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一直是在从事本专业工作，要他们来翻译本专业书籍或文章，就非常的容易，因为这部分人重的绝大部分，中外文俱佳， 小时候一般都读过几年私塾， 厚厚的中文底子， 后辈们很难赶上，读过私塾之后， 很多又读过教会学校，或中学或大学， 加上有些又跑欧美留过学， 外文是没有问题的了， 所以要他们翻译本专业的东西， 就太容易了，但五十年代初期，还是有个挠头的事， 大多数专业词汇是没有中文的呀， 比如上海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 有点到死还是把离合器说成克拉子， 汽油说成盖斯令。
所以， 翻译时得现编一些专业词汇。
有个邻居叔叔， 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 但绝对是某行业的专家，老同济大学毕业， 德语英语都非常好， 所以单位转制成部队时， 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当然没让他穿军装，他的工作时间， 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翻译科技文章， 当然不会让他署名， 有时也替情报室同事翻译的文章做做校阅，这个就还是给他校阅费的。
说到情报室， 以前的大工厂或科研部门， 都有一个“情报室“，一帮学外语的人搞搞编译，那些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的老翻译，大体上对本单位的主体专业也就懂得一些，翻译起来还是可以的， 但很多文章总还是有相关专业的内容呀，时不时还是会闹出些笑话， 所以他们译好， 还是会给那些老技术人员看看。我家楼上一个翻译，五十年代初期某大学英语系毕业，第二外语是俄语， 毕业分到某研究所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但他的童子功又是日语，汪伪时期读的小学和初中嘛， 所以英俄日都很行，因为捷克的工业很发达， 所以他还自修过捷克语，有时拿了翻译文章到我家， 让家父看看， 老爸说我虽不懂日语和捷克文， 但这个专业我熟悉，你的译文有没有道理我还是晓得的， 这种”看看“， 就没有任何校阅费了。
这个老某， 喜欢下棋，围棋和象棋， 棋艺非常烂，那些大人懒得和这个臭棋篓子下，他只好找我哥哥甚至我对弈，下我他没问题， 和我哥就不敢保证了，我哥对他也不怎么尊重， 老某一悔棋， 我哥会说”扯哪， 老某， 和阿拉迭种小人下棋也要癞结皮“！
研究，花费大量研究经费，终于研制成功，遂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申请专利。没有多久，某国发函指责该研究所侵犯其专利，并将其专利在刊物某期刊登一并告知。该研究所立即查阅，结果在N年前已经在某刊物发布。事实告诉研究所，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研究的科研成果，早在多年前已经研发成功，其中各种材料配比也清清楚楚写在专利中，所谓劳民伤财还没有结果，就是科研人员不懂得查阅英文原文和检索。
申请专利相当于圈地，把自己的设计公开，同时声明，这种方法只有我能用，其他人如果想用，必须经过我同意，并且付钱。
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目地是给人类增加知识积累，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其他人可以利用。
专利是需要在每个国家分别申请的。文革期间中国没有专利制度，外国的专利可以在中国被无偿实施。中国一般也不会申请国外专利。但是使用了外国专利的产品出口会有风险。
那时美日的专利公报国内有影印本。很多外文刊物，国内也有影印本。文革后期就一直有。
只是那时候包括索引杂志都是纸本，查起来很不方便。
文革前不久， 意大利在上海有个中型的展览会，某所几个高级工程师去参观，上级有令，不准直接用外语和外方人员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因单位没有意大利语翻译，带去的是英语翻译， 好在意大利工程师大多都会英语，某工程师问了个问题，没想到专业性太强， 翻译没懂，翻译过去的不对头， 工程师明知翻错了，但不敢违背规定自己用英语去沟通，意大利方的回答自然不着边际，双方通过翻译鸡同鸭讲了一番，也没办法。
改开后的1983年春， 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分析测试仪器展览会， 在下也去参观了，就完全没有直接使用外语的限制了，但那时的专业人员较少等很好地用外语沟通，不过好歹是专业问题， 靠“word by word" ， 也能相互了解哥八八九九。
据一位在场的人亲口说过， 文革后期在某厂”战高温“时，有一个欧洲某国记者访问该厂， 这位记者解放前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 记者要求和该厂职工随便聊聊， 外办居然也同意了， 职工中有正在跟着电台英语教学的人，想用英语和这位记者”聊聊“， 没想到这位记者上海”言话“瞎嗲， 有人就说”侬上海言话哪能嘎好啦“， 猜记者咋回答？ ”扯哪， 侬吃我豆腐啊“！
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一直是在从事本专业工作，要他们来翻译本专业书籍或文章，就非常的容易，因为这部分人重的绝大部分，中外文俱佳， 小时候一般都读过几年私塾， 厚厚的中文底子， 后辈们很难赶上，读过私塾之后， 很多又读过教会学校，或中学或大学， 加上有些又跑欧美留过学， 外文是没有问题的了， 所以要他们翻译本专业的东西， 就太容易了，但五十年代初期，还是有个挠头的事， 大多数专业词汇是没有中文的呀， 比如上海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 有点到死还是把离合器说成克拉子， 汽油说成盖斯令。
所以， 翻译时得现编一些专业词汇。
有个邻居叔叔， 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 但绝对是某行业的专家，老同济大学毕业， 德语英语都非常好， 所以单位转制成部队时， 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当然没让他穿军装，他的工作时间， 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翻译科技文章， 当然不会让他署名， 有时也替情报室同事翻译的文章做做校阅，这个就还是给他校阅费的。
说到情报室， 以前的大工厂或科研部门， 都有一个“情报室“，一帮学外语的人搞搞编译，那些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的老翻译，大体上对本单位的主体专业也就懂得一些，翻译起来还是可以的， 但很多文章总还是有相关专业的内容呀，时不时还是会闹出些笑话， 所以他们译好， 还是会给那些老技术人员看看。我家楼上一个翻译，五十年代初期某大学英语系毕业，第二外语是俄语， 毕业分到某研究所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但他的童子功又是日语，汪伪时期读的小学和初中嘛， 所以英俄日都很行，因为捷克的工业很发达， 所以他还自修过捷克语，有时拿了翻译文章到我家， 让家父看看， 老爸说我虽不懂日语和捷克文， 但这个专业我熟悉，你的译文有没有道理我还是晓得的， 这种”看看“， 就没有任何校阅费了。
这个老某， 喜欢下棋，围棋和象棋， 棋艺非常烂，那些大人懒得和这个臭棋篓子下，他只好找我哥哥甚至我对弈，下我他没问题， 和我哥就不敢保证了，我哥对他也不怎么尊重， 老某一悔棋， 我哥会说”扯哪， 老某， 和阿拉迭种小人下棋也要癞结皮“！
研究，花费大量研究经费，终于研制成功，遂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申请专利。没有多久，某国发函指责该研究所侵犯其专利，并将其专利在刊物某期刊登一并告知。该研究所立即查阅，结果在N年前已经在某刊物发布。事实告诉研究所，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研究的科研成果，早在多年前已经研发成功，其中各种材料配比也清清楚楚写在专利中，所谓劳民伤财还没有结果，就是科研人员不懂得查阅英文原文和检索。
申请专利相当于圈地，把自己的设计公开，同时声明，这种方法只有我能用，其他人如果想用，必须经过我同意，并且付钱。
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目地是给人类增加知识积累，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其他人可以利用。
专利是需要在每个国家分别申请的。文革期间中国没有专利制度，外国的专利可以在中国被无偿实施。中国一般也不会申请国外专利。但是使用了外国专利的产品出口会有风险。
那时美日的专利公报国内有影印本。很多外文刊物，国内也有影印本。文革后期就一直有。
只是那时候包括索引杂志都是纸本，查起来很不方便。
文革前不久， 意大利在上海有个中型的展览会，某所几个高级工程师去参观，上级有令，不准直接用外语和外方人员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因单位没有意大利语翻译，带去的是英语翻译， 好在意大利工程师大多都会英语，某工程师问了个问题，没想到专业性太强， 翻译没懂，翻译过去的不对头， 工程师明知翻错了，但不敢违背规定自己用英语去沟通，意大利方的回答自然不着边际，双方通过翻译鸡同鸭讲了一番，也没办法。
改开后的1983年春， 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分析测试仪器展览会， 在下也去参观了，就完全没有直接使用外语的限制了，但那时的专业人员较少等很好地用外语沟通，不过好歹是专业问题， 靠“word by word" ， 也能相互了解哥八八九九。
据一位在场的人亲口说过， 文革后期在某厂”战高温“时，有一个欧洲某国记者访问该厂， 这位记者解放前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 记者要求和该厂职工随便聊聊， 外办居然也同意了， 职工中有正在跟着电台英语教学的人，想用英语和这位记者”聊聊“， 没想到这位记者上海”言话“瞎嗲， 有人就说”侬上海言话哪能嘎好啦“， 猜记者咋回答？ ”扯哪， 侬吃我豆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