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
评《水浒》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运动。
1975年8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然后又谈到《水浒传》。毛泽东针对卢荻提出的“《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的问题，对《水浒传》作了评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此后，卢荻整理了毛泽东的谈话稿。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
8月14日，四人帮在获得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内容后，通过控制的报刊进行宣传，以敲击意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派[1]。江青称《水浒传》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暗示周恩来、邓小平是宋江、吴用，以架空毛泽东[2]:27。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其中说：“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5年之前，上海出了一个少年版，是从歌颂农民起义角度。毛发话之后又出了一版少年版。
宋江戴投降派帽子是1975年。
编者按：近日，《党史博览》发表文章《“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文中记述了1975年开展“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前前后后。摘编如下。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文革”爆发前共印制了595.96万册，“文革”中却被打入冷宫。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接见出版口领导小组，对出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作“四旧”嘛。《红楼梦》《水浒传》这些书也不能作“四旧”嘛！中学生都能看懂，你把它封存起来不让青年人看，他们就到处找书看。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并作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
1972年2月11日，周恩来、李先念召集国务院文化组（“文革”中，文化部被撤销，其代行原文化部职能）组长吴德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会，对发行四部古典小说，只卖给中国人，不卖给外国人的办法提出批评。李先念问：古典小说为什么不能印呢？是不是还怕？并说，中国的历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古典小说的序什么时候写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序，不要出版说明也可以。周恩来指示要想办法缩短时间，尽快地再版，先印《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时也要出版新书。出版口随即抓紧对四部古典文学著作的重印工作。
1972年4月中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共印20万部，公开发行。
1975年8月，晚年毛泽东患眼疾开刀后未愈，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其读古典文学名著。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如何评价《水浒传》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此后，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被姚文元利用。姚文元14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作为反面教材，开展对《水浒传》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传》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并提出几点宣传、出版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15日凌晨，姚文元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徐光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立即布置落实出版任务。接着，举国上下立即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
随后，北京、上海等地很快大量出版了《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金圣叹批语的七十四回本（影印）、一百回的大字本等。
71回
100回
120回
少年版（75年）
100回肖像版
还读过
水浒后传
后水浒传
荡寇志，接水浒传地71回开始写，梁山那些宿敌对手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灭了。
打方腊是100回版和120回版，
水浒后传是陈忱著，梁山只剩32员将了，李俊领着花荣的儿子花逢春和阮小七等造反，逃到泰国当皇帝了。
先声明一下，我对历史没什么研究。所以不太明白，在历史上对岳飞的评价还有什么争论吗？除了在他自己的时代，被以莫虚有的罪名杀害，后来对岳飞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吧？宋江最后有没有投降朝庭，难道是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姑且算是宋江投降了，也不影响梁山好汉表达的对贪官污吏的反抗吧？只反贪官不反皇上，过去的人不就是这种忠君思维吗？
毛主席对岳飞的故事也非常熟悉，对他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也非常推崇，曾经多次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参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要多读书，丰富自己的思想，后来还列出了一个书单，其中小说类书目中，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精忠岳飞传》。
同时，毛主席还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寄去了21种60本书，其中也包括《精忠岳飞传》，足见他对岳飞的推崇。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少年时代，就对岳飞情有独钟。据毛主席在韶山冲南岸私塾的启蒙老师邹春培回忆说：“毛主席小时候喜欢读明清小说，特别爱读清人钱彩写的《说岳全传》，这部小说中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对他影响很大。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倡导孩子们读这些书，还应该多读一些传统的经书。”
邹春培的这些话，毛主席在自述中也有提及，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
中美两国的文革真的有点像。其实对历史人物，必须要放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年代来看。我们不能期望宋代的人讲出和做出21世纪的人说的和做的事情。就像现在人们说，王莽是穿越过来的人，他的主张超前他所在的年代。实际上，太超前的东西，对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意义。
越南有李朝（前李朝），黎朝，李朝（后李朝）, 陈朝等。
后李朝末代皇帝无儿子，仅有女儿。因为太爱女儿，传皇位给女婿陈，而不是传皇位给皇族其他人。
皇族势大，人多势众。陈担心他们造反，便强迫他们改姓阮，忘记皇族李姓。
但从未否定其总体的正面形象 。说岳飞被打倒纯粹是为了抹黑 。
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
评《水浒》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运动。
1975年8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然后又谈到《水浒传》。毛泽东针对卢荻提出的“《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的问题，对《水浒传》作了评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此后，卢荻整理了毛泽东的谈话稿。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
8月14日，四人帮在获得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内容后，通过控制的报刊进行宣传，以敲击意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派[1]。江青称《水浒传》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暗示周恩来、邓小平是宋江、吴用，以架空毛泽东[2]:27。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其中说：“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5年之前，上海出了一个少年版，是从歌颂农民起义角度。毛发话之后又出了一版少年版。
宋江戴投降派帽子是1975年。
编者按：近日，《党史博览》发表文章《“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文中记述了1975年开展“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前前后后。摘编如下。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文革”爆发前共印制了595.96万册，“文革”中却被打入冷宫。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接见出版口领导小组，对出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作“四旧”嘛。《红楼梦》《水浒传》这些书也不能作“四旧”嘛！中学生都能看懂，你把它封存起来不让青年人看，他们就到处找书看。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并作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
1972年2月11日，周恩来、李先念召集国务院文化组（“文革”中，文化部被撤销，其代行原文化部职能）组长吴德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会，对发行四部古典小说，只卖给中国人，不卖给外国人的办法提出批评。李先念问：古典小说为什么不能印呢？是不是还怕？并说，中国的历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古典小说的序什么时候写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序，不要出版说明也可以。周恩来指示要想办法缩短时间，尽快地再版，先印《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时也要出版新书。出版口随即抓紧对四部古典文学著作的重印工作。
1972年4月中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共印20万部，公开发行。
1975年8月，晚年毛泽东患眼疾开刀后未愈，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其读古典文学名著。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如何评价《水浒传》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此后，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被姚文元利用。姚文元14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作为反面教材，开展对《水浒传》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传》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并提出几点宣传、出版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15日凌晨，姚文元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徐光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立即布置落实出版任务。接着，举国上下立即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
随后，北京、上海等地很快大量出版了《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金圣叹批语的七十四回本（影印）、一百回的大字本等。
71回
100回
120回
少年版（75年）
100回肖像版
还读过
水浒后传
后水浒传
荡寇志，接水浒传地71回开始写，梁山那些宿敌对手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灭了。
打方腊是100回版和120回版，
水浒后传是陈忱著，梁山只剩32员将了，李俊领着花荣的儿子花逢春和阮小七等造反，逃到泰国当皇帝了。
先声明一下，我对历史没什么研究。所以不太明白，在历史上对岳飞的评价还有什么争论吗？除了在他自己的时代，被以莫虚有的罪名杀害，后来对岳飞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吧？宋江最后有没有投降朝庭，难道是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姑且算是宋江投降了，也不影响梁山好汉表达的对贪官污吏的反抗吧？只反贪官不反皇上，过去的人不就是这种忠君思维吗？
毛主席对岳飞的故事也非常熟悉，对他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也非常推崇，曾经多次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参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要多读书，丰富自己的思想，后来还列出了一个书单，其中小说类书目中，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精忠岳飞传》。
同时，毛主席还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寄去了21种60本书，其中也包括《精忠岳飞传》，足见他对岳飞的推崇。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少年时代，就对岳飞情有独钟。据毛主席在韶山冲南岸私塾的启蒙老师邹春培回忆说：“毛主席小时候喜欢读明清小说，特别爱读清人钱彩写的《说岳全传》，这部小说中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对他影响很大。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倡导孩子们读这些书，还应该多读一些传统的经书。”
邹春培的这些话，毛主席在自述中也有提及，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
中美两国的文革真的有点像。其实对历史人物，必须要放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年代来看。我们不能期望宋代的人讲出和做出21世纪的人说的和做的事情。就像现在人们说，王莽是穿越过来的人，他的主张超前他所在的年代。实际上，太超前的东西，对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意义。
越南有李朝（前李朝），黎朝，李朝（后李朝）, 陈朝等。
后李朝末代皇帝无儿子，仅有女儿。因为太爱女儿，传皇位给女婿陈，而不是传皇位给皇族其他人。
皇族势大，人多势众。陈担心他们造反，便强迫他们改姓阮，忘记皇族李姓。
但从未否定其总体的正面形象 。说岳飞被打倒纯粹是为了抹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