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称之为“历史的伟大转折”；
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连用两个“挽救”，足见党中央对此评价之高。
《决议》在这段评价之前，又特别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华、叶、李三人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决策作用。
主席去世后，1976年9月治丧期间，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吴德自称，下同)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想华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11日华国锋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治丧期间”，应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日。
这时的政治局面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安排的政治势力——即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时任党政军大员)、以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互相较量，激烈拼搏之时。
毛主席晚年虽对“文革派”屡有训诫，称之为“四人帮”，要他们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但在另外的场合，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们。吴德在本书记下了毛的此一希望与指示: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
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
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约束，三派之间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四人帮”发出了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即任党中央主席)的信号。
吴德回忆录写道:“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华国锋于9月11日至13日，连续会见“实力派”的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元老派”的李先念、叶剑英等人，通报并讨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紧迫性，显示了他的智慧与胆识，自有其过人之处。这些“实力派”与“元老派”人物，虽分掌党政军大权，还是需要有一个领袖来下决定，发号令，然后付诸行动，方能取得成功。
这次粉碎“四人帮”斗争胜利，华国锋居首功位置，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现在看来，至少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他是选对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 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表示支持华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解决的办法，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方法来解决。
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的情况，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讨论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按:这次华、李、吴三人会议，十分重要，做出了两项决定:
一，对“四人帮”采取抓起来隔离审查的“上策”。
二，行动的时间，“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为什么说华的决心更重要呢？
想想看吧，如果华这次稍有迟疑，瞻前顾后，延误了时机，让“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抢先夺权，那后果还堪设想吗？
9月30日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由我主持，华国锋讲话。会后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
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五十多人，组成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按:抓捕“四人帮”计划，在华国锋主持下，此时进入具体阶段。以华国锋为首，中央决策层已形成加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共四人的领导核心。
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内，四人间频繁接触，商议安排多项具体问题。吴德之所以成为核心之一，是由于他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卫戍区第一政委。华国锋对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此时部队的调动问题，提上议程。上引一条纪事，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谈的自然就是中央警卫团(即有名的8341部队)的调动问题，这是听汪东兴指挥的。抓捕行动就是由中央警卫团执行的。
吴德在书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王洪文则经营上海十万民兵，作为禁卫军。但他们调动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这是导致他们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我立即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按:继中央警卫团部队调动问题的落实，华国锋、叶剑英、吴德又落实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司令员的工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被毛泽东称作“吴(谐音无)忠有忠”而闻名的军人。
那一次毛在火车上接见吴德、吴忠，听了二人名字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成为毛泽东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话，也说明对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10月4日下午我两次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第一次是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第二次是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等以及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按:据上所记，10月4日下午至晚间，是抓捕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准备工作，周密细致，一切就绪，只待令下。
来源：
https://bbs.wenxuecity.com/mychina/1069879.html
一进客厅，我像以往一样，坐在华老右边的沙发上。寒暄几句后，我单刀直入地向华老提问。
“华老，您上次讲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详情。”我停下来，望着华老，见他略微点了下头。
“华老，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抓‘四人帮’的。”
我话一出口，感到冒失了点。华老没作声，好像思考什么，足有两分钟没开口。我暗想，坏了，不该提这么敏感的问题。
突然，华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声说道：“9月10号！早上8点。”
我又一次吃惊了，10号早上8点，离毛主席逝世才32个小时。
然后，华老详细地讲述了下决心的过程。
“9日零时，毛主席逝世，我们都忙了一通晚，白天也没有休息。9日晚上8时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的后事安排。我作为会议主持人刚讲完会议研究的主题后，江青就抢着发言。她无理地要求改变会议的议题，要政治局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二是毛主席的所有遗物交由她江青保管，三是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这三条既不合理，也与当前急需要处理的事不一致，大家都知道江青难缠，谁也不作声。江青一看无人讲话，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她奔赴延安，与毛主席结婚，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表面是怀念毛主席，实际是吹嘘自己。大约到了晚上12点，张春桥插了一下话，大意是这次会议是研究毛主席的后事，其他的事以后再讨论。江青看了一下张春桥，没有理会，继续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作声。我也懒得听，闭上双眼静静养神。大约天快亮了，江青也讲累了，不说话了。我睁开眼睛问了一句，江青同志，你说完了吗？江青回答，讲完了。我马上宣布：散会。”
“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说，我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随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开车到北京医院。我们从前门进，马上又从后门出来了，我要司机把车开到这里。”
华老用手画了一个半圆：“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里，当时，先念同志住。”
“我推门进去，先念同志还没有休息。他很吃惊，刚散会怎么又赶过来了。我怕耽误时间，特别怕王洪文派人跟踪我，就对先念同志说，请告诉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越快越好。不到5分钟我就离开了这里，又赶回北京医院。”
“几天后，先念同志告诉我，他已向叶帅转告了我的意见，但叶帅没有表态。我知道，叶帅一生谨慎，定要我当面和他讲。”
讲到这时，华老喝了一口水，停顿下来。我怕时间不够，略微回过神来，继续问：“华老，外面有传言说：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本人和张春桥的警卫进行了反抗，是否真实？”
华老一听，微微笑了起来，“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
华老兴致很好，望着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
说到这里，华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只有我的警卫可以带枪进入会场。”
华老转身对我说，“你看张春桥的警卫员还可反抗吗？他根本进不了会场，一到怀仁堂门口就交枪，哪有什么拔枪反抗，这是瞎编。王洪文一样，我和叶帅坐在那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地铐上手铐带走了。抓江青也一样，张耀祠同志带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卫员交枪，一个个都服从地交了枪。没有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粉碎‘四人帮’会有一些难度。”
真是尸骨未寒。。。
微信多了含沙射影骂的， 怨气挺重的。4年前在中国觉得习的支持者还挺多的, ta权力在手.
但是觉得其他人难以接受，所以安排把华国锋作为缓冲。他是希望华国锋能够保护江青的，而不是和其它势力联合起来对付江青的。林彪集团中的李作鹏把毛的意图说得清清楚楚，说毛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了替江青铺路，还说这件事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难道华国锋看不到吗？所以华国锋是对毛的背叛。。
可能会变天， 不确定是变好还是变坏？
就和后来中央文件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就是揪出了四人帮”一样的搞笑，嘿嘿！
无德无才失人心是一个方面，如果实际控制权力和山头，手握军队也能撑下去。
从历史和现实看，后者也许更重要。当然，前者有助于后者。
用司法逮捕任何人，抑或惩罚任何人，并非纯粹仅凭个人感情上之意气用事、凭情绪之好恶用事！而是纯粹就是完全遵规守法地依足国家宪法治下之相关法理来抓捕人、惩罚人！关键的在于十分准确地吻合执政党所口口声声的所谓“依法治国”、所谓“改革开放”！否则，那一切都无非是一帮类似文盲性质的法盲！自毁政治和司法之起码的公信力！自毁起码的社会政治道德操守的环境！而这类践踏司法、滥用职权而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暴力专政的事情，非但随意、轻易地发生在那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四人帮”身上，也照样可以发生在人民身上、你自己的身上！1989年所发生的那更为惨绝人寰的、由邓右践踏司法、滥用职权之“六四”惨案之发生，不就完全类似这种非法非规的、伪共对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暴力专政的衍生情况的真实写照嘛！
故而，有谁拿得出“四人帮”可曾涉嫌违法犯罪的具体证据吗？哪怕后来庭审上调查出来，被人证、无证所确证的证据来佐证自己那些胡说八道也行嘛！呵呵，然而，悲哀的是：到现在也没人可以拿得出任何官方性质的历史记载！那不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或被视为了：无论当年抓捕、抑或判刑“四人帮”之举，都纯属政治个人之公报私仇、滥用职权、践踏司法而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了嘛！根本经不起司法历史的考验！
那本杂还说李与北京医院护士有染， 护士的父亲是另一医院院长. 李就成了8老之一. 但他魄力不够， 还眼红赵紫阳的经济成果, 是反赵集团的头目.
叶的秘书在书中说怀仁堂政变前李事先未约好突然造访叶家令叶非常紧张。归根到底叶不知李是什么态度。
在独裁的环境下，只要独裁者脸皮够厚，心够黑，手够辣，要制服政敌太容易了。比如金三胖，28岁上位，不也是把政治对手一个个搞死或征服。 今天的监控手段远超出小说1984想象的状况，只要禁止大佬们私下串联，到处都是监听监控，没人能搞出什么阴谋。在位的常委们，都已套上了贪腐的紧箍咒，人人自危，除了唱赞歌，自己的话什么都不敢讲，还谈什么合谋。 这种极权制度在新科技扶植下是人类社会的癌症，无药可治，唉！
华国锋说：“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邓比来比去只能接受。
美国之音当天晚上10点就广播了，离怀仁堂抓捕四人帮仅两个小时。够快的。 害得我一夜没合眼。 比老邓知道的还早一天。，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称之为“历史的伟大转折”；
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连用两个“挽救”，足见党中央对此评价之高。
《决议》在这段评价之前，又特别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华、叶、李三人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决策作用。
主席去世后，1976年9月治丧期间，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吴德自称，下同)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想华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11日华国锋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治丧期间”，应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日。
这时的政治局面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安排的政治势力——即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时任党政军大员)、以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互相较量，激烈拼搏之时。
毛主席晚年虽对“文革派”屡有训诫，称之为“四人帮”，要他们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但在另外的场合，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们。吴德在本书记下了毛的此一希望与指示: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
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
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约束，三派之间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四人帮”发出了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即任党中央主席)的信号。
吴德回忆录写道:“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华国锋于9月11日至13日，连续会见“实力派”的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元老派”的李先念、叶剑英等人，通报并讨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紧迫性，显示了他的智慧与胆识，自有其过人之处。这些“实力派”与“元老派”人物，虽分掌党政军大权，还是需要有一个领袖来下决定，发号令，然后付诸行动，方能取得成功。
这次粉碎“四人帮”斗争胜利，华国锋居首功位置，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现在看来，至少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他是选对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 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表示支持华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解决的办法，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方法来解决。
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的情况，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讨论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按:这次华、李、吴三人会议，十分重要，做出了两项决定:
一，对“四人帮”采取抓起来隔离审查的“上策”。
二，行动的时间，“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为什么说华的决心更重要呢？
想想看吧，如果华这次稍有迟疑，瞻前顾后，延误了时机，让“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抢先夺权，那后果还堪设想吗？
9月30日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由我主持，华国锋讲话。会后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
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五十多人，组成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按:抓捕“四人帮”计划，在华国锋主持下，此时进入具体阶段。以华国锋为首，中央决策层已形成加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共四人的领导核心。
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内，四人间频繁接触，商议安排多项具体问题。吴德之所以成为核心之一，是由于他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卫戍区第一政委。华国锋对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此时部队的调动问题，提上议程。上引一条纪事，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谈的自然就是中央警卫团(即有名的8341部队)的调动问题，这是听汪东兴指挥的。抓捕行动就是由中央警卫团执行的。
吴德在书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王洪文则经营上海十万民兵，作为禁卫军。但他们调动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这是导致他们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我立即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按:继中央警卫团部队调动问题的落实，华国锋、叶剑英、吴德又落实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司令员的工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被毛泽东称作“吴(谐音无)忠有忠”而闻名的军人。
那一次毛在火车上接见吴德、吴忠，听了二人名字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成为毛泽东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话，也说明对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10月4日下午我两次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第一次是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第二次是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等以及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按:据上所记，10月4日下午至晚间，是抓捕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准备工作，周密细致，一切就绪，只待令下。
策划这次行动的核心，这时集中到华国锋、吴德、汪东兴三人身上，他们肩负起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使命。第二天(10月5日)，吴德的书没有纪事，想是在表面平静内部紧张的等待气氛中度过。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姚文元最后一个到，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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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客厅，我像以往一样，坐在华老右边的沙发上。寒暄几句后，我单刀直入地向华老提问。
“华老，您上次讲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详情。”我停下来，望着华老，见他略微点了下头。
“华老，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抓‘四人帮’的。”
我话一出口，感到冒失了点。华老没作声，好像思考什么，足有两分钟没开口。我暗想，坏了，不该提这么敏感的问题。
突然，华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声说道：“9月10号！早上8点。”
我又一次吃惊了，10号早上8点，离毛主席逝世才32个小时。
然后，华老详细地讲述了下决心的过程。
“9日零时，毛主席逝世，我们都忙了一通晚，白天也没有休息。9日晚上8时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的后事安排。我作为会议主持人刚讲完会议研究的主题后，江青就抢着发言。她无理地要求改变会议的议题，要政治局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二是毛主席的所有遗物交由她江青保管，三是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这三条既不合理，也与当前急需要处理的事不一致，大家都知道江青难缠，谁也不作声。江青一看无人讲话，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她奔赴延安，与毛主席结婚，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表面是怀念毛主席，实际是吹嘘自己。大约到了晚上12点，张春桥插了一下话，大意是这次会议是研究毛主席的后事，其他的事以后再讨论。江青看了一下张春桥，没有理会，继续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作声。我也懒得听，闭上双眼静静养神。大约天快亮了，江青也讲累了，不说话了。我睁开眼睛问了一句，江青同志，你说完了吗？江青回答，讲完了。我马上宣布：散会。”
“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说，我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随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开车到北京医院。我们从前门进，马上又从后门出来了，我要司机把车开到这里。”
华老用手画了一个半圆：“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里，当时，先念同志住。”
“我推门进去，先念同志还没有休息。他很吃惊，刚散会怎么又赶过来了。我怕耽误时间，特别怕王洪文派人跟踪我，就对先念同志说，请告诉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越快越好。不到5分钟我就离开了这里，又赶回北京医院。”
“几天后，先念同志告诉我，他已向叶帅转告了我的意见，但叶帅没有表态。我知道，叶帅一生谨慎，定要我当面和他讲。”
讲到这时，华老喝了一口水，停顿下来。我怕时间不够，略微回过神来，继续问：“华老，外面有传言说：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本人和张春桥的警卫进行了反抗，是否真实？”
华老一听，微微笑了起来，“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
华老兴致很好，望着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
说到这里，华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只有我的警卫可以带枪进入会场。”
华老转身对我说，“你看张春桥的警卫员还可反抗吗？他根本进不了会场，一到怀仁堂门口就交枪，哪有什么拔枪反抗，这是瞎编。王洪文一样，我和叶帅坐在那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地铐上手铐带走了。抓江青也一样，张耀祠同志带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卫员交枪，一个个都服从地交了枪。没有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粉碎‘四人帮’会有一些难度。”
真是尸骨未寒。。。
微信多了含沙射影骂的， 怨气挺重的。4年前在中国觉得习的支持者还挺多的, ta权力在手.
但是觉得其他人难以接受，所以安排把华国锋作为缓冲。他是希望华国锋能够保护江青的，而不是和其它势力联合起来对付江青的。林彪集团中的李作鹏把毛的意图说得清清楚楚，说毛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了替江青铺路，还说这件事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难道华国锋看不到吗？所以华国锋是对毛的背叛。。
可能会变天， 不确定是变好还是变坏？
就和后来中央文件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就是揪出了四人帮”一样的搞笑，嘿嘿！
无德无才失人心是一个方面，如果实际控制权力和山头，手握军队也能撑下去。
从历史和现实看，后者也许更重要。当然，前者有助于后者。
用司法逮捕任何人，抑或惩罚任何人，并非纯粹仅凭个人感情上之意气用事、凭情绪之好恶用事！而是纯粹就是完全遵规守法地依足国家宪法治下之相关法理来抓捕人、惩罚人！关键的在于十分准确地吻合执政党所口口声声的所谓“依法治国”、所谓“改革开放”！否则，那一切都无非是一帮类似文盲性质的法盲！自毁政治和司法之起码的公信力！自毁起码的社会政治道德操守的环境！而这类践踏司法、滥用职权而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暴力专政的事情，非但随意、轻易地发生在那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四人帮”身上，也照样可以发生在人民身上、你自己的身上！1989年所发生的那更为惨绝人寰的、由邓右践踏司法、滥用职权之“六四”惨案之发生，不就完全类似这种非法非规的、伪共对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暴力专政的衍生情况的真实写照嘛！
故而，有谁拿得出“四人帮”可曾涉嫌违法犯罪的具体证据吗？哪怕后来庭审上调查出来，被人证、无证所确证的证据来佐证自己那些胡说八道也行嘛！呵呵，然而，悲哀的是：到现在也没人可以拿得出任何官方性质的历史记载！那不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或被视为了：无论当年抓捕、抑或判刑“四人帮”之举，都纯属政治个人之公报私仇、滥用职权、践踏司法而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了嘛！根本经不起司法历史的考验！
那本杂还说李与北京医院护士有染， 护士的父亲是另一医院院长. 李就成了8老之一. 但他魄力不够， 还眼红赵紫阳的经济成果, 是反赵集团的头目.
叶的秘书在书中说怀仁堂政变前李事先未约好突然造访叶家令叶非常紧张。归根到底叶不知李是什么态度。
在独裁的环境下，只要独裁者脸皮够厚，心够黑，手够辣，要制服政敌太容易了。比如金三胖，28岁上位，不也是把政治对手一个个搞死或征服。
今天的监控手段远超出小说1984想象的状况，只要禁止大佬们私下串联，到处都是监听监控，没人能搞出什么阴谋。在位的常委们，都已套上了贪腐的紧箍咒，人人自危，除了唱赞歌，自己的话什么都不敢讲，还谈什么合谋。
这种极权制度在新科技扶植下是人类社会的癌症，无药可治，唉！
华国锋说：“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邓比来比去只能接受。
美国之音当天晚上10点就广播了，离怀仁堂抓捕四人帮仅两个小时。够快的。 害得我一夜没合眼。 比老邓知道的还早一天。，
美国之音当天晚上10点就广播了，离怀仁堂抓捕四人帮仅两个小时。够快的。 害得我一夜没合眼。 比老邓知道的还早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