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一直是在从事本专业工作,要他们来翻译本专业书籍或文章,就非常的容易,因为这部分人重的绝大部分,中外文俱佳, 小时候一般都读过几年私塾, 厚厚的中文底子, 后辈们很难赶上,读过私塾之后, 很多又读过教会学校,或中学或大学, 加上有些又跑欧美留过学, 外文是没有问题的了, 所以要他们翻译本专业的东西, 就太容易了,但五十年代初期,还是有个挠头的事, 大多数专业词汇是没有中文的呀, 比如上海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 有点到死还是把离合器说成克拉子, 汽油说成盖斯令。
所以, 翻译时得现编一些专业词汇。
有个邻居叔叔, 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 但绝对是某行业的专家,老同济大学毕业, 德语英语都非常好, 所以单位转制成部队时, 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当然没让他穿军装,他的工作时间, 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翻译科技文章, 当然不会让他署名, 有时也替情报室同事翻译的文章做做校阅,这个就还是给他校阅费的。
说到情报室, 以前的大工厂或科研部门, 都有一个“情报室“,一帮学外语的人搞搞编译,那些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的老翻译,大体上对本单位的主体专业也就懂得一些,翻译起来还是可以的, 但很多文章总还是有相关专业的内容呀,时不时还是会闹出些笑话, 所以他们译好, 还是会给那些老技术人员看看。我家楼上一个翻译,五十年代初期某大学英语系毕业,第二外语是俄语, 毕业分到某研究所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但他的童子功又是日语,汪伪时期读的小学和初中嘛, 所以英俄日都很行,因为捷克的工业很发达, 所以他还自修过捷克语,有时拿了翻译文章到我家, 让家父看看, 老爸说我虽不懂日语和捷克文, 但这个专业我熟悉,你的译文有没有道理我还是晓得的, 这种”看看“, 就没有任何校阅费了。
这个老某, 喜欢下棋,围棋和象棋, 棋艺非常烂,那些大人懒得和这个臭棋篓子下,他只好找我哥哥甚至我对弈,下我他没问题, 和我哥就不敢保证了,我哥对他也不怎么尊重, 老某一悔棋, 我哥会说”扯哪, 老某, 和阿拉迭种小人下棋也要癞结皮“!
研究,花费大量研究经费,终于研制成功,遂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申请专利。没有多久,某国发函指责该研究所侵犯其专利,并将其专利在刊物某期刊登一并告知。该研究所立即查阅,结果在N年前已经在某刊物发布。事实告诉研究所,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研究的科研成果,早在多年前已经研发成功,其中各种材料配比也清清楚楚写在专利中,所谓劳民伤财还没有结果,就是科研人员不懂得查阅英文原文和检索。
申请专利相当于圈地,把自己的设计公开,同时声明,这种方法只有我能用,其他人如果想用,必须经过我同意,并且付钱。
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目地是给人类增加知识积累,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其他人可以利用。
专利是需要在每个国家分别申请的。文革期间中国没有专利制度,外国的专利可以在中国被无偿实施。中国一般也不会申请国外专利。但是使用了外国专利的产品出口会有风险。
那时美日的专利公报国内有影印本。很多外文刊物,国内也有影印本。文革后期就一直有。
只是那时候包括索引杂志都是纸本,查起来很不方便。
文革前不久, 意大利在上海有个中型的展览会,某所几个高级工程师去参观,上级有令,不准直接用外语和外方人员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因单位没有意大利语翻译,带去的是英语翻译, 好在意大利工程师大多都会英语,某工程师问了个问题,没想到专业性太强, 翻译没懂,翻译过去的不对头, 工程师明知翻错了,但不敢违背规定自己用英语去沟通,意大利方的回答自然不着边际,双方通过翻译鸡同鸭讲了一番,也没办法。
改开后的1983年春, 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分析测试仪器展览会, 在下也去参观了,就完全没有直接使用外语的限制了,但那时的专业人员较少等很好地用外语沟通,不过好歹是专业问题, 靠“word by word" , 也能相互了解哥八八九九。
据一位在场的人亲口说过, 文革后期在某厂”战高温“时,有一个欧洲某国记者访问该厂, 这位记者解放前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 记者要求和该厂职工随便聊聊, 外办居然也同意了, 职工中有正在跟着电台英语教学的人,想用英语和这位记者”聊聊“, 没想到这位记者上海”言话“瞎嗲, 有人就说”侬上海言话哪能嘎好啦“, 猜记者咋回答? ”扯哪, 侬吃我豆腐啊“!
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一直是在从事本专业工作,要他们来翻译本专业书籍或文章,就非常的容易,因为这部分人重的绝大部分,中外文俱佳, 小时候一般都读过几年私塾, 厚厚的中文底子, 后辈们很难赶上,读过私塾之后, 很多又读过教会学校,或中学或大学, 加上有些又跑欧美留过学, 外文是没有问题的了, 所以要他们翻译本专业的东西, 就太容易了,但五十年代初期,还是有个挠头的事, 大多数专业词汇是没有中文的呀, 比如上海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 有点到死还是把离合器说成克拉子, 汽油说成盖斯令。
所以, 翻译时得现编一些专业词汇。
有个邻居叔叔, 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 但绝对是某行业的专家,老同济大学毕业, 德语英语都非常好, 所以单位转制成部队时, 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当然没让他穿军装,他的工作时间, 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翻译科技文章, 当然不会让他署名, 有时也替情报室同事翻译的文章做做校阅,这个就还是给他校阅费的。
说到情报室, 以前的大工厂或科研部门, 都有一个“情报室“,一帮学外语的人搞搞编译,那些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的老翻译,大体上对本单位的主体专业也就懂得一些,翻译起来还是可以的, 但很多文章总还是有相关专业的内容呀,时不时还是会闹出些笑话, 所以他们译好, 还是会给那些老技术人员看看。我家楼上一个翻译,五十年代初期某大学英语系毕业,第二外语是俄语, 毕业分到某研究所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但他的童子功又是日语,汪伪时期读的小学和初中嘛, 所以英俄日都很行,因为捷克的工业很发达, 所以他还自修过捷克语,有时拿了翻译文章到我家, 让家父看看, 老爸说我虽不懂日语和捷克文, 但这个专业我熟悉,你的译文有没有道理我还是晓得的, 这种”看看“, 就没有任何校阅费了。
这个老某, 喜欢下棋,围棋和象棋, 棋艺非常烂,那些大人懒得和这个臭棋篓子下,他只好找我哥哥甚至我对弈,下我他没问题, 和我哥就不敢保证了,我哥对他也不怎么尊重, 老某一悔棋, 我哥会说”扯哪, 老某, 和阿拉迭种小人下棋也要癞结皮“!
研究,花费大量研究经费,终于研制成功,遂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申请专利。没有多久,某国发函指责该研究所侵犯其专利,并将其专利在刊物某期刊登一并告知。该研究所立即查阅,结果在N年前已经在某刊物发布。事实告诉研究所,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研究的科研成果,早在多年前已经研发成功,其中各种材料配比也清清楚楚写在专利中,所谓劳民伤财还没有结果,就是科研人员不懂得查阅英文原文和检索。
申请专利相当于圈地,把自己的设计公开,同时声明,这种方法只有我能用,其他人如果想用,必须经过我同意,并且付钱。
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目地是给人类增加知识积累,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其他人可以利用。
专利是需要在每个国家分别申请的。文革期间中国没有专利制度,外国的专利可以在中国被无偿实施。中国一般也不会申请国外专利。但是使用了外国专利的产品出口会有风险。
那时美日的专利公报国内有影印本。很多外文刊物,国内也有影印本。文革后期就一直有。
只是那时候包括索引杂志都是纸本,查起来很不方便。
文革前不久, 意大利在上海有个中型的展览会,某所几个高级工程师去参观,上级有令,不准直接用外语和外方人员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因单位没有意大利语翻译,带去的是英语翻译, 好在意大利工程师大多都会英语,某工程师问了个问题,没想到专业性太强, 翻译没懂,翻译过去的不对头, 工程师明知翻错了,但不敢违背规定自己用英语去沟通,意大利方的回答自然不着边际,双方通过翻译鸡同鸭讲了一番,也没办法。
改开后的1983年春, 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分析测试仪器展览会, 在下也去参观了,就完全没有直接使用外语的限制了,但那时的专业人员较少等很好地用外语沟通,不过好歹是专业问题, 靠“word by word" , 也能相互了解哥八八九九。
据一位在场的人亲口说过, 文革后期在某厂”战高温“时,有一个欧洲某国记者访问该厂, 这位记者解放前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 记者要求和该厂职工随便聊聊, 外办居然也同意了, 职工中有正在跟着电台英语教学的人,想用英语和这位记者”聊聊“, 没想到这位记者上海”言话“瞎嗲, 有人就说”侬上海言话哪能嘎好啦“, 猜记者咋回答? ”扯哪, 侬吃我豆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