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959年7月23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把原本“纠左”的会议，开成了“反右”的会议，就是从毛的这个讲话开始的。
有人说那时毛退居二线了，这个强调哪有一丝二线的意思？
南宁会议批周批陈，没人能讲真话了。还在表扬两位站稳了。这两位站稳了，没人能纠正他的错误了。
毛的特点是，只有他有权把方向盘往右打，如果比他提前打了或者打得更多，轻了是和右派只差五十步，重了就是反党集团了。
之词呀？凭什么采信你一直无根无据、无中生有而信口开河的“地沟油”政治呀？呵呵呵。若让别人采信你，不妨援引几个站得住可作证你那些说道的链接过来嘛！司法破案、法庭审判，也总得有个法理上的事实依据来佐证吧！呵呵，否则，践踏司法、草菅人命着断案呀？再给你附上如下你最关心的有关你所谓“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证据详情：大跃进真相曝光：毛刘言论实录揭露了谁导致“饿死人”
二、关于大跃进农业的浮夸风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三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一点儿也不神秘。”（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8日刊登的一线领导在天津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视察的照片 而毛主席当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线领导在天津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视察的照片时，当即摇头分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11月22日，毛主席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应，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但是，一线领导听不进去。（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113页）
三、关于大跃进的共产风 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指的是农村全村社员都吃集体食堂，“一平二调”，合并大社（一个公社合并成一个大社，甚至一个县合并成一个大社），搞平均主义，把富队和穷队的待遇拉平，甚至在一个村中，实行男队员和女队员分开睡觉（不让一家人在一起睡），以便于集体出工。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7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河北徐水这个亲自抓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县视察，作了许多指示，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结果，到9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风”，一个县成立一个公社，把富队和穷队待遇拉平，搞绝对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具体对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做了哪些指示报道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是：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富队和贫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主席在听取了吴冷西和田家英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对“共产风”发表评论说。（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5—103页）: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 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 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 （注：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少奇同志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 毛主席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四、大跃进出现问题后伟人承担责任的态度更是形成鲜明反差 尽管在大跃进进行中，毛主席对一线领导所鼓吹的错误作法多次进行过批评纠正，而一线领导急于创造业绩，根本听不进去。 尽管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一线领导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国家一把手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一线领导仍然听不进去。最终导致大跃进出了问题。 但是在问题发生后，在对待问题承担领导责任的态度上，毛主席却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作自我批评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他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而作为大跃进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责任人，当时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国家一把手（实指刘邓），在七千人大会上并没有做深刻的检讨，只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只讲了八个字，却让后来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年轻人误以为“七分人祸”意思是全是毛主席的错。 当然，今天我们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并不是要责怪哪位伟人的责任。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进行不断的艰难探索，才能不断地走向新的辉煌。 所以，不管是前30年还是后40年，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艰难探索、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不管是伟人还是一般的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所不理解的只是，本来是自己主持工作的错，却要装聋作哑，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再次体会到了，就对历史、对问题的实事求是来说，毛主席是更加自觉的，也是更加自律的。而毛主席对党和国家在艰难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的高风亮节，和那些推诿责任的伟人比，更是显示出了人格品德的光辉伟大！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洗清恶意涂抹在领袖身上的污泥浊水，还我领袖本来的光辉伟大形象，才能凝聚人心，鼓舞民心，中国才能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旗帜鼓舞下，统一思想，克难攻艰，豪情满怀地继续前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更大的希望！
尽在这里成天高呼些空洞无物而瞎嚷嚷的口号，有啥用呢？其我还能搬出白纸黑字的东西佐证着我自己想说的话。你不妨找找看，是否有当年刘少奇或邓小平等针对性纠错的文字来看看他们怎么说法嘛！否则，不就你继续说着假话瞎话而反倒“尴尬”了嘛
的“报复”了呀？那么，你你现在反击我的话，是否也在“报复”我呀？笑话！这叫做你们所倡导的民主言论自由，而不是变相独裁霸道呀？再则，试问：党规国法，有哪以条款，不让撤职不那类不胜任官员的规定了吗？没有吧！有啥条款规范：凡属战功彪炳者，无论干什么错事，都不能批评、不能撤换啦？否则，就是必然被诬陷为所谓“报复”啦？你见过世界上有这样的政治词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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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1959年7月23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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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本“纠左”的会议，开成了“反右”的会议，就是从毛的这个讲话开始的。
有人说那时毛退居二线了，这个强调哪有一丝二线的意思？
南宁会议批周批陈，没人能讲真话了。还在表扬两位站稳了。这两位站稳了，没人能纠正他的错误了。
毛的特点是，只有他有权把方向盘往右打，如果比他提前打了或者打得更多，轻了是和右派只差五十步，重了就是反党集团了。
之词呀？凭什么采信你一直无根无据、无中生有而信口开河的“地沟油”政治呀？呵呵呵。若让别人采信你，不妨援引几个站得住可作证你那些说道的链接过来嘛！司法破案、法庭审判，也总得有个法理上的事实依据来佐证吧！呵呵，否则，践踏司法、草菅人命着断案呀？再给你附上如下你最关心的有关你所谓“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证据详情：大跃进真相曝光：毛刘言论实录揭露了谁导致“饿死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客观的对比，和王震将军所说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比我们多看50年要警惕中国改变颜色的惊叹，忧患人民忧患党，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越来越受到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爱戴和怀。 在某人纵容下，公知们反毛声浪甚嚣尘上的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外敌对势力，给毛主席身上泼了好多的脏水。随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胜利召开；随着人民群众对毛主席越来越深的怀念；随着美国对中美战略遏制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为毛主席讲公道话的大气候、小气候，都正在形成。人民再次欢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笔者根据《人民日报》和相关书籍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真实，所写的《一张照片洗清了泼给他的脏水》上网后，引起网友的共鸣，而得到了迅速传播。 今天，我们再看看，毛、刘在大跃进前后的言论实录对照，以还我领袖毛主席的历史清白。 一、关于大跃进工业的高指标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
而毛主席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目标是：我们争取在15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后的15年（1972年）时确实做到了与英国并驾齐驱，17年后（1975年）超过了英国，到1978年达到3178万吨，更是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年最高产钢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主席提出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后，实际在37年后（1995年）即超过美国，从此中国的钢铁产量至今23年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今天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的不是美国，而是世界，中国钢铁产量在世界钢铁业的占比超过50%。美国在其工业最繁荣时期，钢铁产量也只占世界40%多。
二、关于大跃进农业的浮夸风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三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一点儿也不神秘。”（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8日刊登的一线领导在天津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视察的照片
而毛主席当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线领导在天津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视察的照片时，当即摇头分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11月22日，毛主席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应，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但是，一线领导听不进去。（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113页）
三、关于大跃进的共产风
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指的是农村全村社员都吃集体食堂，“一平二调”，合并大社（一个公社合并成一个大社，甚至一个县合并成一个大社），搞平均主义，把富队和穷队的待遇拉平，甚至在一个村中，实行男队员和女队员分开睡觉（不让一家人在一起睡），以便于集体出工。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7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河北徐水这个亲自抓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县视察，作了许多指示，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结果，到9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风”，一个县成立一个公社，把富队和穷队待遇拉平，搞绝对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具体对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做了哪些指示报道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是：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富队和贫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主席在听取了吴冷西和田家英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对“共产风”发表评论说。（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5—103页）: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
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
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
（注：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少奇同志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
毛主席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四、大跃进出现问题后伟人承担责任的态度更是形成鲜明反差
尽管在大跃进进行中，毛主席对一线领导所鼓吹的错误作法多次进行过批评纠正，而一线领导急于创造业绩，根本听不进去。
尽管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一线领导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国家一把手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一线领导仍然听不进去。最终导致大跃进出了问题。
但是在问题发生后，在对待问题承担领导责任的态度上，毛主席却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作自我批评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他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而作为大跃进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责任人，当时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国家一把手（实指刘邓），在七千人大会上并没有做深刻的检讨，只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只讲了八个字，却让后来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年轻人误以为“七分人祸”意思是全是毛主席的错。
当然，今天我们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并不是要责怪哪位伟人的责任。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进行不断的艰难探索，才能不断地走向新的辉煌。
所以，不管是前30年还是后40年，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艰难探索、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不管是伟人还是一般的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所不理解的只是，本来是自己主持工作的错，却要装聋作哑，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再次体会到了，就对历史、对问题的实事求是来说，毛主席是更加自觉的，也是更加自律的。而毛主席对党和国家在艰难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的高风亮节，和那些推诿责任的伟人比，更是显示出了人格品德的光辉伟大！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洗清恶意涂抹在领袖身上的污泥浊水，还我领袖本来的光辉伟大形象，才能凝聚人心，鼓舞民心，中国才能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旗帜鼓舞下，统一思想，克难攻艰，豪情满怀地继续前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更大的希望！
尽在这里成天高呼些空洞无物而瞎嚷嚷的口号，有啥用呢？其我还能搬出白纸黑字的东西佐证着我自己想说的话。你不妨找找看，是否有当年刘少奇或邓小平等针对性纠错的文字来看看他们怎么说法嘛！否则，不就你继续说着假话瞎话而反倒“尴尬”了嘛
的“报复”了呀？那么，你你现在反击我的话，是否也在“报复”我呀？笑话！这叫做你们所倡导的民主言论自由，而不是变相独裁霸道呀？再则，试问：党规国法，有哪以条款，不让撤职不那类不胜任官员的规定了吗？没有吧！有啥条款规范：凡属战功彪炳者，无论干什么错事，都不能批评、不能撤换啦？否则，就是必然被诬陷为所谓“报复”啦？你见过世界上有这样的政治词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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