平衡、不巩固。为争取绝对优势，我们把继续发展，强调巩固，扩大交朋友工作与开展反投降、反顽斗争作为今后工作总方针与精神。”（注6）由此不难看出，其时的山东分局显然是将“统一阵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而这个建立“政权的决定”与之前中共中央下达的“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见上文注7）并不完全一致。 根据史料记载，7月7日“朱X主持中共山东分局帮助国民党抗敌协会成立国民抗敌自卫军，至十月间，已有武装一千五百余人。”（注7）对于这个协会，黎玉有一段回忆：“抗战开始后，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了‘国民抗敌协会’，愿与我党合作抗战，我们表示欢迎。但国民党当局不准他们搞，他们便从国民党地区出来，在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开会成立省会部，并向各地发展组织。1940年5月正式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会章。……。分局这位同志片面地认为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没有国民党参加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在敌后解放区没有国民党怎么办呢？没有就给他造一个，这就是‘抗协’改名的缘由。”（注8）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全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及工农青妇文各救国总会成立大会，在沂南的青驼寺同时召开——故被称之为“联合大会”。根据史料记载，山东党政军群各方面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出席了此次大会。 大会历时一个月。民主人士范明枢致开幕词，朱瑞作了《从国际到山东》政治报告，国民党左派李澄之作《宪法与民主》报告，黎玉作了《论山东目前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成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抗战三年来各方面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为进一步深入发动全省人民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范明枢先生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党代会上致祝贺词。（图片源自《山东省情网》）
7月27日，“朱瑞、黎玉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北方局、集总，提出：当前形势要求领导上更加集中、统一与提高。”（注9） 对于山东分局的来电，中共中央于8月8日做出正式答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陈光、罗荣桓，朱瑞、黎玉：‘关于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的关系，我们认为因徐向前同志尚在途中，俟其到达延安面谈清楚后，才能决定如何改变。现在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纵队指挥部各保持自己的名称番号，向前的职务亦仍如旧。……。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责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工作的领导。’”（注10） 8月9日，与黎玉将山东纵队党代会召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之后，山东分局领导又单独致电中央：提出“为统一领导，便于应付新情况，前屡电建议山纵归一一五师建制，切实统一指挥与加强领导，应即刻实现。”（注11） 8月11日，罗荣桓就苏鲁豫皖边区的统战工作致电彭明治与朱涤新，指出“由于过去对中央关于反摩擦斗争指示不了解积极方面目的在于斗争，亦没有了解有理有节下之胜利原则，因此没有取得决定的胜利，……，且对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投降派的重要作用始终未认识，不积极自主地去进行统战工作，……。这已不仅是由于部队纪律坏所形成的，基本的在政策上没有去重视与加强对不对的教育。”并告诫说“……，关于丰、鱼边与南阳、微山湖之线应成为最稳固依托，向西北、西南展开，完全被忽视，……。”“以上各点请根据目前中央关于党的策略决定加以细心检讨，决定执行改正，……。”（注12）并将上述电文上报山东分局、集总和中央军委。 8月20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开始发动“百团大战”，但在山东的第一一五师所部没有直接参战。主要是因为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后部队分散——“（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南去，（六八）六团连续战斗损失伤亡，主力的单薄与战斗力削弱相当严重”！而新扩大的队伍虽已整编，但战斗力不强暂不易采取大的军事行动。而刚创建的天宝山与抱犊崮根据地，由于地方封建势力和土匪势力严重，我党的地方党建工作十分缓慢，只要主力部队一离开，工作便全部坍台！此时第五十七（东北）军所部，又企图乘机抢占八路军天宝山根据地并阻断向南发展。因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不得不调整战略，一面重点打击国民党军反动势力，一面与东北军谈判避免引起新的冲突，暂时改向东南发展。 8月间，罗荣桓在桃峪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检讨》的报告。在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后，罗荣桓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而忽视发动基本群众的右的倾向。他在报告中深刻指出：不能以迎合地主阶级利益而抹煞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但要尊重地主阶级一般的利益，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并争取实现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以便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宏伟的抗日力量。 8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山东今后工作，致电“朱瑞、陈、罗并告彭、杨、黎玉：（一）一一五师、山纵及山东地方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二）我们认为山东今后应努力的是：①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②对山东抗战做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三）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请商决具体地点。”（注13） 9月8日，分局领导再次就统一领导致电中央：“毛、朱、王、杨并致陈、罗同志：1、为加强山纵领导，此后我与陈、罗同志应有一人定期轮（流）到各县，直接帮助工作十分必要。2、对外统战均以一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一纵一切机关早即与山纵合并，今后仍旧。3、我去陈、罗同志处后，山纵直接指挥即由罗舜初、黎玉同志共同负责，……，唯在战略上的领导应由军政委员会及陈、罗同志更多注意。4、统一第一一五师及山纵的指挥，一方面是指挥问题，另方面是如何统一两单位的建制问题。尤其是帮助山纵的整理训练与正规化，一一五师对此应负主要责任。5、为培养干部能力及减少指挥与联系的隔膜，建议山纵仍为与军委及集总直接通报之战略单位。”（注14） 按照此前中央向南发展的指示，罗荣桓和陈光建议山东分局南下，但分局领导却要求一一五师师部北上——9月10日，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及彭德怀、杨尚昆：“（一）我即去天宝山。（二）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回后再定。（三）沂鲁蒙沂山区之三角地区为山东军政治心脏。如能使一一五师主力部队部分北移，分局中心不动，最为有利。且如此对山纵的指挥与帮助更切实。（四）鲁村及其以西地区将仍在我控制中。……。（五）鲁东反攻胜利后我在鲁山去形势改变。部队编旅后，主力更强。……。我乘此时机已用共产党名义电沈鸿烈，促其反省，共同抗战，……。”（注15） 对于应该南下还是北上，罗荣桓后来是这样描述的：“严格说来，北上是收缩退却。如果我们全部北上了，东北军将完全占领鲁南山区，我们将被压缩到沂蒙山区，实际上那是为东北军让路。失掉了鲁南，将来南下就没有出口，对陇海路南和湖西地区的联系也都不利。我们坚持鲁南，开辟滨海地区，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了配合坚持和发展沂蒙山区。如果不这样，沂蒙山区就会处于内外夹击的形势。……如果没有鲁南、滨海两个外围地区的坚持，沂蒙根本坚持不住。”（注16） 但山东分局那位主要领导认为：“山东自军政委员会成立（即徐朱入鲁后），原则领导较好的统一与提高了，一年来山东工作都有了相当发展。”（注17）其时经过四期整训的山东纵队，已整编为四个旅、四个支队约五万一千人，政治觉悟与军事素质也都有很大提高。整个根据地的面积已达3600平方公里，约占全山东的60％；人口约1200万，相当于全省的50％，因此山东八路与日伪及国民党顽固势力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我党在山东武装不但在质量上也在数量上开始取得优势。山东政权、民运及他种工作在分局‘扩大、巩固、深入’方针下有更大的发展与收获。”（注18）
1940年山东根据地态势图。——图片取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实际上述这封于9月29日发出电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北上，还是要催促中央解决“统一山东领导问题”：“六月初山东军政委员会曾以徐（向前）朱（瑞）黄（春圃）三人名义致电中央北局，对统一山东领导及武装指挥有所建议，均未得复。我认为此问题将在大会中随同全般（原文如此，笔者注）问题一起解决。现大会临期未提起注意，特再申前意。”（注19）并在电文中，提出五条具体方案。 从集总发给陈光、罗荣桓、朱瑞并报中央的电报推断，上述电文中所言的“大会”应为随后在桃峪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原则上肯定三年来一一五师的光辉成绩后，对一一五师在执行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提出批评，要求在即将召开的高干会议上讨论上述两个问题以及党的工作、政治工作问题。”（注20） 1940年9月至10月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邑县郑城镇的桃峪，召开为时三周的高级干部会议。该师各支队、师直机关各部门和鲁南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等，共四十二人出席了会议。这是第一一五师入鲁以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罗荣桓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并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概括了开辟根据地的经验。会议期间，陈士榘与黄骅由率领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支队来到山东，所以尽管师政委罗荣桓对存在的缺点提出严厉批评，但整个队伍还是喜气洋洋。 10月13日，山东分局领导“在桃峪会议发言，批评一一五师除卫生工作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会议上一时形成倒罗的气氛。”（注21）随后又在14日发给中央军委、集总和北方局报告桃峪会议情况的电报中：“认为一一五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处处落后松懈，这是由于作风过‘左’，缺乏安心长期打算、组织领导软弱所致。”（注22）因此“他建议（一）军政委员会与分局应集体领导；（二）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决定以军政委员会名义指挥；（三）一一五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四）陈、罗最好给予休养。”（注23） 毋庸置疑，电文最后那句“陈、罗最好给予休养”，显然是“一箭双雕”——准备将陈罗两人一锅端走！那这位山东分局主要领导，为何要将“陈、罗”二人同时逼走呢？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对山东根据地发展的理念不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那“陈、罗”与山东分局那位领导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分局那位领导在10月中旬所做的山东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东北军‘政治上仍是山东新旧相持斗争中关系顺逆的最后一个砝码，是顽固派与我争取之最后一个力量’。报告还提出：努力扶持左派国民党，推动其在全山东的发展，树立与扩大山东国民党左派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并推动其向大后方寻找关系。报告认为山东已经初步取得‘在各方面的优势’，……今后工作的总精神是从发展中整顿巩固自己，采取全面的的、高度的、深入的发展、坚持与巩固，争取绝对优势。”（注24） 不言而喻，分局这位领导这还是将“统一战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但这显然有悖于其时中共有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者关系的论述和主张。那么，罗荣桓与陈光，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是年11月19日就坚持山东斗争问题，罗荣桓同陈光、肖华、陈士榘致电各部首长和政治机关并报中央军委和集总的电文中明确提出：“山东，特别是老黄河和胶济路以南地区，是我华北与华中作战的连接枢纽，是敌人侵占华北远后方的侧面阵地，是反共军事行动向我挺进之最前线。在目前直接降日危险与新的反共军事行动互相推动的形势下，会遭受更严重的夹击危险。……而我们会遇到最大困难，主要还在于我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党政民工作与对地方武装的整训和扩大不够坚强，八路军主力的充实及新部队的正规化也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依靠于改善民生和自力更生的财政经济工作还非常薄弱。”（注25） 对于分局领导的严厉批评，罗荣桓于同（14）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并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一）一一五师领导无能已极严重，集总、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实，已在检讨中。（二）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一一五师，建议以一纵徐、朱兼一一五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肖华任政治部主任。（三）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政治上太落后于人，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注26） 10月18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陈光、罗荣桓及肖华等：“（一）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你们现在已注意纠正，今后应注意检查。另一方面一一五师又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二）部队的编制及干部任命均同意。（三）你们须与苏北黄克诚纵队取得联系，……。你们现在的根据地是山东，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华中。你们的任务是坚持山东根据地，同时不忘记向华中发展。”（注27） 不难看出，毛伟人虽然在该电文头一句，就说“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给集总留足面子，但在根子上却通过肯定一一五师“总路线是正确的”实质性否定了集总对一一五师的“严厉批评”。另“据梁必业回忆，毛、朱、王此电发出后不久，集总来电：此前批评一一五师的电报作废。”（注28）
1940年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右三）与山东党政军部分领导人，在沂南县青驼寺驻地合影。（图片源自《山东省情网》）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罗荣桓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第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转移到沂蒙区。考虑到鲁南地区既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区的屏障，这个地区不能放弃。于是，他把教二旅一部摆在鲁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随后便与陈光在十一月八日，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通过以上回顾大致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其时留在山东的分局委员拢共只有四人，如果开会集体研究，即使黎玉坚决支持朱瑞的主张，至多也就形成二票支持、二票反对的局面。从史料记载看，罗荣桓与陈光虽为分局委员，但没怎么干预地方的党政事宜。其时的山东大地，出现了两个独特的现象，山东分局（及山纵）与一一五师个忙各的： 山东分局将主要精力放在贯彻民主原则、对政权实行“三三制”改造，落实抗日民主财政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政府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和开展国民教育，以及对“山东临时参议会”及“战事工作推行委员会”各项规章条例的建立与完善上。而一一五师则一边按照集总指示迅速将所部整编成七个教导旅，一边加快调整与驻地党组织及地方武装的关系巩固并加强根据地建设，积极就未来日伪军的扫荡与封锁做准备工作。 为何会出现这种“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两张皮的现象？不难想象，如果分局集体通过的决议，陈罗或一一五师焉敢不执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一五师不听指挥说法的根本源头，但这一切与早已离开山东的徐向前没啥关系。 注释： 注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132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3页。 注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页。 注5：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52、153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0页。 注7、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页。 注8：见《黎玉回忆录》，第224、225页。 注10、11、12：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5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6、137页。 注14：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70页。 注1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9页。 注16：见罗东进著《我的父亲罗荣桓》，“第十四章·桃峪风波”第一自然段。 注17、18、19：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2页。 注2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3页。 注2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5页。 注22、23、24：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页。 注2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53页。 注2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6、147页。 注27：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148页。 注28：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8页。
你说的“6园”是哪里不知道。我转的都是群友微信发我的，他发的目录里没有你跟踪的这篇:
该群友发过的原创目录：
天兵怒气冲霄汉---记第一次反“围剿” 当年鏖战急---大柏地之战 吴起镇“切尾巴”战斗始末 寻淮洲与粟裕系列 关于“苟坝会议”的是与非 关山险阻渡若飞（长征）系列 “肃托”与李黄之死 血染的征程——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系列 纪念寻淮洲系列
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也多
想不到6园是屏蔽词。：))
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六（上）
原创 思目（jocole）
六、复杂的局势（上）
时间进入1939年下半年后，山东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驻鲁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改变策略：一方面以加紧修筑据点、构筑封锁线的方式分割包围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通过怀柔和重点攻击的战术，来分化瓦解山东的抗日武装。以此来达到保障南下通道的安全，支持华中与华东方面侵华日军作战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部队刚遭打击喘息未定，驻鲁日军以分区扫荡的战术，将攻击的矛头重点对准八路军武装。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态度发生变化及日军攻击的双重压力下，国民党军驻鲁部队出现了严重的右转！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与八路军武装进行摩擦，之前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较好的——如于学忠及张里元等部也开始“限共、防共”，甚至放任或纵容其部下与八路军武装发生“摩擦”。由于降日伪军与国民党军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双方心照不宣，而有些国民党军部队则与日军眉来眼去。此时为了争夺山东的主导权及粮饷的控制发放等，得到蒋介石支持的沈鸿烈不惜公开与于学忠发生争斗，甚至不择手段地对于学忠所部进行分化拉拢。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中共山东分局迅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对：一面将山东的党政军及统战等情况以及应对策略向中共中央报告，一面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及武装部队进行整顿。8月1日，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与政治委员朱瑞发布就职通电：“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为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各部队，已于七月中旬抵鲁南，就职视事。”“在总司令于（学忠），副总司令沈（鴻烈）、韩（德勤）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而奋斗到底。”（注1）
为了缓和矛盾争取于学忠部联合抗战，分局决定派徐向前代表山东八路军与其进行一次谈判。会谈完联合抗日的话题后，于学忠随即便对八路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提出异议：“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注2）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两个多小时也未能达成一致。考虑到他是八路军争取的对象，徐向前在谈话中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避免将关系搞僵。
其时八路军在山东的武装力量主要为第一一五师所部及山东纵队，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进行协调指挥十分必要。由于第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分局机关未驻在一起，所以朱瑞、徐向前等尚未及同罗荣桓和陈光会面。此外，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尚未离职，因而第一纵队一时间难有大的作为。另据徐向前回忆：“但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肖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注3）
对于上述史料记载，不少涉及所谓山东矛盾的文章或著述，大都将其简单地引申为“徐向前指挥不了一一五师”或“一一五师不听指挥”！但这些文章或著述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史实，朱瑞才是山东分局的一把手——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罗荣桓为其副手，更何况“下级服从上级”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刚做出的决议！至于有文章称，其时山东的矛盾主要发生在黎玉等山东地方干部与罗荣桓、陈光等一一五师之间，显然是不着边际的信口开河！实际抗战时期山东的矛盾，主要是分局领导之间工作中产生的分歧造成的。
抗战时期的徐向前（图片取自网络）
那么，到底那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这可循着历史的轨迹，依据文献资料等的记载以及亲历者们的回忆等史料，来进行客观公正的检阅与研究。
8月1日，徐向前与朱瑞在发布通电的当天，致电第一一五师：“鲁南为苏鲁皖区中心，估计顽固分子必将公开摩擦。为开展鲁南根据地工作，拟集中主力，争取有利时机，打击及消灭一部敌人，如鲁西、泰西情况许可，六八六团可即过（津浦）路东，活动于新泰、蒙阴、费县、抱犊崮一带，并与苏北直接打通联系。”（注4）陈、罗随即开始部署：先是于八月中旬，派遣路东支队从费县北部南进鲁南；随后参谋处处长王秉璋及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于下旬率师部直属大队从马家峪出发，于9月1日进入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今属苍山县）；几天后，第六八六团也进入抱犊崮山区。正当罗荣桓与陈光一行与师部会合准备执行上述电令时，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于9月4日来电，命令一一五师在泗水、藤县、费县、临沂一带打击薄弱之敌，故第一纵队提出的上述计划只能暂时作罢。
10月4日，中共苏鲁皖（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区域划分等问题的指示，“提出：一一五师除继续占领与巩固鲁西、泰西、湖西地区外，应强调控制鲁南战略要地；山纵要巩固自己已得阵地。山纵六支队、苏鲁支队与泰西地方武装，统一归一一五师建制。为使山纵迅速提高战斗力，将一一五师津浦支队一部由孙继先率领，编为山纵第二支队。”（注5）13日，第一纵队以徐、朱、张、黎之名义电告各部：“1、为指挥作战之合理，原一纵司、政、供、卫与原山纵司、政、供、卫同时一实行合并。”“2、山纵名义在山东又历史意义，不取消。徐、朱、张、黎在一起办公。”（注6）
山东分局之所以急着要一一五师前往鲁南，是因为鲁南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有“鲁南王”之称的张里元，为迎合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不再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实行“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政策，自5月起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此前，鲁南一带打着抗日旗号的各种武装较大的就有十几支，其中以张里元的势力最大——拥有八个旅和一个特务团共约万人规模的队伍。而中共控制的武装相对较弱，即使八路军主力彭雄、王秉章的（新）第七团，实际只有四个连的兵力。
陈光、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等部进入鲁南之后，将师部设在大炉村乡绅万春圃的家中。有“万三爷”之称的万春圃虽拥有200多亩良田和500多亩山场，却同情革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其长子万国华早在1934年就加入中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来到抱犊崮地区后，先是拔除了费县城南的白山、上下石河等日伪据点，打垮了这一带勾结日伪军的封建武装，初步打开了以大炉为中心的抱犊崮根据地局面。随后，派遣一部南下进入郯城、马头地区，攻克李家庄等敌伪据点，一度攻克山东最南端的郯城县县城，在陇海路北侧开辟了郯马平原游击区，打开了南下苏北的通道。
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在肯定山东分局自抗战以来所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特别指出其时工作中所存在的三个严重弱点：“（一）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二）对反动分子的武装摩擦反击的决心不足；（三）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而斗争。指示强调指出，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注7）
此时徐向前与朱瑞一边加紧恢复巩固鲁中、鲁北和鲁东的抗日根据地，一边决定对山东纵队进行整训、整编——根据日军扫荡后的实际情况，将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经过一个阶段的整训，山东纵队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徐向前感到：“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较迅速，因而没能达到抗战需要的水平。例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弱，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等等。”（注8）为了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徐向前和朱瑞于是年12月电告一一五师，要求抽调一部分干部及骨干人员充实山东纵队。
不巧的是，罗荣桓、陈光等于12月23日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来电：“（一）新四军甚危急，如三四四旅（陈支队）不能马上增援，请朱、彭命一一五师在山东部队抽一部到陇海路南。（二）华北粮食困难，物价飞涨。只有相当部队向南逐渐移动，这样既能援助新四军，发展淮河南北，克服经济困难，同时将摩擦中心移到华中，以便巩固华北。”（注9）加上一一五师所部由于队伍扩大也需要干部，所以未能立刻抽调干部到山纵。这应该就是有些文章所言的第一一五师不听指挥的由来。
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上述指令，罗荣桓、陈光立刻命令彭明治、吴文玉率第三大队留在湖西的丰县、沛县、砀山、鱼台及单县一带活动；第一大队进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灵璧、泗县、萧县及铜山县一带；第二大队则移至津浦路东、陇海路北的郯城、邳县、峄县一带。苏鲁豫支队这几个大队的兵力实际相当于大团，因此一一五师命令彭吴将新成立的两个一千六百人的独立大队，直接调拨给了彭雪枫部。罗荣桓与陈光则亲自率领师部及主力第六八六团和新七团等部，迅速由大炉向天宝山地区挺进！通过扩大与巩固抱犊崮根据地，使之与湖西根据地相连接，并进一步巩固和开创南下苏北的通道。
提起山东根据地，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沂蒙山。打开山东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沂蒙山自（东）北向（西）南绵延数百里，一直延伸到靠近微山湖的枣庄东侧。沂蒙山是沂山与蒙山的合称，沂山在北、蒙山在南。其时的鲁南地区，主要指的是南部的蒙山山脉。这一带横跨平邑、蒙阴、费县、沂南等县，群峰嵯峨，重峦叠嶂，既是鲁中、鲁南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是连接山东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这里西迫津浦铁路线，南临陇海铁路线，是向南发展的要冲，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12月30日，陈、罗就一一五师新的战略部署致电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一）创造大汶口、新泰、蒙阴以南，滋阳、邹县、藤县以东，临城、峄县以北，临沂以西的山岳地区为基本根据地。目前集中力量克复白彦，以开展曲阜、泗水以南山区工作；以后再向东北发展，与山纵打成一片。（二）冀鲁边除留符竹庭、邓克明、邢仁甫部队外，萧华进入泰西后，统一指挥曾国华、杨勇、六支队等部，消灭鲁西、泰西反动派，巩固鲁西、泰西根据地，成为我军独立坚持山东的辅助阵地。（三）彭明治、吴文玉率三大队仍留沛县、单县、金乡；其一大队留陇海路南配合新四军开展苏皖边工作。”（注10）
之所以要“集中力量克复白彦”，是因为该镇坐落在尼山山脉的天宝山西侧，地处鲁南三市（临沂市、枣庄市、济宁市）四县（平邑县、山亭区、滕州市、邹城市）交界处，系重要的战略要地。尼山是由两座较小的山脉组成——东北侧的天宝山与西南侧的抱犊崮，白彦镇恰好位于济宁连接临沂的费(县)滕(县)公路中间，公路将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分割开来。由此可见，不拿下白彦并据此控制周边地域，就无法形成完整的鲁南根据地，更不消说与鲁中及湖西根据地的连通，以及打通南下徐州及其以东苏北地区的通道。
红色标记为白彦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开辟鲁南根据地示意图。
其时白彦镇大地主孙鹤龄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强迫周围十余村庄组织了反动民团，控制了镇两边的公路及岔路口断我交通，要想将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连成一片，切断费、滕敌伪之间的联系，八路军必须要拔掉白彦这颗钉子。从1940年2月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经过三番激烈的争斗，终于控制住白彦正及其周边地区，并建立起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站稳脚跟后，陈、罗派出主力一部，向东北方向的泰（山）新（泰）和蒙（阴）一带推进，打通了与分局所在的鲁中根据地得联系。
就在一一五师开创鲁南根据地之际，鲁北也传来好消息——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清河区根据地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胜利的取得，首先得益于徐向前司令员的睿智：马耀南牺牲后，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等专程到分局向朱瑞等进行汇报。当汇报到清河区原来制定的战略是以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博山区为依托，当路北平原难以坚持时就撤到路南休整，待条件有利再返回去打游击。徐向前当即敏锐地指出：问题就出在这里！按常理考虑这样做是对的，但在特殊条件下，这样做反而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徐向前认为，有一块儿山区为依托固然必要，但每次过铁路都要付出代价，加上那块儿山区很小且物资缺乏，同其它根据地有没有连成一片故回旋余地不大。如果让出这块儿山区，一心一意地去创建清河根据地，情况反而会好许多。因此，三支队所有部队应当统统开到清河区，充分利用清河区的广阔平原，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开展平原游击战。时任分局书记兼第一纵队政委朱瑞听罢当即拍板，说：“好了，就按徐司令的指示，马上开始行动，越快越好。”（注11）
随后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下达决定，杨国夫接任第三支队司令员，徐斌洲任政委，李人风任副司令员，鲍剑寒任参谋长，陈楚任政治部主任。其时经过清洗分化及战火考验，清河区八路军武装约有五千多人，决定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大团，将原来的三个团整编为基干营，剩下的人员成立一个独立团。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清河区还成立了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由马千里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由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兼任。经过整编后的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毅然踏上开辟清河区的征途。
为了帮助开辟清河区根据地，分局领导还决定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跟随第三支队一起行动。杨国夫指挥第三支队分批越过封锁线（胶济铁路）后，沿途同日伪军打了几仗，来到了清水泊地域。这一带方圆近百里，芦苇荡不仅杂草丛生，而且地形复杂，南面和西面村庄稠密，群众条件好——东南的牛头镇是八支队起义的地方；东北方向靠近小清河口，地广人稀，日伪军在这里不便话动。第三支队与请河区党委会合后立刻在郑家埝召开誓师大会，明确提出在清水泊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的任务，得到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战斗至是年底，第三支队基本站稳了脚，初步开刨清河平原抗战的新局面。随即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传达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的决定：清河区党委和第三支队，迅速向小清河及黄河以北发展，扩大并建立巩固的清河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经过动员克服“宁愿在小清河南打八仗，不愿到河北睡火炕”的第三支队所部，迅速从牛头镇、央上、台头一带出发，连续突破国民党顽固派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等部在小清河两岸的堵截，由三岔、高家港附近渡过小清河后兵分三路，进入博兴及广饶北部广大地域。随后，接连击退赶来围攻的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军，迅速打开了良好局面。
时至4月13日，朱瑞、徐向前与罗荣桓、陈光等齐聚青驼寺，喜气洋洋地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发挥第一纵队的统一指挥作用，以及密切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之间的战略及战术配合等问题。根据朱瑞的回忆推断，这是他和徐向前等进入山东之后，第一次与罗荣桓、陈光等会面和开会：“……，他们乃于十月二十六日赴延开会。分局由徐、朱、黎、罗、陈（注：即徐向前、朱瑞、黎玉、罗荣桓、陈光）组成。但黎此时去胶东巡视，陈、罗各在一方，实未开成会议，书记由我代理，但只与徐二人共同工作。”（注12）
会议结束之后，一一五师从各部队抽调了两千多人，充实到山东纵队。山东纵队依照第一纵队指令，抽调三万两千人枪补充到一一五师各部。此时，经过三期整编的山东纵队各部在鲁中、鲁南、胶东等地区收编了数十股大小杂色武装，已从过去的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五万一千余人。而一一五师所部仅在山东的部队已发展到约三万人，加上从山纵抽调过来的三万多人，已达五万九千人（减去调到山纵的两千多人）之多。如果算上各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及游击队等，我党在山东掌握的抗日武装约有十四万多人，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于1月28日来电指示的年内应至少发展到十五万人枪的要求。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成功进入鲁南并建立根据地后，驻鲁日军立刻感受到威胁极大，于是集中了八千多兵力，14日由邹县、枣庄、临沂等据点出动，分十路向抱犊崮山区进行扫荡。一一五师留下少数部队在内线坚持，主力跳到敌扫荡部队侧后不断进行袭击，经过大小三十二次战斗歼灭日伪军约二千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于5月上旬陆续撤回。由于部队发展过快来不及训练，加上来回转移部队十分疲劳警戒疏忽，23日夜，一一五师司令部在东马山宿营时遭到日军袭击！造成行李等物资大部丢失。
5月6日，一一五师专门就此次日伪军“扫荡”抱犊崮的经过及经验教训，共总结了十条经验教训向所属部队传达并上报中央军委及山东分局。10日，彭德怀及陈光、罗荣桓接到毛伟人及王稼祥发来的电报：“韩德勤部猛攻安徽省泗县之新四军，望另苏鲁豫支队分路南下，与新四军夹击韩部，并受刘少奇指挥。”（注13）率先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并非苏鲁豫支队所部，而是4月30日刚刚抵达鲁西南的第三四四旅及新编第二旅。该部共有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在黄克诚率领下穿过陇海路，与彭雪枫支队在豫皖苏边区会合。
1940年5月间，中共山东分局接到党中央来电，要求徐向前赶赴延安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徐向前的此次离去，坊间传言是被一一五师挤走，这显然不是事实。其时张国焘早已叛逃，而陈昌浩也于1939年8月获准去苏联“养病”，所以唯一能代表原红四方面军的非徐向前莫属。更何况，徐向前除了作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之外，还负有举荐和审查原红四方面军出席会议代表名单及资格的责任。其实被召回延安的不仅徐向前，朱德等不少重要领导也被召回延安，准备参加召开“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所以，说徐向前是被一一五师挤走的臆测，既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
6月1日，徐向前依依不舍地启程离开山东，向延安进发去。随着徐向前的离去，山东分局只剩下朱瑞、黎玉和罗荣桓、陈光等四位委员，此后第一纵队的番号逐渐消失。通过上述回顾不难看出，朱瑞与徐向前进入山东后，与陈、罗以及黎玉之间并无大的冲突，当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这在徐向前的回忆录里可以得到佐证：“我在山东的工作时间，整整一年。……。一年的工作中，领导层里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注13）由此可见，山东分局领导曾之间发生重大的矛盾，显然是在徐向前离开山东之后才逐步出现的。
注释：
注1、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7页。
注2：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7页。
注3：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0页。
注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8、109页。
注6：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25页。
注7：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44页。
注8：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9页。
注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10页。
注1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11页。
注11：见王文仲著《游击三千里：抗战中的徐向前》，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270页。
注12：见朱瑞《我的历史及思想自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0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56、257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28页。
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六（下）
原创 思目（jocole）
六、复杂的局势（下）
就在徐向前启程前往延安的同一天（6月1日），“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并报北方局，彭德怀：为加强对山东单独的局面的领导，我们军政委员会郑重讨论了并建议：‘（一）留一纵指挥机关，一一五师归属一纵建制。（二）或最好以徐任一一五师师长，陈光副之，罗荣桓为政委。山纵改属一一五师建制。朱瑞同志则候郭洪涛回后另调工作。（三）……。（四）全山东、皖北、苏北为一共同党及战略单位，建立东方局。胡服入山东，统一政治领导。山东分局照旧或改省委。苏皖北另组苏皖分局。是否适宜，请予考虑。’”（注1）
6月4日，罗荣桓“就巩固鲁南根据地，主力不宜调胶东问题，致电朱瑞、黎玉并陈光并报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王稼祥：‘我们已占峄山西北，伸入邹、泗，扫除费蒙、泰蒙道上据点之障碍。白彦地区仍在我控制之下。原定将抱犊崮、峄山、尼山、凤山连接起来的计划，在军事上已完成，但极不巩固。’‘抱犊崮山区及郯马地区摩擦形势日趋严重。东北军虽与我在目前还不致武装破裂，但缪（澄流）积极支持已被我击溃与慑服之势力，在东北军与敌共同掩护下向我攻击。……。现东北军二十日已开回山区，态度强硬。缪与苏韩（德勤）鲁西南石（友三）加强联系，九十二军（李仙洲部）有由苏北来鲁西南入鲁南之可能。因此鲁南十县会首先成为严重摩擦会集点。’‘巩固鲁南与控制我主力有非常重要意义。……。目前我主力已极端感觉不利、复杂。……。关于调主力去胶东，请予考虑。’”（注2）
6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的战略须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的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仍归北方局和总部；陇海路以南则归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注3）可能是因电文中未提及“山东统一领导问题”，故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将来林彪去山东。”（注4）至于毛伟人等是如何回复彭德怀的这封电报，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记载支撑不得而知。据笔者所能查到的文献史料记载，中央及军委发出的相关电文中，一直未见对第一纵队做出明确回应。
6月8日，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3月6日发出的《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做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经常关心政权工作，选派当地除党委书记以外的最好的干部担任政权工作的主要干部；在各级政府中的党团、党委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替政府工作；各级政权要实行‘三三制’，新建的政权和参议会也要照此办理。”（注5）令人遗憾的是，决定并未明确政权由谁来主导。
对于这个问题，可从山东分局5月下旬发给刘少奇的电文中瞧出端倪：“分局去年底对山东局势的估计，仍认为民主与进步势力之开始取得初步优势，但不平衡、不巩固。为争取绝对优势，我们把继续发展，强调巩固，扩大交朋友工作与开展反投降、反顽斗争作为今后工作总方针与精神。”（注6）由此不难看出，其时的山东分局显然是将“统一阵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而这个建立“政权的决定”与之前中共中央下达的“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见上文注7）并不完全一致。
根据史料记载，7月7日“朱X主持中共山东分局帮助国民党抗敌协会成立国民抗敌自卫军，至十月间，已有武装一千五百余人。”（注7）对于这个协会，黎玉有一段回忆：“抗战开始后，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了‘国民抗敌协会’，愿与我党合作抗战，我们表示欢迎。但国民党当局不准他们搞，他们便从国民党地区出来，在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开会成立省会部，并向各地发展组织。1940年5月正式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会章。……。分局这位同志片面地认为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没有国民党参加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在敌后解放区没有国民党怎么办呢？没有就给他造一个，这就是‘抗协’改名的缘由。”（注8）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全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及工农青妇文各救国总会成立大会，在沂南的青驼寺同时召开——故被称之为“联合大会”。根据史料记载，山东党政军群各方面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出席了此次大会。
大会历时一个月。民主人士范明枢致开幕词，朱瑞作了《从国际到山东》政治报告，国民党左派李澄之作《宪法与民主》报告，黎玉作了《论山东目前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成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抗战三年来各方面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为进一步深入发动全省人民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范明枢先生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党代会上致祝贺词。（图片源自《山东省情网》）
7月27日，“朱瑞、黎玉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北方局、集总，提出：当前形势要求领导上更加集中、统一与提高。”（注9）
对于山东分局的来电，中共中央于8月8日做出正式答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陈光、罗荣桓，朱瑞、黎玉：‘关于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的关系，我们认为因徐向前同志尚在途中，俟其到达延安面谈清楚后，才能决定如何改变。现在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纵队指挥部各保持自己的名称番号，向前的职务亦仍如旧。……。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责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工作的领导。’”（注10）
8月9日，与黎玉将山东纵队党代会召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之后，山东分局领导又单独致电中央：提出“为统一领导，便于应付新情况，前屡电建议山纵归一一五师建制，切实统一指挥与加强领导，应即刻实现。”（注11）
8月11日，罗荣桓就苏鲁豫皖边区的统战工作致电彭明治与朱涤新，指出“由于过去对中央关于反摩擦斗争指示不了解积极方面目的在于斗争，亦没有了解有理有节下之胜利原则，因此没有取得决定的胜利，……，且对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投降派的重要作用始终未认识，不积极自主地去进行统战工作，……。这已不仅是由于部队纪律坏所形成的，基本的在政策上没有去重视与加强对不对的教育。”并告诫说“……，关于丰、鱼边与南阳、微山湖之线应成为最稳固依托，向西北、西南展开，完全被忽视，……。”“以上各点请根据目前中央关于党的策略决定加以细心检讨，决定执行改正，……。”（注12）并将上述电文上报山东分局、集总和中央军委。
8月20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开始发动“百团大战”，但在山东的第一一五师所部没有直接参战。主要是因为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后部队分散——“（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南去，（六八）六团连续战斗损失伤亡，主力的单薄与战斗力削弱相当严重”！而新扩大的队伍虽已整编，但战斗力不强暂不易采取大的军事行动。而刚创建的天宝山与抱犊崮根据地，由于地方封建势力和土匪势力严重，我党的地方党建工作十分缓慢，只要主力部队一离开，工作便全部坍台！此时第五十七（东北）军所部，又企图乘机抢占八路军天宝山根据地并阻断向南发展。因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不得不调整战略，一面重点打击国民党军反动势力，一面与东北军谈判避免引起新的冲突，暂时改向东南发展。
8月间，罗荣桓在桃峪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检讨》的报告。在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后，罗荣桓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而忽视发动基本群众的右的倾向。他在报告中深刻指出：不能以迎合地主阶级利益而抹煞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但要尊重地主阶级一般的利益，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并争取实现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以便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宏伟的抗日力量。
8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山东今后工作，致电“朱瑞、陈、罗并告彭、杨、黎玉：（一）一一五师、山纵及山东地方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二）我们认为山东今后应努力的是：①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②对山东抗战做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三）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请商决具体地点。”（注13）
9月8日，分局领导再次就统一领导致电中央：“毛、朱、王、杨并致陈、罗同志：1、为加强山纵领导，此后我与陈、罗同志应有一人定期轮（流）到各县，直接帮助工作十分必要。2、对外统战均以一纵及徐、朱名义出现，过去均如此，一纵一切机关早即与山纵合并，今后仍旧。3、我去陈、罗同志处后，山纵直接指挥即由罗舜初、黎玉同志共同负责，……，唯在战略上的领导应由军政委员会及陈、罗同志更多注意。4、统一第一一五师及山纵的指挥，一方面是指挥问题，另方面是如何统一两单位的建制问题。尤其是帮助山纵的整理训练与正规化，一一五师对此应负主要责任。5、为培养干部能力及减少指挥与联系的隔膜，建议山纵仍为与军委及集总直接通报之战略单位。”（注14）
按照此前中央向南发展的指示，罗荣桓和陈光建议山东分局南下，但分局领导却要求一一五师师部北上——9月10日，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及彭德怀、杨尚昆：“（一）我即去天宝山。（二）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回后再定。（三）沂鲁蒙沂山区之三角地区为山东军政治心脏。如能使一一五师主力部队部分北移，分局中心不动，最为有利。且如此对山纵的指挥与帮助更切实。（四）鲁村及其以西地区将仍在我控制中。……。（五）鲁东反攻胜利后我在鲁山去形势改变。部队编旅后，主力更强。……。我乘此时机已用共产党名义电沈鸿烈，促其反省，共同抗战，……。”（注15）
对于应该南下还是北上，罗荣桓后来是这样描述的：“严格说来，北上是收缩退却。如果我们全部北上了，东北军将完全占领鲁南山区，我们将被压缩到沂蒙山区，实际上那是为东北军让路。失掉了鲁南，将来南下就没有出口，对陇海路南和湖西地区的联系也都不利。我们坚持鲁南，开辟滨海地区，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了配合坚持和发展沂蒙山区。如果不这样，沂蒙山区就会处于内外夹击的形势。……如果没有鲁南、滨海两个外围地区的坚持，沂蒙根本坚持不住。”（注16）
但山东分局那位主要领导认为：“山东自军政委员会成立（即徐朱入鲁后），原则领导较好的统一与提高了，一年来山东工作都有了相当发展。”（注17）其时经过四期整训的山东纵队，已整编为四个旅、四个支队约五万一千人，政治觉悟与军事素质也都有很大提高。整个根据地的面积已达3600平方公里，约占全山东的60％；人口约1200万，相当于全省的50％，因此山东八路与日伪及国民党顽固势力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我党在山东武装不但在质量上也在数量上开始取得优势。山东政权、民运及他种工作在分局‘扩大、巩固、深入’方针下有更大的发展与收获。”（注18）
1940年山东根据地态势图。——图片取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实际上述这封于9月29日发出电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北上，还是要催促中央解决“统一山东领导问题”：“六月初山东军政委员会曾以徐（向前）朱（瑞）黄（春圃）三人名义致电中央北局，对统一山东领导及武装指挥有所建议，均未得复。我认为此问题将在大会中随同全般（原文如此，笔者注）问题一起解决。现大会临期未提起注意，特再申前意。”（注19）并在电文中，提出五条具体方案。
从集总发给陈光、罗荣桓、朱瑞并报中央的电报推断，上述电文中所言的“大会”应为随后在桃峪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原则上肯定三年来一一五师的光辉成绩后，对一一五师在执行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提出批评，要求在即将召开的高干会议上讨论上述两个问题以及党的工作、政治工作问题。”（注20）
1940年9月至10月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邑县郑城镇的桃峪，召开为时三周的高级干部会议。该师各支队、师直机关各部门和鲁南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等，共四十二人出席了会议。这是第一一五师入鲁以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罗荣桓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并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概括了开辟根据地的经验。会议期间，陈士榘与黄骅由率领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支队来到山东，所以尽管师政委罗荣桓对存在的缺点提出严厉批评，但整个队伍还是喜气洋洋。
10月13日，山东分局领导“在桃峪会议发言，批评一一五师除卫生工作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会议上一时形成倒罗的气氛。”（注21）随后又在14日发给中央军委、集总和北方局报告桃峪会议情况的电报中：“认为一一五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处处落后松懈，这是由于作风过‘左’，缺乏安心长期打算、组织领导软弱所致。”（注22）因此“他建议（一）军政委员会与分局应集体领导；（二）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决定以军政委员会名义指挥；（三）一一五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四）陈、罗最好给予休养。”（注23）
毋庸置疑，电文最后那句“陈、罗最好给予休养”，显然是“一箭双雕”——准备将陈罗两人一锅端走！那这位山东分局主要领导，为何要将“陈、罗”二人同时逼走呢？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对山东根据地发展的理念不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那“陈、罗”与山东分局那位领导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分局那位领导在10月中旬所做的山东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东北军‘政治上仍是山东新旧相持斗争中关系顺逆的最后一个砝码，是顽固派与我争取之最后一个力量’。报告还提出：努力扶持左派国民党，推动其在全山东的发展，树立与扩大山东国民党左派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并推动其向大后方寻找关系。报告认为山东已经初步取得‘在各方面的优势’，……今后工作的总精神是从发展中整顿巩固自己，采取全面的的、高度的、深入的发展、坚持与巩固，争取绝对优势。”（注24）
不言而喻，分局这位领导这还是将“统一战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但这显然有悖于其时中共有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者关系的论述和主张。那么，罗荣桓与陈光，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是年11月19日就坚持山东斗争问题，罗荣桓同陈光、肖华、陈士榘致电各部首长和政治机关并报中央军委和集总的电文中明确提出：“山东，特别是老黄河和胶济路以南地区，是我华北与华中作战的连接枢纽，是敌人侵占华北远后方的侧面阵地，是反共军事行动向我挺进之最前线。在目前直接降日危险与新的反共军事行动互相推动的形势下，会遭受更严重的夹击危险。……而我们会遇到最大困难，主要还在于我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党政民工作与对地方武装的整训和扩大不够坚强，八路军主力的充实及新部队的正规化也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依靠于改善民生和自力更生的财政经济工作还非常薄弱。”（注25）
对于分局领导的严厉批评，罗荣桓于同（14）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并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一）一一五师领导无能已极严重，集总、北局指示全部是事实，已在检讨中。（二）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一一五师，建议以一纵徐、朱兼一一五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肖华任政治部主任。（三）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政治上太落后于人，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注26）
10月18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陈光、罗荣桓及肖华等：“（一）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你们现在已注意纠正，今后应注意检查。另一方面一一五师又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二）部队的编制及干部任命均同意。（三）你们须与苏北黄克诚纵队取得联系，……。你们现在的根据地是山东，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华中。你们的任务是坚持山东根据地，同时不忘记向华中发展。”（注27）
不难看出，毛伟人虽然在该电文头一句，就说“总部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给集总留足面子，但在根子上却通过肯定一一五师“总路线是正确的”实质性否定了集总对一一五师的“严厉批评”。另“据梁必业回忆，毛、朱、王此电发出后不久，集总来电：此前批评一一五师的电报作废。”（注28）
1940年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右三）与山东党政军部分领导人，在沂南县青驼寺驻地合影。（图片源自《山东省情网》）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罗荣桓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第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转移到沂蒙区。考虑到鲁南地区既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区的屏障，这个地区不能放弃。于是，他把教二旅一部摆在鲁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随后便与陈光在十一月八日，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通过以上回顾大致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其时留在山东的分局委员拢共只有四人，如果开会集体研究，即使黎玉坚决支持朱瑞的主张，至多也就形成二票支持、二票反对的局面。从史料记载看，罗荣桓与陈光虽为分局委员，但没怎么干预地方的党政事宜。其时的山东大地，出现了两个独特的现象，山东分局（及山纵）与一一五师个忙各的：
山东分局将主要精力放在贯彻民主原则、对政权实行“三三制”改造，落实抗日民主财政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政府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和开展国民教育，以及对“山东临时参议会”及“战事工作推行委员会”各项规章条例的建立与完善上。而一一五师则一边按照集总指示迅速将所部整编成七个教导旅，一边加快调整与驻地党组织及地方武装的关系巩固并加强根据地建设，积极就未来日伪军的扫荡与封锁做准备工作。
为何会出现这种“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两张皮的现象？不难想象，如果分局集体通过的决议，陈罗或一一五师焉敢不执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一五师不听指挥说法的根本源头，但这一切与早已离开山东的徐向前没啥关系。
注释：
注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1、132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3页。
注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页。
注5：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52、153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0页。
注7、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4页。
注8：见《黎玉回忆录》，第224、225页。
注10、11、12：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5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6、137页。
注14：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70页。
注1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39页。
注16：见罗东进著《我的父亲罗荣桓》，“第十四章·桃峪风波”第一自然段。
注17、18、19：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2页。
注2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3页。
注2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5页。
注22、23、24：均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页。
注2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53页。
注2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6、147页。
注27：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7、148页。
注28：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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