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任何国家和社会，其每一历史时期，无不有其具体历史阶段性之具体国情、而产生的具体人和事，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历史上，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具备了凭其“功高”可“震主”政治资本之后，只要其政治野心膨胀而动机不纯的话，其所有僭越常规法理而乱政乱纲的言行举止，往往就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而极易误导视听。 前两天，偶然在微信网上，阅读到了一篇作者名为梁衡，而标题为《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的缅怀彭元帅的文章。尤其针对性地倍加赞赏了彭老总当年庐山会议上，那所谓“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犯颜直谏”勇气...... 当然，也就意在处处为其鸣冤而不平。 该文链接为：https://mp.weixin.qq.com/s/mAHU0ey2HR7ovfVqBXU4lA 说到这里，在继续尽量客观中立而实事求是地将话题展开而往下说之前，俺得必须这么声明一番：本草民的内心上，完全敬仰、爱戴并崇拜彭德怀历史上之所有永垂青史的彪炳战功，以及一生中大多时候的为人政治品德和操守。故而，自己文中的说话，纯属根据一些值得采信的相关党史记载，在网络上所公开披露的信息，而针对性彭德怀庐山会议上所发生历史性问题，尽量做客观中立、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说话。不存在任何欲对彭总本人一生功勋卓著的客观历史，有任何不敬之意。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认真地阅读了该篇文章后，总觉得，作者的通篇东西，疑似在故意以罗列和渲染彭德怀在军事史上的种种彪炳史册的战功的同时，并偷换概念、似是而非地断章取义或以点代面历史，来模糊私人情感和客观政治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进而达至以私人感情用事的手法，替代对国家政治、政党政治历史上具体的人和事，就必须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实事求是而客观中立之根本原则！然后，借此指桑骂槐地连带着接下去，“夹带私货”地继续盲目否文革、反文革！而否、反那经实践检验已经验证为英明正确而及时的文革，就必然政治动机走向否毛反毛！ 首先，我完全无意否认该文章之从一开头，便详细地罗列着彭德怀元帅那种种实实在在而举世公认、彪炳史册的诸多战功。然而，其遣词造句之所谓“蔡元培评价民国功臣黄兴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先生’。此句用于彭，‘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的定义的话，疑似就严重地有欠于客观历史之实事求是，而反倒有损于彭元帅之本该具备的正义声誉和形象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共党史上，历次的路线斗争中，即使彭德怀每每仍留任其岗位或更高位时，只要毛泽东在在军中的主导位子被政治打倒、被排挤、被弃用，就是共军几乎屡战屡败，甚至惨遭重创而损失惨重、乃至彻底被击垮而大逃亡之时......而每每恢复毛主席回到军中的主导地位时，整个局面就由被动划为主动、有失败转为胜利，转危为安。这全都是历史公认的事实。 因此，这一切，又跟作者文章所悖论客观事实求是的原则，而过份夸大其词的所谓“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的说道，有啥必然关联呢？因为，共军中，毕竟还有类似朱德、林彪、粟裕等众多“战神级”般的将帅在着。 故而，客观中立地实事求是而言，这话改版之所谓“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的说道，与其说用在彭身上，还不如说，似乎用在毛主席的身上更为贴切吧！而共军发展史之由弱到强之演绎事实，毕竟就是：非毛化则战必输，毛武化则攻必取。 否则，整个历史真相，不就典型的历史之本末倒置，而势必导致有人可如此这般地篡改历史、忽悠视听了。而作者的这种本末倒置、断章取义着篡改历史的手法，与其行文中一直强调着重复那遣词造句而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言，不就完全背道而驰了嘛！连作者自己本身，都在偷换概念地说着似是而非的伪命题，那还算得上是所谓“实事求是”吗？这就极具讽刺意味了！ 然而，问题的本质就是：否毛反毛，就必然导致否毛思想，再进而否共而倒社。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演绎之必然因果公式。为何这么个结论法呀？其逻辑就在于：因为，毛泽东及其毛思想，本来就是举世公认的中共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军队的整个军事战略之军魂。 否则，试问：非毛化了三十多年以来的当今执政党，其所作所为之本质，还可能是货真价实的马列主义宗旨的中共吗？而不是典型的邓右党性质“特色”伪共集团了吗？那不正是邓右所搞宗派主义之拉帮结派而建立裙带关系党、及其悖论法规之乱政乱纲地搞“垂帘听政”式所指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哥、所欲改旗易帜的所谓“社会党”嘛！这不正是政治之实质性颜色革命而颠覆或替代身正的中共，然后，再进而窃取毛时代的中共所打造和遗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资产，又是什么呢？ 写到这里，俺就忍不住不妨题外话式，顺带试问一番该文作者的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了：梁大人，是否也不妨公平公正地专门针对性撰文写过另一篇，这类涉及当今党国政府高层问题的政论文了呀？否则，你不也在那里，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地尽是高喊些空洞无物的虚伪口号。而实为纵容了邪恶，而更为根本不敢如你自己所口口声声之所谓“犯颜直谏，就是实事求是，纠正上面的错误，准备承担‘犯上’的最坏后果”了嘛！ 然而，在涉及到如何断章取义历史着扬彭而否毛反毛、“莫须有”罪名地诬陷毛的问题上，却就那么勇敢地所谓“犯颜直谏”了。那不就完全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而透视出作者那典型的政治双重标准，其根本的政治动机就疑似欲彻底否毛、再进而为彻底倒共颠社，而作理论上之误导视听的铺垫了嘛！ 然而，问题是：无论任何政党政治或国家政治，无不涉及政党、国家和民族等公共切身利益的祸福与否、生死存亡之演变的根本问题！而容不得任何欲挟己功高欲震主之威，来改变党国最高政治宗旨及其政治路线！故而并非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 这就完全类似干企业经营一样：友情还友情，生意还生意；在商言商，在政说政。必须实事求是而客观中立地看待之，而就事论事之！否则，啥都凭感情用事来替代政治的话，那么，就势必无异于睁眼瞎般，熟视无睹地罔顾客观事实上、逻辑上事物之孰主孰次、孰先孰后的前因后果过程了。就必然导致断章取义、而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之政治误导视听！而严重地、扭曲地“莫须有”罪名式诬陷了当时应对正确的毛泽东！ 而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切的一切，其历史的真相果真类似作者所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而似是而非地刻意部分掩盖或断章取义的扬彭而贬毛性质之所谓“彭德怀是党内高级干部中第一个犯颜直谏，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他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的说法，以及彭元帅庐山“犯颜直谏”之举，其当时的政治动机，果真的那么纯粹了吗？同时，而当时的毛主席，又果真如彭德怀之所谓：“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的特别情绪化说道吗？ 若非弄虚作假、而完全根据党史记载所披露该段历史之演绎中，其先后秩序以及前因后果的话，则未必是作者所如此这般的歪曲性误导视听! 为何这么说呀？党史所披露的历史真相，却是： 第一，彭大将军，是59年年底就已经深入基层调查完了他所知道的情况。然而，与此同时，毛主席，实际上也已经从其它渠道了解到了类似的情况。而彭却并未及时地汇报给毛主席。而是，人为地拖延了超过半年之后，才庐山会议上，而且还是姗姗来迟地拖到整个会议已经有了相关的、共识性的结论，而整个大会也已进入尾声。 而在此庐山会议之前，他仍然分别有两次中央重要的工作会议的机会，完全可以将其所调查到的问题，向大家或毛反映。然而，不知为何，他并未如此做。却毫无正常道理逻辑地拖到这次，庐山会议都进入尾声而人们正纷纷开始下山之后，他才上来提这事。这种人为刻意地“打时间差”言行举止，若搁在非政治家、非军事家的其他普通人而言，也许还能勉强地忽悠过去。然而，搁在身为大军事家、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身上、再进而结合当时整个会议具体政治氛围、以及国内外政治局势而言，那就显然在逻辑上说不过去，而疑点重重了......那是能瞒得住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主席，以及其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与会政治家们之诸如：刘少奇、周恩来、贺龙等老军头的吗？ 当时，邓小平和林彪都分别因故未实时在场。而林，则是后来应召才上山者。 故而，作为当时主持整个会议的中共老大的毛主席，能罔顾大家的政治情绪，而熟视无睹、而不做任何必须之政治选边站的表态吗？而是和稀泥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是二者必居其一！更非那类情绪化口号性的所谓“刚正不阿”或“犯颜直谏”的简单句、可轻易敷衍得了的。而是你所谓的“刚正不阿”或“犯颜直谏”是否客观事实求的“新闻”。而非人家早已了解到了的重复性“旧闻”！ 第二，做为政治性质的人和事而言，凡属悖论逻辑性反常之行为，就必有其动机非纯之嫌疑。 故而，从政治手腕之“战略战术”而言，显然，彭帅并非满意整个行将结束的会议中，那些基本定调了的政治结论和决策。以及那仍继续信任、并维续原先那刘邓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格局。这就是他当时政治上极度不愿苟同，而有所情绪化之反应。所以，彭疑似欲颠覆之。 因为，当时整个庐山会议所总结而意在纠正的错误和失误，恰恰正是，刘邓周之前所主持的中央一线工作中，违背客观发展之科学逻辑规矩、违背中央之前“大跃进”总路线之原定的政策举措，而擅自另行倒行逆施之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之类的胡作非为。而并非意在打着“反冒进”的幌子下，连本来道路和方向完全正确、且其具体实践之举措也吻合客观发展科学逻辑规矩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也给所谓“反冒进”给“反”掉了！ 所谓的“冒进”，其定义之准确所指，应该是刘邓之前所搞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共产风”、“浮夸风”！具体例子诸如：农村搞不切实际的“大食堂”即“大锅饭、“集体宿舍”之分别男女宿舍之类；以及官僚主义之自上而下的“吃快餐”式，层层压指标、下军令状。然后，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之下，谎报军情式弄虚作假地瞎报“亩产万斤”之类泡沫式经济。这才是当时所谓“冒进”的主要矛盾、问题之关键！而所谓“反冒进”之必须该“反”的对象，恰恰正是刘邓们之前所形左实右之胡作非为，而因果效应地导致了国家经济之重大损失、甚至出现个别地方饿死人的、悖论发展客观规矩而盲目莽撞的“共产风”、“浮夸风”之类性质的“冒进”！而非本末倒置地将那纯属策略性、精神鼓励性质的“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法之遣词造句，来混淆概念是非地当作“冒进”来“反”之。以免突然反倒冷却了，那已经激励起来了的群众干劲热情和积极性。正所谓古人云：“气可鼓而不可泄”也。其实，这也正吻合毛泽东思想之前说过的那样：“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这种理念境界。这完全具备了逻辑上积极意义之正确性 而非今天那些这四十多年来，那些拥邓扬邓、而否毛反毛的政治右派们之，欲借颠倒黑白地混淆历史之本末式，而另行将扬彭之庐山会议所谓“犯颜直谏”作夸大其词的误导视听、而意在将当年自己所犯的那些“共产风”、“浮夸风”之因果罪责，作死无对证、缺席审判式诿过卸责于那当年已处于推举二线、却一直在侧面帮助跟踪纠错的正义领袖毛主席！这就是当今那些拥邓、而借杨彭以贬毛的政治反毛党徒们，总欲以点代面说历史，而偷换概念着做似是而非之歪理谬论的误导视听，而可谓政治动机或用意，险恶之所在了！ 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明显不满庐山会议之定论以及所形成的决策的彭德怀，只能寻求在会议的尾声，企图以该封致毛的“万言书”，行尝试行政治上最后孤注一掷之举……看能否扭转局面，以达至必须严厉问责刘邓周（邓未到会）等时任一线中央领导层，在大跃进中的那些莽撞“冒进”性的“共产风”、“浮夸风”等胡作非为之举，所谓导致的严重失责失误的恶果问题。显然，彭当时的根本政治意图，就是颠覆以刘少奇为首的时任一线中央领导机构...... 而彭以看似“私函”的形式向毛递信，这当然就明显地意欲私下逼毛为其站台而表态……这也正是为何，彭所写的那通篇内容，纯属“公函”性质的“万言书”，之所以他本人没有公开在会上宣读，而却以私函的称谓方式来写给毛主席之所在了……这不就“战术”策略上，意欲首先“私通”毛之意、而显然其政治动机始终未被视为“纯粹”之所在、而实在强毛所难了嘛！ 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而言，他就不能悖论法理政纲而以“私函”的性质处理之了。而必须根据该信件之内容纯属“公函”性质，而依法依规、公事公办地在政治上，完全透明性地交由与会者，来做公开而民主言论自由性的讨论之了。以便形成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后，他才好根据当时党内的政治“民意”，而在党规之“少数服从多数”的规范下之定夺乐……而这，也许恰恰正是毛主席政治上英明而高人一筹之所在、而彭所根本预料不到之所在！ 因此，彭这一举动，就必然惹来彭德怀本人以及少数的那几个附和者所形成的政治阵线，与那同时与会者的刘、周、贺等中央的绝大多数高层所形成的阵线，产生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争论！这也正是为何在庐山会上，彭致毛之信，被实行政治透明度而公开之后，他们几个人，就立即成了众矢之的，而倍受孤立……尤其是刘、周、贺等，所组成的完全“民主言论自由”性质的抨击火力，那更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客观中立地透视该才庐山会议之争，其本质上，是当时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少数人，与刘少奇和周恩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高层之间，那“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罢了。而毛，无非就是政治上为维护当时整个中共中央高层的绝对团结和稳定，而“选边站”性质地保刘周，而批彭罢了。因为，当时的毛，还根本无意改变才刚刚正式上任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地位。而这也正是为何，庐山会议之后来刘少奇所主持重要会议上，刘仍一再重申这么个意思：谁的案都可以翻。却唯独彭的定案不可平反翻案...... 并，声称，彭之罪过，实乃里通外国、投靠苏修等之类的话......因此，还惹来过彭总知道后，之强烈抗议呢。 因此，不妨试问：今天那些一直在网络论坛上断章取义、或倒装剪贴着历史、或以点代面而偷换概念着“盛赞”彭德怀元帅，当年如何如何的所谓“犯颜直谏，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他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所谓“刚正不阿、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等之类的政论写手们，怎么不也公平公正地大书特书一番，彭德怀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也确实政治误判，而多少有过那么点私心杂念，而因此一时情绪化冲动，而违规乱纲之举地恶化整个政治氛围之错误的另一面呀？那么，这不就典型的疑似政治动机不纯性质之故意在歪曲事实、误导视听地诬陷毛主席了嘛……以便可凭此做实着，可继续维系那伪共官媒几十年来之人格贬毛而非毛化嘛...... 同时，也再不妨试问：当年之那时那刻的毛泽东主席，难道他还能忤逆党内之绝大多数的“民意”，而为那当时在大会上明显处于极少数人之意志的彭大元帅吗？即便换做是今天那些，仍在一直断章取义历史、或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来偷换概念着作似是而非之扬彭而贬毛、并连带否文革的反毛公知写手们，假设由你们来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首脑的话，你们也有胆量忤逆整个大会之绝大多数“民意”之支持刘周。而逆向选择为彭德怀站台吗？这显然是不可信的！ 而且，也不妨试问：难道“功高震主”的军事家，其所有“犯颜直谏”之举，就必然完全正确而无可挑剔了吗？就必须纵容以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中央主席、甚至整个党中央之上而听之顺之吗？就必然即便明显莽撞犯错，就不能政治“打倒”或撤职了吗？否则，就是必须强词夺理地被冠之于所谓“迫害”、所谓“冤枉”、所谓“错案”了吗？且还不允许任何实事求是地揭穿历史之真相的据理“争论”了吗？这不就更是悖论作者自己那所谓“实事求是”、“犯颜直谏”的根本说道了嘛！ 而即便后来选择了林彪替代了彭德怀，就有啥违法违规之大逆不道了吗？而当时同样被誉为“战神”而照样是战功彪炳史册的林彪元帅，就肯定是坏人了吗？这不就太唯心主义性质而好毫无事实根据之瞎蒙瞎猜类、等同于预置性诬陷林彪了嘛！ 这就是作者该篇题为《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的文章之历史逻辑漏洞之所在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是不可能以个人感情好恶之感情用事于涉及党国之存亡、民生之福祉的政党政治的！ 由此可见，梁衡之文中，其悖论实事求是而夸张之所谓彭德怀“犯颜直谏，就是实事求是，纠正上面的错误”的说道，纯属伪命题！而又以援引彭总之所谓“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情绪化指责，以便指桑骂槐地影射性意指毛主席，也纯属无中生有伪命题之诬陷！ 而彭当时之倒台，实事求是地说，就孤立性其因果关系而言，却未必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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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还特喜欢瞎蒙瞎猜着、无中生有地胡说八道好吗？否则，就请你具体举例出，文章中有那一段的遣词造句是如你所梦游般的胡说八道的了呀？呵呵呵
令后人对历史的论证，自发性觉得有说服力而可信！而非类似邓右们那样，一直在为了自己那点自私自利的邪恶政治图谋，而颠倒黑白历史、掩盖篡改历史、或断章取义历史着选择性定论或好或坏！就好像邓小平们一直在滥用职权、践踏司法着颠倒历史之主次，而本末倒置地伪造或杜撰历史，以便呈达至一时贪功诿过卸责之快。然而，有用吗？历史的真相，毕竟永远都摆在那里，而根本无法弄虚作假、涂脂抹粉着更改。经过历史的人们，多着呢，眼睛都是雪亮的。心里明白得很！否则，今天就根本不会有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基层百姓，自发性主动地上街为毛泽东说公道话了！邓右伪共那些涉嫌违法犯罪性质而乱政乱纲的历史，之诸如：六四开枪事件等，你以为还真的能永远掩盖着篡改历史下去吗？整个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之自欺欺人！就凭胡耀邦走之前对杨尚昆亲口的揭发揭秘，就已经够呛了！那是官方所掩盖之所谓没有杨尚昆日记，它就不存在啦？就被彻底销毁啦？呵呵呵
本不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直接指挥者，这么个历史都不知道。还在成天瞎蒙瞎猜着以讹传讹着胡说八道！呵呵呵
的“地摊文学”了！知道吗？最可怕而无法采信的恰恰正是那些地摊历史册子，然后，再由你这类人来拿着地摊幻想小说式的伪历史，来作以讹传讹的误导视听。呵呵呵
http://m.aisixiang.com/data/48079.html
的对话链接。起码，我又可以从另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方的问题。而且，张道一的谈话，还从反面透露了不少可证实我的某些看法的信息。我愿意另行研读之后，再另行针对性回应之。
不过，必须言归正传的是：请看清楚你我之间的对话，而我是怎么针对性向你提问。而你又是怎么答非所问我所要的链接的。请看如下：
你对我的原始跟帖是这样的，称：“后来彭真也说过，毛犯了错误也必须做检讨，毛就下决心打倒彭真了”。
而我的反应性回帖是这样的，称：“呵呵，你这段涉及彭真的说法，有具体党史披露可佐证吗？转接个链接来看看。呵呵 否则，不就典型的信口开河之胡说八道嘛”。
对吗？由此可鉴，我所向你针对性信息索取的是，涉及你最关键那句：“......毛就下决心打倒彭真了”。故，你有什么党史证据，可以佐证，毛当年之所以“打倒彭真”，其因果关系，完全是由于你、或张道一秘书所以点代面、并偷换概念所瞎蒙瞎猜的所谓“后来彭真也说过，毛犯了错误也必须做检讨”的理由根绝呢？你能找出来给我佐证一番吗？否则，你不就仍然没有解决我的判断问题嘛！对吗？因为，你对该问题因果关系之定义，与我所网上查阅到的因果关系之结论，根本不一样！另外，从整个张道一的谈话内容、及其口吻而言，他的信息纯属情绪化之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的“孤证”。而并非党史所披露的涉及彭真之所以倒台的根本因果关系所在！而我之所以定义张道一的话，纯属“情绪化之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那是因为，张道一在文革中曾被政治打倒。所以，他就必然有情绪上之怨恨而不可能客观中立地就事论事说话。而且，张道一谈话的许多话，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了彭真当年的问题（详细展开该话题，我可以另行抽空回头，做针对性客观中立的就事论事）。我这种说法，客观逻辑上，没毛病吧？
因此，为了暂时不要扯得太远。请你尽快讲涉及你所谓：毛之所以“打倒彭真”，仅仅是因为彭真说过毛有缺点也可以批评。以及也请同时佐证一番，毛从未因为自己有缺点或错误，也而“不认错”、而“不检讨”的具体证据。因为， 我所看到的权威报道，不是这样的。1）毛在“七千人大会的检讨”本身，就是一个“检讨”。2）毛在913事件之后，对贺龙问题之冤案，曾被林彪弄虚作假的信息所欺骗，而悔恨时，也坦诚过，他“有责任”等。这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检讨”了！你或张道一或彭真怎么说毛从“不认错”或“不检讨”呢？你这不就整个在情绪化式睁着眼睛说瞎话之误导视听而“莫须有”毛泽东了嘛！那么，你的说话，还有起码的客观性公信力吗？我只恳请：你我之间讨论问题，都不要弄虚作假、无中生有地造谣或传谣。就针对性问题，而正反都说！而且，必须以能在网上查阅得到的官方证据可佐证之！好吗？否则，你就不要来对我愚民政治似的，胡说八道。好像我来论坛跟帖之前，都没有具体、针对性查阅过核实过什么似的！好吗？
历史勾陈——彭德怀在1959为何受到群众批判？
关于中共党史问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等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它“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据此，实际上就是宣布：一、1959年的“批彭”斗争是错误的，是没有必要的；二、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产物，也正是这场斗争，“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此论一出，彭德怀立即成了一位“为民请命”的“英雄”；毛泽东主席则成了“暴君”，历史被蒙上了一层重重迷雾。在历经了30多年的云遮雾障，人民领袖受尽了莫名的污垢以后，随着人民群众的不断觉醒与庐山会议“批彭”真相不断披露，如今已到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事实上，彭德怀确实有错。“批彭”是党内的路线斗争的一种必然，是必要的；“批彭”根本不是毛泽东主席的“个人专断”，恰恰是当时集体领导的决策；促使“批彭”局面最终形成，这与当时的某些国际因素是分不开的。
“批彭”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内，历来存在着路线斗争。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内正确与错误两种思想、两种政治主张、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诚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先后发生过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罗章龙、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的、“左”倾的，或分裂党的六次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六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才赢得了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不要高举“三面红旗”——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有上述问题，经常会有不同主张的激烈交锋。党内的这种交锋与斗争，实质上都是正常的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指出，一般说来，这种交锋与斗争，只要符合党的组织原则，都是正常的党内斗争，都属于内部矛盾。除非是像陈独秀、罗章龙那样主动脱党，像张国焘那样叛党投敌，像高岗那样自绝于党。事实上，历来在路线斗争中的代表人物，除了在职务上有所变动外，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彭德怀，哪一个不是仍旧留在党的领导层，继续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真正的共产党人，理该“能上能下”。党内斗争，只要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不是搞非法政变，都是正常的。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实际上就是建国以后党内又一场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要不要维护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三面红旗”？要不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防止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控制？
中共自1956年9月八大以后，实际上确立了以副主席刘少奇（负责主持政治局——党中央决策机构，1959年4月就任国家主席）、邓小平总书记（负责主持书记处——党中央办事机构）为一线领导，以毛泽东主席为二线领导的领导体制。同年底，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俗称“三大改造”），全国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后，又有周恩来总理提出“大跃进”口号①，刘少奇在河南抓点创办了“人民公社”，均受到毛主席支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构成了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统称“三面红旗”。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时高层领导普遍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对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当年（1958年）的钢产量为1，070万吨，要比上年翻一番；估算本年的粮食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要比上年增产60—9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真理往前一步，成了谬误。在一线领导的大力推动下，大跃进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刮起了一股“浮夸风”（虚报产量邀功）和“共产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是毛主席第一个在视察中发现了“左”的问题。仅距北戴河会议结束62天（北戴河会议结束于8月30日），毛泽东主席即于当年的11月2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明确地批评了实际工作中的“浮夸风”与“共产风”。认为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三收款”，是无偿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错误。提出必须坚决纠正，予以退赔。确定人民公社是：“三级（社、队、小队）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接着，又于同年11月下旬、1959年2月与4月，先后召开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继续纠“左”、纠偏。
为了解决纠“左”的上下阻梗问题，4月29日，毛泽东主席还特地亲自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直接发到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同志手里，着重讲了有关“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和“讲真话”六件事，要求他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听从瞎指挥，不要虚报产量。真可谓是苦口婆心，坚决纠“左”！
一句话，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通过四次会议和一封“公开信”，对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倾向，作了纠“左”、纠偏的努力。然而，问题似乎并未彻底解决。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克服“左”的错误，这才有了1959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又延伸为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的会议，后才演变为八届八中的“批彭”会议。
庐山会议从7月1日开始，毛泽东主席提出包括“读书”、“形势”、“团结”等18个问题，开展讨论。主席对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发展计划。
会议一直开得很好，与会同志都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彭德怀也在西北小组的讨论中作了发言，对“大跃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然而，就在会议接近尾声、开始讨论“会议纪要”的时候，7月13日，彭德怀却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万言书”。在“万言书”中，彭除了重复在西北小组上的发言内容外，也没有什么新意。细究此信的含义，无非就是为了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要求追究一线领导的政治责任。
彭德怀的“万言书”，在庐山会议上引发了党内两派的剧烈交锋与斗争。以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为一派；以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为另一派。面对双方交锋，毛泽东主席必须表态。要么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追究刚扶上去的刘少奇（刘已在同年4月就任国家主席）等一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要么支持一线领导人，维护党的团结，批判彭德怀等人实质上反对八届中央“三面红旗”的政治路线。
在毛泽东主席看来，你彭德怀的这些意见，我在简报上早都看到了，有什么必要再写这么一个“万言书”？“三面红旗”是八届中央所确定的路线，一线领导在执行中确实出了偏差，犯了“左”的错误，但这毕竟是工作中的错误，如今中央既然已经作了纠正，再要去追究责任，似乎不妥。你彭德怀既然是为了纠“左”，为什么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讲，在武昌会议上不讲，在上海会议上不讲，现在庐山会议上，问题已经解决了，会议也要结束了，你再要联合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这究竟是为什么？联系彭在历史上的表现，这才有了他的《“7.23”批彭发言》。
原本毛主席对彭的批判，想限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但彭的暴烈性格与桀骜不驯的态度，激化他与一线领导和极大多数同志们的矛盾，刘少奇、彭真等人逼着毛主席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的问题②。鉴于这场斗争具有反对一线中央领导的性质，为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与统一，最后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作为这次党内路线斗争结果，彭被免去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庐山会议“批彭”的国际因素
毋容讳言，在庐山会议“批彭”问题上，面对“彭、张、黄、周”等人与一线中央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毛泽东主席作为党的领袖——中共中央主席，他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带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批彭”的呢？
其实，彭德怀案最后所以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当时的国际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1956年后党内“亲苏派”影子重现。
由于历史原因，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两大派：亲苏派与本土派。1935年遵义会议前，亲苏派一直主导着中国革命的命运；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才真正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航向。由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卓越贡献与领导才能，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亲苏派土崩瓦解，纷纷与王明分手，站到了“拥毛”一边。到中共七大召开时，基本上已是本土派的一统天下。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大反斯大林。受这股思潮影响，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为代表具有留苏背景的一些领导人，以加强“集体领导”为借口，形成了一股与苏共遥相呼应的暗流。这使中共八大：
在政治上，否定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代之以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路线。（后经毛主席的努力，1958年3月，才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重新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提法）。
在组织上，削弱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刘少奇提议增设4名副主席、一名总书记，实行六常委制）。八大后，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以刘邓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体系正式形成。
在思想上，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中共九大才又恢复）。
中共党内“亲苏派”影子重现，必然引起毛泽东对苏联重新控制中国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警惕。
第二，彭德怀具有一定的亲苏倾向。
彭德怀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自1954年上任以来，主张以苏联为榜样，实行军队正规化、军衔制（毛泽东对此其实有保留，故军衔制在1964年又被取消）。
自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与裂痕已经出现，且随时间推延在不断激化。然而，彭对这些矛盾（中方认定苏方是修正主义，而苏方则认定中方是教条主义）的发展似乎漠然无知。
彭德怀先后于1957年、1959年两次访苏。一次是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随毛主席一起去的，毛回国后彭留下继续访问活动。第二次是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与东欧各国。两次访苏，均受到高规格接待，多次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面，被赫鲁晓夫赞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受到器重。彭在访苏期间，则反复强调“向苏军学习”，说“苏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好榜样，我们回国后，要用特殊的、适合中国军队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实施”。特别是彭第二次访苏，6月13日刚返国抵京，紧接着6月20日，北京就收到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通知，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这无疑使毛泽东对苏联极端不满。
加上本次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上“万言书”，内有像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原亲苏派领导人）、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那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外有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这种形势对彭非常不利。
第三，李锐反戈一击，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据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事后回忆：毛泽东《“7.23”批彭发言》后，当晚原先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周小舟、周惠（湖南省委书记）、李锐（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人聚集在黄克诚住处“发牢骚”，彭德怀也去了，还有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他们在一起讲了一些犯忌的话，包括埋怨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没想他们的活动被负责庐山会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发现。事发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撒谎信，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可是，到了8月11日，李锐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同案犯”的身份作了一个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的发言。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自己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这让彭德等人陷入极大的被动。
李锐在检讨前的某夜，还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参见张杰：《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2015年8月31日“红歌会网”）
第四，彭被揭发“里通外国”。
据贺龙在18日到21日第三组的讨论中揭发：“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贺龙在此揭发说“请红军来”，意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造反”之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王光美在2006年接受过一次访谈，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少奇当年认定彭有“里通外国”的看法：
庐山会议期间，正好由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的语言十分相似；
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说过：“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
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说明两国关系不好。可是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却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彭德怀）“为民请命”，具有有国际背景。（参见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接受采访时也反映过一件事。说彭德怀在1956年曾经对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
这句“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充分证明：彭确实曾经有过想要改变中共领导层的想法。朱还讲道：
“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师东兵采访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谈话实录》）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发言更为尖锐，可谓一针见血：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回国上山（指庐山）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盛情招待并和你交谈那么长时间，又把你捧得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不然为什么会和他的腔调一致？”
彭德怀对林彪的指责进行了否认。但他对大跃进的态度和言论为什么会和赫鲁晓夫那样一致？未能作答。也许这只能成为永久之谜。
也许正是综合了上述各项因素，特别是有关的国际因素，促使毛泽东主席为杜绝后患，最终做出了“批彭”的决定。
注：
①甄一：《总结探索，说说大跃进的来龙去脉——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2013年1月21日“天涯论坛网”）
②据毛泽东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7月31日，“……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详见拙作：《庐山会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011年4月26日“红歌会网”）
毛是党的主席，所有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还是要经他同意。南宁会议批总理，是大跃进的开始。
出毛是党的主席，所有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还是要经他同意。南宁会议批总理，是大跃进的开始”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请教你必须针对性回答我如下反问了：
1）试问：毛主席所有批发的文件中的政策，有否具体白纸黑字地明确指示，“大跃进”必须搞农村大锅饭之“大食堂”、包括夫妻在内地男女分开睡觉的“集体宿舍”之类的“大刮共产风”呀？有否具体白纸黑字地明确指示必须弄虚作假地搞“浮夸风”式“谎报军情”而欺上瞒下所谓“亩产万斤”呀？
2）试问：毛主席所有批发的文件中的政策，有否具体白纸黑字地明确指示，必须搞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之类复辟倒退的邪门歪道呀？
如果都有的话，麻烦你，请具体转来该党史记载之链接。让俺认真领教一番真相！好吗？否则的话，那么你所谓的那句“对党史的无知”的话，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真实写照了！也就等于：你在承认你自己确确实实“对党史的无知”，却还不懂装懂了！呵呵呵
验证了！看看邓右党们在毛走之后，疯狂地迫害王张江姚，公报私仇，对毛主席做死无对证、缺席审判的秋后算账的事实，就可见一斑了！
其实，无论任何国家和社会，其每一历史时期，无不有其具体历史阶段性之具体国情、而产生的具体人和事，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历史上，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具备了凭其“功高”可“震主”政治资本之后，只要其政治野心膨胀而动机不纯的话，其所有僭越常规法理而乱政乱纲的言行举止，往往就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而极易误导视听。
前两天，偶然在微信网上，阅读到了一篇作者名为梁衡，而标题为《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的缅怀彭元帅的文章。尤其针对性地倍加赞赏了彭老总当年庐山会议上，那所谓“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犯颜直谏”勇气...... 当然，也就意在处处为其鸣冤而不平。
该文链接为：https://mp.weixin.qq.com/s/mAHU0ey2HR7ovfVqBXU4lA
说到这里，在继续尽量客观中立而实事求是地将话题展开而往下说之前，俺得必须这么声明一番：本草民的内心上，完全敬仰、爱戴并崇拜彭德怀历史上之所有永垂青史的彪炳战功，以及一生中大多时候的为人政治品德和操守。故而，自己文中的说话，纯属根据一些值得采信的相关党史记载，在网络上所公开披露的信息，而针对性彭德怀庐山会议上所发生历史性问题，尽量做客观中立、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说话。不存在任何欲对彭总本人一生功勋卓著的客观历史，有任何不敬之意。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认真地阅读了该篇文章后，总觉得，作者的通篇东西，疑似在故意以罗列和渲染彭德怀在军事史上的种种彪炳史册的战功的同时，并偷换概念、似是而非地断章取义或以点代面历史，来模糊私人情感和客观政治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进而达至以私人感情用事的手法，替代对国家政治、政党政治历史上具体的人和事，就必须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实事求是而客观中立之根本原则！然后，借此指桑骂槐地连带着接下去，“夹带私货”地继续盲目否文革、反文革！而否、反那经实践检验已经验证为英明正确而及时的文革，就必然政治动机走向否毛反毛！
首先，我完全无意否认该文章之从一开头，便详细地罗列着彭德怀元帅那种种实实在在而举世公认、彪炳史册的诸多战功。然而，其遣词造句之所谓“蔡元培评价民国功臣黄兴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先生’。此句用于彭，‘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的定义的话，疑似就严重地有欠于客观历史之实事求是，而反倒有损于彭元帅之本该具备的正义声誉和形象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共党史上，历次的路线斗争中，即使彭德怀每每仍留任其岗位或更高位时，只要毛泽东在在军中的主导位子被政治打倒、被排挤、被弃用，就是共军几乎屡战屡败，甚至惨遭重创而损失惨重、乃至彻底被击垮而大逃亡之时......而每每恢复毛主席回到军中的主导地位时，整个局面就由被动划为主动、有失败转为胜利，转危为安。这全都是历史公认的事实。
因此，这一切，又跟作者文章所悖论客观事实求是的原则，而过份夸大其词的所谓“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的说道，有啥必然关联呢？因为，共军中，毕竟还有类似朱德、林彪、粟裕等众多“战神级”般的将帅在着。
故而，客观中立地实事求是而言，这话改版之所谓“无彭则无军威，有军必有先生”的说道，与其说用在彭身上，还不如说，似乎用在毛主席的身上更为贴切吧！而共军发展史之由弱到强之演绎事实，毕竟就是：非毛化则战必输，毛武化则攻必取。
否则，整个历史真相，不就典型的历史之本末倒置，而势必导致有人可如此这般地篡改历史、忽悠视听了。而作者的这种本末倒置、断章取义着篡改历史的手法，与其行文中一直强调着重复那遣词造句而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言，不就完全背道而驰了嘛！连作者自己本身，都在偷换概念地说着似是而非的伪命题，那还算得上是所谓“实事求是”吗？这就极具讽刺意味了！
然而，问题的本质就是：否毛反毛，就必然导致否毛思想，再进而否共而倒社。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演绎之必然因果公式。为何这么个结论法呀？其逻辑就在于：因为，毛泽东及其毛思想，本来就是举世公认的中共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军队的整个军事战略之军魂。
否则，试问：非毛化了三十多年以来的当今执政党，其所作所为之本质，还可能是货真价实的马列主义宗旨的中共吗？而不是典型的邓右党性质“特色”伪共集团了吗？那不正是邓右所搞宗派主义之拉帮结派而建立裙带关系党、及其悖论法规之乱政乱纲地搞“垂帘听政”式所指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哥、所欲改旗易帜的所谓“社会党”嘛！这不正是政治之实质性颜色革命而颠覆或替代身正的中共，然后，再进而窃取毛时代的中共所打造和遗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资产，又是什么呢？
写到这里，俺就忍不住不妨题外话式，顺带试问一番该文作者的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了：梁大人，是否也不妨公平公正地专门针对性撰文写过另一篇，这类涉及当今党国政府高层问题的政论文了呀？否则，你不也在那里，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地尽是高喊些空洞无物的虚伪口号。而实为纵容了邪恶，而更为根本不敢如你自己所口口声声之所谓“犯颜直谏，就是实事求是，纠正上面的错误，准备承担‘犯上’的最坏后果”了嘛！
然而，在涉及到如何断章取义历史着扬彭而否毛反毛、“莫须有”罪名地诬陷毛的问题上，却就那么勇敢地所谓“犯颜直谏”了。那不就完全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而透视出作者那典型的政治双重标准，其根本的政治动机就疑似欲彻底否毛、再进而为彻底倒共颠社，而作理论上之误导视听的铺垫了嘛！
然而，问题是：无论任何政党政治或国家政治，无不涉及政党、国家和民族等公共切身利益的祸福与否、生死存亡之演变的根本问题！而容不得任何欲挟己功高欲震主之威，来改变党国最高政治宗旨及其政治路线！故而并非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
这就完全类似干企业经营一样：友情还友情，生意还生意；在商言商，在政说政。必须实事求是而客观中立地看待之，而就事论事之！否则，啥都凭感情用事来替代政治的话，那么，就势必无异于睁眼瞎般，熟视无睹地罔顾客观事实上、逻辑上事物之孰主孰次、孰先孰后的前因后果过程了。就必然导致断章取义、而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之政治误导视听！而严重地、扭曲地“莫须有”罪名式诬陷了当时应对正确的毛泽东！
而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切的一切，其历史的真相果真类似作者所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而似是而非地刻意部分掩盖或断章取义的扬彭而贬毛性质之所谓“彭德怀是党内高级干部中第一个犯颜直谏，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他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的说法，以及彭元帅庐山“犯颜直谏”之举，其当时的政治动机，果真的那么纯粹了吗？同时，而当时的毛主席，又果真如彭德怀之所谓：“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的特别情绪化说道吗？
若非弄虚作假、而完全根据党史记载所披露该段历史之演绎中，其先后秩序以及前因后果的话，则未必是作者所如此这般的歪曲性误导视听!
为何这么说呀？党史所披露的历史真相，却是：
第一，彭大将军，是59年年底就已经深入基层调查完了他所知道的情况。然而，与此同时，毛主席，实际上也已经从其它渠道了解到了类似的情况。而彭却并未及时地汇报给毛主席。而是，人为地拖延了超过半年之后，才庐山会议上，而且还是姗姗来迟地拖到整个会议已经有了相关的、共识性的结论，而整个大会也已进入尾声。
而在此庐山会议之前，他仍然分别有两次中央重要的工作会议的机会，完全可以将其所调查到的问题，向大家或毛反映。然而，不知为何，他并未如此做。却毫无正常道理逻辑地拖到这次，庐山会议都进入尾声而人们正纷纷开始下山之后，他才上来提这事。这种人为刻意地“打时间差”言行举止，若搁在非政治家、非军事家的其他普通人而言，也许还能勉强地忽悠过去。然而，搁在身为大军事家、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身上、再进而结合当时整个会议具体政治氛围、以及国内外政治局势而言，那就显然在逻辑上说不过去，而疑点重重了......那是能瞒得住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主席，以及其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与会政治家们之诸如：刘少奇、周恩来、贺龙等老军头的吗？ 当时，邓小平和林彪都分别因故未实时在场。而林，则是后来应召才上山者。
故而，作为当时主持整个会议的中共老大的毛主席，能罔顾大家的政治情绪，而熟视无睹、而不做任何必须之政治选边站的表态吗？而是和稀泥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是二者必居其一！更非那类情绪化口号性的所谓“刚正不阿”或“犯颜直谏”的简单句、可轻易敷衍得了的。而是你所谓的“刚正不阿”或“犯颜直谏”是否客观事实求的“新闻”。而非人家早已了解到了的重复性“旧闻”！
第二，做为政治性质的人和事而言，凡属悖论逻辑性反常之行为，就必有其动机非纯之嫌疑。
故而，从政治手腕之“战略战术”而言，显然，彭帅并非满意整个行将结束的会议中，那些基本定调了的政治结论和决策。以及那仍继续信任、并维续原先那刘邓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格局。这就是他当时政治上极度不愿苟同，而有所情绪化之反应。所以，彭疑似欲颠覆之。
因为，当时整个庐山会议所总结而意在纠正的错误和失误，恰恰正是，刘邓周之前所主持的中央一线工作中，违背客观发展之科学逻辑规矩、违背中央之前“大跃进”总路线之原定的政策举措，而擅自另行倒行逆施之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之类的胡作非为。而并非意在打着“反冒进”的幌子下，连本来道路和方向完全正确、且其具体实践之举措也吻合客观发展科学逻辑规矩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也给所谓“反冒进”给“反”掉了！
所谓的“冒进”，其定义之准确所指，应该是刘邓之前所搞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共产风”、“浮夸风”！具体例子诸如：农村搞不切实际的“大食堂”即“大锅饭、“集体宿舍”之分别男女宿舍之类；以及官僚主义之自上而下的“吃快餐”式，层层压指标、下军令状。然后，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之下，谎报军情式弄虚作假地瞎报“亩产万斤”之类泡沫式经济。这才是当时所谓“冒进”的主要矛盾、问题之关键！而所谓“反冒进”之必须该“反”的对象，恰恰正是刘邓们之前所形左实右之胡作非为，而因果效应地导致了国家经济之重大损失、甚至出现个别地方饿死人的、悖论发展客观规矩而盲目莽撞的“共产风”、“浮夸风”之类性质的“冒进”！而非本末倒置地将那纯属策略性、精神鼓励性质的“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法之遣词造句，来混淆概念是非地当作“冒进”来“反”之。以免突然反倒冷却了，那已经激励起来了的群众干劲热情和积极性。正所谓古人云：“气可鼓而不可泄”也。其实，这也正吻合毛泽东思想之前说过的那样：“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这种理念境界。这完全具备了逻辑上积极意义之正确性
而非今天那些这四十多年来，那些拥邓扬邓、而否毛反毛的政治右派们之，欲借颠倒黑白地混淆历史之本末式，而另行将扬彭之庐山会议所谓“犯颜直谏”作夸大其词的误导视听、而意在将当年自己所犯的那些“共产风”、“浮夸风”之因果罪责，作死无对证、缺席审判式诿过卸责于那当年已处于推举二线、却一直在侧面帮助跟踪纠错的正义领袖毛主席！这就是当今那些拥邓、而借杨彭以贬毛的政治反毛党徒们，总欲以点代面说历史，而偷换概念着做似是而非之歪理谬论的误导视听，而可谓政治动机或用意，险恶之所在了！
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明显不满庐山会议之定论以及所形成的决策的彭德怀，只能寻求在会议的尾声，企图以该封致毛的“万言书”，行尝试行政治上最后孤注一掷之举……看能否扭转局面，以达至必须严厉问责刘邓周（邓未到会）等时任一线中央领导层，在大跃进中的那些莽撞“冒进”性的“共产风”、“浮夸风”等胡作非为之举，所谓导致的严重失责失误的恶果问题。显然，彭当时的根本政治意图，就是颠覆以刘少奇为首的时任一线中央领导机构......
而彭以看似“私函”的形式向毛递信，这当然就明显地意欲私下逼毛为其站台而表态……这也正是为何，彭所写的那通篇内容，纯属“公函”性质的“万言书”，之所以他本人没有公开在会上宣读，而却以私函的称谓方式来写给毛主席之所在了……这不就“战术”策略上，意欲首先“私通”毛之意、而显然其政治动机始终未被视为“纯粹”之所在、而实在强毛所难了嘛！
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而言，他就不能悖论法理政纲而以“私函”的性质处理之了。而必须根据该信件之内容纯属“公函”性质，而依法依规、公事公办地在政治上，完全透明性地交由与会者，来做公开而民主言论自由性的讨论之了。以便形成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后，他才好根据当时党内的政治“民意”，而在党规之“少数服从多数”的规范下之定夺乐……而这，也许恰恰正是毛主席政治上英明而高人一筹之所在、而彭所根本预料不到之所在！
因此，彭这一举动，就必然惹来彭德怀本人以及少数的那几个附和者所形成的政治阵线，与那同时与会者的刘、周、贺等中央的绝大多数高层所形成的阵线，产生激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争论！这也正是为何在庐山会上，彭致毛之信，被实行政治透明度而公开之后，他们几个人，就立即成了众矢之的，而倍受孤立……尤其是刘、周、贺等，所组成的完全“民主言论自由”性质的抨击火力，那更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客观中立地透视该才庐山会议之争，其本质上，是当时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少数人，与刘少奇和周恩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高层之间，那“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罢了。而毛，无非就是政治上为维护当时整个中共中央高层的绝对团结和稳定，而“选边站”性质地保刘周，而批彭罢了。因为，当时的毛，还根本无意改变才刚刚正式上任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地位。而这也正是为何，庐山会议之后来刘少奇所主持重要会议上，刘仍一再重申这么个意思：谁的案都可以翻。却唯独彭的定案不可平反翻案...... 并，声称，彭之罪过，实乃里通外国、投靠苏修等之类的话......因此，还惹来过彭总知道后，之强烈抗议呢。
因此，不妨试问：今天那些一直在网络论坛上断章取义、或倒装剪贴着历史、或以点代面而偷换概念着“盛赞”彭德怀元帅，当年如何如何的所谓“犯颜直谏，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他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一封谏书前”、所谓“刚正不阿、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等之类的政论写手们，怎么不也公平公正地大书特书一番，彭德怀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也确实政治误判，而多少有过那么点私心杂念，而因此一时情绪化冲动，而违规乱纲之举地恶化整个政治氛围之错误的另一面呀？那么，这不就典型的疑似政治动机不纯性质之故意在歪曲事实、误导视听地诬陷毛主席了嘛……以便可凭此做实着，可继续维系那伪共官媒几十年来之人格贬毛而非毛化嘛......
同时，也再不妨试问：当年之那时那刻的毛泽东主席，难道他还能忤逆党内之绝大多数的“民意”，而为那当时在大会上明显处于极少数人之意志的彭大元帅吗？即便换做是今天那些，仍在一直断章取义历史、或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来偷换概念着作似是而非之扬彭而贬毛、并连带否文革的反毛公知写手们，假设由你们来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首脑的话，你们也有胆量忤逆整个大会之绝大多数“民意”之支持刘周。而逆向选择为彭德怀站台吗？这显然是不可信的！
而且，也不妨试问：难道“功高震主”的军事家，其所有“犯颜直谏”之举，就必然完全正确而无可挑剔了吗？就必须纵容以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中央主席、甚至整个党中央之上而听之顺之吗？就必然即便明显莽撞犯错，就不能政治“打倒”或撤职了吗？否则，就是必须强词夺理地被冠之于所谓“迫害”、所谓“冤枉”、所谓“错案”了吗？且还不允许任何实事求是地揭穿历史之真相的据理“争论”了吗？这不就更是悖论作者自己那所谓“实事求是”、“犯颜直谏”的根本说道了嘛！
而即便后来选择了林彪替代了彭德怀，就有啥违法违规之大逆不道了吗？而当时同样被誉为“战神”而照样是战功彪炳史册的林彪元帅，就肯定是坏人了吗？这不就太唯心主义性质而好毫无事实根据之瞎蒙瞎猜类、等同于预置性诬陷林彪了嘛！
这就是作者该篇题为《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的文章之历史逻辑漏洞之所在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是不可能以个人感情好恶之感情用事于涉及党国之存亡、民生之福祉的政党政治的！
由此可见，梁衡之文中，其悖论实事求是而夸张之所谓彭德怀“犯颜直谏，就是实事求是，纠正上面的错误”的说道，纯属伪命题！而又以援引彭总之所谓“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情绪化指责，以便指桑骂槐地影射性意指毛主席，也纯属无中生有伪命题之诬陷！
而彭当时之倒台，实事求是地说，就孤立性其因果关系而言，却未必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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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盲而狡辩者，总热衷于提问些诸如”有邓右的反革命集团,中国能否超过北朝鲜?“的伪命题 凡是拿朝鲜来讽刺挖苦者，没有几个非政治井底之蛙而不懂装懂者！ 历史一直佐证着毛泽东时代真正的改革开发并奠基了今天国家现代化！而邓右则破坏之 从李维汉说57年“反右斗争”之因果正确，再透视邓右胡乱邦形左实右 毛时代“党领导一切”乃全球民主宪政，人民当家作主即“还政于民”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还特喜欢瞎蒙瞎猜着、无中生有地胡说八道好吗？否则，就请你具体举例出，文章中有那一段的遣词造句是如你所梦游般的胡说八道的了呀？呵呵呵
令后人对历史的论证，自发性觉得有说服力而可信！而非类似邓右们那样，一直在为了自己那点自私自利的邪恶政治图谋，而颠倒黑白历史、掩盖篡改历史、或断章取义历史着选择性定论或好或坏！就好像邓小平们一直在滥用职权、践踏司法着颠倒历史之主次，而本末倒置地伪造或杜撰历史，以便呈达至一时贪功诿过卸责之快。然而，有用吗？历史的真相，毕竟永远都摆在那里，而根本无法弄虚作假、涂脂抹粉着更改。经过历史的人们，多着呢，眼睛都是雪亮的。心里明白得很！否则，今天就根本不会有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基层百姓，自发性主动地上街为毛泽东说公道话了！邓右伪共那些涉嫌违法犯罪性质而乱政乱纲的历史，之诸如：六四开枪事件等，你以为还真的能永远掩盖着篡改历史下去吗？整个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之自欺欺人！就凭胡耀邦走之前对杨尚昆亲口的揭发揭秘，就已经够呛了！那是官方所掩盖之所谓没有杨尚昆日记，它就不存在啦？就被彻底销毁啦？呵呵呵
本不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直接指挥者，这么个历史都不知道。还在成天瞎蒙瞎猜着以讹传讹着胡说八道！呵呵呵
的“地摊文学”了！知道吗？最可怕而无法采信的恰恰正是那些地摊历史册子，然后，再由你这类人来拿着地摊幻想小说式的伪历史，来作以讹传讹的误导视听。呵呵呵
http://m.aisixiang.com/data/48079.html
的对话链接。起码，我又可以从另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方的问题。而且，张道一的谈话，还从反面透露了不少可证实我的某些看法的信息。我愿意另行研读之后，再另行针对性回应之。
不过，必须言归正传的是：请看清楚你我之间的对话，而我是怎么针对性向你提问。而你又是怎么答非所问我所要的链接的。请看如下：
你对我的原始跟帖是这样的，称：“后来彭真也说过，毛犯了错误也必须做检讨，毛就下决心打倒彭真了”。
而我的反应性回帖是这样的，称：“呵呵，你这段涉及彭真的说法，有具体党史披露可佐证吗？转接个链接来看看。呵呵 否则，不就典型的信口开河之胡说八道嘛”。
对吗？由此可鉴，我所向你针对性信息索取的是，涉及你最关键那句：“......毛就下决心打倒彭真了”。故，你有什么党史证据，可以佐证，毛当年之所以“打倒彭真”，其因果关系，完全是由于你、或张道一秘书所以点代面、并偷换概念所瞎蒙瞎猜的所谓“后来彭真也说过，毛犯了错误也必须做检讨”的理由根绝呢？你能找出来给我佐证一番吗？否则，你不就仍然没有解决我的判断问题嘛！对吗？因为，你对该问题因果关系之定义，与我所网上查阅到的因果关系之结论，根本不一样！另外，从整个张道一的谈话内容、及其口吻而言，他的信息纯属情绪化之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的“孤证”。而并非党史所披露的涉及彭真之所以倒台的根本因果关系所在！而我之所以定义张道一的话，纯属“情绪化之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那是因为，张道一在文革中曾被政治打倒。所以，他就必然有情绪上之怨恨而不可能客观中立地就事论事说话。而且，张道一谈话的许多话，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了彭真当年的问题（详细展开该话题，我可以另行抽空回头，做针对性客观中立的就事论事）。我这种说法，客观逻辑上，没毛病吧？
因此，为了暂时不要扯得太远。请你尽快讲涉及你所谓：毛之所以“打倒彭真”，仅仅是因为彭真说过毛有缺点也可以批评。以及也请同时佐证一番，毛从未因为自己有缺点或错误，也而“不认错”、而“不检讨”的具体证据。因为， 我所看到的权威报道，不是这样的。1）毛在“七千人大会的检讨”本身，就是一个“检讨”。2）毛在913事件之后，对贺龙问题之冤案，曾被林彪弄虚作假的信息所欺骗，而悔恨时，也坦诚过，他“有责任”等。这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检讨”了！你或张道一或彭真怎么说毛从“不认错”或“不检讨”呢？你这不就整个在情绪化式睁着眼睛说瞎话之误导视听而“莫须有”毛泽东了嘛！那么，你的说话，还有起码的客观性公信力吗？我只恳请：你我之间讨论问题，都不要弄虚作假、无中生有地造谣或传谣。就针对性问题，而正反都说！而且，必须以能在网上查阅得到的官方证据可佐证之！好吗？否则，你就不要来对我愚民政治似的，胡说八道。好像我来论坛跟帖之前，都没有具体、针对性查阅过核实过什么似的！好吗？
历史勾陈——彭德怀在1959为何受到群众批判？
关于中共党史问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等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它“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据此，实际上就是宣布：一、1959年的“批彭”斗争是错误的，是没有必要的；二、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产物，也正是这场斗争，“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此论一出，彭德怀立即成了一位“为民请命”的“英雄”；毛泽东主席则成了“暴君”，历史被蒙上了一层重重迷雾。在历经了30多年的云遮雾障，人民领袖受尽了莫名的污垢以后，随着人民群众的不断觉醒与庐山会议“批彭”真相不断披露，如今已到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事实上，彭德怀确实有错。“批彭”是党内的路线斗争的一种必然，是必要的；“批彭”根本不是毛泽东主席的“个人专断”，恰恰是当时集体领导的决策；促使“批彭”局面最终形成，这与当时的某些国际因素是分不开的。
“批彭”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内，历来存在着路线斗争。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内正确与错误两种思想、两种政治主张、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诚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先后发生过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罗章龙、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的、“左”倾的，或分裂党的六次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六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才赢得了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不要高举“三面红旗”——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有上述问题，经常会有不同主张的激烈交锋。党内的这种交锋与斗争，实质上都是正常的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指出，一般说来，这种交锋与斗争，只要符合党的组织原则，都是正常的党内斗争，都属于内部矛盾。除非是像陈独秀、罗章龙那样主动脱党，像张国焘那样叛党投敌，像高岗那样自绝于党。事实上，历来在路线斗争中的代表人物，除了在职务上有所变动外，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彭德怀，哪一个不是仍旧留在党的领导层，继续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真正的共产党人，理该“能上能下”。党内斗争，只要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不是搞非法政变，都是正常的。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实际上就是建国以后党内又一场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要不要维护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三面红旗”？要不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防止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控制？
中共自1956年9月八大以后，实际上确立了以副主席刘少奇（负责主持政治局——党中央决策机构，1959年4月就任国家主席）、邓小平总书记（负责主持书记处——党中央办事机构）为一线领导，以毛泽东主席为二线领导的领导体制。同年底，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俗称“三大改造”），全国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后，又有周恩来总理提出“大跃进”口号①，刘少奇在河南抓点创办了“人民公社”，均受到毛主席支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构成了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统称“三面红旗”。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时高层领导普遍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对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当年（1958年）的钢产量为1，070万吨，要比上年翻一番；估算本年的粮食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要比上年增产60—9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真理往前一步，成了谬误。在一线领导的大力推动下，大跃进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刮起了一股“浮夸风”（虚报产量邀功）和“共产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是毛主席第一个在视察中发现了“左”的问题。仅距北戴河会议结束62天（北戴河会议结束于8月30日），毛泽东主席即于当年的11月2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明确地批评了实际工作中的“浮夸风”与“共产风”。认为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三收款”，是无偿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错误。提出必须坚决纠正，予以退赔。确定人民公社是：“三级（社、队、小队）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接着，又于同年11月下旬、1959年2月与4月，先后召开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继续纠“左”、纠偏。
为了解决纠“左”的上下阻梗问题，4月29日，毛泽东主席还特地亲自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直接发到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同志手里，着重讲了有关“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和“讲真话”六件事，要求他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听从瞎指挥，不要虚报产量。真可谓是苦口婆心，坚决纠“左”！
一句话，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通过四次会议和一封“公开信”，对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倾向，作了纠“左”、纠偏的努力。然而，问题似乎并未彻底解决。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克服“左”的错误，这才有了1959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又延伸为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的会议，后才演变为八届八中的“批彭”会议。
庐山会议从7月1日开始，毛泽东主席提出包括“读书”、“形势”、“团结”等18个问题，开展讨论。主席对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发展计划。
会议一直开得很好，与会同志都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彭德怀也在西北小组的讨论中作了发言，对“大跃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然而，就在会议接近尾声、开始讨论“会议纪要”的时候，7月13日，彭德怀却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万言书”。在“万言书”中，彭除了重复在西北小组上的发言内容外，也没有什么新意。细究此信的含义，无非就是为了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要求追究一线领导的政治责任。
彭德怀的“万言书”，在庐山会议上引发了党内两派的剧烈交锋与斗争。以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为一派；以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为另一派。面对双方交锋，毛泽东主席必须表态。要么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追究刚扶上去的刘少奇（刘已在同年4月就任国家主席）等一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要么支持一线领导人，维护党的团结，批判彭德怀等人实质上反对八届中央“三面红旗”的政治路线。
在毛泽东主席看来，你彭德怀的这些意见，我在简报上早都看到了，有什么必要再写这么一个“万言书”？“三面红旗”是八届中央所确定的路线，一线领导在执行中确实出了偏差，犯了“左”的错误，但这毕竟是工作中的错误，如今中央既然已经作了纠正，再要去追究责任，似乎不妥。你彭德怀既然是为了纠“左”，为什么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讲，在武昌会议上不讲，在上海会议上不讲，现在庐山会议上，问题已经解决了，会议也要结束了，你再要联合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这究竟是为什么？联系彭在历史上的表现，这才有了他的《“7.23”批彭发言》。
原本毛主席对彭的批判，想限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但彭的暴烈性格与桀骜不驯的态度，激化他与一线领导和极大多数同志们的矛盾，刘少奇、彭真等人逼着毛主席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的问题②。鉴于这场斗争具有反对一线中央领导的性质，为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与统一，最后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作为这次党内路线斗争结果，彭被免去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庐山会议“批彭”的国际因素
毋容讳言，在庐山会议“批彭”问题上，面对“彭、张、黄、周”等人与一线中央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毛泽东主席作为党的领袖——中共中央主席，他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带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批彭”的呢？
其实，彭德怀案最后所以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当时的国际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1956年后党内“亲苏派”影子重现。
由于历史原因，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两大派：亲苏派与本土派。1935年遵义会议前，亲苏派一直主导着中国革命的命运；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才真正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航向。由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卓越贡献与领导才能，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亲苏派土崩瓦解，纷纷与王明分手，站到了“拥毛”一边。到中共七大召开时，基本上已是本土派的一统天下。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大反斯大林。受这股思潮影响，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为代表具有留苏背景的一些领导人，以加强“集体领导”为借口，形成了一股与苏共遥相呼应的暗流。这使中共八大：
在政治上，否定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代之以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路线。（后经毛主席的努力，1958年3月，才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重新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提法）。
在组织上，削弱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刘少奇提议增设4名副主席、一名总书记，实行六常委制）。八大后，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以刘邓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体系正式形成。
在思想上，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中共九大才又恢复）。
中共党内“亲苏派”影子重现，必然引起毛泽东对苏联重新控制中国党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警惕。
第二，彭德怀具有一定的亲苏倾向。
彭德怀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自1954年上任以来，主张以苏联为榜样，实行军队正规化、军衔制（毛泽东对此其实有保留，故军衔制在1964年又被取消）。
自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与裂痕已经出现，且随时间推延在不断激化。然而，彭对这些矛盾（中方认定苏方是修正主义，而苏方则认定中方是教条主义）的发展似乎漠然无知。
彭德怀先后于1957年、1959年两次访苏。一次是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随毛主席一起去的，毛回国后彭留下继续访问活动。第二次是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与东欧各国。两次访苏，均受到高规格接待，多次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面，被赫鲁晓夫赞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受到器重。彭在访苏期间，则反复强调“向苏军学习”，说“苏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好榜样，我们回国后，要用特殊的、适合中国军队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实施”。特别是彭第二次访苏，6月13日刚返国抵京，紧接着6月20日，北京就收到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通知，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这无疑使毛泽东对苏联极端不满。
加上本次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上“万言书”，内有像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原亲苏派领导人）、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那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外有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这种形势对彭非常不利。
第三，李锐反戈一击，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据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事后回忆：毛泽东《“7.23”批彭发言》后，当晚原先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周小舟、周惠（湖南省委书记）、李锐（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人聚集在黄克诚住处“发牢骚”，彭德怀也去了，还有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他们在一起讲了一些犯忌的话，包括埋怨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没想他们的活动被负责庐山会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发现。事发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撒谎信，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没有搞什么非组织活动。“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可是，到了8月11日，李锐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同案犯”的身份作了一个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的发言。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自己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这让彭德等人陷入极大的被动。
李锐在检讨前的某夜，还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参见张杰：《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2015年8月31日“红歌会网”）
第四，彭被揭发“里通外国”。
据贺龙在18日到21日第三组的讨论中揭发：“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贺龙在此揭发说“请红军来”，意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造反”之意。（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王光美在2006年接受过一次访谈，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少奇当年认定彭有“里通外国”的看法：
庐山会议期间，正好由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的语言十分相似；
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说过：“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
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说明两国关系不好。可是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却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彭德怀）“为民请命”，具有有国际背景。（参见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接受采访时也反映过一件事。说彭德怀在1956年曾经对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
这句“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充分证明：彭确实曾经有过想要改变中共领导层的想法。朱还讲道：
“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师东兵采访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谈话实录》）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发言更为尖锐，可谓一针见血：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回国上山（指庐山）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盛情招待并和你交谈那么长时间，又把你捧得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不然为什么会和他的腔调一致？”
彭德怀对林彪的指责进行了否认。但他对大跃进的态度和言论为什么会和赫鲁晓夫那样一致？未能作答。也许这只能成为永久之谜。
也许正是综合了上述各项因素，特别是有关的国际因素，促使毛泽东主席为杜绝后患，最终做出了“批彭”的决定。
注：
①甄一：《总结探索，说说大跃进的来龙去脉——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2013年1月21日“天涯论坛网”）
②据毛泽东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7月31日，“……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详见拙作：《庐山会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011年4月26日“红歌会网”）
毛是党的主席，所有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还是要经他同意。南宁会议批总理，是大跃进的开始。
出毛是党的主席，所有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还是要经他同意。南宁会议批总理，是大跃进的开始”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请教你必须针对性回答我如下反问了：
1）试问：毛主席所有批发的文件中的政策，有否具体白纸黑字地明确指示，“大跃进”必须搞农村大锅饭之“大食堂”、包括夫妻在内地男女分开睡觉的“集体宿舍”之类的“大刮共产风”呀？有否具体白纸黑字地明确指示必须弄虚作假地搞“浮夸风”式“谎报军情”而欺上瞒下所谓“亩产万斤”呀？
2）试问：毛主席所有批发的文件中的政策，有否具体白纸黑字地明确指示，必须搞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之类复辟倒退的邪门歪道呀？
如果都有的话，麻烦你，请具体转来该党史记载之链接。让俺认真领教一番真相！好吗？否则的话，那么你所谓的那句“对党史的无知”的话，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真实写照了！也就等于：你在承认你自己确确实实“对党史的无知”，却还不懂装懂了！呵呵呵
验证了！看看邓右党们在毛走之后，疯狂地迫害王张江姚，公报私仇，对毛主席做死无对证、缺席审判的秋后算账的事实，就可见一斑了！