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我的父亲陈正清陈平

一年多

楼主 (文学城)

陈正青

1917.12-1966.8.27

陈正青，祖籍福建福州，祖父陈自新(陈焕皋)前清进士，父亲陈仲经以文名当世，投身国民革命。陈正青1917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后随家庭迁居北平，就读汇文中学；1936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6年10月离家赴西安，12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赴东北，1946年调东北画报社。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纪录东北解放战争的珍贵照片。

陈正青是我国新闻摄影和体育摄影的奠基人。他拍摄了《开国大典》、《朱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等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同年，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报道，成功拍摄了《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场挂起第一面新国旗——五星红旗》等纪录历史瞬间的新闻照片。

我的父亲陈正青

陈平

2010年3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我走进福州市档案馆，在保管利用处林立峰处长面前摊开我带来的一些照片时，他和旁边来借阅档案的人，都不断发出惊叹：“太珍贵了！太新奇了！”“早就见过《开国大典》这张照片，但没想到是我们福州人拍摄的！”

此时，我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我向大家介绍说，拍摄这张《开国大典》的作者，正是我的父亲陈正青。

1949年北平解放后，父亲陈正青时任《东北画报》社特派摄影记者，常驻北平采访。当年7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结识了不少同行。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设立新闻处摄影科，选调《华北画报》社、《东北画报》社及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的同志联合组成一个班子，担负这次重要会议的宣传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新闻摄影报道任务，其中就有我的父亲陈正青。在《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一书中，原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吴群先生回忆，在报道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在摄影科负责会场摄影任务的有陈正青、侯波、林扬、杨振亚和他本人，大家集中在中南海东八所，办公、住宿，一起工作生活了一个多月，密切合作，力求做好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摄影采访工作。当时五人中，父亲陈正青参加革命最早（1936年），年纪最大（32岁），文化和技术水平最高（大学毕业），使用的器材装备较完善且摄影经验丰富，最后决定由陈正青担任关键的拍摄任务。任务结束后，吴群说：“陈正青肯下功夫，照片拍得相当出色。大会共发新闻照片175幅，而陈正青一人所摄就有56幅，几乎占了整个报道量的三分之一。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等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他拍的最多最全最好。”

我从国庆60年央视《国宝档案》节目中知道，父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次开国大典拍摄任务的。原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了拍下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完整画面，父亲尽量把身子向后仰，以扩大取景的范围。由于他身体重心已经移到栏杆以外，情况非常危险，站在主席台上的朱德见状，赶忙跑过去，牢牢抱住父亲的双腿。在朱总司令的帮助下，父亲顺利完成了拍摄任务。而《开国大典》这幅照片中，却遗憾地没有了朱德总司令的身影。

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陈正青摄影而后，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鉴于天安门城楼空间狭窄，不利于拍摄，解决天安门主席台庆典摄影报道的器材设备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父亲和著名摄影家、光学专家张印泉先生等共同研究，将美国军用航空摄影机改制成大型摄影望远镜头。该镜头一米多长，口径20多公分，后面装一个很大的暗盒，大家称它为“大炮”。每逢国庆节、五一节，在天安门西侧金水桥处搭一个两米高、可站两三个人的高台，“大炮”就安置在高台上，以便从正面拍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检阅的照片。由于“大炮”笨重，操作时必须两人合作，拍摄时一人给胶片后背打气，使胶片平直；另一人按快门。后来，鉴于“大炮”使用不够方便，父亲又革新了设备，在高台上改用两台哈苏相机，一台用2000毫米镜头，拍领导人特写；一台用1000毫米镜头，拍主席台接片。两台相机备有多个后背，分装黑白、彩色胶卷，同时拍彩色、黑白照片，镜头结象力也比“大炮”清晰。1959年开始，父亲把拍摄任务放手交给两个年轻人，自己退居幕后。据新华社的老同事们说，陈正青为新华社的摄影事业的进步发展，做了很多事，贡献非常大，主要有三个方面： 1、培养人才。他主持工作的新华社摄影部研究室，担负每年培训记者的工作。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在摄影报道工作的各个环节上进行培训。安排专家讲课，安排实战演练，很快就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摄影战线近40年的中坚力量。 2、改进摄影设备。建国初期，我国摄影器材的先进设备进口很少。父亲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起设计制作照相和洗印设备，为天安门庆典报道和国际体育报道立了大功。五、六十年代，新华社新闻摄影技术设备建设都是他在主持。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型照相机，还有大型联合洗印设备等。遗憾的是，他的付出由于文革爆发毁于一旦。 3、建立了中国国际体育比赛摄影报道的工作模式和人才队伍。父亲多次出国采访国际体育赛事，并亲自坐镇指挥四次重大的体育运动会新闻报道。如：1959年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前，他从总社和全国各分社抽调20多名摄影记者和编辑，组成报道组，在开幕前进行短期培训和研讨，利用器材库中一切可用的器材，最后胜利完成了这次报道任务。 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中国举行，此时，我国的兵乓球运动也刚在世界崭露头角。我国是东道主，又是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赛事，新华社对这次报道格外重视，安排父亲负责这次摄影报道。当时，我国的传真设备比较落后，赛场离新华社较远，为了提高图片传真时效，父亲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早在几个月前，他就主持研制了一部能随时随地停放在比赛场馆外工作的暗房车，可在车内立即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同时，安排一名记者专门用当时极为少见的“一分钟成像”相机拍出照片，即刻送去传真。因此，这次摄影报道的发稿时效比国外记者都快，奠定了我国大型国际体育摄影报道的基础。

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我国第一次组织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综合性体育比赛。新华社派出十多名摄影记者组成中国记者团，赴印尼采访报道赛事，由父亲负责带队。当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采访，周恩来总理和贺龙、陈毅副总理专门安排时间接见记者团，并合影留念。在接见时，周总理特别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组织记者团出国采访，可能有不少困难，“你们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尽量帮你们解决。”这次，父亲带领摄影记者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画册。

1965年在柬埔寨举行亚运会，父亲第四次带队出国采访。那时国际体育比赛的报道程序已经完备，但是父亲深感现有的采编队伍仍然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体育赛事报道，决心培养专门的体育摄影记者。他找到国家体委的黄中，他们是延安时候在“抗大”的同学，他向黄中要一批体育学院毕业生，想把他们培养成体育摄影记者。黄中答应了他，于是，从广州、上海和北京体育学院，调来了一批年轻人进行培训。这批人日后都成为新华社摄影部的中坚力量。

父亲对年轻人既信任又爱护。三年困难时期，新华社摄影部研究室的年轻人大多是单身。他们住集体宿舍，吃食堂伙食，生活很清苦。而父亲他们那一级别的干部则有一点儿计划内的肉、蛋供应。父亲经常让母亲做一些有营养的东西给他们吃，甚至还把我们几个孩子辛苦喂大的鸡和兔子也都给他们吃了，这些年轻人笑称我父母是“肉蛋干部”。

父亲除了摄影，他还喜爱读书和戏剧、音乐、体育。这些爱好都来源于他深厚的文化底蕴。父亲为人正直，原则性极强，自尊心也很强，故难以忍受无端的人格侮辱。1966年“文革”开始，批斗新华社摄影部主任时，他亲身体会了造反派对老干部进行的种种野蛮体罚和暴力性的侮辱。士可杀不可辱，1966年8月27日夜，宁折不弯的父亲和母亲为维护人的尊严，毅然选择了结束生命。此时的他们年仅49岁，正值年富力强。

是我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

父母双亡这天大的灾难降临之际，我们兄妹四人尚未成年，“反革命子女”的这顶帽子压得我们无比恐惧和茫然。当年我们仅有微薄的生活费，日子极为艰难。两年后，我们分别被下放到山西、吉林和内蒙的农村。七、八年后，我们各自找到了一条生存的道路。虽然失去了父母的庇护，但我们以求生的本能，相互扶持着走过了五十多年的人生之路。

年内，大哥去山西插队，二哥去吉林插队，弟弟(左一)和我赴内蒙古兵团

回想起来，儿时的痛苦仅仅是失去亲人的哀伤和没人关爱照顾的生活孤苦。一路走来，无家可归无根漂泊的无奈和缺失父母关爱的不幸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记得我在内蒙古兵团时，有一年春节，周围的同学纷纷申请回城探亲，我也申请了，但得到的是连长毫无人性的回答：“你无亲可探。没有探亲假！” 在自己为人父母后，我深知父母抛下我们又是怎样地痛苦和无奈。纵有一线生的希望，他们也不会割舍亲生骨肉离我们而去；我到了父母离世时49岁的年龄，似乎理解了父母当年因绝望而毅然选择的道路，他们的离去是我人生中的锥心之痛。父母离世时，我年仅13岁，对父母的一生可以说一无所知。我一直在到处寻找父母留下的踪迹，但由于经历过彻底的抄家和生活上的贫困，以及上山下乡时的窘迫，连简陋的家具也被我们一一变卖，家中已经没有任何父母的遗物。我曾多次向母亲的亲属及同事打听父母的为人和经历，但是我仍然无法用一个成人的眼光去看待和描述我的父母。不仅是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也因没有人愿意去揭开隐藏在心底的这个疮疤。所以我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脾气秉性？我一直都说不清楚。直到80年代中，我在福州的叔公陈作民从《福州晚报》上看到介绍父亲拍摄开国大典的事情后，写信给新华社寻找我们。当时我在新华社摄影部做编辑工作，人事局将信转给了我。以后，我从叔公的来信中，惊愕地了解到，我父亲的祖籍并不是湖南长沙，而是福建的福州。我们的祖籍在福州仓山区，并有座光绪年间建成的祖屋。我爷爷陈仲经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书法家，在台湾考试院工作，一生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享有“八闽之英”的美誉，等等。可悲的是，此前来世多年的我，既不了解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可以想到，爷爷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他有我们这些孙儿。祖孙三代至亲骨肉，生活在一个国家却互不相知！

1973年89岁的爷爷去世后，在台北阳明山墓地他的墓碑上，赫然写着立碑人“为勋”！

为勋，是我父亲的谱名，但他离世在先，早已没有给我爷爷立碑尽孝的机会了。这么多年，爷爷和在台湾的其他亲戚并不知道，他的儿子在1966年49岁时，已和他的儿媳双双同时悲愤离世。爷爷去世时，我父母双亲已蒙难七年多了！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悲哀、更让人伤痛的事情吗？说到这，谁都会问，我的家庭背景怎么会这么莫名其妙呢？其实，文革结束后的30多年间，我也是一直这么追问。这些年，我再三向父母原单位要求看看他们的档案。前年夏天，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档案。父母的身世在我头脑里逐渐清晰。在父亲档案里，他这样写自己：“我6岁入长沙修业小学校（私立），9岁随家至福建，在年余时间内，曾随祖母读古文，由堂兄帮助补习小代数等功课。1926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教会），1932年毕业，同年入上海大同大学，1936年毕业后，因对时局看法不同，与父亲发生争吵，离家至陕西西安大姐家中。“双十二”（西安事变）事变之后，由姐夫王子安（杨虎城部属）介绍参加新成立的“民众运动委员会”，工作仅数月，即由申伯纯同志介绍至叶剑英同志处，经云阳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二期九队学习，1937年3月经涤尘、李达两同志介绍入党，5月转正。9月调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即出发赴山西前线……”

他这样介绍他的父亲：“我的父亲陈仲经，国民党员，现在台湾何处任何职均不详。他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湖南矿务局、广东省财政厅、福建省建设厅、财政部烟酒印花税处、考铨委员会监察院等处任职，最高职位是闽赣区食糖专卖局局长和烟酒印花税处处长。父亲的薪金收入是家庭生活费用主要来源。我自1936年离家后即与家中断绝了一切联系。到目前为止和其他亲戚均无来往和联系。我进中学后即寄宿学校，和家中人接触极少。父亲有较好的中国文学修养，自负很高，常感不得志，性情粗暴而刚愎自用，自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顽固。”

我在中国人大美术学院徐唯新院长绘制的大型油画上书写父亲简介。徐小棣摄影

看了父亲的档案，另一种悲哀袭上心头：

在父母的自传里，到处是他们对自己家庭和自己思想不切实际的严厉批判。所使用的都是令人感到屈辱、无限上纲的词汇。读来让我倍感压抑，我不能相信我看到的那些文字出自我父母之手。然而那一页页漂亮的钢笔字，确实是他们的笔迹。我知道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贞与奉献，理解他们若不这样说，就无法通过接二连三的一个个政治运动。

其实，他们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都是他们的父辈提供的经济保障。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父辈都是中国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的都是合法的工作，得到的都是合法的收入。可在我父母的笔下，他们的父辈却成了非常可恨的“阶级敌人”，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彻底和他们划清界限甚至断绝关系。30年音讯决绝，互不往来，还不算断绝关系吗？我们都知道，我父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保住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

从父亲的自传里可以看出，自他1936年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从未与我爷爷有过任何联系。但他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奋斗几十年，却未能因此而摆脱“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对他的所谓政治影响，他仍然不被他人完全信任，时时刻刻都有人以此大作文章。父亲为此一生抬不起头，不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说句实话。直至文革，贴在我家大门上的大字报仍然写的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训政老爷陈正青！”“国民党训政老爷”，应该是在影射我爷爷。

我爷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从一套记载有我们家事的《迟庄回忆录》中了解到，我的爷爷陈仲经晚号琴楼，福州人，光绪十一年（1885）出生。现藏南京中山陵藏经楼中三民主义全文碑刻，当年分别由14位海内著名书法名家书写，其中就有我爷爷陈仲经。

爷爷童年随父宦在湖南读书，后受业于经学大师善化皮鹿门锡瑞先生。潜心文学，造诣甚优。辛亥武昌首义，爷爷回湘从事教育，兼任实业司职务。1921年投身国民革命阵营，先后受知林子超、宋子文二公。1950年赴台湾，从此对故土骨肉，只能隔海遥想。1952年6月，爷爷陈仲经从考选部代理常务次长职务上卸任，受聘考选部顾问，退休闲居。每日吟诗写作，藉以调养身心，寄托精神。所著《琴楼吟草》一集，于1973年夏在台出版。故园情怀，催人泪下。1973年元月17日逝世，安葬于台北阳明山公墓。如果说“数典忘祖”是一种背叛，那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又是怎样的罪过呢？一个家庭由于某种原因和需要，而失去了应有的亲情和联系，失去对优秀文明文化的传承，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温家宝总理曾经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说“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确实感动了很多中国人。一个国家也会因对这种传承的割裂和丧失，而失去宝贵的气节和文明。这是我们家庭的悲哀，更是国家的悲哀。痛定思痛，我们国家有幸结束了疯狂的文革。我的父母如果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该多好！走在福州古老的三坊七巷，我想起我的母亲何慧（刘崇佑的外孙女）的大家庭——“电光刘”家；走进仓山区塔亭路历尽沧桑的小巷子里，我看到父亲一百多年前的祖居，感受到爷爷琴楼老先生的气息。这一切让我感到亲切无比，也无比惆怅。福州，让我有了和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也更加思念我的父母和从未曾见面的祖辈先人。我相信，海峡对岸的亲戚朋友们来到福州，一定会有与我同样的感受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